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丝绸路上的敦煌

第一节            丝路开通与汉代敦煌的开拓

一、史前时期的敦煌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史前时期敦煌存在的最早的文化遗存应为火烧沟文化。火烧沟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河西中西部的山丹、民乐、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敦煌马圈滩、南湖等地均发现火烧沟类型遗物。火烧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较多的与夏商时代相似的青铜器，如出土的陶柱足方鼎和商代铜方鼎相似，出土的铜镜与夏代的铜镜相似，与商代妇好墓的铜镜也相似。所以，火烧沟文化的相对年代大致为夏商时代，已进入青铜器时代。从出土遗物来看，火烧沟文化表现为一种农牧兼营的生产方式。农业上除了使用石制斧刀、锄等石磨工具外，还使用了铜制的镰、刀、斧等，这都能显著提高耕地、收获的效率。同时，在墓葬中普遍而大量的使用家畜殉葬，一方面反映了畜牧业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分工的加强。从遗址中发现的绿石珠、玛瑙珠、海贝和蚌饰来看，原始商品交换已经发展起来。火烧沟文化已存在贫富与等级差别，墓葬随葬品少的仅有陶器1、2件，多的达12、13件，还伴有金、银、玉器和象征权力的铜锤、玉石锤、玉斧等，其中人殉与家畜陪葬的墓共20多座，这表明河西地区的先民已基本结束野蛮时代，进入了早期奴隶制社会。

据文献记载，活动在敦煌地区的最早民族应为古羌族。古羌人散布在今陕、甘、青和四川、宁夏的广大地区，即文献中所称的“氐羌”、“羌戎”、“西羌”、“西戎”。商周时期有关氐羌的文献资料，今天能够见到的非常贫乏。就仅有的、极其零散的资料来看，当时所谓氐羌，应是泛指上古居住在西北高原上的游牧部落，其社会形态尚处在部落阶段。先秦时期氐、羌并提，即羌为氐羌的总称，而且氐羌与奴隶制的商王朝存在纳贡关系。《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说明西羌源于姜姓。“姜”从女，本为姜族女子的氏，为一种有别于他族族群的族名。姜、羌乃一音之转。《诗经》记载周之始祖后稷为姜嫄所生，说明羌人和周人可能既是邻居关系，又是近亲关系。在商代后期，羌人经常受到商王朝的征伐、掠夺和奴役，乃至沦为商王朝的属领，受其直接统治。这是羌人积极参与周武王伐商的历史原因之一。到了春秋末期，羌人开始南下和东徙，与华夏族错居，此时的氐羌开始分化，而氐羌真正分化为氐族与羌族则是在汉代以后，其标志是有了各自较为固定的分布地区和语言。氐人分布在秦陇之西南，南近巴蜀，即今川、陕、甘接壤地带；羌人分布在秦陇之西北，北连匈奴，即今甘肃中部、西部和青海地区。分化后的羌人未进入中原，长期活动在西北地区，成为史前时期生活在河西与敦煌地区的主要民族。

战国至秦，聚居在敦煌河西的民族主要有乌孙和月氏。早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敦煌以东、直至乌鞘岭的广大河西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并在秦汉时期进入奴隶社会。据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论证，乌孙的聚居地则为包括敦煌在内的酒泉以西一带。秦朝时，月氏发展成我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控弦者可一二十万”，而乌孙则比较弱小，成为月氏侵夺的对象。月氏不仅侵夺了乌孙的土地，而且还杀死了其首领难兜靡，迫使乌孙部众离开河西西迁。约秦汉之际，匈奴强大起来，匈奴冒顿单于大败月氏，月氏被迫放弃河西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匈奴占据河西后，将今武威一带划归休屠王统辖，张掖及其以西的酒泉、敦煌划归浑邪王统辖。

可见在汉武帝统一河西之前，河西地区一直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先后生存着羌族、乌孙、月氏与匈奴等族，史前时期的敦煌历史与这些民族的发展史密切相关。

二、张骞“凿空”与丝绸之路的开通

西域一名，始于前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其广义而言，我国新疆及其以西的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皆可称之为西域；就其狭义而言，则主要是指我国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即葱岭以东、甘肃敦煌以西之地。

匈奴占据河西、西域及我国北方的大片土地后，经常侵掠中原，不仅中断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阻塞了中西陆路交通，还与居住在青海高原的西羌相连接，并联合起来，对西汉王朝的西北地区形成了包围之势，威胁着汉朝的安全。然而，西汉建国之初，国势虚弱、经济残破，无力抵御匈奴的进攻，只得采取“和亲”政策。汉武帝即位后，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大增强，已经具备了抗击匈奴的物质基础。据《汉书》记载此时的汉王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决心抗击匈奴。此前，他听说为匈奴所迫而西迁的大月氏，与匈奴有世仇，心怀怨恨，常思报复，于是决定选拔有胆识的人，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等民族，共同抗击匈奴，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汉武帝公开召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以汉朝使节的身份率团第一次出使西域。他们从长安出发，进入河西走廊后，便被匈奴扣押。匈奴单于对张骞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起初对其威吓，继而又用高官利禄诱惑，并迫使张骞娶匈奴女为妻，试图以此来泯灭他的意志。但是，张骞坚贞不屈，牢记使命。在被软禁十年以后，终于趁匈奴不备，和随从甘父等人一起逃脱。

张骞逃出匈奴后继续西行，越过葱岭，先后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城）、康居（乌兹别克之撒马尔罕），又到达大月氏（阿姆河北岸一带）。张骞到达大月氏后，那里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月氏所占阿姆河一带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从事生产，生活安定。安居乐业的大月氏人无意东归，已不想再找匈奴报仇了。张骞在大月氏停留一年多，都未说服大月氏王，于是只好东返长安。在返回长安途中，为避免再次被匈奴抓获，打算取道昆仑山北麓，沿祁连山脚进入青海羌中地，然后东出河湟返回长安。但不幸再次被匈奴擒获扣留一年多，元朔二年（前126年），张骞趁匈奴内乱逃出，回到长安。张骞一行一百余人，历经13年，历尽艰险，回到长安时仅剩二人，为了褒奖其功劳，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张骞此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为汉代解决匈奴大患，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征河西，重创匈奴。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兵两路，大败匈奴。为了将匈奴彻底击溃，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再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的目的是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此时，由于河西已为汉朝辖地，张骞一行不仅顺利到达乌孙，而且使团规模也比上次大得多，人数达三百人，还带了大量的牛、羊及价值巨万的金、帛等物。张骞到达乌孙后，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地进行友好活动。由于乌孙内部分裂，未能统一，所以此次出使并未能实现同乌孙联盟共同攻打匈奴的目的，但乌孙表示愿与西汉建立密切的关系。当张骞返汉时，乌孙王昆弥派遣数十名亲信大臣为专使，带着几十匹著名的乌孙马为礼物，到长安向汉王朝致谢。

张骞前后两次出使西域，行程万余里，历时近二十年，倍尝艰辛，为丝绸之路的开通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骞的出使，以其亲身经历考察了被匈奴中断与阻塞了的丝绸之路，为我国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张骞还以其亲身经历证实和订正了过去对西域诸国的传说和零散记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使汉朝政府了解到了丝绸之路上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真实情况，并由此与他们建立起了友好关系，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奠定了基础。

据《汉书·西域传》和《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汉代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陇西，穿过河西走廊，到达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然后分为两路：南路：由敦煌西南行，出阳关，沿南山（昆仑山脉）北麓，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且末、精绝（今新疆民丰县尼雅）、于阗（今新疆和田）、沙车到疏勒（今新疆喀什），然后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向南到达大月氏、大夏、罽宾、身毒等国。北路：由敦煌西行，出玉门关到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又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到疏勒，越过葱岭可达大宛、康居、奄蔡（在里海、黑海间）等国。

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是汉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经丝绸之路，西汉政府把内地的丝织品、钢铁、竹器、漆器、陶器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西方，而西方的葡萄、苜蓿、胡麻等物产，以及音乐、绘画、宗教也随之传入中国。张骞通西域沟通了被中断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使汉族与边疆各族，使中国与周边各国建立起了友好关系，因此史书将张骞出使西域誉为“凿空”。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地处丝路要冲的敦煌也随之发展成为中西交通的枢纽。

三、汉代对敦煌、河西的开拓经营

河西归入汉朝版图后，为了建立制匈奴、通西域的强大根据地，便在河西地区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郡县的设置就是其中之一。汉在河西置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的敦煌郡共统辖6个县，即：敦煌（今敦煌市西沙州故城）、冥安（今瓜州县锁阳城）、效谷（今敦煌市东北）、渊泉（今瓜州县四道沟）、广至（今瓜州县破城子）、龙勒（今敦煌市南湖破城）。

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地区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与其在中西交通中的咽喉地位，遂成为西汉政府经营西域的前哨与基地。而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要冲与枢纽，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西汉对河西、敦煌主要的经营措施有：首先，移民实边，增加人口。向河西地区移民的对象主要是一些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即史书所说之“下贫”之人，同时也包括一些罪犯和少数民族等。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已有61270户，282110口。其中敦煌郡有户11200，有口38335。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但促进了河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在加强边防、防御匈奴入侵等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移民与设立郡县，汉王朝将内地实行的封建经济与政治制度推行到了河西，从而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发展。

其次，西汉政府积极在河西、敦煌地区实施屯田。屯田的组织形式有军屯和民屯。见于史书和汉简记载，负责屯田的官员及有关人员有农都尉、护田校尉、候农令、仓长、仓佐、仓曹吏等，而具体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戍卒称为戍田卒、事田、田卒等。屯田的收获，不仅解决边防供给，还可在市场出售。

汉代在河西及敦煌地区的屯田生产，使得边郡粮库充足，家给民足，大大减轻了国家由内地向边塞运粮的负担。同时增强了边塞的武备力量，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尤其在农业与畜牧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从而为汉王朝经营西域与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节  魏晋北朝时期的敦煌

一、魏晋北朝时期敦煌的历史状况和军事建置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各豪强势力集团，拥兵自立，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14年，曹操进军陇右，消灭马超集团，整个关陇地域遂成为其势力范围。曹丕代汉建魏，继续推行西汉以来的河西屯戍政策。公元227年（太和元年），仓慈继任敦煌太守，他治理清正廉明、管辖有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敦煌商业与社会生产的发展。首先他面对“大族田连阡陌，小民无立锥之地”的状况，采取“随口割赋”的办法，将大户多余的田地按人口分给无地的农民，赋税按田亩和人口分摊。其次，严格法治。仓慈到任后将各县衙门积压的案件一一查究处理，宽严相济，严禁滥刑，使社会风气好转。同时，仓慈以民族平等的态度，保护和鼓励西域人来敦煌经商，对过往客商给予优待，并公平市价，促进了敦煌商业的发展。齐王嘉平元年（249年），皇甫隆出任敦煌太守，在敦煌改进和推广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即耧犁耕作技术。并实行了严整土地、分畦灌溉的“衍溉法”，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防止了土地板结。使敦煌的农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

西晋在河西设凉州刺史部，敦煌属凉州。当时的敦煌郡所辖各县，有史料可考者为：昌蒲（今肃北蒙古自治县一带）、敦煌、龙勒、效谷、广至、宜禾、冥安、深泉（即汉渊泉）等8县，郡治敦煌。有户6300户，人口约3万余人。晋初，东吴降将吾彦出任敦煌太守。吾彦在其任期内躬耕力行，劝民生产，促进了敦煌农业经济的持续繁荣。西晋末年，爆发了“八王之乱”，形成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统辖。

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前凉张骏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与西域都护、戍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设置为沙州，治所为敦煌，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沙州”之名始于此。前凉在敦煌兴办学校，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促进了敦煌地区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其中有名的阳开渠、阴安渠、北府渠等水渠，就是在此时开凿

前秦建元21年（385年），苻坚徙江汉之民万余户，中州之人七千户到敦煌，这是继汉武帝之后，对敦煌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促进了敦煌农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麟嘉七年（395年），后凉内乱，武威、张掖百姓数千口涌入敦煌与晋昌，从而为敦煌输送了人力。据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西南的“孟授渠”就是在此时修成，成为造福敦煌人民的重要水利工程。

公元400年，李暠称凉王，建都于敦煌，敦煌遂成为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西凉建国之初，敦煌地区经济比较繁盛，李暠采取诸多措施发展了敦煌的农业、教育与文化等事业。在农业上他动员流民归田，从事农桑，并在玉门、阳关一带屯田，采取“寓兵于农”的措施，发展当地农业。同时李暠还注重振兴敦煌文教事业，在敦煌南门外建造一座“靖恭堂”，作为议论朝政、检阅武事、听取意见的地方，并在敦煌设立县学、州学和医学，宣扬儒家学说，促进了敦煌的教育事业发展。然而自405年，李暠东迁都城至酒泉，同时带走了两万多户人口，大大削弱了敦煌的实力。421年，北凉沮渠蒙逊攻破敦煌。沮渠蒙逊系张掖卢水胡人，汉化程度很深，在他治理敦煌期间采取了一些富国强兵的政策，如鼓励人民努力耕作，发展农业生产，并重视汉族文化的发展，如敦煌学者宋繇、阚骃等都为他所重用。

442年，北凉沮渠无讳逃离敦煌后，西凉李暠孙李宝趁机返回，并派其弟李达向北魏请降，北魏遂任命李达为敦煌太守，任李宝为镇西大将军、领户西域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从此敦煌归属北魏统辖。

正光五年（524），北魏北方边镇爆发“六镇起义”，孝明帝下诏将边镇“镇改为州”。敦煌因盛产美瓜而取名“瓜州”，领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治所为敦煌。孝昌元年（525），北魏派元荣任瓜州刺史，永安二年（529），又封元荣为东阳王。元荣任刺史历北魏、西魏两代，为时近20年。在元荣治理敦煌的近20年中，他团结豪强大家，发展当地经济，并大修佛窟，使敦煌经济文化不断发展。

北周取代西魏后，继续在敦煌设置瓜州，并任命建平公于义继任瓜州刺史（约565－576年）。于义与东阳王元荣一样，十分佞佛。在其任职期间，大兴修窟造像。也正是在东阳王、建平公等的带动下，敦煌的佛教日益兴盛。

二、佛教活动的兴盛

早在西汉末东汉初，佛教便经由西域传入祖国内地，敦煌遂成为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而佛教在敦煌民间的大流行则开始于西晋末年、十六国时期。此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祈求来生的幸福，人们纷纷求助于佛教。同时，一些社会上层人士的崇佛也对佛教在敦煌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前所述元荣与于义等人。

十六国时，河西地区的佛教以译经与讲经为主，同时石窟寺的开凿也兴盛起来。被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自晋武帝时便游历西域诸国，通晓36国语言，世居敦煌，在敦煌组织了自己的译场。《开元录》载其共译经175部354卷，《高僧传》称他为“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的人。这之后的鸠摩罗什与昙无谶亦是著名的译经大师。

鸠摩罗什（344－413），龟兹（今新疆库车）人，前秦建元二十年（384）苻坚派大将吕光进攻西域得胜东归时，带鸠摩罗什到达凉州，据传罗什一行途经敦煌时，所乘白马病死，遂葬马并在其上建塔，今敦煌仍遗留白马塔胜迹。罗什在凉州从事译经多年，此后又入长安，继续译经。后人将他和唐玄奘、义净并称为古代的三大翻译家。

北凉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昙无谶亦对敦煌的佛教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原为印度僧人，后辗转经龟兹、鄯善来到敦煌，并在此熟悉了汉语。由昙无谶翻译的佛经共有11部一百多卷，主要有《大般涅槃经》、《悲华经》、《金光明经》等。他在《大般涅槃经》中，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还进一步提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可成佛。这一提法，突破了佛教的原有思想，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在译经上取得较大成就外，河西佛教的兴盛还体现在石窟寺的大量建造上。河西地区现存的石窟寺之多，在全国是十分罕见的。这些石窟寺许多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尤其是著名的莫高窟，就是在十六国时期开凿的。据武周圣历元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一个叫乐僔的禅僧云游到敦煌，忽然看见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僔认为是佛的昭示，于是他便开凿了第一个石窟。此后不久，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禅师，在乐僔所开石窟旁又开凿了一窟。然而，由于时代久远与风沙侵蚀，这两个石窟已无法考求。据今人研究，现存确知为十六国时期的洞窟大约有九个，它们的编号分别为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

北魏时期，敦煌石窟与寺塔继续兴建。《魏书·释老志》言：“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反映了敦煌石窟寺修建的兴盛。太武帝拓拔焘时虽有灭佛事件，但对敦煌佛教的发展似乎影响不大。北魏后期，元荣任瓜州刺史期间大兴佛事，出资造经两百多部，并在莫高窟掀起了造窟高潮。莫高窟现存北魏末年至西魏时期佛窟10个，都与元荣有直接关系。

北周时期瓜州刺史建平公于义，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在任期间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其中北周修建的最大石窟428窟，就是于义所建。

三、莫高窟的早期建造

敦煌石窟艺术的内容可分为建筑、雕塑和壁画三方面。石窟建筑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僧房、塔庙和佛殿。僧房也称禅窟，是僧侣坐禅修行的地方。主室为长方形或方形，顶部为平棋倒斗藻井，正壁开龛塑佛像，四壁布满壁画。如268、487等窟。塔庙，即中心窟，洞库平面呈长方形，前部为“人字披”屋顶，后部有中心方柱，供僧侣和善男信女绕塔观像。如254、257等窟。佛殿，即倒斗藻井窟，正壁开龛造像，是群众礼拜供养之所，如272、249等窟。

塑像是石窟的主体。敦煌现存彩塑2415身，其中北魏塑像318身。早期的塑像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有佛、菩萨像。佛像一般都有侍从菩萨，形成一佛二菩萨的形式。北周时期增加了佛弟子，一铺像最多可达五身。早期洞窟多以弥勒（菩萨或佛像）为主尊像，一般都塑在中心柱和南北壁上层阙形龛中，表示弥勒高居“兜率天宫”。

据段文杰等先生的研究，早期塑像大多造形朴拙，色彩淳厚，人物比例适度，面相丰圆略长，鼻隆眼鼓，脖颈细长，衣服折波，紧贴身体。北魏晚期人物造像面貌清瘦，眉目开朗。北周时则出现了面短而艳的风格，人物高鼻深目，具有西域民族某些特征。

敦煌壁画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经变画，即佛经故事画，它是莫高窟壁画中的最主要部分。如五百强盗成佛图、月光王以头施人、九色鹿拯救溺人等。二是佛像画，主要是以佛为主体的说法图。早期洞窟一般都有说法图，如420窟中的《群鸟听法图》，描绘了释迦牟尼坐在柳树之下说法，各种禽鸟围绕宝座听法，整个画面生动活泼。三是民族传统神话图，如西王母驾车西游、女娲补天等故事。四是装饰图案，主要是用于顶部装饰的平棋与藻井。除此之外，还有龛楣、边饰和椽间图案，主要纹样有莲荷纹、忍冬纹、云气纹、火焰纹、棋格纹、鸟兽纹等。五是供养人画像，供养人是指那些出钱修窟的人，他们修好窟之后，便将自身及家人的像画在主要壁画下方，排列成行，并将个人的姓名、官品等写于像旁。供养人画像少则十数身，多则成百身。

在绘画技法上，十六国及北魏前期多采用凹凸晕染法并多使用土红地色，可形成人物的立体感与整个画面温暖浑厚的色调。北魏晚期突破了土红地色所形成的浓重淳厚的基调，出现了爽朗明快的中原风格。北周时代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民族的融合，南北两种艺术风格逐渐融合。在绘画上，中原式染色法与西域式明暗法相互结合，产生了富有立体感的新晕染法，人物表现更加生动形象。

第三节  隋唐时期的敦煌

一、东西交通的兴盛

隋炀帝即位后，为打通丝路，进一步经营西域，多次派兵出击吐谷浑与西突厥，取得全胜战绩，西突厥归降了隋朝。大业初年隋炀帝派裴矩前往张掖，主持同西域的贸易。裴矩到达张掖后，往来于敦煌与张掖之间，积极了解西域各国的地理形势、民风物产，撰写《西域图志》3卷，上呈炀帝，引起炀帝的重视，亲自接见了裴矩，详细询问了西域的情况。裴矩回到张掖后，对进入敦煌的过往客商，给予优待，提供各种方便。在隋政府的支持下，河西诸地的商贸活动日益繁荣兴盛起来。

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亲自出巡张掖。在张掖召见西域27国的使者。据《隋书·裴矩传》记载，使者们佩兰玉、被锦罽，焚香奏乐，尽情歌舞。当地百姓也都盛装观看，人群长达数十里，充分显示了隋王朝与河西的繁盛。隋炀帝在张掖举行了盛大的商品交易会，扩大了西域与内地的商贸、文化往来。

隋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有北中南三条，分别为：

北道（又叫新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再经蒲类（今巴里坤）、铁勒部，度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今地中海)，大致沿天山北麓而至中亚。

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吐鲁番)，经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再经费尔干纳等地而至波斯（今伊朗），在我国境内大致是沿天山南麓而行。

南道：出敦煌至鄯善（今若羌），经于阗、朱俱波（今叶城南）、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再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在我国境内是大致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而行。

这三条道路都“发自敦煌”，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在中西交通中具有枢纽地位。

唐朝初期，西域处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为了肃清边患，开通丝路，贞元九年（635）唐太宗派大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分兵出击吐谷浑，伏允可汗兵败自杀，其子慕容顺率部归降，从而解除了其对河西的威胁。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率军平定高昌，唐在高昌设西州，不久又在此设安西都护府，镇守西域。接着，唐朝分别于贞观18年（644）与22年（648）攻下焉耆与龟兹，从此西域各族纷纷内附。此后迁安西都护府至龟兹，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即安西四镇。高宗初年，西突厥灭亡，公元702年，唐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北庭都护，管理西突厥故地，从此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保证了敦煌商业贸易的繁荣。

唐代的敦煌，既是西域交通的枢纽，又是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都会。在这里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商贩、西行求法的僧侣等人，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于西域与中原、中国与西亚之间。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等通过敦煌输送至世界各地，西域、中亚的珠宝、香料、宗教等也经由敦煌传布内地。

二、敦煌社会经济的发展

隋朝建立以后，基于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视对河西及敦煌地区的经营。隋中央政府通过移民与屯田，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到敦煌和河西。如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到，隋代敦煌地区使用的耕犁，已由魏晋嘉峪关画像砖墓中所描绘的长辕长床犁，变成了长辕无床犁，这种犁结构简单，既可翻土又可破土。隋朝对河西畜牧业也很重视，在河西及敦煌设置了牧马监，每年养马十余万匹，隋朝的军马基本上是由此地供应的。

到了唐代，中央政府充分认识到河西乃中原王朝“强兵足食之本”，所以对河西及敦煌的开发更是不遗余力。首先，在河西等地区大规模进行农业开发。盛唐时期河西农业开发的主要经营方式为军屯、民屯、非屯田性质的民田垦辟以及寺院的土地开拓等。根据李并成先生的研究，盛唐时河西走廊军屯面积约合今50万市亩左右，民屯仅甘、肃二州约合今13万市亩，民田面积为2507260亩，合今2030880市亩，河西寺院共有耕地481840亩，约合今390290市亩。这几项合计则共有耕地约合今303万余市亩，如再加上职田、公廨田、贵族官吏受田面积，则盛唐时期河西走廊拥有的耕地总亩数当合今三百二、三十万亩左右。从这一可观的数字就可见此时河西农业之发达。

通过隋唐政府对河西农业的大力发展，盛唐时期河西的粮食产量较前代有显著增长。据李并成先生的统计，盛唐时期河西粮食总产量可达45400万市斤，即22.7万吨，相当于1992年河西粮食年总产量228.5万吨的9.93%。而河西道农户每年提供给国家的粮食总量，以户均计之，为29.01石，合今约2396市斤（以粟麦各占一半计），这一数字是很可观的。所以盛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使之发展成了国家所依赖的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故《唐语林》言，开元时“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可见当时河陇经济在全国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其次，水利事业的发达。敦煌地区干旱少雨，敦煌地区的农业完全仰赖水利的开发。敦煌遗书S.5894《渠规残卷》载“本地，水是人血脉”，可见水利事业对敦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敦煌水源，主要为源自南山、流入境内的河流，有甘泉水（今党河）、苦水、独利河（今疏勒河）等。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等遗书记载，当时在敦煌周围绿洲就有宜秋渠、孟授渠、阳开渠、都乡渠、北府渠、三丈渠、阴安渠、神农渠等八大河母（主要干渠），它们贯通敦煌城周围东南西北四大片绿洲，又有众多的支渠和子渠（斗渠）分列干渠两侧，呈羽状或枝状展布，整齐罗置很有规则。见于文书记载，敦煌各类干、支渠达百余条，构成了完整的水利灌溉系统。

为了更好地发展水利事业，敦煌还制定了专门的用水规则，设立了专门的管理人员。P.3560背《唐沙州敦煌县行用水实施细则》，以法规的形式对敦煌地区所有的河流、主干渠、支渠、子渠的灌溉用水进行了严格规定，如先从主干渠引水至支渠，再至各子、支渠，分流灌溉，并按地域远近、地势高低依次灌水等。敦煌各乡设有“渠头”一名或数名，各主要渠道或分水斗门，设有渠长或斗门长。地方州县主管水利的机构设有都水官司，上属中央都水监。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水体系。

敦煌水利事业的开发为敦煌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敦煌及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

第三、畜牧业的发展。河西地区水草丰美，拥有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历来是畜牧业发达的地区。据乜小红等的研究，敦煌的畜牧区域除绿洲农区的舍饲外，多分布在山谷河流沿岸、高山草甸区、湖泽地区及绿洲的边沿地区。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几个较大的畜牧区域，即湖泽畜牧区、西同——阿利川牧区、紫亭牧区、苦水下游牧区及戈壁滩中的零散畜牧区。敦煌地区的畜牧业种类比较齐全，包括牧马业、牧驮业、牧牛业、养驴业等，它们共同发展、相依相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牧羊业，不论官府、寺院，还是私营业主，所属羊群数量之多、经营范围之广，都是相当可观的。

唐代敦煌畜牧业的发展有赖于唐政府对其施行的有效管理。唐前期在敦煌畜牧区设置有州郡草场，设有专门管理机构——草场司，以调剂畜牧草场的使用、畜群的比例、草质的优劣等，并负责征收草料，保证畜群的喂养。同时，唐代推行监苑制度，实施对畜群的登簿著籍、打烙畜印、定期算会等，这样保证了官府对各类畜群放牧、饲养、繁衍、使用、死损等情况的及时了解掌握，并便于官府征调畜力、课税等事务的施行。此外唐政府还设有马坊和羊司，加强对畜牧业的管理。唐代敦煌畜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毛纺织业、皮革加工业等手工业的发展。

第四，教育文化的发展。唐代敦煌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西汉以来几百年的发展奠定了敦煌深厚的文化基础，在这里汇聚了东西方各种不同体系的文化，各种思想学说共存共荣，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况。在各种文化中，汉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官办的州学、县学，寺院举办的寺学和私人办的私塾中，都要教授唐朝规定的儒家经典，传播汉文化。从敦煌出土的大量抄本、儒家典籍和启蒙读物中，都可看出当时儒学在敦煌学术中享有正统地位。

第五，商业贸易的发展。唐代敦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商贸中心。在敦煌市场上，既有内地客商，也有来自东罗马帝国、阿拉伯、波斯、中亚及印度半岛诸国的商人。如沙州所属的石城镇（若羌），就是由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所建。大量的商人汇聚于敦煌，使敦煌的商业贸易空前繁荣，唐诗人元稹诗言：“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用来形容敦煌并不为过。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商业贸易仍较发达。据李正宇先生研究，当时敦煌城店铺不少，有康家店、赵家店、员昌店、博士店、氾法律店、氾押牙店、王富昌店、石家酒店、曹家店、安家酒店、罗家酒店、氾家酒店、丑子酒店等店铺字号。店铺所卖物品既有来自中原内地的，也有本地土产，还有来自西域的。敦煌遗书P.3211《王梵志诗》描写敦煌商铺说：“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这都反映了敦煌商业贸易的繁荣。

经过隋、唐王朝的开发，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正如《通鉴》卷216所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三、敦煌艺术的辉煌成就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敦煌艺术领域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隋朝建立以后在王室的支持下，佛教得以迅速发展，敦煌也再次出现了开窟高潮。隋朝虽仅有短短的30多年，但莫高窟至今仍存留的隋代洞窟就有七八十个。隋代的洞窟形制是在对前期改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佛二菩萨立相成为洞窟的主体，中心塔柱逐渐减少，并继承了北周的群像形式，一龛内以佛像为主尊，两侧侍立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形成三至七身为一铺的群塑组合。塑绘技术也达到新水平，摆脱了千篇一律的模式，突出了个性的刻画。在本生故事画外出现了新的经变画，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的经变画虽然还比较窄小、简单，但却为唐代大幅经变画的出现开了先河。

唐代是敦煌艺术的全盛时期，洞窟形制以殿堂窟为主，而巨型佛像的出现，则是唐代前期莫高窟洞窟形制的显著特点。唐代的塑像技术进一步提高，所有塑像都用圆塑的形式，前期以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或再加上二力士的七身一铺或九身一铺的群像成为主要形式，如武则天延载二年（695）修造的第96窟的“北大像”，就高达33米，高大的佛像占满了整个佛窟。开元九年（721）修造的第130窟“南大像”高26米。在唐代菩萨造像中，突出体现出写实风格，产生了一大批风格秀丽典雅的塑像，如328窟的胁侍菩萨，头部向右略微倾斜，面带微笑，全身重心落在一只脚上，腰部微扭，全身呈“S”型，妩媚动人。唐代的壁画内容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经变画成为主流，如无量寿经变、阿弥陀经变、东方药师经变、法华经变等，后期又出现了金刚经变、金光明经变、华严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等。在绘画技法上，“骨法用笔”的线描成为经变画的主要手法。

第四节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

一、吐蕃对敦煌及河陇地区的占领

唐代初年，唐蕃通过和亲，增进了彼此间的关系。唐太宗时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开启了唐蕃和亲的友好事业。中宗时，金城公主又嫁于尺带珠丹，进一步加强了唐蕃的政治联系，带去了汉族先进的文化与制度，促进了吐蕃的经济、社会发展。然而，当时的吐蕃仍是一个奴隶制政权，吐蕃贵族掠夺土地、财富与人口，不断向外扩张，与唐王朝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陷入混乱，被迫东调河西、陇右及“安西四镇”军队平叛内乱，造成河陇的空虚。吐蕃趁机发动大规模战争，几乎占领了整个河西、陇右地区。

吐蕃的这次进攻，其战略是先蚕食唐朝边境军事弱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割断河西，兵锋直指唐都长安。肃宗至德元年（756），吐蕃占领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入据石堡城、百谷城、雕谷城。第二年，占领廓（治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西）、霸（今四川汶川县北）、岷（治今甘肃岷县）等州及河源（今西宁）、莫门军（今青海共和县南）。宝应元年（762）占临洮，攻取秦(治今甘肃秦安县北)、成（治今礼县南）、渭（治今陇西）等州。代宗广德元年（763），又相继占领了洮（治今临潭）、河（治今临夏）、兰、鄯（治今乐都）等州。这样，吐蕃就切断了西北诸州与中央唐王朝之间的联系，河陇遂成为吐蕃的囊中之物。从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到大历十一年（776），吐蕃先后攻陷凉州、甘州、肃州、瓜州。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占领了沙州（敦煌），从此整个河西都归吐蕃所有。

二、河西人民的反抗斗争

面对吐蕃的强大攻势，河陇军民在内外无援的困境中，进行了英勇抵抗，沙州军民的抵抗更为突出。在甘、肃两州相继陷落的情况下，原凉州长史杨休明代为节度使，遂徙河西节镇至沙州，积极进行抗击吐蕃的战备组织工作。此后沙州刺史周鼎、行军司马宗横等在元帅被杀的严峻形式下，共同担负起保卫沙州的重任。吐蕃赞普亲自移帐南山，派尚绮心儿围攻沙州。周鼎在孤军无援的形式下，曾派人求救于回鹘，时经一年，援军不至，沙州危在旦夕。周鼎打算弃城逃跑，但部下不从。当时任沙州都知兵马使的阎朝，趁周鼎前来辞行之际，将周鼎逮捕缢杀。阎朝自代沙州刺史，领导沙州军民继续抗蕃。就这样，沙州军民在孤城中一直坚持了11年之久。最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困境下，于贞元二年（786），以沙州军民“勿徙他境”为条件，被迫降蕃。

吐蕃占领沙州初期，强迫沙州汉族人民吐蕃化，如禁止汉民穿汉族服装，实行“胡服辫发”，禁用唐朝年号，改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广泛推行吐蕃语等。吐蕃奴隶主贵族的暴虐统治与奴役，使河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时刻期盼摆脱其统治。敦煌曲子词《望江南》吟道：“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P.3128《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就是此种心情的真实流露。

沙州虽于贞元二年陷于吐蕃，吐蕃统治者用“置毒靴中”的暗杀手段，杀害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阎朝，但沙州人民并未因此而屈服，反蕃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敦煌遗书S.1438号背《书仪》残稿就记载吐蕃占领敦煌不久，沙州玉关驿户氾国忠、张清等领导的震动时局的一次起义。起义者夺取了战马铠甲，杀死了蕃官，并导致吐蕃节儿（节儿是隶属于瓜州节度使之下的沙洲城长官）自杀。起义军在三夜之间，就越过了从酒泉到敦煌之间的重重关卡，并采取了“夜越重城”的夜战战术，使得吐蕃各级官府，防不胜防。起义起初势头很大，从《书仪》中所记“伪立驿户刑兴，扬言拓拔王子”来看，他们可能还建立了王号，立驿户刑兴为王，号称“拓拔王子”。但是，由于中了“破落官”（即吐蕃俘获的降官、唐官）的奸计，起义失败。氾国忠起义带有浓郁的反民族压迫的色彩。从中可以看出，吐蕃占领沙州初期民族矛盾的尖锐性。S.1438《书仪》中记载玉关驿户张清等人，劫掠官府的马匹、铠甲及武器，赴沙州聚众起义。可见吐蕃在占领与统治沙州初期，当地人民并未屈服，而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反抗。

三、蕃占时期敦煌的军政建置及有关政治经济状况

1、统治形式的改变

吐蕃占领沙州、河西后，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职官系统来进行统治。此职官体系即：节度使—乞利本－节儿－都督、监军－部落使－判官。基于敦煌地区居民以汉民族为主的实际情况，吐蕃在任用吐蕃官员的同时，还任用汉人为辅助官吏。这种宜蕃宜汉的职官系统，对维系吐蕃在河西地区上百年的统治意义很大。

吐蕃决策层还改变了敦煌地区原有的乡、里基层组织形式，设立部落、将制。敦煌在吐蕃占领之前，设有13个乡。吐蕃占领后，废除了原有的13个乡，而以部落制取代。部落的内部组织情况，仍与吐蕃本部的部落制相仿。其最基本单位是千户（部落），千户之下是小千户（即五百户组织），设小千户一人。小千户之下为百户（将），百户长称“勒曲堪”。最后是十户组织，十户长称“勒堪”。

吐蕃时代的“将”相当于唐代的里，唐代是“百户为里”，故将大约统辖百户即十个户团。将头相当于里正，担任将头者可豁免本户赋税、徭役，并配给一个仆役。可见将头的地位并不高，只是一个半官半民的身份。

吐蕃占领敦煌后，首先设置了7个部落，即僧尼部落、行人部落、丝绵部落、上部落、下部落、撩笼部落和中元部落。从其编制情况看，这种部落应是非军事性的。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于形式的变化，吐蕃在敦煌又相继编创了阿骨萨、悉董萨、悉宁萨三个汉人军事部落和一个通颊军部落，并把敦煌汉人及其他民族的人也纳入自己的军事组织中，以利于对征服地区的长期统治。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百姓地位较初期有所提高。

吐蕃在河西实行的“部落——将”制，并非简单的军事组织机构，而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组织系统，即官府户籍制度。这正如姜伯勤先生在《唐五代寺户制度》一书中所说：吐蕃控制河西以后其“户籍制度适应着乡里体制的变化而变化。即户籍业已按照‘部落（千户）——将’的体制编制”。如S.3287《吐蕃子年沙州百姓氾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就是一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擘三部落左二将五户百姓的户口状，是各户主对户口异动情况的申报，相当于唐代的手实。从中可知，其户口登记是非常详细的，家庭人员（包括奴婢）的死亡、出家为尼、嫁娶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2、田赋制度的变化

唐代前期实行的是均田制，吐蕃占领河西后，改变了唐王朝的土地制度，而实行了计口受田制度，其标准为每人一突，即十亩。

吐蕃实行的计口受田制，与其赋税制度关系密切。在突田制下，以“突”作为土地计量单位，此时期的土地税在汉文文书中也就称之为“突田”，交纳“突田”称为“纳突”。敦煌遗书P.2162号背《吐蕃寅年沙州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就有百姓的“纳突”详细记载。“历”即帐目，唐代俗称收支帐为入破历，“突田历”即指据土地征收税收的帐目。通过对此件文书分析研究，我们可大略了解到，在突田制下交税人大致可分为纳突户和“不合纳”即减免户两种，各户一般均向常乐（今安西县六工破城）交纳一驮半，交瓜州一驮。其余数目则分别交往蚕坊、寺院，另一些数目则由本“将”中的指定人户经收。当时寺院一般都收取官府的布施，这种布施有时由纳税户直接交给寺院，然后将该数额在该户应交纳税额中扣除。交纳的物品有小麦、青麦、布、油等。虽然当时的纳突与计口受田有关，但突税并非按口（即按地亩）或按丁交纳，而是按户交纳，其税额为每户8驮上下。一驮等于2石，半驮等于1石，则此时每户每年需纳突16到20石。

突田制下百姓除了纳突以外，还有差科，即官府的徭役，此时的差科包括身役、知更（守夜）、远使（派往远处当差）等。

3、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后，面临如何处理广大新占领地区民族关系的问题。当时，除吐蕃人外，有不少吐谷浑人、党项人、嗢末人等活动于河西，还有大量被征服的汉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汉人是敦煌的主要经济支柱。所以，要想保障吐蕃在敦煌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尽力安抚汉人。因此，吐蕃统治者一方面采取强硬措施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镇压反抗势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重用当地唐朝旧官望族，并按照自身固有习惯和制度来改造新占领地区。

从前述氾国忠等的起义看，吐蕃统治敦煌初期，蕃汉民族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吐蕃政府最初采取强硬防控政策，如没收铁制农具等。随着蕃汉矛盾的升级，吐蕃上层不得不改变其统治方式，争取新占领区汉族百姓，尤其是唐王朝原有官员的支持与合作，企图借助这些人的势力和影响力来增强吐蕃的统治力量，消弥河西人民对吐蕃的敌对情绪，从而达到对河西的有效统治。如，任命阎朝为“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又如敦煌索氏、张氏均为当地宦门望族，吐蕃占领敦煌后索氏、张氏仍“累代官族”，“犹以将军之列”。

第五节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

一、张议潮起义及其对河西一带的收复

张议潮，甘肃敦煌人，出生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亲身经历了吐蕃的统治，在少年之际便产生了忧国爱民的思想。他有感于吐蕃治下的民不聊生，对人民的疾苦深表同情，对爱国将领封常清十分崇敬，曾亲笔抄写过《封常清谢死表闻》。宪宗元和十年（815），17岁的张议潮抄写一首《无名歌》来表达自己对时世的思考：“天下沸腾积年岁，米到千钱人失计。附郭种得二顷田，磨折不充十一税。……舞女庭前厌酒肉，不知百姓饿眠宿。君不见城外空墙框，将军只是栽花竹。”据S.3329《张氏修功德记》记载，张议潮十分注重韬略，“论兵讲道，蕴习武经，得孙、吴、白起之精见”。他还到过拉萨等地，深入了解吐蕃内情，结识豪杰，正可谓“盘桓卧龙，候时即起”。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达磨赞普去世，因内部权力之争发生内乱。吐蕃本部称作“邦金洛”的奴隶贫民也趁机起义，原洛门川讨击使尚恐热（即论恐热）亦叛，自称为宰相，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为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更加重了河西人民的灾难。尚恐热大肆抄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死壮丁，欺凌老弱妇孺，焚烧民宅，致使河西等地赤地五千里。这种暴行不仅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极大愤慨，而且还使他的部下怨愤不平。与此同时吐蕃国内灾荒不断，“人饥疫，死者相枕藉”，河陇各地吐蕃守将人心混乱，兵防空虚。唐政府借此之机，决心收复河湟地区。大中元年（847）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次年12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并一举收复了原州（宁夏固原）、石门等六关和威州（宁夏中卫县）、扶州（甘肃文县西）。唐王朝的军事胜利，给河陇人民带来希望和鼓舞，而张议潮也正是趁着这个机会举起了起义大旗。

张议潮在沙州首举义旗，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不容忽视的。自大历元年（766）河西节度杨休明徙镇沙州后，沙州遂成为当时河西地区唐人的聚集地。当吐蕃攻取沙州时，沙州人民坚持抗争，守城达11年之久。这样就使沙州的汉人得以聚存，并将唐朝的思想文化、风俗民情等延续下来，这是张议潮首举义旗的社会基础。

张议潮起义的骨干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敦煌的汉族民众。如张氏、索氏、李氏等，都是沙州一带举足轻重的家族，在起义和收复河西的过程中，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二，释门教首及僧徒。敦煌历来佛教兴盛，僧徒数量庞大，释门教首及僧徒在社会中拥有一定影响力。如洪辩虽在吐蕃“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但他心怀故土，不忘皇恩，倾尽全力帮助张议潮收复沙州。第三，少数民族部众。如住在沙州的粟特、退浑，就连吐蕃化很深的通颊人也有一部分参加了起义。

张议潮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明确提出了“归国”的口号，广泛组织、团结了各方面的力量。大中二年（848）时机成熟，他毅然“募兵”召集民众，发动起义。张议潮采取了多种战略战术，如“启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破吐蕃之围”。历经数次战役与将士的浴血奋战，一举收复了沙州。据《张淮深碑》载“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笺修表，纡道驰函，上达天子。”唐宣宗听到这一喜讯后，竟情不自禁地欣然赞叹：关西自古出名将。

张议潮收复沙州成功后，为了及时向唐王朝告捷，并确保表文安全送达长安，他派遣了10批使者，携带10份同样的表文，分10路奔赴长安，其中还有由僧人组成的一支。莫高窟大和尚悟真就是当时的信史之一，因为他送信有功，故唐王朝于大中五年五月廿一日封他为“京城临坛大德”。在10支信史队伍中，只有绕道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一支，于大中四年抵京。收复沙州后，张议潮一方面以此为根据地，整饬军队、发展生产，一方面继续进攻，到大中五年（851）又相继收复了邻近的肃、甘、伊等州。大中五年八月张议潮又派其兄张议谭和州人李明达、李明振等奉11州（瓜、沙、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图籍入长安告捷。大中十二年八月张议潮率汉蕃兵七千人东征凉州，经过三年的努力，到咸通二年一举攻克凉州。至此，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故地复归唐王朝所有。

二、归义军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大中五年（851）唐宣宗接到瓜、沙11州图籍的捷报后，特下诏表扬张议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11月，唐王朝于沙州建立归义军，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11州观察使。张议潮收复凉州后，即表奏唐廷。从此“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咸通四年唐王朝复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从此河西走廊又恢复畅通，这对加强西北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张议潮在沙州的起义及率军收复河西地区，使河西各族人民摆脱了吐蕃奴隶主的统治。他们衷心感谢和爱戴张议潮，热烈歌颂张议潮的丰功伟绩，这正如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所言：

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尽管张议潮起义成功，但当时河西地区的形势还十分复杂，南面的吐蕃伺机卷土重来，背面的回鹘也在觊觎着这块宝地。另外，吐蕃的奴部嗢末，自尚恐热作乱以来，部落无主，各部遂相纠合组成部落，散居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他们纠集在一起，不断劫掠河陇各地。张议潮对当时河西的险恶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不得不在没有唐王朝帮助的情况下，领导河西人民进行着非常艰苦的斗争。《张议潮变文》中所说张议潮“朝着秣马，日日练兵，以背匈奴，不曾暂暇”，就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据《张淮深碑》记载，归义军“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唐王朝的势力已达河陇诸地。

张议潮收复河西及其战果的不断扩大，对唐王朝而言既喜又忧，喜的是陷于吐蕃百年之久的河陇地区重新回归唐王朝；忧的是在唐末藩镇割据、内弱外强的形势下，张议潮及其张氏家族势力壮大，恐其尾大不掉，成为与唐廷抗衡的第二个“吐蕃”。因此唐王朝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阻止张议潮势力的扩张。如据敦煌写本《张淮深碑》的记载，在张议潮起义不久，其兄张议谭就“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之诚信”，实际上是以人质方式留在了长安。咸通八年（867），69岁的张议潮也留居京师，和其兄长一样成了唐王朝的变相人质。唐王朝给予张议潮很高的礼遇，任命他为左神武统军，晋官司徒，职列金吾，并赐给田地宅舍，其目的是将张议潮留在京师，以便控制。咸通十三年（872）八月张议潮卒于长安，享年74岁。

张议潮入质长安之前，北庭回鹘仆固俊攻占西州、北庭、轮台等地，创建西州回鹘政权，但与归义军保持友好关系。张议潮奉诏入京后，由其侄张淮深代掌归义军政权，然而唐王朝并不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这使得张淮深陷入十分不利的处境，一方面他得不到唐王朝的支持，另一方面西迁回鹘已深入到甘、肃等地，甚至侵扰瓜州。张淮深虽然曾击败回鹘散众的袭扰，但乾符三年（876），西州回鹘攻占伊州，使归义军丧失了一个重镇。张淮深虽然数次遣使唐朝，求授旌节，但均未获准。此时甘州、凉州也渐渐脱离归义军统治。直到文德元年（888）十月，唐朝终于授予张淮深归义军节度使旌节，但归义军内部冲突已日趋激化。大顺元年（890），张淮深及夫人、六子同时被杀，其叔伯兄弟的张淮鼎继任节度使。大顺三年（892），张淮鼎卒，将其子张承奉托孤于张议潮的女婿索勋。索勋乃自立为归义军节度使，掌握实权，并得到唐朝的认可。乾宁元年（894），张议潮十四女、敦煌大族李明振之妻张氏，率诸子灭掉索勋，由李氏诸子实际掌握归义军实权。这种暗中窃取张氏政权的作法引起瓜沙大族的不满。乾宁三年（896）张承奉依靠大族势力，又夺回实权。而此时的归义军因为内乱，辖境已缩小到瓜、沙二州范围。张承奉建立二州六镇防戍体系，主要以抵御甘州回鹘等的袭略，光化三年（900）八月，唐朝正式授予张承奉节度使旌节，同年于阗国使臣首次来访沙州，归义军在外交上颇有成绩。但不久敦煌受到甘州回鹘的侵扰。

天复七年（907），朱全忠废唐昭宣帝自立，建立大梁政权。天复十年（910）秋，张承奉得知唐朝灭亡，便自称白衣帝，建号金山国。金山国新立，锐意恢复归义军旧地，曾派国相率军讨伐鄯善的璨微部落，北征伊吾，但都无功而还。而甘州回鹘却数次进攻沙州，金山国先胜后败，最后在辛未年（911）七月，与回鹘订立城下之盟：回鹘可汗是父，金山天子是子。

甲戌年（914），曹议金取代张承奉，废金山国，去王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统治着力改善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遣使甘州，并娶回鹘可汗女为妻，确定和亲关系。贞明四年（918），曹议金在回鹘可汗、凉州仆射、灵州相公的帮助下，遣使后梁，受到后梁王朝给予的归义军节度使的封赠，并在莫高窟建造了一座大窟（98窟），以庆贺中央王朝授节降恩。曹议金在通使伊州、西州回鹘，稳固后方以后，于同光三年（925），乘甘州回鹘汗位交替之机，亲率军征讨甘州回鹘，并取得胜利。新立的回鹘可汗娶曹议金女为妻，成为曹议金子婿。曹议金妥善处理对外对内关系，增强了归义军的实力。长兴二年（931），曹议金号称“令公”、“拓西大王”，归义军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王国。此外曹议金又积极发展与于阗的关系，双方使者频繁往来，934年曹议金女下嫁给于阗国王李圣天。

清泰二年（935），曹议金卒，其子曹元德即位。由于沙州入朝中原的使臣在甘州被劫，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破裂。天福四年（939），曹元德卒，弟曹元深即位，曹议金妻、回鹘夫人掌握实权，号称“国母”。沙州利用后晋册封于阗王李圣天的使臣回朝的机会，遣使后晋，并与甘州修好。

天福九年（944），曹元深卒，弟曹元忠即位。曹元忠统治时期，归义军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繁荣。曹元忠发展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友好关系，并与中原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政权保持联系，给瓜沙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时机。开宝三年（970），于阗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相攻战，于阗王尉迟输罗曾写信向其舅曹元忠求援。开宝七年（974），曹元忠卒，侄曹延恭即位。九年（976），曹延恭卒，弟曹延禄即位。

曹元忠以后的归义军政权，开始衰败。东西方两支回鹘势力，不断侵扰敦煌，瓜沙辖境内部也矛盾重重。咸平五年（1002），瓜沙军民不满曹延禄的统治，围攻军府，曹延禄及弟曹延瑞自杀，族子曹宗寿即位，并得到宋朝的承认。与此同时，归义军也和辽朝开始通使。大中祥符七年（1014），曹宗寿卒，子曹贤顺即位。二十几年后（1036），西夏占领沙州，归义军政权至此结束。

三、归义军时期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状况

归义军政权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其统治。

（1）重建唐代乡里制

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取消了吐蕃的部落、将制，恢复重建唐前期在这里实行过的州县乡里制。归义军在敦煌曾设敦煌、莫高、神沙、平康、龙勒、玉关、洪池、洪闰、效谷、赤心、慈惠等乡。唐朝前期原来的寿昌乡，升格为县，乡名取消。原来的从化、悬泉二乡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出现的赤心乡。对于从化乡的消失，学者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到八世纪中叶作为该乡主体的粟特居民显著减少，吐蕃占领后一些下层居民沦为寺院的寺户，而一些有势力的居民则四处逃散，一部分人回归本土，一部分人散入回鹘势力圈或其它地方，剩下的一些粟特人后裔则归附于汉人寺院，被汉人社会所同化。因此归义军政权在重新设置乡里制时，没有重设从化乡。新出现的赤心乡即原来的悬泉乡，陈国灿认为改名赤心，具有赤胆忠心、赤心为国之意，或许与张议潮起兵，以悬泉乡为基地，以该地大族为基干，擎举反蕃义旗，赤心向国有关。原悬泉乡偏处敦煌县东，是索、张、赵、李、令狐、阴、曹等诸大族相对集中的乡，这些家族正是后来归义军政权的基础，而以此乡为基地来组织反蕃起义的可能性也最大。因此张议潮收复敦煌后，就改乡名为赤心，可能是对本乡赤心向国义举的表彰。另外，在归义军统治下的瓜沙还有“悬泉镇”，它与敦煌县的悬泉乡同名而异地，可能为了避免混同而改乡名。

归义军在乡一级设置知乡官，负责全乡的政务。乡下虽仍设里，但因里正的许多职权被收到知乡官手里，故而里正在基层政权中的作用比以前有所下降。这种将基层政权集中于乡的变化，是对唐代乡里制的一种发展。与此同时，在敦煌城内，归义军还恢复了唐前期实行过的城坊制度和坊巷的称谓。张议潮还仿照内地的军政体制，设置了与中原藩镇一样的文武官吏，恢复了相应的文书与行政制度。

（2）调整土地制度

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初，在刚刚推翻吐蕃统治，旧的统治秩序和生产关系被摧毁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无主荒地。因此，归义军政权建立初期，就着手调查人口、土地，分配无主荒地，如这个时期敦煌文书中所出的户籍田地手实，其形制与唐前期实行均田制时的户籍手实基本一致。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废除了吐蕃时期的户籍、土地、赋税制度，重新登记了户口、土地。为了得到唐王朝的承认和支持，尽可能地恢复唐制。

从敦煌文书知，归义军时期的私有土地制度迅速发展起来。私有土地包括官僚地主的占田、寺田和小自耕农的民田。尤其是地主和小自耕农的私田，从唐后期至五代宋初其数量与规模等，都在不断扩大之中。张氏归义军时期，一般民户的土地大多是几十亩，虽有百亩以上者，但毕竟是少数。而到曹氏归义军时期，土地数目达到百亩以上者就比较普遍了。

据刘进宝等的研究，晚唐归义军时期，私有土地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请射和买卖两个途径实现的。1、请射。归义军政权继承了唐前期的土地制度，对于无主荒地、逃户土地允许民户请射承佃。请射即一般是在宽乡指定地点地段请授田地，犹如射箭中的一样。请射的田地，名义上虽为“承佃”，但实际上就变成了私田，所以请射是私有土地发展的一条途径。从敦煌文书可知，归义军时期民户请射的田地大致有三类：绝户地、不办承料户地、官荒地。

2、买卖。唐朝后期，政府对土地买卖已不再作过多的干预，而是逐渐转变为以“人从私契”为主的土地交易形式，“人从私契”意即私契在土地买卖中具有合法的地位，并起决定作用。根据敦煌出土的大量土地买卖文书可知，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土地买卖已排除了交易双方之外的各种干预，不再受国家的制约，也不再需要官府审核和裁决，买卖双方完全可以根据个人意志自由买卖土地，确认私契的决定作用。私契的公开与合法，正是土地私有化的反映。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卖地契已与卖宅舍契、买牛契的形式一样，土地已和宅舍、牛一样，成为民户的私有财产，土地拥有者可根据自己的意志支配土地。

（3）赋税制度

在重新登记人口和调整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归义军政权还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根据敦煌文书记载，归义军实行的是据地出税的制度，其地税主要包括地子、官布和柴草三项。

归义军时期的地子，虽与两税法时期的地税关系密切，但地子并不等于地税，地子只是地税中交纳粮食的部分。地子的征纳方式是据地出税，即不论何种情况，耕种土地的人就是地子的交纳对象。

至于官布，也是按地征纳的。据敦煌文书Дx.1405、Дx.1406等记载，当时每3顷地造布一匹。另据P.3236文书的记载，大约是250亩左右土地纳官布一匹。

据苏金花研究认为，归义军时期的柴草，已不再是一种附加税，而是附着于土地，是与地子、官布并列的正式税例，也是据亩征税。

（4）提倡佛教

张氏归义军统治时期，大力发展佛教。一方面大兴石窟，当时兴建的石窟就有60、70个之多。如张议潮兴建的大型功德窟156窟。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佛教教团的工作，确立了以都僧统为首的僧官制度。张议潮与都僧统洪辩一起调查了管内16所寺院和3所禅窟的僧尼、常住百姓和常住物，制成各种名籍、帐簿，宣布保护寺院所有的常住百姓、常住物不得侵夺等等。此外，张议潮还派高僧出使中原，与长安的佛教界建立联系，并且向唐朝请求沙州所缺经本，增进了敦煌佛教的活力。

在曹氏家族统治敦煌的一百多年中，由于一直保持着中原的制度和文化，并与回鹘、于阗联姻结盟，从而使河西地区出现了一度的繁荣和稳定。曹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亦大力提倡佛教。曹议金视佛教为“圣力”，认为社会要安定，就必须“虔诚佛教，仰仗慈门”，因此曹氏一门“舍珍财于万像之间，炳金灯于千龛之内”。为了营造寺院和石窟，就需要有一批从事开窟、造像和绘画的专门人才。为此，曹氏政权仿照中原模式开设了画院。从莫高、榆林诸窟中的供养人画像题记可知，当时画院包括石匠、塑工、画师和管理画院的“都勾当画院使”等。

第六节  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

一、西夏政权对敦煌、河西的占领

五代至宋初，偏居于河陇地区的党项羌在混乱中崛起，并不断向河西地区渗入。党项族是我国少数民族羌族的一支，祖先是北魏拓拔氏，主要以畜牧为生，隋唐以来游牧于今陕、甘、宁、青一带。唐朝末年，党项族首领拓拔思恭于中和元年（881）率领其部族并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被封为定难节度使，赐姓李氏，子孙世袭，拥有今陕北与内蒙古交界的银、夏、绥、宥四州之地。他们子孙相承，五代时期与中原王朝有朝贡关系。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继任的定难节度使李继捧献银、夏等四州之地入朝，表示接受宋朝的统一。但其族弟李继迁不服，与契丹统治者勾结，受封为夏国王。真宗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将蕃部集中起来，攻陷灵州（今灵武市南），势力日益兴盛。仁宗明道元年（1032）元昊继位，积极谋划夺取河西。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攻陷凉州。景祐三年（1036），元昊亲自领兵西征，与甘州回鹘部将激战二百多天后，一举攻陷肃、瓜、沙三州。从此河西地区尽为西夏所有。西夏统治沙州、河西长达190多年，是敦煌建郡以来被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西夏统一河西后，为了巩固军事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西夏在河西置凉、甘、肃、瓜、沙五州。据出土文书与史书记载，西夏曾改凉州为西凉府，曾改甘州为镇夷郡（州），并设宣化府。宣化府为其民族宣抚机构，主要职责是处理回鹘、吐蕃事务，以强化对当地各民族的统治。西凉府、宣化府与其都畿地区的中兴府（今银川）、西平府（今宁夏灵武）为夏国所立的四府，其二府即在河西，可见西夏对河西的重视。西夏府州之下还有县的建置，如西凉府辖有搠罗、河罗等县。河西还有乡一级的建置，如武威小西沟岘出土的西夏便条中可见“依中□各乡以属行遣”的记载。并据敦煌文书可知，河西还有“社”一级农村基层组织。可见，与唐宋一样西夏时期，府（州）、县、乡、社各级行政机构均已在河西建立。

西夏的军队分为左右两厢布防，设12监军司，委任豪右分统其众。据史料记载，河西属其右厢，置有甘州甘肃（驻甘州）、瓜州西平（驻瓜州）、黑水镇燕（驻兀刺海城，今山丹北）、黑水威福（驻居延故城）4个监军司。据李并成考证西夏后来可能还增设了沙州监军司，并推测河西5所监军司当共有兵员10余万人。河西诸军司兵员是西夏开发河西的重要生力军之一。

二、西夏时期敦煌的社会经济状况

西夏占据沙州河西后，结束了这里政权林立、战争不断的局面，为河西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并且此地区还成为西夏与各政权交战中供给前方、镇抚内部的大后方，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河西的开发受到西夏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西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河西经济。

1、农业。（一）移徙人口，增加劳力。西夏河西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移来的和原有的汉族农业人口，二是迁入的党项族和当地原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三是前文所述之防戍兵士。由史料可知，西夏治下的河西仍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区，区内人口较多的民族应为党项、汉、回鹘和吐蕃四族。李并成推算区内非军事居民人口起码在10万以上甚或更多，其人口总数无疑超过20万，已接近盛唐时期的水平。历经晚唐至宋初270余年动乱的劫掠殒损，河西的人口数量至西夏时终于又达到了一定规模，从而为本区农牧业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大军。（二）农田水利的兴盛。针对河西的自然环境状况，西夏建立后积极发展河西的农田水利建设，引居延水（黑河下游）、鲜卑水（今金川河水）、沙河水（今石羊河水）等水对甘、凉等州进行水利灌溉。为保证水利灌溉的顺利实施，西夏还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水利法规和管理制度，即《天盛律令》中的《春开渠事门》、《园地苗圃灌溉法门》、《灌渠门》、《桥道门》和《地水杂罪门》。同时专设农田水利管理机构，在中央有农田司，地方为水利局分。《天盛律令》还对各级管护人员的职责和失职处罚作了详明规定。随着灌溉水系的开设与发展，西夏农业生产的精细程度也逐步提高。（三）耕地的垦辟与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西夏政权大力提倡开垦荒地，并用法律的形式来鼓励垦荒拓田，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熟受减免土地税之优待，开垦者及其族人可永远占有，有权买卖。除此之外西夏河西应有屯田。从出土文书与敦煌壁画中可知，西夏农业中普遍使用牛耕和犁、耧等农具，其生产技术与中原十分接近，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具是可以赶得上中州地区的一般水平的。

在西夏政府的重视下，河西绿洲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据史书记载，大安十一年（1085）时“银夏大旱，饥”，即“运甘、凉诸州粟济之”，可见河西已发展成为西夏赖以支持战争和维持政权的粮食基地之一。

2、畜牧业。西夏时期河西畜牧业得到较为显著的发展。元昊立国后，畜牧业仍是其传统的生产部门和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区内回鹘、吐蕃人亦以畜牧业为主。长于畜牧业的党项羌人在获得“善水草，宜畜牧”的河西走廊后，其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皇祐二年(1050)辽征西夏，“至西凉府，获羊百万，橐驼二十万，牛五百。”这一数字已经十分可观了。

西夏的畜牧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种。私营畜牧业又有大土地占有者经营与个体族帐经营。西夏开办的国有牧场较多，群牧司对其直接经营、管理，并设末驱、大小牧首领、牧监、盈能等人员具体经营。河西地区的牲畜品种除马、牛、羊、驼、骡外，还有牦牛和猪、狗等。据史书记载，宋夏之间的官市榷场“商贩如织”，民间私市“日夕公行”，西夏对外作战损失的各种牲畜动辄以万计，足见其畜牧业生产的雄厚基础和较高水平。

总之，在西夏近两个世纪的统治下，河西地区结束了中唐以来战乱纷争的局面，获得了较为安定的社会发展环境，河西农牧业开发因而取得诸多成效，生产结构大体为牧农并重，使其成为西夏政权与宋、辽、金相抗衡的后方基地或曰之为其右臂。然而西夏时期河西的发展程度又是较为有限的，虽然西夏统治者把河西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经营，但这种经营的政治、军事控制色彩比较浓厚，而如同汉唐那样的大规模移民实边，大兴屯垦，积极发展中西交通等为内容的经济方面的经营则显得贫乏。加之地方割据政权的局限性，经济上的对外依附性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影响，河西的农牧业开发和经济发展与汉唐盛世时的河西以及两宋时期的内地相比已逊一筹。而且由于历史及其它方面的原因，河西地区与中原内地的差距渐次拉大，直到近代此种格局仍未有显著改观。

三、蒙元时期敦煌的社会经济状况

元朝统一全国后，河西地区亦结束了其长期以来的动乱局面，开始步入一个较为和平的发展时期。对于新兴的元王朝来说，河西走廊既是其在军事上控扼西北诸蒙古宗王的前沿阵地，又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与中亚诸蒙古汗国加强联系的主要交通孔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元政府对河西地区的开发经营较为重视。元朝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来发展河西地区的经济：

（一）甘肃行省及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至元十八年（1281）元朝于甘州（今张掖）立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统辖整个河西走廊以及银川平原和湟水谷地的广大地域。在此前后又于河西走廊置甘州、永昌（今武威永昌堡）、肃州（今酒泉）、沙州、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兀剌海（今山丹县北）六路及所属西凉州、瓜州二州和山丹直隶州。（二）劳动力资源的补充和增加。元朝统治者通过安辑流亡、移民等措施，使河西的劳动力资源不断得到增加。元代河西地区的劳动力主要包括：回归的流民、徙来的“新民”、少数民族部众、留戍的将士、释教僧徒等。（三）兴治水利，发展屯田。据史书与考古资料记载，元代在河西地区普遍设立了河渠司，专管渠道的开凿、疏浚和行水配水等事宜。随着渠道的修复和新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境内水田，大兴灌溉。元代河西农业开发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屯田。元代甘肃屯田仍分为军屯和民屯，直接管理屯田的机构为管军万户府，统辖肃、瓜、沙等州的民屯和甘州军屯。除国有土地上的屯田外，元代河西私有的民田土地开发亦较兴盛。

随着以上措施的实施，元代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甘肃生产的粮食在元代大部分时间内可自给，而且有时还要赈济其他地方。元时期河西走廊的再开发，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大大改变了自晚唐以来数百年生产衰落的面貌，本区汉唐盛世的繁荣景况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又得以恢复，并为明清时期更大规模的开发奠定了基础。然而元代河西开发的规模和程度又是较为有限的，与汉唐盛世相比已等而下之。

四、夏元时期敦煌的商业与手工业发展状况

1、商业

夏元时期，河西与内地、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形式主要有贡赐贸易、官民贸易以及民间贸易等。

贡赐贸易是历代河西民族政权、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进行经济交流的一种传统形式。夏宋时期，宋每年以“岁币”形式，给西夏银72000两，绢153000匹，茶叶30000斤。这种物资交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它对西夏的经济生活却是必不可少的。元代甘肃行省除了向中央政府交纳赋税外，还要进贡大量土特产品，如毡毯、药材、瓜果等物。

官民贸易就是政府通过榷场或一般市场，收购民间物资。夏宋对峙时期，宋朝政府曾在靠近西夏沿边地区开设数处“互市”，收购马匹。据《元史》卷94记载，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今陇西）置居出卖。至元十五年（1278）六月，元政府在甘州设置和籴提举司，负责收购粮食，于是兵、民生活不再困乏。

民间贸易，这是劳动者之间调剂生活资料余缺、维持生计的一条重要途径。交易物品主要有粮食、牲畜、药材、金属、食盐、瓜果、玉石等物。据《元史》卷94记载，甘肃行省每年收商税17300多锭，酒课2078锭，从人口与所在区域看，这个数额不小。

除了和内地的经济交流外，河西地区还与西域、中亚、南亚以及欧洲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夏元时期，许多内地商人将丝绸、茶叶、杂货贩运到河西，再由蕃商转运到西域出售，也有许多内地商人经河西直接赴西域经商。当时最大宗的买卖还是丝绸、茶叶、瓷器与牲畜、毛皮交易。并且夏元时期中央政府都对西域商人实施优惠政策，使得各地胡商大都能够顺畅交易。

但是，随着南宋建都杭州，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敦煌便逐渐失去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重要地位，逐渐走向衰落。蒙元时期，北方草原之路连接了大都（北京）、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遗志）和中亚。敦煌中西交通中枢纽地位的丧失，对敦煌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此外，元初直接统辖的西部边境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以北）与和田，其版图比汉唐王朝都大，敦煌已失去了往日经营西域的基地作用，变得日渐沉寂。

2、手工业。夏元手工业的重要生产部门和工匠，大都由官府掌握和经营，其生产目的，也是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人民群众的手工业属于自给自足的性质，工艺比较简单，规模也不太大，如皮毛加工，玉器砖瓦制作，兵器农具锻造等。

河西畜牧业发达，皮毛原料充足，夏、元官府和普通民众都用羊、驮毛制作毡、毯等。因此此时期河西毛皮加工业较为发达，元朝政府还在河西专门设置了毛段匠提举司，专门生产供皇室贵族享用的毛织品。民间各类毛纺织业更是家家都有，人人都会。

兵器与农具制造也是夏元时期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榆林窟壁画中西夏时期作品《锻铁图》，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手工锻铁的场景。《梦溪笔谈》更是对西夏“冷锻”冶铁的方法赞不绝口。作为西夏重镇的甘、凉诸州，就是生产这种高质量兵器的地方。此外，农业生产中使用的铁农具，如犁、锄、镰刀、锹等农具以及人民生活用具，也是由本地锻造的。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曾从甘州将五百余户御匠调往襄阳，可见河西地区手工业生产水平在全国也占有较重要地位。

五、明代敦煌

明朝建国以后，与洪武五年（1372）派征西将军冯胜西攻兰州、永昌、瓜州及沙州等地，并大败河西元军，敦煌即为明所有。为了防止元朝残余势力继续东进，明政府派人在肃州以西约70里处修筑了嘉峪关，屯兵固守。至1404年蒙古王子困即来、买住率众归明，明成祖遂下令在敦煌设置沙州卫，任命这两位蒙古族酋长为指挥使，沙州敦煌成了明朝的羁縻边卫。

明王朝占有河西后，为经营西域的需要，从肃州以西至哈密，逐次建立了7个卫所，实行军政和民政的合一统治。这些卫所是：赤斤蒙古所（后改为卫）、罕东卫、沙州卫、哈密卫、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即所谓的“关外七卫”。其中哈密卫最重要，而设在敦煌境内的罕东和沙州2卫与明朝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两卫直接负担着西域防线军马钱粮的供应，敦煌不保，明朝的西域防线也就无法存在了。

弘治十七年（1504），瓦剌和安定部族合兵大肆抢掠沙州人畜，自此以后沙州遂多事。正德年间，吐鲁番再次占据哈密，经常侵扰沙州，沙州势力日益衰弱。由于沙州难以抵御瓦剌、吐鲁番的侵掠，故于正德十一年（1516）和嘉靖七年（1528）沙州统领率部众几千人迁入肃州、嘉峪关内驻牧。沙州遂被吐鲁番完全占据。1524年，明朝关闭嘉峪关，敦煌孤悬大漠。嘉靖十八年（1539）明政府在“闭关绝贡”的主张下，二次封闭嘉峪关，从此瓜、沙二州旷无建置近200年。

杨宝玉先生认为，明朝有国的14——17实际是敦煌历史上的全面衰落时期。在这近两百年中，一向祖居敦煌的汉唐子孙纷纷内迁，占据此地的始终是以游牧为生的各少数民族，西汉以来既已形成的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生产方式逐渐解体。

六、清代敦煌

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清王朝一统天下。清朝建立后，采取了一些恢复敦煌社会经济的措施。（一）移民屯垦、开设沙州。清康熙时开始经营西域，嘉峪关外的地域逐渐得到恢复。康熙五十七年（1718），在今玉门、安西一带设立赤斤、靖逆两卫，雍正元年（1723）复立沙州所，三年后升为沙州卫。雍正四年（1726）命甘肃56州县移民敦煌，并进行屯垦。同时还在党河两岸新修了水利工程，共开永丰、普利、通裕、庆余、大有等5条水渠，又分出十条小渠，形成支渠与毛渠纵横交织的水利网。截止雍正七年（1729），共移民两千多户，共开田12万多亩。（二）修城建署、设置敦煌县。原沙州故城，因受河水冲击，城垣多已毁坏。故在雍正年间移民屯垦的同时，在故城之东另筑一座新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升沙州卫为敦煌县，隶安西同知。（三）建学校、兴文教。敦煌建县后，除个别私塾外，尚无一所正规学校。时任知县的河北宛平县举人曾希孔，深感“涵育人才，以养以教”的重要，首先自捐俸银，积极倡建学校。在敦煌农商民众的支持资助下，创建了鸣沙书院。书院建成后，即招生聘师，传文授经。自此以后，城乡书院兴起，书院生徒增多，学风为之一振。

经过以上措施敦煌的社会经济开设复苏，逐渐恢复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人口也迅速增多，至乾隆年间已增至8万人。同治年间（1862－1874）敦煌地区再起波澜，陕、甘、新等地爆发的回民起义使敦煌一度成为回民与清军交战的战场。战乱中敦煌人口减少、经济衰退。清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三年（1904－1907）敦煌又发生了农民反对清政府肆意增加税收的抗粮斗争，这是一次农民自发的反抗封建剥削的正义斗争。

七、敦煌和莫高窟艺术的衰落

西夏占领敦煌后，大力发展佛教，广建佛塔寺院，贮存经藏，延请各族僧人演绎经文，广为刊行。在统治者的提倡下，西夏佛教十分兴盛，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窟是所有西夏石窟群中洞窟数量最多，佛像最为集中，并具有较强系统性的代表。

1227年，蒙古占领沙州后，在敦煌既宣扬佛教，又重视儒家思想、道教，同时还对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也加以扶持。在佛教中对喇嘛教特别尊崇。元朝统治者还将西藏名僧八思八请来，封为国师，赐给玉印，让他掌管全国的佛教，因此萨迦派密宗在全国十分流行，河西也不例外，在莫高窟元代洞窟中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西藏式密教艺术。

元代的密宗壁画，既有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系统，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藏密画派作品。莫高窟第三窟是“汉密”壁画的代表，全窟画满了各式各样的观音，尤其是南北两壁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神色庄重，画工精到，是少见的佳作。其面部祥和恬静，素庄无华，造型婷婷玉立。这一切都出自艺术家使用的线描手法，由于使用“兰叶描”手法，顿挫转折，刚劲自然。同时兼以铁线描、折芦描、行云流水描等多种笔法，将躯体、须发、衣袖等不同质感的东西都表现得恰到好处。艺术家们普遍认为，此画创作者的线描功夫，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莫高窟“藏密”的代表画则应首推第465窟。其四壁上部画明王像，下部画织布、养鸭、牧牛、制陶、驯虎、制皮等六十多幅人物画，每幅画的侧面都用纸笺写出画的内容，上半截是藏语，下半截是汉文。这些藏式密教图像，具有明显的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影响，又有较多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成份，表现了萨迦派艺术的独特风格。

元代以后，莫高窟的营建就逐渐告停。明代的莫高窟孤悬关外，长期陷入无人管理的境地，佛像屡遭毁坏，有的佛龛也被黄沙掩埋。清代，虽曾一度补修过洞窟，但技艺低劣，反而对旧有的艺术成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