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鸦片战争

第一节 禁烟运动

一、        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外形势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从整体来看，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据着主要地位，一家一户的小农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他们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那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为了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不起决定作用，封建生产方式仍统治着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在十八世纪中叶，在中国东南沿海曾在一些生产部门如制茶、纺织、冶铁等行业，出现过一些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工场手工业，但这种资本主义的萌芽还很弱，并不能成为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力量。所以，当时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广大农民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

在十八世纪后期，清王朝开始迅速地走向衰落，政治黑暗，土地兼并严重，国力大损，财政拮据，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危机四伏，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向了它的末日。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迫使广大农民不断地进行着反抗斗争，民间的秘密结社活动十分活跃，最著名的有白莲教、天地会等，农民利用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发动了许多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嘉庆元年（1796年），在川、鄂、豫、陕、甘五省爆发规模巨大的白莲教大起义，这次起义历时9年之久，清政府几乎动员了它全部可动员的军队，花费了2亿两白银的军费，才得以将起义镇压了下去。但由于当时地主阶级的大肆兼并土地和清政府的腐朽，阶级矛盾仍在不断地激化之中， 1813年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又在河南发动了起义。南方各省的农民斗争也接连不断，在农民反抗斗争的打击下，清王朝迅速走向衰落。

正当清王朝江河日下之时，西方资本主义这时却在迅速地发展。首先是英国，在17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后，又经过了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机器工业已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在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已采用了机器生产，社会生产迅速地提高。在1841年棉花加工量便达到了52800万磅，铁产量在1840年达到了139万吨。铁路和轮船运输业也都发展很快，成为当时第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次是法国，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后，工业生产有了较迅速的发展，棉制品从1815年到1840年，25年间产量翻了3番，煤铁产量增长也较迅速，成为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虽当时它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较英国、法国为落后，但发展速度较快。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在金钱和利润的支配下，不断地要寻求新的原料产地和开辟新的商品市场。从16世纪到19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先后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活动，英国也在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并拥有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18世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控制了印度，并拥有军队和领地，成为英国在东方进行殖民活动的基地。英国殖民势力侵入印度建立东印度公司后，接着又向波斯、阿富汗、缅甸等地扩张，最后把矛头指向了地大物博的中国。早在1793年和1816年，英国曾两次派特使来华，向清政府提出开辟通商口岸，割让岛屿，派驻公使等要求，均被清政府拒绝。在此同时，英国还不断地进行武装挑衅，在1802年、1808年英国兵船侵入中国的领海，被中国守军击退。但英国的侵略野心不死，特别是在1825年英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他们要求打开中国市场的愿望愈强烈，甚至叫嚣不惜使用武力，并于1836年成立了旨在侵略中国的“印度和中国协会”，敦促英国政府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当时的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极力奉行向外扩张的政策，力图寻求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因而，在打开中国大门、开辟商业市场方面同英国也是一致的。

当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南沿海蠢蠢欲动之时，沙俄正从北方不断向中国扩张。沙俄早在清初康熙帝在位时，便极力向我国东北地区扩张，当时沙俄的侵略活动遭到了清政府的打击，最后不得不同意谈判。1689年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两国边界，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从法律上肯定了中国对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的所有权。1727年雍正帝在位时，又订立了《布连奇条约》，确立了中俄中段边界，（现在这段边界大部分已是苏蒙边界）。但沙俄并未收敛其侵略野心，在沙皇尼古拉在位时，沙俄加速了对外扩张，不断地在中俄边境上制造事端，狂妄地叫嚣要收复黑龙江。在1828年、1832年、1833年，多次以各种名义派人潜入黑龙江地区搜集情报，搞殖民侵略活动。

二、 罪恶的鸦片贸易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基本上采取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控制和对欧美商人的管理和防范，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封闭了苏、浙、闽的云台山（连云港附近）、宁波、漳州口岸，仅限定广州一口通商贸易。清政府又规定了许多章程和条例，对这种贸易进行严格的控制，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都必须要经过官方特许的“行商”。由于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使得正在急剧发展中的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希望迅速打开中国市场的要求受控，同时也由于中国当时自然经济的抵制力，使它们的工业品很难在中国获得广泛的销路。特别是英国当时的重要工业品棉布，在中国不受欢迎。1786年英国人就弄了一批棉布样品给广州十三行的人看，当时十三行的人回答道，“随便那一种都买不出去”，“推销这种棉布是无利可图的”，“成本太贵”。1821年，英国商人又曾进行了试销，亏本60%以上。直到1827年，英国布在中国市场才能多少获得点利润。

而当时中国的土特产品在西方世界却大受欢迎，主要是茶叶，其次有生丝、土布，还有大黄等名贵药材。从18世纪起，英国输入中国茶叶剧增，1760——1764年，每年平均42000担，到1833年上升到了235000多担，利润有时高达43%。这样在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直到鸦片战争前的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每年仍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英国商人每年不得不运来大量的白银抵销他们的贸易逆差。这显然与英国资产阶级打开中国大门，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愿望相反。但当时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市场又不大，因而便不择手段地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

鸦片，学名罂粟，又名阿芙蓉，俗称“大烟”，是具有强烈麻醉性毒品，吸食上瘾后，就会使人身体消瘦，精神萎靡，严重可致人残废。英国在18世纪初就开始对中国出口鸦片，在18世纪中叶，英国占领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一带后，就因鸦片可获得大量利润而鼓励当地的农民种植，并给东印度公司以鸦片专卖和制造权，极力向中国推销鸦片，以挽回贸易上的不利地位，并为英属印度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历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开始暴增：

1821——1822年      5.959箱       1830——1831年     19.956箱

1835——1836年     30.202箱       1838——1839年     40.200箱

这些鸦片绝大部分是英国鸦片贩子贩到中国来的，其余美国和葡萄牙也有一部分。此外，俄国在新疆一带贸易的不法商人，也私自夹带鸦片，牟取暴利。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鸦片贩子带来了巨额利润，如一箱上等的鸦片——“公班土”（英从印度运往中国的鸦片有3种：最上等的称“公班土”或“公班皮”，产于孟加拉，色泽油黑；二等“白皮”，产于孟买；三等“红皮”，来自曼达拉萨），据1813年的价格，成本只有237卢比，东印度公司在市场拍卖价却是2428卢比，超过成本9倍。英属印度政府从中按鸦片成本的300%以上抽税，单鸦片税一项就占当时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而鸦片贩子又以高价拍卖给中国，获取高额利润，据一个鸦片贩子供认，在最好年头，每箱鸦片可获1000银元利润。而英国的工商业资本家则通过向印度倾销工业品去掠夺印度，形成了一个三角贸易：

 

英国工业品                        

                                       印度鸦片            中国土特产

 

这样罪恶的鸦片贸易，实际上还具有开辟中国市场和发展印度市场的作用。由于英政府大肆支持鸦片贸易，扭转了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中国由贸易出超变为入超，致使白银大量外流，从1830年开始到1840年间，平均每年外流白银达七、八百万元，这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对于鸦片贸易，清政府在雍正年间（雍正七年，1729年）就下令禁止。嘉庆年间，又重申禁令，并规定严禁官吏、军、民人等吸食鸦片，海关不得再以鸦片照药材纳税进口，各国来华贸易船只，如载有鸦片，不准贸易。道光帝时，清政府由于不仅感到鸦片为“风俗人心之害”，而且还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更加注重禁烟。但由于惊人的利润，使得英国的鸦片贩子不惜一切手段，无视中国法令，逃避检查，有的利用武装走私船（“快蟹”“扒龙”）走私，还有大肆贿赂中国官吏，放私入口，所以禁烟也图有其名。

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在精神上和生理上摧残着中国人民，也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大量白眼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的局面，劳动人民深受其害。在1821年前后，白银1两可换制钱1000文左右，可到了1838年就上涨到1两白银换1600百文上下。清政府当时规定农民交税必须用白银，这样农民必须把粮食和手工产品买出，换回制钱，将制钱折合成白银。因而过去农民一石粮的税，现在就得买一石多，甚至两石粮才能完成。据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辑》统计，1821年——1839年间，农民光因银价上涨而变相增加的赋税负担，实际提高了30%以上。因而鸦片贸易使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1838年12月12日，广州地方政府准备在“商馆”（广州十三行造的专供外商居住的房屋）前处决一名中国鸦片贩子，英美水兵则冲入刑场寻衅，摧毁了绞架，破坏禁烟，立刻引起了公愤，遭到了广州附近约万人的包围，并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侵略者的强烈行径。它反映了这时中国人民对鸦片贸易的强烈不满和要求禁烟的强烈愿望。

清政府这时随着鸦片贸易的进一步扩大，也深深感到它对他们的统治的不利。鸦片贸易使得清统治阶级更加腐败。统治阶级的许多达官贵人整天在迷烟浓雾中消魂，据19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吸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都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不仅许多文官、武将成了大烟鬼，就是连清朝的宫廷内，也在所不免。1831年11月揭发的宫廷吸食鸦片案，里面不仅有太监张进幅，还有皇亲、贵族，其中张进幅在宫中就吸食了30年鸦片。这自然就严重地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力量。

再则，由于鸦片贩子的大肆行贿，清朝许多官吏的大量受贿，公然置国法于不顾。因而禁令越严，贩毒反而越猖狂，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几乎已形成了全国性的贩毒网。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所说的：“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浦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鸦片贸易另一直接后果就是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严重地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量白银外流造成了清政府国库空虚，粮、饷无着落。社会生产也因资金短缺，倍受影响。此外，由于大量吸食鸦片，人民的精神、体质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这也必然要造成清政府的兵源枯竭，军队失去战斗力。兵饷是清王朝的命根子，这对清政府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所以使得清最高统治者再也不能不认真对待鸦片贸易这一问题了。

三、禁烟运动

1838年鸿胪寺卿（掌管礼仪，相当礼宾司一类）黄爵滋上书道光帝，痛陈鸦片之危害，并分析过去禁烟未获实效，原因是由于官吏的贪赃枉法，指出要从根本上杜绝鸦片入口，只有重治吸食者之罪，无吸食者，自无贩卖者，限定吸食者一年戒除，否则处以死刑，官吏则加等治罚。深感鸦片威胁的道光帝则下令各省都抚，及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各抒己见”。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大力支持黄爵滋的见意，认为“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待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直无可充饷之银。而当时的一些满洲大贵族，如琦善之流反对重治吸食者之罪，宣扬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认为严刑禁烟是法重情轻，要求照“实例”禁烟，也就是明禁，暗贩，他代表了一部分鸦片走私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太卿寺（掌管朝廷祭祀的官员）徐乃济提出，“允许鸦片照药材纳税进口”，但只许以物易物，不得用白银购买，文武官员士子兵丁不准吸食，民间贩买吸食者一概勿论。这是一个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的禁烟路线，只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置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

因而围绕禁烟问题，在清最高统治集团内实际产生了严禁与驰禁两派。在参加争论的28个督抚大员中，严禁派只有8人，其中6人是汉人，驰禁派是20人，满员占13人，可见当时禁烟派的势力是薄弱的。但因道光帝由于深恐“银荒兵弱”的后果，倒向了严禁派，这样严禁派在皇帝的支持下暂时得势。主张严禁的林则徐被召入京，1838年12月，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驰往广州查禁鸦片。

19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当地的人民群众要求禁烟的呼声很高，并积极协助官方查禁鸦片，林则徐觉得民心可用，“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唯利是图，非但水路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林则徐的信心也大为加强，到广州就多次晓谕军民绅商，凡吸食鸦片者，立即呈交烟膏烟具，限期戒除，两广总督邓廷桢原来是个驰禁派，此时也在广大人民的推动下，投入到了禁烟运动，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起协助林则徐，加强海防整顿水师，惩治走私和受赂的不法官吏。并责令英美烟贩子将货船上所有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出具甘结，声明“日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要求外国商人“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他慨然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正之理。”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迅速展开了。

但围绕禁烟运动斗争仍是很激烈的。首先在清王朝内部一些实权派大官僚一直就是反对的。如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等，只是因为道光帝倒向了禁烟派一边，并革了驰禁派大臣太常寺卿许乃济的职，才迫使这些人物不敢公开反对禁烟，但暗中在观望并施加他们的影响。他们这些人大都是满洲贵族，又十分得道光帝的宠信，道光帝本身态度就有些犹豫，所以这些人是有可能利用他们的影响来动摇道光帝的决心的，所以禁烟派的前景并不乐观，前面的道路是布满荆棘的。这点林则徐也深深地感到了，他在走马上任前，魏源曾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赠林则徐，要林则徐不要为各种谬论所动摇，宜以重兵自随，作好反侵略的准备。林则徐在随后的作答中表示了自己对朝廷内那些破坏禁烟者的不满和忧虚，但“翼为中原除此巨患”，所以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可见清廷内部反对派的势力还是很大的。

这次由于禁烟运动直接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活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要求鸦片贩子要以最机敏的行动，“对待钦差大臣和省地方当局的这种不正当的恐吓行为”。3月24日又指示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并阻止英商缴烟、具结。林则徐则下令包围商馆，并根据以往违例封舱的惯例，停止了中英贸易。义律看到无法抗拒，便改换手法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政府负担，同时为了拉住美国作为他们的同伙，也劝美国商缴烟，烟价也由英政府赔偿。借机将鸦片贸易的纠纷扩大到中英两国的关系方面去，为英国武力侵略中国制造借口。

由于林则徐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采取了断然的措施，迫使英美商人共缴出鸦片19187箱，2119袋，（其中美商1500箱），共计2376200多斤，在虎门海滩上销毁（1839年6月3日——25日）。远近人民前去观看，并邀请了一些外国商人前去观看，粉碎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侵略分子的造谣污蔑，说中国人收缴鸦片是为了自肥，决不会真正销毁一两鸦片等等，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虎门销烟也向世人宣称：中华民族不可辱，表明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决心。

虎门硝烟后，林则徐下令开放中英贸易，凡具结的船仍可正常贸易，美国和英国的一些商船具结入口，但义律仍不甘心，阻止英船入口具结。从1939年6月到12月，由于义律的破坏，英船有32只未具结，被禁止入口。林则徐这种分别对待的办法，在当时来说是极为得力的，可分化瓦解对方的阵线，孤立少数不法分子。义律仍在继续挑衅，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民林维喜被英国水手殴毙，并伤害多人，林则徐要求交出凶手。但义律不但不交，故意包庇凶手，还多次发动武装挑衅，在九龙穿鼻洋面袭击中国水师，但遭到了有力地反击。1840年1月，道光帝令林则徐将英吉利贸易停止，所有英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正式中止了中英贸易。林则徐在严禁鸦片的同时也极力加强防务，购买了西洋大炮布防，并招募5000多兵勇日夜加以训练，严阵以待。

 

第二节    鸦片战争

一、        战争的爆发

1839年8月初，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后，早就垂涎于中国市场的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一些鸦片贩子，认为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示我们的自卫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永远不会再来，是轻易不能放走的。” 9月30日，曼彻斯特的39家公司、厂商联合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并“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稳固、永久的基础之上。”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也在给外交大臣的报告中颠倒黑白，说中国的禁烟运动“侵犯”了英国的生命财产，要求对中国进行“迅速而沉重的打击”，巴麦尊则公开表示：要“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英政府在这些战争贩子的鼓动下，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工商业资产阶级扩张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其可获巨额利润的鸦片贸易，10月1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华进行战争，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懿律率领一支由540门大炮装备的48艘舰船和4000士兵组成的“车方远征军”，于1840年6月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洋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皆在维持鸦片贸易的对华战争就正式开始了。

1840年6月，英舰队首先封锁了珠江海口，但看到广东军民已有准备，7月便转而北上，进攻福建，这时邓廷桢已任闽浙总督，在福建英军也无法得呈，就继续北上寻找战机。7月3日英军攻陷了浙江定海。8月英军到达天津白河口，投递英外交大臣巴麦尊给清政府的信。信中要求赔偿烟价，割让岛屿，自由贸易。定海失陷，对清政府震动很大，原来驰禁派则乘时攻击林则徐办理不善，“激变”，有人更造谣说，林则徐在广东缴烟，“允许价买，后负约”。直隶总督琦善这时则替外国侵略者张目，说“边畔一开，兵结莫释” ，“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而许多投降派的大员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内阁大学士耆英，两江总督伊里布等，非但不备战而且大肆宣布失败主义。道光帝面对这种局势采取“不失国体，不启边畔”的方针，也就是和战不定的动摇状态，想用重惩林则徐等人的方法来换得苟安，下令直隶总督琦善向英军保证“重治林、邓重罚”，希望英军退回广州，“必能为贵帅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亦可伸雪前抑。”9月中旬，英军开始退回广州，而昏聩骄横的道光帝反认为琦善退敌有功，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侵略者交涉。同时查办林、邓（革职）。琦善到广州后，倒行逆事，撤除林则徐在珠江口的布防，遣散林则徐招募的水勇，依靠林则徐通缉的大烟片贩子颠地等，连广东巡抚怡良也不能参与他们的交涉。并私自向侵略者许诺，答应英侵略者的许多无理要求，只是割让香港一事，表示不敢做主。琦善的屈辱投降更助长了英侵略者的气焰。1841年1月初，英军突然袭击并占领了大角、沙角炮台，长驱直入虎门。琦善在英侵略者的武力恫赫下，于1841年1月20日，私自与英国订立了《川鼻草约》，承认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割让香港。

琦善的投降活动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不少官员也纷纷上书要求重新起用林则徐。道光帝原想用惩办林、邓来“羁縻”英国侵略者的政策也破产了。英人不但没归还定海，反而进攻广东，提出了许多侵略要求，这使道光帝觉得“大失其国体”，因而又想“示之以威”，当即下诏罢免琦善交部议处。1月30日任命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主持广东战事。2月，广东巡抚怡良揭发琦善私自割让香港，道光帝大怒，令将琦善革职锁拿入京严刑讯问。

当英国侵略者得知道光帝下诏宣战后，先发制人，在2月抢先向广州要塞虎门炮台进攻，关天培率军抵抗，而琦善这时却坐镇广州拒不发兵增援，关天培孤立无援，与400多官兵一起为国殉难，虎门炮台失守，广州门户已洞开。

新任命的主持广东事务的皇侄奕山，不比琦善好多少，4月份奕山率各省援军17000多人先后齐集广州。他到广州头一件事就是声称“患不在外而在内”，“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防民甚于防寇”，为了邀功，奕山在5月21日贸然发动进攻，大败而归。英军则发起反攻，包围了广州，发炮轰城，奕山在城头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英军求和。5月27日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规定清军退出广州城60里外，奕山向英侵略者交“赎城费”600万元，然后英军退出虎门，并赔偿英商馆损失30万元。而事后奕山却向皇帝旻宁上奏说：“初一、初二日分路抄袭，大获其胜”，“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纷纷落水”，把赎城费600万元说成是代还商欠。皇侄大将军竟在纸上大获其胜了，道光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胜利，表示可以“准令通商”。清王朝上欺下瞒的腐败也可从中窥见一斑。

但英国政府对《川鼻草约》所获得的特权并不满意，撤消了全权公使义律的职务，改由璞鼎查出任全权公使。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即率军北犯虎门，总兵江继芸牺牲，厦门失陷。10月又攻陷了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兵抵抗6昼夜之久。10月10日英军进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蒙古人）亲率兵抵抗，与众宣誓：“城存俱存，城亡俱亡，以尽臣职”，决不离开镇海城一步，“收受夷人片纸”。并命浙江提督余步云防守城外险地——招宝山。但余步云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招宝山阵地陷入敌手，裕谦自尽殉国，镇海失守。接着英军又攻占了宁波。

浙江三城失守后，清政府为了挽回败局，又派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从江西、甘肃、湖北、河南、安徽、陕西调遣了20000军队赴浙。奕经同奕山一样昏庸，沿途大肆搜刮民财，弄得民怨沸腾，可对战事一窍不通，相信占卜家的所谓灭洋（羊）必须要虎，选定属虎的组成突击队仓促出击，分兵三路直扑定海、镇海、宁波三城。可英军早已获得消息，做好了准备，三路大军大败而归。此时，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道光帝，言战事日久，恐会削弱对人民的统治力，道光帝也深以为虑，因而决意投降了，令奕经停止进剿，任命盛京将军耆英同伊里布赴浙议和。

而这时英国政府为了“强迫中国政府鉴订一个令人满意的条约”，又从印度增加了援军，因而决意大举入侵长江，卡住镇江、南京，以迫使清政府就范。5月17日，英军攻占乍浦，6月入长江口，进犯吴淞炮台，炮台守将陈化成，请两江总督牛鉴为自己作后援，自己亲自登炮台督战，英军死伤颇重，不敢正面进攻，转攻炮台，牛鉴闻炮而逃，吴淞炮台失守，陈化成战死。接着上海、空山相继失陷。7月21日英军进攻镇江，在镇江英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抵抗， 都统海龄（满人）率领守军奋起抵抗，经过激烈巷战，英军才占领了镇海。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热情地赞扬了镇江守军的精神，指出：“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气和锐气，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是绝对到不了南京的。”八月初，英国全权公使会同海陆军司令率领76只舰船到达南京下关，伊里布于8月8日赶到南京，随后耆英也赶到，清廷开始与侵略者议和，订立了城下之盟。

二、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广州城外有名的十三行被洗劫一空，在乍浦，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惨遭杀害，积尸塞路，血流成河，在镇江，无数房屋被烧被毁，盐艘巨船焚烧一空。侵略者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自发地组织、武装恶了起来，打击入侵之敌。侵略者足迹所至，无不遭到人民群众的反抗，爆发了许多反侵略的英勇斗争，其中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最为著名。

1941年5月，由于清军在广州无耻投降，广州人民遭到了英侵略者的蹂躏，入侵者焚烧房屋，淫辱妇女，抢夺耕牛，挖掘坟墓,“种种贻害，不可胜言”。英军的暴行激起了广州人民的义愤，各界民众纷纷表示要与英军决死战。5月29日，一小股英军在广州北部的三元里一带肆意抢掠，调戏妇女，愤怒的群众忍无可忍，一拥而上，当场打死英军8名，其余逃去。为了对付侵略者的报复行动，三元里人民决心联合起来抗敌。三元里附近103乡的人民闻讯响应，迅速的形成了一支反侵略的大军，广大贫苦农民、手工业者、水勇和爱国乡绅也都参加到了这一行列中去。

5月30日，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进入高潮，数以千计的群众浩浩荡荡地向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挺进。群众因手中武器不如敌军，便用诱敌深入的办法，避免正面作战，佯装撤退，将骄悍的英军引向事先设伏的牛栏岗。敌军一味追赶，途中因稻田田埂狭窄，便丢掉重武器继续追赶。当敌军到达伏击圈后，只听一声罗响，埋伏的群众蜂拥而至，刀、锄、斧、犁皆成军器，儿童妇女亦呐喊助威，将英军团团围住。到了中午天下大雨，英军的火药被淋湿，火枪不能施效，群众便将英军分割，展开肉搏战，英军丢弃枪械乞求之声震山谷。下午4点半钟，英军增援部队到达后，才将被围英军救回。广州人民在这次战斗中，毙伤英军数十名，并缴获大量武器。5月31日，广州附近400余乡的义勇赶来参战，数万群众包围了四方炮台，英商务总监义律率军前来援救，亦被包围，英军派奸细混入重围，向广州官府求救，奕山立即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为英军解围，英军在清官吏的帮助下突出重围。6月1日英军撤出广州，退到虎门海滩。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的第一次大规模反侵略斗争，它具有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暴露了侵略者的虚弱本质，增强了广大人民抗英斗争的信心。三元里斗争也揭露了清王朝的反动腐朽面貌，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广大中国人民是英勇无畏的，而清统治者则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表现出了畏缩懦弱，最后走上了卖国的道路。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走狗的过程，也是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此外，在闽、台、浙、苏等地，英军的侵略活动同样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顽强抵抗。在福建厦门，当地人民群众开展了英勇的对敌斗争，一位姓陈的农民率领500多民众与英军接战，击毙英军数百名，伤千名，使得英军在厦门难以久留，撤到鼓浪屿。

1841年9-10月，英军军舰曾犯台湾。台湾兵备道姚莹、总兵达阿洪，率领台湾各族人民迎头痛击英国侵略者，在基隆他们打得敌舰桅杆、索绳折断，并缴获大量战利品。在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渔民用诱敌深入的办法，打退敌军的进攻。

在定海镇江、宁波等沿海地区，群众为了反抗英国侵略者，组织起了“黑水党”，在江海活动杀敌，两个月中擒杀英军数百人。在英军驻有重兵的宁波城，人民群众发布了《众义民公启》，号召人民同心协力共同消灭入侵之敌，英军在宁波被杀的达42人之多。

在长江流域，沿江人民多次对侵略者发动袭击，太仓皋桥的农民诱使英舰士兵登岸，然后追杀，使得英军不敢登岸。瓜洲、仪征一带的盐民，一见夷船，即放抬抢，打击英国侵略者，使其惶惶不可终日。

三、《南京条约》的订立及其后果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的武力威胁下，全部接受了英国的议和条款，订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江宁条约》），共有13款，其主要内容如下：

（1）割让香港。（2）赔款2100万元，其中商欠300万元，烟价600万元，军费1200万元，限清政府四年内交清。（3）五口通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4）协定关税，凡“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5）废除公行制度，“凡有英商等赴各港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在南京条约订立后，为了议定关税税率及其它有关问题，中英双方又在广州继续谈判。1843年7月22日，又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0月8日又订立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英国侵略者在《虎门条约》中进一步获取了：（1）领事裁判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2）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给予他国任何权利时，英国可“一体均沾”；（3）英国商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后来发展为租界；（4）在《五口通商章程》的附件《海关税则》中，极力压低中国的关税率，减少到5%——6%左右，商品较以前海关实征税率降低了5%---90%之间。如出口的大黄、土丝、樟脑都降低了50%左右，南京的棉布、黄白糖约降75%左右，而进口的货物如白洋布、铅、钢、锡等减少了50%，原色斜洋布、毛哔叽减少了66%，荷兰羽绒减少了90%。

而对当时最严重的鸦片贸易问题，英方代表璞鼎查曾试探耆英等人态度，希望中国采取“明智的态度”，也就是将贸易公开合法化，耆英等不敢公开答应合法化，便复照璞鼎查，“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也无须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这个无耻的照会，实际上是默许鸦片继续走私。

《南京条约》订立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来，都企图分得一脔。首先是美国派特使顾盛来进行讹诈，清政府在美国的恫吓下，1844年7月3日，又派耆英与美国在澳门附近望厦村订立了《望厦条约》（中美《五口通商贸易章程》），取得了《南京条约》中除割地和赔款以外的全部特权，还获取了更多的新特权。如进一步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规定在中国的美国人同中国或其它各国人间的民事案件由美国领事裁决；还规定了倘若以后中国要变更税率，须美国领事官议允，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美国军舰可入中国沿海港口“巡查贸易”，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领海权；美国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以利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继英美之后，法国也派专使拉萼尼来华进行外交讹诈。1844年10月24日与耆英订立了中法《黄埔条约》（中法《五口通商贸易章程》），法国不仅取得了英美所获得的一些主要特权，还规定了法国人可在通商五口建造教堂和坟地的新特权，并迫使清政府承诺保护传教，后来又迫使清政府取消了对天主教的禁令。

早对我国虎视眈眈的沙俄，也乘机打劫，一方面借“科学考察之名”，派间谍分子在黑龙江流域搜集情报，一面派“探险队”入侵我黑龙江流域。在1851年8月，沙俄强迫中国订立《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迫使中国对俄开放伊犁、塔城，并允许俄商修造房屋、货栈，免税贸易，俄国还可派领事管理俄国商人，如俄商违法，交“俄罗斯贸易官究办。”实际上就是享有领事裁判权。

除英美法俄外，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也都纷纷前来，在“一体均贴”的名义下，援例与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

1840年的鸦片战争，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中国社会的性质从此开始了根本性的变化。

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无论从领土上，还是从国家主权上都遭到了破坏，已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由于外国的商品倾销，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开始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中去，从此中国开始一步步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战后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另一主要矛盾，而且成为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说，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点。

 

第三节 战后十年间的中国社会

一、    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剧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东南沿海地区在资本主义商品冲击下，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在《南京条约》订立后，璞鼎查曾得意地向英国资本家宣称：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英国资本家也认为：“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绵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供应不了了。”因而，英国资产阶级在战后立即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在战前平均每年英国对华输出商品总值不到100万镑，而1843年就增长到145.6万镑，1845年增加到239万多镑，棉布、棉纱的增长最快，由1843年的占输华商品总额的50%，增长到1845年的72%。美国资本家也加快了对华商品输出的步伐。英国商人还把大批西餐刀具、钢琴、睡帽都运到中国，设想每200个中国妇女中有1个学钢琴的，他们就可做笔好生意，但这些钢琴、刀叉、睡帽，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并不需要，结果不是多年没人问津，就是商品变质坏掉，其它商品的遭遇也不好。因而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并没能像他们设想的那样持续地增长下去，而相反却迅速地开始下降了，1846年便一下子降到179万镑，后来一直徘徊在150万镑左右，直到50年代中期才开始回升。

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遭到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中国农民尽量压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以期减低成本，用简陋的织机同英国的蒸汽机展开了竞争，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筑成了一道防线，辽阔的中国国土，又为这个防线提供了纵深的防御的条件。因而外国机制的洋布一时还无法在其所到之处，彻底摧毁中国农民的手工织机。所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0年间，英国在华的商品倾销的迷梦未能成为现实。但英国对华的茶、丝等农副、土特产大肆进行掠夺。在30年代，每年中国出口茶叶50万磅，1844年，则曾至7000万磅，到1851年，就达到9900万磅；丝也由每年几千包增到1847年的22000包，1853年更达60000包之多。帝国主义对华农副产品的掠夺，使得中国农副产品的生产更加依赖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行情，进而迅速地操纵了中国一些主要农副产品的生产，迫使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农副业生产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道路。

虽然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的商品输出遭到了中国的自然经济的抵制，但在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特别是五口通商地区，则不可能不受到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冲击。特别是外国棉纱的输入，使得在通商口岸附近的手工纺织业遭到了沉重打击。如江苏的松江、太仓一带出现了“无纱可纺”的局面，福建、漳州、同安的土布也不能出卖。而江、浙一带许多农民却纷纷种桑养蚕，开始进行商品性生产，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首先在五口通商地区日益解体，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开始崩溃了。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清朝地方官吏在上海划定一个居留地，这就是租界的开端。1848年、1849年，美、法在上海也强行划定租界，后来又将租界推广到其它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利用租界进行许多非法的侵略活动，一个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上海已成为无法无天的外国人的真正黄金国”。而香港这时则完全成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侵华基地。

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这时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批受雇于外国资本家并为外国资本家所控制，成为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工具的买办商人开始形成了。此外，由于鸦片战争后一些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在华非法开办企业（早期主要是船舶修理和为传教等服务的印刷业），在这些企业中产生了中国社会最早的工人阶级，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已开始日益复杂化。

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外，这时还大肆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1847年输入到中国的鸦片为33508箱，1850年激增到52925箱。大量的鸦片输入更加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白银外流更为严重。帝国主义列强除了鸦片贸易外，还进行贩卖华工的罪恶勾当，英国人称之为“劳力贸易”。据英方承认，在厦门一口被掠卖华工1845年为185人，1849年为280人，1851年为2066人，在广州附近，1849年为900人，1850年为3118人1852年达15000人。帝国主义掠卖华工的活动，使得在广州“没人敢离开他的房子，即使白天到大街，也不免有被人讹以欠债或犯罪而被架走的危险。”所以帝国主义列强在鸦片战争后10年，对华的侵略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社会一步步地步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二、      近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改良主义的萌芽

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天朝上国”的衰败没落，使得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先进的人物从迷梦中惊醒。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面对这种剧烈的社会动荡不得不睁眼看世界，地主阶级中的个别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优秀人物也不得不谋求变通，以挽救封建社会的危机，缓和内部的阶级矛盾。他们开始向国人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以谋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因而在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思潮，借提倡“经世致用”，反对落后保守的封建顽固思想。它成为以后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这些人物也是近代最早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下面我们就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及思想进行一些介绍：

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浙江仁和人，出身于世族书香和三世京官的家庭。1829年（道光九年）中进士，历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官职，抑郁不得志。龚自珍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正是清帝国主义走向没落，中国封建社会正在崩溃的时代，所以在他的文章、诗词中充满了对封建末世衰败现象的愤怒谴责，和要求改革社会现实的强烈要求。首先是揭露封建“衰世”的腐朽黑暗，这是龚自珍的一大思想特色。他认为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已犹如“日之将夕”，无可挽回了。为什么朝廷昏庸，吏治腐败，士风日下，民生凋敝？其原因从政治方面分析，是由于封建官僚体制所造成的。他在《明良论·三》中指出：“从秀才、举人到考取进士，年过三十，还只是达到追逐封建功名的起点；从入翰林院到任尚书，一级级须爬三十年到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得十年”。这样“贤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亦得以驯而到”。使年轻有为的“ 奇未尽之士”始终无法“起而相代”。从经济上分析：是源于“贫富不均”，贫富间由“小不相齐”至“大不相齐”，由“大不相齐”“必至丧天下”。强烈地谴责了大地主、大官僚利用权势大肆进行土地兼并。

其次，龚自珍的另一大思想特色就是要求社会变革。他明确地提出要“更法”、“变功令”，他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攻”，确认了改革是历史的必由之路，痛斥“拘一祖之法”的顽固保守思想。他针对中国社会当时的种种腐朽衰败、文化专制的局面大声疾呼，写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龚自珍他的改革方案最为重要、较有体系的是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但这个改革没有，也不可能突破封建的生产关系，而是从理想中的中国古代社会改革中去寻找良方，“药方只贩古时丹”。他针对地主阶级大官僚的豪取强夺的土地兼并，提出了“按宗授田”的设想，把封建土地关系纳入到宗法家族制度中，按照血缘亲疏，调节土地分配，以克服“大不相齐”的矛盾，以缓和因土地高度集中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此外，他还提出招募天地的农民到新疆去开垦农田，以解决农民失业问题。

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夕，曾悉心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对沙俄的领土扩张活动有所警惕，主张移民实边，开发边疆。这一方面是要解决失业流民问题；另一方面还含有重要得意义，就是要加强西北边防，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此外，龚自珍对鸦片战争前的大量鸦片输入造成的社会恶果也很重视，主张禁绝鸦片。1838年12月，当林则徐赴广州禁烟时，龚自珍在其《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激励林则徐不要动摇，建议对吸食者处以绞刑，对贩卖制造的处以斩刑，对破坏禁烟的官吏要“杀一儆百”。并期望林则徐以重兵相随，修整军器，坚守海口，时刻要准备对付英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犯。后不久，在鸦片战争爆发第二年，客死在江苏丹阳的云阳书院。

龚自珍是处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前夕的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许多著述虽是在鸦片战争前写的，但是带有强烈的时代赋予他的改革思想和反侵略思想进入中国近代社会的，因而他的思想影响是很深远的，实际上是清末改良主义思潮的先声。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的谈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的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从梁启超的评介，可见其对后世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启蒙作用之大。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关（福州）人，字少穆，嘉庆年间中进士。他是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官员中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禁烟和抵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从思想认识来看，他也是高于一般的封建官僚的。

首先，在对待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上，他与昏愚的顽固派是大不相同的，他主张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同时，积极地了解外国，提倡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加强国防。他本人丢开其“天朝大吏”的体统，派人刺探西事，认为“必须时常刺探西事，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并组织人搜集、翻译西书，购买西方新闻报，辑为“华事夷言”，以了解敌情，抉择对策。同时他还将自己搜集到的有关外国历史地理和政治材料，辑为《四洲志》。这对于扩大人们的眼界，增进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林则徐另一杰出的思想是一定程度地敢于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他向光绪帝建议“民心可用”，这比当时那些“防民甚于防寇”的封建官僚来说是高出一筹的。正因为他一定程度地相信人民，敢为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才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爱戴。

最后是他有着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不仅体现在抗英斗争中，后来遭贬到新疆后，还针对沙俄的扩张势头，提出实行“合兵农而一”的办法，把“备边”和“屯田”结合起来。在他临终前还疾声大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44年中进士。魏源与龚自珍甚密，切磋学问，议论政治，注重经世之学，时人并称龚魏。鸦片战争爆发后，1842年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斗争。魏源的主要著作有《圣武记》、《海国图志》、《古微堂内外集》等。魏源是早期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方案的先进人物，他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更注意研究和了解世界大势，在林则徐主编的《四国志》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写成了著名的巨著《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这部关于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概况和社会现状的著作，不但以它的先进思想启迪和鼓舞了后来的中国志士，而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有很大影响。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魏源不断地探索，寻求救国图强之道。他在《海国图志》中，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抨击故步自封、愚昧无知的封建顽固官僚，“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环瀛之大。”驳斥了顽固派把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船船，通称为“奇技淫巧”的谬论。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当然，这时的魏源还不可能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根本原因，更无法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他的认识还是带有很大的直观性，魏源认为：“船坚炮利”是西方战胜中国的主要原因，因而他要师的也主要是在军事技术方面。他说：“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所以，要求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管理水平上赶上西方。为此，他建议要在中国设立兵工厂和造船厂，学习西方制造新式武器，同时革除营伍积弊，整顿训练中国军队，还提出要聘请法、美“夷目”，“分携西洋工匠到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舵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制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以便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魏源在向西方学习问题上已迈出了一大步。

其次，在魏源思想中，也有一些微弱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某些生产方式的设想，和赞美西方制度的个别词句。在鸦片战争前，魏源面对腐朽的社会曾提出要变法、改革，认为“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他这时的变革还主要停留于“兴利除弊”的漕运、票盐、屯垦、河道等方面。而鸦片战争后，他曾鼓吹鼓励民间创办新式企业，“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自售者听之。”并建议私人船厂所造的货船，“亦有炮眼，去其铁板，即可安炮”，“可佐战舰之用”。显然这时他建议民间设厂造船，其主要还是为其军事上师夷服务的。但这种鼓励民间发展资本主义的企业的建议，同那些把一切西洋东西视为“奇技淫巧”的封建顽固派来说要进步的多。魏源也曾对美国的联邦制流露出羡慕之情，把不设君位，惟立官长办理国务的瑞士，颂扬为西土之桃花园。但从根本上来看，在政治上，他还是没有迈出封建主义的改革者的门槛，只是幻想清王朝能通过学习西方某些富国强兵之道，以重振国威。

魏源在御悔问题上，较重视劳动人民的力量，曾热情地赞扬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他曾写到：“三元里之战，以我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熟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指责投降派“不知自咎”，而把失败原因全归于舰炮之不若敌人，是庸医“不咎药方而咎药材之无力也。”因而他建议要利用民力，因地制宜抗击侵略者。

此外，近代早期有名的思想家还有姚莹、包世臣等。

近代的这些思想家体现了在民族矛盾尖锐、封建统治危机的时刻，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开明的先进人物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愿望，他们的要求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也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因而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他们的思想对后来中华民族的觉醒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对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也产生过很大的积极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优秀代表人物，其思想也必然要受其阶级利益的限制，他们的根本问题是要巩固其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的。在外敌当前的情况下，他们一些人曾提出依靠民众，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戒心从未消除过。如林则徐曾向道光帝建议“民心可用”，但他同时提出要“驾驭得法”，否则会“流弊从生”。可见其阶级立场仍是很鲜明的。对此我们应有明确的认识。

 

 

参考书目

马克思《鸦片战争史》，《对华贸易》（马恩选集 二卷）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 第三节）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上册第一章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上册 一、二、三、四章

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  第一卷 一、二章

思考题

1、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2、  简述《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的基本内容。

3、  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