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

　　从公元前 770 年－前476年，经平王东迁至田氏代齐，社会经历了明显的变革且相对自成体系，又与孔子《春秋》年代（前722－前481）大致相当，我国史学界通常定为春秋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政体由相对松散的分封制到高度集权的郡县制发展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中春秋时期可以看作为战国变法运动积聚能量、为统一之势创造条件的社会变革过渡期。传统上以孔子修《春秋》的上下限（公元前722－481年）称作“春秋时期”；今人为记述和研究的便利，将东周的开端（公元前770年）到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已成定局的“田氏代齐”（公元前476年）列为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

第一节 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封建生产关系产生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来就不是节奏明确、快慢整齐的，而是时缓时速，有时也会出现停滞或倒退。马克思曾言：资本主义社会在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以往全部社会的总和。我国古代虽无欧洲大工业时代的高速度，但我们也可以说，春秋时期三百年间的社会生产力，超过以往所有时代的总和。由此引起新旧生产关系的交替，也导致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一系列变革。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造成各地区之间经济交往的频繁，加快了民族融合进程。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是铁器和牛耕的推广。

　　已知商代曾用陨铁制作器刃，周末虽已人工炼铁但未推广；春秋时则铁器广为人知。秦襄公时《诗·秦风·驷驖》“驷驖孔阜”，以铁形容马色，可见铁已常见。《管子·小匡》：“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欘，试诸木土。”[1]《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载晋国曾赋民铁铸刑鼎。《吴越春秋》也有阖闾时用“金铁”铸剑的记载。考古发掘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大量铁器，有铁块、铁条、铁削、铁臿、铁铧及钢剑等。

　　相传黄帝时已知“服牛乘马”，[2]殷代又有类似传说。而春秋时代的牛耕则无疑问，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人姓牛字子耕。《国语·晋语》：“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些都反映牛耕已为时人熟知。

　　生产力的发展，为一家一户个体小农生产提供了条件，小土地私有制开始形成；而后者正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深厚土壤。

二、井田制瓦解与封建生产关系产生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大片荒野得到开垦，成为私田；公田却因劳动者大量逃亡而荒废。私田增加了，人们开始买卖，《左传》襄公四年“土可贾焉”。井田制逐渐瓦解了。

　　伴随着井田制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封建依附关系产生并发展起来。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耕小块私田，成为自耕农，甚至一些没落贵族亦然，如伍子胥逃吴初，曾“耕于鄙”[3]。至于新兴地主阶级，有的是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有的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有的则从自耕农中上升而来。他们见劳役剥削已无利可图，便改变剥削方式，把土地划成小块，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耕种，收取地租。从此，地主和农民这两个新兴阶级逐渐成长起来。

　　随着经济体制的客观变革，各国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和增加收入，不得不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公元前685年，齐国首先对鄙野出现的大量私田“相地而衰征”，实际上承认了私田的合法存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4]，同样承认了私田的合法存在。

思考题：

　　1、简述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井田制是如何瓦解的？

第二节 奴隶、平民起义和地主阶级夺权

一、民众的反抗斗争

　　伴随着旧制度的崩溃，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更为残暴同，企图用酷刑镇压反抗，对逃亡者施以残酷的刖刑，齐国市场上“屦贱踊贵”。但镇压效果甚微，“臣妾多逃，器用多丧”。[5]有的还发动武装起义，如郑国逃亡者啸聚于“萑苻之泽”（今河南中牟），与前来镇压的执政官殊死斗争。吴军入郢时，楚王逃入云梦泽，起义者“以戈击王”。

　　列宁指出：“阶级斗争，人民中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6]人民群众长期不断的反抗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贵族的统治，削弱了旧社会的根基，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

　　新兴地主阶级是从扩展私有土地发展而来的，当时被称为“私家”；而维护旧体制的诸侯国君则为“公室”。随着私有土地的发展，私家势力发展很快，晋国卻氏“其富半公室”。[7]鲁国季氏“富于周公”。[8]经济地位的上升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相应变动，时人惊呼：“大夫皆富，政将在家！”[9]

　　鲁国新兴地主代表为“三桓”（鲁桓公后裔：孟孙、叔孙、季孙），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施行了一些变革，把从鲁君那里逃出的民众变为“私属”，势力发展起来，公元前562年，“作三军，三分公室而有其一”，[10]三家各统一军，史称“三分公室”。

　　齐国新兴势力代表为田氏（祖先陈公子完），他们采取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笼络人心，民众“归之如流水”[11]。旧贵族多次反扑，田氏依靠民众击退。公元前476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列为诸侯，国号仍称齐。

　　晋国新旧势力经激烈较量，政权最终落入新兴势力代表韩、赵、魏三家之手。先为六家，但三家更激进，赵鞅曾下令：“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12]终于消灭了另三家。公元453年，分别建立三个政权；公元前403年被列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

　　经过斗争，新兴势力在一些诸侯国内占据上风，另一些诸侯国则仍在激烈较量中，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上还未普遍确立。

思考题：

　　1、试论述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

第三节 大国争霸

　　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衰微，已无力担负起主持全国政局之大业，而中国历史趋向统一，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符合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因此，打出“尊王攘夷”政治口号的大国争霸运动就应视为顺应历史趋势的正义之举。

一、王室衰微和统一趋势的形成

　　东周时期，王室领地受戎狄侵夺和诸侯蚕食，日见缩小，只剩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地，（河南西部一隅）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也日见削弱，甚至不得不向诸侯求赙、求车、求金。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动摇了，华夏族的政治中心衰微了。

　　与此同时，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加强，统一成为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趋势的支配下，一些实力较强的诸侯国、特别是经过改革的强国，纷纷崛起，挟天子以令诸侯，展开了重建华夏族政治中心的争霸斗争。限于当时的社会整体水平，实际开展的是朝着全国统一方向发展，实现区域性统一的大国争霸运动。

二、争霸战争的开展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管仲为相改革内政，促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国力大增。继而成功领导了“攘夷”斗争，拯救了一些小国，保护了中原地区较高的经济文化，也促进了统一趋势的发展。孔子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3]

　　继齐桓公称霸的是晋文公。公元前635年，流亡在外19年、较了解社会动态和各国政局的公子重耳回国继位，任用一班有经验的老臣，改革内政，国力渐强。他先助襄王平叔带之乱，博得“尊王”美名；续于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中以退避三舍策略击败楚军，夺得霸主地位。接着又两次大会诸侯，加强了各国间的交往，继续促进了统一趋势的发展。

　　晋文公死后，襄公依靠老臣，未失霸业。此时秦穆公也想争霸中原，但袭郑不成反遭晋伏，崤之战三帅丧师。东进路阻，转而西向，“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4]，实现了西北地区的区域性统一。

　　楚国在春秋早期，还被中原诸侯视为“南夷”，楚王也自称“我蛮夷也”[15]。但与中原交往也逐渐频繁。楚庄王时，励精图治，一鸣惊人，公元前597年在邲（今河南郑州北）战胜晋军，夺得霸主地位。争霸战争加深了楚与华夏诸国的联系，春秋后期，楚君又自称“抚有蛮夷，奄征四海，以属诸夏”了。

三、弭兵之会与吴越争霸

　　争霸战争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而争霸期间列强为争取与国，信使纷纭，甚至有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些有识之士便顺应民情，展开“弭兵”活动。公元前579年，深受争霸之害的宋国华元约晋楚于宋会盟；前546年，向戌又约十四国于宋都商丘（今商丘南）召开弭兵大会，晋楚平分霸权。弭兵之会以和平手段促进了统一的继续发展。

　　弭兵之会后中原战争明显减少，各国和平交往频繁。这时，长江中下游的吴越兴起，搭上了争霸战争的末班车。

　　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立，重用楚叛将伍员改革内政，于前506年大举攻楚，五战五捷入郢都。前496年，越于槜李（今浙江嘉兴）败吴杀阖闾；夫差矢志报仇，两年后破残越国。但夫差信谗杀伍员并许越降，转而北上争霸，两败齐军，公元前482年于黄池大会诸侯，晋因内乱退让，吴夺得霸权。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灭吴。又步夫差后尘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号称霸主。

　　大国争霸虽然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客观上有利于历史前进。首先，加快了统一步伐，各国交往频繁了，最后形成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统一，为全国统一起了奠基作用。其次，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进程，为了争霸，各国都进行了改革，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第三，争霸战争也促进了民族交往与融合。

思考题：

　　1、试论述大国争霸及其历史意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