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戊戌变法运动

 

第一节  帝国主义瓜分狂潮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    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震动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也促使他们大大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争先恐后地抢夺在华权利，并为强借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

首先是沙俄企图依靠“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沙俄早在90年代初就已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并策划该铁路穿过中国东北北部，使中国东北“永远保持在俄国人手中”。1895年初，沙俄《新闻报》竟鼓吹要利用中日战争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国家加以瓜分。”但日本在战争中很快取胜，并强迫清王朝割让辽东半岛，这与沙俄独占东北的侵略野心相矛盾，因而沙俄认为：“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攫得立足点。”为了“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持中国的现状。”因而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沙俄便正式向法、德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如不答应，三国就要“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行动。”

法国当时是俄国的欧洲盟国，支持了沙俄，同时还想获得清政府的报酬，趁机扩大在华的权益。而德国尽管在欧洲长期与俄、法为敌，但在远东，它到来的较迟，渴望借机捞些好处，同时还可进一步激化俄日矛盾，把沙俄吸引在远东，以便它在欧洲称霸，因而支持了沙俄。三个强盗各怀鬼胎，暂时勾结到一起了。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分别照会日本政府，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三国海军也到日本海面示威。日本当时自知无力与三国为敌，向英、美求援，但英、美对日在华势力的过分膨胀也不安，所以劝日接受三国的要求。日本无奈，宣称对三国让步，但对中国则寸步不让，辽东半岛退还，但中国必须付出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金。

三国干涉还辽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而慈禧、李鸿章却对俄十分感激，想依靠沙俄来牵制其它列强，沙俄利用这一机会，向清政府提出了让俄国舰队在胶州湾“过冬”的要求。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在沙俄的暗示下，请政府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庆祝加冕，并前往英、德、法、美四国“联络邦交”。李鸿章出使欧美的消息一传开，西方各国争先要李鸿章赴西欧、中欧，沙俄为了抢到李鸿章，特派专使到苏伊士运河去迎接。4月30日李鸿章到达彼得堡，沙皇亲自接见，给予了隆重的礼遇，李更是感激。5月3日，便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了秘密谈判，他们对李鸿章软硬兼施，又给了李鸿章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终于6月3日在莫斯科与维特订立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主要内容：（1）日本如侵略俄国远东或中国及朝鲜领土，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粮食军火；（2）战争期间，俄国军舰可以进出中国所有口岸，中国地方官应协助供应；（3）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两省地方修建铁路以达海参崴，该路经营建筑由华俄道胜银行承担；（4）无论平时、战时，俄国均可使用该路运送军队、粮食及军需。1896年9月8日，沙俄迫不及待地与清政府订立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这样，沙俄在“共同防日”名义下，把其势力伸向中国东北，又在“合办”名义下，将中东铁路沿线的行政、警察、矿产、伐木权攫取到手。沙俄的行动引起了列强的连锁反应，列强开始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1896年12月，德国借干涉还辽有功，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胶州湾的要求。鉴于沙俄已获得舰队在胶州湾“过冬”权，德皇威廉二世1897年8月到访俄国，同尼古拉二世商谈，当德皇得知沙俄的真实意图不再胶州湾，而在辽东后，德国便于11月14日，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出兵占领了胶州湾。1898年3月，清政府被迫与的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将胶州湾租给德国，租期99年，租期内胶州湾由德国管理；（2）清政府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沿线30华里以内的矿产德国有权开采；（3）在山东境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外人、外资等，优先由德国承办。德国通过这一条约将山东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继德之后，沙俄又贿赂李鸿章和张荫桓，于1898年3月27日同清政府订立了《旅大租地条约》，后又订立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其主要内容是：（1）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海面租给俄国，租期25年，租期内完全由俄国管理；（2）租借地以北设立“中立区”，该地由中国官员主持行政，但矿产、铁路和其它工商权利不许让与他国；（3）允许东清铁路公司修一条支线连接大连旅顺口，支线所经地区铁路权不得让与他国。但沙俄并不满足，第二年就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沙俄还企图伸手华北。

法国早在1895年就强占了云南边境的勐乌、乌得等地，迫使清政府增开云南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了广东、广西、云南开矿的优先权。1897年3月，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同意海南岛不割让给他国。1899年11月6日，法国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广州湾及附近水面99年。此外，法国还取得了修筑从越南边界至昆明，从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的特权，并逼迫清政府保证不把云南和两广割让他国，把这三省变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政府认为法、俄等国的迅速扩张，严重影响了他在华利益。1897年英国强行取得中缅边境南碗（勐卯）三角地的“永租权”，并迫使清政府开放西江，开辟广东三水，广西梧州为商埠。在法租广州湾后，英立即要强租九龙半岛，1898年6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展拓香港界址委条》，1898年2月又迫使清政府承认长江沿岸各省不让与、租与他国。从此，长江流域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为了对抗沙俄，于1898年7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将威海卫、威海湾内之群岛以及全湾沿岸十里以内的地方租给英国，租期与旅大同，租地归英管辖。

日本此时也在华谋求势力范围，1898年4月22日，迫使清政府承认福建为它的势力范围。意大利也于1899年3月要求租界浙江的三门湾，但由于各列强间矛盾重重，清政府拒绝了意大利的要求。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美国来迟了一步，当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时，美国正在进行美西战争，和西班牙争夺着古巴和菲律宾，一时无力顾及中国。美驻华公使在1899年3月1日给其国务卿报告中说：“除了直隶一省而外，事实上没有其它地方剩下来给美国。”美国试图租借舟山群岛和三沙湾，但和英国发生了利害冲突而未得逞。1899年9月——11月，美国政府策划由国务卿海约翰分别致书英、法、俄、日、德、意等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主要内容是：（1）各国在中国的任何势力范围或租界地内投资事业或任何既得利益，其他国永不得干涉；（2）各国运往上述势力范围内各口岸之货物，均按中国现行关税由中国政府征收；（3）各国对于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他国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之港口税；在其势力范围内所建筑或经营的铁路上运输他国货物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商品运输费。

美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想用承认各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现实，来为美换取“机会均等”的商业市场，缓和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争夺。当时各列强都有自己的打算，意大利未取得势力范围故首先赞同，经济势力雄厚的英国对于开放市场当然赞同，金融资本发达的法国和正在迅速崛起的日、德也基本赞同，经济落后而野心很大的沙俄则很勉强，有很大的保留。美国通过这一“门户开放”政策，保障了美国资本家的利益。

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三国干涉还辽后，帝国主义列强均根据《马关条约》所规定的各项侵略特权，迅速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量进行资本输出，这是与世界资本主义已逐步迈进了帝国主义阶段相适应的。其主要形式：一是政治贷款；二是开设或投资于厂、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

1、政治贷款：由于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承担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共计23000万两白银，在条约订立后6个月，就要先付8000万两白银。清政府由于战争早就国库空虚，无法凑齐，俄、法、英、德等国便乘人之危，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接受他们附有苛刻条件的贷款，并为争夺这笔贷款权，各列强又相互争夺。早在1895年3月，沙俄酝酿干涉还辽时，便提出要以对华借款为条件，以便攫取“对华的财政方面的保护权。”后当沙俄得知清政府准备想从英国汇丰银行借款时，沙俄立即责备清政府，说英在干涉还辽事件中不曾出力，因而沙俄愿独揽这笔借款，单独向清政府提供1亿两白银贷款。这时法、德也不甘落后，竭力争夺。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7月5日在彼得堡与俄、法签订了借款合同，规定中国向俄法银行团借款4亿法郎（约合银1亿两），年息4厘，按94.15%折扣付款，36年还清，清政府除了以海关税作担保外，还声明决不允许他国享有管理或监督中国税收的权利。

1896年3月，清政府为了付第二期对日赔款，在英、德银行团的压迫下，与英德签订了第二次借款合同，规定借款1600万英镑（约合银9700多万两），年息5厘，按94%折扣付款，36年还清。并为了对抗沙俄企图控制中国海关权的图谋，在借款合同中还特别规定，除了海关税为担保外，36年内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依旧由英人控制。1898年3月1日，英、德又在争夺第三次借款权中获胜，迫使清政府订立了“续借英德洋款”合同，总额为1600万镑（约合银11000万两），年息4.5厘，按83%折扣付款，45年还清，清政府用海关收入和苏州、淞沪等地货物税，湖北、安徽等口岸的盐税作保，45年内不改变中国海关事务。

在清政府三次大借款期间，各国驻华公使不断到总理衙门争吵，沙俄公使甚至威胁说：“不借俄而借英”，沙俄“必问罪”。甲午战后3年期间，清政府所借的上述三笔外债共达3亿多两，利大、折扣重，仅折扣一项就十分惊人。如“续借英德洋款”里按83%折扣的，就是说英、德两国本金还未付出，就先取得了1700百万两。其利息盘剥也十分苛刻，如第二次大借款，在36年中，英、德光利息就可得14100多万两。更重要的是附有的政治条件，使得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控制了内地部分盐税、厘金、外贸和交通运输。这些清政府财政收入的要害部门落入了他们之手，就更便于列强干涉中国财政，从而影响到清政府的政治决策。

2、投资厂、矿企业 ：开厂设矿、办企业等活动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华输出资本的另一重要途径。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便已开始，当时主要的是出口加工和少量轻工业，以及船舶修理厂，资本投资较少，规模也较小，其主要目的也是为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服务的。据统计到1894年前，外国人在华非法开设的大小工厂百余家，其工业投资不足2000万美元，其中资本在10万两以上者仅23家。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成了合法权利，因而外资企业迅速地发展了起来。据统计：1895——1902年外国人在华的企业总投资达到了52000万美元，比1894年前50年总和还要多30倍，1895年——1900年的6年间，新开办的工厂达933家，为甲午战前的9倍，并且有了象耶松船厂这样拥有570多万两资本的大厂。

帝国主义列强还大力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1896年，直隶通兴煤矿缺乏资金，美国就借机插足，进行所谓的“合办”。此后各列强纷纷效尤，逼迫清政府与他们订立矿务合同，取得投资和开采矿山的权利。德国在直隶和山东的一些地区；俄国在奉天的一些地方和东省铁路沿线，及蒙古和新疆的金矿产地；英国在四川全省和山西、河南、云南等省；美国在山西一些地区；法国在四川、云南一些地区都攫取了采矿权。

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大肆掠夺铁路修筑权。铁路修筑是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工具，也是列强在中国争夺和巩固其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因此甲午战后，铁路修筑权成为各国在华投资的一个重要目标。从1895年起到1900年间，英、美、德、法和比利时等国的金融资本家，或组织辛迪加，派出代表来华，或由本国驻华公使活动，大肆攫取铁路权。

1896年6月，法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广西龙州至云南镇南关的铁路合同，取得了这段铁路的修筑权。而沙俄则通过中俄密约取得了修建横穿黑龙江、吉林两省的铁路修筑权。1896年，因清政府筹筑芦汉铁路（即芦沟桥——汉口），列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由俄国支持的比利时银行团夺取了这条铁路的修筑权，1897年便与清政府订立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实际上这条铁路修筑权是由法、俄所控制。1898年德国夺取了两条胶济铁路线修建权。美国夺取了粤汉铁路修建权和借款权。英国夺取了津镇（即津浦路）、苏杭、广九、浦信（浦口至信阳）等铁路修筑权。经过几年的激烈争夺，帝国主义列强从1896年到1900年间。共取得了8次铁路修筑权，贷款总额达8967万元，外国资本所夺取的路权，到1898年止，就达到6420英里（10336公里）。

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大肆进行资本输出，大大加强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掠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但这一方面是更有利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活动；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客观条件。从商品市场来看，由于外资在华设厂、办企业和大肆的商品倾销，中国农村纺纱织布为主的家庭手工业急剧减产，中国对机织布、纱和其它商品的需求量日益上升，商品市场迅速扩大，这就给了中国民族企业以有利的推销自己产品的机会。从劳动力来看，随着封建自然经济的破产，大量失业的手工业者，破产农民和因帝国主义列强修筑铁路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等都被抛入了劳动力市场中去，这个与日俱增的破产失业的人群，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显然，帝国主义甲午战后对华侵略的进一步加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出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

此外，民族危机的加重，特别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也大大震动、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当时许多爱国人士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它采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国想富强必须向日本学习。他们把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当作拯救民族危机的手段，大声疾呼，要求设厂自救，提出了自办铁路、开矿、设厂以抵制“洋商洋厂”。这时由于洋务新政已完全破产，洋务派垄断民族工业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清政府也因已允许外资在华设厂办企业，那么对于民族资本也就不便过分严格地去限制了。加上清政府这时财政困难，民资工业又可为他们带来相当可观的一笔税收，所以甲午战后对民族资本的束缚相对来说已经大大地放松了。

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甲午战后有了初步的发展，一批官僚地主、商人大力投资办厂，一时间出现了不少纺织、面粉等轻工厂和以采掘煤矿为主的采矿业。189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向清政府的奏折中谈到当时各地兴办民族资本企业的情况：许多省份都在筹设纺织局，已派人来鄂考求工作之法。 “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织茧各厂约三十家，此外机造之货，沪苏、江宁等处有购机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自来水者。江西亦有用西法养蚕、剿丝之情。广西现有集股开设机器纺有并设立洋蜡公司。山西亦集股兴办煤铁，开设商务公司。至于广东海邦，十年以前即有土布、洋纸等机器制造之货，近年新增必更不少”。“湖南、湖北两省已均有购机制造火柴及榨棉油者。湖南已设立公司集股，“筹议各种机器制造土货之法，规模颇盛，以此各省气象日新，必见愈推愈广。”

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也可以从以下统计数字中看出：据对1895——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新创办的规模较大的商办企业有50余家，总资本额达1200余万元；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共8家，总资本额为400余万元，商办企业相当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的3倍。在当时商办企业中较有名的有：1895年商人楼景晖在浙江萧山县创办的合义和丝厂，华侨商人张振勋在山东烟台设立的张裕酿酒厂，1896年严信厚在浙江宁波创办的通久源纱厂，1897年长芦盐运使杨宗濂等人在无锡创办的业勤纱厂，四品京堂庞元济在浙江创立的通益公纱厂，夏粹芳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1898年祝大椿在上海创办的源昌碾米厂等资本主义企业。

中国民族企业的初步发展，遭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抑和打击。首先，帝国主义列强依赖其雄厚的资本和廉价商品的激烈竞争，时刻都在准备挤跨、吞并中国的民族工业。如在甲午战后三四年间，中国纺纱业大大地发展了，开创了有10家较大纱厂，资本总额达490余万元。帝国主义列强则极力排斥中国新生的纺纱业，日本在华中、华北大肆倾销棉纱，英国、美国、德国先后在上海大力开办纱厂，怡和（英）、老公茂（英）、鸿源（美）、瑞记（德），总资本达580余万元。在外资的激烈竞争下，从1898年开始，上海、苏州、杭州一带的纺纱厂发生亏损，1899年各地纱厂难以支撑，此后三四年间中国民族资本未能再开办一所纱厂。其它行业也同样受到外资的排挤和打击，如上海缫丝业，因与外资丝厂争夺蚕茧，遭受亏损，29家丝厂，“虽厂屋连连相望，经常开工者寥寥无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受到外资打击的情形可见一斑。其次，中国封建势力也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极力压抑。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虽获得了清政府的承认，但他们的权益并无法律保证，尤其是清政府肆行搜刮，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中国商品成本过高，在对外竞争中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

但尽管如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否认的。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壮大，特别是上层力量的发展较快，如1895——1898年间创办的50多家企业中，10万元以下的占29家，占总设厂数的58%，但资本总额只有736000多元，仅占全部民族企业总投资的6.1%，而占42%的10万元以上的企业，其投资占总额的93.9%。这些投资较大的企业大都是官僚、地主和富商们创办的，他们在政治上与封建主义联系也较密切，是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上层人物。而那些投资于小型企业的人，大都是一般商人、手工场主和小地主之流，他们与封建官场联系较少，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为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打下了基础，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王朝的腐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不断强化，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而力量较雄厚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则作为这个舞台的主角，导演了一场声势悲壮的变法维新运动，企图在中国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使中国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以便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

 

第二节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

一、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酝酿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寻求新的救国之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良社会的政治主张。1879年康有为游历了上海、香港等地，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比中国封建制度优越，便初步有了改革现状之思想。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当时正是中法战争后不久，列强步步紧逼，边境警报频传，康有为痛感民族危机，第一次写下了5000多字的上皇帝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项建议，要求学习西方变法。但上书被守旧派所阻，未能上达皇帝，但康有为之名大盛。康有为应试回到广东后，就设馆授徒，为维新变法培养人才。另外进行理论研究，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写下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篇文章。

《新学伪经考》1891年刊行，康有为在这本书中怀着对“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强烈不满，把东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等，都说成是新朝王莽的国师刘歆为帮助王莽篡天下而伪造的，湮灭了孔子“托古改制”之原意。康有为这种论断是无根据的，但他此时的用意显然是在对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开战，“圣典”变为“伪经”，这不能不说是沉寂的封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声惊雷。由于《新学伪经考》是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制造理论依据的，当时守旧和封建主义士子，处于他们的反动立场，攻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使五经去其四，而《论语》尚在疑信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因而他们极力要求将该书焚毁。清政府便两次下令，严禁该书流传。

《孔子改制考》1892年开始撰写，1898年刊行。康有为在该书中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思想附会公羊派学说，将公羊三世说中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解释为君主、君民共主、民主共和三个时代。尽管这种划分不科学，但他强调了历史的进化和向前发展，这就与敬天法祖的倒退封建顽固思想相对抗，为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康有为还在该书中大肆宣扬孔子托古改制，宣称孔子宣扬尧舜大德，不过是托圣王之言来宣传自己的改制主张。并虚拟了一个“改制”的孔子，把孔子装扮成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思想的倡导者，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说成是孔子的“微言大义”，用孔子为自己作挡箭牌。《孔子改制考》也当然遭到了封建卫道士的反对，他们攻击康有为叛逆，“借素王之名行张角之密谋”。

此外，康有为还写了《人类公理》，即《大同书》，这部书在戊戌变法时未刊行。康有为在这本书中列举了人类种种不合理现象，设计了一个无私产、无阶级、无国家、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是一个典型的“乌托邦”。

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闻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痛心疾首，在全国人民反签订卖国条约运动的推动下，他发起了由1300多名举人参加的公车上书运动。在上书中，康有为明确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提出要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公车上书这次全国知识分子的大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已发展成为爱国的政治运动，对当时中国社会影响巨大，而康有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了。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5月、6月他又两次上书，除反复陈明维新道理之外，进一步提出了“设议院，通下情”的主张。光绪帝在读到他的第三次上书后，深感康有为变法维新主张，有利于挽救民族危机，因而便支持了康有为。康有为更是感恩戴德，极力去推行、宣传他的变法主张。1895年7月，创办了《中外记闻》报，由梁启超主笔，同年8月，又组织了强学会，1896年1月，又出版了《强学报》，在全国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的浪潮。

在变法维新运动中还涌现出了许多有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活动家，最著名的有梁启超、谭嗣同、严复。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1890年从学于康有为，189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参与了“公车上书”，参加了强学会，任书记。后在上海《时务报》任总编，创办了大同泽书局，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理论，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发表有《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民相嬗之理》等重要文章，阐发论证了变法维新的思想，提出了“伸民权，开民智”的主张。1897年10月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梁启超本人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文笔很好，文章通畅，说理透彻，是当时变法维新的主要理论宣传家。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谭继询之子。少时博览群书，鄙视科举，对魏源、龚自珍很崇拜，喜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早年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府，曾游历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浙江等省。甲午战后，愤中国积弱不振，倡导新学，在浏阳设算学馆，开湖南维新风气之先。1896年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向杨文会学佛，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慨，发奋著《仁学》，创立其“以太”为本质的哲学体系。他尖锐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要求冲决一切网罗，对秦汉以来的封建君主制抨击尤烈，痛斥封建君主是独夫民贼，认为君主专制是一些罪恶的渊源，提出若君主不善，人人得而戮之，提出君主是人民所举，为人民办事的，若不为民办事，可共废之。以资产阶级的国家观，论证君民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直接否定了“君权神授”的思想。他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变科举育人才，设议院通下情的主张。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办时务学堂，第二年又发起了南学会，办《湘报》以宣传变法，1898年8月应召入京参与维新活动。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闽侯）人，字又陵，或畿道。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在军舰实习五年，先后去过新加坡、日本等地。1877年赴英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亲自观察和研究了西方社会制度和政治学说，1879年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任天津北洋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执教达20年之久。中日甲午战后，他在天津《直报》上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论文，斥责历代皇帝为窃国大盗，主张向西方学习，废除君主专制，提倡新学，实行变法，提出“培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中国富强的根本。又翻译有《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这对当时的思想界无疑是一场惊雷，也为变法维新派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后曾主办天津《国闻报》，宣传变法思想。戊戌变法后，致力于宣传和系统地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翻译有《原富》、《群学肆言》、《群已权界说》、《穆勒名学》、《法意》、《名学浅论》等西方的政治、社会学著作，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维新运动的发展，必然会同反动的封建顽固派和只学皮毛的洋务派发生尖锐的冲突，他们疯狂地攻击变法维新。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抛出了《劝学篇》，公开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死命地维护封建纲常名教，这样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展开了大规模的辩论，论战的主要问题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祖宗之法可不可变，也就是要不要维新变法的问题。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他们一味排斥西学，对变更政治制度，向西方学习更是不可容忍。而洋务派则虽然主张学习西方一些科学技术，但他们只是限于枝节的改变，修修补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去补封建主义的大厦，反对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至善至美，不能变更。

维新派以进化论为武器反驳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认为世间万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法既久之，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维新派还列举了历史上典章制度以及清王朝自身的政治、军事制度的变迁，论证“祖宗成法”也是在变的。他们批评洋务派“变事，不变法”，不能使国富民强。康有为还当面驳斥荣禄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他们大声疾呼，变法图强，“因时制宜”。

（二）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在这个问题上顽固派和洋务派完全一致，他们要求保持封建君主专制，大肆攻击维新派所倡导的民权论，顽固派说：中国如果设议院，兴民权，天下就会“速乱”，因此“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洋务派也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民权制度是无一益而有百害。”

维新派对于以上谬论进行了有力驳斥，他们根据西方政治学说，以及中国历史上先进思想家的理论，批判了“君权神授”论。谭嗣同公开提出：人类社会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后来共举一民为君，君是为民办事的，因而“君末民本”，“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严复也大力宣扬西方的“天赋人权”说，主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揭露自秦以来，君主为窃国大盗。梁启超痛斥历代君主为“民贼”，指出封建君主专制是中国危机的根源。维新派认为兴民权，国家就不会亡，只有设议院，改行君主立宪，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敝之患，内政既清，外侮不作”。维新派这些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

（三）要不要废科举，倡导西学。顽固派坚决拥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洋务派也把四书五经、纲常名教作为根本，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

维新派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出发，力图挽救民族危机，大力倡导西学，鼓吹兴办学校，反对八股取士。梁启超指出：八股取士只能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象。严复指出：八股取士科举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严重地“破坏了人才”，“国随之弱”。他认为“宋学”、“汉学”、“辞章之学”都是“无用”、“无实”之学，“皆宜束之高阁”。并指责洋务派之所谓西学是，“资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维新派主张改变旧的封建教育制度，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培养新的有用人才，以培国基。

维新派在这次论战中，大力鼓吹变法，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要求实现君主立宪，猛烈地抨击了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和西方政治、社会学说，使谈时务、倡西学成为一种风气，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但维新派的变，只是“渐变”，他们倡导的“民权”，也只限于部分地对资产阶级和绅士开放政权，让他们参政，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也是很不彻底的，自己思想中往往夹杂有许多封建主义毒素，对孔圣人更是不敢触动，这些都是他们当时代表的那个阶级的软弱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所决定的。

二、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879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更促进了维新运动的高涨，12月，康有为自上海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指出：“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玄，省括即发”，国内则“乱民蠢动”，“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面对如此局势，若仍不及时变法，革旧图新，“巩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此次上书由于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未能送达光绪帝，但在北京一些官员、士大夫中流传开来，后又在天津、上海公开见报，广为流传。都察院给事中高燮奏请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委以重任，但遭恭亲王奕忻阻挠，“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光绪帝只得委托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五大臣传康有为代为“问话”。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召去“问变法之宜”，康有为力陈变法的必要，驳斥了荣禄等人责难，并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措施，事后，光绪帝在听取了翁同龢的汇报后，令康有为拟折详奏，并将所著《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二书进呈。

1月28日，康有为又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康有为在上书中强调：“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建议光绪帝取法日本，全面维新，采取三条根本措施：“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为了新政的实行，在中央成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和武备12局分别负责。地方则每道设一新政局，每县设一民政局，统筹新政。但在此次上书中，康有为未提召开国会、立宪法，政治主张明显较前缓和，这主要是因为反对的旧势力太大，他不能不借尊君权，以达其“以君权变法”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和保守妥协性。康有为的第六书对光绪帝的影响很大。

1898年1月，康有为加紧了组织联络活动，首先在京成立了粤学会，不久由维新人物组成的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成立。这年又适逢会试，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康有为借机大力奔走，4月份，便由他和御史李盛铎发起成立了“保国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京官举人200多人，康有为在会上慷慨陈词，疾呼挽救危亡。保国会并制定了章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号召，并拟在京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保国会之后，由维新人士发起的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又相继成立。维新活动迅速发展起来，这就使当时守旧大臣大为不安，荣禄认为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御史文悌则弹劾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军机大臣刚毅则想借机查究保国会。此时，光绪帝出面，将文悌革职，公开支持保国会，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但守旧势力进攻的还是相当猖狂，一些人畏祸退出保国会，连发起人李盛铎也转而弹劾保国会，保国会成员锐减，只开了3次会就停止活动了。

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原来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帝、后党之争日趋激烈，年轻的光绪帝对慈禧的专权非常不满，想利用变法维新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以摆脱慈禧的控制。1898年5月，一向阻挠变法的奕忻病死，康有为认为有机可趁，催促翁同龢请光绪帝变法，光绪帝此时也决心借维新运动之声势，推行新政，以打击、削弱守旧的顽固官僚的势力。于是6月11日，光绪帝下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并指斥那些主张遵守旧章、排斥变法的顽固派，表示了变法维新的决心。新政从这天起就开始了，直至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共103天，因此被称为“百日维新”。

6月16日，光绪帝亲自召见了康有为，商量变法。康有为鉴于守旧派的死命反对，劝光绪帝采取温和的政策，以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光绪帝对康有为非常赏识，但碍于慈禧的嫉疑，他仍不敢重用康有为，仅让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上折奏事，不久又任梁启超办理译书局事务。接着光绪又下了一系列维新诏书（约100多道诏令），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农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路矿总局，发展铁路，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二)、政治方面：裁汰冗员，取消重叠行政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等。（三）、军事方面：裁减绿营，力行保甲，训练海陆军，各省军队使用洋枪、洋操训练等。（四）、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取士制，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改设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等。

百日维新期间所颁发的这些诏令，对于西方文化科学的广泛传播，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一定促进作用。至于维新派过去一再宣传的开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在诏令中并未涉及，设制度局这是康有为一再强调的重要措施也未能施行。这就说明了光绪帝与维新派并不完全一致，他是一个开明的，有所作为的封建统治者，由于当时国势濒危，他愿向资产阶级开放部分政权，制订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了措施，但他的地主阶级的立场并未完全改变，这也造成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他与维新派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光绪帝的变法维新，遭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他们或推诿敷衍或根本不理睬。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光绪帝所令筹办的事竟无一字复奏，地方督抚大员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1人支持新政。所以光绪帝声势颇大的变法维新活动，实际上无多大效果，变法诏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变法一开始，慈禧便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就在光绪帝下“定国是诏”的第四天（6月15日），慈禧便迫使光绪一日之内连发3道诏令，一是免去光绪帝师傅翁同龢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并勒令回籍，去掉光绪帝的得力助手；第二是规定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样早以归政的慈禧又握紧了用人大权，以防止光绪帝启用维新人士；第三是慈禧心腹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统帅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陆军，后党这样完全控制了京津地区兵权。同时，慈禧还加强了颐和园和北京的警戒，并密布爪牙，时刻监视光绪帝。

面对慈禧太后和守旧大臣的阻挠，光绪帝也进行了反击，9月4日，他毅然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6名顽固大臣一并革职，以示惩儆。次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9月7日，又将阻挠新政的军机大臣李鸿章等逐出总理衙门。光绪的反击，使得新旧两派的斗争更为激烈，后党重要人物荣禄、内务大臣立山，以及庄王奕劻、端王载漪等纷纷聚集在慈禧周围，进行阴谋活动。慈禧也下令荣禄将聂士成武毅军移驻到天津陈家沟，董福祥甘军移驻北京长辛店。政变风声日紧，京、津地区纷纷传言慈禧要废掉光绪帝，垂帘听政。

9月中旬，光绪帝深感问题严重，于15日召见杨锐，授以密诏，在密诏中说太后反对变法，反对罢斥昏庸守旧大臣，他本人想“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它。”他询问杨锐有无其它良法，可渐变旧法，使中国转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并令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妥速筹商”，杨锐不知所措，竟将密诏搁置了两三天。17日风声更紧，光绪下诏令康有为离京赴沪办报，想促康有为离京，以备不测。18日康有为见到由林旭带出的密诏，急忙召集梁启超、康广仁、谭嗣同等来商讨对策，众人痛哭一团，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曾入过强学会，又爱讲点新名词的袁世凯的武力支持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上了。

英、日等帝国主义分子为了控制中国政府，增大他们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曾插手维新运动，并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如披着宗教外衣的英、美侵略分子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都参加过强学会，甚至英驻华公使欧格讷也亲自参加，并捐赠图书。李提摩太还向光绪帝提出了《新政策》的长篇意见书，列举了目前应办之事9项，其中8项都提出要在政府各部门中任用西人，他还建议设立新政部为变法的领导机关，部内设8总管，其中4人是赫德、艾迪斯、科士达、德鲁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其用心是很显然的。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此缺乏认识，看不清帝国主义的真实用意，被他们的“热心”所欺骗，向光绪帝建议联合英、日，对抗守旧势力。9月14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北京活动，看到变法已将成败局，因而无心再去支持光绪帝和维新派，仅对光绪帝表示“同情”而已。康、梁又到各国公使馆活动，乞求列强干涉，但也无结果。

康、梁同时极力拉拢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公开倒戈。而袁世凯是一个非常圆滑的老官僚，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甲午开战回到国内，编练新军，练成7000多人，武器装备精良，曾因加入强学会骗取了维新志士之名声，因而袁世凯作为实力人物被康有为推荐给光绪帝。9月16日，光绪帝亲自召见袁世凯，并授予兵部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赴法华寺袁寓所，示以光绪帝密诏，要他诛荣禄以救皇上，袁世凯当即慷慨应允。20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袁也再向皇上表示“忠诚”。但当晚袁世凯回到天津就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

慈禧此时正在加紧策划其垂帘听政的阴谋，得到荣禄的回报后立即赶回宫，于20日凌晨先下手，囚光绪帝于瀛台，正式宣布听政，并下令逮捕康有为，但康有为在政变前一天已去上海，并在英国的保护下潜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协助下化装出走，流亡日本。而谭嗣同拒绝出逃避难，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8日慈禧太后不经公开审讯便处死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刑前大呼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慈禧还将参与新政和倾向变法的官员皆革职、囚禁或充军，严复因其没有参与“百日维新”，免于追究，“百日维新”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外，其余均被取消，一切恢复旧制。至此，百日维新失败。

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阶级力量薄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势力更小，而封建守旧顽固势力很大。维新派又是脱离了人民大众的，而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封建大官僚，寄希望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没能找到真正能够与顽固势力相抗衡，并打败他们的力量。因而当封建旧势力一反扑，他们一触即溃，败下阵来。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反映了时代的趋势，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这次运动是为救亡图存而发起的旨在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次运动还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新学，猛烈地冲击了封建主义旧学，在思想领域内起到了民主主义的启蒙作用。总之戊戌变法是一次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许多革命志士如后来的章太炎、秦力山等等都是在维新此路不通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的。

 

参考书目：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下册  14——17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

龚书铎《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

思考题：

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论战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

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