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元朝的大一统(1234—1368)
教学要点:蒙古族的兴起和蒙古国的建立;蒙古国的西征、南进与元朝的统一;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元朝的文化与元朝的对外交往。
教学时数:十课时。
教学内容:蒙古族的兴起;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蒙古汗国的建立;蒙古军的三次西征;蒙古军的南进;忽必烈建立元朝;旧俗与汉法之争;元朝的政治制度;元朝的经济状况;元朝的文化;元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元朝与诸国的交往;红巾军起义。
考核要求:要求学生了解蒙古国西征和南进的基本情况;掌握行省制度、达鲁花赤等名词概念;弄清成吉思汗、忽必烈和耶律楚材对元朝历史的贡献;分析评价元朝的民族政策。
第一节 蒙古族的兴起与元朝的统一
一、蒙古族的兴起与西征
(一)蒙古族的兴起
蒙古的名称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汉文史料将当时分布在大兴安岭的北段,位于契丹以北、靺鞨以西、突厥回鹘以东的一些部落统称为室韦,他们与鲜卑、契丹同属于东胡之裔,故史书有时称其为“契丹之类”。室韦诸部中有一部称“蒙兀室韦”,居住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以东。蒙兀就是蒙古最初的汉文译名,以后又有过“萌古”、“蒙古”、“蒙骨”、“蒙古里”、“盲古里”等多种音译。大约在唐朝末年,蒙古部逐渐西迁入漠北草原腹地,居于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地区。
在两唐书中记载有蒙兀室韦、蒙兀部,居住在俱伦湖(呼伦湖)和望建河(额尔古纳河)一带。以后逐渐西迁,在西起不儿罕山(大肯特山),东到呼伦湖的广漠草原上游牧。据蒙古人传说,最初有受天命而起的苍色的狼和一支白色的鹿,来到不儿罕山下,生子名叫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的十世孙朵奔蔑儿干(蔑儿干:善射者)抱邻近部落的阿阑豁阿(豁阿:美女)为妻,生三子;三子的子孙形成三个部落——合答斤部、散只兀部、孛儿只斤部,其中孛儿只斤部为孛端察儿的子孙组成,为最大的部落(孛端察儿是在父亲死后,母亲梦见白龙化为金神来到卧榻受孕而生)。孛端察儿的十世孙是成吉思汗。
在蒙古部的发源地,当时还有塔塔儿部落(鞑靼、鞑旦)。南宋人把鞑靼分为黑、白、生三种,称蒙古人为黑鞑靼,是鞑靼的一部分。实际上,在蒙古部兴起时,鞑靼部是其劲敌,两部长期作战。孛端察儿的七世孙合不勒统治孛儿只斤部时,其继承人、堂弟俺巴孩就是在送女儿出嫁途中被鞑靼人捉住,送金人处死的。合不勒之子忽图剌统治时,其兄之子也速该与鞑靼人作战,俘掳一个叫做铁木真的鞑靼人,为纪念胜利,给此时出生的儿子取名铁木真,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在不断交战的过程中,形成了蒙兀——鞑靼联盟,以对抗契丹人,后被契丹人征服,联盟瓦解 ,而蒙兀部西迁后却日益壮大。
这个时期的蒙古人处在奴隶制阶段,个体游牧代替了集体游牧,主要财产是牲畜、牧地和水源。统治阶级称那颜(官人)。自由民称白身人(都里因·古温),奴隶称合兰(生产用)、扎剌兀(家用)。在十二世纪初,成吉思汗的曾祖合不勒开始称“汗”(皇帝);十三世纪初,形成强大的蒙古族。(北方民族首领都称汗,如称唐太宗为“天可汗”。)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利于结束分裂局面,也必须结束这种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适应这个发展趋势,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国。
(二)蒙古国的建立及对内对外战争
1.蒙古国的建立
蒙古国的创始人是铁木真(1162--1227),出生在斡难河(前苏联境内石勒咯河、鄂嫩河),孛儿只斤氏人,幼年家族显赫,父也速该是军事首领。铁木真九岁时,其父带其到弘吉剌部特薛禅家求婚,特薛禅女孛儿帖许配铁木真。按惯例,铁木真暂住女家,其父返家途中被鞑靼人用毒酒谋害。此后,家道衰落,部众都已散去,其母诃额伦带铁木真等四儿一女,靠采摘山果、野菜生活。原先的盟友泰赤乌部也与也速该部为敌,抓走铁木真,带上木枷游行。后铁木真逃出。成年后,娶孛儿帖;敌对的蔑儿乞部抱走孛儿帖,铁木真聚众败之,力量渐渐发展壮大,先后击败泰赤乌、蔑尔干、克烈等部,为统一铺平了道路。1206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召开选汗大会(忽里勒台),立九足白旄,选铁木真为全蒙古的汗,称成吉思汗,意为海洋般的大汗,建立了蒙古国。
初建的蒙古国是一个军事和行政的联合体。“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成吉思汗创立了一套国家制度。
千户制把本族和新占领区的民户按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编管,各设“长”,那颜千户长、万户长是贵族,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领有一定的封户和牧场,封主多是宗亲,也有少部分异姓贵族和军功将领。封户向封主纳税服役,税是牲畜,分幼畜和乳畜,徭役主要是服兵役,自备战马、弓矢和粮秣。千户制按地域划分,打破了氏族的血缘界限,是一种基层的军事行政合一的组织;由封户与封主的关系来看,有封建性质,也有一定的奴隶制性质。
怯薛制怯薛制指成吉思汗建国前的防卫军,共五百五十人,建国后扩展到一万人,主要由各级那颜和贵族子弟充任(游牧族尚骑射武勇,以征战为光荣职业),也有少数平民子弟,由成吉思汗自己掌管。作战时为成吉思汗的主力军。平时驻守在殿帐周围,分四班,每三天一班入值,每班由怯薛长统领,除护卫殿帐,还管服饰、弓矢、车马、府库以及文史、医卜等,既是皇帝的亲军,也是国家的中枢行政机构。怯薛长协助处理国家事务,最初怯薛长为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人,号为四杰。
断事官原属怯薛系统,渐成为国家的专职官吏,称札鲁花赤。建国前即已由铁木真的弟弟别勒古台为札鲁花赤,意为札鲁花赤长,最高断事官。建国后又任命弟弟忽秃忽任此职,掌管行政、财政和司法诸事,后来发展为兼理财政,司法的专职官吏。
札撒(法律)最初,首领颁布的号令称扎撒。建国后,专制制度发展,成吉思汗的命令被记录下来,称“大札撒”,具有法律作用。札撒维护私有制和领主的特权,维护国家的统治。
此外,成吉思汗时还创立了蒙古族的文字。初期无蒙文,以草绳、木刻记事。成吉思汗在1204年与乃蛮部作战时,俘其掌印官塔塔统阿,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的字母拼写蒙古语,创造了蒙文,史称畏兀体蒙古文。建国后的札撒、训言都用蒙文写成,并从塔塔统阿那里学会了使用印章。
2.蒙古政权对内对外战争
(1)对内战争
成吉思汗建国之初,宣称要“七载之中成大业”,有称霸中原的志向。与之相邻的是金和西夏,再南面才是南宋,作为第一步是灭金和西夏。
灭金建国前蒙古部是金的附属,铁木真当首领时,曾被金朝封为札兀惕忽里,即诸部落统领。建蒙古国后,成吉思汗随即向金纳贡。金派武定军节度使卫王允济为使臣接受贡献。因成吉思汗“见允济,不为礼”,关系开始破裂。实际是金统治者对蒙古族的压迫激化了柔盾,成吉思汗力量发展起来后要灭金了。
成吉思汗称汗第四年,允济当了金朝皇帝(亦称永济,即帝位后称卫绍王),派使臣来蒙古国宣旨,传谕成吉思汗跪接,成吉思汗知道皇帝就是他曾见过的完颜允济时,说我以为中原皇帝都是圣人,这个庸才也配当皇帝?从此宣告蒙金关系正式破裂。
1211年,成吉思汗南下进攻金朝,只留两千强兵守草原,全部人马从克鲁伦河草原出发,令者别为先锋,很快占领抚州(张北)、居庸关等,进围中都。接着在1212、1213年又两次南下,第三次南下攻下涿州后,分兵三路,右路由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统领,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再由太行山西麓北归;中路由成吉思汗和四子拖雷统领,自易州南下,征战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至山东海滨;左路由成吉思汗弟合撒儿统领,攻取蓟州,循海而东,至辽西而回。到1224年,金统治区域除中都十一城外,全被攻下。但成吉思汗仍用游牧族的战术,猛攻猛掠,不长占领,把攻下的城池洗劫之后即而放弃。1214年,成吉思汗集结全部兵力围困中都,欲灭金朝。
此时,金政变,金帝允济被杀,宣宗即位后求和,并把允济之女歧图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为第四个妻子,成吉思汗北撤,金宣宗为防成吉思汗,迁都到开封(南京)。成吉思汗以此为借口,指责金无诚意,再举南下,攻克中都。并进逼开封,但遭到金军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撤军北归。
十三年后,成吉思汗在灭夏战争中病死,遗嘱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元史·太祖纪》),一年后,窝阔台为汗(后来的元太宗),一方面加紧对开封的包围,一面与南宋联合灭金(上一章已经讲过)。自1229年始到1232年,包围了汴京,派使臣唐庆招降,被金杀死。1233年正月,汴京守将发动政变,投降蒙古,蒙军进入汴京,金哀宗出逃归德,又到蔡州,宋将孟珙带兵围困蔡州,1234年初,金哀宗自杀,金亡。(金朝在北方共统治了120年;,蒙古国灭金先后用了23年)。
灭西夏西夏与宋、金关系时好时坏,利用双方矛盾以求生存;在成吉思汗举兵灭金时,西夏与金联盟。为免受西夏人的牵制,在攻金之前,成吉思汗于 1205、1207、1209年三次攻西夏,第三次进攻时,迫使西夏订立城下之盟(在中兴府城下),削弱了西夏的力量,解除了灭金的后顾之忧,但没有立即灭之。
当金廷迁往开封后,成吉思汗感到暂时无力灭金,故又回头来灭西夏了。1225年秋至次年夏,借口西夏拒绝出兵助蒙灭金,向西夏兴兵问罪,接连攻克甘州、凉州,又攻下肃州、灵州,围困中兴府。
进军路上,成吉思汗狩猎时坠马负伤,仍然带病征战。1227年夏七月十二日,66岁的成吉思汗病死。在他病危之际,蒙军已进攻中兴府城,六月,西夏末帝投降蒙古,请宽限一月献城;成吉思汗死时嘱咐众人暂不发丧,以防有变故。死后第三天,西夏末帝出降,被蒙军杀死。夏亡。
成吉思汗南下灭金和西夏的过程中,还征服了东面辽东契丹人的叛乱,灭了西辽。从此,北方诸势力均统一在蒙古人的旗下,形成了宋蒙的直接对峙。
(2)对外战争——西征
西征的对象是今新疆、中亚一带,在时间上与南下交叉进行。当时灭辽之后,在新疆西部建了西辽;西辽西面是中亚大国叫哈剌子模。但此时西辽已被乃蛮王子屈突律篡夺。1218年,成吉思汗派者别率军征服之后,便直接与哈剌子模交锋。
第一次西征——成吉思汗西征。1219年,成吉思汗以哈剌子模袭击蒙古商队为借口,出兵作战,其四个儿子随行。1222年占领哈剌子模,其王摩诃末出逃到里海的一个小岛上病死,子札兰丁继位,不久,又被迫逃亡印度。成吉思汗战领了整个中亚地区,包括里海附近的康里国。
成吉思汗将占领区划分为兀鲁思(封地),分封给三个儿子(蒙古习惯是幼子继位,单独承继父亲的家产):术赤据今咸海以西、里海之北;察合台据阿尔泰山以西、阿姆河以东,即今天山南北路;窝阔台据巴尔喀什湖以东、鄂毕河以西。这是后来四大汗国的雏形(加拖雷继承成吉思汗领地)。这是第一次西征。
第二次西征(拔都西征),征欧洲,1232--1242年。成吉思汗孙,术赤子拔都为帅,攻到多瑙河流域、北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九地。因窝阔台死,大军回师奔丧。拔都留在钦察草原,建立了钦察汗国(相当于原来尤赤的封地,术赤早死)。
第三次西征是旭烈兀西征,1252-1259年。成吉思汗孙、拖雷子旭烈兀统领,打到巴尔干北部,占领伊朗、叙利亚、苏丹等。进攻埃及时被其马麦里克王朝的忽秃思打败。旭烈兀留居,建伊利汗图。
三次西征,在辽阔的中亚、东欧建立了四大汗国:
拔都的钦察汗国、察合台的察合台汗国、窝阔台的窝阔台汗国、旭烈兀的伊利汗国。(拔都是术赤子,旭烈兀是拖雷子,实际是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四个汗国)。
四大汗国是蒙古国在四个新占领区划分的封地,与中央是藩属关系,实际是不牢固的政治混合体。后来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独立发展,窝阔台称汗后,其封地一直由中央直接控制,察合台与中央仍是从属关系。到明清时期,以察合台、窝阔台汗国为基础,奠定了稳固的中国西北部边缰。
蒙古帝国之所以能迅速征服半个世界,原因是:①当时蒙古人正处于以掠夺战争为职业的阶段,有一支由骑士组成的强悍军队(作战有共同目的),又有成吉思汗这样雄心勃勃、富有组织才能的领导人物。②以共同分配掠夺物为号召,把被征服部落变成他们征战和掠夺的力量。③从中国和西域学得了火器和攻城技术,大大加强了破坏力量。④围绕蒙古的亚欧国家和地区都处于分裂落后的状态。有些国家虽然有先进的文化,但不能组织起来抵抗侵略。
3.对成吉思汗的评价
二、元朝的建立与统一
1.元朝的建立
蒙古军通过南进和西征,夺取了大片的领土,但并没有放弃灭宋的计划。蒙哥分兵三路,进入大理国。在灭大理后,又征服安南,对南宋形成了包围之势。但在合州之战中,蒙哥被军用炮石打死,南进受阻。蒙哥汗死后,忽必烈急于争夺汗位,遂与南宋权相贾似道达成议和条件。1260年三月,忽必烈即大汗之位。忽必烈凭借汉族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于1264年击败了对手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1264年,忽必烈建都燕京,改年号为至元。1271年,忽必烈依照汉族的传统,改国号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1272年改国都为大都。
2.元朝实现全国的统一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立即向南宋发动进攻,。1267年冬天,元军围攻南宋的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樊)。1273年,元军先攻陷樊城。不久,襄阳守将投降。随后,元丞相伯颜督率大军沿江东下,南宋守将或败或降,不堪一击。1275年,贾似道被迫出兵应战,但很快溃败。1276年二月,元军占领临安,俘南宋恭帝、太后及官吏等北上。元军迫近临安时,文天祥曾组织民兵增援。临安失陷后,文天祥被俘。同年,文天祥从元军手中逃脱,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赵昰死后,又拥立卫王赵昺,继续抗战。1278年底,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囚于大都三年之久,拒绝元朝的诱降,最后从容就义。1279年二月,宋朝残部在元将张弘范的追击下走投无路,陆秀夫背着赵昺投海,南宋灭亡。至此,元朝统一了全国。
三、元朝统一的历史意义
元朝的大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它结束了从唐末以来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从而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的长期统一。其次,它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再者,它为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没有国家的统一,元朝的天文、地理等科学,就不可能达到如此高度水平。第四,它更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
第二节 元朝的政治与经济
元朝是游牧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与中原的汉族人民生活习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入主中原之后,既要保持本民族的利益和习惯,又要适应中原先进的社会制度,以巩固持久的统一。所以元朝政治的突出特点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
一、行政建制与军事制度
在蒙古建国之初,对于用什么方式来统治中原就有过争论。成吉思汗裂土分封,毁农田为牧场;窝阔台时,大臣别迭仍主张专以游牧之事,“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当时,窝阔台在位,倾向于别迭的主张。耶律楚材反对之,他对窝阔台说:“陛下将南战,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以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并果真征收了如数的赋税。但到忽必烈建元时,北方“王公大人之家或占田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忽必烈是位有作为的皇帝,“凡事一新,无循旧弊”,坚决推行汉化政策,既得到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皇位,又推动了蒙古族的进化,适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一)行政机构的设置
1.中央机构
中书省——总理政务,在忽必烈以前,有文人起草文书,协助大汗和官员处理政务。耶律楚材以汉法称为中书省。但中书省的正式设立是在忽必烈时期。中书令为长,下设左右丞相(右为上),又设平章政事,参知政事为副相。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开始,中书省兼管财政,1266年设“制国用使司”专理财政,但与中书省时分时合。(仿宋制分离之;类似“三司”)。
枢密院——掌管军事。忽必烈前由怯薛长管军事。1263年设枢密院,专掌军务。长官由皇太子兼任,实际是虚衔,实责由两名副使负。
御史台——负责监察。1268年初立,“为天子耳目”,右丞相兼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亟,侍御史。纠察百官善恶,谏言朝政得失。下设殿中司,主管朝廷百官;察院主管地方。
宣政院——兼管宗教和吐蕃政务。初忽必烈设总制院,总管全国佛教,1288年,吐蕃使臣在宣政殿朝见,故设宣政院理吐蕃事务;又元崇信喇嘛教(佛教支系),故二者合一。
2.地方机构
行省——行中书省,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职责与中书省同,总理一地区政务。设十个行省: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内蒙、河北为“腹里”,即中央特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行中书省长官为平章政事(岭北、江浙设左右丞相)。按山川地势划分,是由汉州、唐道、宋路的监察机构发展而来的行政区划,后来简称为“省”。
省为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下设路府州县(府不遍设,从属关系也不确定),各设札鲁花赤,以蒙人为主;又设总管,汉人为之。蒙人长官后来成为名誉衔。行省还可在一些地区特投宣慰司,上传下达政令、民事。
行枢密院——地方有战事时增设,战后即撤销。
行御史台——元初各地设提刑按察使,纠察地方政务。灭宋后,逐渐改称行御史台,职责仍旧。由中央御史台统领。
3.基层行政设施
(二)军事制度
成吉思汗时实行千户制,兵民合一,又设怯薛军。灭宋以后,忽必烈实行兵民异籍,把全国军队分为:
蒙古军——主力,驻京师及各要地;
探马赤军——蒙人为主力,主要驻京师;
汉军——金朝北部各部族的军队;
新附军——南宋军;
汉军和新附军力量小,驻江淮以南。
又根据担负的任务和从属关系不同,可分为两个系统:
侍卫亲军——由怯薛、元初的武卫亲军发展而来,1264年设立,初分左右两翼,又改左右中三卫,每卫万人,由各地壮勇充任。环戍京师,由枢密院统领。
镇戍军——镇守各地,仍称百户、千户、万户,但为纯军事组织,要地由蒙人把守。由行省镇抚掌管,统属于枢密院。
总之,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在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和军事诸方面表现得很明显:主要是沿用中原王朝的制度,同时也掺杂蒙古国的习惯和民族歧视政策。总的看来,较之蒙古国的旧制是一个进步,对于巩固元朝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与汉族地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一样的。
二、法律、铨选与赋役制度
(一)法律制度及其特点
元朝建国后,很快便着手修订本朝法典。先后修成了《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等法典,对维护其阶级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天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铨选制度
这一时期学校教育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推广蒙古文字及波斯文等民族语言教育,学校教育和科举均受政局影响,其发展规模和连续性大受影响。科举不兴旺,且有明显的民族不平等特点。学而优则仁的儒士集团受到冷遇,在官僚队伍中占很小比例。
(三)赋税制度
1.整顿户籍
2.北方的税粮、科差
3.南方的夏、秋两税
4.诸色科税及役法
三、元朝的征战和对外用兵
忽必烈建立元朝消灭南宋后,皇族内部诸王争权夺势的斗争日益频繁。成吉思汗正妻生有四个儿子:即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他们本来都有资格继承汗位。成吉思汗按照本民族的传统为他们分封土地,各有各的势力,为日后互相斗争填下了祸根。先是窝阔台得汗位。在窝阔台儿子贵由为汗时,几乎爆发了内战。贵由死于行军途中,后由拖雷长子蒙哥为汗。(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反对,被镇压)。斗争的结果是蒙古国分裂为四个汗国。
忽必烈至元初年,窝阔台后王海都和察合台等的诸王等都不断和忽必烈的军队作战。甚至占领了和林。忽必烈年逾七十亲征,收复了和林。直到元成宗大德十年(1038,至大元年),漠北才最终全部平定。长期的战争维护了统一,有积极意义,但是战争消耗国力,也加深了内部的矛盾,加速了汗国的分裂。
此外,忽必烈还曾联合高丽攻打日本。至元 17 年,元政府组建了大规模战船攻打日本,遇到飓风,大败而回。
至元十九年至三十四年(1282-1293),元政府多次发兵攻打安南,攻下占城。由于北方人不 适应那里的气候,多染疾病,元兵死伤很多。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死,新即位的元成宗才下令罢安南兵。
此外,至元年间,忽必烈还三次下令征讨缅国(今缅甸),至元二十四年,“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至元二十九年,又远侵爪哇岛,爪哇的统治者降元,后遭爪哇军反抗,只得退兵。
总之,忽必烈的对外用兵,带有侵略的性质。它给邻国人民带来痛苦,也加重本国人民的负担,给中国的各族人民带来苦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国家加深了认识,这在客观上有一定意义。
四、元朝的疆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加强
元朝疆域辽阔,这里所讲元朝的疆域,是指元朝直辖区,不包括后来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又译为伊儿)汗国。史载: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史称:汉唐为盛,但“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
唐朝原有的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县,在元朝几乎都同于内地,以往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地区,也正式划入了元朝的版图。对不同地区元朝采取了不同的因地制宜的统治政策,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国家内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
1.在岭(漠)北地区
相当于今天内蒙、新疆以北今天外蒙周围及西伯利亚直至北冰洋这一辽阔区域。大蒙古国时期,这些地域由蒙古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元朝武宗时设岭北行省(今和林)。行省内无州、县建制,按蒙古旧有的千户、百户作行政单位,不设州县。诸王分地是漠北一类特殊的政区,有一定独立性。元政府在至元年间曾将大批汉军、南宋降附军(南人)、蒙古军民等调往那里,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
2.西北地区
名义上,元朝的疆域很辽阔,应包括四个宗藩国,但四化上汗国实际上呈独立和半独立状态。元朝直辖地主要包括今天新疆、青海的部分地域和甘肃大部。甘肃行省(原西厦大部分领土)在元朝地方官员的积极努力下,水利得到了恢复和重修,生产发展,人口增加。今天新疆地区,是畏兀儿人聚居区,元朝也设官府,置大都护、副都护等。置驿站,设屯戍,行交钞,计亩征税。并有不少汉人,在那里与回纥人共同生活。各族进一步融合,对开发大西北共同做出了贡献。
3.西藏地区
唐朝时强大的吐蕃王国在 9 世纪以后由于内乱分裂了, 11 世纪时。(即北宋时),西藏地区佛教寺院势力发展壮大起来,寺院僧侣集团的政治、经济力量大大扩张,使地方世族首领转而投靠和依赖寺院僧侣集团。于是在西藏地区出现了各个佛教教派,各教派都以大寺院为中心,形成由住持统治的宗教小王国。如乌思(前藏)地区的噶丹派;后藏盛行萨斯迦派等等,搽里八派活动在搽里(今拉萨东南)等等。这种政教分裂、互相斗争的状况,直到 13 世纪中叶(南宋后期)才发生变化。
1239 年,蒙古派军进入乌思藏, 1244 年,如前所述,蒙古皇子阔端召见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简称萨班),萨班带着他的侄子八思巴于 1246 年到达阔端驻地凉州。 1247 年,阔端与萨班议定藏地归附蒙古条款,(蒙古与西藏建立了宗藩关系),并由萨班致书乌思、藏、纳里(今阿里),各地僧侣首领,在萨迦派的带动下,各教派首领均归附蒙古。由于西藏政治上分裂,各地还有一些未归附的部落,蒙古对这些地区继续用兵或招降,直到忽必烈时代,才完成对西藏地区的完全控制。
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封皇子奥鲁赤为西平王,以西藏地区为其封地,此后,西藏地区一直由奥鲁赤及其继承者受命处理。随着元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藩王权势削弱,西藏地区军民财赋由元朝朝廷设置的地方官府进行管理,并统辖于中央宣政院。宣政院的职能相当于一个行省机构,所以西藏地区不设行省。宣政院和一般行省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央它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不必经过中书省,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西藏的重视。同时,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忽必烈采取了扶植宗教势力,帮助自己进行统治的政策。“因其俗而柔其人”。他扶植率先归附的萨斯迦派,封该派新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即帝师),命八思巴之弟萨斯迦寺恰纳统治西藏地区。
元朝政府在西藏地区设立了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设置都元帅、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前后藏又分 13 个万户,万户长以上的官员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元政府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由元朝中央政府所规定。
4.在云南地区
两宋时云南为大理国统治。在灭南宋前,为了实施忽必烈从西南迂回包抄南宋的战略战术,蒙古军必须攻下大理。公元 1253 年,蒙古军在忽必烈率领下挺进到大理,并于 1254 年初灭大理国。至元十一年,元政府在大理国旧地建置云南行省,按内地制度,设置路、府、州、县。但除了行省主要由流官担任外,路以下各级官府机构中大部分任用土官,由当地土著民族上层人物担任,有品秩而不入流。云南行省辖区包括今天云南全省及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区。在这里,元朝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实行屯田,推广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云南地区真正与祖国内地统一起来。云南与内地统一为一体,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对云南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都有重大意义。
5.台湾、澎湖地区
南宋时,澎湖已与泉州的晋江县确立了较明确的隶属关系。元朝进一步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地区,并征收盐税。这是我国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同时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归湖广行省管辖,元朝政府也对那里进行了有效管理。
6.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除汉族、蒙古族外,还有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吉里迷等众多民族或部族。
元朝在东北地区设有辽阳行省,下设七路一府,并建陆站 120 处。行省辖境东到大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东南与高丽接壤。州县主要集中在中南部诸路。北部诸族土广人稀,处于游牧状态,有五个军民万户府。汉人、蒙古人和当地的女真人,共同开发,促进了黑龙江下游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
总之,元朝是我国规模空前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和交流,开发了边疆,巩固了国家统一,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这时在中国形成,对民族历史发展影响深远。蒙古族也形成于此时。
7.驿站与急递铺
为了加强大一统国家的内部联系,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迅速传递信息,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驿站和急递铺系统。
“站”一词来自蒙古语,在元朝它往往与“驿”合用,并渐渐取代后者,沿用至今如(车站)。元朝建立后,大力发展驿站制度,做到了“人迹所至,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1] “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2]
元政府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站,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今黑龙江口一带),北达吉利吉思,西通伊利、钦察两汗国,西南抵乌思藏(今前、后藏地区),南接安南(今越南北部)、缅国,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全国共设有驿站(或曰站赤)1500 处。分为水站、陆站等。
驿站主要为各级政府因公差遣人员服务,提供交通工具、住所、饮食、薪炭等,也用来运输官府物资,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各站设提领、副使、百户、司吏等职,大站在提领之上复设有驿令。具体服务人员从当地百姓中签发,单立户籍,称站户。每站站户数目或上千,或数百,全国共 30 万户以上。
因公乘驿人员在要求驿站提供服务时,必须出示凭证。乘驿凭证主要有圆牌和铺马圣旨。“圆牌”专为军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统一铸造,严格管理。佩戴圆牌的使者,享有择骑良马,兼程驰驿以至夺骑官民马匹等特权。一般差遣人员用“铺马圣旨”乘驿。铺马圣旨用蒙古文书写,标明起马数目,通常由中书省奏准,加盖御玺,颁发给诸王贵族和各级官府,并填写领受者名称,以限定在职责范围内使用。在重要城市或一些大的驿站,朝廷专设检查官(脱脱禾孙),专职稽查过往使臣的真伪,以及人员、物品是否违规。
急递铺是元代的官方邮递系统。每 10 里或 15 里、 25 里设一铺,每铺置铺兵五人,负责传递文书。 各级地方官府皆委正官一人提调。路置总铺,中央置总急递铺提领所。急递铺只递送公文,一般不送物件。所递公文皆经编号,逐铺传送,交接时必须办清登记手续,以备查验。传递速度规定为一昼夜 400 里,急件 500 里。铺兵腰系铜铃,持枪挟雨衣,夜则持火矩,赍文书疾行。沿途行人闻声让路,急递铺与驿站相辅而行,在大一统国家的管理方面,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
(一)民族关系
蒙古人在立国之初,对周围的其他民族采取利用,防范的政策,征战中利用被征服的民族攻其他民族,最终都隶属于蒙古人之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将全国人民的种族分为四等:第一 蒙古人,包括蒙古各部的人;第二 色目人,即各种各样的人,指西北各族及中亚人;第三 汉人,指金统治下的汉人和女真、契丹等族人;第四 南人 指南宋亡后归附的汉人和南方民族。
四等人户中,蒙人的地位最高:在法律上,蒙人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被打死者,只赔丧葬费;在政府中,蒙人任正职,汉人满人充副职;在征税时,蒙人最少,汉人、南人最多,战时括马 ,蒙人不括,色目人三分之一,汉人、南人全括;在科举上,分左右榜,蒙人和色目人在右榜,汉人、南人在左榜。总之“色目与北人(蒙)以右族贵人自居,视南人如奴隶”。
这是总的民族等级,同时,元统治者对各民族的上层贵族、地主,则又尽力笼络,以扩大和稳固其统治基础。
忽必烈即位以前,即在开平设立幕府,用金朝的汉人士大夫出谋划策,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就是此时开始在忽必烈左右的。建元以后,榜标文治,任用此三人定朝仪,官制,又用郭守敬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并令蒙人子弟从许衡学程朱理学。灭宋后,又重用江南文人才士,推荐了江南名流二十人在朝廷任职。同时,也起用汉人将领,如南宋将领吕文焕,范文虎等人,这些措施得到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
对其它民族的上层人物,也能笼络重用。如耶律楚材,历仕成吉思汗、窝阔台。当然,对各民族上层人物的重用,目的是笼络,以巩固蒙古人的统治。所以权力始终掌握在蒙古人手中,其它民族的人不占主要地位。元政权的性质,是以蒙古族为首的各民族统治阶级的联合政权。
(二)阶级关系
1.统治阶级
元代的统治阶级有五种人:(1)蒙古贵族,通过赏赐份地(投下、食邑、汤沐邑)而转为封建贵族,有政治特权。(2)官僚地主,中央官吏和封建大吏,有职田(最多十六顷),俸禄低,靠掠夺;地方官没有俸禄,靠贪污,掠夺为生。(3)寺院地主,元朝保护菩僧,免税免役,多赏赐土地。寺院地主地位高,放高利贷,有特权。(4)汉族地主,政治地位不高,经济实力强大。(5)富人地主,元代优待富人,色目人多经商,税低(1/40,1/60),免杂役,政府常派人保护商人。
2.被统治阶级
被统治阶级的层次很复杂,按职业划分为几十种,民、军、匠、站、盐、阴阳人、医、儒等,每个户又分很多类不同的名称,不能改籍。主要是:(1)民户,主要是农民(自耕农,半自耕农)(2)军户,世袭,死后其妻由国家抑配,军户子女不得外嫁。(3)站户,执勤于驿站,自备所需交通工具,招待过往官吏。
(4)儒户,文人,可以参加科举,地位不高。(5)医户,工匠,军匠,来自俘掳,或从民间征调,单立户籍。(6)驱户,亦称驱口,驱丁,地位低,可任意买卖,杀戮。生产、家用。(7)佃户,身份较驱户高,分官田和私田佃户。
此外,还有所谓“十等户”问题。按社会地位高低划分为十个级别。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下,中原人民反抗元统治者的斗争自元初即不断发生。至元年间初就有陈吊眼起义,钟明亮起义等,带有“复宋”性质,也有反抗阶级压迫的性质。同时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也不断反抗。
六、元朝的社会经济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金元之际,即蒙古国时期,由于战乱,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了巨大破坏。忽必烈即位后,为了改变百姓流亡,土地抛荒的状况,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措施主要有:
1.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如成立司农司,后改称大司农司,派劝农官到各地考察农业情况。并以招诱逃户,安置流民的多少,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绩好坏来赏罚地方官员。
2.保护农田,招集流亡,鼓励开荒。
3.大力开展军民屯田。屯田主要是招募无业农民开垦荒地。
4.兴修水利。在中央设都水监,地方设河渠司,专门主持兴修水利的有关事宜。张文谦、郭守敬在西夏故地,修浚唐来、汉延等古渠,溉田九万余顷。同时,还修筑了其他许多工程。
此外,元政府还多次下令减免租税。以上措施的推行收到了很大成效。“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农桑辑要》卷首)。“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间,北方基本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遂得到了恢复发展。主要表现在:
1.人口增加:中统三年( 1262 年),北京地区户数为 1476146 ,每户以五口计,共 700 余万口,还不到金代人口数的 1/6 。由此可见战乱对人口造成的破坏。至元十三年灭宋后,江南户口变化不大,这时南北户口相加是 11338370 户,共 5600 余万口。到至元十三年,全国统计户数已达 14002760 余户,约 7000 万口。估计元朝最高人口数字在 8000 到 9000 万之间,与宋金对峙时期的口数相去不远。
2.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有所恢复和提高,由来已久的南、北方经济差异,在元朝进一步加大。南方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的税粮总数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仅江浙一省即超出全国的 1/3 。
3.边疆地区农业的发展是元朝前期在农业方面取得的一基主要成就。如漠北、云南等地。
(二)手工业的发展
元朝手工业在宋金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其中,官营手工业尤为兴盛。
元代手工业生产的突出特点,是以官手工业为主,私人手工业作坊较前减少,这是因为,蒙古人对中原技术的喜爱,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的身份支配中原的技工匠人。
元大都设“诸色匠人总管府”,各业“提举司”等,作为官手工业的总管机关,下设印、染、绣、罗、毛 、镔铁、玛瑙玉局等;后来在上都、涿州,建康、平江、杭州等地设织造局、酒醋局等。
官府手工业的原料来自科差征收,以及和买之类。其产品多用于王公贵族和官廷的消费,很少进入市场,这些与前代相同。有所区别的是元官府手工业的工匠——系官匠人,他们户口单列,职业世袭,身分同于工奴,没有人身自由,多是元初征服地区(中原、中亚)的工匠的后代,以及后来以种种名目拘括的。工匠分三类:
军匠——生产武器,由军队管辖;
人匠——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局院生产,受局院辖;
投下匠户——封主王公贵族管辖。
由于系官人匠身分低,待遇低,导致反抗,降低工作效率,政府也曾不断招募民间匠人,或差派工匠以补其不足。
民间手工业数量不多,但也在发展着。主要是丝织业在江南一带发展快。手工业生产从技术上看,最著名的是黄道婆对纺织业技术的改进。由于元代棉花种植刚开始,纺织技术不太理想。黄道婆在海南学习黎族的纺织技术后,加以改造,传播到故乡江南地区,如改单绽织车为三绽,棉布颜色、图案也较前新颖复杂。元丝织业也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丝织品变成达官贵人的衣料,其技术也日益精细,不计成本,特别是官手工业的分布更是如此,不能看作是有代表性的技术水平。
还有制瓷业,景德镇瓷器业在元代更为发展,成为专门生产进贡品的官手工作坊,政府设“浮梁瓷局”专门管理,以生产青白瓷为主。矿冶业、印刷业也在宋代的基础上恢复,发展。
(三)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商业,实行重商政策。对许多重要商品,如盐、铁(包括铁器)、贵金属、茶、酒、醋等,采取专利垄断政策,或由国家直接经营,或将经营权转卖给商人,国家抽分其利。对一般民间贸易征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贵族、官吏、寺院也依靠其政治特权积极参与经商活动。其中斡脱商人(即为蒙古贵族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西域官商)最为活跃。政府与贵族官僚频繁卷入经商活动,促进了商品的繁荣,同时又使这种繁荣带有畸形色彩,正常的民间商业活动受到一定破坏。斡脱倚势横行,靠高利贷牟取暴利,导致很多负债人倾家荡产,还激化了社会矛盾。尽管如此,由于大一统局面的重建,交通运输发达等因素,元朝商业仍然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表现如货币方面:元朝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钞作为主币来发行。中统元年(1260)十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面值从 10 文到 2 贯,共分 10 等。习惯上称钞 1 贯为 1 两:50 贯为 1 锭;百文为 1 钱,10 文为 1 分。中统钞以银为钞本,法定比价每钞 2 贯(两)同白银 1 两。中央设诸路产钞都提举司,总管货币发行事宜。地方上各路设交钞库(也称行用库)为兑换机关。纸币轻便,易于携带,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有不少商人靠经商致富。
元朝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
自中唐以来逐渐衰落的中西陆路——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重新兴盛。不仅旧有的交通线再次畅通,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贸易联系,通过伊利汗国则可沟通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心中西方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海路贸易的兴盛尤有过之。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忽必烈一朝先后设七市舶司,后来,到元中期合并为泉州、广州、庆元(今宁波)三处。其中泉州是当时东方第一大港,因生长刺桐树,在世界上以“刺桐城”著称。至元三十年(1293),元廷颁布市舶法则 20 余条,规定外贸货物十分抽一,又另抽 1/30 为商税。
对外贸易不仅活跃了国内市场,也给元朝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
国家的统一,交通的便利南北水运系统的整理和海运的开通,货币统一,手工业的发展,使元代商业空前发展繁荣其主要表现在:大城市的繁荣发展。如大都“汗八里”是当时全世界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来自东欧、西亚、非洲、日本等东南亚各地的商队,使团纷纷来到大都,使大都的国际商贸活动频繁。由于领土的空前辽阔,国内各地运往大都的货物也空前繁多,大都城内商贸发达。除大都外,沿国内陆路交通干线,还兴起了一系列新的大中城市。杭州等旧有城市继续繁荣,在新交通干道或水运沿线又兴起了一批新的工商业城市、城镇。如淮安、临清、济宁、松江、太仓、直沽等。云南、西藏、漠北均纳入了全国统一的商业网。沿着运河和长江(水运干线),原有的商贸城市仍非常发达。在南宋沿用海城市发达的基础上,由于元朝统治者开放的海洋意识,沿海城市继续发展,其中泉州跃居第一。
元代商业的发展与统治者的“重商政策”有很大关系。其重商政策:一是降低商业税率;二是不限制官僚贵族经商;三是积极招徕外商。不但鼓励私人经商,政府也组织商船队兼营海外贸易(行泉府司)。市舶收入很可观。也有些不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如专卖法放宽,专卖乃至农具等。盐课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一半以上。
在商业高度发展的同时,元朝的高利贷商业了大为兴盛。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地区就出现了高利贷。最初,由蒙古贵族提供本银,委托中亚木速蛮(即伊斯兰教徒)商人经营商业,从中生收高额息银。利息很高,被称为“羊羔息”、“羊羔儿利”。当时经营高利贷的中亚商人称斡脱,因此,高利贷钱便称“斡脱钱”。
建元朝以后,政府设立了斡脱户,设立斡脱总管府(1267)、斡脱所(1272)、斡脱总管府(1283)等机构,为斡脱商人提供种种特权,他们可以不服差役、不纳商税。后来,凡用官本从事高利贷或其他商务活动的,都一概称为斡脱,词意已不限于中亚商人了。当时除斡脱钱外,寺院、官府、地主们都兼营高利贷。高利贷的盛行,加速了阶级矛盾的激化。
(四)海运和大运河的疏浚
元代定大都(北京),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背靠燕山和蒙古草原,俯视中原,便于控制。但元代以降经济中心已移至江南,大都的米粮等用品“仰给于江南”。海运和运河的疏浚仍为了从江南往大都运粮。
海运指自杭州、苏州入海,沿黄海绕道山东半岛,入渤海的直沽(天津)。元世祖到江南时,曾从此线运南宋书籍到大都,自1282年始,大量由此道运粮。在海运中虽然船工们总结了一套航海经验,但风险较大,所以在海运的同时,又整修了大运河。
大运河在隋唐时期以洛阳为中心,尽管已达涿郡,但不畅通;北宋仍用运河,南宋与金对峙时,运河已淤塞不通。元代的整修以大都为中心,以徐州为枢纽,直接北达大都。其疏浚工程分为三步:
1.1280年开济州河,山东济宁至东平;
2.1289年开会通河,东平到临清。与旧运河衔接,当时黄河过徐州,故徐州北沿卫河至临清,徐州南经黄河达运河,不再绕至河南了。
3.1291年,开通惠河,大都至通州。通州有白河达天津,这样大运河南至杭州,北至大都,全部畅通了。
第三节 元末农民大起义
一、背景:
1.政治日趋腐朽。元英宗时期,皇权之争与权臣派系之争非常激烈,政局动荡。最终权臣铁失发动“南坡之变”,刺杀元英宗,拥立泰定帝。泰定帝之后,五年之间,换了五个皇帝。统治集团(频繁)骄奢淫佚,生活糜烂,赏赐无度;又卖官鬻爵,滥发纸币。使得政治腐败,财政危机。
2.蒙汉地主残酷剥削。为了满足淫欲,蒙汉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加重剥削。占田动辄千顷,收租高达三、四石。在私租官赋、徭役杂差、自然灾害的威逼下,蒙汉劳动人民纷纷破产流亡。
二、经过
元朝末年,韩山童通过白莲教宣传、组织群众。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治所在今河南阜阳)发动起义。韩山童被杀后,刘福通继续领导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称红巾军。刘福通起义后,得到了各地的响应。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北方的“北琐红军”和“南琐红军”,濠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西)的郭子兴等;在南方则有两湖、江西一带的彭莹玉、徐寿辉,浙东的方国珍和江北的张士诚等。
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称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改元龙凤。此后,刘福通分兵三路北伐,沉重地打击了元朝腐朽的统治。1358年,刘福通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迎来了北方红巾军全盛的时代。后来在元政府和地主武装的镇压下,各路北伐军失利,汴梁失陷,刘福通遇害。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底,韩林儿死,龙凤农民政权消失。
三、影响
元末农民起义历时十七年,是继黄巢起义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具有重大意义:它沉重地打击了蒙汉地主阶级,使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问题获得了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和缓和。在起义的过程中,大批奴隶得到解放,使元朝民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一些落后的生产关系,如“驱口”的大量存在和手工业工匠身份降低等在起义中得到改良。这次起义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曾在中亚和东欧建立了四大汗国,元朝名义上是这些汗国的共主。元朝的覆灭,客观上支援了各国人民反对蒙古政权统治的斗争。
四、元末农民大起义在古代农民战争中的地位
1.南方红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口号,标志着元末农民起义平均思想有了新的提高。
2.元末红巾军的政权意识比较强烈,普遍建立了机构完备、分工精细的政权机构,因而发挥了政治上的号召作用,军事上的指挥作用。
3.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经济政策,起到了保障供给、巩固政权的作用,其中有些措施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属于创举。
第四节 元朝的思想文化
元代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融合特点,既有汉文化的普及,也有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元代的文化,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果。
一、哲学和宗教
元代的统治思想,是宋代的理学。宋金对峙时,理学家朱熹等人的著作主要在南方流传,“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加之金人处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阶段,对于汉文化只是作为封建文明逐步接受,还形不成某种帮派。金朝末年,才有王若虚,赵秉文等理学家在社会上有些影响。蒙古灭金后,尽管许多名儒受到重用,但理学的广泛流传还是赵复之功。1235年,蒙军攻下德安(湖北安陆),俘儒生赵复,带至燕京,到燕京后,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建周子祠(敦颐)、太极书院,“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元史·赵复传》),其实以前也有流传,如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三大理学家,而产生主要影响的是赵复。许刘主朱学,吴澄调朱陆二派,虽有分歧,主要方面还是沿用宋学,很少创新。
许衡,金华人,号白云山人,自元仁宗时起,讲理学四十余年。“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金华集》二十二),人伦,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 ,朋友;五性为仁、义、礼、智、信。许学讲究伦常。修身之道,“自古及今,天下国家,惟有个三纲五常”(《许文正公类书一》)。刘因与之相同。
吴澄,杭州人,元初入京师,多次入朝讲史,历七朝;晚年归家授徒,称草庐先生。吴学调解朱陆学说,以“太极”为万物总称,道、理、天、帝、神、命、性、德、仁与太极都是一事,而理是气的主宰。但不讲程朱的尊王攘夷,而只讲伦理纲常。他认为,“君为臣之纲,其有分者义也;父为子之纲,其有亲者仁也;夫为妻之纲,其有别者智也。长幼之纪,其序为礼;朋友之纪,其任为信。在哲学思想方面无创新。
同时,还有反理学的思想家——邓牧。钱塘人,自号“三教外人”(儒道佛之外),宋亡后隐匿,不仕元朝。著有《伯牙琴》(意为知音者少)。它亲历南宋亡国之痛,深感空谈误国和集权贪婪所造成的病害,痛斥皇帝专制:“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国可为也。今夺人所好,聚人所争,惮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久治安可乎?”痛斥官吏说:“事无邂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幻想大同之世,主张“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这是在三纲五常流传的年代,目睹社会弊病而引发的反抗和幻想。但正如伯牙鼓琴一样,邓牧隐后著书,在当时并没产生多大影响。
各种宗教,在元代也很兴盛。
佛教。各宗派在内地的流行,与唐宋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分支喇嘛教的流行,喇嘛教是佛教与西藏“本教”融合成的教派,兴盛于(宋代)十一至十三世纪。元朝建立后,尊喇嘛为师,亲自受戒,喇嘛僧人受到特别优待,喇嘛教得以广泛传播(边疆内地)教义是《甘珠尔》《丹珠尔》,涉及西藏社会生活各方面,尚未整理。
道教。道教分正一教、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等流派,全真教势力最大,1222教主丘处机曾应邀到中亚阿姆河畔的营帐会见成吉思汗,是为“丘处机会见”。丘处机称长春真人,在山东莱州讲道。丘处机讲,道教也没有长生不老术,劝成吉思汗不要掠杀,以敬天保民为本。(其弟子李志常写,《长春真人西游记》)。
基督教,亦称也立乔,也立可温。一派是聂士脱里派,由波斯海商从东南传入内地;一派是天主教派的圣方济各派,由意大利教士孟德高维奴来京任天主教总主教。在各地都有信徒,有教堂,传播较广。
伊斯兰教。由回回人即阿拉伯,波斯,突厥人带入。汉人蒙人有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
以及犹太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等。
二、史学
《文献通考》:马端临著。马端临,饶州乐平(江西)人,生于南宋。见唐杜佑撰《通典》自天室之后中断,故仿其体例,并扩大取材范围,写成的一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因革的通史。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类。对经济史详尽,对宋代制度记载尤为详细。但不及《通典》考证严紧。自此,《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前三通)完成,后人仿续到清朝成为“十通”。
《通鉴注》,胡三省著,胡字身之,浙江宁海人,宋末元初人,南宋之后,隐居不仕,著成《资治通鉴注》二百九十四卷,包括通鉴的事实考证。地理考证,音注等,是读通鉴不可少的参考书,现已附在通鉴正文之中。胡三省在南宋末年动乱中著述,书成后因战乱焚毁,又重新著述。文中用宋代年号、地名,以寄托对故国怀念。近人陈坦在抗日战争中曾著有《通鉴胡注发微》,表达了同样的民族情怀。
宋、辽、金三史,元顺帝时丞相脱脱主编。元世祖忽必烈时曾经给亡宋、辽、金修史,但对三者谁为正统没有一致看法,未能修成。元顺帝时,才决定各系年号,分别修撰。编写者有汉、蒙、畏兀儿等族学者。《宋史》五百卷,在廿五史中最冗长;《辽史》一百十六卷,篇幅最短;《金史》一百三十五卷。但修撰较粗糙。
此外,元代还修有《元实录》(已佚),《大元一统志》、《经世大典》、《元朝秘史》等。以及藏族的《善逝教法史》,记南沼、大理史实的《白古通记》等史书。
三、文学艺术
元曲:是元朝文学成就的代表。从文学形成的发展过程看,宋以前以抒情的诗歌散文为主,元以后出现了有情节、人物、说唱武打的戏剧。元曲就属于后一类。
元曲分两种,一是剧曲亦称杂剧。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八十余人,作品五百多种,今流传下来一百六十多种。其中,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为“四大元曲家”。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是名作。
关汉卿,元大都人,一生作六十多种杂剧剧本,今流传下来八个,代表作是《窦娥冤》,描写一个被黑暗统治冤枉致死的反抗的妇女形象,对封建神权,王权进行了鞭鞑。
元曲的第二种是散曲,即没有念百和折子(场况)的歌曲。
除元曲外,还有南方的地方戏——南戏,亦称传奇。
元代思想文化发达的原因在于:第一,城市经济的发展;第二,元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松,不懂思想控制的重要性,只知道从军事,政权上防。入明后,有文字狱等,与元朝不同。
元代绘画艺术仍以山水画为主。初有钱选,后有元四大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在技巧、含义方面均有创新。同时,元代寺观宫殿兴修较多,壁画艺术也发展较快,壁画家有朱玉、李时等人;雕塑家有刘元。
四、科学技术
1.数学:朱世杰1303年著《四元宝鉴》,对多元高程方程解法的研究有独到之处,比西方同水平早三百年。另值得注意的是,旧式筹算在元代为珠算所代替,数学进入了以珠算为主要工具的时代。
2.天文学:郭守敬,邢台人。通过测验来编制新历《授时历》。在全国设有二十七个测验所。“东至高丽,西极缜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观测范围广、计算准确。《授时历》中的一年为365.2425天,和地球绕太阳转的周期只少26秒。
3.农学:元代有三大农书:
农桑辑要》,元司农司编,共七卷,是十三世纪前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一直流传下来。
《农书〉,王祯编,分三部分,是一个从全国范围来研究农业生产技术的巨著。全书文图并茂,有图281例。
《农桑衣食撮要》,畏兀人鲁明善著于1314年,按月令记载各族农事活动的专著,与东汉崔实《四民月令》相似。记事以十二月为线,以中原地区为主,包括西北地区的农牧经验。
医药学、机械学、地理学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和著作。
注释:
[1]《元史》卷 63 《地理志六》。
[2]《永乐大典》卷 19419 《站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