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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西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繁荣发展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汲取了秦亡的教训,对民众利益作出了较大的让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进而利用积聚的财富成功地开展了反击匈奴、移民建郡等一系列经济与政治活动,加强对外交往,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繁荣。

第一节 汉初休养生息与巩固统一

一、休养生息政策

  公元前202年(汉五年)二月,刘邦称帝,面临楚汉战争后经济残破之局面,“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为了恢复生产并重建社会秩序,汉初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政策,崇尚黄老无为之治。

  一、重建封建法治。刘邦入关时曾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萧何增为《九章律》,仍较《秦律》和缓,除去了夷三族及连坐法。

  二、大规模复员军队。“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2]使大大小小的将领成为地主,也使一般士兵成为自耕农。

  三、招抚流亡。“复故爵田宅”,[3]使旧地主和自耕农重获土地和爵位。

  四、释放奴婢。因饥饿自卖为奴者,“皆免为庶人”。[4]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

  六、抑制商人。不许操兵乘马,不许衣饰华丽,加倍征收算赋以限制对农民的兼并。

  通过以上措施,客观上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文帝、景帝时,继续与民休息。文帝采纳贾谊、晁错等建议,以农为本,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减民田租之半;十三年七月全免田租。此后直至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六月,恢复半租即“三十税一”成为定制。也就是说,文景之际全免天下民租长达十二年之久,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事例。另外,文景时期又减免了一些徭役,开放山泽,赈恤鳏寡,并继续废止了一些苛刑。史称“文景之治”。

二、巩固统一措施

  汉初为奖励开国功臣,曾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刘邦借口他们谋反,七年之内一一废除,仅余势单力孤的长沙王(文帝时亦废)。但刘邦又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企图以此维系刘氏天下,并与臣下盟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5]随着诸王国势力发展,对中央集权形成新的离心力,“尾大不掉”。文帝时梁王太傅贾谊上《治安策》,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时,晁错又上《削藩策》,吴王刘濞联络楚、赵等七国反汉,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刘濞借口“清君侧”,景帝杀晁错求和未果,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叛,持重不战,而以轻兵绝敌粮道,结合政治攻势,三个月后平定。景帝乘势降低了诸侯王权力,不再治民,不掌军、政,中央集权得以维系。

思考题:

  1、试评价汉初休养生息政策。

第二节 西汉中期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一、从无为到有为

  从汉初到武帝时,由于生产关系有所调整,人民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社会经济经过七十余年的恢复与发展,达到空前繁荣阶段。“国家无事,非遇水旱灾害,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6]统治集团有所作为的条件成熟了。同时,分裂割据的隐患尚未根除,匈奴的侵扰无休无止,商人豪强的兼并日甚一日,这些都需要统治集团强化权力进行干预,变无为为有为。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要奉行经董仲舒改造过的主张加强君主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有所作为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7]正可为急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集团所利用。其次,董仲舒的“儒术”还吸收了道、法、阴阳五行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部分内容,他还特别强调法治,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实质就是内儒外法。正如后来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处在西汉王朝鼎盛时期的汉武帝刘彻,力求有所作为,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促进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抑制了富豪大贾对土地的兼并。但同时,专制国家机器的强化也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奴役和剥削,导致社会矛盾的逐渐激化。西汉王朝走上了盛极而衰的道路。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措施

  武帝时诸侯王虽已削弱,有的仍“连城数百,地方千里”。[8]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颁《推恩令》,滥封王子侯达408人;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又以“酎金”不足为名,夺爵削地诸侯106人。中央集权得以继续强化。

  针对秦汉以来君权相权矛盾的上升,武帝力抑相权,令九卿不经丞相直接奏事;选拔中下层官员组成宫内决策集团,称“中朝”或“内朝”,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相抗衡。皇帝依靠内朝,凌驾外朝,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了。

  为扩大统治基础,武帝颁行新选官制度:

  1、采纳董仲舒建议行“察举制”,凡经丞相或列侯、刺史推举通过考试的,任以官职;不久又按各地人口比例察举,取消了赀产限制。

  2、实行“征召制”,皇帝亲自召见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任官;吏民上书合理者亦授官。

  3、考试制,五经博士及弟子员每年通过考试任官。

  通过这些措施,普通地主子弟入仕的机会增多了,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9]

  武帝又加强了地主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军队和法律。汉初军力相对分散。武帝创八校尉,常驻京师,每校数百至千余人;又设期门、羽林二军以备宿卫;并增设楼船等军种。法网也更为严密,律令多达数万条,“典者不能遍睹”。[10]

三、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措施

  为加强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武帝在财政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

  1、改革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汉初任郡国自铸钱,武帝下令禁止,并将各地私铸钱运京销毁,代之以新铸五铢钱,重如其文,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货币。从武帝中叶至隋代的六七百年间,历代王朝奉为标准货币。

  2、盐铁官营。汉初允许盐铁私营,政府收税。武帝纳孔仅和东郭咸阳之议,由国家垄断了盐、铁、酒等重要工商部门的生产经营权,增加了财政收入。但管理的官员多由盐铁商人转来,往往从中渔利,致质次价高,贫民受害。武帝死后六年(公元前81年),政府召开盐铁会议,取消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会议由桓宽记录并整理成书,即今存《盐铁论》。

  3、均输平准。汉初以来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11]武帝委大农令在郡国设均输官,将地方输京辗转交换,最后把关中所需运往长安。又在京师设平准官,将均输货物依市价涨落贵卖贱买,以调剂供需、节制市场,也防止富商大贾囤积渔利。

  史载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12]

  4、算缗告缗。武帝因讨伐匈奴国库空虚,为辟利源兼抑商人势力,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颁算缗告缗法。算缗即向大商人及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每二千钱抽一算(百二十钱);告缗即鼓励民众告发商人隐瞒财产者,告准即没收全部财产,奖告者一半,“杨可告缗遍天下”,[13]中等商人都大量破产。

  通过以上措施,西汉王朝的国力大大增强了,为武帝大规模反击匈奴和开通西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强化了的国家机器也增强了对民众的统治和剥削,从而逐渐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

思考题:

  1、汉武帝采取了哪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措施?

第三节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国力增强后,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促进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一、反击匈奴的巨大成功

  汉初匈奴冒顿单于拥骑兵三十余万,统治东起朝鲜,横跨蒙古草原,西接氐羌,南抵河套的广大地区。冒顿将统治区分为三部,中部自领,左右各置贤王。国家机构也日益完善,出现了刑法和监狱。

  汉初休养生息,无意也无力与匈奴争,高祖纳娄敬和亲政策,嫁宗女,输财物,但匈奴仍不断侵扰边境。武帝始大规模反击,较大的有三次战役。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上谷、渔阳(今北京密云县境),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率兵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旗),迂回至陇西,对河套以南的匈奴实施包围,夺回了河套地区,置朔方(治今内蒙杭锦旗)、五原郡(治今内蒙五原),募民十万与当地匈奴余众杂居。

  匈奴仍凭河西控制西域,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越焉支,大破匈奴浑邪、休屠二部,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再度西征,越居延泽攻至祁连山,斩获3万余人。浑邪王率4万余人降汉,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号“五属国”;而设河西四郡,徙汉民实之。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霍率10万骑兵远征漠北,“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14]

  其后匈奴分裂,五单于并立。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归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以宫人王嫱嫁之,结束了百余年汉匈争战局面。

二、汉对西域的经营

  西域有广、狭义之分,狭义指玉门以西,葱岭以东;广义则包括葱岭以西,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

  公元前2世纪左右,西域分为三十六国,“各有君长,兵众分散,无所统一”。[15]匈奴设僮仆都尉管理掠夺。

  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应募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以便夹击匈奴,被匈奴扣留十余年后逃越葱岭至大月氏,未得要领,骞东返又被扣一年,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长安受封博望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使至乌孙,仍未得要领,但骞及副使分赴中亚诸国,加深了双方的了解。此后“使者相望于道”,联系日益密切。

  为确保西域道通,武帝先后派赵破奴、李广利出兵西域,沿途置亭障,并于轮台、渠犁等地派兵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这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的开始。

  西域道通使天山南北首次与内地联为一体,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中原的铸铁、井灌技术及丝绸、漆器西传,而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及乐舞东进。

三、汉与西南和东南联系的增强

  西南地区分布着诸多语俗不同的少数民族,汉时统称“西南夷”。武帝派唐蒙入川,招降夜郎;汉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发巴蜀兵击降滇王,置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

  秦亡之际,原秦南海尉赵佗割据自立。汉初刘邦遣陆贾出使,中原铁器与生产技术南传,吕后一度禁止,佗即称帝扰边,文帝令陆贾再使,佗“愿长为藩臣”。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丞相吕嘉攻杀欲内附的王赵兴及太后,武帝出兵灭之,分置九郡:南海、郁林、苍梧、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

  汉武帝在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形成的基础上,顺应各地区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加强的趋势和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采取积极措施,为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思考题:

  1、汉武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哪些积极贡献?

第四节 西汉的中兴与衰亡

一、武帝末年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与昭宣中兴

  武帝反击匈奴等战争虽取得辉煌胜利,但也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加之他大兴宫室,巡游挥霍,耗尽了文景以来的府库余财。豪强地主的侵夺兼并理加深了社会阶级矛盾。农民开始大量逃亡,甚至发动起义,“大群至数千人”,武帝穷于应对,终于作出让步,发表《罪己诏》,继续“与民休息”,“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他还命搜粟都尉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农民起义暂时缓解。

  昭宣继续了武帝晚年的休养生息政策。昭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先后七次颁布减免田租、口赋及杂税的诏令;宣帝转力改弊政,澄清吏治,史称“汉世良吏,于是为盛”。[16]

  但因武帝以来社会积弊已深,豪强兼并和百姓流亡均已无法遏制,宣帝也承认“民多贫,盗贼不止”。社会危机仍在潜伏加剧之中。

二、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

  西汉末年,皇族、贵戚和官僚豪强依仗政治、经济特权,疯狂兼并土地。成帝时丞相张禹“多买田至四百顷”;[17]哀帝一次就赐董贤二千顷;至于“郡国富民,兼业专利……不可胜数”。[18]大批自耕农失地流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统治集团也更为腐朽。成帝为修陵寝,“大兴徭役,重增赋敛”,致国库空虚,民力殚尽,“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19]社会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小规模的起义暴动层出不穷。

  哀帝时,大司马师丹提出“限田限奴”以缓和矛盾,未被采用。统治集团反用“更受命于天”的伎俩愚弄人民,哀帝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这自然不能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

三、王莽改制

  王莽是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韬光养晦以博时誉,执政后又献田济贫,笼络人心,一度获得较广泛的支持,终废孺子婴,建立新朝。

  王莽为革时弊,颁布了一系列诏令,附会《周礼》,托古改制。

  1、王田、私属制。“更名天下田为王田”,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给邻里;无田者按一夫一妇百亩受田。奴婢称“私属”,不得买卖。

  2、五均六筦目的在限制商人及高利贷者对民众的盘剥。五均是在长安及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五均司市师”,每季中月评定物价,以库存盈缩使均;六筦即由国家掌控盐、铁、酒、铸钱、赊贷、山泽税。

  3、改革币制。废五铢,改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铜分钱布)、二十八品;价值比例不合理(货布重25铢,货泉重5铢,1货布却值25货泉),民间仍用五铢钱。

  4、统一度量衡等。王莽下令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颁行全国,使“万国永遵”,东汉以后多承其制。此外,王莽还屡易地名、官名甚至国名。

  王莽改制并未挽救社会危机。“王田制”直接触犯了地主阶级利益,未能贯彻,劳动人民也没有获得实利,上下一片反抗声。五均六筦留用人员仍为富商大贾,“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20]改币制违背了价值规律,给市场造成更大混乱。屡易地名甚至使官员不知何处赴任,而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高句丽为“下句丽”等引发四境冲突,内外交困。

思考题:

  1、试评价王莽改制的内容及性质。

四、绿林、赤眉起义

  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饥荒,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兄弟聚众绿林(今湖北大洪山;一说“绿林”非山名)起义,号“绿林军”;地皇二年(公元21年)击败荆州牧的进攻,众至数万人;次年因疾疫分兵转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王匡、王凤北上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至随县(今湖北随县)时,平林(随县北)人陈牧、廖湛聚众数千响应,称平林兵,西汉宗室刘玄投身平林。另一宗室刘縯、秀兄弟聚众称舂陵军,后与新市、平林合,统归绿林。

  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琊(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众起义,为别敌我,以赤涂眉,号“赤眉军”。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众十余万讨伐,官军所过残破,百姓谣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21]赤眉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大败官军,廉丹被杀,王匡逃走。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绿林立刘玄为帝,建元更始。王莽震惧,纠合州郡兵42万,由王邑、王寻率领攻宛,先围绿林一部于昆阳(今河南叶县)。王凤、王常率义军八九千坚守,刘秀以十三骑突围求援,援军虽亦数千,但刘秀果敢冲击,与昆阳守军内外夹击,莽军大溃,王寻被杀,王邑逃走。昆阳之战摧毁了新莽主力,奠定了起义的胜利基础。

  刘縯争权,被刘玄杀死。绿林军攻下洛阳,派刘秀经略河北;主力直捣长安,新莽亡。但刘玄很快腐化,赤眉踵至长安,杀刘玄,另立刘盆子。但赤眉亦无远略,东归途中被刘秀大军邀击,投降。

注释:

[1]《史记》卷30《平准书》。
[2]《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
[3]《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
[4]《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
[5]《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
[6]《史记》卷30《平准书》。
[7]《汉书》卷56《董仲舒传》。
[8]《史记》卷112《主父偃列传》。
[9]《汉书》卷58《公孙弘传》。
[10]《汉书》卷23《刑法志》。
[11]《盐铁论》卷1《本议》。
[12]《史记》卷30《平准书》。
[13]《史记》卷30《平准书》。
[14]《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
[15]《汉书》卷96《西域传》。
[16]《汉书》卷89《循吏传》。
[17]《汉书》卷81《张禹传》。
[18]《汉书》卷91《货殖传》。
[19]《汉书》卷85《谷永传》。
[20]《汉书》卷24《食货志》。
[21]《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