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辛亥革命

 

第一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来临

一、    同盟会的成立及纲领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已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孙中山先生适应时代要求，主动承担了这一革命任务。1904年，孙中山带着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设想，远行欧洲，在留欧学生中积极活动，进一步扩大影响，壮大革命力量。1905年7月，孙中山又从欧洲赶到当时留学生聚集之地日本，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等相识。当时分散的革命团体已经不能适应革命形势需要了，广大革命青年都希望能“结大团体”，成立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但由于留学生内部分歧，杨度等人的反对而未成功。孙中山到达日本后，积极与各革命团体领导人广泛接触，宣传“互相联络”的重要性，并同黄兴等人进行了反复磋商，确定了统一革命行动，建立革命政党的决策。7月3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团体领导人开会讨论建立统一革命政党的问题，到会者70余人，孙中山、黄兴等在会上发言，孙中山提议将组织命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经过反复讨论后始定为“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仍是以1903年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建立革命军事学校时提出的：“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政治纲领。当时有人对“平均地权”提出了异议，孙中山根据世界革命发展的趋势和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对此着重作了解释，最后获得通过。会议还通过了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8人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的决议。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了成立大会，到会100多人，会议通过了章程，选举了领导机关。孙中山由于众望所归，由黄兴提议被选为总理。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总部按三权分立原则，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总理不在时代理一切，相当协理。国内准备分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海外分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支部以下按国别、地区设立分会。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是完全不同于旧式结社、会党的，也不同于它以前的那些革命团体，它已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规模。同盟会的成立使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中心和明确的斗争目标，推动全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地跨入了新的高潮。

1905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进一步对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进行了解释，把它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民族独立的中国。同盟会在其《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提出：“满清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复彼政府，还我主权”。表现了强烈的反满，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把民族主义局限在“反满”上，相反，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这就表明了革命派的反满，实质上是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当时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清王朝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人民大众的矛盾，集中地体现在中国人民与满清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上。同盟会提出民族主义，把反满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国家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和时代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建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核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要去这种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就可以成功。”他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方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方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民权主义是革命的最高目标，在当时是否赞同民权主义，是划分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标志，也是划分资产阶级民主与地主阶级排满派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志。《军政府宣言》对民权主义的实施也做了具体规定：“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同时，还提出在建立民国之后，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步骤，以逐步建设和巩固新建立的民主共和国。

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军政府宣言》对于“平均地权”进行了具体解释：“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一步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共享。”“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这是孙中山用以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孙中山这一方案的提出，是因为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贫富悬殊，和劳资之间的尖锐对立，存在着社会革命的危机，为了避免中国革命成功后，又出现新的社会革命，孙中山认为应提早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使能中国走上一种与欧美有别的、完美的资本主义道路。但正如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所评价的那样：这种“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因此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所能提出的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这个纲领成为鼓舞人民群众斗争的鲜明旗帜，极大地促进了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但它也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却不敢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它主张民权主义，却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它主张民生主义，却不敢发动农民群众，扫除封建土地制度。这些弱点表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此外，就这个纲领来说，同盟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完全接受它，有所谓的三民主义、二民主义、一民主义的区分。即使都赞成三民主义的人其解释也不尽相同。同盟会所设计的组织方案实质有许多也未能付诸实施，所以说同盟会从它一成立，内部就存在着许多弱点和不足。但总的来说，它毕竟已是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了，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

在同盟会成立的当年，清政府此时为了应付国内外的重要危机，欺骗舆论，虚伪地宣布“预备立宪”，这就使得康、梁改良派气焰大涨，大肆攻击同盟会。在这种局面下，同盟会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向广大人民揭露清政府虚伪立宪的阴谋和回击康梁的进攻，不得不发起了反击，因而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论战在资产阶级两大政治派别中展开。两派的论战主要在日本展开，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宣传阵地，立宪派以《新民丛报》为主要喉舌，论战也波及到了新加坡、加拿大、缅甸、香港等地。1906年4月，《民报》以号外形式发表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了两派有原则分歧的10个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一、关于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问题：改良派极力为清政府辩护，他们抹煞清朝统治者压迫国内各族人民的事实，攻击革命派所主张的民族革命是无的放矢，是种族复仇主义。改良派无视清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竟然宣称“排满”与“爱国”互不相容，要爱国就必须维持清政府统治，他们还宣扬革命将会招致帝国主义的干涉，瓜分中国，因而革命必亡国。

革命派严厉地批判了改良派反对民族革命的谬论，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清政府压迫国内各民族的罪行，论证民族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革命派针对改良派的诬陷，严正声明“派满”决不是仇视500万满洲人，而是反对满洲贵族统治。革命派还指出，清政府是卖国政府，“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国者，中国政府之极腐败也”。因而革命是救世的良药，只有革命才能求得国家的独立、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自由。革命是避免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

二、关于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康有为继续鼓吹庸俗进化论，认为必须由“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也就是说必须要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苟未至其时，实难躐等”。梁启超说：中国人民是“程度未及格之恶劣国民”，不但不能立即实行民主共和，而且也不能立即实行君主立宪，他的结论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改良派的这些论点，配合了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梁启超还把要求清政府立宪称之谓“政治革命”，以混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欺骗人民。

革命派对改良派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的言论进行了有力批判，指出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进化之公理”，“立宪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革命派还反驳了对中国人民的诬蔑，揭露开明君主专制，不过是要人民继续忍受清政府的奴役。他们指出政治革命就是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决不是梁启超所说的“君主立宪”。有力地捍卫了民权学说，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

三、要不要变更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改良派代表着与封建主义联系较多、从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坚决反对“平均地权”。他们攻击“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违背了社会经济的“自然法则”，将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的文明进步。不允许对封建土地制度做任何变革，攻击同盟会平均地权的主张是：“欲以野蛮之力，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其田而有之”，“利用此博得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悉为我用”。他们甚至说，“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改良派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完全站在地主、官僚一边的。

革命派对于改良派反对“平均地权”的谬论进行了驳斥。他们指出：“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今同为一国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和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他们认为“惟有实行土地国有之政策，不许人民私有土地而已。”如此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盟会中的激进派朱执信还痛斥梁启超反对社会革命的理论，指出中国目前的贫富之分虽然不如欧美那样悬殊，也决不能说社会革命没有必要。“社会革命宜与政治革命并行”，“今后革命，因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豪右，而出于细民”。既然政治革命的动力是“细民”，那么社会革命同时并举，就不仅是可能，而且是最有利的。

在这场大论战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力地批判了康、梁改良主义者的谬论，对于扩大革命影响，加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宣传都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政治方面的软弱和不成熟，他们自己在思想理论上也有不少是混乱和不切实际的。如在要不要暴力革命问题上，改良派声称革命会引起列强瓜分，而革命派则认为，中国革命合乎世界各国之潮流，只要革命举动合乎国际公法，不实行“野蛮排外”，就不会引起干涉。这表明革命派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软弱，不敢反帝，而且对他们还有幻想。在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问题上，他们面对改良派提出的革命招致内乱的辩难，他们认为只要“有秩序革命”，就可避免“内乱”，不敢提出动员人民革命的问题。在关于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上，革命派更为软弱，极力否认改良派说他们是“夺富予贫”，在同盟会内部有许多人对于土地国有、平均地权本身就不赞同，反映了他们对封建地主阶级有很大的妥协性。

同盟会成立后，在同改良派论战的同时，在国内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06年，在湘赣两省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这年暑期，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回到湖南，进行革命活动，蔡绍南在原籍萍乡与魏宗铨等一起联络当地会党，创立了洪江会。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首，设总机关于萍浏醴连界的麻石，势力迅速地扩展到萍乡、宜春、万载、浏阳、醴陵各县，预定于1907年初（农历12月）起义。但被清政府得知，派兵袭击了麻石，会党首领李金奇、萧克昌等牺牲，总机关被查封。在这种情况下，1906年12月3日，一支会党被迫提前发动起义，龚春台只得下令各路响应。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主力是会党和江西萍乡煤矿工人，贫苦农民和部分防营士兵也纷纷参加了起义，总数达30000人以上，起义军进行了整编，定名为中华民国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任都督，蔡魏分任左右卫都统领。起义军以龚春台的名义发布檄文，历数清王朝的“十大罪状”，宣布起义的宗旨不仅是推翻清政府，“且必破除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还提出了“使地权与民平均”的主张。檄文表明了这次起义是在同盟会指导下发动的，虽然它仍未能克服旧式会党起义的弱点，但已与旧式会党起义有明显区别，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起义军声势浩大，震动了长江中下游各省，清政府急调湘、鄂、赣、苏4省军队50000人围剿。起义最终于1907年1月上旬被镇压，刘道一在长沙被捕牺牲，蔡绍南、魏宗铨等起义领导人也先后被杀害。

在萍浏醴起义前后，同盟会东京本部制定了指导各地武装起义的11个文件，总称《革命方略》，并准备在两广发动起义。1907年3月，孙中山在越南河内设立策划粤桂边界起义的总机关。从这年5月到1908年4月，在孙中山领导下，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即1907年5月的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钦连防起义，12月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起义和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但是这些起义都由于准备不够充分，特别是未能广泛深入地发动起义群众，只依靠单纯的军事冒险而归于失败。

在同盟会连续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光复会在浙江和安徽也发动了两次起义。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光复会的部分会员虽加入了同盟会，但实际上仍然自行其是，独立活动。光复会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在浙江秘密联络会党，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学堂作为据点，策划起义，徐锡麟等召集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首领进行军事训练，并组织了光复军。为了打入清政府内部，掌握军队力量，徐锡麟筹款捐官，以道员发布安徽候补，他得到巡抚恩铭器重，在安庄任巡警学堂及巡警处会办，绍兴大通学堂交由秋瑾主持。当时，秋瑾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她接办学堂后，积极联络会党，并与徐锡麟约定在浙江、安徽同时发动起义。但后来起义尚未准备就绪，嵊县会党便率先发难，竖起革命军的旗号，遭到清军镇压。接着武义、金华等县会党武装也先后遭到镇压。徐锡麟闻讯后仓促行动，于1907年7月6日，趁安徽巡抚恩铭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时，当场将其刺杀，率领巡警学堂学生数十人起义，攻占了安庆军械所。但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被捕，英勇就义，安庆事败，大通学堂暴露，秋瑾被捕，7月15日英勇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在徐锡麟、秋瑾牺牲后，熊成基于1908年策动了安庆新军起义。熊成基是安徽新军炮营队官，徐锡麟遇害后，他决心继其未成之志。11月22日，熊成基率领马、炮营新军千余人起义，进攻安庆失利，转移至泸州，遭到清军追击，起义失败，熊成基只身逃亡。1910年他在哈尔滨被捕遇害。

安庄新军起义后，革命党人开始注意在新军中进行活动。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在国内各省军事学校的学生中，都有不少人加入同盟会或其它革命组织，由于革命党人的运动，新军中出现了革命势力，并不断发展，1910年同盟会依靠新军发动了广州起义。

在1909年秋，同盟会南方支部命倪映典等在广州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新军中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赞同革命，准备于1910年2月下旬起义。由于消息走漏，广州地方官吏下令收缴士兵手中的弹药，这时由于发生了巡警与新军士兵之间的冲突，紧张的形势迫使起义提前发动。2月12日，倪映典率领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兵分三路进攻广州城，清军出城阻止，倪映典为清军乱枪所杀，起义军失去指挥，加上弹药不足，终于失败。

同盟会组织会党多次起义失败，转而依靠新军士兵，这是一大进步。但由于仍未重视发动群众，因而这次起义基本上还是一次单纯的军事冒险活动。

 

第二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

一、    立宪运动的失败及革命时机的成熟

20世纪初革命风潮日益高涨，清政府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反清革命高潮，欺骗国内外舆论，在1905年9月宣布了要“仿行立宪”。12月派载泽、端方、徐世昌等5大臣赴日本及欧洲美国“考察政治”。1906年5大臣先后回国，载泽向慈禧秘密奏立宪有三大好处：（1）“皇位永固”；（2）“外患渐轻”；（3）“内乱可弥”。并提醒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后经过清廷王公大臣的一番激烈争论后，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正式颁发上谕，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声称要“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同时又借口“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将“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使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看到了参政的希望，他们的代表人物立刻积极地活动了起来。1906年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立宪会”，梁启超与蒋智由等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梁启超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向清政府保证：“政闻社所执行的方法，当以秩序之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外，汤化龙在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了“宪政大会”，丘逢甲在广东成立了“自治会”。这些立宪团体的成立，都是为了响应和催促清政府早立宪，并用立宪来抵制革命。

然而清王朝的“预备仿行立宪”不过是个政治骗局，不但无丝毫诚意，还想借改革官制之机，去削弱地方督抚大员的权力，进一步集权于满洲贵族手中。规定中央官制，仍以军机处执政，地方官制，则将各省军权、财权分别收归中央新设的陆军部和度支部。立宪派见清政府并无立宪实际行动，便相互联络，上书请愿，乞求清政府速开国会。

1908年8月，预备立宪公会联络宪政公会，宪政筹备会，自治会等立宪团体，邀集各省立宪派团体派代表到北京，向清政府请愿。一些地方督抚，由于对清廷集权于亲贵不满，也电请早日召开国会，以达到他们削弱满洲贵族势力的个人目的。清政府立即对请愿活动予以打击，借口“政闻社”有梁启超等“悖逆要犯”，下令予以禁止。但为了应付当时日益高涨的革命局势，又不得不颁发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9年为预备立宪期限。

《钦定宪法大纲》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君上大权”，皇帝有颁行法律，召集或解散议院，设官制禄及罢黜百司，统领陆海军等大权，有宣战、议和、订约等权。这样实际上与专制君主无大差异，所以说《钦定宪法大纲》只不过是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溥仪继位，其父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身份执政，改元宣统。

载沣执政后为了笼络人心，宣布继续立宪。一方面，加速集权于皇室的活动，罢黜了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袁世凯，令其回籍“养病”，自己以监国摄政王代理大元帅，统帅禁卫军，命其弟载洵、载涛分别任海军和军咨大臣，廕昌任陆军大臣，兵权全归皇室。另一方面，为缓和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载沣在1909年10月，诏令各省成立咨议局，1910年10月，又在北京成立资政院。各省的咨议局，基本上为立宪派所控制，如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等。在中央资政院200个席位中，一半为皇帝钦选，另一半为立宪派占据。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不过是咨询性机构，是清王朝用以欺骗人民的装饰品而已。但咨议局、资政院的成立，不管怎样，总是为立宪派提供了合法斗争的场所，因而他们就利用这一言论阵地，发动了请开国会的请愿活动，望清政府早日兑现给他的空头支票，让他们参政。

在1909年10月，江苏省咨议局成立后，议长张謇向各省呼吁，主张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12月16省咨议局代表齐集于上海，决议到北京向都察院请愿上书，这就出现了立宪派组织的三大请愿活动。1910年1月，16省咨议局代表在北京联名上书，清政府坚持9年预备立宪期限，拒绝速开国会，第一次请愿失败。1910年6月，立宪派组织了10个立宪请愿团，赴督察院上书，但仍遭拒绝。1910年10月，立宪派组织的国会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资政院将请愿书上达，并且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的奏折，这时各省督抚也发来电报，呈请清政府设立内阁，召开国会。迫于形势，清政府宣布缩短预备期，定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并立即设立内阁。一部分立宪派代表遂停止了请愿活动，但另一部分代表则坚持在宣统三年召开国会，计划组织第四次请愿，遭到清政府的严禁，第四次请愿未成。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成立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为协理大臣，在13名阁员中汉族仅4人，满族9人，其中皇族就占了7人。清政府的这个“皇族内阁”的成立，彻底暴露了清廷集权的阴谋，立宪派分享政权的迷梦彻底落空。他们又再次上书请愿而清政府断然拒绝。立宪派无望，这次立宪运动也就以皇族内阁的成立而告破产。

立宪派组织立宪请愿运动，一方面是害怕革命的大动荡，一方面是想希望清王朝能有所革新，让他们参政，以维护他们自身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这样他们的立宪运动既具有抵制革命的作用，同时也有反对清王朝腐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一面，宣传了爱国民主思想。特别是后来立宪运动的破产，更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反动面貌，不但加速了广大人民走向革命道路，也促进了立宪派内部分化，一部分人走向革命，一些人脱离了清王朝自谋出路，与革命党人拉关系。这就更利于革命形势的高涨，进一步孤立了清政府。

在立宪派进行立宪请愿的同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封建压迫斗争，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武装斗争仍在迅速地向前发展。

1901年后，为了偿还赔款和推行新政，清政府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大大加大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加上连年灾荒，广大人民被迫起来反抗。1909年，各地人民的反清政府压迫的斗争达130多起，1910年，增加到290多起，抗捐抗税，抢米风潮在各省普遍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湖南的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1910年，长江流域发生了水旱天灾，湖南农民靠吃树皮、草根过活，绅士地主及中外商人则乘机囤积奇居，谋取暴利。长沙饥民要求官府减价粜米，反遭镇压，饥民奋起反抗，发展到好几万人，他们捣毁米店，烧毁巡抚衙门、税局，还捣毁外国领事住宅、洋行，终于迫使清政府允许平粜。同年，山东莱阳县乡民要求清算被官绅侵吞的救荒积谷，用来渡灾荒和支付捐税。而官府却无理扣押了代表，拒绝清算，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反抗，数万人围攻县城，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在同盟会成立后组织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孙中山召集了黄兴、赵声等人开会决定再次大举。会后，孙中山赴美筹款购械，黄兴、赵声等人于1911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组织起义的机构——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在广州设立了秘密机关数十处，在新军、防营和各县民军中进行活动，孙中山共筹得了18万元作为此次起义的经费。4月8日，统筹部做出了具体起义得计划安排，以赵声黄兴为正副总指挥，并以同盟会会员800人为“选锋”（敢死队），起义原定于4月13日进行。但在4月8日，革命党人温生才在广州炸死了清广州将军孚琦，清广东地方当局加强了防范，因而起义计划也受到了影响。当时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一，枪械也未及时运到，人员也未能到齐，黄兴迫于形势不得不于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下午率领敢死队100人发难，进攻总督署。两广总督张鸣歧逃跑，起义军焚毁了总督衙门，兵分三路进攻，但遭清军各路增援部队阻击而失败，黄兴受伤逃回香港，许多同盟会员牺牲。事后敛得72具尸体，合葬于黄花岗，因而又称此次起义为“黄花岗起义”。

这次起义是同盟会准备比较充分，动员人力、物力最多的一次起义。起义失败，使得同盟会丧失了许多优秀骨干。但此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正如孙中山所评价的：“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爆发了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这次运动的起因是由于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而引起的。1911年1月，清政府筹划将各省“商办”铁路收为“国有”，向外国借款兴办。4月，即以改革币值和振兴东三省实业为名，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了1000万镑借款合同。5月，皇族内阁成立后，颁布上谕，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随后便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同时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南下强行接受湖北、湖南、四川、广东4省的商办铁路公司。清政府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其实质是借国有名义，将以先允准由各省集股商办的干线收回，出卖给外人，以便获得列强对它的支持。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当时的立宪派和许多绅商股东也因清政府的“接收”铁路筑路权，直接危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而群起反对，特别是直接受害的川、鄂、湘、粤4省的立宪派，通过咨议局和铁路股东大会，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政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在湖南，学生罢课，工人示威，在湖北，宜昌的筑路工人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在广东，粤汉铁路股东会议一致抗议清政府“强占粤路”。四川的保路运动声势最大，在成都与各府、州、县相继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参加人数多达10万。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把持着保路同志会的领导权，提出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力图把斗争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立宪派抬出了光绪皇帝的牌位，借用其上谕中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采用合法示威形式同清王朝进行斗争。但广大人民群众并不完全按立宪派的意志行事，在罢市斗争之后，爆发了抗捐、抗税斗争，有些地方还发生了暴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保路同志会和川东铁路股东会负责人，枪杀了数十名请愿群众，制造了成都血案。这就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迅速地掀起了武装暴动，同盟会员龙剑鸣等乘机联络会党，进攻成都。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在荣县宣布独立，成立了革命政权。不久，湖北武昌起义爆发，腐朽的清王朝随之垮台。

二、武昌起义及全国各地的响应

武汉市向来号称“九省通衢”，是清王朝的一个重要统治中心，汉口又是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仅次于上海），经济文化都较发达，在戊戌变法和后来的清王朝推行“新政”运动中，湖北地区受影响都较大，不仅留学生数量居于全国之首，新式学堂也很多，又创办了一支仅次于北洋新军的新式武装，在这支武装中当兵的又大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颇为活跃，因而当时革命党人对湖北也是很注意的，特别是对于新军，早就有许多革命志士打入其中进行秘密活动。1904年成立的科学补习所遭破坏后，但革命党人在新军中活动一直未停止。1906年春，湖北革命党人又成立了日知会，日知会的一些领导人在萍浏醴起义后被捕，该会被迫解散，但革命党人又组织了许多其它秘密团体，如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等众多的小团体。随着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各小团体相互渗透、联合，到1911年时，已逐步形成了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由于革命党人的长期活动，在军队各基层单位都建立了革命组织，有五六千人加入了各种革命团体，约占当时湖北新军总数的1/3，还有大量的革命同情者，为以后的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黄花岗起义后，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了统一行动，开始商议两派革命组织联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革命党人加快了步伐，决定成立统一的起义指挥机构，9月24日，起义指挥机关正式成立，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被推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总参谋长等，并制定了详细的军事计划，准备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同时派人去上海迎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前来主持大计。

因准备不周，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1日。但10月9日，孙武在俄租界制造炸弹失慎爆炸，设在汉口俄租界的秘密机关暴露，已准备好的印信、文件、旗帜、名册均被俄国巡捕搜去，并转交湖北地方当局。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捉拿革命党人，当晚设在武昌的起义指挥部又被破坏，蒋翊武乘机脱逃，刘尧澂、彭楚藩等被捕，清官吏对彭、刘和头天被捕的杨洪胜进行了严刑审讯，但三人宁死不屈，于次日凌晨被处死。武昌城戒严，形势十分紧张。在革命指挥机关被破坏，领导人不是被捕就是逃亡的情况下，革命党人自行联系，毅然发动了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兵第八营革命党人熊秉坤，首先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按预定计划迅速进军楚望台军械库，在守库革命士兵的配合下占领了军械库。随后二十九标、三十标部分革命士兵和测绘学堂学生纷纷起义，汇合于楚望台，接着驻守在武昌南城门外的炮队也立即响应。大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北麟为临时总指挥，经过彻夜激战，11日清晨控制了武昌城，湖广总督瑞澂、统制张彪逃走。革命党在咨议局建立了军政府。两日内，汉口、汉阳的革命士兵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武昌起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清斗争的结果，也是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结果，湖北革命党人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于自我牺牲，终于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但由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在成立军政府时，并没有及时地把革命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鉴于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宋教仁等又未能按时赶到，原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或逃或伤，一时群龙无首，便抬出了社会名流来主持政府，旧军官、湖北新军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则被抬出来当了都督，立宪派头子汤化龙则成了军政府的民政部长。黎元洪当时还惊魂未定，一方面对革命持敌视态度，一方面又不敢公开反抗，但也不任事，革命党人便将他看管起来，成立了以蔡济民等为首的“谋略处”，实际处理军政要务。

在谋略处主持下，军政府建立了参谋、军务、政务、外交等部，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发布了一系列政令、文告，并为了加强革命力量扩充新军4协，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革命军在汉口刘家庙又打败了前来进攻的清军，湖北全省各地也纷纷响应，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此时，黎元洪看见了清王朝已不得人心，革命势不可挡，便改变态度，积极活动，并借机来安插自己的亲信，企图把持实权。旧立宪党人汤化龙也积极活动，进行篡权活动，他拉拢、欺骗当时同盟会派到湖北的代表居正，借革命党人之名义炮制了《军政府条例》，撤消谋略处，另组参谋部，集军事大权于黎元洪一身，又借军政府各部、局人事安排之机，排斥革命党人，集民政大权于他自己一身。面对旧官僚立宪派的篡权活动，革命党人进行了反击，夺得了部分权力，汤化龙失势。但此时黎元洪已占据了最高领导地位，成批的旧军官、旧官僚被黎拉进了军政府，革命党人的斗争，此时已根本无法防止旧势力的夺权了。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策划响应：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领会党和部分新军攻占了长沙，焦、陈二人分任正副都督，建立了湖南军政府，并迅速组织援军增援湖北。同天，陕西同盟会员井勿幕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起义，建立了以原日知会徽员新军队官张风翽为都督的陕西军政府。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宣布起义，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10日同盟会会员蔡公时在南昌发动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后来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发动新军起义，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出任山西都督。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发动了新军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军政府。11月3日，上海同盟会员张承梄、陈其美，光复会成员李燮和发动工人、会党、士兵起义，攻克了江南制造局，成立了以陈其美为都督的上海军政府。同日，贵州也成立了军政府。11月4日，江苏、浙江宣布独立。11月6日，广西独立，11月8日，安徽巡抚朱家宝独立。福建也同日发动了起义。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在武昌起义后的短短1个月内，全国已有13个省和上海市宣布起义。到11月下旬，四川、重庆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立宪派在成都推举蒲殿俊为都督。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同时，在全国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如在江苏、广东、湖南、江西、四川等省都发生了反抗清政府地方官吏的暴动和抗租斗争，在少数民族地区——内蒙、新疆也爆发了反清武装起义。在全国性革命浪潮冲击和农民反封建斗争打击下，反动的清王朝很快地走向了崩溃。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向前迅速发展的同时，革命派内部的危机也在加深。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一个统一坚强的核心，同盟会组织很不健全，内部也不纯洁，革命派对封建旧势力缺乏应有的警惕，更不能与之作坚决的斗争，许多独立省份的大权实际落入了反动势力或立宪派手中，如湖南谭延闿勾结旧军官残杀了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篡夺了领导大权，江苏、广西则是清朝巡抚或旧军官当政，表面独立，实质与旧政权无别。这些立宪党人、旧官僚倒向革命，对于孤立清王朝、加速清王朝灭亡是有很大作用的，但他们毕竟与革命党人政治立场不同，极力维持旧秩序，严重地阻碍了革命的深入发展。再则这时革命党人蜕化变质很厉害，许多革命党人手握政权后迅速蜕化为新官僚，争权夺利，置革命事业于不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一贯主张所谓的“秩序革命”，不敢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反而加以保护，对工农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则持反对态度，甚至镇压，这些都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第三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及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革命措施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这就使建立一个统一共和国政府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当时革命阵营内各派政治力量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后又重新组合，成了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两大集团，它们都极力争夺中央政府的组建权，以图控制即将建立的新政府。

1911年11月9日，黎元洪首先以湖北政府都督名义通电各省，要求派代表到武汉来商讨组建临时政府。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联电要求各省派代表赴沪开会。两个集团对开会地点和政府所在地问题上争执不下，15日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各省代表大会。但由于湖北是首义之区，加之多数省代表已赴汉，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也在汉，因而迫使上海方面妥协，将代表会移到武汉召开。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举行会议，当时袁世凯出山，向南方发出了和谈信号，立宪派和革命派内的一些人出现了妥协倾向，因而在各省代表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了虚大总统以待袁世凯反正的条文，但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仍未达成协议。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了南京，黄兴、宋教仁此时也因在鄂与黎元洪不和而东下到达上海，此时武汉三镇汉口、汉阳又相继失陷，武昌也处在清军炮口之下，因而情况急转直下，对湖北派极为不利。12月4日，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开会，决定以南京为都城，并电请在湖北的代表前往上海。14日汉口和上海代表齐集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临时大总统。但这时又因获悉袁世凯也赞成共和，并派代表唐绍仪到武汉，于是会议又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待袁，由大元帅暂时代行总统职权，黎元洪被推为大元帅，黄兴任副元帅，黎拒不离开武昌，因而让黄兴代行职权，而黄兴拒绝接受副元帅，临时政府陷入了难产。

正在各省代表僵持之时，孙中山于12月25日从国外返回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又有了主心骨，因而革命派势力大振，一致拥护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立宪派和旧官僚此时难以推出和孙中山相抗衡的人物，迫于形势也同意由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在临时总统选举会上，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1912年元旦，孙中山正式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当年为民国元年，改用公历。

随后各省代表联合会修改了《临时组织法大纲》，增设副总统和国务员（各部总长），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经过反复磋商由孙中山提名各省代表会通过，确定了国务员9人，其中同盟会员3人：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立宪派2人，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旧官僚2人，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还有在清政府中曾任职的理财专家陈锦涛，起义海军军官黄钟英（财政、海军总长），按同盟会设计的在新旧交替阶段，不得不吸收社会名流、各家各派的情况下，部长取名，次长取实，因而各部次长均由同盟会员担任。此外，由于孙中山又任命了许多局长、总统府秘书长等官吏，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骨干。在临时参议院43人中，同盟会员有30多人。所以说在组建临时政府问题上革命党人占据了优势，南京临时政府实质上是一个完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掌握的政权。当时立宪派、旧官僚企图控制临时政府的阴谋落空，便对临时政府拆台，汤寿潜远在南洋，程德全到上海养病，张謇拒不上任，并同湖北一些因争权失利的革命党人孙武和光复会章太炎等人相联络，攻击临时政府。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在它存在的短短3个月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法令政策：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权，有居住、信仰、结社、集会、出版、言论等等自由，解放“疍户”、“惰民”等所谓“贱民”，保障其享有公民权；命令各级官僚废除刑讯、严禁蓄奴、买卖人口；废除“大人”、“老爷”等称呼；禁止缠足、蓄辫、赌博、种植吸食鸦片等；为发展民族工商业，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规章，废除清代的苛捐杂税，提倡垦殖，奖励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教育方针，否定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明令各地废止小学读经，禁用前清学部颁发的各种教科书，禁止讲授《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各种有碍民国体例制和共和精神的书籍。所有这些政令都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原则，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对于广大农民的利益并不怎么关心，对于农民的要求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应，其发布的政令中关于农村的只有一条，即“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免除”，而且未能实行。孙中山所提出的“平均地权”的纲领，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由于南京临时政府不敢领导农民开展反封建斗争，所以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从而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方面虽然强调民族独立，但它却十分害怕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对帝国主义报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宣告友邦书》中，临时政府重申承认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各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清政府举借的外债和所欠赔款，保持帝国主义在华各种特权。企图借此换得帝国主义对临时政府的同情和承认。但是，临时政府的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帝国主义不但拒不承认临时政府，反而仇视，采取各种手段与它作对，干涉、破坏中国革命。

南京临时政府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财政问题，尤其是军需紧急而款项无着，海关及部分常关、盐厘的税收被外国掌握，拒绝交给临时政府，各地的田赋及其它税收也被各省截留，不肯上缴。临时政府想让各地商会认捐款项，但也未能实现，孙中山曾把希望寄托在外国银行贷款上，最后也完全落空。南京临时政府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不能采取有力措施，无法摆脱财政危机。另外，临时政府名义上是中央政府，但各省往往各自为政，并不听命于中央。同盟会由秘密转为公开后，其政纲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但只限于巩固共和国的政体形式，忽略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中所占的地位的国体问题，所提倡的民生主义，抽去“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代之以“采用国家社会政策”，成为一句空话，失去了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号召力。此外，这时有许多同盟会也蜕化变质，同盟会自身已处在严重的混乱状态，更难以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旧势力的进攻，临时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中，无法抵挡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袁世凯和内部旧势力的夹击。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激进分子，也不得不退让，孙中山只好向袁世凯表示自己是“暂时承乏”，“虚位以待”。

尽管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和各种弱点，但它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对立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进步意义。

二、袁世凯窃国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令陆军大臣廕昌率领北洋新军南下，但廕昌指挥不动北洋军队，而革命却迅速蔓延开来，清王朝面临着灭顶之灾。这也使得帝国主义列强极为恐慌，它们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千方百计地要扑灭这场革命烈火。武昌起义后几天内，英、美、法、德、日的军舰就相继驶入长江，在武汉江面集中了10余艘军舰，威胁革命力量。帝国主义的军队也进驻京、津、唐山、山海关等地，控制了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随时准备进行武装干涉。

尽管武昌革命军政府已向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发出照会，承认外国在华权利，力争各国同情以至承认革命政府，但列强仍担心局势的发展会损害其既得利益。由于列强正深深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相互冲突之中，所以一时很难实行共同的军事干涉，而且由于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国，列强不能不顾忌他们直接出兵干涉的危险后果。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则寻找着新的代理人，他们催促清政府立即起用袁世凯。清政府在列强的授意下，于10月14日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统帅北洋军南下镇压革命。但袁世凯野心勃勃，拒不出山，乘机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委以军事全权，保证充足的军饷等条件，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袁世凯的要求。11月3日，清政府解散皇族内阁，袁世凯在掌握了军政大权后，命北洋军队攻占了汉口、汉阳，企图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步窃夺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列强在扶植袁世凯的同时，对革命派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停战议和。11月26日，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其驻汉口领事，要他向湖北军政府倡议停战议和。当时武汉正处在战守危急之时，立宪派、旧官僚及一部分革命党人都同意谈判。12月初，南北双方开始停战议和，北方代表是袁世凯派来的唐绍仪，南方代表是伍廷芳。南北双方代表从12月18日开始在上海进行会谈，会谈期间，俄、美、日、法、德、英6国驻沪总领事向南北双方代表会提出照会，要求双方尽速达成协议，停止武装冲突。表面上列强似乎两不偏倚，实际上是企图压迫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帝国主义列强公开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切断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来源，扣压关税等，以协助袁世凯。

革命阵营内的立宪派也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江浙立宪名流张謇之类与唐绍仪相结纳。同盟会内部，妥协空气也日益浓厚，如黄兴早在武汉督战时就致电袁世凯，望他能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南北议和后主张总统应让与袁世凯。早年同盟会的重要宣传者汪精卫，在刺摄政王未遂被捕，后被袁世凯下令释放，与袁世凯大公子袁克定结为“兄弟”，此时也竭力为袁世凯效劳。

1912年元旦，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宣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大失所望，于是用武力来威胁革命党人，指使亲信部将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誓死抵抗”共和，并撤消唐绍仪代表资格，做出决裂的样子。帝国主义列强动用舆论工具，攻击和谈失败应由同盟负主要责任等等，逼迫革命党人让步。在此关键时刻，孙中山坚决主张北伐，南京临时政府接受了他的主张。1912年1月11日，孙中山亲自任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为北伐陆军总参谋长，进行北伐，13日北伐军在津浦线发动进攻，占领了军事重镇徐州，其它战场也开始行动，但帝国主义列强出面干涉，所以北伐也未能进行下去。临时政府在强大的外部和内部压力下被迫屈服，南北双方达成协议，革命党人同意出让政府，袁世凯则同意赞同共和，并负责逼清帝退位。

袁世凯在得到南方革命党人许诺的大总统后，便转而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前不久通电誓死反对共和的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又联合通电要求清王朝立即同意共和。2月12日，清帝在称号不变，皇帝每年领取400万元，暂居住宫内等优厚的条件下，宣布退位。次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则提出了辞呈。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依照南北和谈的协议，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随后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为了防范袁世凯，在辞职前，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袁世凯表面不露声色，而暗中大搞阴谋活动，当孙中山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为迎袁专使，北上迎袁南下就职时，为了抵制孙中山的要求，袁世凯指使其嫡系部队在北京等地制造了“兵变”，并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配合袁世凯的行动，纷纷调兵入京，制造紧张气氛。孙中山无奈，最后再次被迫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它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政府组织机构和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临时约法》是不完善的，有缺点的，但它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然而在政权已失的情况下，想凭借一纸《约法》来束缚住袁世凯的手脚，只能是空想，袁世凯一面声称拥护《约法》，一面又说以后要修约，为其以后毁坏《约法》埋下伏笔。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布解职，次日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就此夭折，辛亥革命的成果完全落入了袁世凯之手，在共和国的招牌下，袁世凯建立起了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辛亥革命的结局便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一项也未能完成。辛亥革命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十分软弱，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本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反而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得帝国主义列强的同情和支持，结果却使革命最终被帝国主义列强绞杀。此外，资产阶级革命派看不到农民阶级的巨大力量和迫切要求，不能发动、支持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这就失去了广大同盟军和可靠的力量，无法战胜强大的国内外敌人。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仍然有其伟大的历史功绩，它是一次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对以后的民主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从此，一切违反民主潮流，企图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封建独裁统治的反动派，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失败。辛亥革命也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它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也就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参考书目

毛泽东《五四运动》《青年运动方面》，毛选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亚洲的觉醒》列选二卷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一卷1、2册

思考题

中国同盟会及其纲领的评价

革命派同立宪派论战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简评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