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隋统一帝国的建立与崩溃

第一节 隋的统一与改革措施

一、隋朝的建立与统一

1、隋朝的建立

　　建立隋王朝的杨坚，出身华阴（今陕西华阴县）汉族世族家族，又与鲜卑贵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父忠，为北周功臣，官至柱国大将军（坚随独孤信归周，信为八柱国之一，信居仅次于八柱国的十二柱国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封随国公（随从辵chuo4，文帝改）。因此，杨坚家族可以看作自东晋十六国以来北方民族大融合的产物，这为杨坚代周建隋与统一全国提供了有利的民族心理条件。

　　宇文赟即位二年病死，八岁的静帝阐继立，杨坚凭借自己的社会声望、政治才干和皇亲国戚的身份入朝辅政，他得到了一批汉族世族如刘昉、郑译、苏威、李德林、高颎、韦孝宽及汉化较深的鲜卑贵族如元谐、元胄、宇文忻的帮助，自称“假黄钺左大丞相”，独揽了北周军政大权。不久，杨坚采取阴谋手段杀死北周宗室诸王，并相继镇压了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成都）总管王谦的反抗。581年2月，废周建隋，都长安。

2、隋文帝的改革措施

　　在魏晋南北朝人民群众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推动下，一方面，生产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依附农民逃离庄园自耕小块土地的倾向；另一方面，世族的重额剥削和残酷奴役激起不断的反抗，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更是直接消灭了一些世族庄园；世族逐渐衰落。与此同时，庶族地主开始崭露头角，一些旧世族顺应历史潮流，将土地分割租给依附农民，收取地租；一些经商致富或高利贷者、以及部分自耕农均转化为新兴庶族地主。庶族对依附农民控制较轻，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

　　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自然会反映到国家制度上来。旧世族已不能按照旧的方式来统治，新庶族又先天缺乏牢固控制农民之能力，地主阶级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来有效地统治全国农民，保障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正常进行。隋文帝的改革措施，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

A、经济方面：

　　杨坚称帝后，立即颁布均田新令。大体依照北齐河清三年令，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丁男受永业桑田或麻田二十亩：合计一夫一妇共可受田一百四十亩。但这只是法令规定的最高限额，实际上，由于世族官僚依据均田令仍可占有大量土地（永业田自一百顷至四十亩，职分田自五顷至一顷，奴婢受田与民同，限三百人至六人，丁牛一头受六十亩，限四牛），加之“户口滋多，民田不赡”（《隋书》卷40《王谊传》苏威语），因此，一般百姓普遍受田不足。但我们仍须承认，均田制的重新推行顺应了世族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趋势，为国家权力的强化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在边远地区，开置屯田营田。如“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隋书》卷24《食货志》）这些措施同，同样为国家权力的强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总体看来，隋统治者对屯田的重视程度较汉唐不足，以致征辽时长途运粮激起兵民之变。（拙稿）

　　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活跃的历史趋势，文帝又下诏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制。首先规定使用新铸的五铢钱，废止长期以来品杂质次的旧钱，“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隋书》卷24《食货志》）其次又制定标准的铜斗铁尺，颁行全国。

　　在赋役制度方面，文帝顺应世族所有制变革、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的历史趋势，以轻税轻徭的政策招徕国家佃农。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原十八岁为二十一岁成丁，役期由每年一月改为二十天。十年，又允许五十岁以上“输庸停防”，调绢一匹（《汉书·食货志》“四丈为匹”。）也减为二丈。轻税须以广征为前提，开皇五年，“大索貌阅”，清查户口，结果“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并采用高颎建议，行“输籍定样”法，从轻定税，定期检查，防止官吏舞弊滥收。由于采取了轻税措施，大批私家佃农转化为国家佃农，故杜佑言：“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B、政治方面：

　　首先，顺应中央集权强化的历史趋势，在中央建立三省六部制：内史省负责起草诏令，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省负责审议诏令及封驳，长官为纳言；尚书省负责全国政务，长官为尚书令，但不常设，而以左、右仆射二人分行其职。尚书省下设吏、度支（后改户）、礼、兵、都官（后改刑）、工六部，分掌庶务。三省相当于秦汉丞相而权力分割，互相牵制：内史主决策，门下掌审议，尚书管执行。

　　地方上，针对以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之弊端，废去郡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大业三年607，又改州为郡）；并合并了一些州县，裁汰了一些冗官。

　　在选官制度上，废除了推行三百余年的九品中正制，改用科举制选拔人才，《通典》称“炀帝始建进士科”，[1]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建立，从而消除了世族豪强控制地方官吏任免的特权，“累世宠贵”、“世代为官”的局面被打。全国“大小之官，悉由吏部”[2]，庶族地主及富裕自耕农子弟均可由此参政。

　　同时，还进行了兵制和法制的改革：兵制上，隋王朝对北周创建的府兵制继续改革，废除兵民分治，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使府兵制和均田制有机结合，兵农合一，受政府严格管理，彻底结束了豪强大族控制武装的局面。制订了《开皇律》。

　　隋文帝改革，总结了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推动下世族所有制变革的历史性成果，并促进了世族所有制的进一步深入变革，为庶族所有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道路，从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3、平定江南，统一全国

　　隋文帝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的强化，在此基础上，文帝积极开展灭陈准备工作。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灭建都江陵的后梁（侯景之乱时，萧统子詧割据襄阳，后迁江陵；詧孙琮朝见文帝，留而不遣），扫除了南下、东进的障碍。次年十月，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置淮南行台省，以晋王广为尚书令兼行军元帅，秦王俊、清河公杨素为副帅，数道出兵，军队共五十一万八千人，大举伐陈。

　　由于江南世族已趋没落腐朽，国家权力无人强化，广大私家佃农和自耕农不满世族地主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陈后主的统治，因而原意拥护全国统一，以便摆脱自身的悲惨处境。当时江南百姓纷纷传唱王献之的《桃叶辞》：“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南史》卷10《陈本纪》下）即为显证。开皇九年春，陈朝君臣自信“王气在此”（后主语），自恃“长江天堑”（孔范语）（《鉴》176），不顾隋军大兵压境，忙于张罗新春大庆。除夕之夜，隋将韩擒虎率五百士兵渡采石矶（今安徽当涂县西北），元旦之晨，贺若弼自广陵（今江苏扬州）渡江。江南父老谒韩军门者“昼夜不绝”（《隋书》卷52《韩擒虎传》）。隋军迅速攻入建康，陈亡。

　　平定江南后，隋文帝的改革措施自然推行到了全国各地。由于江南世族未受阶级斗争的严重打击，虽已没落，仍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欲重温东晋南朝以来分裂割据的迷梦，因而纷纷起兵反抗，婺州（今浙江金华）汪文进、越州（绍兴）高智慧、苏州沈玄懀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其余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者不可胜数；“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十一月）。但是，由于广大私家佃农不甘再受残酷奴役剥削，不愿再为世族卖命（部曲），因此，文帝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进讨，迅速平定了叛乱。江南世族的反抗之激烈还可从隋文帝封赏之轻重得到佐证，杨素所受封赏超过贺若弼、韩擒虎，从此成为隋王朝权势最重的贵臣。

　　隋的统一是各族人民群众长期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民族交往、民族融合的历史性总结；以隋文帝杨坚为首的统治集团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完成统一大业，从而促进了历史发展进程，这一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思考题：

　　简述隋文帝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隋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二、隋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内迁的各族如匈奴、羯胡、鲜卑、氐、羌等，至隋初已逐渐与汉族融合，民族矛盾基本消失；但是，周边地区由于经济形态、地理环境、种族风俗等诸多复杂原因，仍存在并兴起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少数族及其政权。这些少数族及其政权与中原汉族及封建王朝的关系，是多民族大家庭及统一的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随着各族人民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民族交往、民族融合的发展，这种关系日益走向融洽和睦。

1、突厥汗国的建立、分裂及与隋朝的关系

　　突厥是古匈奴的别支，兴起于阿尔泰山一带。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三秦出版社1988年3月初版，页24：“据《周书·突厥传》及近人研究，在匈奴国家时期，其居地在今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匈奴国家灭亡后，南迁金山与高昌北山（今博格达山）之间、今新疆准噶尔盆地北部或东部某地。”北魏初年，臣服于柔然，“为蠕蠕铁工”[3]。后部落稍盛，求婚于柔然；柔然斥其为“锻奴”，拒婚。公元552年，突厥乃结好西魏，击破柔然，首领土门称伊利可汗，正式建立了政权。次年土门死，子俟斤立，号木杆可汗，东征西讨，势力达于极盛。北齐、北周均曾遣使修好，厚加赠遗，故木杆弟佗钵可汗曾言：“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

　　其后土门弟室点密西行，据今哈萨克斯坦一带，木杆弟佗钵仍居大漠南北，隋初正式分裂为东西突厥。

　　突厥汗国为奴隶制国家。可汗下有叶护、设、特勒（一作特勤）等二十八级官僚贵族，各部落内又有伯克（牧主），均属奴隶主阶级。奴隶主要来自掠夺所得各族人民。但由于受中原汉族王朝及突厥统治区域内高昌（治今吐鲁番东南高昌废址）、龟兹（治今新疆库车县东南郊皮朗古城）等地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也开始走上封建化进程。如于高昌“计田输银钱”，龟兹“准地征租”。[4]但是，突厥贵族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封建化进程，反而竭力维护奴隶制度，专以掠夺奴役各族人民为能事，终于导致统治区域内阶级矛盾激化，贵族内部争权夺利不断，统治地位动摇。

　　公元582年，沙钵略（亦木杆弟）可汗率众四十万自入寇今陕甘一带，百姓大受其害，“六畜咸尽”[5]隋军奋起反击，沙钵略战败逃归，东突厥内部再度分裂，木杆子大逻便西奔玷厥（室点密子）。隋因其内乱而行离间之计，东西突厥互相攻杀，势力渐弱。

　　开皇末年，东突厥又一次分裂，突利、都蓝（均沙钵略子）争战不休，隋再行离间，嫁女于突利而拒婚于都蓝。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突利战败降隋，文帝封其为启民可汗；不久都蓝为部下所杀，启民遂拥有东突厥全境，成为隋王朝的北边附庸政权。

　　至炀帝时，西突厥也臣服于隋。

2、吐谷浑兴衰与隋王朝建河源四郡

　　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原居辽西青山（今辽宁义县境）。吐谷浑原为慕容廆庶兄，因争夺领地失败西迁，西晋末年，徙至今青海一带，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十五里）。五世纪中叶，乘中原战乱而迅速崛起，扩张至今新疆东部，辖境“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6]

　　吐谷浑汉化较深，职官多仿北朝，而风俗习惯多同于突厥。经济生活主要为游牧，但亦有农业。

　　隋初吐谷浑屡犯边，均被击退。文帝改革后隋盛，不再来犯。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可汗夸吕（又作吕夸）死，子世伏（又作伏）继立，文帝嫁女（光化公主）和亲；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世伏死，弟伏允立，隋再以光化公主妻之。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接受了裴矩的建议，派大军击破吐谷浑，置河源（青海湖南境）、西海（青海湖西岸）、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县）四郡，调发内地罪人戍守，大兴屯田以捍丝路。这一措置客观上顺应了汉、吐人民长期交往融合的历史趋势，并为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至隋末，伏允再度收复故地。

3、隋与西域的密切联系

　　西域自两汉以来即与中原关系密切，魏晋南北朝一度稍受影响。隋兴盛后，西域各族人民向往统一，各族酋长有心归顺，只因突厥、吐谷浑阻遏，难以如愿。炀帝时，突厥已衰，继而击破吐谷浑，开始大规模经略西域。

　　西域各族汉化颇深，有些地方直接为汉人统治（高昌），“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7]由于各国均为绿洲边缘小国，自身难以统一为完整政权，故长期受制于匈奴、突厥；但其经济却以农业为主，封建化程度较深，加之历史上的汉化影响，故极愿归属中原王朝。另一方面，隋社会经济繁荣后，也急于开通丝路，发展中西贸易，故炀帝开通西域较为顺利。

　　大业初，炀帝令裴矩驻守张掖，主持开通丝路事宜。矩曾撰《西域图记》三卷，序言中记载了从敦煌到地中海东岸的三条道路：北道即天山北路，由伊吾（今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等部而至拂菻国（今叙利亚）；中道即天山南路的北道，由高昌经焉耆（今新疆焉耆县）、龟兹（今库车县）、疏勒（今喀什市）而至波斯；南道即天山南路的南道，由鄯善（今若羌县）、于阗（今和田县）、朱俱波（今叶城县）而至北婆罗门（今印度北部）。其中的中道和南道，自汉以来即为“丝绸之路”；而北道则在魏晋南北朝至隋时始兴，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与中外交流的持续发展。

　　在均田制普遍推行使国家权力空前强化的历史前提下，裴矩还进而提出：“浑、厥可灭，混一戎夏。”[8]炀帝也萌发雄心壮志，欲步秦皇、汉武后尘，重建大业。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隋炀帝亲巡河西，六月至张掖，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唯一到达此地的中原天子。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拜于道旁。

　　然而，由于炀帝慕尚虚荣，铺张浪费，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隋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中央对西北的控制又呈松弛。

4、隋加强了与台湾的联系

　　隋时台湾称流求（非琉球群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加之大陆移民众多，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派羽骑尉朱宽与海师何蛮至此访俗。次年又令宽来招降，流求不从。六年，炀帝令虎贲郎将陈稜和朝请大夫张镇周等率军进攻，“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稜攻略其都而还。

　　当时台湾土著即高山族，尚处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生产工具为石器，刀耕火种。铁器仅限于武器，且刃薄，嵌于骨角内。无明显阶级分化，部落酋长由选举担任，“无君臣上下之节”[9]也没有稳定的赋税和法律，“无赋敛，有事则均税；用刑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10]随着与大陆联系的增强，社会形态也迅速进化发展。

小结

　　在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普遍减轻、各族人民联系交往日益紧密的历史前提下，隋王朝本应成为一个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国家权力日趋强化的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只是由于隋炀帝急功好利，滥役民力，导致社会经济的破坏、国民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从而使这一历史进程受到阻碍。李渊、李世民父子建唐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终于出现了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繁荣昌盛。

思考题：

　　隋与周边各族的关系中有哪些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

第二节 社会经济与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南北朝以来广大人民长期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推动下，隋文帝顺应了世族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趋势，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存平陈后运用国家权力对南方残存的旧世族门阀制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造。因此，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呈基本适应状态，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以此为前提，科学文化也出现了较多建树。

一、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

　　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学界目前的表述尚有可继续发掘处，本节拟专就此问题重点讨论。

1、农业的空前发展态势

　　杨隋代周后即在北方及已纳入隋王朝版图的巴蜀地区推行均田，全国统一后，均田制得以在大江南北普遍推行，国家佃农数量骤增，与此相应，农民所受剥削较前代轻，从而导致社会经济迅速繁荣。

　　隋代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于农业人口的激增、垦田面积的扩大、水利事业的兴盛以及国库仓储的丰实的几个方面。

A、户口激增：

　　开皇元年有编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平陈后增加五十万；至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增至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11]短短二十年间，户增倍而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即体现于生产者本身，偌大的农业生产人口基数，本身就为农业生产的繁荣提供了根本条件。

B、垦田面积空前：

　　《通典》卷2《田制》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千二百六十七顷”；“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据汪篯先生考证，“任垦田”当为“应受田”（“任垦”意即听任垦辟）；而大业垦田首“五”字衍。即便此说成立，则大业中户均耕地也在一至二顷左右，这种现象仍为前代所无。这也是隋王朝得以征收大量租税充实仓储的实际条件。

C、水利事业兴盛：

　　可分两方面：灌溉与漕运。

　　杨隋政权为扶持农业的发展，十分重视灌溉系统的兴修与改造。如：开皇二年，在关中地区开渠引杜阳（今陕西麟游县西北）水灌三畤原，溉田数千顷；又曾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境）“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12]。并曾修复古代著名水利工程芍陂（今安徽寿县境），“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13]

　　漕运方面最突出的贡献是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参见〗隋代运河图

　　开皇四年开广通渠：大兴城至潼关。

　　大业元年开通济渠：板渚（今河南荥阳东北）至盱眙，沟通黄、淮；同年开山阳渎（原邗沟）：自山阴（今江苏淮安）至扬子（今江苏仪征），沟通江、淮。

　　大业四年开永济渠：武陟（今河南武陟）至涿郡（今北京西南）。

　　六年开江南河：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杭州）。

D、仓储规模空前：

　　农业人口的增多，垦田的加辟，水利的兴建，为隋王朝广征多征租税提供了有利条件。《隋书》卷24《食货志》载：“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隋代之富，古今罕俦，“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隋政府广置仓储，以贮余粮。“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14]至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政要》卷8）。直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马周还对太宗说：“隋家储洛口仓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15]马端临曾感叹：“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16]王夫之也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

2、手工业的发展

　　隋手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纺织、制瓷、制茶、造船、造桥诸方面。

A、纺织业：

　　河北相州（今河南安阳）所产绫文细布，非常精美；蜀郡（治今成都）“绫锦雕镂”，甚为精妙；豫章（治今南昌）年蚕四五熟，又以“鸡鸣布”闻名，是全国著名的丝织品高产区。

B、制瓷业：

　　隋代是我国制瓷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突出表现有三：其一，至隋以后，瓷器始以高火度烧成，质地坚固，正式脱离了陶瓷阶段。其二，烧制白瓷的技术已趋于成熟，考古出土甚多。其三，在大业四年李静训墓中发现了绿色玻璃瓶，而《隋书》卷68《何稠传》载，稠能用绿瓷制琉璃，可为互证。

C、制茶业：

　　当时已知用烘焙法制茶叶，如将扶芳树叶“微火灸以香，煮以饮”。[17]同时饮茶已较普遍，炀帝时尚食直长谢讽《淮南玉食经》提到的四季饮料中，就有茶饮。

D、造船业：

　　隋代造船业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有进步，已居当时世界首位。[18]隋为平陈，曾由杨素督造五牙战船，高五十余丈，分五层，可容战士八百人。炀帝南巡所乘龙舟，更是豪华壮丽，时人叹为观止。

E、造桥业：

　　造桥技术在隋代有突出成就。典型代表为赵州桥（又名安济桥），这是我国和世界上目前保存完好的一座最古老的石拱桥。赵州桥建于河北赵州（今赵县）城南五里洨水之上，大业中由工匠李春监造。桥身全长五十点八二公尺，宽九公尺。券的净跨度为三十七点四五公尺，而券高只有七点二三公尺，因而坡度平缓，利于通行；大券两侧各有两小券，既减轻了桥重，节约了原料，又起到了分洪作用。

3、商业的发展

　　隋代商业的发展，明显地反映于商业都市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频繁。

　　西京长安既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内置东西两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东都洛阳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置东、南、北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通远市连接通济渠，周围六里，商旅云集，舟船数以万计。

　　此外，蜀郡（今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19]南海（今广州）“多犀象、玳瑁、珠玑，奇珍异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20]其余江都、毗陵（今常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等，均“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21]

　　长安、洛阳不仅为全国贸易中心，又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长安西接丝绸之路，洛阳则由四通八达的运河网与各通商口岸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隋的对外贸易，即主要分西北陆上和东南海上两路。西北陆路以张掖为中转站，炀帝曾命裴矩驻此主持西域互市，“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22]

　　炀帝曾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等由陆路到罽宾（今克什米尔）获得玛瑙杯，到王舍城（今印度恒河旁）取得佛经等。吐火罗（今阿富汗）也曾遣使朝贡通商。东南海路，则以南海（今广州）为重要口岸。大业三年，常骏应募出使赤土（今马来半岛）即由南海出发，东南亚十余国均遣使朝贡通商。此外，隋与日本、朝鲜半岛诸国等均保持长期贸易往来，促进了亚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4、经济发展促进统一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地联系日益紧密，隋王朝因势利导，继而采取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如统一货币、营建东都、开凿运河等。

　　隋统一前，承前朝乱世，各地货币不尽相同，名品甚众，轻重不等。文帝初年重铸五铢钱，重如其文，“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

　　隋初山东、江南均曾发生动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为了加强对中原以及江南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隋炀帝又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素、宇文恺主持设计并营建东都洛阳，位于旧洛阳城西。每月征发丁男二百万人，经十月修成，周围五十五里，规模宏壮。京城虽仍是长安，但炀帝常住洛阳，洛阳成为长安之外的另一个政治、军事和漕运中心。

　　为了加强对江南的控制以及对高丽战争的需要，隋炀帝又在天然河流和旧渠道的基础上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北至涿郡的大运河。隋运河全长五千余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通，顺应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思考题：

　　隋代农业的发展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二、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发展

　　隋代寿命虽短，但因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科学技术及文化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

1、雕板印刷术出现

　　我国印章石刻由来已久，战国时已有虎符（信陵君窃符救赵），秦有《泰山刻石》，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更有《石经》巨作。雕板印刷术正是由印章石刻技术发展而来。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引《河汾燕闲录》言，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雕板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因“雕板”或作“雕撰”，有人认为“雕”指雕刻佛像，“撰”为撰写经文而非雕板印刷。近年英国发表斯坦因从我国新疆吐峪沟盗去的高昌国“延昌卅四年（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残纸一张，经外国学者鉴定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也有人认为系手迹而非印刷。另据《隋书》卷78《卢太翼传》：“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这种书很可能就是印刷品。

　　印刷术的发明对于文化的传布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据考证，印刷术后由中国传入新罗、日本和欧洲，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2、天文、历法、数学

　　天文历法和数学关系密切，故天文历法学家往往同时又是数学家。隋代著名的天文历法学家有耿询、刘焯、丹元子、刘孝孙、庾季才、庾质、卢太翼等。耿询发明了以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又曾“作马上刻漏”[23]。刘焯测定岁差（地轴转动引起春分点位移的现象）为七十五年一度，已接近准确值（准确值为25800年位移一周360度），并最早提出“等间距二次内插法”的计算公式。丹元子曾编《步天歌》七卷，介绍周天各星的位置，为普及天文知识作出了贡献。

3、医学

　　隋政府设有医务行政机构太医署及医药机构尚药局。最著名的医学家为巢元方，其次许智藏、许澄、甄权等。巢元方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六十七门一千七百二十论，是我国第一部详论疾病分类和病因病理的著作。甄权撰有《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等，在针灸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4、地理学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交通贸易的频繁，隋代地理学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内容详尽、结构严谨的地理学专著问世。炀帝初年，裴矩撰《西域图记》三卷，内容结构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彩绘人像，“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二为精细地图，“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三为文字叙述。[24]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炀帝又命臣下撰《区宇图记》一千二百卷，图文并茂，“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25]，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型地理学专著。

5、史学和经学

　　隋代中央集权强化反映在史学领域最突出的事件是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26]开创了封建政权独家修史制度。官修史书，可以集中较多人才，网罗更为丰富的史料，提供更多的便利；但同时也严重束缚了史家的思想言论自由。从此，史学逐渐走上了专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道路。隋文帝此举亦可谓自食恶果，唐初官修《隋书》，以隋亡为殷鉴，对隋代政治多所贬责，隋王朝的历史功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魏澹奉敕撰《魏书》九十二卷，牛弘撰《周书》十八卷未成，许亨、善心父子撰《梁史》七十卷。王劭私撰《齐书》被人告发，文帝阅后无不满，即令充史官，著《隋书》八十卷、《齐书》一百卷、《齐志》（编年体）二十卷。但因隋祚短，未修成一部体例完备、流传至今的正史。

　　隋统一前，南北经学有别：“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7]统一后，南北经学逐渐合流，大体仍继承北朝风气。隋初牛弘著《五礼》一百卷；后期刘焯、刘炫并称“二刘”，焯撰《五经述议》，炫撰《五经正名》十二卷。隋末王通提倡孔孟之学，主张复兴礼乐，聚徒讲学于河、汾之间，人称“文中子”，著《中说》。

　　隋文帝“不悦儒术，专尚刑名”[28]。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下诏，除国子（不久改太学）学生七十人外，“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29]。后经牛弘等建议，逐渐明白了儒家学说对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性，曾下诏搜集儒家经典。炀帝即位后，在开创科举制的同时，下诏恢复学校，并继续搜集、整理儒家经典，进而确立了四部分类法（甲乙丙丁对经史子集），以取代西汉刘歆所创的七略分类法。（七略为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辑、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

6、佛教与道教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流传日广。隋文帝开国后，一反北周武帝灭佛之举，大力提倡佛教。开皇元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一时间，“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30]炀帝时，又命沙门法果在洛阳城内设道场，撰佛经经目。故隋时佛教再度兴盛。

　　道教自北朝以来，多为皇帝信奉，“每帝即位，必爱符箓，以为故事”[31]。北周武帝禁佛道，隋文帝重兴之，曾下令禁止毁坏佛像和天尊像。炀帝时，以方术得幸的道士很多，著名的如嵩山道士潘诞曾为炀帝合炼金丹。但相对而言，正如《大正藏》卷52《集古今佛道论衡》所指出的，隋统治者偏重佛教，“至于道观，羁縻而已”。

7、文学

　　北朝至隋初因受南朝文风影响，不少文人喜用艳词丽藻，虽有以北朝民歌朴实之风，却未居压倒一切之地位。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普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至以文表华艳而得罪。[32]此亦开唐代古文运动之先声。

　　诗歌方面，由于南北统一，南方绮丽的文风和北方质朴的气息日益合流：南朝宫体诗词藻华丽，思想性不强；北朝诗歌质朴刚健，但缺少文采。两者互补后，诗歌内容与形式趋向统一。隋炀帝诗《晚春》：窥檐燕争入，穿林鸟乱飞，唯当关塞者，浓露方沾衣。《临渭源诗》：风归花叶散，日举烟雾收，直为求人隐，非穷辙迹游。盛唐诗坛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8、绘画音乐

　　隋代山水画已发展为独立的画科，但大量绘画仍以宗教体裁为主。山水画家以展子虔为代表，其《游春图》是国内现存山水卷轴画中最古的一幅，“写江山远水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之趣”[33]。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均为宗教画家，他们以现实事物为本，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很强。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人称“大尉迟”（其子尉迟乙僧为唐著名画家），善画西域人物，喜用“凹凸法”（阴影晕染），为传统画法的弘扬光大作出了贡献。（此法源于南朝张僧繇）

　　隋代音乐基本上承袭北朝。开皇时曾定七部乐：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炀帝时改为九部：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即文康），其中仅清乐为汉族旧乐。著名音乐家有万宝常、牛弘、郑译等。万宝常曾撰《乐谱》六十四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34]，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大创造。

思考题：

　　简述隋代科学技术与文化发展的主要成就。

第三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隋王朝的建立与统一以及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顺应了世族所有制变革与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统治集团的政治欲望也随之膨胀，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腐朽本质也日益显现出来。炀帝即位后，急功好利，将本应经数代甚至数十代人完成的事业强行在短期内完成（如大运河），并频繁地发动征辽战争，从而使本已趋于缓和的社会阶级矛盾重新激化，进而引起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不断加剧，终于导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最终结束了隋王朝的残暴统治。

一、炀帝暴政与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隋炀帝杨广，原为文帝次子，他采用阴险狡诈的手段，谋得太子之位，继而登上帝位，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之一。但同时他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隋王朝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但是，隋炀帝的暴政打断了经济发展的正常态势，破坏了劳动人民的安定生产与安宁生活，终于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大起义。

1、繁重的徭役和兵役

　　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至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短短数年间，炀帝不断征发全国农民从事大规模的营建工程：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缮治离宫、伐木造船等。虽然大部分工程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但炀帝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接二连三地将这些浩大的工程强加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隋代百姓身上，就显现出急功近利的暴政特色。这些工程，大的要一二百万人，小的也要一二万，“丁男不供，役及妇人”，并常常在农忙季节征发，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广大农民纷纷逃役，甚至不惜砍掉砍掉手足，称“福手福足”，被役死的农民前后达百万以上。

　　炀帝即位之初，便大规模营建东都。他首先征发数十万丁男掘长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东至临清关（今河南新乡），再南折至浚仪（今开封），经襄城（今河南襄城）西达上洛（今陕西商县），构筑了一道近千公里的弧形防御壕，以护卫东都。接着便大规模营建东都宫城，每月役使二百万人，“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隋书》卷24《食货志》）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为北巡，“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北），以通驰道”。（《隋书》卷3《炀帝纪》上）同年，征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限十天完工，“死者十五六”。（《隋书》卷3《炀帝纪》上）次年，又再发二十万人续修长城。

　　开运河役使人民更多。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发河南、淮北百万民工；同年又征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四年，又征发河北地区百余万人开永济渠，丁男不足，役及妇人。六年，又调江南民夫凿江南河。

　　兵役的征发也极为惨重。典型者即三次征辽，山东地区“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加之后勤辎重队伍，全国青壮年几乎均被征发，有的当兵，有的造船，有的运粮。

　　大业四年，准备进攻高丽，大规模征兵集于涿郡；五年，在东莱（今山东掖县）建造战船，丁匠昼夜立于水中，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隋书》卷74《元弘嗣传》）。七年，调发数十万民夫，水陆并进，昼夜兼行，运输战争物资于涿郡；运军粮至前线泸河（今锦州）、怀远（今辽阳）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再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35]，至则粮尽，遂弃车铤险。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发动了第一次征辽战争，水陆大军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加上转输的民夫，总共近四百万人。水路先败。六月，来护儿率水军四万渡海先至平壤六十里郊外，初战小胜，头脑发昏，不待陆军便抢先攻入平壤城内，遭伏大败，生还至海上者仅数千人，还屯海浦，不敢复留以应接陆军。陆军进至距平壤三十里处萨水亦遭伏大败。高丽诱敌深入，每战辄走，于萨水乘隋军半济猛击，隋军大溃。总计三十万○五千人渡过鸭绿江，生还者仅二千七百人。

　　大业九年第二次征辽，被杨玄感起兵冲垮。但炀帝一意孤行，不顾国内危机四伏，于次年强行组织第三次征辽，结果各路人马迁延不至，已上路者也纷纷逃亡，炀帝只得因高丽口头请降而罢兵。不久即因内外交困、众叛亲离而逃往江都。其后（大业十三年、十四年）竟又遥控指挥继续两度征辽，均以失败告终，白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并进而加重了社会矛盾。

2、奢侈腐朽与朝政败坏

　　炀帝夺嫡前，矫情饰行，博取虚名；一旦即位成真，其腐朽堕落的本质便充分暴露出来。与其政治欲望空前膨胀相适应，炀帝在生活上极端奢侈腐朽，极端追求享乐。总计其在位十三年间，居于西京的时间加起来不满一年，其余皆在外奔波巡幸。我们固然不否认他有操劳国事之一面，但贪图享乐之迹仍很明显。所到之处，广修离宫，殚竭民力。地方官吏竞相献食献宝，邀取荣宠。这些负担，最终又全部转嫁到百姓身上。

　　炀帝还多次向周边少数族酋长炫耀财富，以示招徕，满足自己的政治虚荣心。如使裴矩劝诱西域酋长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36]又每年正月在洛阳城里盛陈百戏，招待诸蕃酋长。“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日而罢，所费巨万”。诸蕃请入市交易，炀帝先命人整饰伪装，卖菜者亦坐龙须席。酒食概不取直。又以缯帛缠树。

　　炀帝还极为专制，拒谏饰非，刚愎自用。他有一句名言：“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37]一批敢进直言的贤臣勇将如高颎、贺若弼等均被诛杀；而善于察言观色、阿谀奉承的奸佞之徒则得到重用。如“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38]的宇文述，官至右翊卫大将军，封许国公。“善伺候人主微意”[39]的裴蕴，官至御史大夫，宠任至终。以至于朝臣多“无所是非，不能轻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40]。暴君佞臣，朝纲日紊。

3、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隋均田制的推行，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消除土地兼并。当时社会上不但存在一批“家有旧业，资产素殷”[41]，“周、魏以来，基址不坠”[42]的旧世族；又有不少巧取豪夺、广营资产的官僚新贵。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因“户口滋多，民田不赡”，太常卿苏威请减功臣地以给民，王谊则认为：“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43]文帝也同意这种观点。同时，随着当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一些靠经商致富的庶族地主也日益参与土地兼并。如开皇初，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北）孝廉侯遹，“有钱百万，良田别墅，货买甚多”[44]。而当时一般的均田农民，却往往占田不足甚至极少。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河南、河北、河东）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45]这样，一方面世庶地主在不断兼并土地，另一方面，普通民户却日益受田不足。阶级矛盾便逐渐激化起来。

　　另一方面，隋王朝繁重的徭役、兵役以及炀帝的奢侈挥霍，不但严重干扰了个体小农的正常生产，最终又将负担全部落到了劳动人民身上，从而促进了阶级矛盾和国民矛盾的急剧发展。《隋书》卷24《食货志》：“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隋书》卷70《杨玄感传》：“转输不息，徭役无期；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人民群众已失去了起码的生存条件，只有奋起反抗，举行起义了。

　　在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逐渐激化起来。本来，隋初地主阶级要求强化国家权力，是为了运用它来更有效地统治人身依附关系已有所减轻的全国农民，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隋炀帝却利用这种国家权力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大肆地追求奢侈享乐，所谓“绝亿兆之命，遂一人之求”[46]。这就违背了当时封建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提出的要求，从而在地主阶级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反映到统治集团中，就表现为上层统治集团中的矛盾分裂。隋末农民战争中，最大的几支反隋武装都由原来与隋王朝休戚与共的大贵族率领，就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

二、农民起义与隋王朝的灭亡

1、山东农民起义与杨玄感起兵

　　隋末农民大起义首先爆发于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包括今河北大部、山东全部及河南北部）地区，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历史上，这里曾是北齐统治区域，旧世族势力很大，直至隋代，土地兼并仍很激烈，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一宗将近万室。就现实而言，炀帝“役及妇人”的永济渠，以及前后三度征辽的力役、兵役负担，绝大部分均落到山东地区人民身上。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阶级矛盾较别处更为激烈。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十月，山东邹平（今邹平）人王薄率农民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县境）发动起义。他自称“知世郎”，并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坚定明确地反对隋炀帝的征辽战争，从而得到了大批反徭役、反兵役的农民群众的响应，各地“避征役者多归之”[47]。

　　在社会阶级矛盾急剧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王薄登高一呼，立即在整个山东地区引起了连锁反应。同年，孙安祖、窦建德在高鸡泊（今山东恩县）、张金称在鄃县（今山东夏津）、刘霸道在豆子?（gang3，今山东惠民）相继起兵响应。隋炀帝动员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兵力镇压，仍未能扑灭。

　　大业八年，首次征辽败回，民众抗役情绪进一步高涨。次年，杨广强行二征，起义便如火如荼爆发开来。所谓“山东思乱，从盗如市，郡县微弱，陷没相继”。[48]在这样的条件下，引发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大分裂。

　　大业九年六月，受命督运粮草的隋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起兵，贵族子弟李密等四十余人参加。玄感指斥炀帝“独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脑涂地”[49]！代表了地主官僚中不满炀帝专制横暴的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观点。同时，他又以“为天下解倒悬之急”号召群众，从而赢得了不少农民群众的支持，短短两个月间，聚众达十余万人。炀帝闻讯，慌忙回师，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消灭了玄感势力。但隋王朝由此也威信降低，分裂加剧，统治更为动摇。

2、农民起义灭亡隋朝

　　大业十年，怙恶不悛的杨广又发动了第三次征辽，但各地调发的军队多失期不至，勉强征集的士卒也一路逃亡。杨隋政权实际上已失去了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农民起义很快弥蔓与开来。

　　至大业十三年，东起江淮，西至秦凉，南达荆楚，北及燕代，到处出现农民武装及割据势力。其中最主要的是李密领导的瓦冈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军和杜伏威领导的江淮军。

　　李密自杨玄感败后，辗转投奔瓦冈军，由于他具备较高的宣传鼓动才能，加之贵族子弟之身份，逐渐将河南地区的各支农民起义军联合起来，汇成了数十万人的反隋大军，沉重打击了隋王朝的残余势力。李密骄傲自负，自诩“海内英豪，共推盟主”，公开打出反隋旗号，传檄声讨炀帝：“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由于隋炀帝功过的复杂性，这一策略也呈现两重影响。隋鹰击郎将张季珣就在瓦冈军的重重包围中的洛口附近箕山府率数百人坚持斗争达三年之久，粮尽被俘。撰写此檄的祖君彦被俘后也因“骂国”被隋官吏杀害。加之李密政策策略上的一系列错误及用人之严重不当，终于在与东都王世充的作战中溃败，西奔降唐，复叛而亡。

　　窦建德出身农民（较富裕的自耕农），起义后长期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又英勇善战，大业十三年曾率数百人于河间（今河北河间县）击溃隋涿郡留守薛世雄南下攻瓦冈军的三万精锐武装。后于乐寿（今河北献县）称夏王，境内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深得百姓爱戴，“无暴虐及民，于淫凶于己”[50]。大业十四年，在驰援东都王世充时被唐军俘杀。窦建德未听凌敬言：攻取河东，威胁关中，以解洛阳之围。此亦围魏救赵之策。

　　杜伏威出身贫苦农民，“家贫无以自给”[51]。大业十三年仅二十岁。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势力发展很快，逐步联合了各路义军（历阳：安徽和县，丹阳：江苏南京），成为江淮地区最强大的反隋武装，成功地粉碎了隋炀帝偏安江左、苟延残喘的企图，并最终促成了炀帝的败亡。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杜伏威降唐，辅公祏起兵反唐致伏威遇害，江淮农民军演变为对抗统一的割据势力。

　　在全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杨隋政权日薄西山的局势下，原隋王朝镇守晋阳（今山西太原西）的大贵族李渊起兵，利用各地义军牵制了隋军主力之际，乘虚攻入长安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杀死，李渊正式建唐。自此，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各路义军转入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兼并战争。

3、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隋末农民大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向任何不可一世的祸国殃民统治集团作勇猛冲击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与秦末农民战争相似，隋末农民战争也以空前的规模和威力展示了中华民族抗暴图存的巨大能量，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发展乃至绵延不绝的基本动力。

　　其次，在隋炀帝愎谏饰非，不顾民生国力而一意孤行，危及社会正常发展的历史关头，隋末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较迅速地结束了隋王朝的残暴统治，从社会机体上割去了这个不可救药的政治毒瘤。并以其所展示出来的巨大威力直接教训了继任的李唐统治者，促成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封建王朝的出现。唐初李世民君臣反复探讨杨隋败亡的历史教训，屡屡发出“履冰驭朽，载舟覆舟”之惊叹，较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从而能相对合理地调整国民关系，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即使是政治才干远不及唐的李密集团，也在《讨炀帝檄》中指出，统治者对民众应“爱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甚至就连奸诈虚伪的王世充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个教训，废隋建郑后，曾于洛城内轻骑穿巷，宣称：“昔时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世充非贪宝位，本欲救时。”[52]可以说，为后世封建社会长期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之出现，正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历史成果。

第三，隋末农民起义在客观上也起到了遏制土地兼并迅速发展的积极作用。不但庶族地主的兼并势头一度被打断，世族地主的残余经济势力也遭到进一步扫荡。农民战争所及之处，世庶地主往往“通庄并溃”[53]，一大批私家佃农、部曲、奴婢以及杂户等挣脱了枷锁。世族遭受沉重打击；庶族则本无世系，极易复兴，至唐遂呈取代世族之势。这在客观上为唐初均田制的继续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进而为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和盛唐帝国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机遇。

　　第四，隋末农民大起义又直接消灭了一大批官僚地主，“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54]。直至唐初，地主阶级仍对此心有余悸，“士子皆乐乡土，为窥仕进”[55]。为官者也不敢滥施淫威，随意欺压百姓。这也为唐初吏治的相对清明作了铺垫。

思考题：

试分析隋炀帝时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试分析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