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酝酿

 

第一节  清政府的进一步买办化和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

一、    清政府的进一步买办化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结合了起来。鉴于中国人民激烈的反侵略斗争，迫使列强变“瓜分”政策为“以华治华”，打着“保全主义”的幌子，扶植和操纵清政府。而清政府为了保全自己的统治，则不惜一切代价与帝国主义勾结，成为“洋人的朝廷”，进一步买办化。所以在20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方式主要是经济掠夺，各列强间为争夺在华利益，勾心斗角，中国人民所受的侵略和压迫不断在加深。

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奴颜婢膝。1902年1月7日，慈禧一行回京，当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阳台时，忙欠身回礼，不久又在宫中召见各国驻华使节，更是从头到尾格外多礼，给予外国代表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并请那些受过围困的人站出来，她向这些人表示问候，并在问候这些人夫人时，向她们表示极大的同情，一面说话，一面流泪，以示她的悔过之情。

本来1861年祺祥政变后，慈禧采用政治手腕，使顽固派和洋务派处于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之中，而她操纵其上。八国联军之役，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她先后下令惩办“祸首”、“凶犯”100多人。这些被惩处的上自王公大臣，下至文武官绅，有的是清政府中的顽固派，也有一些是有爱国思想的官吏。经过这次惩凶，一方面严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中一些具有爱国理想，或反对外国侵略的正气的人；而另一方面也给了顽固派亲贵和官僚以致命的打击，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分别被处死或远戍，费尽周折扶立的大阿哥溥儁被废。与此同时，洋务派和转向洋务派的亲贵大吏得到慈禧的恩宠，其中奕劻“着食亲王双俸”，荣禄、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赏加太子少保衔，甚至侵略分子英国人赫德也捞到了太子少保衔。这样洋务派和转向洋务派的大官僚便成了朝臣楷模，并左右了朝政。

在20世纪初，不仅清政府在其洋主子压迫下大肆出卖国家利益，而且清政府还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着手进行改革，推行所谓“新政”。在1901年1月发布的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显然清政府的变法并不是要对封建制度进行改革，只仅仅是在不触动封建统治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改变某些方法，以便其能在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很到列强的卵翼，以延迟其封建反动统治而已。所以，此时改革虽用了个别新名词，但实质上是不可与戊戌变法同日而语的。

慈禧为了取悦洋人，在“变法”诏谕中明确提出要“取外国之长”，“惩前之失”。并斥责顽固派为“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以示她与顽固派有别。当然她的取外国之长不可能取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说弄一些新名词或作些非实质变更，既采用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以讨好列强。变法上谕发出以后，王公大臣、督抚等均有上奏，其中最得慈禧赏识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提出者——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联衔会奏。张之洞、刘坤一在奏疏中倡言，“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得到慈禧连声赞誉，并令将“其中可行者”，“择要举办”。此后清政府基本依据张之洞、刘坤一的奏折为蓝本，开始进行为讨好帝国主义列强的“改革”。

1901年4月，清政府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综理“新政”的机构。命奕劻、李鸿章、荣禄、崐冈、鹿传霖等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要他们对一切有关国家、军事等事宜悉心详议，然后经慈禧裁决颁行。这样，清末的“新政”就正式开始了。

政治上，清政府按《辛丑条约》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派奕劻总理外务部事务，王文韶为会办外务部大臣，瞿鸿*调补外务部尚书，授会办大臣。在设立外务部的上谕中说：“从来分官设职，惟在因时制宜，现当重订和约之时，首以外交为重，一切讲信修睦，尤赖得人而理。从前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惟所派王公大臣等，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自应特设员缺，以责专成。”这就是说，总理衙门已不能适应帝国主义侵华的要求了，所以按帝国主义的意愿，设立了外务部，以竭心尽力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效劳。清王朝的“新政”，就是这样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开场。

1902年到1906年间，清政府还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裁撤冗衙，整顿吏治。清政府先后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又先后在地方上裁撤了一些督抚同城的巡抚衙门，如湖北、云南、广东的巡抚衙门被撤消，以减少重叠的政府机构。各地方的政府机构也在各地撤消了一些官衙。同时，清政府还令整顿吏治，对一些民愤过大或违反乱纪的官吏进行了惩处，企图借此来缓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

其次，练兵在新政中占有突出地位。由于八旗、绿营、练勇营务废弛，装备落后，1901年清政府下令裁汰刺兵、练勇，停止武科举。1902年，下诏推广北洋、湖北编练新军经验。此后，制定了一系列营规、法令，确定军制以镇（师）为经常编制，设统制，下辖两协（旅），置协统；协辖两标（团），设标统；标设三营，设营带；营辖四队（连），设队官；队辖三排，排辖三棚（班）。并规划全国规划训练新军36镇，1905年北洋六镇编成，兵力约70000，为袁世凯所把持，成为后来袁世凯起家的重要的政治资本。由于清政府经济力量不足，所以练兵计划许多省都没能完成。此外，清政府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还令各省督抚创办巡警，并于1905年设立巡警部，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管理京城治安，督办各省警务。

复此，新政的另一个内容是筹饷。因为编练大量新军和举办巡警都需要大量经费，清政府当时财政非常困难，为了开辟财源除借外债外，还巧立名目，加征各种苛捐杂税。一时盐厘加价，百货加税，加征房税，名目繁多，仅向各省摊派的练兵费就达1000万两白银。这些沉重的负担，都落到劳动人民身上。为了增加税收，清政府标榜振兴商务，奖励实业，以便从中增加税收。1903年清政府又设立了商部，并且还制定了一些商务章程。

新政的最后的内容，便是废科举，兴学堂。推行“新政”，旧式的八股取士显然已无法满足人才的需要了，清政府此时开始创办了大批新式学堂，颁布各类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并于1905年成立学部。清政府陆续创办的学堂达数万所，但培养专门知识人才的大学仅3所，大量的则是旧式书院、塾馆的改头换面。1905年，清政府明令废除科举，科举制从此寿终正寝了。

从实质上看，清政府的“新政”，只不过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洋务派“自强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但是“新政”的一些措施也包含着清王朝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让步”。如振兴商务，制定奖励工商业章程，提倡私人资本办厂。同时奏准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公司，令各省督抚“通饬所属文武百官及局卡委员，一律认真恤商，持平办理，力除留难延搁各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使得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较前优越的发展经济条件，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废除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给了西学一定的合法地位，有利于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此外，清政府下令整顿吏治、恤刑狱、准许满汉通婚，都念有收揽人心，缓和国内矛盾的企图。

二、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侵略

1902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汉通商行船条约》。第二年美国、日本接踵而来，分别同清政府签订了《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条约包括有新增开长沙、万县、安庆、惠州、大东沟等地为通商口岸，整顿内河水道以利外轮航行等内容，进一步便利了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的经济侵略。以对外贸易为例，1901——1905年，平均每年进口值为47300万元，出口值为31100万元，入超16200万元，与1891年到1893年的年平均数相比，进口值增加了一倍多，入超增加了两倍以上。此外，外人在华企业盈余为2400万元。赔款及外债本利为6800万元。仅此三项，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华就可获得2亿元以上的收入。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掠夺使中国民穷财尽，农业生产萎缩，灾荒连年不断，工商凋敝，民不聊生。1904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张謇曾忧心重重地说：“前、上两年每交赔款之时，上海商市大为掣动，折息之大为从来未有，推原其故，由于输出之银太多，商市困之窘促，屈指赔偿之期未至十一，而上下交困，势已如此。过此以往，何堪设想。”

帝国主义列强，为其输出“过剩”资本的需要，通过清政府获取了许多路矿特权。在中英商约中曾规定清政府“应招徕华洋资本兴办矿业”，中美商约和后来订立的中葡商约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准允外国人在“中国地方开办矿务”。1902年，清政府又屈从洋人的意旨，在《筹办矿务章程》中，订有“或华人自办，或洋人承办，或华洋合办，均无不可”的条文。1904年，清政府在《矿务暂行章程》中，也有“无论华洋各商，皆可照章承办”的规定。清政府还公然宣布：“原期开濬利源，不分畛域”，“矿商之利，外人不妨共之”。

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清政府的腐朽卖国，在短短两、三年内，全国19个省的重要矿权，纷纷为英、法、比、美、俄各国攫取。如云南澂江、临安等7府厅各矿，福建建宁等3府金矿，广西上思和贵州龙王洞铅矿，贵州思南等县银矿，安徽铜官山煤铁矿，广东顺德，直隶内丘和临城，安徽凤阳煤矿，热河霍家山等6处和蒙古土、东两部金矿，吉村天宝山银矿，奉天通化、怀仁各矿，浙江衢、严、温、处4府煤铁矿等。帝国主义列强在攫取某处矿权时，往往还附有更换它处矿权的权力，实际上等于霸占全省或全区的矿山开采权。如英、法隆兴公司在攫取云南、临安等7府厅矿权后，曾在伦敦召开股东会议，负责人洋洋得意地宣称：“本公司有权在云南七府厅境内开矿，如开工后见矿产不佳，或地势不合，准以它地更换。此言所关甚要，必如此而后，云南全省矿权，始尽归本公司掌握也。”

帝国主义列强还更进一步掠夺中国的铁路建筑权。因为攫取铁路不仅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输出过剩资本，榨取巨额利润的极好途径，而且是他们伸展自己势力范围，扩大侵略的重要手段。因而在1900年前，列强们就曾为路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此时，争夺更加激烈，英德两国为争夺津滇铁路进行了明争暗斗。正太、汴洛、沪宁三条铁路修筑权，分别落入俄、比、英之手。截止清朝覆灭，中国已建成9600多公里铁路，而由于帝国主义控制的和间接控制的占93.1%。他们不仅控制了路权，而且还控制了铁路沿线电讯、森林、矿山等，甚至派驻军队，干预地方行政。日本《朝日新闻》直言不讳：“故夫铁路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既有一切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方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俎上之肉。”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竞相竞争，彼此为了争夺在华的利益矛盾重重。尤其以日本和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竞争最为激烈，在英美的支持下，1904年2月6日，日本突袭了俄国在旅顺的军队，日俄战争爆发，双方军队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一年有余，腐朽的清政府竟不顾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无耻地宣布所谓的“局外中立”。1905年9月，俄国在战败的情况下与日本订立《朴次茅斯条约》，日本取得了沙俄在南满的权益，包括原来俄国租自中国旅顺口和大连湾。12月，日本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承认日本从沙俄手中得到的赃物。在此之后，日本与沙俄又通过秘密协定和密约，在中国东北划分所谓南北满为各自的“势力范围”。

英国和沙俄在中国西藏地区也是矛盾重重。1903年英国派遣一支侵略军入侵西藏，遭到西藏军民的奋勇抵抗。1904年8月，英军攻占了拉萨，大肆抢掠。9月，英国侵略者胁迫西藏地区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这一条约遭到西藏人民的反对，清政府也不敢承认。1906年，清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才在北京重新订约，英政府虽在西藏取得了许多特权，但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德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向欧洲霸主们挑战，所以英、俄两国为了对付新的挑战者，在远东的争夺暂趋缓和，英、俄两国订立了《英俄协定》以调解他们的矛盾，伺机瓜分西藏。

 

第二节               民族资产阶级成长及其领导的爱国斗争

一、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较19世纪以更为迅速的步伐向前发展着，促使其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深入，中国自然经济日益解体，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20世纪初年，铁路、航运、对外贸易、商埠继续增长。从1901年到1910年10年间，开辟的商埠达37处，相当于1840年到1894年50年间的总和。而进口贸易价值1913年达到了570163000两，比1895年171679000两增加了2.3倍。与此相对应的是，自然经济加速解体，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大量涌入城市，一些城市人口猛增。如上海1880年人口约107800多人，1911年即增加到1250000人，30年间增加了11倍多。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固然是帝国主义用强力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旋涡的结果，却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

2、清政府实行“新政”，采取了一些“奖励工艺”的措施，颁布一系列的章程，以示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压制，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对资产阶级上层起到了鼓舞作用。

3、20世纪，面对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发起的爱国运动，如收回利权，抵制日货，拒美、拒法等，都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得中国民族工商业在1905年后几年中曾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

据《中国近代经济资料选辑》统计，从1872年到1900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资本在10000元以上者共156个，总资本额为49740974元；1901年到1910年间，新开的厂矿达326个，总资本额为99562048元。无论从厂矿数量还是总资本额，都比以前有较大地增长。特别是在1905年到1908年间，出现了民族资本投资工矿企业的高潮，新成立的厂矿，资本在10000元以上者有220家，总资本达73200000元，平均每个企业拥有资金330000元，新设厂矿资本实力有了较大加强，并出现了拥有资本1000000以上的资本家。民族资本投资的范围也更加广泛，除棉纺业，缫丝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外，面粉、肥皂、烟草、工矿等行业也都成为民族资本投资的热点。增设厂家最多的行业是缫丝业，新增厂家97家，投资总额为11584000元，其次是面粉业，新增厂家53家，榨油厂28家，织染厂27家，火柴厂24家。值得注意的是需要资本较多，技术较强的重工业也有了较大地发展。如水电厂新增42家，居第三位，但投资总额为17112000元，位居第一。此外煤矿开采也有较大的发展，新增煤矿26家，金属矿开采和冶炼及金属加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金属开采冶炼新增了10家企业，金属加工增加了13家企业。

民族资本还投资于新式交通运输业，在20世纪头十年，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商办轮船公司有17家之多。在保护路权的口号下，许多民族资本公开呼吁清政府停止出卖路权，要求铁路由商家自办，在1903年以后的几年内，在十几个省区都成立了铁路公司，准备集资兴建铁路或赎回被外人侵占的路权。南洋华侨张煜南修建潮汕铁路，广东绅商陈宜禧集资修筑新宁铁路。虽然此时真正商家修建的铁路还为数很少，但却表明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倾向和经济实力的增长。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相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中国民族资本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生产规模不大，设备简陋，资本有机构成也较低，重工业仍十分落后，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大大超过了工业资本。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成长起来，这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提供了阶级基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我们从其地位和政治态度来看，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

1、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一般是由官僚、地主、富商豪贾转化过来的，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较多联系，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们同清政府基本上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希望自上而下地进行一些资本主义的改良，清政府预备立宪时，各省的咨议局内的新派人物大部分基本上是属于这一类型的。较著名的有汤化龙、汤寿潜、蒲殿成等。其中张謇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翁同龢的门生。他依靠自己的声望和张之洞、刘坤一等大官僚的支持，在上海和江苏征集到大量资金，并从清政府手中取得“专利”，排斥其他人在附近设厂，在10多年间，便成为一个拥有20多家企业，900多万元资本的大资本家。清政府成立商部后，又被任命为三品头衔的顾问。

2、民族资本的中下层。这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缺乏势力的阶层，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较少，所拥有的资本为数也较少，经常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甚至本国那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排斥和打击，发展缓慢，举步维艰，甚至常面临倒闭破产的威胁。因此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矛盾很大，希望能够推翻清政府反动统治，能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力量软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强大压力下，要充分显示自己的意义还很困难。加上许多人政治眼光短浅，既想革命，又怕革命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瞻前顾后，因而他们当中能摸到时代脉搏、勇敢行动的只是少数。以首义之区武昌来说，在几千工商户中，只有两人公开参加革命。他们谋求国家独立，民主，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和要求，则主要是通过他们阶级的政治代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提出，并付诸斗争实践。

此外，华侨阶级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和非常关切，他们中许多人出身于小商人，有些本人就是劳动者出身，流富海外，由于清帝国的腐朽衰败，国际地位低下，他们也备受外国政府的歧视和压迫，因而对清政府腐败无能深为不满，渴望祖国独立富强。他们对国内封建势力无多少依赖关系，同帝国主义也关系不密切。因此，从总的来看，他们的政治态度同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相似，但由于不受中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迫害，无多少后顾之忧，并因一些人生活在国外资本主义生活环境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也较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浓厚，因而其革命的要求非常迫切，支持和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很多。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主要是在海外，并得到了海外华侨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

这样中国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华侨资产阶级中绝大多数人，就成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则成了立宪运动时期立宪派的阶级基础，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线。

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

20世纪初，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清政府的“新政”又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其沉重的负担，整个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继义和团运动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仍连绵不断。首先是农民阶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直隶中南部爆发。1902年，在直隶广宗一带农民不堪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掠夺，在景延宾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树起了扫清灭洋的旗帜，联合钜鹿、南关威县一带的农民，队伍迅速扩大到三、四万人，清政府忙派袁世凯在洋兵“助剿”下，镇压了这次起义。在四川，川东农民在“灭清、剿洋、兴汉”旗帜下纷纷举义，全川30多州县响应，声势浩大，直到1905年才被镇压下去。1901到1905年，还爆发数十起反洋教斗争，规模较大的有河南沁阳、热河朝阳、四川资阳、浙江台州等等。有的聚众数千，有的多达万人攻打教堂，与清军为敌，虽“法令森严，亦且悍然不顾。此外，广大农民的抗租抗税斗争更为普遍，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较大的有1903年河南孟县、温县等地的反加赋改征斗争，聚众10多万人，激成“民变”。1904年，江西乐平人民的反“靛捐”的斗争，最后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清政府不得不从江西、安徽两省抽调兵力进行镇压。各地的会党也频繁地发动起义，1902年广西各地小股的会党起义已遍及20个州县。1903年广西全省几乎布满了起义队伍，大者千余人，小者数十人，广东、湖南、贵州、云南也都被波及，清政府从鄂、黔、滇、湘、粤调集大量防军，糜饷300万元，直到1905年才“全省粗称安定”。

这时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已比以前壮大，他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05年，上海华兴纱厂被大买办盛宣怀卖给日本资本家，工人极为不满，4月，日方准备裁员，机器房工人首先发难，发生了暴动，租界巡捕房派巡捕进行了镇压。同年5月，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工人由于该矿外国技师无理扣发工人工资，工人举行了罢工，并“聚众滋闹，殴伤数人”，并准备夺取武器，矿内帝国主义分子当夜乘火车逃往湖南醴陵，以避锋芒，矿方同意照发工资，斗争才逐渐平息下去。在1903年，云南个旧锡矿工人因反对清政府出卖路矿权，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者达数万人，占领了锡矿，抗击清军，省城为之大震。

在广大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腐朽统治的不满，领导了收回利权和抵制外货等反帝爱国运动。

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极为艰难地向前发展着，他们资本薄弱，技术落后，经常受到外资的排斥，甚至并吞的威胁，中国民族资本无法与外资相匹敌，因而他们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很深。随着《辛丑条约》的订立，清政府的放手卖国，许多路、矿权都落入了外国侵略者之手，这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就更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种局势就迫使民族资产阶级企图用合法斗争来摆脱自己的困境，所以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和许多爱国人士，利用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掠夺的不满，发起了保路、保矿、收回利权的活动，他们或自己创立公司，或抵制外资入股，采用各种办法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路、矿权的攫取。

当时收回铁路权斗争尤为激烈。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一致主张废除由美国借款修筑粤汉铁路合同，粤汉、津镇、道清、沪杭等路预定通过省份的爱国人士都提出了收回利权，改归“商办”的要求。他们纷纷指出：“外人假铁路以实行殖民政策”，夺取路权即夺取财政权、行政权及其它各种主权。因而坚决主张废约自办，广东潮汕、湖南、江西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都以确保路权为宗旨。特别是粤汉铁路，当时美国违约，将粤汉铁路的股票2/3卖给了比利时人，更引起了三省人民的反对，坚决主张收回自办，留日学生也电争收回自办，终于在1905年，以670万美元“赎回”也已筑成的广州——三水段，合同作废。粤汉铁路赎回，进一步推动了其它各省人民争回路权的斗争。1905——1906年间浙江和江苏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要求收回被盛宣怀卖给英国的苏甬杭铁路修筑权。最后经过斗争路权归江浙两省商办，而要聘英人为工程师，并接受英国贷款150万镑，但遭到江浙人民的强烈反对，盛宣怀不敢再坚持，便将英人的150万镑贷款转归修建开封到徐州的铁路之用。在江浙绅商力拒外款的时候，四川、直隶、安徽、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斗争也相继展开。

收回矿权斗争最早从山西爆发，1898年，英国福公司通过贿赂山西巡抚胡聘之等，取得了山西孟县、平定、潞安、泽州、平阳等地的煤、铁、石油开采权。1905年，太原的山西大学堂学生发起收回利权斗争，山西中等学堂的学生群起响应，山西省的留日学生也发表声明提出收回自办。从1906年开始，绅商也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以“全省士民”的名义致电清政府，要求取消与福公司的合同，并积极筹款办矿局。经过多次交涉，英国福公司不得不于1908年同意废约，由山西绅民用275万两白银将矿权收回。有影响的收回矿权斗争还有安徽铜官山煤矿的斗争。1902年，安徽巡抚聂辑椝私自将铜官山煤矿卖给英国华伦公司，1905年因华伦公司背约，安徽绅民宣布合同作废，次年成立了全省矿务公所，决定自办，1908年华伦公司又勾结日本三井物产公司，合办铜官山煤矿，并强迫清政府承认，安徽绅民群起反对，经过5年斗争，最终迫使华伦公司放弃了窃取铜官山煤矿的企图。但英人借机勒索了25000英镑“赔款”。除山西、安徽，在奉天、山东、四川、云南、湖北、台湾都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收回矿权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大都失败了，但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卖国清政府都给予了一定打击。

除了资产阶级和爱国人士的收回利权斗争外，在1905年，资产阶级还领导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抵制美货运动。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资产阶级诱骗大量华工，开发西部地区。这些华工被骗去开荒、开矿、修路，为美国西部的繁荣流尽了血汗，而美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打击，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往往煽动排华。1894年美国强迫清政府订立“限制来美华工条约”，不仅对赴美华工进行苛刻限制，而且大肆迫害侨居美国的华工。1904年这个条约期满，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都要求废除这一条约，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为修改条约的事向美磋商，而美国蛮不讲理，一意孤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檀香山《新中国报》首倡抵制美货。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了特别会议，会长曾铸提出“以两日为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获得了一致通过，随即电告清政府拒签续约，并同时通电广州、汉口，天津、香港等21处商务局，相戒不用美货。

7月20日因多次磋商无结果，上海商务总会决定采取行动，抵制美货。各行各业纷纷开会拥护，全国各地几十个大城市先后热烈响应，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也大力声援。波澜壮阔的抵制美货运动进入了高潮，商、工、学、妇女界纷纷集会演说，制定各项具体措施，商店不卖美货，居民不买美货，码头工人不装卸美货，印刷工人负责赶印抵制美货的宣传品，美人开办的学校，学生教工纷纷离去，美办的企业职工纷纷离职，形成了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之势，美国的在华商业贸易受到了强烈打击。

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爱国运动一开始意志是很坚决的，主张“不可仰鼻息于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之”。表示了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觉醒，不寄希望于卖国求荣的清政府，而是持民气来抵制外货。但此次运动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的不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太平洋彼岸发表声明，美驻华公使柔克义又奔走于京、沪间，软硬兼施。清王朝此时深恐惹恼了洋人，发布上谕，说禁用美货，“有碍邦交”，令各省督抚“从严查究，以弥隐患”，并直接令两江总督周馥严办曾铸等人，袁世凯首先在天津动手进行镇压。面对着清王朝的高压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动摇分化，一些上层分子如张謇、汤寿潜等极力“疏通”，为运销美货开绿灯，曾铸又气又恨，于8月1日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称病不出。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则继续坚持斗争，在各地掀起了反“奸商”斗争，最后迫使美国放弃了续订“限制来美华工”条约，斗争才逐渐平息下去。

在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变为帝国主义走狗和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国人民自发地进行着反帝爱国斗争，但都遭到了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的破坏，即使取得一些小胜利，但也无补于大局，无法挽回半殖民地化的命运。实践证明，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要推翻清政府。因而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爱国救亡运动，一方面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另一方面也使得更多的人看清了清王朝的面目，许多人逐步地转上了革命的道路，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为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

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但它传播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风气却继续了下去。20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清政府腐朽反动本质的进一步暴露，更加激起了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再加上清政府装潢门面的“新政”，为了欺骗舆论不得不作一些枝节的改良，废科举、兴学校、奖励游学等，使办学堂和出国留学的风气日益盛行了起来。1904年，仅江苏一省所办的学堂达99所之多，全国各地兴办的学校犹如雨后春笋。到了1911年，全国兴办的各类学堂达5万所之多，学生达100万之众。在一些学堂，聘用了一些外国教员，课程同旧式的塾、院有了较大的区别。如直隶保定师范学堂第一班任课教员中，就有7位日本人。从它开设的课程看，改革也是较大的，学习科目有经学、文法、史学、外国史、地理、伦理、教育、算学、理化、博物、农学、图画、手工、体操等。当然这类学校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学校处于“似改非改”的状况。但是这毕竟冲淡了封建传统的教育方式和体制，许多青年学生从新式学堂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开始接受近代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思想。此外，留学热潮也开始在20世纪初兴起。1901年以前，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的很少，自费的更是廖若星辰。20世纪初，情况有了很大改观，1904年出国留学仅到日本的有1300多人，而且留学热越来越炽。随着新式学堂的成立、中国学生出洋学习，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人数迅速增长，逐渐形成了一支新式知识分子队伍。

20世纪初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化进一步输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留学生，热心翻译和介绍有关欧美的各种资产阶级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历史、人物传记、文学等方面的著作。1989年前，西方哲学、政治学、历史译成中文的只有60多种，翻译的小说更少。但截止1904年，前者增加到200多种，后者有20多种。而到了1911年，仅外国翻译的外国小说就有几百种之多。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办的报刊上，还经常地刊登一些欧洲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文章。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卢梭的《民约论》等书的翻译介绍，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些书中包含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思想，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政体、鼓吹革命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当时还翻译了一些历史著作，主要介绍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在文学方面，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译本也都陆续出版。这都对于传播民主思想、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起了有益的作用，并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戊戌维新中颇负声名的梁启超，到日本后在横滨主办了《清议报》，继又创办了《新民丛报》。他写了大量文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政治学说，歌颂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人物。这也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第三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酝酿

一、    孙中山早年革命活动和兴中会成立

毛泽东同志曾在《青年运动方向》一文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原名孙文，字逸仙，因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化名为中山樵，因而孙中山便见称于世。他出生在广东香山（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民族的灾难，广大农民的悲惨处境，这一切都在孙中山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象。1878年他在家只读了3年私塾后，去投奔他的哥哥孙眉，在檀香山上完了中学。这次海外远行，对孙中山以后思想发展影响很大，他自己曾回忆道：自此“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883年7月孙中山归国，又相继进入广州和香港的医学院学习，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从1878年到1892年这段时间，孙中山受的完全是西式教育，学到了不少西方自然科学，也接触到了许多西方政治学说，这与他后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早在檀香山读书时，孙中山就曾产生了“改良祖国”的意愿。中法战争时，他在广州、香港学习，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媚外的卖国政策，给他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对清政府十分不满，促使他产生了反清思想，他经常和同学抨击时政，赞扬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对太平天国起义深表同情，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并不时在报刊上发表言论，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还通过郑士良和民间秘密反清结社相联系。孙中山后来曾说：“予自己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造民国之志。”

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既有反清的思想，也对清政府及当权者怀有幻想。在1894年他曾草拟了上李鸿章书，希望当道者“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改革纲领，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其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认为这四项才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要清政府仿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办学校，培养人才；设立农官，管理农业，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筑铁路，设工厂，采用近代机器生产；实行保护工商政策等等。很明显，孙中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希望通过李鸿章这样的大官僚，进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孙中山通过郑观应的介绍，专门去天津见李鸿章，但李鸿章对孙中山的建议根本无兴趣，拒绝见孙中山，孙中山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谈到当时的心情：“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稍易以强迫”。此时正在进行的中日之战，由于清政府的消极避战，坐失良机，前线连连战败，而清朝统治者却还在歌舞升平，大修颐和园，准备为慈禧庆寿。这一切促使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坚定了他武装推翻清王朝的决心，从此以后，孙中山真正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约请反清革命的侨胞20余人，讨论建立革命组织。会上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章程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鲸吞，瓜分豆剖，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痛陈清政府丧师寿国，荼毒生灵。在会员入会的誓词中提出：“驱除靼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春，孙中山在香港和当地的社会团体辅仁社一起，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兴中会是最早的资产阶级反清革命组织，它的成立和誓词中提出的革命纲领，表明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以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其奋斗目标。

兴中会成立后，为了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孙中山着手联络广东各地会党和防营，策划举行广州起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各方部署大致就绪，预定重阳节（1895年10月26日）举事。但起义前夕，各路人员因步调不一，不能按原计划进行，加之起义消息又被清政府得知，广州官方加强戒备，大肆搜捕，起义未及举行即有10多人被捕，兴中会成员陆皓东等英勇牺牲，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

这时，兴中会的革命活动主要限于海外和广东一隅，而且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而国内的维新变法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因而孙中山等人的活动对国内政治生活和广大群众还未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兴中会的成立，革命纲领的提出及广州起义的发动，毕竟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在横滨成立了兴中会分会，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工作。不久，又赴檀香山和美国大陆，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896年10月，孙中山抵达英国伦敦，在旅居英国期间，他专心致志地钻研了西方政治、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的书籍，了解到当时颇为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并且仔细观察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社会风貌。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些使得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后来他在谈到这次欧美之行时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新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主张所由完成也。”

1897年7月，孙中山离开伦敦，经过加拿大，8月到达日本，他在横滨、东京等地传播革命思想，结交革命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康有为先后逃亡日本，孙中山对康、梁为变法图强而惨遭清政府迫害深表同情，和康、梁等人就联合反清问题多次进行会谈。然而康有为认为“圣上圣明”，自己深受重恩，不能忘记，并坚信光绪帝有“复辟之日”，致使双方在根本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会谈失败后，康有为赴加拿大等地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继续鼓吹“勤王”和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也在1898年11月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一面大力为光绪帝歌功颂德，一面大力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抨击当权的“逆后贼臣”。并用了大量篇幅介绍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思想，对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曾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颇受当时知识界欢迎。梁启超和康有为虽都属于保皇派，主张君主立宪，但两人的政治立场也有较大的差别，他反对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但又认为要救中国，“破坏”在所难免，因而与孙中山接触一度很频繁，并曾计划联合，以孙中山为会长，自己任副会长，后遭到康有为的死命反对，计划搁浅。兴中会与康梁合作计划失败后，就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两个政治派别——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相对峙的局面。

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以唐才常为首的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计划在长江流域起事，此举得到了孙中山、梁启超两派的共同支持。唐才常等人和兴中会在“排满”方面有着共同之处，在康有为的策划下，唐才常等人组织的“正气会”后改为“自立会”，以保全中国自立之主权，建立“新自主国”，拥护光绪皇帝复辟，实行君主立宪为主旨。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参与了这一活动，他们企图通过康有为，指使唐才常拥护张之洞割据长江中下游。唐才常等便在汉口设立了自立军总机关，联络长江两岸会党组成自立军大军，唐才常负责总诸军的督办事务，定于1900年8月9日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同时起事。因等康有为汇款接济军饷，康有为却一再延误，致使起义日期多次推迟。8月底，张之洞破获了自立军在汉口的机关，捕杀唐才常等20余人，自立军运动被血腥镇压了下去。自立军志士的鲜血，使许多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人士，抛弃改良幻想，毅然决然地走上革命道路。

在义和团运动高涨时，兴中会也抓紧时机，计划在广东举行起义。孙中山赴香港，准备潜回内地亲自领导这次起义，但因香港殖民当局不许他在香港逗留，无法登岸，乃派郑士良等赴惠州，联络会党，派史坚如等赴广州，组织起事机关，以资策应，孙中山自己不得不折回日本，转渡台湾，准备渡海返回内地。1900年10月8日，郑士良率会党在惠州三洲田起义，初战告捷，连续占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起义队伍扩展到两万多人，为了取得海外接济，起义军按照孙中山的要求进取闽南。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禁止军火出口，孙中山向海外接济起义军枪械的计划无法实现，起义军血战半月，外无援军，内缺弹药，被迫解散，郑士良等退往香港。

自兴中会成立以来，孙中山坚持武装推翻清政府，继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再次发动惠州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孙中山曾回忆说：以前人们多把他们视为乱臣贼子，但自惠州一役后，人们态度大不一样，“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表明了资产阶级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呈现出了新的局面。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革命团体的成立

20世纪初年，在清政府推行所谓的“新政”的时候，在国内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并出现了留学热，这就造成了一批完全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新知识分子群体，成为20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最活跃的新的政治力量。当时由于日本跟中国较近，又被认为是向欧美学习而迅速崛起的国家，因此在许多人心目中，日本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因而留日学生最多，到1906年达到12000——13000人，留日学生主要来自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浙江、广东几个省。国内的学堂也遍布全国各地，尤其以湖北、江苏、四川为多。这些知识分子原是清廷为其统治而培养的人才，但事与愿违，他们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特别是留学生，在国外耳闻目睹，接受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更加憎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痛感国家民族的危难，思想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步地由爱国转向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1900年，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社，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政见不很明显，成员也较复杂，但翻译了许多西方社会、政治学书，对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起了较大作用，后与兴中会发生了联络，许多人开始倾向革命。1902年4月，章太炎、秦力山等倡议发起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这一活动曾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清政府驻日公使串通日本政府禁止在东京开会，后改在横滨召开，实际上是以纪念南明覆亡为形式，倾诉清政府的罪恶统治，号召人民起来反清革命。此次纪念会有着明显的汉族正统偏见，但并不是清初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的简单重复，他们的“排满”主要是针对腐朽的清政府，是要打倒“洋人的朝廷”，挽救民族危亡。

在国内，蔡元培等于1902年4月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发行杂志，宣传自由民主。11月，以蔡元培为总理的爱国学社成立，出版《童子世界杂志》，宣传爱国革命思想。爱国学社的成立和活动，对东南各省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反清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正在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力进行爱国救亡活动的时候，1903年又发生了拒法、拒俄运动和“苏报案”。1903年广西巡抚王之春为镇压会党起义，以广西路权换取法军“助剿”，导致了法军的武装侵略。1903年4月，当消息传到东京，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集会抗议，揭露了法国侵华阴谋，控诉了王之春的卖国罪行，爱国志士还发表文章，指出清政府是卖国的罪魁祸首。

1903年，还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爱国运动——拒俄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乘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沙俄出兵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后经过谈判，沙俄最后同意分期撤兵。1903年4月，第二期撤兵最后期限已到，沙俄不但不撤兵，反而向安东（丹东）增兵，并重新占领了营口，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无理要求，企图将我国东北置于沙俄的殖民统治之下。沙俄的侵略野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各界人士集会，抗议沙俄侵略罪行，北京、武昌学生也罢课示威。留日学生更是群情激昂，4月29日召开了抗俄大会，到会者500多人，一致主张对俄开战，决定成立抗俄义勇队（后定名学生军），提出宁死不为亡国人的口号，每日操练，并派代表回国活动，要求清政府出兵抗俄，学生军愿为先锋，表示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他们沉痛地指出，东三省存亡关系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命运，决不可等闲视之，“头可断，血可流，躯壳可糜烂，此一点爱国心，虽经千尊炮，万支枪之子弹炸破粉碎之，终不可以灭”。

“拒俄”运动开始是一场爱国运动，青年学生愤于东北将沦亡，希望清政府特别是握有重兵的汉族大臣能赞成抗俄，他们可效命于疆场，为国捐躯。然而清政府驻日公使横加“名为抗俄，实则革命”的罪名，勾结日本政府强制解散学生军，清政府也急谕各省巡抚，对回国的学生军“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拒俄运动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破坏下流产了，但它深深地刺激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在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爱国是有罪的，要爱国，必须反清，要争取民族独立，必须推翻清政府。1903年5月，黄兴、蔡锷等人发起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规定以“鼓吹、起义、暗杀”为斗争手段，派遣会员回国策动起义。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标志着留日学生由爱国跨入了革命的新阶段，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在留日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国内知识分界爱国浪潮也日益高涨，学生们集会演说，发行刊物，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学潮，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对清政府的不满迅速加剧，“革命排满”的口号到处流传，清政府为了遏制爱国运动的发展于1903年又制造了震惊一时的《苏报》案。

《苏报》创刊于1896年，本很平庸，1900年陈范接办后，开始不断地发表一些爱国人士的文章。1903年，在爱国运动的推动下，《苏报》连续刊载了数十篇鼓吹革命的文章，特别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的节录，并向国人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尤为清廷所忌恨。1903年6月，清政府串通上海租界工商部，查封了《苏报》和爱国学社，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清政府要求将2人引渡到南京审讯。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其租界的特殊法权地位，加之许多爱国人士的多方营救，所以清政府引渡的企图并未能实现。后由租界会审公廨判决章太炎、邹容2人分别监禁3年、2年，章、邹坚贞不屈，顽强斗争，1905年邹容不堪虐待，死在狱中，时年仅20岁。中外反动派的镇压，不但未能遏制吓倒当时革命志士，反而促进了革命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不胫而走，风靡海内外。特别是《革命军》成了当时发行量最大的革命书籍，多次再版，仍无法满足，许多人只能手抄。

1903年以后，进入了广泛的革命思想宣传和动员组织阶段，在短短的二三年内，出版的政治性刊物达20余种，如《开智录》、《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等。此外，还出了许多提倡革命的书籍，其主要内容是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的反动卖国本质，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清政府挽救民族危亡。这些书刊还大量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从维新派的“明治维新”、“彼得变政”的圈子走出来，转而追求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从中寻找自己的理想模特。

在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时，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思想想、宣传家，其中最为著名的在这一时期有章太炎、邹容、陈天华。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曾参与了维新变法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抛弃了改良主义走上革命道路。1903年他公开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民智未开”，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断然指出：“今日民智未开，不必恃它事以开之，而但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并斥责光绪帝是“末辩菽麦”之小丑，康有为替光绪帝鼓吹，只不过是利禄熏心而已。明确指出立宪不可行，革命合人心，只有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共和制，才能使国家独立，民族自强。这篇文章对启发人们的民族、民主意识起了很大作用。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903年他在上海积极投身于拒俄运动，鉴于清政府对爱国运动的镇压，他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以满腔热情讴歌革命。在《革命军》中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顺乎天而应乎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败而存善良”，“由野蛮而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他竭力歌颂民主，赞扬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说，他鲜明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以美国为模式，制定了“中华共和国”的二十五条纲领。邹容还把推翻清政府和反帝结合起来，指出中国人民要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必须打倒洋人的“奴隶总管”——清王朝。在最后邹容第一个喊出了“中华共和国万岁”的时代最强音。《革命军》一书的问世，对知识界影响巨大，销售逾百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

陈天华（1875——1905），字里台，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1903年他写成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陈天华满怀爱国激情，以通顺流畅的文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他在《警世钟》一文中开头就写出了祖国昏睡，外患日逼的气氛：“长梦千年何时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送人！”接着他详细列举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大家起来“改条约”，“复税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为争得国家民族之独立，士农工商万众一心，共同斗争，前赴后继百折不回。陈天华并明确指出：清政府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守土官长”，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要打倒这个“洋人朝廷”，因而要想拒洋人，只能讲革命，不能讲“勤王”。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文字通俗，富有文采，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下层劳动群众间广为流传，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宣传的有力武器。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兴起，革命宣传的扩大，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纷纷出现。其中著名的有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

华兴会：1903年，黄兴受国民教育会派遣，回到湖南，在长沙明德学堂任教，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经过努力，1903年11月4日举行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华兴会。1904年2月5日，正式在长沙召开成立大会，先后参加的人约四五百，主要成员是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宋教仁，陈天华，谭人风为其骨干人物。华兴会成立后，设立了同仇会为外围组织，从事会党联络工作。1904年春，黄兴会见了著名的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商讨了起义计划，准备在11月6日慈禧七十大寿之日，预埋炸弹于举行祝寿典礼的殿堂，以炸死前来参加典礼的清全省地方高级官员，占领长沙、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全省各地同时响应，并与外省人通气，黄兴被推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分任正副总指挥。后事泄密，黄兴改装潜逃日本，马福益逃往广西。次年马福益企图赶回湖南再举被捕牺牲。

1904年11月，江浙革命党人陶成章、蔡元培等组织了光复会，以蔡元培为会长，徐锡麟、秋瑾、魏兰是其主要骨干。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口号，带有很浓的大汉族的气息。但光复会并非单纯排满，在其告示中明确宣布“誓扫妖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所以，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样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光复会虽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领导的，但它很注意会党工作，陶成章、秋瑾、魏兰、龚宝铨、王金发等重要人物都先后成为会党首领人物，因而他们也较注意农民的阶级利益，曾提出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的财产，使大家都有饭吃。光复会成立后曾准备在浙东发动起义以响应华兴会在长沙的行动，后因华兴会计划失败而搁浅。总的来看，光复会成员较复杂，思想差距也较大，缺乏有力的统一领导。但由于它在浙江、江苏、安徽广泛活动，会党中势力也很大，因而成为长江下游一个最大的革命团体。

1904年7月在湖北武昌由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组织了科学补习所，以研究科学为名，行排满革命之实，其成员大多是湖北新军中青年知识分子。这个团体建立后不久，因准备响应华兴会起事而遭牵连，被迫解散。1906年，刘静庵又在原科学补习所基础上创立了日知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为以后武昌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以上几个较有影响的团体外，各地各种类似的革命小团体还很多。如安徽的岳王会、福建益闻社、云南誓死会、日本的共爱会、四川公德社等等。大量的革命团体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来临，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日益成为必要，后来，就是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