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第一节 天京变乱和重整朝纲
一、天京内讧
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虽然北伐失败，但太平军成功地进行了西征和天京破围战，在湖北、江西、安徽战场上取得了巨大胜利，达到了它的军事鼎盛时期。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农民阶级的各种弱点也就迅速地暴露了出来，内部的宗派、地域、权利、地位之争越来越表面化。加之起义队伍的不纯，一些暗藏的敌人的破坏，以及领导人日益腐朽、蜕化，使得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迅速地激化了起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壮大，太平天国革命队伍的成分日益复杂，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卷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这些人的思想意识和农民阶级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加入太平军有的是迫于形势，有的则是投机取巧。在他们加入革命队伍后，企图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这个革命，用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封建主义毒素腐蚀革命队伍。特别是一些太平天国领导人，深受这些思想的腐蚀，逐步地开始丧失了他们原来的农民阶级本质，而以新的统治者自居，日益脱离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
此外，清统治者面对着太平天国的迅速发展，认识到单靠武力围剿已很困难，“倘有间谍者使之因此（指男女别营）内讧，俾大兵得以乘机剿灭。”因而也进一步加强了对革命队伍内部的阴谋破坏活动。或派奸细混入革命队伍，或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或拉拢腐蚀太平军官兵，伺机颠覆。妄图与清的反动军队里应外合，消灭太平天国。1854年，混入太平军的清朝禀生，化名叶芝发的张继庚，就曾大肆散布谣言，挑拨两湖籍与两广籍战士间的关系，妄图使太平军内部“自相屠戮”。他还暗中组织反革命组织，串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吴蔚堂等，拉拢收买了织营、土营、木营的少数人，以及太平军在水西、太平、朝阳门的部分守军，暗中与向荣联系，密谋充当内应，后被太平军侦破。张继庚事件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队伍中，已有少数人已开始蜕化变质。
由于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反封建革命纲领，而只是借助于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幻想。这种思想在号召人民反对封建等级制和不平等的斗争中，确有着巨大的作用，但当革命形式进一步发展，要求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和制度时，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就无法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因而农民阶级又不得不将原来的封建制度加以变通，加上一些有利于农民的措施条文而重新加以使用，最为典型的就是“照旧纳粮交税”。所以说太平天国起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但并未能彻底破坏它，相反却是保留或恢复了这种生产关系。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上建立起的上层建筑体系，理所当然的具有相当浓厚的封建性，这种封建性随着革命的发展日益浓厚了。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在进行它的政权建设时，就颁布了一整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等级森严，甚至连称呼、服饰、仪卫、舆马都有严格规定。诸王出行，官兵必需回避，高呼万岁或千岁。天王、诸王、诸侯都是世袭的，洪秀全俨然新的帝王一般。太平天国领导人借助于宗教神权和等级制来保证他们的权威，巩固天国的秩序，结果是造成了他们自身的日益腐朽，和农民政权的日益封建化。洪秀全和诸王还大兴土木，拆毁民房，动用成千上万的民工建造王府、宫殿。当时太平军将士男女须别营，而他们买妻、纳妾、大选嫔妃，过着多妻制的生活。出门前呼后拥，仪仗威严，天王有轿夫64人，东王48人，最下两司马也有4名轿夫。他们原来那种“寝食必俱，情同骨肉”，“敝衣草履，徒走相从”的作风，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的理想，这时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说教而已。他们实际上已脱离了广大太平军将士，成了新的特权阶层。
随着农民阶级政权封建化的加剧、领导人的腐败，太平天国内部的权利派系之争也在迅速加剧。特别是上层领导人更热衷于名利地位的追求，他们之间“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关系日渐疏远。洪秀全“避处深宫，从不出户”，把精力放在了宗教神学的著述上，脱离了斗争实践和广大群众。而较有政治军事才能的杨秀清，随着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权势不断增长，特别是冯云山，萧朝贵二人死后，权力更加集中于杨秀清一人之手。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对太平军将士随意处罚，甚至杀死。连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洪秀全宠臣佐天侯陈承鎔、石达开岳父卫天候黄玉琨都受过杨秀清杖责。甚至连天王洪秀全他也要杖责，这样实际上引起了许多人，特别是高级将领对他的不满。他与洪秀全、韦昌辉等人矛盾也迅速地激化了。而当时仅次于杨秀清的北王韦昌辉，对杨秀清是敢怒不敢言，表面上一味奉承，背后却时刻伺机报复，“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
显然，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其内部矛盾也在暗中激化。特别是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更为严重。洪秀全深居简出，以帝王自足，他对杨秀清的专横跋扈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加之洪本人性格刚愎，也决不会甘受杨秀清的摆布。杨秀清对洪秀全的这些是了解的，所以常劝慰洪秀全“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诛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但他自己只知劝人，不知自检。因而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不但没法消除，反而愈演愈烈甚，很难调和，矛盾的公开爆发，也只是个时机问题了。
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在西线战场和天京战场，大破敌军。这时候为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杨秀清，个人权利欲恶性膨胀，急于抢夺天国最高权力了，演出了一幕逼封万岁的恶剧。1856年8月中旬，杨秀清又借天父下凡把洪秀全召到东王府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九千岁？”洪秀全被逼，只好答道：“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杨秀清还不甘心，进一步逼洪说：“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秀全再次退让说：“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并答应在杨秀清生日（阴历八月二十五）正式举行封典。
在封建的君权时代，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一国岂能有两个“万岁”。而且杨秀清还要子孙后代都万岁，洪秀全怎能不知其中的利害，这就等于逼他让位。洪秀全这时一面虚与杨秀清委蛇，一面火速密召当时在江西的韦昌辉、湖北的石达开，和在江苏镇江的秦日纲。韦昌辉早就有取杨而代之的想法，而秦日纲对杨也是恨之入骨，洪秀全的密召为他们对付杨秀清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先入京的燕王秦日纲的配合下，韦昌辉在9月1日深夜带精兵3000，迅速控制了天京，包围了东王府。9月2日凌晨，韦昌辉、秦日纲带兵杀了东王一家，杨秀清被杀，洪杨的矛盾也就基本解决了。可是韦昌辉却另有打算，乘机扩大事态，借口诛杀余党，巧设毒计将东王余部及其家属两三万人都屠杀了，在天京实行恐怖统治。
9月中旬，远在湖北的石达开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乱杀无辜。不意韦昌辉顿起他心，又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连夜逃走，韦昌辉便杀了石达开一家老小，又派秦日纲出城追杀石达开。石达开逃到安庆，调集大军40000多，起兵讨韦，并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否则就进京靖难。而韦昌辉此时野心大增，竟派兵围攻天王府。韦昌辉的暴行激起了洪秀全和全朝文武的不满。洪秀全下令诛杀韦昌辉，经过两天的激战，粉碎了韦昌辉的抵抗，11月2日将韦昌辉逮捕处死，并将首级交石达开验看。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
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并未消除，洪秀全经过此次事变后，对外姓重臣深怀戒心，不敢信任。石达开本人是首义诸王中唯一幸存的了，也是劳苦功高之人。加之石达开当时年仅26岁，极有政治、军事才能，威望很高，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这样使洪秀全更加疑忌。在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之后，接着又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明为辅政，实则是为了监视石达开。洪仁发、洪仁达2人既无才干也无威信，因而对石达开更是妒忌，事事制肘。石达开深知与他们难以共事，而且日后必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就不顾大局，贸然决定率众出走。
1857年5月底，石达开离开天京，6月到达安庆，沿途张贴告示，历诉自己对天国“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而洪秀全对他猜忌，煽动了10多万精兵良将，同年10月远走一方，但继续保持着太平天国的封号和旗帜。洪秀全也继续在官书、文件中，列着石达开和部下的职衔，并多次劝他回京。石达开坚持己见，率部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1859年转入广西，但处处受挫，一些将士开始觉悟，纷纷回到了天京政权的领导下，石达开却仍固执己见。1861年9月，离广西经湖南、湖北、贵州、云南渡过金沙江转入四川。5月14日，石达开率军30000到达大渡河边的紫打地（石绵县安顺场），被清军和当地土司包围，几经突围失败，石达开最后不得已向清军投降，愿以自己死去换取对自己部下“ 赦免杀戮”。6月13日，他率3名助手和5岁儿子自赴清营，结果被清军带至成都处死。其部下3000多人均遭杀害。
天京内讧和石达开出走，给太平天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首先，由于变乱发生在上帝派遣“下凡救世”的儿子与其“代言人”之间，因此严重地损害了太平天国作为立国基础和精神支柱的拜上帝教理论的威信，带来了无可挽回的严重政治后果。在变乱前，太平天国内部总的来说是团结的，“众心坚如金石”，士气也极旺盛，战斗力很强。变乱后“政涣人散”，“外合内离”，投敌叛变的事接连发生。结党营私，拥兵自重的现象也日益严重。政治上迅速地走上了衰败。
其次，天京内讧使大批优秀久经战阵的太平军将士被杀，后石达开出走又带走了10多万优秀将士，极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大伤了革命元气。也使敌人得以喘息，重新纠集力量反扑，导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856年12月武昌失守，接着江西大部也重新落入到清军之手，被石达开打得大败，困在南昌的曾国藩和被分割在九江江外和内湖的湘军水师，都又重新汇合在一起。1857年12月镇江失陷，清钦差大臣德兴阿和和春又先后重建了江北、江南大营。1858年5月九江又失守，守将贞天候林启荣和部将17000多人全部战死。10月，曾国藩率湘军将太平天国上游的最后一个重镇安庆包围。
天京变乱后两年多时间，太平军兵败如山倒，以致于使得曾国藩大叫：“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从此也可窥见整个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后的险恶局面了。所以后来李秀成在被俘后曾总结了天朝十误，把东、北二王残杀作为十误之一，更把石达开出走作为十误中最主要的一误，指出“此误至大”。天京内讧给人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血的教训。
二、洪秀全重整朝纲和洪仁玕辅政
天京变乱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此时由于一方面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仍在蓬勃向前发展，这些起义斗争有力地削弱了和分散了清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使得清王朝无法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太平天国起义。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这时矛盾也很大，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之中，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不得不把一些武装力量用在对付外敌入侵上。加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满汉地主阶级，尤其是清廷与湘军间矛盾猜忌很大。这些原因客观上为太平天国的恢复实力造成了一定的有利环境，使洪秀全得以对天京内讧造成的内乱局面加以挽救，重整朝纲。
在石达开出走天京后，洪秀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力图挽回危局。他首先削去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派人去安庆说服石达开，争取石达开回京辅政。在争取石达开失败后，于1857年10月，任命蒙得思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付掌率。1858年，洪秀全又恢复了五主将制，任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思为中军主将（9月，改由杨辅清出任）。以上诸人除蒙得恩以恩宠得位外，其余都是长期带兵作战，具有军事才能的优秀将领。尤其是陈玉成，从1850年他14岁入伍，身经百战，屡立奇功，更是一位从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卓越将领。这样太平天国又重新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由蒙得恩掌朝政，林绍璋、李春发辅之，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杨辅清在外统军作战。而洪秀全则亲自总揽军政。开始逐步缓和了天京内讧所造成的巨大危机。
为了从军事上彻底扭转当时太平军所处的极为不利的局面，重振军威。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等太平军高级将领在安徽枞阳（cong 冷杉，地名时读zong）会商共解天京之围。9月25日，陈、李率大军在安徽滁州乌衣渡会师，合击江北大营，歼敌三四千。26日，又在江浦小店歼灭江南大营援军5000。接着在浦口闪击江北大营，歼敌10000多，江北大营再次被消灭（次年3月9日，清军明令撤消）。太平军乘胜克服江浦、扬州、六合等地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
接着太平军又进行了著名的三河之役。在太平军进攻江北大营之时，湘军著名的悍将李续宾率部六七千人由江西沿江东下，连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气焰十分嚣张，1858年11月向三河重镇进攻。陈玉成立即率兵西上，并命庐州守将吴如孝会同捻军张落行部南下，又奏调李秀成部前往助战。各路大军10余万，切断了李续宾与各地敌军的联系和退路。11月14日，陈玉成率军发起进攻。次日，湘军反攻，冲过三河附近的金牛镇，陈玉成乘势从敌后方杀出，李秀成此时也从附近白石山率军到达，三河守将吴定规乘势从城里杀出，湘军被很快包围歼灭，李续宾、曾国华无一逃脱。进围安庆的湘军闻风丧胆，向西逃跑，太平军乘胜克服桐城、舒城、太湖、潜山等县。三河之役给湘军的打击很大，李续宾被誉为湘军中“威望寇诸军”的精锐，基本被全歼，湘军元气大伤。曾国藩提到三河之役时说：“三河之役，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之不扬。”胡林翼也哀叹：“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全军皆寒，不可复战。”此外，在皖南战场上，李世贤也在宁国大破清军，扭转了不利局面。在江西战场上，杨辅清攻占了景德镇，并屡损湘军张运兰，牵制了曾国藩。1859年3月，陈玉成又在江北、庐州城外，大破清军，斩清军安徽巡抚李孟群，天京上游的危局得以扭转。
但此时，太平天国在政治上起色并不大，主持朝政的蒙得恩缺乏政治才干，辅佐他的林绍璋是太平军西征时在湘潭的败将，革职闲居，也无多大才干，李春发历任内官，对外情势隔膜，所以也无甚建树。以致造成了天国“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的局面。就在此时，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历经千辛万苦，于1859年4月到达天京。洪仁玕曾是最早的拜上帝会信徒，金田起义时，因远在他乡教书未赶上。后为逃避清廷迫害，于1852年到香港研究西方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制度。1858年6月，秘密北上找洪秀全。洪仁玕的到来，使洪秀全大喜过望，5月11日就封他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洪秀全又恐勋臣不服，同年6月，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不久又封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希望能缓和矛盾，共扶天国。
洪仁玕到达天京后，看到太平天国政涣人散， 欲通过革新，重振天国，以开辟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天新地新世界”。在他主政不久，便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刷新政治的纲领《资政新篇》。其主要是：在政治方面针对当时太平天国政权涣散的局面，提出要统一号召，加强中央集权。“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禁朋党之弊”。并提出主政的关键在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盖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他还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检举箱（暗柜）之类。在经济方面主张要发展近代工商业，建造火车、轮船，修铁路、公路，奖励发明创造，允许私人设厂、开矿，兴办银行等。在文化和社会习俗方面提出要废除封建迷信和旧习俗，提倡办“学馆”、医院、育婴堂等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禁庙宇寺观，买卖人口，吸食鸦片等等。在外交上主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平等往来，自由通商和进行文化、学术交流，西方列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
洪仁玕的这些主张很显然大都来自西方资产阶级，他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去达到“与番人并雄”的目标。《资政新篇》是一个较系统的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纲领性文件，这一要求是顺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应该说洪仁玕比洪秀全更进了一大步，也基本上得到了洪秀全的赞同。但是《资政新篇》对于农民阶级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只字未提，因而也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动员广大农民投入反封建斗争。此外，由于当时军事斗争是革命的首要任务，洪仁玕所提出的建设计划大都脱离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因而他的设想大都未能实施。因而《资政新篇》并未能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局打开一个新局面。
为了从军事上打败清军的围剿，洪仁玕组织制定了新的军事行动计划。1860年初，洪仁玕为了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包围，奏请洪秀全批准，调动李秀成、李世贤两路大军用围魏救赵之计共破江南大营。3月5日令李世贤攻湖北，令李秀成率精兵6000直趋杭州。3月19日一举攻破杭州，浙江巡抚罗尊殿自杀。江南大营为救其粮饷重地，急派张玉良率军10000增援。3月24日，李秀成见敌人中计，连夜从杭州撤兵返回皖南，在建平与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会师，太平军10余万兵分5路向天京进发。5月2日，与江南大营决战，城内太平军由城内杀出，5月5日江南大营被击溃残部退往镇江。5月19日，太平军追至丹阳，张国梁落水而死，5月26日和春在浒墅关自杀，至此江南大营又被消灭。陈玉成奉命取扬州，渡江而北，李秀成率军征取苏常。
6月15日，李秀成又擅自率军攻昆山、太仓、青浦、淞江、兵临上海城下。这时上海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公开阻止太平军，5月26日英法公使悍然宣布“保护”上海，美国流氓华尔在一批买办和苏松道吴煦支持下，组成了反动的“洋枪队”，协助清军进攻太平军，攻占了淞江。太平军奋起反击，8月9日在青浦消灭了“洋枪队”六七百人，8月12日夺回了淞江。8月18日李秀成以3000兵力攻上海，遭到了英法军队干涉，不得不退出上海，到9月回到苏州。此时已逾洪秀全令他返师之期近3个月了，严重地贻误了西征战事，致使西线战局难以挽回。
三、安庆保卫战和进军浙江
1860年5月，清江南大营再次被消灭后，咸丰帝只得把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重任委给曾国藩。在1860年6月8日，命曾国藩署两江总督，8月10日又改为实授，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事权划一。这不仅意味着曾国藩手中军权加大，同时也改变了湘军原来那种无地盘的客军，和事事要受各地督抚大员和各级地方官牵制的局面，从而大大地加强了湘军的实力，使其能更加疯狂地向太平军发动进攻。
当时湘军统帅曾国藩认为要平定江南太平军，“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因此把战略重点放在争夺太平军上游唯一的重要屏障安庆上。当时清廷在江南大营被歼，太平军东征苏常的局势下，为了保住他们的粮饷基地，再三令曾国藩率兵东援，以“保全东南大局”。但曾国藩自有主见，拒不从命，仍然全力以赴争夺安庆，派其弟曾国荃率兵15000人主攻安庆，李续宜、多隆阿率20000多人屯驻在安庆与桐城之间，以阻止太平军援军，胡林翼率15000人驻扎在太湖、潜山一带为后援，鲍超率5000人驻安庆南岸，杨载福率水师扼沿江要口，共投入约80000兵力争夺安庆。
安庆是天京西线的最后一个主要屏障，并且是重要的粮食提供基地，又是与北方捻军的重要联络点。洪仁玕当时也认识到安庆对天京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能久。”所以太平军不得不以全力来争夺，以保障天京西线的安全。在攻破江南大营后，就制定了保卫安庆的作战计划，令陈玉成和李秀成乘江南大营覆灭之机迅速东征，以1月为限，然后回兵西救安庆。但由于李秀成东征上海延误了日期，直到9月底，陈、李二人才在苏州会商按原计划西进，陈玉成由长江北岸、李秀成由长江南岸直趋武汉，约定1861年4月会师武昌，以迫使湘军从安庆撤围西援，同时还令李世贤、杨辅清在皖南配合，牵制敌军。
陈玉成军从天京渡江而北，11月，在挂东河被湘军打败，陈玉成不得不退到庐州休整。1861年3月，陈玉成率大军50000从桐城再次西征，一路昼夜兼程，连破清军，于3月17日提前进逼武汉。陈玉成的军事行动给敌军造成了重大恐慌，湖广总督官文不知所措，湖北巡抚胡林翼又率湘军在安徽，急的吐血，埋怨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急命彭玉麟、李续宜率军回援。就在此时英帝国主义却为湘军解了难，英国驻沪海军司令何伯和参赞巴夏礼，此时正在汉口调查《北京条约》所规定的通商口岸的情况，巴夏礼急忙于3月22日赶到黄州，要求陈玉成远离汉口，以免影响英国通商。陈玉成此时一方面怕与英军冲突，一方面由于南岸李秀成无消息，安庆吃紧，留下赖文光守黄州等待李秀成，自己率部于4月下旬回救安庆。
李秀成对救安庆态度消极，一心要锐意经营自己的江浙地盘，在洪秀全多次催促下，他才于1860年11月留下主力，率部分队伍西进。在西进时他们注重于扩充个人势力，招兵买马，不以救安庆为忧。12月，李秀成在皖南破羊栈岭，距湘军大营仅60里，曾国藩大惊失色，一面给其弟曾国荃写遗书，一面调鲍超、张运兰增援。大战两天，李秀成败退，改道浙江入江西。直到1861年6月，李秀成才向湖北进军逼近武昌。英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到兴国阻拦和威吓李秀成，不许他攻武汉。此时陈玉成早已退援安庆，他也急于返回江浙基地，放弃了进攻武昌的计划，撤兵东归了。
太平军攻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计划失败后，湘军更无后顾之忧，全力以赴攻安庆。陈玉成于4月下旬到达集贤关，逼攻围城的湘军，洪仁玕也由天京率吴如孝部增援，开始了剧烈的争夺战。曾国荃在城外挖了3道长壕，深沟高垒步步为营，率40000多湘军将安庆团团围住。安庆守军10000余人坚守已1年之久。陈玉成的30000人马和天京派去的援军围攻1月皆不得手。6月8日，太平军名将、陈玉成部下刘玱琳精锐4000多人，在集贤关外赤冈岭全部覆没，安庆更加危急。曾国藩得知后向咸丰帝报告道：自太平军起义以来，一举歼灭太平军至4000多，实是前所未有的。到了7月，安庆外围据点俱失。8月，陈玉成再次组织增援，会同杨辅清、吴如孝、林绍璋、黄文金等部兵分三路，猛扑湘军。8月20日，陈玉成突破了湘军第一层战壕，破集贤关，城内守军率兵接应，但为深沟高垒所阻，终未能会合。安庆守军此时粮尽弹绝，9月5日安庆陷落，陈玉成被迫退兵庐州。
正在湘军同陈玉成争夺安庆进入最后阶段，李秀成此时正在江西招兵买马。安庆失守后，他在铅下会集人马70万，于9月下旬入浙，与5月已进入浙江的李世贤会合，攻克了浙江省的大部分州县，并与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连为一气，成为太平军最后的几年粮饷基地。但这些胜利，无法弥补太平军在安庆失守后所造成的损失。李秀成从此也更致力于经营苏州地区，拥兵自重，建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苏福省”。
1862年初，陈玉成为了积蓄力量、重振军威，派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率大军30000北上与捻军会合，自己率1军驻守庐州。湘军多隆阿部乘虚于2月进逼庐州，陈玉成兵力单薄，坚持到了3个多月，最后在首鼠两端的地主团练头子苗沛霖劝诱下，于5月13突围去寿州。苗沛霖则诱捕了陈玉成，送给清军大帅胜保，胜保多次劝降不成，1862年6月4日被杀于河南延津，时年26岁。太平天国顿折一柱，洪仁玕后来曾追述：“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因此清军便容易战胜。”
第二节 中外反动派对革命的联合绞杀
一、 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与太平天国内部的危机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要使这些条款变为现实，就必须要确保清王朝的统治。因而外国侵略者这时为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放弃了所谓“中立”。法国公使葛罗主动向清廷表示：愿向清政府提供或帮助制造武器舰只，还要出兵帮助清军围攻太平军。俄国公使也表示愿派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太平军。美国公使蒲安臣则要给予清政府以道义上的支持。英国极力向清王朝表示友善。当时清廷最高统治者咸丰和其亲信大臣肃顺、端华、载垣等对列强疑心很大，恐洋人代剿会入主中原取而代之，因而不愿接受列强派兵助剿的建议。但此时以弈忻等为首的另外一些与洋人交往较多的权贵，以及湘军头子曾国藩和一些地方官吏，却对洋人颇有好感，他们特别是对洋人的枪炮更为醉心，想与洋人妥协、和好，以换取洋人对他们的支持，消灭他们的心腹之患。弈忻等人的媚外立场，很得列强的赏识，英公使普鲁斯曾公开表示：“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弈忻之流手中。”
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热河行宫，由六岁儿子载淳继位，任命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这时慈禧为了夺取最高权力，积极策划政变阴谋，外与咸丰六弟弈忻相勾结，内欺骗东宫太后慈安（钮钴禄氏），并交好带兵大员僧格林沁和胜保。弈忻此时也因自己不得咸丰重用，对咸丰及其亲信8大臣不满。他与慈禧一拍即合，积极与帝国主义列强联络，以争得列强的赞成。一切安排就绪后，在1861年11月2日发动了政变，以幼主名义发布上谕，逮捕了8大臣，11日载淳登基改元同治，12月2日两太后临朝听政。慈禧这时大权在握，弈忻也因功被授“议政王大臣”。因这年是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或祺祥政变（8大臣曾改年号为祺祥，政变后慈禧改为同治）。随着慈禧上台，清王朝立即执行了一条卖国投降路线，因而大获列强好评，中外反动派这时很快地勾结在一起了，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慈禧太后上台后，又进一步调整了满汉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地依靠汉族地主阶级。在1861年11月，清政府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4省军务，各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俱归曾国藩节制，进一步统一了军事指挥权。曾国藩此时权力大增，更加得心应手地去镇压太平军了。这样反革命势力空前加强了，太平天国的处境更为不利了。
在中外反动派进一步加强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时，太平天国内部危机却进一步加深。首先是政治危机的严重。在天京事变后，拜上帝教的理论体系已大大降低了它在人们心中的威信，而洪秀全又找不到可以取代它的新理论体系，来作为自己天国的精神支柱，以振奋人心。相反，面对着人心浮动，将领抗命的局面，他自身更沉溺于宗教迷信之中，1861年3月，他把太平天国改名为“上帝天国”，旋又更名为“天父、天兄、天王天国”。又规定在军、民等之前都加上天字，诸如“天朝、天兵、天将、天军”等等。下诏强调：“爷、哥、朕、幼坐朝廷”，即一切大权归他和儿子专有。这种变换国名、加强宗教色彩的办法，当然是无补于社会现实的政治状况的。面对着太平天国内部的重重矛盾，洪秀全束手无策，动辄用“天话责人”，经常“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事为重”，自己沉迷于他所造的宗教迷信之中不能自拔。
其次革命队伍的腐败这时更甚，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纪律败坏等现象已十分严重。洪仁玕主政后曾力图整顿朝政，但因他参加革命太迟，没有战功，威信不高，加之没有得力助手，更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所以没能有所作为。后期洪仁玕也曾一度受洪秀全冷落，在安庆失守后，洪秀全将他与陈玉成一起革职，又重新起用他的长兄洪仁发和次兄洪仁达等人。这些人腐败透顶，主政后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日甚一日。接着洪秀全为了调和太平天国后期各将领间矛盾，并使之相互牵制，又大封王侯。今天封这个，明天那个不服气，又封那个，还有大批无才无德之人，通过行贿等卑劣手法，获得王爵。据统计到1864年7月间，太平天国已有2700多个王，严重地破坏了前期选贤任能的政策，造成了太平天国内部更大的混乱，赏罚不明，是非颠倒，小人得志，君子无能为也。也造成了太平军指挥不灵，各地王、侯拥兵自重，甚至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随着朝政混乱，太平军纪律也迅速败坏，在陈玉成死后，握有太平军军事大权的李秀成，拥兵70余万，成分极为复杂，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吸收的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的土匪、兵痞、会党、清军败将降兵，以及许多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这些人作战无啥战斗力，但破坏、抢掠却很能干，大大地毁坏了太平军名声，严重地影响了太平军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关系。太平军的一些将领也在蜕化变质，李秀成及其部将纳王郜水宽、钱桂仁、骆国忠、熊万荃等都拥有大量财产。钱桂仁为了取悦李秀成，一次就用黄金打成金狮、金风各一对献给李秀成。李秀成本人一到苏州，“将现款150万元及无数之宝物尽入私囊”。太平军将领因内讧等原因，投敌叛变更甚。韦俊1858年8月在池州叛变，程学启（陈玉成先锋）在安庆集贤关叛变，攻破安庆后，又随李鸿章在苏、常作战。
最后，太平天国政权自身这时封建化更甚，对地主阶级采取宽容、甚至保护的态度。如在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基地苏浙一带，不仅仅是“照旧纳粮交税”，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李秀成还大肆推行所谓的“不战自抚”，“招降一切”的方针，对那些反动地主阶级团练不予镇压，反而用高官、厚爵企图笼络住他们。如著名的反动团练头子徐佩瑗，被封为抚天候，吴江的水上土匪武装组织“枪船”头子费玉成，被封为镇天候等。他们的反动武装都被原封不动地保留，而且可在他们盘踞的地区命官、造册。这些人明打着太平军的旗号，暗中与清军往来，并拉拢和腐蚀太平军将领，策动反革命叛乱，造成了巨大的隐患。后来骆国忠、钱桂仁、熊万荃等都相继叛降清军。就在太平军完全控制的地区，乡官成分也很复杂，大批的地主阶级分子，混入太平政权，促使了太平政权日益向封建化发展。在各地不仅照旧纳粮交税，发给地主田赁，“永远收执，取租办赋”。而且还在许多地区设立了官方或半官方的收租局，帮助地主向农民收租，如有佃农抗租既“送局迫逼”，在桐乡、苏州甚至还张贴告示，保护逃亡地主阶级的利益，允许他们返回后“照租额算找”“租户……不得抗欠”。所以许多地区农民政权已基本演变成了地主阶级封建政权，成为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工具。他们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措施，理所当然要遭到人民反对，许多佃农“纠众打田主之家”，拆毁收租局，殴打帮助地主收租的人员，但这些斗争往往遭到更残酷的镇压。随着太平天国许多政权封建化的加深，与人民的对立越来越大，逐渐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太平天国政治上的腐败和封建化的加剧，很显然进一步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失败。
二、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1862年1月，太平军又借克服浙江的威势，第二次进军上海。李秀成首先向在沪外国人与太平军约定“两不相拢”，但当太平军进军上海前夕，清地方政府与在沪外国侵略者在1月3日成立了“中外会防公所”。当太平军到达上海外围时，英法军队和洋枪队合作，主动向凇江太平军出击，公开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太平军这时不得不肩负起抗击中外反动武装的责任。1月14日，慕王谭绍光率太平军在奉贤大败洋枪队，并攻占县城及南汇、高桥、周浦等镇。3月1日，英法军队和洋枪队联合向闵行附近的萧塘进攻，这时曾国藩又命李鸿章率领他所创办的7000淮军赶到上海一带，会同上海的外国侵略者向太平军进攻。4月到5月间，英、法、俄侵略军会同改名的洋枪队（常胜军），在七宝、王家寺、嘉定、周浦、青浦等地疯狂向太平军反扑，太平军受到了重大损失。帝国主义侵略军也受到了重创，英军司令何伯受伤，法军司令卜罗德被击毙。
5月17日，李秀成率精兵支援，在太仓杀伤侵略军和“常胜军”几百人，清军伤亡5000多人。6月9日，谭绍光在青浦又活捉了“常胜军”付统领法尔思德。此时天京吃紧，洪秀全再三严令李秀成回援天京，李秀成又怕与外国侵略者冲突扩大化，所以在6月18日与淮军作战失利后，李秀成留下谭绍光率少数部队防守江苏一带，自率大军回援天京。李秀成走后，外国侵略军、常胜军、淮军转守为攻，1862年10月24日，破嘉定进逼常熟，常熟守将骆国忠于1863年1月投敌，接着太仓、昆山失陷。到8月下旬，由英国军官戈登指挥的常胜军和清军四五万人围攻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率军抵抗，坚持到12月，后郜水宽等8个将领刺杀了慕王谭绍光献城，苏州陷落。苏州陷落标志着太平军在江苏战场的瓦解。
在浙江，1862年5月10日英法联军攻占宁波，迫使太平军撤退。接着英法侵略者又仿常胜军之例，组成了“绿头勇”（常安军、定安军）和花头勇（常捷军），并将华尔的常胜军调往浙江。1862年8月，常胜军攻占余姚，9月，攻占慈溪，华尔在战斗中被太平军击毙。1863年1月，常捷军进攻绍兴，3月15日绍兴失陷。这时曾国藩派往浙江的左宗棠，在3月也攻占了严州、汤溪、金华。9月20日，左宗棠在法军官德克碑率领的1500常捷军配合下攻陷富阳，10月，左宗棠和常捷军进围杭州、余杭，经过5个多月的激战，杭州失陷，德克碑被列为首功，获10000两赏银。杭州失陷标志着太平军在浙江战场的瓦解。
苏浙失陷，天京更加危机了，于1862年5月底起，湘军水陆主力逼近天京，洪秀全严诏李秀成班师回援，李秀成率主力6月从上海撤退，但留恋于苏杭，直到10月才率10万大军赶到天京，10月13日与围城湘军决战，到11月26日，太平军仍不能击破敌军。这时太平军后方不稳，粮衣严重不足，李秀成被迫下令撤兵。洪秀全严令李秀成向西进兵，接应从西北赶回的陈得才大军，平定江北，迫使湘军回援，以分散围城兵力。李秀成不赞成，只派林绍璋、洪春元率部分兵力渡江皖北，自己急忙赶回苏州。拖至1863年2月底，李秀成集中了30万兵力渡江而北，由于此时沿途各地已被敌人破坏得一片荒凉，粮食供应困难。湘军窥破了太平军的战略意图，更是死死围住天京不放，太平军企图调动围困天京湘军的计划没能成功，相反却损失了10多万人，疲兵劳师，不得不于1863年6月底再返天京外围。
1863年11月，清军已攻陷天京外围和长江以北的所有要塞，天京被完全分割包围。这时李秀成劝洪秀全“让城别走”，另做打算，但洪秀全拒不听从，迷信他的皇上帝达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说什么“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这时城里早已缺粮，造成了严重饥荒，洪秀全亲自带头吃“甜露”（野草）充饥。直到他临死前还下诏说：“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借天兵，保固天京”1864年6月3日，洪秀全去世，享年52岁，由其子洪天贵福继位，时年16岁。洪秀全逝世后，天京城内处境更加危险，守军只有几千人，粮食已尽，干王洪仁玕又外出征粮、调援未回，太平军殊死奋战，抗击着湘军的围攻。1864年7月3日，天京外围的地堡城被攻破，湘军居高临下，对天京进行炮轰，掩护湘军开挖地道埋药炸城。7月19日，敌军轰破了天京城墙，蜂拥而入，守军与湘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直到最后壮烈牺牲。曾国藩和曾国荃在攻陷天京后给清帝的上奏中写道：“此次攻城，剿洗老剿之难，拼死鏖战之苦，实为久历戒行者所未见。”湘军破城之后，大肆烧杀抢掠，天京城被毁为一片瓦砾。
天京陷落后，幼天王突围到安徽广德，与洪仁玕相会，洪仁玕保护幼主率部转战于皖浙边界。9月底，准备入江西会合侍王李世贤大军，再图进取，但不幸入江西后，10月9日在石城杨家牌遭敌袭击，洪仁玕当即被俘， 洪天贵福逃散，后于10月25日被俘。洪仁玕在其“供词”中表示决心，以死殉天国，并相信“我天国祚虽斩，复兴待他年。”1864年11月，2人在南昌就义，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
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余波
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斗争的失败，但波及全国的农民反清斗争仍在继续进行着。在天京陷落前有从江苏、浙江、和皖南突围出来的几十万大军集中于江西、福建边区，天京陷落后，这几十万人分别在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来王陆顺德率领下，进入福建，打算在福建建新的根据地。清政府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在帝国主义帮助下，从海陆运送大量的湘、淮军到福建攻打太平军。1865年5月15日，李世贤在漳州战败，26日又再败于永定塔下，而汪海洋则见死不救，李世贤全军覆没。经过3个月，李世贤于8月19日赶了这时已撤往广东镇平（今蕉岭）的汪海洋，汪怕李指责他见死不救，乘夜刺死了李世贤。来王陆顺德在退到广东长乐（今五华）被叛徒出卖。1866年2月，汪海洋在嘉应州（梅县）战死，部将谭体元代统其众，2月7日，谭体元在嘉应州突围中牺牲。至此，南方的太平军全部瓦解。
在安庆失守后，陈玉成曾派尊王赖文光和扶王陈得才等率军远征西北，扩充势力。后得知天京危机，这支太平军急速回援。1864年六七月间，进入鄂、皖之间与捻军会师，企图南下解天京之围，但被敌军僧格林沁部所阻。7月，天京陷落，使得东归的太平军士气遭到了很大的打击。11月，扶王陈得才率众与僧格林沁在霍山决战，兵败自杀。自1863年3月，捻军的势力在僧格林沁攻破捻军根据地雉河集、张洛行被杀后已大为削弱。为了共同对敌，在1864年底，捻军和太平军合编，共推赖文光为首领，按太平军军制加以整顿，加强纪律。在战术上，鉴于僧格林沁的骑兵部队在平原地带机动性很强，因而他们也改步兵为骑，“以走制敌”，先拖垮敌军，然后寻找战机加以歼灭。1865年初，这支新改编的部队在河南大败僧格林沁，5月18日，又在山东曹州（今荷泽）高楼寨设伏，全歼僧格林沁军，并击毙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刽子手僧格林沁。清朝的这支王牌被消灭后，清政府非常恐慌，急调曾国藩去主持“征剿”。曾国藩见这时的新捻军机动性很强，便改变了僧格林沁穷追不舍的作法，利用山东、河南水道纵横的条件，建立起一道道防线，企图困死新捻军。新捻军于1866年9月24日在河南中牟突破了沙河、贾鲁河清军防线，使曾国藩企图将新捻军困死的计划失败。清政府又改派李鸿章来主持“征剿”。
1866年10月，赖文光将捻军部队分为东西二部，以便互为声援。他和鲁王任化邦，首王范汝增率东捻军在年底从河南入湖北，1867年6月，向东进入山东。但在突破运河清军防线时受挫，继而抢渡黄河又失败，任化邦在江苏赣榆被叛徒杀害。11月24日，范汝增在山东寿光战死，东捻军实力大损。1868年1月2日，赖文光率部2000多人抢渡六塘河，5日，在江苏扬州瓦窑铺战败被俘，10日被杀于扬州。至此东捻军覆没。西捻军由梁王张宗禹率领，从河南入陕，1866年底进逼西安，湘军30多营在灞桥附近被歼。清政府急调左宗棠入陕，这时由于东捻军危急，西捻军此时正声威大振，乃于12月过黄河途经山西、河南入直隶，欲直捣北京，以解东捻军之危。但当西捻军到达直隶时，东捻军已覆没，西捻军失去声援，遭到了各路清军的全力围攻，被迫突围至山东。1868年8月16日，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边，西捻军全军覆没。太平天国及其余部的斗争至此全部失败了。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陆续抽调兵力，加强对贵州苗、汉等族人民起义的镇压。1867年，湘军将领席宝田率军进入贵州。次年，席宝田部攻克号军根据地荆竹圆，接着向南进犯，连下30余寨，直接威胁张秀眉率领的苗民起义军的中心台拱。1869年5月，张秀眉集合苗军万余人，设伏于黄平县的黄飘峡 ，一举歼灭湘军七、八千人。但清军从湘、贵、川等省不断增援，于1870年11月攻陷台拱，苗军退守凯里。1871年5月，因粮食断绝，张秀眉被迫率起义军弃城退守雷公山，1872年3月，再退到乌鸦坡，最后张秀眉战败被俘遇难。
云南回民1856年起义后，很快形成了两支大势力。一是以杜文秀为首的滇西起义军，另外就是马复初，马如龙为首的滇东南起义军。马复初是回族宗教上层分子，马如龙则是官宦家庭出身，他们声称，起兵是为了“报仇”，不敢“为逆”。1862年，在清政府高官厚禄引诱下，二人投降清廷，并替清廷围攻其他回民起义军。杜文秀率领的起义军则在滇西的大理建立了政权，宣布其目的是“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因而得到了汉回群众的拥护，起义队伍迅速扩大。1867年，起义军围攻省城昆明，当时投降清廷的马如龙伙同清军岑毓英部据守，起义军久攻不下，反被清军打败。此后，起义军与清军多次交战，但形势日趋不利。1872年清军包围了大理，起义军坚持斗争。1872年底大理被攻破，杜文秀服毒自杀。
在1862年陈得才率部攻入陕西后，当地回民群众纷纷揭竿而起，反对清王朝的压迫。与此同时，甘肃回民也在会宁、通渭等地起义。随着斗争的发展，西北回民起义形成了4股较大的势力：宁夏金积堡马化龙部、甘肃河州马占鳌部、青海西宁马文义部、甘肃肃州马文禄部。1868年西捻军失败后，陕甘总督左宗棠全力西进，镇压西北的回民起义。他首先将陕西关中地区的回民起义军压到陕北，接着便向金积堡进攻。1870年，陕甘回民起义军合力反攻，湘军受挫，湘军大将刘松山战死。但到年底，回民起义军不支，马化龙被迫献出金积堡投降，左宗棠纵兵屠杀，大量回民被杀。血洗金积堡后，清军挥兵进攻河州，1872年2月马占鳌投降。接着清军又进攻西宁，此时马文义已死，继任的回军首领马永福投降。左宗棠于是便集中兵力进围了肃州，1873年11月肃州被攻破。至此，西北回民起义被镇压了下去，部分回民起义军退入了新疆。
太平天国失败从主观上来看，是由于太平天国还只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受着严重的剥削，要求解放，而且敢于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解放。但是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的纪律，借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挥革命实践的能力。”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也正是如此，他们虽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但或由于其绝对平均主义理想根本无法实现，或由于其脱离当时革命斗争的迫切要求都没能实施，太平天国政权实际上没有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可动员群众的革命纲领，这就无法长期保持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把革命战争最终引导到胜利。在定都天京后，太平军严明的军纪和朴素的生活作风开始被破坏，封建等级思想，宗派思想抬头，奢侈腐化，贪图享乐和追求个人权利地位等思想日益严重，导致了内部的分裂，朝纲的败坏，许多将领拥兵自重，敛财自肥，甚至腐化堕落，投敌叛变，从而大大瓦解了革命队伍，加速了革命的失败。此外，太平军在军事斗争上也犯有一定的错误，孤军北伐和坐困天京。在对外国侵略者方面，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对西方列强“洋兄弟”的幻想较多，不能认识到他们的侵略本质。太平天国的这些弱点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农民阶级自身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所以无法克服自己的致命弱点。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历次中国农民战争失败经验时写道：“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是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
从客观历史条件来看，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时代，他们要对付的敌人，不但有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而且还有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为了奴役中国，极力地维持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秩序，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支持清政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反对中国的民族独立。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所遇到的敌人是强大的。洪仁玕曾在临终前自述中谈到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时就特别强调：“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近百年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抱终天之恨”。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历史意义却很深远。太平天国起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高潮，是两千年来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从金田起义到余部全部覆没，历时18年之久，势力达到了18个省，斗争之烈、规模之大，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中也是少见的。太平天国起义在长江上下，黄河南北掀起了反清的狂涛巨澜，600多个城池先后被攻占，多次打得清政府惊恐万状，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坚定性。太平天国起义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坚持民族气节，敢于抵抗和回击一切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和武装挑衅。并狠狠的教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打死了许多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侵略分之，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
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鼓舞了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伟大的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就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盛赞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其它许多辛亥革命的领导人物也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大加赞赏。在以后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以致辛亥革命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的秘密会党，都受到过太平天国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如象洪门中许多人就是战败的太平军将士，他们不时地进行着反清斗争。同时，太平天国起义对亚洲各国人民斗争也有着一定影响，它和印度人民的反英起义、朝鲜的东学党起义等一起，构成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太平天国起义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血的教训，这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要想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不可能的，这个任务已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身上。
参考书目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恩选集》2卷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的错误思想》毛选
胡绳《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 第五章 第七、八章
思考题
1、 试析《天朝田亩制度》
2、 天京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严重影响
3、 简评《资政新篇》
4、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意义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