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简牍出土概况

中国简牍出土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古代到二十世纪以前为第一阶段；二十世纪到1949年之前为第二阶段；1949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出土的简牍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由于受认识的局限，简牍的价值一直没有被重视，这一时期的简牍实物也没有保存下来，简牍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文字考释和典籍整理上；第二阶段出土简牍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西北，这和外国探险家在中国的探险活动密切相关，由于时局的原因，出土的简牍几乎全部被劫夺到国外；第三阶段，简牍出土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大超过以前任何时期，简牍出土地点也不局限西北，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发现，研究范围和深度也远过前代。

第一节 史籍中有关简牍出土的记载

1．西汉惠帝、文帝之际，济南伏生获得的简牍《尚书》二十九篇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汉书·艺文志》也有类似记载 。据此可知，伏生最早把私藏的先秦简牍古籍从地下发掘出来，这应该是先秦简牍的最早出土者。

2．西汉景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征得的先秦竹简古籍

据《汉书·景十三王·河间献王德传》记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数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道次必修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 。
根据这段记载，在惠帝“除挟书律”以后到景帝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官府求书与民间献书的高潮。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战国末年，“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由于当时的书是写在简牍上的，而且为了避免各种破坏而把简牍典籍收藏了起来。故求书与献书运动的本身，就是先秦简牍出土的过程。刘德获得的简牍古籍，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有名可举者便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经传说记”。刘德获得这批简牍古籍之后，“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遂“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以致“山东诸儒多从而游”，足见他又是我国古代最早对简牍古籍的内容进行探究的人之一。

3．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获得的简牍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以上所言这批偶然从孔宅壁中发现的古代简牍是用汉以前的文字书写，这种古文字在汉代已不流行，所以汉人称之为“古文”。用古文写的《尚书》称之为《古文尚书》，以与当时由伏生口授而传的用当时的汉隶文字（即当时所说的“今文”）书写的《今文尚书》相对。经孔子的后裔孔安国研究，《古文尚书》为四十五篇，比当时流行的二十九篇《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尚书》既有今、古文之分，又有篇目不同的差异，各自为了争取官府的承认，从而形成了在经学史上具有很大影响的“古文”和“今文”两个经学流派。总之，就对出土简牍的整理研究来说，孔安国也是简牍研究的先驱之一。
4．西汉宣帝时期，河内一女子拆老屋发现的简牍
据《论衡·正说篇》记载，“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业。遭秦勇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又云：“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始足。”
西汉宣帝在位时间为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49年，则此次河内女子拆除陈旧房屋时发现的这批先秦简牍古籍，其《尚书》一篇显然是原已亡佚了的内容，这次发现是继武帝时期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偶然性发现。
5．东汉光武帝时期，杜林在河西所发现的漆书简牍《古文尚书》
据《后汉书·杜林传》记载，“扶风茂陵人杜林，于西汉末年避乱‘客河西’，建武六年（公元30）回归三辅。光武闻之，乃征拜侍御史，引见，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原来杜林在河西时，曾获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爱宝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 。
由于他同当时“长于古学”的河南人郑兴及东海人卫宏等友善，便将此漆书“出以示宏等”，以致引起了古文盛行的社会风尚。根据这一记载，杜林所获漆书《古文尚书》一卷，为古代简牍无疑。
6．西晋武帝太康二年，盗墓者不准在汲郡发现的战国简牍
据《晋书·束皙传》记载，“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棨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棨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棨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书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数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四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蝌蚪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铨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类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太康，为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汲郡，在今河南汲县。蝌蚪字，亦即蝌蚪文，古籍中又常称“科斗书”。这批竹简是不准去盗墓时无意中挖掘的战国魏王墓中的竹简。这一大批竹简，就是著名的《汲冢书》。由于这批简牍出土于汲郡一古冢，故统称为《汲冢书》。对这批竹简进行整理研究的有著作郎束皙，及荀勗、傅瓒等人。这批资料，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都一直被人们称述，但后来大都失传亡佚了，今存者仅《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二书残卷而已。
7．西晋惠帝元康年间，在嵩高山发现的汉代简牍
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蝌蚪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
另据《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记载，“（束）皙博学多识，问无不对。元康中（公元291—299年），有人自嵩高山下传竹简一枚，上两行蝌蚪书，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
东汉明帝卒于公元75年，元康为晋惠帝年号，元康共有九年，即公元291—299年。竹简下葬到出土仅距二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人们就已不知简牍策文为何物，唯有“博学多识”的束皙识之，可见，西晋时期正是简牍迅速消亡、纸张大量使用的时期。
这次发现的竹简虽然只有一枚，但它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东汉时期在文字书写方面有复古倾向。
8．萧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在襄阳古墓中出土的战国楚简
据《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载，“建元元年……，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蝌蚪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
这段记载说明了襄阳古墓中所出土的竹简的形制和字体，也反映了部分简牍的内容为《考古记》，正是《周礼》所阙佚的部分。这次发现，也同《汲冢书》的被发现一样，是盗墓者无意中发现的，而且也多为他所破坏。其发现的地点在襄阳，故知其为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
9．北周静帝宇文衍时，首次在居延地区发现汉简
据《太平广记》卷368《居延部落主》条引唐人李德裕所著《玄怪录》记载，“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奢逸好乐”，“忽有人数十至门”戏乐，骨低派人“密访之”，见其人“至一古宅基而灭。骨低令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只，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无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
北周静帝时期为公元579至580年，此记载带有很浓的迷信色彩，因为当简牍的存在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失去了意义以后，人们对此事自然会带着奇异的目光去看待它，这大约就是李德裕把这件事当做怪事写入《玄怪录》的原因。但所述在居延古屋遗址槛中得竹简书事，却颇有史料价值，因它与20世纪初至今在居延不断出土简牍正好相合，这是史籍中出土居延简的最早记载，说明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在居延出土简牍的历史。
10．北宋徽宗时期，在天都山发现东汉木简
据宋人邵博所著《邵氏闻见后录》卷27记载，北宋徽宗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为章草或参以朱字，表物数曰缣几匹、棉几斤。钱米若干，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畜帖中书比耶。”
这些木简记载了许多物品的名称与数量，如缣若干匹、棉若干斤和钱、米若干文、石等等，而且上面还写有章和年号，因知为东汉章帝时之物。这次木简出土的地点在天都山，在今甘肃固原一带，这同现在出土的汉简多在居延、酒泉、武威、敦煌等地的情况不同，这表明整个河西走廊到处都存在埋藏有简牍的可能。近年来甘肃省博物馆在甘肃境内到处发现汉简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11．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在关右地区发现的东汉简牍
据《东观余论·汉简辨》记载，“近岁关右人发地，得古瓮，中有东汉时竹简甚多，往往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书，书迹古雅可喜，其词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车骑将军莫府文书：‘上郡属国都中二千石守、丞、廷义县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绶，发夫讨畔羌，急急如律令。’”
据林剑鸣先生考证，它是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的讨羌檄文。简文中的“车骑将军”，即《后汉书》卷16《邓禹传附孙骘传》所载邓骘；所言“畔羌”，即反抗东汉政权的先零羌。因此，这个简文是车骑将军邓骘给地方发调兵的军令 。
此简文不仅是东汉时期讨羌檄文中唯一得以保存至今的原始记录，而且有订正《后汉书·安帝纪》及《邓骘传》的巨大史料价值。不仅记载了东汉永初二年（公元108年），车骑将军邓骘所发的一道讨羌文字，而且为研究邓骘调兵讨羌人的历史事实提供了准确的时间依据。
以上所列多次发现的先秦与秦汉简牍等情况，均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大都是无计划的偶然发现；其次，即使像伏生那样自己去发掘自己埋藏的简牍古籍，也属于非科学的发掘，简牍出土遗址均无保存，出土的简牍实物更无存者；再次，除河间献王刘德所获先秦古籍及《汲冢书》的数量较多外，其余均数量不多；另外，先秦简牍均为古文、蝌蚪书。因此，这些古代简牍的被发现，都可视为简牍的自然发现。由于这些发现存在上述多方面的严重缺陷，除个别出土简牍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外，其余都如过眼烟云，一现而逝，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也没有给后世提供多少可以研究的资料与依据。
第二节 建国前简牍发掘概况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发掘计简牍，并对简牍的出土地点、地层进行详细的记录和编号，而且印制了图版、目录，还整理出了释文，保存了简牍的原件，为简牍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简牍的数量超过了以往二千多年出土总数的若干倍。所有这一切，都是科学发掘方法带来的辉煌成果。
这一时期的简牍发掘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外国探险家劫掠中国古代简牍的时期和中国考古工作者自主发掘简牍的时期。
一、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发掘、掠夺时期
19世纪末至1927年以前是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在我国发掘简牍并劫掠回国的时期。这一时期，英、俄、日、法及瑞典诸国的学者以“探险”、“考察”为名，进入我国西北的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带，进行无情的掠夺。这一地区，由于雨量少、气候干燥等自然条件，宜于简牍的保存；又长期以来设有边防要塞，军事遗址和文书档案保存特多；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从不重视对文化古迹和地下简牍的保存和研究，对外国侵略者的盗窃行径，也置若罔闻。所有这些，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的掠夺活动，因而使得我国祖先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和地下简牍，纷纷落入了这些“探险家”、“考察家”之手，并被偷偷运出国外，存入了英、法、日等国的国家图书馆与博物馆中。
1.瑞典人斯文赫定对新疆塔里木河下游楼兰遗址中汉、晋木牍的发现与掠夺
清光绪十六年（1890），瑞典人斯文赫定来到我国西北边境地区，以“探险”为名，先后在帕米尔、新疆、西藏和甘肃西部等地劫掠了大批文物。其中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他沿着塔里木河顺流而下，到达罗布泊（即罗布淖尔）北面，在古代的楼兰国遗址，发现了汉及西晋木牍一百二十余枚和其他文物多件。斯文赫定将这些简牍及文物带出国外后，利用这些资料写出了《我的探险生涯》一书，记述了他在我国古代楼兰遗址发现简牍的情况。斯文赫定的著作发表后，引起了西方不少学者的重视，法国人希莱姆·孔好古便在1920年发表了《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中国文书及其他发现》，他不仅研究了楼兰简牍的内容，并据以叙述了汉代的官制、行政、刑法、军事、农业、商业及关税制度等情况，是研究我国简牍的早期著作之一。
2.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对楼兰、于阗和敦煌等地汉、晋简牍的发现与劫掠
1900年到1901年，斯坦因来到我国新疆的天山南路的和阗（即古于阗），在尼雅河下游的尼雅城、马咱拖拉、拔拉滑史德等地，发现了古于阗遗址及晋初木牍四十余枚，其内容有文字、方伎、《论语》及文书等。法国学者沙畹博士曾对此进行了研究。
与此同时，斯坦因还在于阗发现了佉卢文木牍数十枚。佉卢文是源于西北印度的一种古文字，后来传播到东、西土耳其斯坦。斯坦因所得佉卢文木牍的字体，同印度贵霜王朝石刻所通用的佉卢文字体一致。贵霜王朝在公元初的三个世纪内统治旁遮普及印度河西部的一些地方，以致这种佉卢文木牍曾在中亚许多地方被发现。这次于阗佉卢文木牍的发现，表明这里受到了贵霜王朝的影响，从而揭开了为人所不知晓的历史内幕。
1906年到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中亚及我国西部地区从事所谓的“探险”活动。至1907年，他先后在尼雅遗址、楼兰遗址、敦煌遗址发掘出了大批汉文简牍和一些粟特文、佉卢文和婆罗米文文书。并在敦煌西北的汉长城故垒获得两汉至西晋的木牍数百枚，这就是著名的敦煌汉简，全部偷运出了我国国境，存入了大英图书馆。
1913年至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到我国西北地区及中亚进行掠夺文物的活动。1915年，他在敦煌汉代遗址和酒泉汉代遗址中，获得汉代木牍150枚；同年，在楼兰遗址中，得到晋代简牍49枚。这些简牍也被他窃运英国，藏入了大不列颠博物馆。
如上所述，斯坦因第二、三次考察所获简牍，大部分出土于敦煌地区，故被统称为敦煌汉简。但严格说来，其中第三次所获简牍，有一部分属于酒泉郡所属地区出土的汉简。在敦煌地区出土的简牍中，大部分为木简，竹简甚少，这可能同当时此地缺少竹子有关。可见简牍所用材料的不同，与各地的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从敦煌汉简的年代来说，最早的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最晚的为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据沙畹推测，还有可能是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之物，这表明这批汉简所反映的时间段，比居延汉简要长，其史料价值自然也相应有所扩大。大体说来，通过这批简牍，可以考见汉代当地的日常行政情况、军事组织、邮传制度、社会阶级与阶层关系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简牍中的大量官府文书，还是研究汉代屯戍制度的宝贵材料；至于《仓颉篇》、《急就篇》等小学书及日历书，无疑更是研究汉代历法、教育的好材料，可惜这些简牍的原件，均已落入他人之手。
3.俄国人柯斯洛夫和日本人西本原寺、橘瑞超、大谷光瑞等对简牍的劫掠
目睹瑞典人斯文赫定与英国人斯坦因等对我国古代简牍、文物的肆意掠夺，沙皇俄国和日本相继组织所谓“探险队”来到我国西北地区，进行盗窃简牍与文物的活动。1907年，俄国人柯斯洛夫率领的所谓地理探险队，在考察西夏古都黑城时发现了二枚简牍；1908年到1909年，日本人西本原寺、橘瑞超与大谷光瑞等人组织的探险队，在古楼兰遗址前后获得晋代木牍二十三枚。特别是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 。
以上都是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在我国所获、均被掠到国外，至今都藏于异域的简牍。当然，也不能全盘否定这段时期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些探险过程，没有他们的考古发现，没有他们的发掘简报和整理报告的公布，就很难有紧接着进行的中国人自己的考察发现。所以，对他们的探险考古工作应当一分为二地评价，其掠夺我国文物的行为是外国列强的罪证，而他们对深埋地下长达一两千年的文物的发现，无疑是世界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促使中国简牍学的产生和推动简牍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简牍的时期
1927年至1949年，为我国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简牍的开端。鉴于外国侵略者对我国宝贵的古代简牍与文物的肆意掠夺，我国知识界逐步萌发了以自己的力量对西北地区的地下简牍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发掘的想法，因而由北平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贝格曼等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便于1926年应运而产生了。该团成立之后，先后赴蒙、甘、新、宁等地考察天象、地文、考古与民俗，在罗布淖尔与居延等地获得了大批汉简。虽然这一次仍有外国人参加，还是出现了由外国垄断发掘权到由中国人自主发掘的过渡形态，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同时，这样的组织形式，毕竟同前一时期不同，不仅考察队成员以中国学者为主，而且发掘所获简牍归中国保存，从此结束了外国侵略者掠夺我国简牍的状况。到1944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简牍的科学发掘工作，又进了一步，即由中外合作变成了我国考古工作者独立自主地考察。
1.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罗布淖尔发现的汉简
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在罗布淖尔（又名盐泽或罗布泊）的默得沙尔，获得木牍七十一枚，黄氏称之为楼兰汉简，实则此地为居卢訾仓故址，属西域都护府管辖，应属于西域汉简。其中有“黄龙元年”、“河平四年”、“元延五年”诸年号。黄氏所著《罗布淖尔考古记》公布了他所获得罗布淖尔汉简及其研究成果。
2.1930年居延汉简的发现及其整理研究
1930年4月20日至次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外方成员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旧地，发掘出土了近一万一千余枚汉代简牍，这是解放前简牍出土最多的一次，大大震动了学术界，因为这批汉简的出土地点位于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所以命之为“居延汉简”。这批简牍的纪年最早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内容涉及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屯田、边塞烽燧亭鄣、数学等方面，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文书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学、民族等领域。
3.1944年西北考察团发现的敦煌汉简
1944年春，由中央博物馆、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河西到玉门关、阳关以及汉代边防烽燧遗址考察。向达、夏鼐、阎文儒等人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遗址附近获得49枚简牍。
由上可见，同19世纪以前纯粹的偶然发现和缺乏整理、研究的落后状况不同，19世纪末到新中国建立前的20世纪40年代，对简牍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已开始进入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科学化阶段了。因此，从我国简牍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说，半殖民地状况的结束和实现祖国的统一，实为每一个中国学者的心声。
第三节? 建国后简牍出土的概况
自新中国建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保护和发掘，致使古代简牍的出土规模、数量、发掘的质量、以及研究的水平，都远远超过19世纪末到新中国建立前这一段时期。就简牍出土的地区来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简牍出土地区仅限于西北的新疆与甘肃；而新中国建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简牍的出土地点由西北扩展到了内地，遍及湖北、湖南、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及江西等地；就出土简牍遗址的性质来说，由过去的边防驻点和烽燧遗址，扩大到古代城堡、宫殿和古墓葬群，而且简牍发掘的计划性、科学性以及摄像技术都有明显提高，简牍出土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一、战国简
1.湖北省
1965年秋，江陵望山一号战国墓出土竹简207枚，内容主要为疾病、祷祝、占卜、记事之类的个人日常生活杂记；同年，又在二号战国墓中出土楚简60多枚，但仅有5枚保存较完整，内容为遣册，整简所书字多者达六七十字，每简记多物，对器物的描述亦甚详尽，而且用词对称，颇具文学风采 。1973年3月，又在湖北江陵的藤店一号战国墓中，获得竹简24枚，简多残破，能识别的文字仅47字 。以上三次所得竹简，统称为江陵楚简。
1978年1月至3月，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中出土竹简70多枚，另有部分残简，其内容可分两类，一是遣策，一是卜筮记录 。
同年，随县城郊（今随州市郊）的战国曾侯乙墓中出土竹简240枚，保存甚好，内容可分四类：一记车马和车上的兵器装备；二记车上配备的人马两种甲胄；三记驾车的马；四记马和木俑，是现存出土竹简中保存最为完整者 。
1981年5月至1989年底，江陵九店发掘东周墓596座，其中56号和621号墓共计出土竹书300余枚。内容包括与农作物数量有关的、《日书》及名为“季子女训”的古佚书，内容与烹饪等有关 。
1986至1987年，江陵秦家咀1号、13号和99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内容主要为卜筮祭祷之辞，另有少量遣策 。
1987年，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竹简448枚，竹牍1枚，按内容可分为司法文献、卜筮祭祷记录、遣策三大类 。
1992年，湖北老河口两座战国墓出土十余枚简牍，内容为遣策 。
同年，江陵砖瓦厂370号楚墓出土6枚简牍，内容为司法文书 。
1993年，黄冈黄州区曹家冈五号楚墓发掘出土7枚简牍，内容为遣策 。
1993年冬，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805枚竹书，郭店楚墓竹简内容丰富，且全部是学术著作，大部分完整，全部资料收录在《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中。郭店竹书的内容，按学派性质，主要有儒道两家。道家文献有《老子》甲乙丙本和《太一生水》，其余除了《语从四》的性质还需要讨论之外，都是儒家。这批郭店楚简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价值最为重大，杜维明先生认为：“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 。
2002年秋至2003年初，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1000余枚竹简，这是历年来楚墓发掘出土简牍最多的一次，必将在楚史、楚文化研究乃至先秦文化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
2.湖南省
1951年，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楚简38枚，内容属于遣策 。
1953年，长沙仰天湖25号战国墓出土楚简43枚，内容为遣策 。
1954年，长沙杨家湾的M006号战国墓中，出土了楚国竹简72枚，文字大都不太清晰 。
1987年，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出土了4557枚竹简，有40%左右字迹模糊，而部分字迹较清晰，书法精美，简文内容为记事性的史书，其中一类是有传世典籍可资对勘的《国语·吴语》和《逸周书·大武解》，另一类是没有传世典籍对勘的《管子》《宁越子》等书的佚文或古佚书 。
3.河南省
1957年，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战国竹简148枚，这批竹简被称为信阳楚简，按内容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竹书，出土时残损厉害，无一整简，其内容为佚书，与子思、孟轲的思想有关；第二类是记载随葬物品的遣策，较完整，大部分为整简，这些遣策对探讨当时楚人日常生活用器及生活礼俗也有作用 。
1994年，在新蔡李桥镇葛陵村东北的楚平夜君成墓中出土竹简1500余枚，内容多为卜筮祭祷记录，另有少量遣策 。
4.甘肃省
1986年，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竹简460枚，大多数保存完整，字迹清晰。内容有《日书》和《志怪故事》 。《日书》简册长度不一，内容稍有区别，整理者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共73枚，按内容分《月建》、《建除》、《亡盗》、《人月吉凶》、《男女日》、《生子》、《禹须臾行》、《忌》八章。乙种共379枚，内容有20余章，其中七章与甲种前七章完全相同，但有关禁忌的条目多于甲种，并有专门名称，如《门忌》、《日忌》、《月忌》、《五种忌》、《入官忌》、《天官书》、《五行书》、《律书》、《巫医》、《占卦》、《牝牡月》、《昼夜长短表》、《四时啻》等。
放马滩《日书》出自北方，它与出自南方的睡虎地《日书》在年代和数量上都接近，因而有不少共同的地方，但有关禁忌的内容还是有较大的差异。简单地说，睡虎地《日书》简数多，内容复杂，动辄言及鬼神，反映了重鬼神而轻政治的楚文化风貌，而放马滩《日书》简数少，内容简略，少言鬼神，反映的是重政治而轻鬼神的秦文化风貌，是纯粹的秦文化典籍。
《志怪故事》有7枚竹简，是邽丞向御史呈奏的“谒书”，主要讲一个叫做丹的人因伤人而弃于市，后又死而复活，并追述丹的经历和不死的原因，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所记故事颇与《搜神记》等书的内容相似，显然有志怪的性质”，虽然“情节不如《搜神记》的曲折，但仍然可视为同类故事的滥觞，值得大家注意” 。
5.四川省
1979年1月，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出土更修田律木牍二枚。其中一枚字迹无法辨认。另一枚正、反两面均有墨书文字，残损较少 ，根据释文，这枚木牍中主要讲的阡、陌、道及封的规格等，这对于研究古代的田亩封疆制度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与云梦秦简中的《田律》结合研究，将更有助于了解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土地制度、亩积制度、百亩为顷之制始于何时、人工陂堤的修建于阡陌封疆等问题的含义。
6.上博简
1994年，上海博物馆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斥资收购并接受捐赠共得完整或残缺战国竹简1200余枚。总字数在35000左右，内容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领域。共有文献近100种，其中能和传世先秦古籍相对照的不到十种，如《缁衣》、《易经》、《孔子闲居》、《武王践祚》等；绝大多数为佚书，如《诗论》、《四帝二王》、《彭祖》、《乐礼》、《赋》、《夫子答史□问》、《子羔》、《子路》、《颜渊》、《曾子》、《曾子立笑》、《恒先》、《曹沫之陈》等等。
7.清华简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2388枚（包括少数残断简）战国中晚期的简牍，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多为经、史一类涉及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典籍，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从未见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
另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购藏了少量战国竹书，饶宗颐先生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发表了一枚《缁衣》简和《周易》简的图片、释文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 。曾宪通先生利用该枚《周易》简对《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进行了新的解释 。
二、秦简
1.湖北省
1975年12月，云梦县睡虎地第十一号秦墓首次出土秦简1155枚，还有残片80枚，简称“云梦秦简”或“睡虎地秦墓竹简”。其主要内容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 等十个方面 。
同年，在第四号墓中，出土了木牍两件，记载秦代戍守淮阳的兵士写给家里的家书，乃是首次出土的秦代家书。通过其内容，不仅可以了解秦代家书的书写格式与体例，还可以看出许多政治、经济与物价等方面的情况 。
1986年，江陵岳山36号秦墓发现木牍2枚，内容为日书 。
1989年，云梦县城东南郊龙岗6号秦墓中出土了284枚秦代竹简和木牍，这是继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后秦简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一般简称为“龙岗秦简”。龙岗秦简在时代上晚于睡虎地秦简 。内容主要为“禁苑”类律令；另有木牍1枚，该牍前后文意清楚连贯，内容为：“鞫之：辟死论不当为城旦。吏论失者已坐以论。九月丙申，沙羡丞甲、史丙：免辟死为庶人，令自尚（常）也 。
1990年，江陵扬家山135号秦墓出土竹简75枚，为记载墓中随葬品的遣策 ；同年，在江陵高台第六号西汉墓出土6枚简牍，内容为遣策，第十八号汉墓出土4枚简牍，内容为封检、告地书、名数和遣策 。
1993年，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中出土竹简800余枚和木牍1枚。内容为《效律》、《日书》及《易占》，《效律》的内容与睡虎地秦简的《效律》相同，但书写次序不同，《易占》所见卦名与今本《易》相同。木牍过于残破，无法识别 。
同年6月，荆州周家台30号秦墓中出土简牍390枚，内容为《日书》、历谱、医方等 。
2.湖南省
2002年6月，龙山里耶古城的1号古井出土简牍36000多枚，这是迄今为止秦简发掘数量最多的一次，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是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情况的秦行政文书，包含通邮、军备、职官、民族、算术等内容，简文纪年多为秦始皇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前212年），最后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另外还有少量楚简。这批秦简在秦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具有重大价值。
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抢救性收购一批珍贵秦简，比较完整的简牍1300余枚，经初步整理，内容为《日书》、《官箴》、《梦书》、《数书》、《奏谳书》及《律令杂抄》，这是继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和2002年湘西里耶秦简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
3.北大秦简
2010年初，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出资抢救了一批流失海外的珍贵秦代简牍，并捐赠给北京大学，这批简牍包含竹简763枚（其中近300枚为正、背两面书写），木简21枚，木牍6枚，竹牍 4枚，不规则木觚1枚，有字木骰1枚。内容包括《质日》、《为吏之道》、《交通里程书》、《算数书》类文献、数术、方技类文献、《制衣书》和文学类古佚书，涉及古代的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数学、医学、文学、历法、方术、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 。
三、汉简
1.甘肃省
1959 年，武威县磨咀子第六号汉墓出土《仪礼》简册，有简牍469枚，字37332个，此外，还有少量杂简，共计504枚。此次出土的《仪礼》有三种本子，它为我国提供校勘、研究《仪礼》的不同流派以及古代书籍的装帧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第十八号汉墓出土木简10枚，内容是西汉宣帝“本二年”（即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及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给高年者授以王杖的诏令，所以考古学界与史学界称其为“王杖十简”，这对研究汉代的尊老、养老制度，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实物与史料 ；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葬出土木简92枚，内容主要是医术及药物名称，是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卫生和医学理论的重要资料 。1981年，征集到出土于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令书”木简20枚 。这批王杖诏令简，不仅是对1959年所出“王杖十简”的很好补充，而且是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社会经济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1971年12月，甘谷县渭阳刘家岔坪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用松木制作的简牍，共23枚和若干碎片。据考这批木简，是一份策书，系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公元158年——167年）宗正府卿刘柜关于宗师事所上给皇帝的奏章，经批准后转发给各州郡的官方文书，它是研究汉代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社会制度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依据 。
1972年到1974年间，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原属甘肃省）的额济纳河流域，先后发现了汉简19637枚，内容包括诏书、律令及屯戍事务，是我国解放后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这次有计划地发掘，不仅发现了大批汉代简牍，还弄清了甲渠候官的城堡，肩水金关的关城以及甲渠经四燧的瞭望台三个不同等级的军事设施的规模和建筑物的配套情况，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历法、地理、交通、法律制度、屯戍制度、阶级关系、风俗习惯、少数民族及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较之旧居延汉简数量更多、内容更广、科学价值更高。
1977年8月，酒泉西北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木简91枚。值得注意的是一件七面棱形觚，文字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为某诏令的一部分，后半部分为书信，书信内容同所录诏令有关系。据考证，此觚所书诏令，为西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临终时的“遗诏”之一。如果这一考证可信，则这一木觚的内容，揭示了武帝末、昭帝初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内幕，可补史籍之缺，十分可贵 。
1979年，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汉简1217枚，绝大部分为木牍。这是建国后在敦煌地区进行的第一次汉代烽燧遗址的科学考察，收获巨大，所获简牍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层位、断代上有了更确切的依据。本次发掘的简牍，就形制而言，包括简、牍、符、觚、签、封检及削衣等；就时间而言，最早的是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的觚，其次为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其余则皆为元、成、哀、平诸帝时期之物，其中尤以平帝至王莽时期者居多，最晚的纪年为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就内容而言，包括有关出入玉门关、玉门关候及其管理范围、王莽新朝同西域诸国的关系、玉门关候所属的屯戍活动等 。
1981年3月，敦煌县城西北的汉代烽燧遗址出土4枚汉简，后又在此采集到汉代木简七十余枚，内容大致有诏书、律令、檄书、日常屯戍簿册、字书、兵书、历书、私人书信及其它杂物，形制有简、牍、觚、符、签、封检及削衣，其中纪年简仅一枚，为西汉昭帝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据余简朔闰干支推算，这批简牍所反映的年代下限为王莽时期，而以昭、宣二帝时期者多。这批简牍的内容，有涉及敦煌郡中部都尉的候望熢次者，有涉及“惊候符”者，还有关于“击匈奴降者赏令”的简文 。
1986到1988年，敦煌进行文物普查，在后坑墩、马圈湾墩、小方盘城、臭墩子城、小方盘城南第一烽燧、第二烽燧、监池湾墩、小月牙湖东墩、大坡墩等地，先后出土汉简137枚 。
1990年4月，敦煌西北的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发现汉简62枚，其中历谱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无字素简21枚。简文内容包括地节元年历谱、符、爰书、品约、薄籍等 。
1990年10月到1992年12月，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大批汉简3.5万枚，其中有字者2.3万余枚。还有汉代帛书10件、纸文书9件、晋代纸文书1件。这是敦煌汉简的又一次空前大发现，不仅数量比过去的总和还多得多，而且内容也比过去丰富 。
2000年，武都琵琶乡赵坪村汉墓出土12枚汉简，内容为屯戍类简 。
2003年，安西九墩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简牍35枚，内容待考 。
2008年，永昌水泉子汉墓出土木简700多枚，连同残损严重的残片一共大约为1400多枚，经整理，内容为《仓颉篇》和日书。另外，还发现“本始二年”简一枚 。
2008年，敦煌一棵树烽燧遗址出土一件完整的封检， 还有木简二十多枚，内容有檄书、日常屯戍簿册、私人书启及其他。按形制可分为简、牍、觚、封检、削衣等 。
2.湖北省
1972年，云梦县大坟头一号西汉墓出土木牍一枚，内容为随葬衣物清单，属于遣册 。
1973年，光化县东南东三号汉墓出土约30枚竹简，仅有5枚可见墨迹，其内容为遣策 。
1973年，江陵凤凰山西汉8、9、10号汉墓出土简牍共计达434枚，内容包括随葬物清单、记出钱人名的木牍、记陪葬物的木牍、记田租的竹简等等 。1975年，江陵凤凰山167、168及169号西汉墓中出土木简共计229枚 。内容为遣策和告地策，所载随葬物依次为轺、婢、奴、漆器、陶器、钱财和食物杂物，这批简牍对于研究汉代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
1983年12月，江陵张家山的三座西汉墓中出土了汉简一千余枚。经初步整理，内容涉及中医、法律、数学、军事、天文及遣策等 ，其中的法律，对于研究阶级关系和少数民族状况有重大作用；《引书》则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引导图》有关，这是我国最早的健身图谱，在医学史上与体育史上都有很大的价值；《算数书》是早于汉代《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为我国数学史上一个惊人的发现。
1985年，江陵毛家园一号西汉墓出土74枚简牍，内容为遣策和碟书（告地策） 。
1985年至1986年，江陵张家山327、336号汉墓中出土简牍1100余枚，内容有日书、律令十五种、遣策、《功令》、《却榖食气》、《盗蹠》、七年质日以及宴享等 。
1990年，江陵高台18号汉墓中出土木牍4方。出土时叠置，据发掘报告称：“牍甲应为江陵丞给死者前往安都签发的‘路签’；牍乙乃属死者给地君的‘报到书’；牍丙为‘告地书’；牍丁未‘遣策’。”此墓为江陵墓地区一座比较特殊的西汉早期墓葬，木牍的文字内容对分析汉初的算赋政策、人口迁徙等问题具有较大意义 。
1992年，荆州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中出土汉简35枚，内容为遣策；另有一些漆器烙印文字和刻画文字 。
2000年，随州市孔家坡8号汉墓中出土简牍785枚，内容为日书类术数文献，及历谱、遣册、告地策等 。
2002年到2003年，荆州岳桥岳家草场及印台六座西汉墓出土700余枚简牍，内容为文书、卒簿、历谱和编年记等 。
3.湖南省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竹简412枚，木牍49枚，合计461枚；其中竹简全部是遣策，木牍则是装陪葬物的竹箱上的楬 。1973年，又在三号汉墓发掘出竹简593枚，木牍17枚，合计610枚。其中属于遣策者多达410枚，内含木牍7枚，余为竹简；医书类简牍200枚，内含木简10枚，余为竹简，其内容与我国最早医书——《黄帝内经》有些相似，据推测可能是已佚的《皇帝外经》，或与之有关的医书。遣策上写的是具体的随葬物的名称与数量，木牍上写的则是小结性文字，如“右方男子明童凡六百七十六人，其中十五人吏，九人宦者，二人偶人，四人击鼓、饶、铎，百九十六人从，三百人卒，百五十人婢” 。
1993年，长沙望城坡古坟垸西汉长沙王后墓出土简牍100余枚，内容为签牌 。
1999年，沅陵县虎溪山1号汉墓中出土1336枚竹简，墓主为长沙王吴臣之子吴阳，竹简内容有《黄簿》、《美食方》、《日书》等。《黄簿》系侯国户口、田亩、赋税、兵器等基本资料的统计簿籍，《美食方》详细记载了做饭菜的操作方法，《日书》中有许多秦末汉初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载 。
2003年，长沙走马楼南省供销大厦西汉八号井发现一万多枚简牍，内容有待整理 。
4.河北省
1973年，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了约2500枚汉简，内容主要是古籍，且多残缺不全。据初步整理所知，大约有《论语》、《儒家者言》、《六韬》、《文子》、《六安王朝五风二年正月起居记》、《保传传》、《哀公问五义》及《日书·占卜》等古籍。这些古籍中，除《论语》外，其余均无传本 。
5.青海省
1978年7月，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西汉晚期墓葬出土汉简约400枚，内容可分以下五个部分：有关军事方面的律令文书、有关军队编制、阵法和使用标志的、同《孙子》有关系的兵书及不便于分类的其他杂简 。总之，这批简牍的主要内容，是同西汉军队编制、军爵制度、军事制度和用兵方略有关的。所以，这批简牍的出土，对于研究我国军制史、西汉的军队编制和汉政权在青海的屯戍情况，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涉及赐爵制度的简牍，提供了不见于史籍的有关赐爵制度的新内容，对汉代赐爵制度的演变、内容与作法的了解，有不小的帮助。
7.山东省
1972年4月，临沂银雀山发掘了西汉武帝初年的两座汉墓。其中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残片不计其内。其内容主要是军事文献，也有一部分先秦诸子的古本及已经失传的古籍。兵书中有《尉缭子》、《孙子》与《六韬》等；诸子书中有《墨子》、《管子》残篇及《晏子》等；早已失传的古籍有《孙膑兵法》，属于阴阳家的《地典》，唐勒、宋玉、《论驭赋》，论政、论兵的一些残篇如《十官》、《五议》、《为国之过》、《起师》等，有关阴阳、时令的占候书《曹氏阴阳》和相狗书、作酱法等杂书。此外，一号墓中还有《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法》等篇题。二号墓出土简牍仅32枚，内容为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历谱。两座墓出土简牍包括残片在内，共计达七千五百余编号。这次发现的简古籍之多，几乎可同西晋时期的《汲冢书》媲美，特别是《尉缭子》及《孙膑兵法》的发现，前者可以订正前人认为《尉缭子》为先秦伪书的说法，后者可以确证现存《孙子》为孙武兵法，而非孙膑兵法，也说明孙膑确有其人，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意见；元光元年历谱，更是研究汉代历法的重要资料 。
8.安徽省
1977年春，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1000多枚木简，这批简牍的内容，主要是抄录的古代典籍，如《仓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万物》、《相狗经》、《作务员程》、《行气》、《辞赋》、《刑德》、《日书》及干支表（残片）等等 。总之，内容十分丰富。
2004年，天长安乐镇十九号汉墓出土三十余枚木椟，内容为地理、医药、户口、书信和账目等 。
9.江苏省
1962年，连云港市海州东汉初（或西汉末）墓葬出土了木牍2枚，记载有随葬衣物名称与数量，实为衣服券 。
1973年，又在海州網瞳庄的西汉后期侍其繇墓中出土木方2枚，其中一简字迹已消失，另一简保存尚好，字迹较清晰，内容为随葬衣物清单，属于“遣册”。其书写方式，分上、中、下三栏，共25行，186字，记有丝织品衣服达30件以上 。
同年，又在西汉后期的霍贺墓中，出土木简7枚，其中仅一块有文字，隶体墨书，部分字迹已不可识，据可识者，知为随葬物清单，属于遣册性质 。
以上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一连三次出土的汉代木简，数量虽不多，但也说明这个地方是埋藏了大批汉代简牍的。这个地区，在汉代属于东海郡，如果以现代出土地区命名，也可称之为海州汉简。
1980年，邗江胡场西汉墓出土26枚简牍，其内容包括簶、日记椟、文告椟、丧祭物品椟、木签以及木觚等 。
1993年，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的6号汉墓和2号汉墓中发掘出了一大批竹简和木牍，这就是著名的“尹湾汉墓简牍”，简称“尹湾汉简”，共达19种，其中最多的是簿籍，约10种，大部分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的文献 。
1984年，仪征县的101号汉墓出土了器物与竹简、木牍、木觚。按内容可分为“先令券书”、何贺山钱、赙赠记录与衣物券。其中“先令券书”竹简是墓主人朱凌临终前的遗嘱之类的文书，主持、参与立嘱者有“县、乡三老、都乡有秩、左、里师”等，这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遗嘱，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何贺山钱，仅竹简一枚，有文字28个，何贺山是人名。赙赠木方一枚与木觚一枚，合计有文字200多个；木觚上只有4字，木方的文字，对研究当时物价有重大价值。至于衣物券一件，为隶体墨书，为随葬物清单，属于遣册，但其衣服名称，对于了解当时服饰有很大帮助。
10.陕西省
1980年到1989年，在对汉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进行勘探发掘时，发现了115枚汉代简牍，内容为祥瑞记录，属王莽时期的简牍 。
2001年，西安市郊杜陵5号汉墓出土木牍1方，内容为“农事篇”，属于日书 。
11.广西壮族自治区
1976年，贵县罗泊湾一号西汉墓出土木简9枚、木牍5枚、封泥匣5枚，内容为从器志、东阳田器志以及封检等 。
1991年，在广西贵港市北郊的深钉岭，出土一木牍残件，正面墨书“水一石”，背面书“□□□令”。
12.广东省
2002年，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100余枚西汉木简，内容主要为薄籍及法律文书 。
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93年10月，中日联合尼雅考古队深入尼雅遗址，采集到汉简两枚，这是“斯坦因之后首次在尼雅发现的汉文木简”，内容为早已佚失的汉代小学字书“仓颉篇” 。
14.北大汉简
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其中完整简在2300多枚，另有残简多枚，经整理，这批简牍都属于古代书籍，不见簿籍、律令、公文等官方文书，也不见遣策、书信等私人文书，其内容极其丰富，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古籍。这批竹简是继上世纪发现的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以及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之后问世的又一座出土典籍宝库，对于先秦史、秦汉史、古代思想史、自然科学史、医学史、书法艺术史、历史文献学、文字学、简牍书籍制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
四、三国吴简
1.江西省
1979年，南昌市阳明路的一座东吴早期墓，墓主为高荣，出土木牍23枚，内容为木刺和遣策 。
2.安徽省
1984年，马鞍山雨水乡安民村东吴朱然墓中出土木牍17枚，其中14枚为“朱然再拜问起居”的名剌；另外3枚为木楬 。
3.湖南省
1996年，长沙市走马楼的三国吴井中，发掘简牍14万枚，总字数超过300万字，这就是有名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纪年简牍”，也称“走马楼简”或“三国吴简”。简牍所见年号大多为三国孙吴年号，包括孙权的黄武、黄龙、嘉禾等，也有少量东汉晚期的建安年号。走马楼简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嘉禾吏民田家莂，司法文书，黄簿民籍，名剌、签牌、纳税、各种赋税与出入仓库（关邸阁）的簿籍，等等。总之，走马楼简牍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对于研究三国孙吴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以及对于汉语史、汉字史、书法史、文书档案史等的研究，都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
五、晋简
1.湖北省
1955年，在湖北省武昌任家湾的魏晋时期墓葬中，出土了木牍3枚 。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66年，吐鲁番TAM53号晋墓出土了木简一枚，其内容是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13年）的纪年 ，但由于出土于晋墓中，故应属于晋简。
1980年，古楼兰遗址出土63枚简牍，内容为屯戍文书 。
3.江西省
1974年，南昌东湖区永外街的一号西晋墓出土木简5枚，木牍1枚。《文物》的发掘报告称之为“木方”，内容是记录陪葬的物品名称，属于遣册，对于了解晋代服饰名称及种类颇有用处 。
1997年，南昌火车站东晋雷垓墓出土3枚简牍，内容为衣物疏和名刺 。
4.甘肃省
1985年，武威旱滩坡前凉墓出土木牍5枚，内容为拜官版和衣物疏 。1991年，新华乡收缴木牍6枚 。
1998年，高台县骆驼城遗址出土4方前秦木牍，一方木牍正、背两面皆有墨书文字，另外三方木牍为墓券 。
5.湖南省
1987年，张家界市城西的古人堤遗址中出土木简和木牍计90枚，内容为汉律、医方、官府文书、书信及礼物谒，历日表，九九乘法表等六类 。
2003，湖南郴州苏仙桥下东门口龙门池4号古井发现500余枚西晋简牍，其中有字简100余枚，内容为官方文书 。
6.江苏省
2004年，南京黄册库遗址出土简牍40余枚，内容有名刺、签牌、米粮交纳、道教符簶等 。
六、西夏简
1972年，武威县小西沟岘的一号山洞里，发现了一枚用西夏文书写的木简，正反两面皆有楬书，有“光定二年西路乐府”字样，确认这是西夏文木牍 。
上述这些地区发现的简牍，除少数为战国简牍和魏晋简牍外，绝大部分为秦、汉时期的简牍，尤以西汉时期居多，涉及魏晋以后的简牍者，是极个别的情况。因此，简牍出土的实况，也充分证明秦和西汉时期是简牍作为书写工具的极盛时代；东汉以后，逐步减少；魏晋时期已接近于绝迹。
以上所初步统计的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简牍情况，肯定是不完全的，可以预言，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更多战国、秦、汉简牍将会出土，魏晋简牍的出土量也会有所增加。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江苏等省，有出土大量简牍的可能性。至于新疆、甘肃、内蒙、陕西、青海、宁夏等地，由于气候条件，更宜于简牍的保存，故简牍的埋藏量和完整程度，可能更超出内地其他各省。
随着简牍出土地区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简牍的史料价值也获得了更大的显示，因为新中国建立前出土的简牍多限于西北边陲地区，所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地区的情况，如军事活动、边防组织、社会生活等。但是，随着内地出土简牍的增加，简牍所反映的空间扩大了，出土简文内容也进一步丰富，特别是系统的法律简文的出土和不少佚书的出现，不仅扩大了史料的类别，而且提高了史料的质量，加强了简牍内容在整个秦、汉史研究中的地位。

5-1 本课程的主要特色（限200字以内，不超过三项）

1、对近代以来出土简牍及研究成果作综合性总结，并将之融入本科教学体系，就目前我国高校教育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