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代史精品课程

第五章洋务运动及民族资本主义兴起

第一节洋务运动的兴起

一、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及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出现了相对 “和好”的局面，这个“和好”是建立在共同对付他们的敌人——太平天国起义，共同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上的。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大大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咸丰帝死后，辛酉政变又除去了一部分守旧的重臣，清王朝的实权落入了弈䜣、曾国藩之手。他们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极力想借重于外国侵略者。早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弈䜣就向咸丰帝上奏说： “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 ”曾国藩和李鸿章之流更是主张要“借夷助剿”太平军。咸丰帝死后他们大权在握，更是放手卖国，屈膝以媚外。外国侵略者一方面认为暂时和好、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北京条约》中所捞取的好处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他们对新上台的慈禧、弈䜣之流相对来说是较满意的，认为可以通过支持这些人来逐步控制清政府，使清政府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因而他们相互利用，帝国主义列强更是借机强化对华的侵略。

从政治方面来看，1861年—1862年间，英、法、美、俄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公使馆，直接对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以加强他们对清政府的影响。而清政府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要求，则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弈䜣为总理，负责一切对外事宜，并兼管通商、海关、海防等事务。这更加方便了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如英国的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在 1866 年就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个《新议略论》，建议清政府“内改政治，外笃友谊” 。他的内改政治主要是要清政府向列强借款，修铁路、办学校、开矿山、训练海陆军等，以满足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进行大量资本输出的要求。 “外笃友谊”主要是要清政府保证各列强在华的利益，并威胁到，如违条约就会遭到列强干涉， “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 ”这篇《新议略论》表达了他们用欺骗、威胁的手法，企图控制中国政局的野心。而弈䜣却说： “威妥玛所陈内治、外交，各种利弊，反复申明，不无谈言微中。 ”

外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夺取了中国的海关权，并借此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英国人赫德长期控制着中国海关大权，并用高薪聘请了许多外国人，充任高级职员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负责人，完全控制了海关的用人、行政大权，在全中国建立起了一套殖民地式的海关制度。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关税日益成为清政府的一大财源，海关税务总司的地位也日益显赫，他对清政府的影响也在迅速加大。赫德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插手中国事务。1863 年他担任税务总司后，不仅把持海关，而且还代清政府对外借款、购买武器，以致干涉一些内政和外交事务。1879年，他建议清政府设立专门的海防机构，并且自荐要担任总海防司，企图控制中国的海军大权。当时清政府内一些人揭露赫德的阴谋，认为赫德虽受中国高位、高薪，但“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

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清政府鉴于各方面的反对，未敢任命赫德主办中国海防，使赫德阴谋落空。

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侵略者这时利用他们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种种特权，进一步加强了对华的经济侵略。1871年中国进口总值达7010万两（海关两），至1881年增加到9190万两（海关两），在进口货物中，鸦片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次为纺织品。如1867年鸦片进口总值达3199万余两，占进口货物总值的46%，而英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棉毛纺织品总共才占31%，总值为2200万余两。在棉毛纺织品中，棉纺织品中增加速度较大，占21%，毛纺织品占10%左右。棉纺织品中又以棉纱增加的最快，棉纱进口1872年为5万担，1881年增加为17万担，而棉布在同一时期只增长了22%。外国大量的棉纺织品，特别是棉纱涌入中国市场，对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农民因土纱质次价高，而改用洋纱织布，有的地方甚至因土纱无市场而停止纺纱。

帝国主义列强还加速了从中国掠夺原料和农副产品。在中国出口货物中，茶叶仍占主要地位，生丝居第二位，此外如牛皮、药材等原料出口增长幅度也较大。中国出口贸易基本全部由外国商人，及其代理人所控制，中国正在逐步地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如1871年——1873年，中国输出的棉花为8486公担，豆类为57506公担，到1891年——1893年，棉花增长为290417公担，豆类则增长为760522公担。棉花、豆类的这样大幅度增长，是由于日本的纺织业和化工业的发展而引起的。显然，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特点是与中国社会的日益半殖民化相关的。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进行非法的投资、搞资本输出。他们先后在中国设立了一些轮船公司，垄断了中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航运。如太古、怡和、旗昌等外资轮船公司，逐步控制了中国长江和沿海航运的绝大部分，沙俄也组织轮船公司垄断黑龙江的航运。外国轮船公司经营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严重地打击了中国旧式帆船运输业，同时也阻碍了中国新式航运业的发展。此外，外国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陆续设立了一些银行。1848年，英国便在上海建立了丽如银行分行，1854年、1857年，先后又设立了有利和麦加利两个银行的分行。到了19世纪60年代，外国在华银行更多，其中1865年在香港、上海两地开业的汇丰银行，1880年便获得了“对华贸易中支配地位”。这些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国际汇兑、发行纸币、对清政府贷款，一步步地成为列强侵华的重要机构，开始逐步地控制、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在思想文化方面，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半殖民化，意识形态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帝国主义用于思想文化侵略的主要工具——基督教，同中国封建主义的精神支柱——儒学的合流趋势。西方列强一向利用基督教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通过基督教来宣扬西方“文明”，散布奴化思想，从而达到从精神上解除中国人民武装的目的。但在一开始，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工具和中国传统儒学发生了激烈冲突，后来他们发现儒学有不少方面并不违背基督教的基本思想，还可同基督教相辅相成，成为共同愚弄人民、麻醉人民的工具。于是他们便由排斥孔教，转为利用孔教，甚至对孔圣人大加吹捧。1866年，英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公开声言：“中华早以圣教文化，迥出于东方诸国上，是以泰西各国无不欣慕尊崇。”西方传教士不再坚持孔子基督教不相容的说教了，而是孔子加基督，并把儒学和基督教的许多东西糅合在一起加以宣传。英国教士李提摩太说：“中国最重五常，唯仁为首，与西教之爱人如己，同出一源”。美教士林乐知亦说：“耶稣圣教之入华，所以补儒教之不足，实于中国大有关系。”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这时为了共同愚弄中国人民，逐步结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文化同盟。

二、洋务运动的兴起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实行的一场自救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打击，清王朝许多人深感他们的宝座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们所面临的是千古未有的奇变，一部分人鉴于祖宗之法已不能应付这一奇变了，那么只得寻找新的救世之方。出路何在？他们在同国外列强打交道中，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军队训练有素，因而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许多地方官吏就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求列强帮助镇压太平军。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弈䜣等人上台，他们通过与列强的直接交往，发现列强不同于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夷狄，认为他们并不想取清而代之，因此极力向外国侵略者献媚，力保所谓的“和局”，以换取西方列强帮助引进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达到他们所期望的“自强”。

洋务运动就在弈䜣和曾国藩这样一些重臣倡导下，于19世纪60年代展开了。他们声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这种向西方学习运动的实质，就是后来张之洞所总结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在不触动整个封建秩序的情况下，用西方的军事装备和工业技术，来强化清王朝的封建国家机器，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一派人物当时被称为洋务派，以同清政府内的顽固守旧者相区别。他们所发起的这个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则被称为洋务运动。

洋务活动的前期，主要是以训练军队和建立军事工业为主要内容。自1862年起，清政府为了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先后在天津、上海、福州、广州、武昌等地聘用外国军官，购买洋枪洋炮，培训新式陆军。到了70年代，清政府又开始涉足近代民用工业、筹建近代海军，购买和仿制舰船，建立了南、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等。

洋务派着力最多的方面则是建立新式军事工业。弈䜣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弈䜣的这个看法是基本上代表当时洋务派官僚的。因而自60——90年代，洋务派在各地兴办了大约20余个制造枪炮，船舰，弹药工厂，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试造船炮。1866年曾建造了一条长50多尺，时速二十几里的木质轮船——黄鹄号。继安庆军械所后，李鸿章也在上海设立了上海洋炮局，雇洋匠制造军火。1864年随李鸿章迁往苏州，改称苏州制炮局，由英人马格里主持。左宗棠也在1864年在杭州试造轮船，造了一只小轮船，因时速太低未能投入使用。以上这些就是最初洋务派所创办的军事工业，一般规模都很小，其主要目的是为眼前他们镇压太平军的需要而服务的。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洋务派看到了洋枪洋炮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的作用，因而更加加快了创办军工企业的活动。在李鸿章倡议和弈䜣支持下，洋务派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的创建活动。

1865年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出面在上海办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近代军工厂，这就是江南制造局，他是在李鸿章所购买的外商的一个机器铁厂基础上，并入了苏州制炮局的一部分机器，后来又添进了曾国藩委托容闳从美购回的机器，在上海虹口创立的。1867年搬迁到高昌庙，厂房面积扩大到70多亩，雇工2000多人，主要制造枪炮、子弹、水雷、火药等。1868年，还曾造过惠吉号火轮。江南制造局还附属有一个机械学校和翻译馆，培养了许多军事技术人员，翻译了许多技术书籍。

1865年，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后，又将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鱼花台一带，加以扩建，建成了金陵机器局，主要生产火炮、火药。此局规模小于江南制造局，但它是由淮系一手控制的军工厂，后李鸿章调到北方去，但仍未交出金陵机器局。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造船厂，——福州船政局。1867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时，交由福州船政大臣沈保桢接办。该厂在闽江马尾山下，聘法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主持业务，局内工匠约3000人，杂工900多人，大都由湘军兵士充任。8年中建成大船10艘，小船5艘，耗银535万两。这些船只质量低劣，大都是进口法国破旧机械装配而成，用以装备福建水师。在船政局还附设有学堂，分前、后两部，前部学法文、制造，后部学英文和驾驶，招收聪颖少年入学。

天津机器制造局也是当时的大型近代军工厂。它是由清政府特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1867年开办的，聘请丹麦驻天津领事，英国人密妥士为总管，专门制造火药，供京师卫戍队用。但由于管理腐败，毫无成就。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接管了该局，特从香港聘请工匠加以扩充，成为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第二大军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和江南制造局所造枪炮配套。

其它各省也陆续开办了不少军工厂，以供清军在各地镇压人民起义和防范使用。如左宗棠率军入陕甘，在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时，设西安制造局，后又随军迁到兰州，改称兰州制造局。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设立了山东机器局，后来调任四川总督后，他又在成都设立了四川机器局。此外，像云南、湖南、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台湾，在60——70年代间先后都设立过军工厂。这些工厂一般都是各地督、抚动用地方资金设立的，规模较小，成效也有限。

洋务派创办这些企业，完全采取了官办形式，李鸿章在设立江南制造局时就曾料到：“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但他主张“火器之类仍照向例设禁。”由清政府实行垄断经营。

洋务派所创办的这些军事工业，资金主要来源于清政府的关税、厘金和拨款，产品由清政府调拨使用；企业的主旨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强化反动国家机器，而不是为了利润；在经营管理方面，封建官场习气严重，管理腐败，营私舞弊，贪污中饱成风；技术、设备、原料方面又基本上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的。因而这些军事工业具有很强的封建性和买办性。由于这些工厂对外的严重依赖性，导致了一方面帝国主义分子对工厂的不同程度的控制和干涉；另一方面是技术非常落后，外国侵略者他们是绝不愿看到中国出现先进的军事工业的，因而尽力对这些企业进行技术封锁，只让它跟在后面拾破烂，决不会真正地转让先进的技术。所以这些军工企业虽造了大量枪炮武器以及舰船，但“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所以说洋务派虽耗费了大量资金，但实际结果是既不能“自强”，更难“御悔”，只是增加了他们手中屠杀人民的工具，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而已。

但我们应该看到，此时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已是近代化的大机器工业，从国外引进了大批机器和技术，并培养了一些新式的科技人员，雇佣了许多工人。这些工厂雇佣的工人不可否认是有很强的封建性，如强制奴役等存在，但工人劳动毕竟是已开始商品化了，而在生产过程中，也是按照西方的许多方式组织生产的。所以这些军工企业已具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是不容忽视的，它客观上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此外，洋务派最初创办军工厂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农民起义的，这是不容避讳的。但随着70年代中期国内人民起义被镇压下去，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帝国主义列强则由其侵略本性所决定，日益贪婪的侵略中国，并企图侵占中国领土，这样民族矛盾便在逐步激化。终于爆发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中外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所创办的军事工业虽不能“御侮”以“自强”，但在反侵略战争中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这点我们后面会具体谈到，因而也不可完全无视这些军工企业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御侮”作用。

洋务运动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前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求富”阶段。这是首先由于开办军工企业需要大量的原料、燃料，依赖进口成本太高，要想继续维持这些官办军事工业，就必然要相应地发展煤、铁，需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其次由于清官办的这些军工厂，耗资巨大，经费困难，当时外资在华开办的许多民用工业又利润很大，因而使得这些洋务大臣们也想“稍分其利”，为其军工厂提供资金。于是洋务派便开始着手经营民用工业，以“求富”。除了一部分民用工业仍由“官办”外，还采用“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名目招集商股，搜集民间资本，来扩充他们的经济实力。此外，由于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加剧，他们到处要求开矿山、筑铁路、设电线。迫使清政府认识到“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以“商战”来对付外资的侵略。这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封建统治者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

1872年夏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个“官督商办”企业，由李鸿章委托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朱其昂筹办的，“官总其成”。李鸿章特奏清政府拨直隶练饷局制钱20万串（折银约13万3钱两左右）作为股本，并当年招得商股47万6千两，以后又陆续由各海关拨官款190多万两。最初有轮船6艘，后又相继购进，并在各地设立了分局、栈房。到1879年，据估计招商局收入运费2000万两，将中国航运业利权收回了五分之三。此时，英国太古、怡和，和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联为一气，大幅度降价与招商局竞争。招商局曾在1873年—1879年开辟了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美国航线，由于外国轮船竞争和外国海关敲诈而告吹。如试航美国的“和众号”在美被海关敲诈，郑官应对此深有感慨的说：“我之待西人如此其厚，彼之待华人如此其薄，天理何存？人心何在？”从此也可窥见在国势衰落，主权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商战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后由于清政府支持，包揽漕运和官货运输，所以才没被帝国主义在华的轮船公司挤垮。

开平矿务局，是1877年李鸿章派唐廷枢在滦州筹办的，它是中国最早用机器挖掘的大型煤矿。该矿原拟官办，因资金不足改为官督商办，计招得商股80万两，1878年开挖，1881年日产原煤达五六百吨，除供应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外，还在市场上出售部分煤。1894年，煤产量达到日产1500吨，获利颇丰。但这块肥肉引起了英、日帝国主义的争夺，在1900年，最终落入了英商之手。

漠河金矿，1887年由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恭镗筹建，募集官、商资金20万银，官督商办。开办初期，年产量约值银12万两，头3年共产金砂62000余两。1893年，又在观音山设分矿，年产值增加到十五六万两。1897年，年产值达30多万两，工人约2000人。这是甲午战争以前，洋务派办的最有成效的一个矿。

上海机器织布局，设于1882年，由李鸿章奏请拨给官款，并享有10年专利权。1890年正式建成投产，1892年，日产布达600匹左右，利润颇丰。不料在1893年10月该厂失火，几乎全部被毁。同年11月李鸿章又令盛宣怀负责重建，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9月开始逐步投入生产。

汉阳铁厂，是张之洞为湖北枪炮厂提供钢铁而建立的一个钢铁联合公司。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就开始筹办洋务企业。中法战争后，他在广东筹建钢铁厂、织布厂和枪炮厂，分别向英、德购买机器设备。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要把在广东订购的机器、设备搬到武汉。当时清政府对汉族大官员戒心很大，曾国藩在世时，清王朝极力扶植淮系李鸿章以牵制湘系。后曾国藩死去，李鸿章势力迅速膨胀，清廷这时转而利用湘系牵制李鸿章。但此时湘系曾、左等已去世，无人可与李鸿章匹敌，清廷便鼓励清议派，用 “舆论”来压李鸿章。张之洞是清议派的骨干，清廷这时极力扶植他与李鸿章抗衡。在醇亲王的支持下，张之洞把全部机器从广州运到武汉，以武汉为中心建立起了自己的洋务体系。1889年动工建立官办炼铁厂， 1893年铁厂建成投产， 1894年枪炮厂也完工。随后，又在武昌建立起了湖北织布局。张之洞在湖北办的几个厂耗资巨大，但效率极差。汉阳铁厂从开办到1895年8月，就耗银580万两， 1894年全年的产量才1100吨，而且质量极低，更谈不上炼出合格的钢材了。1896年，只得转给盛宣怀“官督商办”了。

以上是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中较有影响的几个。此外，还有左宗棠1880年在兰州开办的机器织呢局，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电报总局较为著名。

在我们谈到的上述企业中，资本来源大部分是商股，购买新式机器，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其产品主要是作为商品出售的，以牟取利润。所以这些民用企业已完全不同于军事工业，是地道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了。但这些企业由于封建大官僚的插手和清政府的干预，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经营管理仍是封建官吏或其代理人，产品又往往得在一定程度上服从清政府的调配，还要遭到官府的各种名义敲诈，从而很难积累起充足的资金扩大再生产。企业设备依赖进口，技术又仰仗洋人，有的甚至资金也是向外资借的款。凡此种种，严重地阻碍了它们的正常发展，企业经营二三十年后，有的破产，有的落入外人之手，“到处创办，到处无成”。洋务派所主持的民用企业发展的历程，证明了新的生产力不可能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支配下发展起来，洋务派企图借助新的生产力去维护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稳固封建统治的做法，注定是行不通的。

我们应该看到，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其目的决不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些企业的创办终究意味着，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洋务派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利用部分私人资本为他们服务，这无疑会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说，洋务运动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客观上起了开先风的作用，他们所创办的这些企业，也为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奠定了一个很微薄的基础，他们与西人“商战”的设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虽是梦想而已，但也不能断然否定他们曾也分过“外人之利”，对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的倾销有过抵制作用。

筹建新式海军，是洋务运动贯穿始终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大规模着力于此事，则在中法战争前后。

早在1861年洋务运动开初，清政府就根据当时任广东海关副税务司赫德的建议，以白银180万两，由当时回国休假的海关原税务司李泰国出面，向英国订购中号舰3艘、小号舰4艘。1862年，7艘兵舰购齐，实际用银107万两。本来商定，每船临时雇佣二三名外国人司舵、司炮，待中国兵学会驾船、放炮后，即由中国人掌管。岂料李泰国心怀鬼胎，在英国招聘了600多名官兵，宣称成立“中英舰队”，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他还擅自代表清政府同阿思本签定合同十三条，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除中国皇帝外，阿思本不接受中国官员的命令，连中国皇帝的命令也须经过李泰国传达，李泰国认为不妥，可拒绝传达。这充分暴露了李泰国一伙想乘机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

1863年9月，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弈䜣居然想接受这样一支完全由帝国主义分子所控制的“中国舰队”，条件是舰队总统需清廷来任命，阿思本可担任副手。但遭到了曾国藩的反对，他原企图控制这支舰队，但当时阿思本盛气凌人，他怕将来弄不好阿思本会喧宾夺主。此外，淮系军阀也想争夺这一舰队，与湘系相持不下。鉴于此，曾国藩向清廷力陈，要求解散这一舰队。清廷也怕这样一支舰队会生变故，不敢贸然接受。最后只好责成阿思本将全部舰艇开回英国变卖。但变卖所得款项还不够“遣散费”，清廷只好再拿出37万两银子，才算了结了这桩耻辱的海军建军史，清廷白白赔了145万两白银。

但洋务派企图建立新式海军的愿望更是日益剧增。1866年左宗棠（闽浙总督）上书提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因而“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鉴造轮船不可。”清廷接受了其建议，设立了福州船政局，仿造兵轮。但直至70年代，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先后造出了几条兵轮，但均不合用。

1874年，日本公然派军舰侵略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一些官员主张从外国购买舰船、水雷、炮弹等。这时的洋务派又把清廷的软弱投降全归罪到船炮不如人，以致最后不得对日“委曲求全”。弈䜣上奏说：“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学习西洋兵法，仅够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因而他们提出了“购办铁甲船以为自强根本”。清廷这时便下决心拨巨款，向西欧定购铁甲船，创办新式海军了。

1875年总理衙门批准由粤海关、江海关等税银，及江浙等省厘金中每年拨出400万两，分别发往南洋、北洋作为筹办海军军费，准备在10年内建成南、北洋和粤洋3支舰队。后为了集中财力，规定先满足北洋海军需要，以后再往南洋拨款。1879年沈宝桢死去，海军大权就归李鸿章一人独揽了。清廷为了培养海军军官，从福州船政学堂中选拔了一批学生，留学英法，1880年李鸿章又在天津设立了北洋水师学堂。

到1879年，李鸿章已从英国购进了龙骧、虎威等8艘蚊船，后又向德国定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分别有6千马力。1881年，李鸿章又在大沽建造了船坞1所，派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统领。南洋、福建、广东水师也相继添购了许多舰艇。到1884年中法战争前，北洋水师拥有舰只15艘，南洋31艘，福建18艘，广东约为13艘，这些舰艇大部分是购自英、法、德、美，少数是福州船政局和广东所造，除北洋舰队拥有两艘7430吨级的主力舰外，其余吨位都很小。如南洋水师最大吨位舰只是上海造的木质2800吨炮船，此外就是几只购自德国和福建船政局造的2200吨级巡洋舰。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最大的舰艇只有1000多吨，其余舰只的吨位小的惊人，有一半左右在250—500吨之间。但就这样一支海军，还掌握在各派系大员手中，派系之见极重，又不重视训练，武器、舰只来源不同，枪炮无法配套。

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福建水师全部覆没，南洋水师也大受损伤，只有北洋李鸿章见死不救，置身事外，才得以保存完好。中法之战后，清廷把一切都归于法人船炮犀利，宣称“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要“惩前毖后，自此大治水师为主”，设立了海防事物衙门，由醇亲王（光绪生父）为总理海军大臣，庆亲王弈劻、李鸿章为会办，实权则在李鸿章之手。李鸿章花了数以千万两计的巨款，创办了北洋舰队。到1888年，北洋舰队拥有军舰22艘，聘请英人琅威理为总教习，不久威海卫、旅顺、大连军港也全部完工。但从此以后北洋舰队的建设停了下来，每年400万两的海军军费，大都被慈禧用去修颐和园了。

声势庞大的北洋舰队使李鸿章大为得意，1891年他在检阅北洋海军时说：“北洋兵舰合计20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1894年又再次吹嘘：“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就在李鸿章自鸣得意之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炮火，无情地毁灭了他的迷梦，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从而也宣告了 “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事实再次证明了在腐朽的封建统治下，想用资本主义的某些技术，去补那千疮百孔的封建大厦，只能是幻想，此路绝对不通。

第二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一、 民间资本主义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19世纪70年代，在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开始出现。这些企业产生有两种途径：1、是由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直接投资兴办的近代企业；2、由手工业作坊或旧式手工工场改用机器生产，转变成为近代企业。但主要还是由第一种方式产生的。据统计从70年代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商办企业有百余家。这些企业一般资本都较少，远远落后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工业。当时的民间资本主义企业主要分布在以下领域：

机器制造业：中国最早的民间近代企业是上海发昌机器厂，它源于1866年由方举赞、孙英德合办的一家手工炼铁作坊。1869年，该厂开始使用车库等机器进行生产，标志其已转化为近代工业。到70年代中叶，这个工厂已能生产小火轮、车床和汽锤了。80年代，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民资机器厂。到1894年甲午战前，类似的机器厂约有12家左右。

缫丝业：这是稍晚于机器业而出现民间近代工业的一个部门。1872年，华侨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开办了继昌隆缫丝厂，使用蒸汽机为动力，有“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欧美两洲，价值倍高于从前，遂获厚利。此后，在南海、顺德两县也陆续出现一些缫丝厂。90年代初，仅广州及附近有缫丝厂五六十家，成为一大缫丝中心。在上海，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产生于1881年，是商人黄佐卿创办的公和永缫丝厂，开初有缫丝车100部，迅速地发展到了900部。到1894年，上海民间缫丝厂发展到5家。缫丝业成为当时民间资本势力最雄厚的行业。

印刷业：1882年，徐润、徐鸿复叔侄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局，这是上海第一家中国人办的机器石印厂，它雇工达500余人，翻印了《二十四史》等古籍。以后上海又相继开办了积山、鸿文等十几家石印书局。广州、杭州等地也出现了石印书局。

机器轧花业：1887年，买办商人严信厚在宁波创办了通久源轧花厂，购置日本产蒸汽机和锅炉，有轧花机40台，雇工300—400人，聘请日本人为工程师，该厂获利甚丰。至1893年前，在上海还设立了几家机器轧花厂。

火柴业：1886年，官绅杨宗谦和买办吴懋鼎在天津创办了自来火公司。此后，在上海、厦门、广州等地陆续也开办了一些火柴厂。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叶澄衷、宋炜臣在上海创办的燮昌火柴公司，资本5万两，日产50箱火柴。到1894年，全国共开办火柴厂12家。

面粉业：1878年，天津海关道朱其昂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它是中国民资设立的第一家机器面粉厂，雇工10余人，“出面极多，且面色纯白”，每年可获利六七千两。后来在福州、上海、北京等地也先后设立了机器磨坊。

采矿业：早期民族资本开办的采矿业主要是采煤。1876年官僚孙振铨和买办杨德创办了安徽池州矿务局，开采煤矿。80年代前后，在徐州利国驿、湖北荆门、山东峄县、广西贺县、直隶临城等先后开设煤矿。但这些矿一般规模较小，大部分仍以原土法挖煤为基础，部分工序上使用了机器。80年代后，开始创办了10多家金、银、铜、铅等金属矿。其中以李宗岱等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为最大，投资达80万两，但由于经营不善，维持了6年便被迫于1889年关闭。

此外，在船舶修造、航运、造纸、制茶、制糖、制药及公用事业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民资企业，但规模都很小。

中国民间资本主义企业有以下明显特点：（1）行业集中。主要集中在缫丝、火柴等轻工业部门和小型采矿业，机器制造业很少。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民间资本资金不足、技术缺乏，因而只能在一些投资少、周转快、容易获利的部门中求生存。（2）民间资本企业投资少，规模小。民间大部分企业资本在10万两以下，甚至只有几千两，这和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相比相差很大，同外资更是不可比拟的。（3）技术落后。民间资本企业设备异常简陋，如在挖煤业中，仅有机器抽水、通风，而挖煤仍基本是靠人力的。火柴业除采用些新原料和技术外，基本是手工操作的。（4）大都集中分布在通商口岸。民间企业以广州、上海为多。造成这种工业畸形布局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反映了中国民间企业从一产生就对外国资本主义有着很大的依赖性。

中国民间资本主义企业生存是极为艰难的，它们要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压迫及封建主义的束缚和摧残。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和他们在华的企业，仰仗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特权，在中国大肆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依赖其优势的经济实力挤压中国的民间企业。中国民间资本主义企业不仅在原料来源、产品倾销方面受到巨大压力，而且经常还受到外资企业吞并的威胁。如上海、厦门等地有许多火柴厂就被外资挤垮。民间资本主义企业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一直不被清政府承认，处于“非法”地位。1881年，广东南海知县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南海境内继昌隆等11家缫丝厂全行封闭。李福明在北京开办的小型机器磨坊，被都查院奏准勒令撤去，李不服竟被交刑部治罪。此外，官府控制矿业，不许民间开采，对民资企业课以重税，无端敲诈，更是司空见惯的事。

所以，中国民间资本主义企业从它一产生便遭到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无法沿着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独立地去发展。一方面由于外资和封建主义压迫，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处在对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又与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切不断的联系，处于依附的地位。为了生存和发展，民间资本企业往往又不得不借助于外资和封建官僚的庇护和帮助，有的挂着外人招牌，聘请外人担任经理、董事，有的出入封建官场找靠山，甚至花钱捐个官衔。在技术方面对外资的依附性就更大。上海均昌造船厂曾造了一条小艇，船头挂着英国国旗，船尾挂着大清龙旗，这种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怪物，恰是中国民间资本主义企业的生动写照，反映了他们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性和相互关联性。

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出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一般商人、地主、买办，以及开办经营私人企业的那部分地主、商人和小官僚等，就是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的这种特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的限定，使得他成为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遭受到外资和封建主义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又因其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勇气，有很大的妥协性。但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中国社会一个新生阶级力量，他代表着一种新的先进生产方式，所以他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代表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

二、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及其特点

第一批近代企业，建立在新开辟的通商口岸和英国占领的香港，中国最早的产业无产者就产生于通商口岸和香港，那些码头工人、洋行雇工、海员就是最早的产业无产者。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广州，外资兴办了一批船舶修造业。在上海，70年代，美租界沿江数里皆船厂，货栈、船舟、码头。随着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工厂，又产生了另一批产业工人。如上海“粤东、宁波人在此计工度日者甚众”。但这时他们的数量很少。

洋务运动后，随着洋务企业、民间资本企业的发展，产业工人数量有了较大增长。有人在90年代写道：中国工人用之不竭，所得区区工钱，仅能糊口。但比较之下，上海“已较内地丰富，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虽离家不计也”。通商口岸附近的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中国自然经济遭受破坏较早，因而也成了早期近代工人的主要来源地区。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扩大，洋务官僚和民间资本主义企业的增加，近代企业也逐步扩展到江浙、武汉、天津等一些内地地区，近代产业工人也随之逐步扩展。

因此，中国的产业无产者不是伴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产生而产生的，而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深入中国的过程而产生的。故中国的无产阶级要比中国的资产阶级资格老一些。从19世纪40年代，外国在通商口岸行驶轮船、设立码头开始，到90年代上半期，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有50余年的历史。在这50年间，产业工人队伍逐步壮大，除码头工人流动性大，无法估算外，其它行业约有产业工人13——14万人左右。其中在外资工矿企业中有工人约3—4万人，在中国的近代军工企业中约有1万3千人，在洋务官僚经办的民用工矿交通等行业中约有3万3千人，在民间资本企业中约有5万余人。

近代产业工人的产生和壮大，表明一个新型的劳动阶级——工人阶级在中国出现。这批产业工人是从破产了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而来的，他们在成为产业工人之前，就已失掉了原来借以为生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较早的一个记载说：“江海通商，食力之民，趋之若鹜。每月工资至少数元，以养妻孥，绰有余裕。农民终年力作，催科峻急，不免饥寒，咸思舍耒远游。几有万一之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中国残酷的封建剥削，使得终年劳作的贫苦农民仍无法免饥御寒，最后只得舍耒远游，力图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桎枯。但为了活命，这些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便不得不加入到劳动力市场，去“计工度日”。他们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成了真正的“自由人”，自由的一无所有。一方面他们可以自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出卖权；另一方面，他们除了劳动力以外，也无别的任何商品可出售。正是这些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成为早期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前身。

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世界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一般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因而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大公无私的特点外。还由于他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环境，使得其具有一些更为独特的特点：

1、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关系密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刚脱掉农装得农民，这使得他们与农民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因而便于在其斗争中与农民结成较巩固的联盟。当然，这种状况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就是他们所受的文化教育少，思想受传统的小农观念影响较深。

2、从工人分布的地域来看，中国无产阶级绝大部分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城市。据初步统计，1894年，仅上海、汉口、广州3城市的工人便占全部工人人数的76.7%（不包括采矿业），其中仅上海就占46.4%。不仅如此，中国工人的大部分还集中在一些较大的工厂中，据统计1894年中国工人的2/3集中在有500名工人以上的大中厂矿中。中国工人阶级达到这种高度集中性，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

3、中国无产阶级因遭受的压迫最严重，因而更富有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中国工人阶级一开始就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些压迫的残酷性和严重性是世界各国所罕见的。中国工人的工资之低是世界上少见的。19世纪70—90年代，一般工人的工资是每日1角5分至2角，为当时外国同工种工人工资的1/10—2/10左右。女工的工资则更低，日工资在1角——1角6分之间。至于干粗杂活的工人工资更少得可怜，如当时重庆火柴厂糊纸盒的女工，一天可挣5——6分工钱。工人劳动时间之长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般工厂的工作时间每天是11个小时左右，高的达13个小时，有的甚至高达18个小时。劳动非常沉重，1888年7月13日，上海《捷报》报道宁波通久源轧花厂情况时说：“这项工作很吃重，工人时常得将全身力气都放在踏板上，他们每天操纵机器18个小时。”“有的工厂，工人离开工厂出走散步的机会都很少，因为厂中工作是从早晨5点直到下午6点钟。”因此工人身体瘦到只有皮包骨头，50个人里也找不到一个体格健康的人。至于矿工劳动就更苦，就连洋务官僚也承认矿工井下劳动是“生涯之至者也”。在官办企业中，还盛行封建性的强制剥削和刑罚。如福州船政局，为了管理工人“于是每十人以什长束之，每五什长以队长束之，特须勤能之武弃统；”“傍山结垒，略如营房。”李鸿章还允许开平矿务当局矿设立刑具，对工人判处刑罚。

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中国工人阶级自从一产生，就开始参与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斗争。19世纪50年代还产生过最早的中国工人组织——广州打包工人联合会。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反对英法侵略者占领广州城的斗争中，香港的中国市政工人、搬运工人、服务行业工人约两万多人，举行大罢工，从香港撤回了广州，给英国侵略者造成了严重的打击。1868年，上海耶松船厂工人为反对外国资本家和工头克扣工资而举行大罢工，工人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了“极坚定的立场”，即使“倾家荡产，当尽押绝，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爆发了一次工人大罢工，工人拒绝维修法国船舰，拒运法国货物，具有鲜明的反侵略斗争的政治色彩，罢工历时35天，香港工人的英勇斗争给法国侵略者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刚诞生的中国无产阶级反侵略斗争的意志和团结斗争精神。在官办的军工、民用企业中，工人罢工也不断发生。1990年，江南制造局为了加强对工人剥削，企图延长劳动时间，全厂两千多工人团结一致，举行罢工斗争。1891年开平煤矿的一个外国技师仗势欺人，引起了工人反抗。此外，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也发生过多次工人的罢工斗争。

早期中国工人的斗争，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谱写了他们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辉一页。但是，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身上还带有严重的小生产者的痕迹，并受封建帮会和地域关系的影响很深。这不仅限制了他们的政治眼光，使他们只注重局部和暂时的利益，而且还严重地影响到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逐步地成熟了起来，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开始自觉地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阶级使命，并在其本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三、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19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列强对中国侵略的逐步加深，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出现了反映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维新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林则徐、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后来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思想的前奏。早期的维新思想代表人物有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王韬、郑观应、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他们的思想及主张涉及范围较广，但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张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思想。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对列强侵略表示了强烈的义愤，给予了揭露和谴责。马建忠指出：“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眤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削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内地，以惑我子民”。他们反对不平等条约，指出外国人所攫取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特权，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他们特别激烈地批判半殖民地海关制度，薛福成斥责赫德：“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他们要求通过修改条约来取消这些外国在华特权。他们还看到了列强所鼓吹的所谓国际公法的虚伪性，和他们以强凌弱的侵略本质。用事实证明如果国家贫弱，虽有公法也不能免受欺侮，在西方列强那里是没有公法可言的，对于他们来说，强权就是真理。

2、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早期改良派反对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反对洋务派对新式企业的垄断、控制。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总是先有富才有强，富了就必然会强；而要富，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所以他们极力宣传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把它说成是各业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就是说商业可促进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还特别强调西方国家之富强，就是重商、发展商业的结果。“平时谋国精神专在于藏富于商。”基于对商业重要性的认识，他们提出了“商战”的口号，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正像十五六世纪英法等国产生的重商主义，反映了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一样，早期改良派的这些重商主义理论和主张，反映了当时中国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早期改良派认识到要发展商业和使国家富强，还必须发展工业，“工者，商之本也。”因此他们要求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去掉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限制，兴办各类工、矿、交通事业。诸如建纺织厂、造船厂、兴建铁路、开发煤矿、铁矿，发展机器制造业，设立银行等。并主张所有这些工矿企业由民间自办，反对洋务派的垄断和封建政府的限制，对洋务派对民族资本的控制极为不满，认为：“商之必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要“独任商民”。他们痛斥顽固派所谓“机器夺小民之利”的谬论，是“饥寒”、“困民”、“厄民”的政策，永远不会使中国富强，指出使用机器生产，无非是利归中国自己的富商，而限制中国人使用机器就会利归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尚可分其余润以养我贫民；利归西人则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后患不可言者矣！”

为了发展商业和工业，早期改良派力主改革税制，包括废除厘金制度、改革海关税率、保护和促进对外贸易、创办保险事业、实行专利权、派遣能工巧匠留洋学习。此外，他们对农业也非常重视，提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通过“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可见早期改良派在经济上的改革主张，是要在农、工、商各个领域内全面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逐步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3、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提倡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早期改良派对清王朝的腐败痛加揭斥，他们揭露顽固派官僚是一群自甘愚昧、祸国殃民的伪君子，“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泥古不化，……甘守固陋以受制于人”。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政治主张，如清仕途、裁冗员、废捐官制、整顿监狱、改定律例、安置旗民、游民、破格以求人才等等。而最主要的政治主张是，他们要求采用西方国家君主立宪的议会政体来代替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这是早期改良思想与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最大区别，也是他们与和他们同时代的洋务派的本质区别。他们指出：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只不过是袭用西方“皮毛”而已，决不可能使中国富强起来。

较早注意到西方议会政体的是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马建忠在1877年夏从欧洲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他初到欧洲，“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设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但马建忠经过实际考察，看到了西方议会民主的虚伪性，因而他并不赞赏在中国施行之。

对西方议会制政体评价较高，而主张在中国实行的，王韬是最早的一人。他在1883年时说：“西方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类型的国家制度，以君民共主为最优，因为它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因而其国“内无乱，外无侮，国本有若苞桑盘后之固。”中法战争后，早期改良派对西方议会制的提倡更加积极，郑观应是这时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盛世危言》中说：“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致公，法诚良，意诚美矣。”他认为只要实行议会制度，那么就会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职，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他把西方议会制宣扬的如此尽善尽美，是希望中国能采用议会政体替代已病入膏肓的封建专制制度而已。

早期改良主义者只主张行英日的君主立宪制，对相对来说更为民主一些的美法共和制政体则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所以君主、民主皆不行，惟独君民共主最为理想。“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

早期改良派从政体上着眼于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现状，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在逐步深入，他们的要求是进步的。但他们热衷于英、日的君主立宪，仍把君权看得很神圣，表现出了他们对封建制度的依恋和妥协。

4、反对科举制度，提倡兴办学校以培育人才。早期改良派对八股取士及当时的教育体制极为不满，他们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外国侵略者打击下，创不为不巨也，痛不谓不深也，而尚聚讼于汉宋，桎梏于八股，湛溺于声律，归抚于楷法，……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因而极力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经世之论，武官考试亦当如此。文武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他们把创办新式学校作为治国之大本。“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认为西方各国“所以勃兴之本原”，就在于有兴盛的学校教育。为此他们提出了多设学校，广植人才，在文武科外，另设一科，专考西学。并令各省设立西学书院，学习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农政、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及外国语言文学、政治、法律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早期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也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他们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但对外国侵略者往往存有幻想，幻想通过谈判等外交途径，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又企图保留君主制，主张“君民共主”。要求全面发展资本主义，但又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他们对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批判很不深刻，往往不能击中要害，并大都以“西学”附会中国的“中学”，竭力论证西方文明制度中国古已有之，采用西学，不过是恢复中国古有的善制，羞羞答答，不敢举出自己的旗帜，而借古人的服装来加以掩饰，借以避免封建卫道士的反击。他们虽然要向西方学习，但又主张维护中国的封建宗法道德、伦理观念。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薛福成也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郑官应更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几乎同洋务派唱了同一个调子。这些都说明了早期维新改良主义者，不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也不能彻底同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划清界线。但尽管早期维新改良主义者有着很明显的弱点和局限性，但他们的思想对中国人民有着很大的启蒙作用，表达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代表着当时社会前进的方向，也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作了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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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洋务运动及民族资本主义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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