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第一节  帝国主义的宗教文化侵略和中国

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一、    帝国主义的宗教文化侵略

传教士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一起打入中国境内的，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更加腐败，传教士的活动也就日益嚣张，竟然公开叫嚷：“如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有，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光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欣喜若狂，纷纷来华，到处建立教堂、教会，进行所谓的“布道”工作，贩卖精神鸦片来毒害中国人民。到19世纪末，欧美的天主教、基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先后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已达3300人，来华的天主教、基督教的修会、差会约80个。仅山东、直隶、山西、河南4省属于天主教的会所、大小教堂有4000余处；基督教各差会设立的总堂，全国也超过500处。到1898年，美国传教士就已在中国建立了150多个教会和800多个分会。教会势力深入中国许多省份，这些佩带着十字架的“上帝使者”在“传布福音”、“劝人为善”的幌子下，把布道、文化教育、医疗、慈善事业融为一体，为“基督征服世界”而效力，更有许多人直接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或直接参与策划对华的侵略。

教会除布道外在中国设立了不少学校，1840——1860年外国教会在中国设立了约50所学校，学生约千人，大部分是小学教育，学校主要分布在通商口岸和附设在香港的教堂处。1860——1875年设的学校约800所，学生达20000余人，以小学为主，出现了部分中学。1875——1900年学校增至2000余所，学生达40000多人，中学占10%左右，还出现了个别大学。与此同时，也开始在中国吸收少量的学生留学国外。

此外，他们还在中国设立出版机构，主要有1843年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1878年成立的圣教书会，1887年改组的广学会（初称同文书会）。外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杂志有1874年基督教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1878年天主教在上海创办的《益闻报》。报纸有1861年发刊的《上海新报》、1872年创办的《申报》，1886年在天津出版的《时报》。

1877年基督教各派在上海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推举考狄文、韦廉臣、林乐知为委员，负责编审、组稿、出版各种教科书，编辑方针强调贯穿宗教精神于整个编审过程中。韦廉臣明确地提出：“中国的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忽略或是不把上帝的存在和属性所显示的神奇事实传授给他们，感动他们的良知，净化和提高他们的想象力，我们将失去一切。”这就暴露了传教士利用文化教育活动，企图争夺毒化中国青年一代。该委员会成立后13年间，共出版了教材59种，约30000册教科书和图表，大部分是宣传和贯穿宗教思想的宣传品或教材。

教会在中国还兴办了许多“慈善事业”，包括医院、育婴堂、聋哑学校、社会救济等，尤以医院为主。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使女”是基督教早已确定的方针，利用行医来促使其传教事业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前，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医院有19家，主要分布在通商口岸。

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慈善”机构，至今无确切统计数字。法国天主教在上海、天津、南昌、青岛、武汉、广州、重庆、长沙、贵阳等地都办有较大规模的育婴堂或孤儿院。社会“救济”事业也始于19世纪70年代，1878年1月，上海成立了“中国救灾基金委员会”，它是以传教士为主体的一个机构，有些不法传教士，借救济为名，深入中国内地从事非法活动。如美国的李提摩太曾借口“救济”，深入山东、山西境内，搜集情报，绘制地图，借薄施恩惠之机大力发展教徒，一年之中召收基督教徒2000余人。

传教士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沆瀣一气，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法国的天主教士、英美的基督教士和俄国的东正教士，就开始侵略活动。一个美国传教士胡说：“鸦片无害于中国，像酒无害于美国人一样。”英国传教士则说：“欧洲本国各会，尤须知资遣教士，实无异于发强军深入人地，徒从其后而遥制之。”他们一些人公开为列强侵华活动张目，疯狂地鼓吹对华战争，许多传教士还直接参与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英国传教士郭士立、马儒翰直接参与英军侵华活动和《南京条约》的签订。美国传教士禅治文一直鼓吹用武力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门户，并参加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订立，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一些侵略活动。法国传教士孟振生、董若翰，在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充当法军翻译时，利用清朝官僚的昏庸，竟私自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约本上私增：“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购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总之，外国传教士在西方列强武装侵华、强订不平等条约的罪恶活动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中关于中国地方官对于教士、教民要矜恤保护的特权，无视中国法令，包揽词讼，无恶不作。平民与教民发生争讼案件时，“各主教辄向各衙门陈说干预，……凡系奉教之人，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凡有词讼，教则必伸，非教必屈。”他们不仅肆意破坏中国的司法主权，而且无视中国政府，甚至于凌驾中国地方官吏之上。有些传教士自己捏造官阶头衔，同各省督抚抗衡。山东的德国传教士还自称巡抚，无理要求中国地方官员要服从教堂的“指令”。贵州的法国传教士保举媚外官员，要求撤换不顺从教会的地方官吏，甚至还“出示谕令各属办团”，竟于末尾注明督抚同员字样，自居于督抚巡抚之上。

一些传教士还搜集情报，进行特务活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供认：“这些先锋队（指美传教士）所搜集的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在一本名为《奉祸记》的书里，记载了一个曾荣获法军“显职”的军官，充当天主教神甫的经历。此人经过法国耶稣会5年的训练，派到中国直隶东南境内传教，利用其宗教身份进行政治、军事情报活动。外国传教士还与各国在当地的领事馆密切联系，听从其指挥，为其政治、经济利益效劳，因而外国在华教会，有许多实际上成为侵华的谍报机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借口中法《北京条约》内规定，发还过去被没收的天主教堂一款，在各地强指会馆、庙宇，甚至民房、官衙为当地教堂，强行霸占。有的还到处强占田地，一些外国教会通过强占、霸占、购买等方式获得大量土地、房产。如四川彭县白鹿场天主堂占有土地达10000亩。传教士在内盟还占领恳地，召佃开荒。1871年天主教士在乌兰察布盟四旗乌尔图沟一带，一次就占恳地4500亩，1873年又把萨拉齐小把拉周围10000亩土地夺归己有，直接向农民收租取税。19世纪80年代，一些传教士又在城市出租房屋。据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的收租帐单记载，仅北京西单牌楼以南，宣武门内外，就有130家店铺为天主教房产。1900年仅天主教的地产（房产价值未计）价值3700万法郎（约合当时美元540万）。

外国教堂更有甚者还擅自修筑堡垒，暗搞武装，并搜罗一些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为心腹，依为爪牙。这些人得到教会的庇护，仗势欺人，胡作非为。例如1869年四川酉阳州一些教民在教堂的支持下，强迫一平民退婚，激起公愤，群众起而焚毁了教堂，传教士聚集教民杀死平民200余人，内有肢解、轮奸、点人蜡等，惨不忍睹。

教会的侵略罪行势必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从19世纪60年代起，群众性反教会斗争此起彼伏，成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

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60年间，由教士引起的教案达400余起。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后30年。

当时一些地方官吏和乡绅，看到外国教会肆意干涉地方行政，诋毁孔孟，从维护封建统治利益和思想文化方面出发，也参与了反洋教的斗争。1861年，法国天主教主教胡缚理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威胁官吏，欺压人民，违反中国法令，激起了广大群众以及官绅的公愤，贵州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联合发出致全省官吏一封公函，指出“省中天主教……近乃肆行无忘，心实叵测”，为“力挽颓风”，要求各级官吏留心稽查，随时驱逐。候补道缪焕章编印的《救劫包训》，号召“屏黜异端”。1861年6月，贵阳附近青岩地方人民按照传统习惯过端午节，到街上游走，同教民发生冲突，青岩团丁焚毁教堂、学校，处死教民4人。第二年2月，开州（开阳）又展开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地方官吏逮捕教士文乃耳，处以死刑。在19世纪60年代，在湖南、安徽、江西、四川、河北、山东、江苏、福建、台湾、湖北等许多省区都发生了群众性的反教会斗争。

 1870年6月，天津天主教育婴堂死去婴儿30——40个，同时又不断有拐迷幼儿事件发生，拐犯供词中无不牵涉教堂，于是反洋教的揭贴贴满大街小巷，天津群众纷纷向教堂质问。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嫌清廷镇压不力，向清北洋大臣崇厚咆哮，说：“闻乱民欲得吾命，你当先吾而死。”即向崇厚开枪，未中，又向天津知县开枪，击伤天津知县刘杰的随从。愤怒的群众忍无可忍，立即殴毙了这个无视中国主权的强盗。随后天津群众鸣锣聚众，抢出育婴堂幼儿，焚毁法、英、美在天津的教堂，并及法国的领事馆，打死外国传教士20余人。

这一事件使中外反动势力非常恐慌，清政府急派曾国藩处置。曾国藩在外人的压力下，先向侵略者保证杀人数目，然后开始审理这一教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是非曲直是明了的，他在慈禧接见他时向慈禧说：“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百姓，教士庇护教民，领事官庇护教士。”“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可见，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原因是“百姓积不能平”，这一点是有明确认识的。他也公正地分析过天津教案，“实缘丰大业之对官放枪，仓猝至变。”对拐卖儿童之事，则含糊其词，“津民之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但在实际办理中，曾国藩置事实于不顾，囚拿80余人，无辜的20人被戮，25人被充军；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撤职，交部议罪，而对丰大业开枪之事不敢置一词，并为法国天主教堂涉嫌拐迷儿童一事辩护，说：“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并与崇厚会衔上奏，说法人育婴堂并无拐迷之事。

曾国藩的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其门生左宗棠也指出，“虽拐迷无据，而幼童百许，童贞女若干从何而来？王三虽未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若果王三、安三等本与教堂无关系，法国公使何必“夺之甚紧”。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此事“既无以对百姓，又无以谢清议”，在事后5天又上一折说；“臣前奏力辩洋人之诬，……故于迷拐儿童一节，言之不尽不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供词牵涉教堂，在在可疑。”天津教案就是这样，曾国藩在外人的压力下，屈服于外国强权，用中国老百姓的性命和财产（赔款497285两白银）换取所谓“和局”。

中法战争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1886年重庆3000多群众，捣毁英、法两国教堂，驱逐教士。1887年，福建福安县30多乡农民组织“义军”，提出为国复仇的口号，向传教士和教民展开斗争。接着各省爆发了许多反教会的斗争。1890年和1891年，终于爆发了四川大足、长江中下游和热河朝阳三个地区为中心的大规模反教会斗争，民间秘密结社，会党开始成为斗争的核心力量。

1890年8月，四川大足法国天主教教士威胁地方官吏，严禁迎神赛会，打伤居民，并烧毁了教堂附近的民房。广大群众义愤填膺，顷刻间击毁教堂。由余栋臣领导的大足煤窑、纸厂工人、苦力、挑贩发动起义，手持大刀长矛攻入龙水镇，杀死教民10余人，焚毁教堂。他们发布檄文，怒斥官吏、豪绅“助纣为虐”，并历数外国侵略者欺侮中华的“八大骇天大罪”，号召群众起事驱逐外国传教士。大足、铜梁等县群众纷纷响应，清政府派兵镇压，起义军转战铜梁、大足等地，1892年起义不幸失败。

1891年，长江中下游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浪潮。江苏扬州会党发布揭贴，约期拆毁教堂。地方官出告示禁止，即刻被人撕毁。5月，当地群众5000——6000人打毁教堂。安徽芜湖也爆发了10000多人的打教堂、海关的暴动。短短几个月内，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都发生了反教会的暴动。湖南还大量印发反教会侵略的各种宣传品，如《齐心拼命》、《鬼教该死》、《灭鬼歌》等等，“通传各省”，大大推动了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使中外反动势力惊骇不已。英、美、法、俄、德、日等国联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英、法等国公然出动军舰到长江一带示威。清政府秉承侵略者的意志，进一步加强对各地人民反教会斗争的镇压。

1891年11月，热河朝阳的金丹教发动起义，“仇杀天主教，仇杀蒙古王公，仇杀贪官”。起义军所到之处，击毁官署，打开囚狱，焚毁蒙古王公府第，驱逐蒙古兵丁。热河奉天交界地区的人民群众纷纷响应，一个月内队伍发展到数万人，清政府派直隶、奉天的军队镇压。经过两个月的浴血奋战，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十九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反洋教斗争浪潮虽然被清政府镇压了下去，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得斗争仍在继续，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清政府对外宣战

一、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在慈禧为首的反动势力镇压下，顷刻间灰飞烟灭，民族灾难依然如故。在这种条件，中国广大农民又登上了反帝爱国斗争的舞台，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挽救民族危机斗争的继续，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大汇合。帝国主义往往把教会作为自己的重要侵略工具，因而教会往往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遣队。有许多外国传教士披着慈善家的外衣，在传播福音的幌子下，到处搜集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出谋划策，甚至干涉中国内政，强占各种侵略权益。正如美国一传教士狄考文供认：“基督徒的工作目标，……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使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此外，外国传教士还到处鱼肉百姓，包揽诉讼，早就激起了整个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终于在1900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首先起于山东，主要是由于山东在甲午之战中惨遭洗劫，战后不久，德国又强占胶州湾，英据威海卫，后德又把山东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山东人民被置于德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其次，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开始大肆对华进行资本输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铁路修建和海轮通航，使得大批原依赖运河航运为生的工人失业，同时也加速了洋货在北方的倾销，从而使更多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大量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失去了自己谋生的手段，因而对帝国主义侵略恨之入骨，铤而走险。第三，帝国主义教会在山东相当猖狂，外国人所办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及其它教会机构，仅在山东全省就有1000多所，传教士、教徒达80000多，他们横行霸道，欺凌百姓，官府畏惧洋人而护教抑民，所以民冤难伸，民气难平，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加之，黄河连年溃决，山东大部地区遭灾。1898年山东有50余州县涝灾，淹死人口十六、七万，广大人民流离失所，各地教堂乘机囤积奇居，哄抬粮价，高利盘剥，这样广大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激愤便通过反洋教的形式喷发了出来。

1897年，在直鲁交界的冠县梨园屯（今河北威县）村民在阎书勤领导下拆毁教堂，反抗外国传教士和教民压迫，拳师赵三多也率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1898年，赵三多在冠县将家店（河北威县）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义和团运动拉开了它的序幕。

义和团来源于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原本是不同的派别分支。如义和拳、梅花拳是流行在山东直隶一带的以设坛传技为手段的民间组织，是为了“保卫身家，防御盗寇”。而大刀会则是原清嘉庆初反清的白莲教的八卦教的支派。后经过长期演变，互相渗透融合，到19世纪末，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汇成了反帝斗争的洪流。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将他们统称为“义民会”，1899年，继任山东巡抚的毓贤出示明令将义和拳和许多反帝组织统称为“义和团”，同年10月清政府也称为“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蔓延开来，各地声气相通，互相联络支援。1899年，平原县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仗势欺压拳民李长水，引起了冲突，而知县蒋揩则抑民护教，山东的拳民首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率众前去支援打败了蒋揩，并攻打了恩县教堂。朱红灯打出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大旗，蒋揩向山东巡抚毓贤告急，毓贤对教会也很不满，又看到拳民声势浩大，因而请清王朝撤了蒋揩，但又逮捕杀害了朱红灯，心诚和尚。但义和团势力仍然很盛。

1899年12月，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撤换了镇压义和团运动不力的毓贤，改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一上台便大肆屠杀拳民，以博得帝国主义洋主子的欢心。在袁世凯的武力镇压下，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进入了低潮，许多人转入秘密活动，还有些转到了邻省直隶。直隶也是帝国主义教会势力很强大的地区，全省有教堂2200多所，人民反洋教斗争从未停止过，在直鲁交界和南部地区也有义和团活动。当山东义和团进入直隶南部后，“一倡即和”，当地义和团也迅速发展了起来。1900年4、5月间，义和团已遍及全省，并控制了省城保定，接着又向北发展，进入京津，从而形成了义和团的一个新的斗争中心。义和团也在北京出现，外县许多拳民进入了北京，北京居民也纷纷加入义和团。

清政府在起初对义和团运动是采取镇压措施，“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但并未能制止住义和团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对此惊恐异常，1900年4月6日，英、法、美、德4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限两个月内将义和团剿除干净”，否则他们就要自行平乱。4月12日，又再次照会清政府，清政府命直隶总督裕禄镇压。裕禄派重兵沿铁路线“随时弹压”，但义和团的势力很大，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了一系列激战。1900年5月，义和团在涞水县焚毁教堂，惩办了20多个为非作歹的教士和教民，接着又打败了裕禄派出的会剿清军，副将杨同福也被击毙。5月27日，义和团又占领了涿州，破坏了涿州到长辛店的铁路、车站、桥梁、电线等，逼近北京。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高涨，清政府内围绕镇压还是招抚问题发生了争执。慈禧此时一方面慑于义和团声势浩大，一面又怕得罪帝国主义列强，想和平解散义和团了事。清政府在给军机大臣荣禄的命令中说：“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事端，是为至要。”并派军机大臣赵舒翘、刚毅去涿州察看。而刚毅是有名的顽固大臣，对排外很热心，因而力主招抚，向慈禧报告：拳民“诛不胜诛”，“断无轻于围剿之理”。清政府鉴于此，便默许了义和团存在的合法性，因而各地的义和团得以大批地开进北京，北京城居民和许多清军也都加入了义和团。6月下旬，北京全城已有千余个坛口，团民10万余人。与此同时，天津也涌入了大量的义和团，裕禄向清廷报告：“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3万，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义和团声势浩大，迫使裕禄不得不向清廷建议，“势不得不从权招抚。”

义和团运动在全国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当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后，对中国的北方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东北、山西、内蒙、陕西、河南、甘肃等地都有义和团活动，他们从捣毁教堂开始，发展到武装打击外国侵略者。南方各省也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纷纷掀起了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在长江流域直到福建东南沿海，各省都有义和团活动，在福建义和团揭贴中更有光复台湾的要求。但由于南方诸省义和团活动比北方要弱得多，没能展开像北方那样大规模的群众活动。

二、八国联军侵华和清政府宣战

面对迅猛发展的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除了继续威胁清政府外，开始准备进行武装干涉。1900年4月，在英、德、美、法4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发出照会后不久，俄、美、英、意、法等国家军舰陆续开到大沽口，声言要派兵入京，保护使馆。5月28日，各国驻北京公使举行会议，决定调兵入京，“保护使馆”，并将他们的这一决定通知了清总理衙门。5月30日至6月2日，各国侵略军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车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而此时聚集在大沽口外的俄、英、日、美、法、意等国军舰有24艘，兵士2000多人。6月6日，驻华公使们议定的联合侵华政策得到了他们本国政府的批准，10日，就由英、俄、日、美、法、意、德、奥八国拼凑了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向北京进犯。帝国主义列强从此开始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了。

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沿途遭到了义和团的袭击，群众不断拆除铁路、进行了阻击，侵略者费了4天时间才走完从天津到北京的一半路程，到达廊坊。6月14日，侵略军第一列火车从廊坊开出10多里，第二列还在加水，义和团300多人冲进了廊坊车站，同联军相对阵，同时，又对落垡车站的联军发动进攻。16日，西摩尔被迫率部奔向杨村，18日，联军两列火车后撤在廊坊再次遭到义和团的袭击和董福祥甘军的进攻，义和团和甘军直追到杨村，包围和袭击了杨村车站，西摩尔只得率联军沿北运河逃向天津，但沿途又遭义和团阻击和清军袭击，直到26日，才在沙俄增援部队的帮助下逃向天津租界，死伤了300多人，廊坊阻击战打退了各国侵略军向北京的进攻。

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听到他们的联军北上，气焰非常嚣张。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前往车站去迎接他们的联军，被守卫在车站的甘军杀死，帝国主义分子以此为借口，在东交民巷使馆附近建筑工事，分兵驻守，经常枪击团民和巡街的清军，更加引起了广大群众和清军的愤恨。6月14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率军外出，开枪打死了在练武的团民20多人，6月20日，克林德又在东单牌楼附近向中国士兵开枪，触犯众怒，被当场击毙。

西摩尔率领的联军被阻，帝国主义列强又集结兵力，准备再次发动进攻。6月16日下午，联合舰队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守军于17日凌晨两点交出炮台。在遭到罗荣光拒绝后，联合舰队于17日零点十分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攻，守军立即反击，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联军损失了130多人，大沽炮台失陷，天津门户被打开。

清王朝此时内外交困，一边是义和团的威胁，一边是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面对此种局面，清政府已必须做出决策。但在和、战问题上清政府内部意见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又是与怎样对待义和团问题联系在一起。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主张镇压义和团，使洋人不再派兵入京，光绪支持这一派主张；端亲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则主张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对抗。慈禧在“剿抚”问题上支持顽固派，因而在“和战”问题上就赞成主战了。6月16日起，慈禧连续召开了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又接到了顽固派的谎报，说列强进京，要强令她交出政权，归政光绪。在戊戌政变后，慈禧就曾多次密谋废除光绪帝，另立端亲王载漪儿子溥儁为“大阿哥”，但遭到列强阻挠，慈禧就怀恨在心。此次又让她归政，她嫉恨愈深，令荣禄和罗荣光“万勿任其长驱直入，贻误大局”。6月19日，慈禧又向荣禄下达了作战命令，说：“事机紧迫，兵衅已开，该督须急召义勇，团结民心，助协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万不可畏葸瞻顾。”６月20日，大沽炮台失陷后，慈禧又急忙召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各国宣战了。６月21日清政府正式发布了宣战上谕，声称：“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熟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这份慷慨激昂的上谕并未送达任何国家，也未说明向谁宣战。“宣战”实际上是清政府在帝国主义进攻和义和团运动威胁下被迫采用的一种手法，一则可以缓和国内人民的反清情绪，减轻义和团运动对清王朝的威胁，一则可借义和团向帝国主义发泄她的不满，还可借刀杀人，让帝国主义列强来镇压义和团运动。所以慈禧虽发布了宣战诏谕，但只是个应变手法，她从来也未真正准备同外作战。

清政府在颁布宣战上谕的同时，还颁布了正式招抚义和团的上谕，在上谕中清政府称赞义和团在抵抗列强的战斗中“以血肉之躯与枪炮相搏”，“杀敌不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至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但随着八国联军大量增兵，清政府很快又改变了态度，在6月25日慈禧太后指示荣禄，派人与使馆议和，并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袒露心迹：“尔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数十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敌，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希望他们体谅“朝廷万不得以之苦衷。”29日，慈禧又给各国的公使发电，请他们向各列强解释她被迫宣战的苦衷，并明确向列强表示：“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7月3日，清政府又直接向俄、日、英、法国发出国书，乞求他们“暂弃小嫌，共维全局。”这些上谕进一步说明了清王朝招抚义和团是别有用心，对外宣战只不过是个花招而已。

在义和团期间，拥有实力的地方洋务大官僚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清政府对外宣战前始终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并直接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勾结。6月16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霍必澜在取得英国政府同意后，向刘坤一、张之洞表示，如果他们采取维持秩序的办法，将受到英国海军的协助。显然英国是想通过刘坤一、张之洞来控制与他们利益最为密切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刘坤一、张之洞表示赞成，并要“不惜代价”采取“有力”的措施，以保护英国在他的辖区内的利益安全。清政府对外宣战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扣压了宣战上谕，拒绝执行清政府发布的招抚义和团、暂停认还洋款的诏令，越过清政府直接与帝国主义相勾结。6月26日，刘坤一、张之洞委托督办铁路事务的买办官僚盛宣怀，指示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制定了《东南保护约款》，《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此后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骙等都参加了这一条约，同帝国主义密切合作，实行所谓“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解除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在北方，发动侵略战争，并且“东南互保”阻止了义和团运动的向南发展，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

清中央政府对外宣战，而地方督抚却与外敌订立条约互保，表面看来相互是不相容的，但实际上内容是一致的。慈禧在接到东南督抚的奏折后，非但没有指责他们，而且表示朝廷“屡次明降谕告，总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实，与督抚等意见正复相同。”由此可见，他们在对义和团进行镇压和对外妥协的根本方针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手法而已，一个直接对义和团进行血淋淋的屠杀，一个先欺骗，后屠杀。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订立

一、    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与清王朝的对外投降妥协相反，京津一带的义和团和清军的爱国官兵，英勇地抵抗着外国侵略者。天津义和团和驻地清军在6月17日大沽炮台失陷后，即开始围攻位于天津东南的紫竹林租界，反击联军进攻，进行天津保卫战，在紫竹林租界东面的武备学堂，和东机器局，北面的老龙头火车站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武备学堂是清军培养军官的学校，当时该校总监荫昌躲到租界中去了，而大部分教职员工也逃散，几十名支持和参加义和团的学生则开枪轰击租界。17日下午，英德军队向学堂发起了进攻，学生英勇奋战，敌军久攻不下，便放火焚房，引起了军火库大爆炸，几十名学生全部牺牲。在东机器局当时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东机器局本是清政府在华北最大的兵工厂，当时在此地没有义和团的坛口，驻防清军中也有许多加入了义和团，他们扼守着从大沽到天津的要道，又威胁着整个紫竹林租界的安全。6月23日俄、英军队600人进攻东机器局，被守军和义和团击退。27日，联军再次出动了2800人围攻，守军和义和团进行了顽强抵御，在激战中枪弹落入该局棉花药库，引起爆炸，联军乘势攻占了东机器制造局。

老龙头火车站是交通枢纽，又是当时租界与外界联系的要地，有1700名俄军驻守此处。6月18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率团民数千人与清军进攻老龙头车站，俄军很快被包围在火车站，死伤500多人，义和团和清军几度攻入车站，但都被敌人打退。7月2日，张德成率领的号称“天下第一团”的义和团，从正面攻击紫竹林租界，与敌人激战5个多小时，为了冲破敌军的“雷区”，大摆“火牛阵”，在几十头牛尾巴上捆上蘸油的棉絮，点燃后火牛狂奔，踏毁了敌军所布地雷，义和团乘机一拥而进，但遭到敌军死命反击，被迫退出。

7月6日，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领武卫前军两营从天津城南迂回到租界西南面，从城墙上开枪轰击租界跑马场一带，并挑选营勇潜至跑马场向敌军发动突袭，7日，聂士成军沿跑马场进攻，直逼租界边缘的小营门。

列强不断增兵天津，这时联军总数以达18000余人，7月9日，联军向天津城西南角进攻，包抄义和团和清军，在纪家庄同韩以礼率领的义和团守军发生激战，后因寡不敌众，韩以礼战败，联军攻占了纪家庄。同时联军又分兵6000出大营门直扑小营门外的聂士成军，聂士成率部退到八里台，被联军包围，聂士成指挥突围，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在清政府宣战后，聂士成指挥的武卫前军，奋战杀敌，聂士成本人也阵亡，他们不愧为爱国的官兵。

八里台之战后，联军攻占了海光寺的西机器局，天津危机，清政府忙派帮办北洋军务的宋庆到天津主持战局。7月13日，联军两路大举进攻天津，一路由俄、德军组成，一路由英、日、美、法、奥军组成。俄、德军攻东北角水师营炮台，英、日、美、法、奥军攻天津南门。守南门的清军发炮还击，战斗激烈进行到第二天早上，毙伤敌军800多人，这时中国军民在抵抗八国联军战斗中，歼敌最多的一仗。14日，日军用炸药轰塌了城墙，清军和义和团与侵略军最后展开了巷战，清军和义和团失利，天津城陷落。

在天津保卫战的同时，在北京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围攻了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从6月20到8月14日，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达56天。在宣战前夕，慈禧为了向抵制她废立计划的各国公使报复，令荣禄率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使馆区。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只凭一股朴素的爱国之情，没识破慈禧的阴谋，更不懂得各国使馆应受驻在国保护的国际公法，给侵略者造成了扩大战争的口实。由于侵略者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优良的装备，顽强抵抗，而清军统帅荣禄又一再坚持“主和”，暗嘱诸将“不可力攻”，义和团群众只凭刀矛相撑，且又迷信所谓“刀枪不入”，结果使馆未攻下，却遭到重大损失。后来慈禧发觉帝国主义侵略者并无什么要她归政的照会，此不过是一些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大臣们所编造的，所以随着“归政照会”查无实据，慈禧开始由“宣战”变为“乞和”了。荣禄在她的指挥下，对使馆区名为进攻，实为保护，清军依仗着“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打头阵，他们则在后面不进攻使馆，反而看到后退的团众便开枪射击，义和团在前有外国侵略者，后有清军的夹击下，伤亡惨重，落入了慈禧借刀杀人的圈套。在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同时，6月15日到8月16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围攻西什库教堂达62天之久，打死打伤了一些敌军，但始终也未能攻下教堂。

8月4日八国联军20000人，以英、日、美为左翼，俄、法等国家军队为右翼，从天津沿运河北犯。5日进攻北仓，义和团和清军奋力抵抗，伤毙敌军400余人，敌军很快得到增援，北仓失守。6日联军进犯杨村，清军应战失利，裕禄自杀，宋庆、马玉崑率军北逃通州。8月7日，清政府下诏调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向侵略者乞和，侵略军不予理睬，继续北进，清军这时军心涣散，不战而溃，临时调来任命帮办武卫军的事务大臣李秉衡无力约束部队，退到通州张家湾自杀。八国联军长驱直入，12日占领通州，13日直抵北京城下，当天午夜俄军抢先攻入东便门，接着日军向东直门，朝阳门发动进攻，北京的义和团和清军奋起抵抗，打死打伤侵略军300人，由于大队清军赶去支援朝阳门，东便门，英军乘广渠门守备空虚之机攻入城内，14日北京城失陷。八国联军入北京城后，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仍在抵抗，进行了一两天的巷战，15日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和少数亲贵、臣仆仓皇逃离北京。

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其进行侵略战争的过程中，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侵略军在攻陷大沽后，在附近地区连日纵火焚烧，使繁华的市区夷为平地。在天津，侵略军在位于市中心的鼓楼上架起火炮，对准拥向北门逃难的群众“连放排枪，每一排必倒毙数十人；又连放开花，其弹于人丛中冲出城外，死者益众”，在帝国主义大屠杀下，天津城“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联军在天津还大肆抢掠，日军从长芦盐务署抢走200多万两白银，接着，美、俄、英、法也先后到这里洗劫，抢走了大量银两。而俄军在占领制币厂后，抢走了几吨存银。这些侵略者还对天津居民进行抢劫，金银财宝、毛皮、古玩概没能免。

八国联军在占领北京后，大量屠杀北京居民和义和团，仅在庄王府一处，就屠杀烧死了1700多义和团团民，很多地方“尸骨堆积如山”。八国联军还特许军队在北京公开抢掠3天，洗劫了堆满金银和历朝珍宝的皇宫、颐和园等地，并抢劫官库，各地库款损失达6000万两左右，明代的《永乐大典》和其它珍贵图书被毁达46000余册，还有许多珍贵文物。经过此次浩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珍奇，扫地遂尽。”八国联军还在北京城划界驻军，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北京管理委员会”，对北京人民实行残酷的压榨和屠杀。并还在北京四郊搜捕义和团，“冤死居民无算”，抢劫更为普遍。

帝国主义列强还肆意继续扩大侵略战争。首先是野心勃勃的沙俄，以保护东北铁路为由，7月上旬动员约18万军队，兵分7路入侵我国东北，想借机实现其沙皇“黄色俄罗斯”梦，只用两个多月便占领了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东北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沙俄则凭借其优势的军事力量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并制造了一系列残案，对手无寸铁的居民进行屠杀，在海兰泡，俄国将中国数千居民赶到黑龙江边刀砍斧劈，绝大多数被杀，在江东六十四屯，沙俄将六十四屯居民驱到江中，溺死7000多人，强占了六十四屯，在瑷珲沙俄军队纵火焚城，烧死数千中国居民，沙俄在中俄边境枪杀、水淹、火焚的中国人不下20万。八国联军也在关内扩大战果，相继占领了山海关、秦皇岛、保定、张家口并向山西进犯，慈禧闻讯又逃往西安。

二、清政府的卖国投降和《辛丑条约》的订立

在帝国主义武力打击下，慈禧太后又屈服于洋人的淫威，以屠杀义和团取悦于洋人。在慈禧逃亡的途中便下令，要官兵对义和团严惩，“非从严剿办，不足以惩凶顽。”同时命令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为议和大臣，与帝国主义列强接洽。李鸿章立即下令“不准华军接战”，要礼迎侵略者。清军按照李鸿章指令，一面屠杀义和团，一面后撤，把大好河山出让给侵略军。

李鸿章从广州赶到北京后，即开始了谈判，各列强在进攻北京前，由于他们的侵略利益是一致的，因而暂时勾结到了一起。但北京被攻克后，各列强都心怀鬼胎，矛盾日益尖锐。沙俄表示赞同李鸿章出任和谈代表，支持慈禧继续掌权，并主张从北京撤军，开始议和，条件是中国承认他独占东北。英国则坚决反对，企图扶植光绪帝上台作傀儡，拒绝承认李鸿章的和谈代表资格。日本则因与沙俄争夺东北的矛盾，坚决支持英国。法国则因在两广与英有矛盾，则一定程度上支持沙俄。德国则继续调兵，妄图武力占领烟台，进一步抓紧时机，扩大在华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又第二次提出其“门户开放”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最后对华政策趋于一致，形式上仍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继续让慈禧充当他们的统治工具。

1900年12月24日，美、英、俄、日、德、法、意、奥、比、西班牙、荷兰共同提出了《议和大纲》12条。慈禧此时正在西安惶惶不安，不知主子要怎样处置她，看到这个大纲并未将她作为祸首加以惩处，如获大赦，“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并向列强表示一定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901年9月7日，清王朝与这11个国家订立了《辛丑条约》。条约共12款，19个附件，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清政府向各国赔款4亿5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本息一共98000多万两，各省还有教会损失赔款约2000万两，总数超过10亿。（二）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单独设立使馆区，中国居民不许在此区域内居住。（三）拆毁大沽炮台及北京到大沽沿线的所有炮台，天津周围20里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准许各国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的12个战略要地驻军。（四）清政府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为敌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加入各种反帝性质的组织。（五）总理衙门班列六部之首，以办理对外适宜。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是清政府对国家主权的一次大拍卖，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了帝国主义驯服的工具，成为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刽子手。巨额的战争赔款，严重地危及到清政府的财政，加重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负担。在北京划立使馆区，造成“国中之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了清王朝的太上皇。拆毁炮台，外国军队占领要害，解除了清王朝的防卫，使北京大门洞开，随时可遭到帝国主义军事威胁和控制。惩办排外官吏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派使节向德、日道歉，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助长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显然《辛丑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中国人民在清王朝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后，仍然坚持反帝爱国斗争，在东北掀起了抗俄斗争的怒涛。1901年初，各地抗俄武装已达10多万人，其中“忠义军”发展最快。1902年时曾达20万人，先后攻克通化、新宾、海龙、怀仁、安东等城镇，收复了大片国土。在京津等地义和团当清王朝下令“痛剿义和团”后，他们放弃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继续坚持同帝国主义侵略军和前来“围剿”的清军作战，但在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下，义和团运动终于被镇压了下去。

义和团运动，虽然被中外反动派绞杀了，但是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打乱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义和团运动在打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削弱了他的统治力量，并使广大人民进一步从血的教训中看清了清王朝的反动本质。此外，义和团运动同当时亚非人民的反殖民斗争一起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活动，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一页。

义和团运动，毕竟是农民阶级的自发斗争，它身上刻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依然带有许多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它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更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无法提出正确的斗争口号和策略。在反帝斗争中，有很大的盲目性，笼统排外。在反对封建压迫、打击封建势力时，又对清王朝幻想很大，最终上当受骗。在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斗争中，用神鬼迷信来鼓舞士气，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都是导致它最终失败悲剧的主要因素。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在中国此时，旧式的农民战争是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它必然要为新的斗争所代替。

 

参考书目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

廖一中等著《义和团运动史》

思考题

一、试分析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二、简述《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对中国的危害

三、试评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