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土简牍文字

第一节　出土简牍文字概况

出土大宗文字材料主要有五种：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石刻文字、纸本文字。其中甲骨文约13万片，金文有16600多件，甲骨文、金文文献总字数都超过百万。石刻文字主要是碑铭、墓志文字。纸本文字主要是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纸本文献，年代相对较晚。从20世纪初迄今，出土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简牍约200多批（次），30多万枚，总字数超过200万。相较之下，在以上这几种文字材料当中，简牍文字数量大、种类多，时间跨度长、涉及内容最为广泛。
早在商代人们可能就已开始使用简牍，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商代除了甲骨文以外，一定还有简帛，只是这些简册埋藏在地下3000多年，恐怕不可能再见了。 张世超先生也说：“文献记载和甲骨文中某些字形所反映的形象都表明，商代已有典册。这种典册应当就是以竹木片为书写材料，用毛笔在其上书写而成的。现在有人在著述中认为殷人的主要书写方式是在甲骨上刻字，简册制度是春秋以后才出现的，显然是一种误解。殷人书面记载的主要方式是墨（朱）书。”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简牍是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竹简，简牍使用的年代下限并不好确定，因为到明代嘉靖年间仍有木牍在使用，如：
嘉靖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甘州兼哨通事
王保子??? 本（城）通事
张达子??? 夜不收李天六
即便在纸张发明以后的二三百年间，简牍仍然是重要的书写载体。正如钱存训先生所言：
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其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竹简木牍仍继续用作书写。其被广泛使用的原因，无疑是以其产生于中国，就地取材，价廉而易得；正如纸草之于埃及，棕叶之于印度。
可见简牍的使用历史极为悠久，先后经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等多个朝代。简牍得以长期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其简单易得，价廉物美，加工保存便捷，也比较适合汉字的书写形式，若以甲骨、青铜作为普通的记事载体是难以想象的。
出土简牍文字虽晚于甲骨文、金文，但在汉字研究方面却有其独特的优势。商周甲骨文主要是占卜记录，文例相对单一，而且残辞严重。商周金文中记族名，作器者名、受祭者名的短铭和内容雷同的册命金文所占比重较大，长篇记事铭文较少。令人遗憾的是这两种材料中都没有出现后世所谓的典籍，很难与传世文献对勘，因而甲骨文、简文中还有很多的字不能确识。但简牍材料就不一样了，近年来随着曾侯乙墓竹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新蔡楚简、上海博物馆楚简、清华大学楚简以及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悬泉汉简、北大汉简、走马楼吴简等大宗战国秦汉简牍的相继发现与公布，简牍材料的数量之庞大，品类之丰富，内容之重要，涉及之广泛，影响之深远，超过了其它任何文物。出土简牍主要有文书和典籍两大类，文书简为简牍中的大宗，包括书檄、簿记、律令、案录、符券、检楬、遣册等诸多方面的材料，具有档案性质，属第一手文献资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用字情况。在简牍典籍中，《汉书·艺文志》所录“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类图书都有了支点性的材料，并且这些简牍典籍多可与传世文献进行对勘，这对文字考释，词义探索意义重大。简牍所提供的丰富的文字资料库，使我们在研究古代汉字方面，既有文字总量上的绝对优势，又有字体品类上的绝对优势，这是其他材质的文字所无法比拟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先秦楚国故地，主要是今天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出土了30多批战国时期的简牍，总字数在10万字以上。这使我们能够穿越时空，亲眼目睹2000多年前的六国古文，充分认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时代的文字差异的实际状况。秦汉文字处在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重要阶段，过去研究秦汉文字主要依赖《说文》小篆和有限的铜器铭文、石刻文字，很多问题限于材料难以深究。现在，随着十多万枚秦汉简牍的相继出土，处在篆隶演变关键阶段的汉字的种种形态日渐凸显，使我们对篆文与秦隶的关系、古隶的特征、隶变的过程有了超越前代的认识。出土三国、魏晋简牍总字数亦在百万以上，这些简牍中隶、草、行、楷并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汉字字体演变序列的实物例证，也为我们探讨古代汉字的形、音、义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第二节? 简牍文字的特点
简牍文字延续近千年，又处在动态演化中，要对简牍文字的整体特点加以概括，是有一定的难度。下面我们通过与其他材质的文字（比如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等）的比较，从汉字史的角度对简牍文字特点加以归纳。
一、简牍文字属于手写体，笔墨特征突出
《墨子·天志中》记载“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明确指出文字载体不同，采用的记录方式也有别。甲骨文大部分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由于材质比较坚硬，所以甲骨文笔画纤细，方笔、折笔多，而圆笔、肥笔极少，整体显得刚劲有力，也富有刀笔味。商周金文多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早期金文尤其是族徽铭文，象形性强，图画色彩浓，多肥笔，块状笔画，到西周中期以后金文字体才逐渐出现线条化，平直化。甲骨文、金文以及后世的石刻文字均属于“铭刻文字”， 由于受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等的影响，其字体应与日常书写形态有一定的距离，并不能准确反映当时文字的本来面貌。正如上文所言先秦两汉时期文字的主要载体应是简牍，简牍文字才是当时日常使用字体。由于简牍文字是直接用毛笔书写在简牍上的，属于手写体，因而简牍文字更能直接反映当时字体的笔墨特征。例如，三国时期的墨迹，过去发现相对较少。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平和堂吴井中发现了数量巨大三国吴简，总量近14万枚，这批简牍形体丰富多样，仅书体便有篆、隶、章草、行、楷等多种，而这些文字多出自中下层官曹、吏卒之手，基本代表了这一时期一般汉字的形体结构、书写风格与书写水平。它比起传世碑刻及后世临摹的书体，更为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书法状态。
二、简牍文字字体种类繁多
字体指文字的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启功先生说“所谓的字体，即是指文字的形状，它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总风格。其二是指某一书法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 《大辞海·语言学卷》：“字体是指同一文字的不同书写体式。有由历史演变造成的，如汉字的篆体、隶体、楷体等。有由功用之需造成的，如汉字的繁体、简体。字体也指汉字书法艺术的书写体，具有各自的风格特点，如颜体、欧体。” 字体研究一直是汉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传统的字体研究主要围绕《说文解字》和其他字书展开。20世纪随着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简牍文字的大量发现，字体研究才有了大的突破。甲骨文、金文在探讨汉字的起源、构造、本义等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在研究汉字的书写风格和演变序列方面却不及简牍文字。甲骨文、金文在汉字形体演变序列中各自仅作为一种字体而存在，其变化多是在同一字体内部发生。另外，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毕竟不是直接书写的，缺乏书写文字的笔墨形态，与日常用字存在一定的失真度，并不能够准确、形象地反映日常字体的本来面貌。简牍文字则不同，浏览不同时期的简牍文字，如同参观中国文字博物馆。就简牍文字年代而言，二百多批简牍材料时间跨度长，上自战国初期的楚简，下至魏晋简牍，这些简牍年代序列几乎前后衔接，连续不断；就字体而言，简牍文字上自战国古文、篆文、秦隶，下及汉隶、章草、行书、楷书等诸体皆备。汉字重要的形体演变都是在简牍文字中完成的，后世流行书体都可以在简牍文字中找到其源头。简牍文字提供了丰富、直观、完整的汉字演变序列的实物资料，能够清晰勾勒出战国、秦汉、魏晋时期汉字形体演变的轨迹，这就为我们研究汉字字体演变序列、字形结构和书写风格提供了系统而又丰富的实物标本，过去聚讼纷纭的问题，赖此得以解决。正如张振林先生所言：“战国秦汉的竹简帛书大量出土，年代可辨，基本衔接，人们才明白从战国到汉代，汉字由篆到隶转变的大致脉络。于是，对隶变的研究成果，近二十年间远胜于过去的二千年。”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隶书”脱胎于小篆，产生于秦代，成熟于汉代，甚至还有程邈创造隶书的说法。如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是时（秦代）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取省易，施之于徒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云：“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晋卫恒《四体书势》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隶书者，篆之捷也。”《初学记·文部·文字第三》：“秦焚烧先典，乃废古文，更用八体：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时李斯、赵高、胡母敬所作也，大小篆并简册所用也……八曰隶书，始皇时程邈所定，以行公府也，汉氏因之。”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所能见到的秦系文字材料仅限于《说文》小篆、铜器铭文、玺印文字、以及石鼓文、诅楚文等石刻文字。这些材料上面的文字基本都是篆文，大体与《说文》所载小篆相类，还看不到秦代的隶书，对隶书的认识仍囿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但70年代以后，情况就大为改观，随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青川木牍、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竹简、湖北云梦龙岗秦墓竹简、江陵杨家山秦墓竹简、江陵王家台秦墓竹简、沙市关沮周家台秦墓竹简、里耶秦简的相继发现，再加2007年岳麓书院入藏的秦简， 2010年北京大学入藏的秦简，秦简总量已达4万枚，总字数至少在30万以上。这样丰富的秦简资料，基本上反映了战国中晚期到秦代末年的用字情况和书法特征。从年代上看，有战国中期的青川木牍（公元前309年），有战国晚期至秦初的睡虎地秦简，以及贯穿整个秦代的里耶秦简。简牍字体均为介乎篆隶之间的形体，学界一般称为秦隶。但又有个体差异，像青川木牍被视为目前年代最早的秦隶标本。此牍文行款规整，字形方扁，取横势。用笔的动势和笔迹清晰地表现出起止时回锋和出锋的变化，向右方向的末笔已显露波挑之势，是篆文快写趋向隶书的过渡期的作品，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篆体字，显示了与其隶变母体——同时代金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这些都是早期隶书明显的特征。放马滩战国秦简与青川木牍相比，书写显得粗重草率，但笔意大致相同。简文中横画均藏锋起笔，收笔有向右发锋的波挑意，反映了同期古隶的共同特征。从睡虎地秦简中可以看出其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母体痕迹，篆隶混杂，秦隶在破坏、肢解秦篆的书写方式中，尽管仍留有大量的篆书圆笔中锋的笔法，但比青川木牍隶化的特征更为明显。汉代隶书中的掠笔、波挑的笔法等在简中都已出现，部分简上还有明显的连笔意识。与石刻文字相比，秦简更直接体现了毛笔运动的丰富性。从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的字体结构和书写风格的变化，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秦篆至古隶的动态演变过程，甚至透露出汉隶的一些端倪。这为研究秦隶和小篆的关系、隶书产生的时代，隶变过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因此秦简出土后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取得历史性突破。如吴白匋先生研究认为睡虎地秦简是真正的秦隶,隶书起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 至少是秦昭王时期。隶变的规律是不断简化, 加快书写速度；所用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线为直线、改断为连、改连为断、短笔改点、省简偏旁笔画、省简部分结构的篆文等。秦隶和小篆的关系，是同出于一个祖先的兄弟关系，都是周秦篆体文字不断简化的关系。 裘锡圭先生进一步指出“从考古发现的秦系文字资料来看，战国晚期是隶书形成的时期。” “在秦代，隶书实际上已经动摇了小篆的统治地位。到了西汉，距离秦王朝使用小篆统一全国文字并没有多久，隶书就正式取代了小篆，成了主要的字体。所以，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说秦王朝实际上是以隶书统一了全国文字。”何琳仪先生说：“与此同时草书的产生，后此魏晋行、楷的出现，无一不受秦隶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汉隶、草书、楷书都是秦隶的直袭子孙。秦始皇在文化上的功绩，并不在于用小篆取代六国文字，而在于他承认了秦隶的合法地位。”并认为“隶书滥觞于战国中期。” 李学勤先生认为“现在我们在秦简上亲见的，正是当时的隶书。这种隶书虽有比较长久的起源，其滥觞已见于战国中晚期。”
裘锡圭先生还指出“在战国时代，六国的俗体也有向隶书类型字体发展的趋势。”在当时像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大宗楚简材料还没有发现，裘先生能做这样的推论可谓卓识。郭店楚简中的《忠信之道》、《唐虞之道》、《语丛四》就有隶化的趋势。很多楚简在书写时行笔很快，草率，字形常常显现出后世行书、草书的一些特点。可见，隶变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论秦篆还是楚简。最终都会发展为隶书，这是汉字形体演变的必然！
大量秦简的发现，经过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隶书产生于战国中晚期，而非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秦隶与小篆是兄弟关系，并非隶书承接小篆。程邈仅对隶书作了整理工作而非隶书的原创者，秦隶对汉隶、行书、草书影响巨大。隶变是战国文字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样，通过简牍墨迹，学者对草书、行书、楷书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时间也有了正确的认识。汉简中有大量前所未见的早期草书，有关草书的形成，裘锡圭先生指出“在秦国文字的俗体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里，出现了一些跟后来的草书相似或相同的写法。这类写法，有的经过改造，为后来的隶书正体所吸收。……这类草率写法作为隶书俗体的一部分，为汉代人所继续使用，并成为草书形成的基础。” 也就是说古隶孕育了草书，楚简中的个别字已有草写的意味，秦简中草写的笔画、偏旁更多。西汉早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和武帝初年的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已出现部分连带笔画，开始出现了章草的意味。章草到了西汉中期基本成形，但还有隶书混杂其间。如居延汉简的《甲渠鄣侯宜》简，玉门花海《买卖布》简。西汉晚期的章草基本成熟，像尹湾汉简的《神乌赋》笔意连绵，结体摆脱了扁方构形，字体拉长，有些字完全近似后来的今草写法。居延汉简《误死马驹册》为章草书法的典型。《武威汉代医简》风格豪放粗犷。敦煌汉简中的《凤报某人书》含有今草和楷书笔意。居延汉简《永元兵器册》当为比较成熟的今草，行笔快，散笔、连笔并用。
过去由于缺乏可靠的实物材料行书的形成年代被拉得过晚。20世纪60年代，著名“兰亭论辩”中，郭沫若先生认为东晋时期不可能产生行书，楷书形成于唐代。有趣的是，1997年，江西南昌火车站晋墓中出土了一件行书木牍，牍文有“永和八年七月戊子朔”的纪年，与《兰亭序》“永和九年”仅差一年，这就为《兰亭序》的书体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东晋时行书已很成熟。其实长沙东牌楼所出东汉灵帝时期简牍中已经有行书。
在西汉中期的一些简牍中就显示出了楷书一些特征。王国维在《流沙坠简》一书中考证《神爵四年简》“与二爨碑相近，为今楷之滥觞”。东汉时期的楷书趋于成熟，如长沙东牌楼汉代简牍中就有大量楷书墨迹。
三、简牍文字的地域性特点
王国维较早提出“东土、西土文字”说，唐兰又分为“六国系文字”、“秦系文字”，李学勤将战国文字细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楚国题铭”、“秦国题铭”五个系属。此后，学者将“五系”划分进一步系统化，甚至展开分国研究。分系、分国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战国文字的地域性特征和字形结构规律，以期有助于文字释读和材料归类。
目前发现的简牍文字可以粗略地划分为楚系和秦系两大类。战国简牍中，像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都是在先秦楚国故地发现，当属于楚系文字（按：上博简、清华简虽从境外购得，但传出湖北）。由于楚国独居南中国几百年，楚文字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因此在文字在结构，形体上都有别于其它地域性文字。文字奇诡、秀丽，是其典型风貌。楚简在书法风格上，因竹简形制狭长的原因，楚人喜好把左右结构的字处理成上下结构。文字体势宽扁、欹斜，笔势圆转流丽，楚简多为弧形用笔，无单纯的直势笔画，横画多作昂起的弧形，竖画则作左弯状。由横至竖或由竖至横的转折，转向处多作圆转而少折。组合构件时，好用笔画搭连之法，使整体具有紧凑感。整体造型是“势圆而形方”，故此，楚文字的结构多婉丽道劲之美。就字体而言，它与金文和篆文有着紧密的关联。
我们知道分系、分国对研究战国文字具有积极意义，但也不能求之过细，过分夸大“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差异。从现在研究情况看战国文字相同点是主要的，各系文字都是同出一源，融合贯通，并非完全泾渭分明，形同水火。
秦踞西土，周之故地，秦文字都源自西周文字，与西周春秋文字一脉相承。秦系文字也渐渐形成了自身特点，后来随着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汉晋简牍字体都源自秦系文字，都是“大一统”下的产物，文字地域性特征趋于消失。
四、简牍文字中异体字较多
异体字是指汉字史上为记录同一个单音节词而造的不同字符，及同一字符在使用过程中由于书写变异而形成的一组形体不同的字符。异体字在汉字的产生时就已出现，甲骨文、金文、玺印、货币、简牍、石刻文字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汉语大字典·异体字表》收录11900组异体字。每一组少则1个异体，多则近20个异体字，可见异体字在汉字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导致汉字异体字产生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汉字的性质，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多种造字方法并存。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记录同一个词，采用不同的造字方法，便会产生不同的形体。即使用同一种造字方法，由于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的不确定性，也会产生不同的形体。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汉字形体的不断演变，汉字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繁到简，这一要求使汉字从屈曲圆转，线条繁复，表意性强的甲骨文、金文、篆文，逐渐向笔画平直，书写简单的秦隶、汉隶、行书、草书、楷书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造就大量的异体字。第三个原因，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由于没有统一的严格的用字规范，汉字各种书体又处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同一时代常常是多种书体并用，也会形成异体字。而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字交流完全是靠手工抄写，难免会出现增笔减笔，讹误等情况，由于书写原因也会产生异体字。
简牍文字中异体字现象非常普遍，总体来看，早期简牍中的异体字情况要比晚期简牍中的异体字多。例如“者”字是一个常见字，但在楚简中却有很多种写法： ??
?? ??????????????????????
?????????????????????
再如，楚简中有一个释为“慎”的字，就有“”、“”、“”、“”、“”、“”等多个形体。又如“疑”这个词，在楚简中就有“”、“”、“”、“”等几个形体对应。
五、简牍文字中通假现象普遍
通假是一种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的用字现象。通假与假借不同，一般认为“本无其字”的假借，是从造字层面上讲的，而“本有其字”的假借为通假，是从用字层面上讲的。不过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如裘锡圭先生就说“在通假和本无其字的假借现象中，被借的字都是当作音符来使用的。从文字构造上看，通假字和本无其字的假借字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认为三书中的假借不应该限制在本无其字的假借的范围里，应当把通假也包括进去。”
通假字产生的主要原因与汉语词汇和汉字的性质相关，汉语词汇是一个音义结合体，词汇在无限地增加，汉字却不能无节制地增加，先秦汉语以单音节词汇占优势，而音节数量有限，音同音近自然难免，所以用音同或音近的假借手段，使有限的汉字承当了多个义项。如，楚简中“寺”字可通“诗”、“夷”、“待”、“时”等多个词， 这样在具体的语境中，就会增加释读的难度。一个字义项过多又会影响汉字表意的精确性，于是再用假借字来分担多义字的部分义项。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用字还是不够规范，同音替代写别字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简牍文字中，通假现象非常普遍。总体来讲，楚简中通假字使用情况要比秦汉简牍比率高，“据统计，简帛文献的通假字比传世古籍中的材料多6倍。” 下面举楚简中的一段文字，看看简牍的通假字使用情况。郭店楚简《老子》甲简8+9：
古之善爲士者，必非溺玄達，深不可志，是以爲之頌：夜奴涉川，猷丌奴四，敢丌奴客，丌奴，屯丌奴樸，坉亓奴濁。
今本《老子》与之对应的段落为：
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彊爲之容。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与今本对照，这短短53字的文章，就有“非”通“微”、“溺”通“妙”、“志”通“识”、“颂”通“容”、“夜”通“豫”、“猷”通“犹”、“奴”通“如”、“”通“畏”、“”通“邻”、“敢”通“严”、“”通“涣”、“”通“释”、“屯”通“敦”、“坉”通“混”等14个通假字，这些字都属音近相通的关系。
随着汉字单字字汇数量的增加，通假字使用总体态势呈下降趋势。三国魏晋简牍中通假字使用情况基本与同期传世文献相类。
第三节? 简牍中的合文
早期简牍中合文用的比较多，也是简牍文字的一大特色。合文也称合书，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合写为一个整体，其形式上像一个字，而实际上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记录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素或词的书写形式。合文在甲骨文里已出现，两周金文、战国秦汉简牍中合文也习见。合文记录的多是常用的、固定的词语，以名词和数量词居多。因为这些词汇常用，运用合文形式记录也不会导致误解。合文的实质是一种简化，其简化借助的手段主要是“借笔”，就是两个字共用同一笔画、偏旁或形体。
一、简牍合文的结构及特点
简牍中的合文主要集中在战国楚简，秦汉简牍中合文已经比较少见，汉以后趋于消失。合文与借笔有密切的联系，下面就简牍合文的借笔情况，作简单分类：
1．非借笔合文
也就是所谓“并体合书”，是将两个字浓缩、拼合书写在一个字的位置上，有上下合写、左右合写等。
（1）上下合写
（上博四·曹沫之阵26）一人?????????? （包山3）一夫
（郭店·唐虞之道26）五十 ???????????（包山208）白犬
（包山267）亯月???????????? ???（上博简·周易8）小人
（包山7）八月?????????? ???????（包山230）之月
?（上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君子??? ?????（包山简132）视日
（天星观楚简）戠牛
（2）左右合写
（郭店·五行33）兄弟???????? （包山273）韦车
（天星观楚简）马鹿????
2．借笔合文
（1）借用笔画的合文
指组成合文的两个字，共用某一笔画。例如：
（郭店·老子乙5）“之”、“所”共用中间横画“一”。
（上博简·孔子诗论4）“上”、“下”共用中间横画“一”。
（上博简·柬大王泊旱6）“上”、“帝”共用中间横画。
（2）借用构件的合文
是指构成合文的两个字共用某一相似偏旁。例如：
?“君子”合文也作 、 因“君”下所从的“口”与“子”上所从相似而共用。
“公孙”合文，“公”下所从的“厶”与“孙”所从“子”的上部相似而共用。
（3）借用形体的合文
或称“包孕合书”，是指构成合文的二个字，其中笔画少的字完全包含在笔画较多的字之中，前者既是后者的构件或偏旁，又独立成字。例如：
孔子： （上博三·中弓1）? ??????????箸（书）者： （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6）
子孙：（上博四·柬大王泊旱10）??????????? ??大夫：（上博四·曹沫之阵26）
草茅：=（郭店简·唐虞之道16）???????????? ???驷马：=（曾侯乙墓竹简154）
馬：= (曾侯乙墓竹简173)????????????????? 車：（曾侯乙墓竹简204）
珪玉：（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3）???????????? 先之：（郭店·尊德义16）
先人：（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14）???????????? 之时：（上博五·三德18）
之志：（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6）??????????? ?志心：（郭店·语从一52）
昊天：（上博一·孔子诗论6） ???????????之岁“（包山236）
七十：（银雀山汉简843）???????? ?????????革： （包山简273）
竹?：（包山260）????????????? ?????????不伓（背）：(上博一·缁衣13)
季子：（上博简五·弟子问1）?????? ????????佩玉：（天星观楚简）
饮酒：（上博四·昭王毁室1）?????? ????????土地：（郭店·六德4）
甲骨文的合文一般不用合文符号“=”，金文和简牍中的合文多用合文符号。简牍合文数量比较大，构成形式以包容式合文为主体。
二、简牍合文的内容
甲骨文、金文中的合文主要记录神祗、祖先、职官、方国、名物、时间、数量等，简牍合文所记录的内容主要为：
1． 称谓：小人、子孙、兄弟、君子、先人、圣人、上帝
2．姓氏：公孙
3．官职：大夫
4． 名物：竹菨、佩玉、白犬、
5． 数词：一十、二十、六十、七十、八十
6． 时间：七日、八月、爨月
7．其他：之所、之岁、之志、之市、饮酒、并立、上下等
也有些合文仅仅是相邻的两个字，有的甚至分属于上下句。如：
之所：简文为“人之所畏，不可以不畏”（郭店·老子乙·五）：
之市：简文为“鄵之市里人殷”（包山·六三)。
志心：简文“志，心司”（郭店·语从一·五二）
三、合文消失的原因
合文是早期汉字书写的一种独特形式，是由书写者的趋简心理所致，合文虽然起到了简化书写的作用，但这种记录方式有悖于汉字一字一音的特点，不符合文字精密、准确记录语言的要求。从上举例证可以看出同样的合文形体会有不同的释读结果，表达截然不同的含义。如，或读为“先人”，或读为“先之”； 或读“志心”，或读“之志”。另外合文形式上是一个字，常带“=”号，这就和重文很难区分，难以确定其究竟是合文还是重文，给简文释读带来很大障碍。例如， （郭店·语从四·一八)，文例为“若蚈??（蛩）之足，众而不割=而不仆。”有学者将“割”当重文处理，读为“众而不割，割而不仆”； 也有学者将“割”看成合文，把该句读为“众而不害，割而不仆”。 又如“其也。”（郭店·语从一61），学者或将 解为合文，把该句读为“教，学其也”、“学，教其（己）也”。或解为重文，将该句读为“学，学其（己）也。” 可见合文存在诸多弊端。在秦代出现规范用字的“书同文”政策后，汉字书写渐趋规范，合文便渐渐走向消亡，汉晋简牍中合文就非常罕见了。
第四节? 简牍文字与古文字研究
??? 从甲骨文发现迄今，古文字学已走过百年。伴随着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各种材质的古文字材料也极大地丰富，成为研究先秦两汉各个领域所无法回避的第一手资料。古文字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正确释读古文字材料，这是后续研究的基础。对于古文字考释的方法，前辈学者已多有总结，如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总结的：对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高明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何琳仪在《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又对唐氏古文字考释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细化。总体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前，古文字考释主要以《说文解字》为参照，以字形分析为重点，以辞例、文献推勘为辅助手段。由于甲骨文、金文、玺印、货币和早期出土的一些简牍文例单一，又缺乏文献印证，很多考释成果并不能成为定谳。李学勤先生说：“西周和春秋的文字，我们在释读方面成绩最好，道理很简单，有文献便于对照，特别是金文，每每可与《诗》、《书》、《周易》对照，一对照就认识了、有把握了，可是我们释读的也不是理想的那么多，仍然有若干问题解决不了。” 70年代以后随着大宗简牍材料相继面世，古文字考释的局面大为改观，古文字研究取得大的突破。仔细推敲近十多年来古文字考释成果，无一不与简牍文字有着密切联系。这是由于简牍材料在古文字考释方面有其它材料无法替代的优势，因为简牍材料文字多、篇幅长，70年代后出土的马王堆汉墓简帛、银雀山汉简，尤其是近年来刊布的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等，这些简牍内容正如陈伟先生所说：
除竹简保存较佳、字迹大都清晰如新之外，至少还有三点可以举出：……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简文内容全部是古代典籍。其中有的大致相当于传世或先前出土的古书，可以直接对照；有的语句或词汇见于传世古书，可以比勘参考；在这以外的场合，也往往可以通过句式、文例或语境，找到某些线索……通过与已知文献对读以解决问题。而在一般战国楚简中常见的充满生疏名词、行文简略的丧葬文书和卜筮、祷祠文书中，或者像在包山简包含的、人们以前完全不熟悉的行政、司法文书中，这样的机会几乎难得碰到。
依据与传世文献对读辨识文字，是现在考释简牍文字中最常用的手段。有些简牍内容虽不见于传世典籍，但同类材料多次出现，而且数量较大，如楚简、秦简、汉简中的日书。一些疑难字在同批或者同类材料中多次出现，彼此之间互有发明，也可为释读提供便利。
如果不靠对读，像郭店楚简《老子甲》中的“（14简）、“（23简）”这样的字考释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与传世本《老子》对应，便可轻易释出前者为“惕（易）”后者是“法”。简牍典籍辞例在考释文字时也显得很重要，例如，如果不是辞例锁定，我们很难将“”、“”、“”与“则”字联系起来。近年来对古文字中一批习见的疑难字的破译，简牍文献功不可没。对读不仅对为这些疑难字的解读提供线索，还可以验证过去古文字考释成果。利用传世文献与简牍材料对读时，有时两者可能是近义词而非异体关系。所以对读还需要旁证材料，尽管这样对读也会将考释的范围大大缩小。
下面举一些利用战国秦汉简牍文字考释古文字的成功范例：
例1、秦隶和早期汉隶中保留这着大量古文字特征，这能为考释古文字的提供重要线索。如于豪亮先生利用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中“引”字写法，将甲骨文、金文中旧释为“弘”的字，改释为“引”，无疑是正确的。
例2、 裘锡圭根据睡虎地秦简中“（害）”字写法，将甲骨文中误释为“它”的“”字，改释为“害”，并附带释出甲骨、帛书中一系列从“害”的字。
例3、过去古文字中的“见”、“视”无别。由于郭店楚简《老子丙》中有“视之不足见”的语句，“视”作、“见”作，二字同时出现，学者赖此方才正确区分“见”与“视”。
例4、20世纪50年代末出土的著名青铜器鄂君启节，铭文内容涉及商业运输、江河地理，其中有“岁返”的记载，学界对“”字释读分歧较大，或释为“赢”，读为“盈”；或释“翼”通“弋”，读为“代”；或释“能”通“乃”。直到1998年，郭店楚简公布，该字又多次出现，其中《五行》简16引《诗》作“淑人君子，其仪也。”该句无疑就是今本《诗经·曹风·鸤鸠》中的：“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学者才恍然大悟，“”当读为“一”。而且在楚简和铜器铭文中“”字读为“一”都很博洽。这个困惑古文字界近五十年的疑难字，终得以解决。
例5、郭店楚简《缁衣》24号简记载：“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心”李零将隶为“”，认为是“娩”字异写，可读为“免”。 后来上博简《?衣》简13作“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心”其中“”与“”应该是同一字的异体。《论语·为政》中与简文相应的句子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型，则民免而无耻。”“民”后也用了“免”字，可见“”很可能是“免”。当然学界对也有不同的意见。后来赵平安先生撰文认为楚简中的“”、“”、“”是由甲骨文常见的“”（《合》13954）、“”（《合》154）演化而来，甲骨文的写法是以手接生助分娩之形，均可释为“娩”。而“”则是“冕”的古字，和“（娩）”字来源不相同。 至此，通过文献对读和字形分析，我们对“娩”字有了系统的认识。
例6、慎：金文中习见的 、、、诸形，旧释为“哲”，其形体与郭店楚简的“”、“”、“”等字形体相似。郭店简《老子》甲简11：“终如始”、《老子丙》简12又作：“终若始”，今本《老子》与之对应的句子作：“慎终如始”。另外郭店简《五行》16号简的“其独”，今本《礼记·大学》有“君子必慎其独也”。可见“”、“”、“”无疑应释为“慎”。陈剑先生据此将金文和玺印中相关的字改释为“慎”， 应是正确的。金文文例多为“克慎厥德”，与《尚书·文侯之命》的“克慎明德”和《墨子·非命下》的“不慎厥德”基本相合。
例7、过去在子弹库楚帛书和包山简中反复出现一些“”字，如《楚帛书》乙篇“乱其行”、包山简80“执勿”等，过去学者也做过很多猜测，后来郭店简公布，其中有大量的“”字，多可与传世文献对照，如《老子》甲简11“无执故无”、《老子》乙简6“之若惊”、《老子》丙简11“执之者之”、《缁衣》简18“教以此”，今本《老子》、《缁衣》“”皆作“失”。大家方才明白“”是用为“失”的。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金文中的“就”、“贤”，楚简中的“暴”、“闵”、“昆”、“达”等字的正确释读都是依赖简牍和文献的对读而得以确定的。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字常常可以上推甲骨、金文，下接秦汉文字，再加偏旁类推，可以解决一系列相关的字。此外，简牍典籍中的字，既有上下文语境，又能够跟传世文献对读，这对字义的确定也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