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太平天国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及胜利发展

一、 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中国社会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的商品倾销，使得东南沿海一些手工业作坊和农民破产，加以鸦片的大量输入，进一步造成了白银大量外流的局面。据统计自1843年—1846年间，中国因贸易逆差输出是白银达3900万至4700万银元，银贵钱贱的老问题就更加严重了。1840年时每两白银可兑换1600文钱，而到鸦片战争后的1843年便可兑换2100文，1850年时高达2200—2300文左右。银贵钱贱造成了广大人民实际负担愈来愈严重。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 ，今日两银换银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 ，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显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进一步造成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广大农民收入减少，破产加剧。

此外，由于对英的作战，清政府所支出的战费达7000万两白银之多，战后又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庞大的战费和战争赔款也都被清统治阶级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他们还大肆搜刮，巧立名目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如在江浙一带漕赋一石，经过官吏的层层摊派勒索，浮动至二石五、六斗。湖南官吏“合党分肥”。而地主更是将一切赋税想方设法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宛小户之肉，去补大户之疮，”劳动人民生活更加无法维持。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掠夺和封建剥削加重，小农破产和贫富分化也迅速加剧，尤其是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更是有恃无恐。据直隶、江苏、浙江、山西、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及东北地区的材料分析，当时全国土地有40%—80%集中在10%—30%的少数人手中，60%—90%的人则没有土地。有些官僚占地之多更是惊人，如琦善一家就占地达25000亩以上。当时土地贫瘠，耕地极少的广西，（人均耕地1亩1分左右，1851年调查），农民失地的情况就尤为严重，如对当时桂平县金田村的调查来看，全村有750亩水田，其中地主占662亩，达88.3%，而农民仅占有88亩占11.7%。地主借着他们对土地的垄断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在南方各省一般地租均占收入的60%左右，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加上天灾人祸，劳动人民无法生存。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必然要引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而清政府却一味地维护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进行残酷的镇压，因而阶级矛盾就越来越尖锐，广大农民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发生了抗租抗粮的斗争，在鸦片战争后10年间这种斗争不下100多次，参加斗争的人不仅有汉族人民群众，还有苗、瑶、彝、回、壮、藏等兄弟民族。曾遭到了清王朝残酷镇压的白莲教、天理教在北方各省又迅速复兴，天地会的势力更是遍布江南各省，此外还有安徽、济南、山东一带的捻患，江西、浙江、福建、湖南的斋教也很活跃。在各地的反封建斗争中，以广东、广西、湖南最为强烈：1843年有湖南武冈州曾如炷起义，1844年湖南耒阳县杨大鹏起义，1845年广西腾县邓立奇、钟敏起义，1846年湖南新田县王宗献起义，1847年广西、湖南交界处的雷再浩起义，1848年广东、广西的艇船水手起义，天地会起义，1849年天地会首领李元发在湖南广西边界的起义等等。这些起义攻城掠州，杀贪官诛污吏，每股少则数百，多以千计，“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沉重地打击了当地地主阶级。他们惊呼到“粤西近日情势，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终有溃败不可收拾之日。”据统计1847年—1850年，仅在广东、广西、湖南爆发的起义就有25次之多，而广西南接广东，北接湖南，境内又多山，所以更是周边地区农民起义的汇合中心，为后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创造了良好的斗争条件。

显然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阶级矛盾明显的加剧了，而这个矛盾的迅速激化，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结果。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迫使封建统治者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不得不加速剥削劳动人民，用剜劳动人民之肉的方式去补他们自己的疮。这样，广大劳动人民为了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力的斗争就势所难免了。正如马克思在评述太平天国革命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汇合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的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的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但“看起来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

二．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

  太平天国起义，是由洪秀全及其朋友冯云山长期进行革命活动，而发动的一次近代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洪秀全（1814年——1864年），原名火秀，谱名仁坤，广东花县客家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他7岁时入私塾，16岁因家贫而停学，后来18岁时受聘在本村和邻村任塾师。从16岁到31岁多次应试，均名落孙山，连个秀才也没考上。1843年他在广州应试时（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进考场），正是南京条约订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震荡的时刻。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能不令这个爱国青年激愤。加之，他个人从小家境贫寒，对下层劳动人民群众的疾苦的强烈同情，和自己在仕途道路上的屡屡失败，更激起了他对腐败的清王朝的不满。终于促使他放弃了科举仕途的幻想，顺应时代的召唤，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

自从1843年应试落第后，洪秀全致力于反清事业。他首先对封建统治者视为圣贤之书的四书五经，及儒家维护封建统治的说教极为不满，要从思想上解除这种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这时他将他1836年赴广东应试时所得的一本宣扬基督教义的《劝世良言》翻了出来，这本书是广东肇庆人（高鹤县）梁发编写的，约有9万字，分9册，由60多篇内容上互不相关的短文组成的，主要是摘录的《圣经》段落，和结合当时中国某些现实，向人们宣扬“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以及天堂地狱等。但在1836年，洪秀全由于功名之心还没死，因而还无心去研读这本书。而现在这位对现实已绝望的知识分子当重新拿起这本书时，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思想上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走上了封建主义叛逆的道路。他看到书上谈到只有上帝才是真神，别的偶像都是假神之类说教，联想起自己对文昌、魁星两神的多年膜拜不懈，然而15年连个秀才也没考上，更加相信自己被假神所愚弄了。看到“上帝”之类字眼时，又想起在6年前自己大病时（1837年赴广州考试不第，洪忧愤而大病一场，历时40多天），自己当时曾梦见自己到天上，有一位金发黄袍的老人向他指点妖魔横行、迷惑世人，给他一把斩妖剑，命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等，便认定天上的那位金发老人便是上帝。

从这时起，洪秀全便开始了他的创办拜上帝教活动，他首先说服冯云山、洪仁玕等信奉上帝，并根据“只拜上帝不敬邪神”的信条，和冯云山等人把自己执教的私塾的孔子牌位砸毁，向封建传统思想宣战。他还定制了把“斩妖剑”，挥剑吟道：“手提三尺定山河，四海民家共饮和，擒尽妖魔归地网，摧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归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诗中反映了洪秀全推翻清王朝的决心，要自定河山了。同时反映出了洪秀全要求平等的思想，和对太平一统的想往。

洪秀全和冯云山不敬神灵、毁坏孔子牌位的做法，引起了当时社会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也无法继续在家乡立足，因而他同冯云山便决定外出传教。在广西贵县赐谷村吸收教徒100多人。1844年9月，冯云山入桂平紫荆山传教，11月，洪秀全又返回广东花县一面教书，一面从事编写拜上帝教教义。

1845年—1847年，他先后写了许多诗歌和文章，以充实拜上帝教的理论，其中最重要有《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其核心是把基督教内的那种原始平等思想，与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揉合到一起，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谴责当时的封建社会是，“乖漓浇薄之世 ”， “陵夺斗杀之世”，“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宣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因此人们不要“存此疆彼界之私”，“起尔蚕我 之念”，而应“淑身淑世”，“正己正人”。以便把这个“陵夺斗杀之世”，改造成“公平正直”之世，使“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深深地反映了洪秀全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对人类平等的大同理想社会的想望。

《原道觉世训》是洪秀全提出了“阎罗妖”，作为各种黑暗丑恶势力的总代表，让他与代表正义、光明的“皇上帝”相对立，并把世间的各种人为的鬼神，偶像，统称为“阎罗妖”的“妖徒鬼卒”。洪秀全宣布“阎罗妖”是“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的老蛇妖鬼，号召人民赶快“共同击灭之”。洪秀全的“阎罗妖”是指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文章中斥责皇帝：“耶酥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靦（觍）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这样就是基督教的 “劝人行善”、“安贫慕义”的思想变成了要求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农民阶级的平等思想，把基督教用于对人民进行欺骗和愚弄的上帝，变为惊醒和号召人民去斗争，反抗封建压迫的上帝，要把基督教的天国搬到人间，把来世幸福变为现实。洪秀全的这些变革，使得西方殖民主义者用来欺骗愚弄人民的上帝这个工具，变为号召人民起来战斗的旗帜，变成了中国农民阶级的上帝。

《原道救世歌》是早期洪秀全用来进行宗教宣传，便于记忆和接受的以诗歌形式写的教义。基本内容：一是要宣扬上帝是唯一真神，是人人共同的父亲，一衣一食都受赐于上帝，因而人们就要“无分贵贱拜宜虔”。并大力宣传平等的思想，反对封建等级观念。认为“人人都有权拜上帝”，“何得君王私自专”。在这实际上是用简单易懂的宗教语言，来宣传政治平等的思想；二是论证了做“好人”的标准，反对奸谣、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赌博等。并还指出了“六不正”，用来反对吸鸦片、饮酒、看风水、相命，提倡贫富由命，富贵在天和儒家的礼数等级制。这些规定实际上起着约束拜上帝会众，加强纪律的作用。后来在这些条规基础上，太平军制定了其行军规则——天条。

从以上三篇主要文献来看，洪秀全正是借着拜上帝教之名，用宗教的语言反映了中国农民阶级对清统治阶级的不满，和反清革命的要求。所以说《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这三篇文章，基本上奠定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思想基础，反映了农民反封建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被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但由于反映的是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很快就获得了广大农民阶级的支持，并迅速扩大，终于唤起了一场农民革命的风暴。

在洪秀全创教活动的同时，冯云山则积极致力于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自1844年9月冯云山入广西桂平紫荆山后，一方面以做工，当塾师为生，一方面则努力进行宣传组织活动。紫荆山区纵横270多平方公里，四面高山，地形险要，居住着汉、瑶、壮族的群众，他们大都极端贫困，许多人以烧炭、耕种土地为业，这里民风强悍，又有长期反压迫斗争的传统，地又处桂平、武宣、平南、象州各县交界，统治阶级力量“鞭长莫及”，所以对于初步积累革命力量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冯云山不顾条件的艰辛，举目无亲，经常还挖土、拾粪以便糊口和接近下层劳动人民，还经常跋山涉水到紫荆山里烧炭工人中去发展革命力量，他曾自豪地在其门上贴过一副对子：“暂借荆山栖彩风，聊将紫水活蛟龙”。以示他的雄心和抱负。经过两年多的活动，聚集了3000多会众，其中有著名的烧炭工杨秀清，贫农萧朝贵等早期的主要领导人物。

1847年，洪秀全在到广州跟随罗孝全学习基督教并要求洗礼受挫后，即来到了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当他看到当时拜上帝会的大发展后，信心大为增强。为了更好的在组织上巩固拜上帝会，会同冯云山，有制定了《 十款天条》：1、崇拜皇上帝；2、不好拜邪神；3、不好妄提皇上帝之名；4、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5、孝顺父母；6、不好杀人害人；7、不好奸淫；8、不好偷窃抢劫；9、不好讲谎话；10、不好起贪心。并参照他在广东习基督教时所学的宗教仪式，制定了拜上帝的仪式等。

拜上帝教只信上帝，不信别神，不拜祖先，有着很强的排它性，其宗教活动又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因而与当地的封建保守势力冲突很大。紫荆山的地主团练头子王作新，多次上告“拜上帝会”。1848年1月又逮捕了冯云山和卢六，说拜上帝会“阳为拜会，阴为谋叛”。冯云山被捕，洪秀全此时回广东，拜上帝会失去了中心，会众日益动摇。在这时，杨秀清为了稳住局势，利用当地民间的“借尸还魂”、“神鬼附体”的把戏，自称“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代上帝传言，萧朝贵也用同样的方式取得了代天兄传言权，这样又维持住了拜上帝教的团结，挫败了敌人破坏拜上帝会的阴谋，所以他们的当时的这种做法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由于“天父”“、天兄”乃最高主宰，这样他们反而成了自称“天父之子”的洪秀全的“父兄”，地位显然愈于早期创教的洪、冯二人之上，因而也为太平天国以后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预伏下了危机。

冯云山被捕后，洪秀全得讯忙从贵县赶回营救，杨秀清等人也捐钱买通官府，冯云山又拒不承认谋反，结果冯云山被以“无业游民”释放，押解回籍。1848年冬，洪秀全和冯云山又在花县相会，共同商定了起义计划。1849年7月，再回紫荆山，此时拜上帝会在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领导下，又大有进展，势力达到平南、腾县、贵县、武宣、象州、陆川、博白及广东信宜，高州、清远等县。洪秀全借此大好时机，令加速准备武装起义。1850年7月，正式下达总动员令，令各地会众到金田团营。各地会众10000多人陆续到达，会众将田产、屋宇一概变卖，全部入会，衣食俱由公库开支，这就是最初的“圣库”制度。拜上帝会的“团营”活动，吓坏了清广西统治者巡抚劳崇光，忙调军1000多人去镇压。12月底，拜上帝会在平南县思旺击溃企图捕捉洪秀全的清军，此时洪秀全在平南花洲胡以晃家中，清军探知后派军围攻，当地会众奋起反击，不能突围。杨秀清得知后，忙从金田派蒙得恩率精锐数百前去迎接洪秀全，在思旺圩与清军大战，史称之为“迎主之战”。1851年元旦，会众又在桂平新墟西南蔡村江边大败清军。

1851年1月11日，这天是洪秀全的生日（洪38岁），洪秀全在金田村犀牛岭正式宣布起义，建国号为太平天国，正式揭开了中国近代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三、革命的胜利发展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随即颁布了五条军纪：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洪秀全还主动争取桂平一带的天地会加入起义。如罗大纲、苏三娘等都加入了太平军，并成为后来的名将。但也有些天地会因宗教关系和不能忍受太平军的严明军纪，参加后不久离去。如张钊、田芳等。张嘉祥则拒绝与太平军合作，反而投降清军与太平军为敌。

金田起义使得清地方政府才开始真正认识到太平军“实为群贼之尤”，不得不据实上报。并主张“聚集精兵，全力攻剿”。清政府任命的钦差大臣，前两江总督李星沅，命广西、广东、云南、福建、贵州、湖北各省调集的10000多军队开赴桂平，广西提督向荣亲自指挥围攻太平军。但太平军英勇奋战，在大湟江口大败清军。3月，乘胜又进入武宣，洪秀全在武宣东乡正式“登极”称天王，同时任命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组成了最初的军事指挥体系。4月，李星沅病死，清廷改命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广东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同时又从四川、安徽、贵州、湖南、广东增军，这样聚集在紫荆山一带的清军达30000多人。太平军鉴于强敌，于5月中旬撤出武宣进入象州，又从象州打回桂平。9月，出其不意转移到平南县，打败了向荣的尾追，进入了永安（今蒙山县），一举攻克了永安城。

太平军在永安进行了休整。首先，在政治上加强了政权的建设工作。1851年12月，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同时规定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秦日纲、胡以晃为丞相，罗大纲为总制。此外，洪秀全还下诏确立了太平军的官制：即军师（加王衔）、检点、丞相、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和两司马共12级。其中将军以上为朝内官，总制以下为军中官。其次，在太平军内进行了清除内奸的活动，处死了叛徒周锡能（军帅），从而粉碎了敌人里应外合，瓦解和消灭太平军的阴谋，教育了广大太平军，纯洁了农民起义军内部。第三，在经济上打击了土豪劣绅，发动群众没收地主浮财，抢收庄稼。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动员广大农民革命，而且也解决了太平军的粮饷问题。第四，加强太平军的军纪。洪秀全号召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心），“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银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天朝圣库。”告诫广大太平军将士要“真忠救国”，“同心协力杀敌”。第五，还颁布了天历。以1852年2月3日为壬子二年元旦。删除了旧历的“干支生克”，“日时凶吉”之类迷信，定1年为366天，12个月，单月为31天，双月为30天，全年二十四节气，以传统的干支法记年，但将地支的丑、卯、亥分别以好、荣、开、代之。太平军颁布新历法是对清朝“正朔”的公然否定。此外还刊印了《太平诏书》、《太平军目》、《太平条款》、《天父下凡诏书》等文献。太平军在永安的半年内时间，基本上确立了各项制度，太平天国初具规模。

太平军在永安休整之时，清政府乘机调兵遣将，凑了40000多人，围攻永安，妄图将太平军歼灭在广西境内。太平军由于旷日持久据守永安，军需也消耗很大，因而在1852年4月4日，洪秀全下令突围。4月5日 太平军冒大雨突围，击毙清4个总兵及兵丁5000多人，乘胜向广西首府桂林进军。但此时桂林已有备，加之城坚敌众，太平军围攻1月未得手，不得不撤围向全州进发，在攻打全州时冯云山中炮重伤（不久死于蓑衣渡）。6月3日攻克全州，接着便企图渡过湘江进入湖南，但在蓑衣渡遭清江忠源部伏击，损失惨重，经两昼夜激战才得渡江入湘，攻克道州。在道州进行了两个月休整，铸造大炮等兵器，并以杨秀清、萧朝贵名义发布《奉天讨胡妖檄布四方谕》、《奉天讨胡救世安民谕》，和《救一切上帝子女中国人民谕》，揭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朝廷压迫。当时湖南是全国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之一，天地会势力很大，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一直很激烈，因而太平军入湘后很快得到了湖南贫苦农民的响应，在道州休整期间，就有20000多人参加了太平军，使太平军声势又为之一壮，这时太平军（包括非作战人员）已达10万。太平军沿途势如破竹。1852年9月11日，直抵湖南省城长沙，萧朝贵身先士卒，指挥攻城不幸中炮身亡。洪、杨闻讯增援，但长沙守军已增加到5万人，太平军难以攻克，11月30日，洪秀全、杨秀清舍长沙北上。12月，攻克两湖的水运中心岳阳 ，获大批军火、船只。在此，太平军组成了水军。1852年底入湖北，连克汉口、汉阳等重镇。1853年1月12日，又用地雷轰破武昌城，湖北巡抚常大淳败死。

太平军攻占武昌后，引起了清廷的极大震动，将钦差大臣徐广缙革职拿问，又命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以云贵总督罗绕典防守荆襄，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防守安徽、江苏，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防守河南，妄图堵截太平军。

太平军在武汉休整1个月后，实力大增，水陆大军号称50万。1853年2月，洪、杨决定放弃武昌，统大军沿江而下，水陆并进。水路船只约10000多条，帆幔弊江，衔尾几十里。陆路两面夹江而行，浩浩荡荡。两江总督陆建瀛望风而逃，太平军连克九江、安庆等重镇。3月8日陆路先抵南京城下，12日，水师主力亦来会，水陆合围南京。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先头部队在林凤翔指挥下，轰塌仪风门，攻克南京，斩两江总督陆建瀛。20日，又破内城（旗营），斩江宁将军祥厚。29日，洪秀全入城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形成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势力也迅猛大增，增加到100多万人，其中作战人员约14万左右。太平天国起义从金田举义到定都天京，共历时两年零两个月，此次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同时促进了各地人民反清斗争的高涨。

 

第二节 天京定都后的主要革命措施

一、 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

太平天国起义定都天京后，清王朝为了挽救其覆灭的命运，便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首先是加强满汉地主阶级的联盟，扩充反革命武装力量。在太平军到达南京后，钦差大臣向荣率军17000多人尾随而至，在南京城东孝陵卫一线成立了“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军约万人到达扬州，成立了“江北大营”以威胁天京的安全。但由于八旗，绿营军队已非常腐败，战斗力不强，骄兵悍将，不堪一击，用他们来同太平军较量，几乎是战无不败。咸丰帝鉴于以前嘉庆帝在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的经验，在1853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的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反动的地方武装。当时奉旨办团练的大臣有43人之多，达10余省。但面对声势浩大，席卷了南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仅仅凭分散的地方武装团练，显然是无济于事的。此外由于各地的团练大臣大都是些迂腐之人，在事业上无所建树，争权夺利却很精明，整天尔虞我诈，兵丁素无训练，“仓猝乌合，毫无纪律，一闻太平军枪炮声，”“辄尔惊溃”。因而组织一支训练有素，又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就成了清政府的迫切需要，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地主家庭出身，道光末年官至侍郎。信奉程朱理学，对明代的王阳明颇为崇拜，是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卫道士。1853年初，因母丧在家守制，奉咸丰帝命协同湖南巡抚办团练。曾国藩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很想干一番事业，但一直没有机会表露自己的才干。这时由于阶级矛盾激化，清最高统治者不得不缓和满汉统治者的内部的矛盾，给汉族官僚一些实权，让他们来创立团练，这为曾国藩提供了天赐良机。他以湘乡秀才罗泽南所统的湘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仿明朝戚继光的做法，募练了一支以“忠义之气为主”的反动武装。

湘军的主要军官大都为死心塌地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招募贫苦青壮农民为兵。整个军队以封建宗法、地域、师生关系为主要纽带而结合起来。士兵由营官自募，营官有将官自选，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1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形成了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纠正了绿营那种兵将不相识，指挥不灵，散漫无纪律的状况。此外，曾国藩对西洋枪炮很崇拜，一开始便注重购买新式枪械，装备较旧式军队为优，所以湘军战斗力也较强。1854年，练成水陆两军约17000多人，这支反动军队后来成为清王朝的重要支柱和太平天国的主要敌人，曾国藩也成为近代军阀的始祖。

清政府还进一步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以解决其军饷无着的局面。自金田起义到1853年7月，清政府军费支出已达2963万余两，户部存款仅有227000多两。于是清政府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搜刮，除加重原有捐税外，还发票钞，行大钱，实行厘金制。“票”是指户部发行的银票，内有一两、三两、五两、五十两等。“钞”是“大清宝钞”，以钱“文”为单位，分五百文、一千文、一百千文等，规定银票一两换钞两千文，与大钱、制钱并行。从1853年——1860年，官票、宝钞发行额折合白银为2330余万两，这些大量滥发的纸币，兑换又无保证，引起了物价的猛涨。同时清政府还大量铸造劣质铜、铁币，称为大钱，铜币面额有当五、当十、当五百，铁钱有当一、当五等种类。1853—1861年光户部、工部造的大钱，就合银826万两，还有各省大量铸造的大钱。由于滥发无度，大钱发行后即迅速贬值，1858年间，一枚当十的铜钱仅抵制钱一、二文。清政府利用滥发货币的手法，残酷的掠夺劳动人民。1853年开始实行厘金制，行商的货物征过境税，坐贾的货物征交易税，税率为百分之一，各地关卡林立，敲诈勒索无所不有。

清政府通过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调整，扩充新式军队和加强对人民的掠夺，以加强其反革命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向太平军进行反扑。当时的太平天国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打垮清政府的军事围剿，也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

北伐是1853年5月8日开始的，由太平军的名将林凤翔、李开芳率领10000多人从扬州出发，经安徽、过河南，夺道山东直捣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北伐军在安徽境内连连告捷，1个月之内就连克滁洲、临淮关、凤阳、怀远、荣城、毫州等地。6月，又在河南归德（商丘）毙伤清军3000多人。但由于清军得知北伐军北上，在黄河北岸严密布防，北伐军不得不向西，在攻开封（省城）未克后，北伐军“粮草甚难”，又无船只。但北伐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汜水、巩县间渡过了黄河，与前来堵截的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的20000多人战于怀庆（今沁阳）。9月，太平军又撤围北上，经山西复折而东向，再经河南入直隶，击溃讷尔经额的军队。10月进占深州，迫近北京。咸丰帝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率军抵挡，当时京城一片慌乱，官绅逃迁者达30000多户。

北伐军乘虚东进，连破献县、交河、沧州、静海，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清军为了堵住北伐军，决河堤放水，北伐军进攻天津受阻，屯居静海、独流。时界隆冬，太平军孤军深入，粮衣尽缺，被迫于1854年2月南撤。5月撤到山东东光县连镇待援，但天京派出的援兵在山东临清失败，李开芳企图南下接应，又被围于山东高唐州，北伐军被分割包围在连镇和高唐州两地。1855年3月连镇失守，林凤翔受伤被俘，在北京就义。李开芳企图突围，又被围于茌平冯官屯，清军用运河水灌冯官屯，北伐军屡屡突围无效，5月31日李开芳被俘，北伐失败。

太平军北伐历时两年，横扫6省，转战5000余里，连克数十城，把起义烈火引向了清心脏之区，严重地打击了清的反动统治。但是北伐军由于孤军深入，远离根据地，又得不到有效支援，加上北伐军与北方农民群众联系较少，语言不通，宗教互异，又不能很好地去发动沿途农民群众，所以也未能从当地人民群众中得到有力支持，最后陷于失败。这给了清政府以喘息的机会，稳住了阵脚，得以重新纠集反动武装，向太平天国进行疯狂的反扑。

在太平军北伐的同时，太平军又开始了西征，争夺安庆、九江、武昌这3大军事重镇，以控制长江中流，发展革命力量，确保天京安全。1853年6月，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奉命率军西上，当月攻下安庆，9月入江西围南昌，并攻下了九江。这时太平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以安庆为基地向皖北发展，1854年1月，攻克庐州（合肥），安徽巡抚江忠源自杀，太平军控制了安徽广大地区，使之成为天京的主要屏障和给养基地。另一支由韦俊、石祥祯率领，自九江西上，1853年10月再克汉口，汉阳，因兵力不足又退守黄州。曾天养率兵西援， 1854年2月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投水而死。西征军乘胜又克汉口、汉阳，6月攻克武昌，转而又攻入湖南。

在湖南太平军遇到了曾国藩湘军的激烈抵抗。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军信奉异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册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于九原。”号召一些反动地主阶级及其文人围攻太平军。又利用乡土、宗法、迷信欺骗广大农民，攻击太平军“荼毒生灵”，动员一切力量来与太平军为敌。太平军在痛击湘军再克岳州后，向湘潭进军，钳制长沙。在湘潭，湘军又组织了疯狂的反扑，太平军与湘军激战7天，伤亡很大。在靖港太平军水师几乎全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寻死，被部将救起。但靖港之役并未能挽回因湘潭失守所造成的损失，使太平军不得不放弃钳制长沙的计划，从而使曾国藩得以重整其水师。7月，湘军开始反攻，攻陷了岳州。8月，太平军老将曾天养在城陵矶痛击湘军水师，湘军将领4人被击毙，20多艘战船被击毁。随后曾天养又与湘军悍将塔齐布发生遭遇战，曾天养单骑入敌阵壮烈牺牲。太平军在湖南全面失利，10月，湘军又会同湖北清军反攻武汉，太平军战败。1855年1月，湘军又进逼九江，曾国藩叫嚷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面对西线战场的不利局面，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定由石达开率重兵二次西征。1855年1月，石达开率部在湖口、九江两次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夺曾国藩座船，曾国藩逃往南昌。太平军又西上，2月底占领汉口，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年底，太平军又入江西。至1856年3月，江西13府中，7府1州50余县均落入太平天国之手，曾国藩被围于南昌城中。

在江西大捷的同时，在天京外围太平军又组织了一次激烈的破围战。1855年，清军围困镇江，吴如孝坚守待援。1856年2月，燕王秦日纲奉命赴援，连破清营，逼近镇江，部将陈玉成单舟闯过敌人重重封锁的江面，与镇江守将吴如孝取得联系。4月，吴如孝与秦日纲内外夹击，大败清军。太平军乘势反击，又渡江大败江北大营统帅托明阿军，连克扬州、浦口等地，江北大营120多座营垒纷纷溃散。6月，太平军又向向荣的江南大营进攻，6月20日，太平军各路纷纷回师南京，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又由各门冲出，大破江南大营，向荣率兵败逃，太平军乘胜追击，向荣逃至丹阳毙命。太平军一举击溃了江北、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控制了武昌到镇江的沿江重镇，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大部已在太平天国的手中，太平天国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二、《天朝田亩制度》和各项政策措施

在1853年下半年，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主要针对农村，其中心内容是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把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其中也包括有政权建设，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的设想，它是太平天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是洪秀全人间天国理想的具体化和纲领化，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把天下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做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半荒相通”。具体的分田办法是按产量高低把土地分为9等，上上等田为亩产1200斤，每往下一等，产量减少100斤，最低的下下等田为亩产400斤。然后按照农户人口平均分配，好丑搭半，15岁以下的按16岁以上成年人一半分田。

二、建立乡官制度。按太平军体制，把全体人民组织起来，以户为单位，5家为伍，设伍长；5伍为两，设两司马；4两为卒，设卒长；5卒为旅，设旅帅；5旅为师，设师帅，5师为军，设军帅。每军13156户，每家要出1人当兵，“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兵农相结合， “寓兵于农”。并设有典分田、典刑法、典钱谷、典入、典出的官吏，军帅以下均称为“乡官”，皆由居民推荐。在军之上则由中央委派监军，管理一县事务，总制管理一郡（府）事务。这两极官称为“守土官”。各级官员三年一保举，三年一考核，以定其赏罚升降。

三、设立圣库制。规定每“两”为一个基本生产单位，设1圣库。农民每年劳动所获，除按规定留足口粮外，一律交国库，由国库统一支配。遇有婚、丧、嫁、娶等额外开支时，由国库按规定供给，年老、残废、孤儿亦由国库供养。

四、规定了“通天下一式的生产方式。每户农民在房子周围要种桑，养鸡五只，母猪二头，至于陶冶木石等匠，都由伍卒兼任，农闲时方可操作。这种在小生产的基础上设计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让每个农民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永远保持其一份平均财产，过自给自足的小康生活。

此外，还要求在每两设立礼拜堂，平时儿童在内读书，礼拜日则让成年人去“听道”。《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婚姻、宗教、司法诉讼都作了原则的规定。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想通过这样一个详尽的方案，去建立其“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把历史上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平分土地的方案，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的设想，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彻底否定，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革命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社会平等的愿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理想的表现而已。” 所以说“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一式”的社会生活方案，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不可能适应、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水平上，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理想化、固定化，所以它是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面的。《天朝田亩制度》的这种两面性，是农民的小生产者的地位所决定的。农民阶级是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附属的阶级而存在的，他们自身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因而也不可能由他们建立起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所以他们更多的是依靠幻想来解决现实问题，把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神仙世界，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理想化，幻想有个救世主来赐给他们阳光雨露，实现他们所渴望的那种平等社会。即使在农民革命斗争达到高潮时，这种幻想依然存在。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里的那种平均主义，说到底仍是农民阶级的一种幻想，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是不可能在现实斗争中实现的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天朝田亩制度》由于远远地脱离了当时社会现实，因而有许多设想无法实施。为了适应当时的革命斗争要求，太平天国领导人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其中较主要的有：一、政权建设。官职设置仍基本上沿用了永安建制时的官职体系，乡官基本按《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执行。乡官上设县、郡、省、中央4级，省、郡、县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县由监军、郡有总制管理，省大都由王、侯兼任。中央机关除了永安的五王制外，又在东王府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尚书。一切事务大都先汇到东王府由东王府定夺，然后再上达天王。

二、土地政策。鉴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分田方案无法实现，而太平天国正值军事紧急之时，不得不设法保证以有稳定的粮饷来源。1854年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奏：“照旧交粮纳税”，即沿用清朝旧制，向地主、自耕农按地亩征收田赋，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熟征银，秋熟征粮，粮赋较清政府的轻，除去了各种乱收、勒索的弊病。这样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地主土地的私有权，并允许地主向佃农收租，除了一部分地区因地主逃亡，土地无主向佃农征税外，在大多数地区基本上并未改变土地占有关系，封建土地所有制实际上在太平天国区域内并未废除。但也不是说太平天国就不反对封建压迫，打击地主阶级了。太平天国各级政权在具体执行中也是尽力地照顾农民的利益，将没收的反动官僚、地主和寺院的土地，逃亡地主的田地，交给无地农民去耕种，并向他们颁发了“田凭”，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对富户课以重税。在一些地方（如江西南昌）还向地主计亩征粮“分与无田者食”。一般来说在太平天国前期，太平军是非常注意保护农民利益的，一般支持农民向地主少交甚至不交租。后期有所变化，个别地方太平军政权甚至公开为地主撑腰，向农民收租。

三、工商业政策。太平军定都天京之初，曾在城市中实行废除私有制的政策，一切金银钱粮、私人房产、店铺本利全部交归国库，不准私有。男入男馆，女入女馆，小孩入娃崽馆，虽夫妻不得同居。所需一切生活用品由国库提供，私人更不能经商。企图用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来改造城市，这显然是违反历史进程的，因而很难持续下去。不久便恢复了家庭生活和商业贸易，在天京设立各种商店，凡愿经商者可到国库领取本钱，由天朝发给“文凭”，以后又设立私人贸易集市，允许自由营业，但禁止烟酒的禁物。太平天国设立了“诸匠营”和“百工衙”来管理、组织手工业生产，匠人按技艺编入不同的“营”、“衙”，从事集体生产。诸匠营主要是从事军需生产和生活用品生产。在天京大约有7种诸匠营：“土营、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镌刻营。百工衙种类繁多，生产更专门化。如造火药、枪、炮等等。诸匠营和百工衙产品不用于市场交换，由天京政府统一分拨，以保障供给前方的军事斗争。

四、文化、知识分子政策。太平天国尊上帝，排斥一切异神和儒学，在定都天京后就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读者斩”，“收者斩”，“买卖者一同斩”。大肆搜书焚书，沉重的打击了封建文化的权威。同时太平天国也出版了自己的一些书籍，1856年前出的约有24种，《天朝田亩制度》、《新遗诏圣书》、《旧遗诏圣书》、《天命诏旨书》、《三字经》、《劝学诗》等等。但是中国作为千年的文明古国，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而这些东西又都混在或掺有儒、佛、道的东西之中，这是二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专制所造成的事实，如果无视这一现实，对一切有儒、佛、道的书进行焚烧，那么当时中国社会几乎无可读之书，仅靠几本太平天国出版的书，是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受儒家学说和地主阶级文化熏陶的，粗暴的焚烧、搜书、毁神庙，会引起他们乃至一般群众的反感的，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较成功地利用了这点攻击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后太平军改烧书为改书，专门设立了“删书衙”。但由于农民阶级自身就长期处在封建文化毒害之下，当时又没有什么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删书”只不过是些表面文字工作，如直呼帝王、孔子名之类的改动，这种删书不可能清除封建文化的实质性东西。后来随着天京政权上层人物的腐化，和日益沉迷在帝王梦中，封建文化的维护等级制、忠君孝父的思想，又成为适合他们口味的东西。因而在1861年，又颁布《钦定士阶条例》，提出了“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让士子们去诵读了。在文风上，太平天国提倡文以纪实，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字上也做了些改革，如用“郭”字代“国”、“高老”代“上帝”、“真草”代“真心”、“云中雪”代“大刀”等等，大都没什么实际意义，多半是出于封建时代的“避讳”，或受绿林会党的“黑话”的影响。此外太平军也开科取士，最早是1851年在永安。定都后正式规定了考试制度，分县、省、京试三种，录取一般较宽。如湖北一场省试不及千人取了800名。太平军还用招募的办法来录用知识分子，一般在太平军中，知识分子多任文书之类工作，被称为先生。

五、妇女政策。太平天国从“人人都是上帝子女”的教义出发，主张男女平等，妇女和男子一样有参政权，军队设有女官，在经济上和男的一样分田，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把妇女当商品买卖的婚姻制度。还下令放足、禁止缠足等等。太平天国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其效果良好，如英人吴士礼曾记述：“这里跟全国我们曾游的其它城市大异的地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但太平军在妇女问题上仍无法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如在《劝学诗》中大力提倡的三从四德之类的东西，太平天国领导人生活腐化，竟借上帝之命行多妻制等等。

六、外交政策。定都天京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看到太平军声势浩大，改变了原来企图公开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做法，一面暗中与清政府勾结，一面派人刺探太平天国情况，引诱和欺骗太平军，以便从中谋得好处。1853年4月，英国驻香港总督文翰、1853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1854年5月，美国专使麦莲等先后窜到天京。当时洪秀全由于宗教关系，以洋兄弟相待。文翰曾照会东王杨秀清，特申明中英《南京条约》问题，杨秀清批复中重申“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外人可来京，出入自由，但根本不理文翰关于《南京条约》之事。罗大纲告诫英人，不应再卖鸦片。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在会见秦日纲时又提到《黄埔条约》秦漠然置之。英国舰长麦勒到天京后提出了31个问题，杨秀清明确答应，太平天国胜利后，“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立埠之事”，日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这里明确地表示了太平天国坚持平等互利，决不承认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因这时帝国主义的伪装中立，太平天国领导人对洋兄弟存有过多的幻想。到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公开协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英雄们才放弃幻想，勇敢的奋起反击，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辱的民族气节和坚决抵抗一切侵略者的坚强决心。

3.                                                                             太平天国影响下的各族人民反清起义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胜利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高涨。南方和东南沿海各省，先后发生了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北方捻党也发动了起义，成为当时农民起义中很有影响的一支队伍。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苗族、回族等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1852年，广西南宁天地会首领胡有禄、朱洪英率众起义，于1854年攻占灌阳，建号“升平天国”。1855年，应太平天国邀请前往天京会师，途径湖南时遭清军阻击，胡有禄、朱洪英先后罹难，部众退回广西，坚持斗争。

福建小刀会领袖黄威、黄德美，于1853年5月率会众在海澄起义，连克漳州、同安、厦门等地。黄威自称大元帅，起义军“所到之地，军法甚严，出示安民，米谷定价，不许贵卖，百姓秋毫无犯。”年底，起义军造清军围攻，被迫退到海上活动，不久失败。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江苏各地会众也纷纷起义，其中最大的一支是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53年9月，刘丽川率众杀死县官，占领了上海县城，称“大明太平天国”，表示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刘丽川曾上书天王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联络。起义军在10多天内连克青浦、川沙、南汇、嘉定、宝山等县。由于上海是清政府统治东南沿海地区的重镇，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大本营。因而，中外反动势力立即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当时的小刀会起义军。起义军奋起反抗，同中外反动联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终因城内粮尽无援，被迫于1855年2月由上海县城突围，刘丽川力战牺牲。余部后来投到苏、浙一带的太平军中去，成为太平军的战士，继续反清斗争。这次上海小刀会起义，坚持了17个月之久，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在江浙地区的斗争。

1854年，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等率众在佛山镇起义，南海、番禹、顺德、东莞、香山、新会、三水、清远等地天地会纷纷起来响应。这些起义者都头包红巾，自称红兵。在短短的二三个月内，各路红兵攻破府、州、县城40余座，一度围困了广州城。清政府在香港殖民当局和外国商人的军事援助之下，进行了反扑。在中外反动派联合进攻下，红兵围城半年之久，未能攻克，于1855年春撤围，余部转入到广西境内继续坚持斗争。

捻军是清初以来长期活动在安徽、河南、山东西南和江苏北部地区的民间秘密结社，参加的成员多是贫苦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他们往往数十人或百人为一股，俗称一捻，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进行抗粮抗差，打富济贫等反封建压迫的斗争。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安徽、河南时，毫州著名捻军首领张洛行等率众起来响应。1855年8月，各路捻军齐集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会盟，张洛行被推为盟主，下分黄、白、红、橙、黑5旗。虽然当时规定了各镇统将皆听盟主调遣，但实际上这次会盟并未能有效地将各路捻军联络起来，仅仅是个松散的联盟，各旗主仍有很大的自主权。这次会盟后，捻军声威大震，力量迅速扩展，形成了以安徽雉河集为中心，活跃于皖北、河南、山东、苏北一带的庞大起义军，并多次打败清军，成为北方反清斗争的主力军，成为太平天国的主要友军，对天京起了有力的屏障作用。

西南地区以贵州张秀眉所领导的苗族起义，与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族起义最为著名。1855年，张秀眉在贵州台拱起义，席卷了贵州东南大部分地区，接着汉族人民也在贵州东北部一带发动起义。1856年，杜文秀在云南蒙化起义，云南的彝族群众也发动了反清起义。云贵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此外，在这一时期内，规模大小不等的抗租、抗粮斗争，也遍及全国各地。当时全国人民的反清斗争基本上是各自为阵，太平天国没能有效地团结和利用这些反清斗争，使得清政府最后得以各个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