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洋军阀统治及新时代曙光

一、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与“二次革命”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便谋划削弱消灭革命力量，以加强他的独裁统治。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内阁。这届内阁有10个阁员，其中同盟会员占4个（农林宋教仁，工商王正廷，司法王宠惠，教育蔡元培），国务总理唐绍仪在“南北和谈”时加入了同盟会，这样同盟会员就占半数，被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实际上，要害部门皆被袁世凯死党控制，（内务赵秉均，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财政外交由改良派控制，（财政熊希龄，外交陆征祥）。尽管如此，袁世凯仍不放心，所以极力去破坏、削弱这个内阁，1912年6月，他利用唐绍仪内阁任命非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总督，和向比利时借款之事，迫使唐绍仪辞职，同盟会4个阁员也相继辞职。袁世凯便借机任命陆征祥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二届内阁。陆征祥提出了6个候补国务员名单，遭参议院否决。袁世凯便借助其掌握的反动军警，通电痛骂参议院，并要诉诸武力，迫于袁世凯的武力威胁，参议院被迫同意其中5人，他对陆征祥本人提出弹劾，陆征祥只能称病不出。袁世凯干脆任命他的亲信赵秉均为国务总理，一步一步地破坏责任内阁制。

这时，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组织涣散，孙中山，黄兴等人对袁世凯都缺乏认识。而宋教仁则力主政党政治，企图通过改组同盟会，以便在即将成立的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组织责任内阁，实行民主政治。他在征得孙中山和黄兴同意后，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派，于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国民党改变了同盟会的领导体制，由总理制改为理事合议制，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不久孙中山委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国民党在宋教仁等人的大力活动下，迅速地壮大了起来，在临时参议院中占60席位，成为第一大党。但国民党为了扩大规模，不惜降低了同盟会的纲领，取消了平均地权纲领和男女平等主张，并改“力谋国际平等”为“维持国际和平”，使其革命精神比同盟会时大大倒退了，组织情况更为复杂，组织也更涣散了。

袁世凯以反革命的两手对付资产阶级革命派，他勾结黎元洪以“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罪名，残杀了武昌起义有功的将领张振武、方维，同时，又隆重邀请孙中山、黄兴入京会谈，“共商国事”，并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以表示支持孙中山“振兴实业”的抱负。孙中山和黄兴被袁世凯所迷惑，孙中山表示10年内不入政界，支持袁世凯当10年总统，让他练兵百万，自己则努力开创实业，创办铁路20万里。黄兴则主动解散了南方军队，并四处劝人加入国民党，甚至拉袁世凯入国民党，并在黄兴疏通下，参议院最后通过了赵秉均组织的责任内阁，赵秉均本人则被拉入了国民党，组成了所谓“国民党内阁”。但实际上赵仍是袁世凯的心腹，袁世凯通过赵秉均掌握了国务院。

1912年12月——1913年2月，第一次国会选举开始，国民党同章炳麟、张謇、黎元洪等人为首的共和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共和党此时倒向袁世凯，为袁世凯效劳。此外还有梁启超、汤化龙组织的民主党，该党则公开拥袁世凯反对国民党。选举结果是国民党获胜，在参、众两院中占有多数席位，参议院274席中国民党占123席，众议院596席中国民党占360席。宋教仁惊喜万分，到南方各地去发表演讲，议论时政得失，幻想组成以国民党为主的责任内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但袁世凯决不允许国民党组织内阁来干涉他的统治，1913年3月，袁世凯和赵秉均密谋在上海火车站刺死了宋教仁。事后，袁世凯却装模作样”要“穷究主犯”，“按法严办”。宋教仁在临终前向袁世凯发了遗电，要他“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但最后查的结果是此事由袁的国务总理赵秉均、袁世凯的小舅子洪述祖亲自主持的。全国为之震惊，舆论大哗，袁世凯用残暴的手段破坏民主制度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孙中山在宋案后猛醒，主张兴师讨袁，重新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挽救民国。这时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黄兴对武力讨袁缺乏信心，犹豫不决，一些国民党的国会议员则留恋名位，主张法律倒袁。正在南方革命党人争论不休时，袁世凯决心用武力来消灭革命党。4月，他指使赵秉均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作为发动内战的经费。

经过一番准备后，袁世凯凶相毕露，叫嚷：“现在看透了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6月，袁世凯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尉，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下令免职，同时结集重兵，直逼江西。

李烈钧、柏文蔚在免职后，潜往上海，与孙中山共商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孙中山闻讯后，令南京、上海急起响应，孙中山发布讨袁宣言和通电，号召国民党人合力讨袁。袁世凯集中军事力量进攻江西、江苏、并使用大量金钱收买、瓦解其它省区的军队。8月18日，袁军攻占了南昌占领了江西，9月1日，张勋攻克了南京。在江西、江苏两省失陷后，其它省、区同盟会势力、军力都较弱，内部涣散，持消极观望态度，看到局势不利时又纷纷取消了独立，“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了。孙中山、黄兴等被通缉，再度逃亡到日本。“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势力深入到了长江流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掌握的地方政权完全丧失。

“二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之间在政治上的一次较量，革命派试图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但因缺乏群众支持和响应，领导这次行动的国民党内部又很涣散，步调不一，结果十几万武装溃于一旦，从此，全国完全落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

二、洪宪帝制和护国战争

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又企图搞垮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他对北京的国民党议员进行分化、收买，同时还授意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以与国民党抗衡。为了拉拢进步党，袁世凯任命该党的熊希龄为国务总理。1913年熊希龄组阁，建成了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这个内阁的要害部门，如陆军、海军、外交、内务仍是袁世凯亲信所把持。

在熊希龄内阁成立后，袁世凯又指使其心腹梁士诒用金钱收买了一部分议员，组成了公民党，决议“以正式总统选举为本党政策之第一步”，在国会内为袁登上正式总统宝座而卖命。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压迫国会，迫使国会在宪法未制定的情况下选他为总统，一部分议员不愿受袁摆布，袁世凯便派军警数千人包围了会场，声称不选出公民属望的总统，就不许议员出门。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连续投票3次，袁世凯才勉强得到了法定票数。次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后，便认为国会对他已无啥用，反而碍手碍脚，于是便向国会开刀。1913年11月，他借口国民党议员在“二次革命”中犯有“乱国残民”、“破坏统一”的罪行，下令解散国民党，撤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这样使得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国会已名存实亡。但袁世凯还不甘心，指令组织一批封建遗老另行成立一个政治会议。1914年1月10日，经政治会议决议解散国会，各地的自治会和省议会也被通令撤消。2月，袁世凯又指使其党羽制造各种舆论，对熊希龄内阁发起进攻，迫使曾经帮助过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召开政治会议的熊希龄内阁，在完成它的使命后解散。

接着袁世凯又把矛头指向《临时约法》。3月，他授意政治会议召开约法会议，约法会议按照袁世凯提出的增修约法大纲七条，炮制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于5月正式公布，同时废除了临时约法。在《中华民国约法》中，规定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总揽统治权，撤消国务院，总统府下设政事堂，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设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职权，参政由总统任命。1914年6月，参政院正式成立，黎元洪任议长，参政们大都为清朝遗老、袁的亲信和进步党人。参政院为袁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连任不限。总统任期届满，如认为政治上必要，可不必改选而连任，总统继承人，则由现任总统推荐。袁世凯还将各省都督改名为将军。至此，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国会、约法等都被袁破坏殆尽，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被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袁世凯实际上不过是挂着民国招牌的新“皇帝”了。

袁世凯当上了大权独揽的终身总统还不满意，进而想成为真正的皇帝。而此时的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乘列强忙于欧战之机，加紧了对华侵略的步伐，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山东，接着又用欺骗、利诱的手段进一步向中国提出新的侵略要求。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正式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一面日本威胁袁世凯道：中国革命党人“与许多在野的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日本人民无法制止这种人在中国兴风作浪，除非中国政府能提出某种友好的证明”，一面又引诱袁世凯说：“如果大总统现在接受这些条件，日本人民就会相信大总统对日本是友好的，而日本政府那时也可能向大总统提供援助。”

“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1）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2）将旅顺、大连，及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线租期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古的特殊地位；（3）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许其它公司以外人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它国；（5）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铁路建筑权给予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投资开矿，修铁路，建设海港等。“二十一条”是要把中国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使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他当皇帝的支持，竟派外交总长陆征祥等与日本代表谈判。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除第五条以外的全部要求。

“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孙中山尖锐地谴责了袁世凯的卖国罪行，揭露他“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留日学生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准备回国抵抗。国内人民抗议罢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海外华侨也掀起了爱国运动，声援国内人民。由于广大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二十一条”不能付诸实施。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袁世凯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主张中国应实行君主制，他认为政府、人民“智识不甚高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案》，认为中国不适合共和制度，只有如日本那样实行君主制，国家才不会分裂。接着杨度、胡瑛、李燮和、孙毓均、严复、刘师陪等发起组织了筹安会，宣称“筹一国之治安”，大造复辟舆论，发表《君宪救国论》，《国情论》，《君政复古论》等文章，并通电各省军政长官、各公法团体派代表到北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但因参政院定于9月1日开会，各地代表尚未到齐，于是他们以各省旅京人士名义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废除民主共和，改行君主立宪。

9月，参政院将筹安会策动炮制的83件各省代表请愿书送交袁世凯，并建议本年内召开“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袁亲信梁士诒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该会根据袁授意，向参议院请愿，声称国民会议乃是负责民国宪法的机构，不能决定国体，应另设表决团体机构。1915年10月2日，参政院制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决定由“国民代表大会”来解决国体。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投票全部完毕，12月11日，参议院收集了全国“国民代表”1993人所投的票，全部拥护君主立宪，并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假意谦让一番后，于次日接受帝位，13日袁世凯便在北京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了，并大行封赏，31日，下令明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准备于1916年元旦登基。

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他决心要用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袁世凯，他先后派人回国活动，联络东北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和当时不堪忍受袁世凯北洋政权压迫的豫西农民起义军首领白朗，共同反袁。袁世凯为了镇压当时声势浩大的白朗起义，动用了20万陆军，以陆军总长段祺瑞负责征剿，经过两年多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了下去。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又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主旨是“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了严密党的组织，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按指模，立誓约，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这样就必然会导致家长制和宗派主义。党员以参加时间迟早又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造成了党内等级制，因而遭到黄兴、李烈钧等人的反对，拒绝参加。一些同盟会员、国民党军事将领组织了“欧事研究会”，同孙中山分裂了。所以说中华革命党成立，一方面表明了孙中山百折不挠的坚强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该党许多弱点，致使孙中山脱离了广大革命普通群众，也造成了革命阵营内的分裂。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不断揭露袁世凯投降卖国和复辟帝制的罪恶，并在上海、广州、山东等地发动武装斗争。而此时，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在被袁利用后抛弃，梁启超审时度势，看清了袁世凯已人心尽失，便由原来的拥袁转向反袁。1915年8月，当袁世凯所雇佣的吹鼓手正为袁复辟帝制大造舆论之时，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袁世凯和古德诺进行了揭露和讽刺。11月，梁启超帮助当时被调到北京，受到监视的蔡锷从北京出逃天津，登上了日轮“山东丸”号，秘密经日回滇。

蔡锷家居湖南邵阳，原时务学堂学生，与梁启超、谭嗣同有师生之谊，后留日学军事，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督办，在辛亥革命时，领导云南起义，后成为都督。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因对他不放心，名升暗降，调他到北京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蔡锷潜回云南前，在原国民党将领李烈钧等鼓动下，云南许多将领已酝酿讨袁，蔡锷到滇后，进一步统一了各派力量，于1915年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护国战争爆发。云南陆军编为三军，蔡锷自任第一军司令，率军攻入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司令进攻广西、广东，企图迫使两省独立；云南都督唐继尧则任第三军司令，坐镇云南。

云南护国军起义震惊了袁世凯，他慌忙派10万大军入川，与蔡锷战于川南。但北军士气低落，将领此时看到袁已被国人唾弃，也不愿为他卖命，因而节节败退。此时，梁启超又在广西、广东策动两省独立，贵州、陕西、浙江也先后宣布独立，形势急转直下。帝国主义列强此时态度也来了个大转变，日本原曾许诺接受了“二十一条”，袁世凯的帝制就可获得他们的支持，但在此举国一致声讨袁世凯之时，日本则公开表示不能承认袁的帝制。而袁的亲信将领段祺瑞和冯国璋，一方面由于袁对他们不放心，恐他们的实权太大，采用去其翼臂或安插特务监视等手法对付他们，因而对袁非常不满，加之袁世凯称帝，位置显然只有传子，他们断了爬向更高权力地位的路，反而成为袁家世代的鹰犬，因而对帝制态度冷淡。段祺瑞躲到一边去“养病”，袁请他出山，他则学起了袁世凯当年对付清廷的办法。冯国璋则拥兵自重，暗中与南方讨袁军互通声气。只有徐世昌这个袁的换帖之交的河南老乡，此时略胜他人一筹，但对帝制也很冷淡，其他将领又大都拥众观望不前。袁世凯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地位，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但还想赖在大总统位置上不下来。但此时全国舆论更为激愤，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要“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孙中山此时又再次发表了《讨袁宣言》，5月8日云、贵、两广4省联合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队”，不承认袁世凯政权。此时北洋军阀内部分化加剧，许多袁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也公开倒戈了，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5月29日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布独立，袁世凯看到大势已去，气愤忧惧，6月6日病死。

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复辟迷梦，结束了袁的反动统治，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护国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代袁而起的仍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三、段祺瑞的反动统治和护法运动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掌握着实权，广东军务院自动撤消，黎元洪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表面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取得了胜利，实则约法、国会只是新上台的统治者的工具，争夺中央政权的斗争则愈演愈烈，军阀纷争接连不断。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袁死后，各自扶植一系，因而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段祺瑞的皖系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握有中央大权和皖、鲁、浙、闽、陕、甘等省。冯国璋以英美为后台，据有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等省。东北则由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所控制。此外，山西由阎锡山所控制，两广由桂系陆荣廷占有，张勋则以徐州兖州为地盘，滇系唐继尧则据云、贵两省。他们也纷纷投靠帝国主义作靠山，各霸一方，混战不已。

段祺瑞和黎元洪的联合统治，正是南北这些大小军阀相互妥协的产物。段祺瑞上台后继承了袁世凯衣钵，想建立起以国务院为中心的军事独裁统治，实行所谓“武力统一”，但各地军阀不买他的帐。在北京政府内，段祺瑞同黎元洪的矛盾也很大，段一心排斥黎元洪，削弱总统府的权力，因而引起了黎元洪和直系冯国璋（副总统）的不满。形成了黎、冯联合对付段的局面。

1917年，黎、段矛盾围绕对德参战问题而激化，发生了“府院之争”。在这年2月，段祺瑞在日本怂恿和支持下，主张对德宣战，段祺瑞想借机从日本获得款项，购置军械，借编练参战军之名扩充他的实力。美国此时看到段祺瑞倒向日本这边，想依靠日本排斥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因而便放弃了原来要求中国参战的主张，指示黎元洪等亲英美集团利用国会反对参战。4月份，段祺瑞便召开了以皖系为骨干的10余省督军开会，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受到黎元洪的抵制。5月10日，当国会讨论参战问题时，段祺瑞学袁世凯，动用大批流氓打手，组织“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殴打议员，并用武力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5月23日，黎元洪在美国支持下，下令免除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离京赴津，发表通电，不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并动员各省军阀脱离中央，在天津设立了独立各省总参谋部，策划武力倒黎。黎元洪无实力抵抗，只好求助于盘踞徐州的张勋。

张勋原是袁世凯的部属，1913年因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任命为长江巡阅使，盘踞在徐州一带。为了表示忠于清室，所部一律禁止剪发，被称为“辫子军”，他则是有名的“辫帅”。1917年6月7日，张勋率兵北上，途经天津与段祺瑞会谈，段表示“合作”，张勋即通电黎元洪必须解散国会，否则以武力对付，黎元洪无法，只得下令解散国会。6月14日，张勋入京接管了一切，康有为特地从上海赶来协助，其它各处的复辟狂们都纷纷爬了出来。7月1日，张勋便将12岁的溥仪抬出复辟“大清帝国”，改称这年为“宣统九年”，张勋自封为议政王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黎元洪逃到外国使馆避难，电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职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下令讨伐张勋。

张勋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布《讨逆宣言》，号召反对复辟帝制，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段祺瑞见此时国会已解散，黎元洪也被赶走，乘机接过反复辟旗帜，组织讨逆军。7月2日，讨逆军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12日攻入北京。张勋入京所带部队不过3000人，无法抵御，只好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

段祺瑞再度执政后，即以“参战”为名，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扩充皖系势力，以实现“武力统一”的野心。1917——1918年间，段祺瑞就向日本取得借款14500万日元，这些借款都是由日本政客西原龟三经手，统称“西原借款”。通过这些借款，日本攫取了我国东北、蒙古的铁路修筑权，东北森林、矿山开采权，山东的各项权利，以及军队训练权，电讯管理权等。1918年，段祺瑞又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条约，以反对俄国十月革命。日本以“共同防敌”为名，取得了在我国驻军和军队自由出入我东北和蒙古地区的特权。

段祺瑞对外卖国，对内则实行独裁统治，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提出另外召集由各省军阀指派的“临时参议院”。1917年7月，孙中山揭露段祺瑞“以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专制之手段”，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举起“护法”旗帜。海军总长程壁光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率舰队从上海到广州，部分原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8月间，孙中山召集到达广州的原国会议员120余人开会，因不足法定人数，称为“非常国会”，非常国会决定在广州成立军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为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在《临时约法》未恢复前，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护法运动开始。

护法战争主要在湖南进行，北洋军队开入湖南后，到处烧杀抢掠，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引起湖南各界人士不满，遂组成了以程潜为总司令的护法军与北洋军相抗衡。湖南护法军和两广护法军与北洋军在衡山、宝庆一线相持近1个月，战斗很激烈。11月，湖南护法军占领了长沙，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相继响应，护法战争浪潮遍及10余省。这时北京政权内部矛盾也很尖锐，直系冯国璋提出“和平统一”，与皖系段祺瑞“武力统一”相对抗，冯并进而与西南军阀相勾结，在战争中持消极态度，造成了北洋军在湖南大败，段祺瑞被迫下台。西南军阀分别控制了湖南和四川两省后，便与直系妥协，不顾孙中山反对，通电主和。1918年2月，又在北京达成了协议，停战两周。而段祺瑞并不甘心，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下，3月份再次上台，组织北洋军大举南下，占领了湖南。5月，西南军阀取消了大元帅，改为总裁合议制，借以排斥孙中山。护法战争实际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各派军阀放弃护法，抢夺地盘，孙中山愤而辞职。

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以求实现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可是“护法运动”同他以前进行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一样都失败了。护法运动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护法”的口号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和群众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依靠的是西南军阀，西南军阀并不是真正要拥护民主共和，只是利用孙中山的“护法”旗帜去抵制段祺瑞的武力吞并而已。护法运动失败使孙中山对军阀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得出了“南北如一丘之貉”的结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陷入了绝境，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另寻救国救民之道了。

 

第二节                 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

一、    反对沙俄对我国北部边疆的侵略

武昌起义的革命风暴，极大地振奋了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意志，特别是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信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庄严宣告中华民国主权属于满、汉、蒙、回、藏等民族，提出“五族共和”，号召各族人民要团结如一人，共同为推翻专制制度，实现共和而奋斗。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各种侵略图谋，边疆各族人民积极投入到保卫祖国领土的战斗中去。

从19世纪中叶起，沙俄不断兼并我国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到19世纪末，它已成为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帝国。野心勃勃的沙俄进一步提出了侵略我国北部地区的庞大计划，首先把侵略魔爪伸向外蒙，企图“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东亚的霸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打着“科学考察团”、“经济调查团”旗号的俄国间谍，纷纷窜入外蒙搜集情报，为侵略我国北部边疆做准备。沙俄还以拉拢收买，逼债等手法，利诱威逼，煽动蒙古脱离中国。1911年7月，外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秘密派代表赴彼得堡，请求沙俄出兵“援助外蒙古独立”。沙俄政府便陆续向外蒙古王公提供枪支、弹药，并派遣军队直抵库仑。10月，在沙俄的导演下，哲布尊丹巴粉墨登场，发表“独立宣言”，成立大蒙古国，自称大蒙古皇帝。沙俄立即表示“承认”，并于1912年11月诱使这个傀儡政权签订了《俄蒙协约》和附约《商务专约》，以及一连串的关于开矿、筑路、电讯等奴役性条约。规定俄国在外蒙古有练兵、征税、通商、开矿、筑路、办银行、邮电等特权，并取得“监护”外蒙古内政外交的特权，外蒙古实际变相地成了沙俄的殖民地。

1912年1月，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致电外蒙古王公，指出：“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劝他们不要上沙俄的当，希望他们把南京临时政府关于民族平等的政策，“遍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并请速举代表来宁，参议政要”。同时，孙中山致电参议院，希望参议院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一些群众团体和报刊，不断发表电文，抗议沙俄侵略、掠夺外蒙古的暴行。部分蒙古爱国王公也声讨哲布尊丹巴的叛国罪行，要求外蒙取消独立，宣布不承认非法的《俄蒙协约》。内蒙古一些爱国王公集会表示拥护共和，要求取消外蒙伪独立，建立各民族平等的共和国。1912年11月7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正式向俄国驻华公使提出抗议，严正声明俄国与外蒙叛乱集团所订立的一切条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在中国各族人民一致抗争下，沙俄不得不同中国政府谈判。并与1913年11月签署中俄《声明文件》，表示“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承认外蒙“自治”。在这以后，沙俄继续驱使哲布尊丹巴等走狗，加强对蒙古人民的奴役。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的同时，还强占了我国西北部唐努乌梁海地区。唐努乌梁海地区北枕萨彦山，同俄国接壤，南依唐努乌拉山，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沙俄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觊觎这一地区。1864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便强占了唐努乌梁海的大片地区。此后，沙俄进一步加紧了这一地区的侵略活动。辛亥革命前后，沙俄策划外蒙“独立”，同时把侵占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10年，沙俄参谋总部波波上校率领“考察经济”为名的远征队，窜入唐努乌梁海地区，他认为有“迅速侵占唐努乌梁海的必要性”。武昌起义后，沙俄召开大臣会议，讨论关于占领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问题。会议认为根据不足，建议未能通过。沙皇尼古拉二世于是便决定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强迫中国承认，以达到其侵占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目的。不久，沙俄派遣“边疆特使”窜到唐努乌梁海，非法筹办大规模移民事务，蛮横地阻止中国政府派人到该地区行使正当权益。1914年6月，沙俄派遣大批军队，用武力强占了唐努乌梁海地区，侵占了我国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沙俄的入侵，遭到热爱祖国的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自发行动，殴毙沙俄走狗，拒绝降俄，一些爱国王公，地方官吏不顾沙俄的威胁，拒绝交出清政府颁发的印信，并不断派人回中国“声陈眷恋祖国之心”。1915年，中俄蒙恰克图会议，中国代表提出了唐努乌梁海地区问题，沙俄代表竟拒绝讨论。沙俄侵略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不仅当时中国政府未予承认，以后历届政府也从未表示过放弃中国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沙俄在侵占外蒙后，又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黑龙江的呼伦贝尔地区。1912年1月，黑龙江省呼伦贝尔道巴尔虎旗的少数反动封建主，在沙俄的支持下，集聚上千人进行叛乱，攻占海拉尔，胪滨（今满洲里）等地，抢占铁路线，阻止黑龙江当局派兵平叛，蓄谋一举肢解呼伦贝尔地区，将其并入外蒙古。1915年11月，沙俄诱胁袁世凯订立中俄《呼伦条约》，将呼伦贝尔地区划为“特区”，规定沙俄对该地区有修筑铁路，优先借款权，开矿、伐木权，中国军队非经过沙俄同意，不地入内。后经过长期反复的斗争，呼伦贝尔终于回归黑龙江省管辖。

沙俄在呼伦贝尔策动叛乱的同时，又策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反动王公乌泰叛乱。1912年8月，乌泰等宣布“独立”，公然发布宣言说“其共和实有害于蒙古”，“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乌泰等认贼作父，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引起了内蒙人民和爱国王公的愤恨和反抗，中国政府迅速调兵平定了这次叛乱。

但是沙俄贼心不死，又于同年10月派遣由沙俄军官训练、指挥的外蒙古伪军数千名，分三路南下，侵入内蒙古地区。从1912年9月到1913年9月，外蒙伪军不断窜犯内蒙，烧杀抢掠，激起了内蒙古人民公愤，要求当时北洋政府出兵讨伐。在内蒙古人民和爱国王公配合下，经过三年奋战，收复了内蒙全境，粉碎了沙俄妄想把版图扩张到中国长城脚下的迷梦。

武昌起义后，新疆地区的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等地相继起义。沙俄于1912年乘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策勒村事件”。策勒村（今策勒县）是当时新疆和田县的一个大镇，长期以来，沙俄派间谍分子以经商为护符，在那里进行分裂和颠覆活动。特别是沙俄非法指派的“阿克沙啥勒”（汉译商懂，乡约，商约），定期向沙俄领事馆提供当地的各种情报，还大肆勾引南疆地区居民加入俄国籍，非法出卖“通商票”，把沙俄领事馆发给俄商的新疆免税贸易的执照，当做加入俄国国籍的护照。妄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达到分裂、侵占我国领土的罪恶目的。色依提（即赛义德·阿吉）就是沙俄在策勒村指定的一个“商约”，他原是和田人，后加入俄国国籍，借商约身份进行种种罪恶活动，出售“通商票”，非法发展“俄侨”，成立俄侨组织等等。

1912年5月，喀什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等发动起义，宣布光复喀什，成立新政权。色依提纠集暴徒在策勒村鸣枪，煽惑群众“从速投俄”。喀什新政权接受当地居民申诉，派熊高升前往查办，三次传讯色依提。色依提不但拒不受传，而且纠集一小撮沙俄侵略者和民族败类，悬挂俄国国旗，武装挑衅，开枪打死传讯兵2人，群众1人，伤1人。群众奋起反击，包围了俄商驻所，烧毁暴徒盘踞的房院，打死侵略者及其帮凶20余人，给了沙俄侵略分子应有的惩罚。

事后，沙俄当局以此为借口，派军侵入新疆，炸开喀什城门，在道署门口架设机枪，向喀什地方政权递交一份180个所谓肇事人名单，迫令逮捕“正法”。同时又以保护俄侨、俄商、领事馆为借口，派遣侵略军窜入新疆西北的伊犁、西南的喀什、东北阿尔泰地区，对新疆三面包围。

沙俄还在喀什收买叛国分子马福兴，指使其在南疆成立“回教国”，然后进攻天山北路。英国为了同沙俄争夺中亚地区，也插手拉拢马福兴，一时喀什乌云密布，马福兴又想重温阿古柏之梦。新疆各族人民这时团结一致，坚决反对沙俄侵略，边永福、魏得喜等组织群众，将各族青年编成新军，开进喀什，表示同沙俄血战到底的决心。新疆都督杨增新和喀什提督杨瓒绪，屈服于沙俄压力，将边永福、魏得喜调离喀什，判处熊高升徒刑12年，40名群众也被判刑，同时对和田州牧和于田县令罚款，并赔偿侵略分子损失。沙俄侵略军在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被迫撤出，马福兴也随主子逃亡国外，沙俄这次分裂中国领土的图谋破产。

新疆军民在阿尔泰地区也进行了艰苦的反侵略斗争。沙俄收买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宣布阿尔泰“独立”。1913年7月，俄军和外蒙伪军两次向中国驻军所在地察汗通古进犯，中国军队在各族人民支持下，击败了进犯敌军。沙俄见武装侵犯未得逞，乃转而指示帕勒塔出面，盗用“阿尔泰办事大臣”名义，与外蒙伪军订立所谓《临时条约》，规定中国新疆驻军撤出察汗通古。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下令将叛国分子帕勒塔撤职，并宣布所订条约一律无效。

沙俄对我国西北的侵略连遭失败后，仍不死心，又从斋桑泊调军队侵入我阿尔泰地区西北部的承化寺（今阿勒泰县）等地，悍然移来300户俄籍农民，在阿尔泰布尔根河（今乌伦古河）一带强行开荒伐木，并诱骗当地居民加入俄国国籍，但遭到新疆广大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使得沙俄企图蚕食阿尔泰地区的种种阴谋遭到失败。1916年10月，沙俄侵略军以突然袭击手段再次武装入侵喀什地区，屠杀了手无寸铁的维族群众500多人。十月革命后，新疆各族人民奋起打击侵略军，将他们尽行驱逐出境。沙俄侵略我国北部边疆，建立黄色俄罗斯的阴谋，连同它的炮制者沙皇政府一同，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疆各族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斗争

19世纪中叶起，英帝国主义就对我国西藏地区进行种种侵略活动。在武昌起义后，英国驻印度总督以为有机可乘，他暗助军械、军饷，唆使逃亡印度的达赖派亲信桑占东潜回西藏，组织军队，策动各地反动分子发动叛乱，阴谋把我国神圣领土西藏分裂出去。1912年，英国派军队护送达赖回西藏，并以威胁利诱手段使帕里、江孜、日喀则等地中国驻军解除武装。一小撮民族败类背叛祖国的分裂活动，立即遭到了藏族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反对。广大农奴拿起了刀戟同叛军作战，各大寺院数万僧侣和一部分爱国的上层人士也参加了战斗。1912年9月，拉萨驻军被迫撤退，许多藏族群众不顾生命安危，随军转移，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反对分裂的决心。西藏各族爱国人民不顾英国侵略者和叛军镇压，赶走了英国侵略分子贝尔。

英帝国主义见其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无法得逞，便以不承认“中华民国”和“以实力助藏”来威胁袁世凯，迫使袁世凯政府派代表与英国进行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在英帝国主义的压力下，1913年10月到1914年7月，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了“中英藏会议”，即西姆拉会议，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一手把持会议，他将事先准备好的条约草稿和“西藏地图”拿出，将西藏、西康、青海全部，云南、四川、甘肃、新疆部分地区统统划归“西藏”范围，并把西藏分为“外藏”与“内藏”。在其条约草稿中共列了十一条，主要内容为：承认“外藏有自治权”，“中国对西藏不派军队、官员”。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变为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并根据中国政府训令，在1914年7月3日正式声明：“凡英国同西藏地方政府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当时北京政府还命令中国驻英国公使于7月3日和6日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作了同样声明，此后中国历届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也未承认过《西姆拉条约》。

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上没有达到目的，便在会外勾结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于1914年在德里背着中国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私自制造了一条中国同印度东段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把中国西藏东南部面积达90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西姆拉会议”根本没有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更没有提出过什么麦克马洪线，当时和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来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所谓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

 

第三节  新时代的曙光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壮大

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发展异常缓慢。到了20世纪初，由于爱国运动、辛亥革命，都多多少少产生了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各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华侵略，因而使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冲击了封建势力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南京临时政府曾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奖励工商业的政策、法令，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向前发展。许多民族资产阶级人物又发起组织了一些“实业团体”，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民生团”，以及各省的“实业协会”。孙中山在上海也设立了铁路公司，并兼任铁路协会名誉会长，亲自为振兴实业，实现中国近代化而奔走。这都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冲破封建制度束缚，在争取政治权利的同时，争取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迫切要求。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一时无暇东顾，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都有较大幅度减少。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从19世纪中期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民族资本在万元以上厂矿约700家，总资本额13000万元，1912年到1919年，新建厂矿企业470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为13000万元以上。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仍以轻工业为主，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为迅速。

纺织业：1913年全国纱厂共有纱锭65万枚，1919年增加到170万枚。1913年华商有布机2000余架，1919年有2600余架，1921年增加到5800架。战前，纺织厂投资者多为官僚、地主、买办，投资地点多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这时新建厂矿投资者多为商人，投资地点扩大到天津、青岛、济南等地。

面粉业：这时中国由面粉入超国变为出超国，1914年面粉入超为200万担，1918年转为出超200万担，1920年出超近400万担。中国的面粉畅销英、美、法、俄、日及东南亚各地。面粉市场的变化刺激了中国面粉业的发展，1913年全国面粉厂约53家，资本为862万元，1919年增至123家，资本约计1500万元。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厂。1914年荣家面粉厂有4个，1918年扩展到8个，面粉机由大战前的64台增加到170台，每日出粉由战前139袋增加到4200袋。

其它如针织、卷烟、火柴、榨油等行业也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如中华第一针织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一些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企业。

随着轻工业的发展，重工业也在艰难地向前发展。由于大战期间钢铁价格上涨，对钢铁业产生了很大刺激，仅1914年就兴建了6个钢厂。钨、锑矿产增长尤为突出，钨矿开采已跃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很小，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不能够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

首先，民族资本受帝国主义控制，帝国主义仍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重要的经济部门如银行、航运、对外贸易、采矿、机器制造等都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外国在华资本大大超过民族资本。以煤矿业为例：1913年外资占当时总资本的54.9%，中外合资占24.7%，即使在大战期间，外资仍占46.7%，中外合资占13.9%。民族资本开办的轻工业多，重工业少，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完整体系。而就轻工业而言，仍在机器设备、销售市场等方面依赖帝国主义。同时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放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权益，日本、美国更是利用战争之机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他们在对中国进行政治控制的同时，通过企业投资和贷款控制中国经济，攫取经济利益，如此弱小的民族资本是经不起外国资本的猛烈冲击的。所以当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势力又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又迅速陷入了新的萧条时期。

其次，民族资本仍受着封建主义的严重影响和压迫。封建土地所有制及相对稳定的回报，使民族工业的投资者兼有地主和资本家身份，大量的资本并非投资于近代工业，而是被吸引到土地、高利贷方面。其次，民族工业未能得到政府的保护，所负担的赋税高于外商，加之厘金和军阀割据造成或加剧了国内市场的四分五裂。

尽管如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毕竟较前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也逐步地开始发展壮大了起来。辛亥革命时，中国的产业工人大约有五六十万，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已发展到了200万人左右，工业无产者成了中国社会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由于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性，也造成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特点：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较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重，因而具有非常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彻底的革命性；由于中国工业布局的集中，造成了产业工人的集中，因而有利于工人的组织和团结；中国工人阶级绝大多数是刚刚从破产的农民转入工人阶级的行列的，因而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密切，有利于结成工农同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弱点：如漫长的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小生产思想对中国工人阶级所起的消极影响；还有工人阶级的人数相对来说还是很微小的，工人阶级年龄较轻，斗争经验不足，文化水准很低等。这些不利因素对以后的斗争也有不少消极影响。

中国的工人阶级这支新生的社会力量，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反抗剥削和压迫，在斗争中显示其革命力量，并在斗争中逐步积累经验。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工次数越来越多，罢工规模和斗争水平都显著提高。从1912年到1919年5月间，工人罢工斗争共达130次。特别是1916年以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1916年是17次，1917年是21次，1918年达30次，1919年前5个月就有19次。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表明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工人阶级最初的斗争是反对外国技师、监工、封建把头的残酷压迫，维护工人自身最低限度生活条件的自发斗争，继而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1915年在反对袁世凯卖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表现出了其反帝的坚决性，上海日资企业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参加了罢工。1916年天津工人展开了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的斗争，工人同广大群众一同集会声讨法国的侵略罪行，在法租界和法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工人举行了同盟大罢工，罢工工人还成立了工团及其办事机构，罢工斗争坚持数月，终于迫使法方将老西开改为中法共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

这些事例说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反帝、反封建决心和较坚强的组织纪律性。但总的来说，在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尚未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只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斗争，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爱国运动，才进一步启发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此时，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则是中国无产阶级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才为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

2.              新文化运动兴起和马列义在中国的传播

辛亥革命曾成功地赶跑了封建皇帝，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封建思想并没有清除。随着袁世凯上台后，为了维护其封建军阀统治，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尊孔复古的逆流，封建的伦理、封建的思想、旧的习俗又沉渣泛起。

1912年陈焕章等人成立了孔教会，袁世凯政府的教育部立即承认立案，陈焕章因此而被聘为总统府顾问。在孔教会成立前后，各地相继成立了许多类似孔教会的团体，如“宗圣会”，“孔道会”等，他们以这些团体为阵地，从事封建复古思想的宣传。1913年，袁世凯在《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1914年，北京政府在《教育纲要》中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圣贤”，“尊孔尚孟”。袁世凯企图用孔孟之道来控制人民的思想。但是经过一场全国性革命运动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潮毕竟是不可遏制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迎着这股逆流前进，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场新的斗争。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时，改名《新青年》，在它的影响下，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和核心，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

陈独秀（1879年——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曾任安徽军政府秘书长。1916年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李大钊（1989年——1927年）字守常，河北东停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先后在《晨钟报》，《甲寅》日刊任总编辑、编辑，1918年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鲁迅（1881年——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

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首先是宣传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是《新青年杂志》提出的，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向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想象的。”他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的民主，是指“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个性解放，人人平等，就是他们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的科学，是指运用近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反对落后的鬼神迷信，宣传无神论。陈独秀向有鬼论者提出了八个问题，指出有鬼论的矛盾：“人若有鬼，一切生物皆应有鬼；而何以今之言鬼者，只见人鬼不见犬马之鬼邪？”

要使整个国民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觉醒，必须首先唤起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注意到这点，他们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未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春》、《今》等文章，号召青年以天下为己任，完成改造社会的使命。他呼吁青年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其次是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把斗争矛头直指孔孟之道。长期以来，儒家学说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武器，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禁锢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尊孔的旗号下复辟帝制。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向着当时的封建政治、封建文化发起进攻。第一个起来点名批判孔子的是易白沙，他在1916年2月《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孔子评议》一文中指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李大钊指出：孔子是“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是“专制政治之灵魂”。吴虞激烈地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家族制度和孔子学说，他指出儒家学说用孝悌把封建专制主义与家长制联系起来，造成专制主义在中国长期存在的现象。“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折”。“儒家之弊，与专制之祸俱达顶点，……二十四史，浓血充塞。”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以他的文学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小说，揭露了封建礼教和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他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么作父亲》等杂文中，批判了封建道德中的夫权主义和父权主义。

文学革命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7年《新青年》提出进行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当时的文学革命包括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改革：

文学内容方面的改革，是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在文学方面的反映。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字，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还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文学形式方面的改革，也就是如何表达反封建文学的问题。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先正式提倡白话文，“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应“用白话作各种文学”。他提出了文学改革的八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结构；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大人；八须言之有物。”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种文学形式的改革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对传播进步思想，发展文学创作，推行国民教育起了积极作用。从1918年起，《新青年》首先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以后白话文在全国得到了迅速发展。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鲁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出色地将反封建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孔已己》和《药》，均是用白话文写的。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思想与封建旧文化思想的一次搏斗。它同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宣战，唤醒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为以后马列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新文化运动仍是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存在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参加这场运动的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着眼点仍放在争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方面，还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框子。他们没有把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他们中一部分人看问题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对祖国文化不能正确对待，一笔抹杀，对西方文化又是盲目崇拜。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时，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革命，在中国引起了极大震动。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即以《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改变》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1918年元旦，该报发表了“吾人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的社论。同年，孙中山致电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成功。

李大钊在1918年至1919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青年与农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热情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色的世界。”1919年，李大钊又在《新青年》上编发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理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变化，逐步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桎梏，由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文化运动转向了传播马列主义。到1919年五四运动，历史终于又揭开了新的一页，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广大受新文化运动启蒙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了马列主义后，逐步走上了与工农结合的道路。

 

 

参考书目：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选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

思考题：

新文化运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