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分裂因素的增长与三国鼎立

第一节 鼎立局面的形成

　　由于东汉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工商业奴隶制日趋衰落，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强化，豪强地主的庄园经济也逐渐巩固下来；加之黄巾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各地豪强却在镇压起义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逐渐形成分裂割据。

　　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坐大，公元188年，东汉政府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将一些重要地区的刺史改为州牧，选择有名望的官僚充任，“州任之重，自此而始”，[1]助长了割据倾向。

一、讨董战争与曹操集团的崛起

　　黄巾起义失败后，阶级斗争转入低潮，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又趋激化。大将军何进联络“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2]的豪强代表袁绍，并召陇西豪强董卓进京，准备铲除宦官势力。不久，宦官杀何进，袁绍又尽杀宦官，朝政混乱。董卓乘机率军入洛阳，独揽朝政，逼走袁绍，并擅行废立，自称相国。各地豪强以讨董为名纷纷起兵，乘机发展自己势力。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各路豪强武装推袁绍为盟主，进逼洛阳。董卓焚毁洛阳，挟天子西迁长安，不久长安政变，董卓被杀，部将李傕、郭氾互相攻伐。各路豪强也仿之自谋发展，曹操集团乘势崛起。

　　曹操曾随皇甫嵩镇压黄巾，后募兵参与讨董。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在济北（今山东长清）击破青州黄巾军，“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3]势力骤增。他采纳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的主张，迎献帝至许昌，在政治上取得了优势；并在许昌一带大兴屯田，经济实力也加强了。

2、三大战役与鼎立局面的形成

　　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与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开战。袁军十万，曹军仅一、二万。由于袁绍政治腐败，用人唯亲；曹操则政治较清明，又善于用人，并具卓越军事才能，阻挡袁军达半年之久，最后抓住战机，亲率精兵五千偷袭袁军屯粮要地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获胜，袁军全线崩溃。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

　　官渡战后二年，袁军忧愤而死，子谭、尚争立，曹操乘机各个击破，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并乘胜进军江南，企图统一全国。割据荆州的刘表病死，子琮降曹。江东孙权集团与逃亡荆襄一带的刘备集团联手抗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之战。

　　当时曹军约三十万，号称八十万；孙刘军仅五万。但曹军“远来疲弊”，荆州降众“尚怀狐疑”，北方将士不习水土，加之曹操骄傲轻敌，被孙刘联军主帅周瑜用火攻烧毁战船，沿及岸上陆营，曹军大败。曹操退回北方。赤壁之战奠定了南北分裂的基础。

　　赤壁战后，刘备占有荆州大部，随后又攻取了益州及汉中。不久，孙权袭杀荆州守将关羽，刘备亲率军攻吴，于夷陵战败。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形成。

3、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

　　首先，由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和豪强大族势力的发展，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不再成为当时历史之必需；其次，三方综合实力相对均衡，即使是较有可能实现统一的曹魏集团也因连年战乱、经济凋敝，[4]一时还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第三，地理环境也对鼎立形成相对有利，蜀有剑阁、三峡之险，吴有长江天堑，易守难攻；第四，人才分布也相对均衡，“非惟天时，抑亦人谋”[5]；最后，战争的影响：官渡之战决定了曹操统一北方，赤壁之战又决定了南北分裂，而夷陵之战打破了刘备北伐中原之梦想，三国鼎立终于形成。

思考题：

　　1、试分析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

第二节 曹魏的经济与政治

一、曹魏屯田制

　　随着工商业奴隶制的瓦解，依附关系的强化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因长期战乱，北方地区人民群众流离沟壑，不能正常地转化为依附农民；而曹操为解决军食供给，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也亟须组织流民生产，这就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时，黄巾起义冲击了东汉末年土地兼并的严重态势，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土业无主，皆为公田”[6]的局面，这也为曹魏屯田提供了土地资源。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募民屯田许下”，次年，“又于州郡列置田官”，广泛组织流民屯田。这些屯田农民，实际上成为曹魏豪强政权的依附农民。曹魏在中央设大司农，郡设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县设屯田都尉，下设屯司马，掌管约五十名屯田农民。屯田农民不属州郡，称“典农部民”或“屯田客”。

　　屯田客所受的剥削十分沉重，用官牛的缴六成，不用者五成。这实际上是把豪强地主剥削依附农民的比率用到了封建政权所掌握的国有土地上。广大屯民生活十分悲惨，“面有饥色，衣或裋褐不完”，[7]经常发生逃亡乃至反抗。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曹魏组织流民屯田，顺应了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历史趋势，为恢复北方社会经济作出了贡献。

二、维护自耕农经济与抑制豪强

　　除了组织流民和部分军队屯田外，曹魏政权也注意恢复和发展自耕农经济。当时的流民主要有三条出路：一是成为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二是成为曹魏政权的屯田客，三是曹魏政权的自耕农。曹魏政权“招怀流民，兴复县邑”，这些自耕农的地位较屯田客和私家依附农民为高，他们和豪强地主一起，成为曹魏政权州郡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

　　自耕农有自己的土地和经济，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因而生产积极性也较高。但他们由于本身太弱小，仍然时刻受到豪强的兼并。曹操为了保证有一定数量的自耕农来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曾于204年规定“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并注意抑制豪强的过分兼并，“重豪强兼并之法”。

　　东汉时期，豪强大族控制了中央到地方的权势，他们占有大量土地，拥有私人武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曹操在兼并群雄过程中，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曾极力拉拢各地豪强如许褚、李典、任峻等；但在统一北方后，曹操也力矫汉末弊政，抑制豪强，全民皆兵、借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

　　曹操抑制豪强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直接抑制士族。如司马芝为菅县（今山东章丘）长，县中大豪青州主簿刘节宾客千余家，“前后未尝给徭”，芝征其客王国为兵，节拒不放行，芝即强令刘节代行。曹操族弟洪偷税，也被查出补交。二、“唯才是举”，不问出身。规定“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屡颁《求贤令》，重用一批有魄力的地方官如司马芝、杨沛、王修等，钳制豪强。史称“拔于禁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8]

三、士家大族势力的发展

　　曹丕继位后，大体上遵循曹操的选官原则，并立“九品官人之法”，由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郡“中正”，负责察访散在各地的同籍士人，评为九等，荐至中央授以官职。九品中正制初行时，较重士人才干德行，但因中正多由门阀士族充任，逐渐成为世家大族垄断仕途之工具。

　　曹魏后期，世家大族的经济实力也在持续发展，逐渐侵吞屯田与自耕农土地；统治集团也常将屯田民和国家编户赐给公卿贵戚，“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贵势之门，动有百数”，进而形成“给客”制度，后发展为西晋荫户制。

思考题：

　　1、曹魏的经济与政治有哪些特点？

第三节 蜀吴的经济与政治

一、诸葛亮治蜀与北伐

　　刘备入蜀后，依靠追随他的荆州地主集团，拉拢大部分益州地主，稳定了统治秩序。刘备死后诸葛亮实际执掌蜀汉政权，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如调一千二百丁护理都江堰，保障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连年获得好收成；手工业方面，盐、铁、织锦都很发达，“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蜀锦更是驰名天下，远销吴、魏，“决敌所资，唯仰锦耳”[9]。

　　诸葛亮治蜀，采取了信赏必罚的法治手段，以此来调节地主阶级的的内部矛盾，他一方面打击“专权自恣”的益州地主，另一方面也惩治违法乱纪的外来地主，选拔人才也不分内外，史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蜀汉的政治较为清明。

　　诸葛亮待内政既定后，又求“夷汉初安”，当时蜀汉南部称“南中”（川南及云贵），散居许多少数民族，总称“西南夷”，经济较落后，政治亦不一，豪酋大姓还常起兵反抗蜀汉统治。诸葛亮采用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尽力收揽人心，如对夷酋孟获“七纵七禽”[10]，终得降服。并选派汉吏任南中六郡太守，而以夷帅居次，基本上控制了南中地区。蜀汉在南中建立统治，固然给这里的民众带来了新的剥削和压迫，但也打破了这一地区的闭塞状态，加强了南中国同汉族居住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诸葛亮安定南中后，又继承刘备遗志，五次率军北伐。但由于蜀汉与曹魏实力悬殊：蜀人口仅九十余万，曹魏四百余万；蜀军仅十万，魏前线御蜀军队就有二十万。虽然诸葛亮有很高的政治才能，但却不善变数，《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载亮死后军退，司马懿案行亮垒，谓“天下奇才”；而注引袁准《袁子正论》：“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所长。”政治强调正、稳，军事则须奇、变；持本、治戎，皆着眼于正。诸葛亮军事才能有限，“应变将略，非其所长”[11]，终无胜望，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赵璘题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较合逻辑。

二、蜀汉的衰亡

　　诸葛亮死后（234），蒋琬、费祎相继执政达二十年之久，在内政方面继承诸葛亮传统，政治较清明，经济也有所发展，人民生活较为安定。在对魏政策方面基本上采取守势，姜维屡求出兵均遭压制，费祎言：“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12]由于当时中原司马氏与曹氏矛盾尖锐，不暇吴、蜀，这一“保国治民”方针得以实施。

　　费祎死后，姜维执政，他是蜀汉政权中主战派的首领，但实际才能远不如诸葛亮。姜维屡次伐魏均未成功，反给蜀民带来沉重负担，《诸葛亮传》注引孙盛《异国记》说他“好战无功，国内疲弊”。进而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宦官黄皓阴谋以右大将军阎宇代维领兵，维避祸到沓中（今甘肃舟曲以西、岷县以南地区）屯田种麦，不敢回成都。政局每况愈下。

　　公元263年（魏景元四年，蜀炎兴元年），司马昭在夺得曹魏实权后，命钟会、邓艾等分兵伐蜀。钟会率众10万由汉中攻剑阁；邓艾则出奇兵，率3万人由阴平（今甘肃文县）越险峻山道入川，击斩诸葛亮子瞻于绵竹（今四川德阳），直捣成都。刘禅听从益州地主谯周之劝出降，蜀汉亡。在益州地主看来，蜀汉政权存否与他们关系不大，只要能保自身利益即可；蜀地民众对连年征战也感厌烦，不愿支持一场无大希望的抵抗。其后姜维降而复叛，被魏人杀害；刘禅入洛受封安乐公。

思考题：

　　1、如何评价诸葛亮治蜀的成就？

三、江淮大族与孙吴政权

　　在鼎立三国中，孙吴政权是典型的豪强地主政权，如果说，曹操尚能抑制豪强、诸葛亮较为关心民众，那么，孙吴则赤裸裸地集中代表了豪强地主的利益。其建国的社会基础就是当时的江东、皖北大族；终孙吴之世，豪强大族势力一直呈直线发展趋势，以至形成南朝的士族地主；而所谓“六朝古都”建康，也就成为长达三百六十七年之久[13]的豪强世族地主的政治中心。夸张一点说，透彻地了解了孙吴政权，汉末三国之历史趋势也就洞若观火。

　　孙氏本身即属豪强大族之一员，孙坚镇压黄巾有“功”，升任长沙太守，并在兼并战争中扩展了家族势力。孙策渡江后得到了以吴郡顾、陆、朱、张“四大家族”的鼎力扶持。孙权又笼络了皖北大族周瑜[14]、鲁肃[15]。

　　江淮大族原都拥有规模可观的私家部曲，能够有效地统治依附于他们的私家佃农，独立从事生产。但由于当时军阀混战，江东大族担心中原地主集团的进攻会危及自身利益，希望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割据政权；拥有较强军事实力的孙氏兄弟应运中选。而孙氏为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基础，也乐于移樽就教。这样，孙氏集团与江淮大族一拍即合，建立了鱼水交融般的密切合作关系。

　　在豪强大族的共同拥戴下，孙权于公元222年[16]称吴王，建元黄武；229年正式称帝，改元黄龙，都建业。

　　孙吴政权竭尽全力，维护豪强地主阶层的利益。朝廷要职均由大族把持，仅陆氏一门就出了二相[17]、五侯、十余将军，郡守、县令更不知其数。孙吴还颁行了“复客制”和“世袭领兵制”。复，即免除赋税和徭役；复客制的实质，就是国家保证豪强大族独自完成对私家佃农和奴役与剥削。[18]世袭领兵制，即允许豪强大族世代领有其家兵部曲。[19]孙策、孙权还与周瑜、陆逊结为姻亲关系，策与瑜分娶大乔、小乔，策女嫁逊，权女嫁瑜子循，瑜女嫁权太子登。可以说，孙吴政权从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地位诸方面全面维护了豪强大族的利益。

　　由于江淮大族都拥有足够的私家佃农发展自己的庄园经济，而孙吴政权相对曹魏、蜀汉而言尚少编户齐民，江东大族陆逊向孙权建议，驱迫世居江南丛山峻岭之中的“山越”出山。于是孙吴屡攻山越，出山者达十余万人，“强者为兵，羸者补户”[20]，孙吴有兵二十万，其中精锐十余万即由山越组成，从而扩大了孙吴的赋役及兵源。

思考题：

　　1、试论述江淮大族与孙吴政权的关系。

四、江南经济的发展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繁，江南相对安定，因此，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仅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一次就有十余万户。北民南迁增加了江南劳动力，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为江南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机遇。

　　孙吴时期，中国南方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豪强大族积极组织依附农民从事生产，是这一时期社会生产的主导形式。所谓顾陆朱张等江南大族的庄园经济久已成形；而北方大族南迁，往往携宗族及依附民，如许靖率“九族、中外”[21]辗转交广，鲁肃领男女三百余口流徙江东。

　　孙吴也实行了屯田制度，设典农校尉、都尉管理民屯。屯田客所受剥削很重，但在当时也起到了发展生产的积极作用。

　　孙吴政权虽然代表豪强利益，但它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稳定鼎立局势，保障了江南地区的相对安宁，使广大劳动人民有条件安心发展生产，从而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首都建康“四野则轸畷无数，膏腴兼倍”。[22]江南盐、铁和造船业也迅速发展，孙吴曾多次派遣万人船队北上辽东，南下海南、台湾。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航海至夷洲（今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大规模经略台湾的首次明确记载。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