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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起初被称为《书》，相传经过孔子整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件汇编。古代，尚与上通，“尚书”意即上古之书。汉代以后，《尚书》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所以又叫做《书经》。记事上起尧舜、下迄秦穆公，可以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也有部分追述原始社会末期事迹的篇章。它大致有四种体式：一是“典”，即典章制度；二是“训诰”，即君臣或大臣之间的谈话和祭神的祷告辞；三是“誓”，即各种誓辞；四是“命”，即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尚书有今古文之分，西汉初年，原秦博士伏生（伏胜）传出《尚书》二十八篇，因用当时通行的字体隶书写成，故名“今文尚书”。经考订，大致可靠。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拆毁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发现许多竹简，经过孔安国整理，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引文用汉以前的蝌蚪文写成，故名《古文尚书》。至西晋时，今古文《尚书》均已佚散失传。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出《古文尚书》一部，自称是孔安国所传，较伏生所传多出二十五篇。后经考证，二十五篇为魏晋人伪造，故其中的“二十五篇”被称为伪《尚书》。清《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尚书》（即“今文尚书”）史料价值极高，在很多方面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如《尧典》记尧舜的事迹，《皋陶谟》记舜、禹、皋陶商讨治国之事，均为记事体。全书按朝代编排，朝代之下安帝王顺序编排，因此，从史书编写体例看，《尚书》不但是古代史籍的雏形，也是纪事本末体的萌芽、编年史的开端。而《禹贡》总结了秦统一以前的地理知识，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志。关于注本有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万有文库本）、今人曾运乾《尚书正读》、杨筠如《尚书覈诂》等。

第二节《逸周书》介绍

今本全书十卷，正文七十篇，其中十一篇有目无文，四十二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与《尚书》序相类，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记事之时代早晚编次，历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及景王时事。

按照刘向的说法，《逸周书》是孔于删订《尚书》时所屏弃的。但这并不影响《逸周书》的史料价值。孔子屏弃《逸周书》，是因为它与孔子的政治观点不合。明人方孝孺云：“武王之伐殷，诛其君，吊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庶(依陈逢衡校改)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夫杀人之多若是，虽楚汉之际，乱贼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谓武王有是乎？”(见陈逢衡《逸周书补注集说》)方孝孺的这些看法，可以代表孔子的看法，他们是否定《逸周书》的史料价值的。《逸周书》尽管有些篇目可能有问题，但绝大部分应是周代史官所记。《克殷解》所述，非亲见者不能撰写；《世俘解》记周武王灭纣，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馘庶亿有七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灭国九十有九，服国六百五十有二，俘获虎、猫、麋、鹿、犀、髦、熊、罴一万有二百三十有五，和孟子所说“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及《尚书·武成》所说“血流漂杵”，可以互相印证。梁启超说：“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益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

第二章编年体的产生

第一节《春秋》介绍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春秋》修改而成。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记事方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故其体例属于编年体，而编年以鲁君在位的时间为准。《春秋》内容以政治活动及各国会盟、朝聘为主，另外，各国婚丧、祭祀以及日月食、星变、虫灾、地震、山崩、雨、霜、冰雹、水旱等自然现象。《春秋》的内容虽然以鲁国为主，但同时兼及其他100多个国家，因此该书具有春秋时代列国史的意义。《春秋》与此前史书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义”，而“义”正是编纂历史著作的重要目的。因此，《春秋》极为讲究笔法，强调定名分、寓褒贬、示惩戒，希望通过“正名”、“尊周”、批判僭越行为而达到维护周礼、恢复西周盛世之目的。同时，因拘于记事以明义、垂言以立教，故《春秋》不能坚持直书，有很多曲笔及回护的地方。《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又是我国首部私修史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春秋》一书仅仅约18000字，分条记事，不相联属，文句简略，不计事情原委。字数最多者有47字，最少者仅一“螟”字。再加上措辞隐晦，如果没有注解，极难通晓。后人从不同角度对《春秋》加以解释，其中《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影响最大，合称“春秋三传”。

第二节《左传》介绍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传统认为是春秋时左丘明所做，里面有后人所加内容。《左传》与《春秋》一样同属编年体，记事也起自鲁隐公元年，与《春秋》同。但终年止迄于鲁悼公四年，多于《春秋》17年。《左传》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用史实逐条疏证和传释《春秋》经文，详细记载事情原委。同时，《左传》还集录了很多有关春秋以前的史料以及《春秋》经文所无的资料。《左传》视周王室同于一般诸侯及“重人事、轻鬼神”的无神论观点都是在思想上对《春秋》的超越。注本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

《公羊》和《榖梁》两传各十一卷，写定时间均在汉代。《公羊传》旧题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初仅口头流传。西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生（子都）才写定成书。《谷梁传》旧题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榖梁赤所做，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公羊》、《榖梁》两传记事起讫年代与《春秋》相同，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春秋》的书法，即所谓“微言大义”。两书在西汉均立于学官，但两传对史实的增补不多。

第三章 国别体的出现

第一节《国语》介绍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所做。上起周穆王征犬戎（约前967），下迄智伯灭亡（前453年），前后约五百多年的史事。全书共二十一卷，其中《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郑语》一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国语》是资料汇编性质的书，不是成熟的史学历史著作，因而在事件记载时不具年月者很多，个别事件仅仅为片段。其中许多史料为《左传》所采用，只是后者文字更为简洁、语言更为精练、体而更为统一。《左传》记事以事件过程为主，《国语》则以政治言论为主。两书互相表里、相互参证，因而《国语》有《春秋外传》之称。《国语》的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崔鸿《十六国春秋》、吴仁臣《十国春秋》等均是从《国语》的体例而发展而来。本书最早的注有三国吴韦昭注，清代学者则有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近人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徐元诰《国语集解》等。

第二节《战国策》介绍

《战国策》是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由当时各国史馆或策士辑录而成。书名原来不统一，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西汉末年刘向校订群书，编成三十三篇，并定名为《战国策》。北宋时，曾巩再次进行编订校补。《战国策》记事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策，共33篇，497章，体例与《国语》相同，也是国别体。由于主要记载策士们游说君王的言论，因而失实、夸大之处颇多。不过，《战国策》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等。《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东汉高诱最初为《战国策》作注，但流传至北宋时散佚。元代，吴师道有《战国策校注》。另外，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考辨》。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吸收各家成果，重新整理出版新版《战国策》。书中附有1973年出土的帛书《战国策》释文，与传世本原文可互相校读。

第四章其余上古史籍

第一节《世本》介绍

《世本》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现已不可考。西汉末，刘向曾编订过此书。自唐代以后，古本即已残缺；大概到北宋时，古本就已失传了。今本《世本》，是后人从各种古书的引文中辑录而成的。第一个辑录《世本》的是南宋高似孙，第二个辑录《世本》的是清人张澍。

《世本》分别部类，将世系、人事、居作、氏姓、谥法等分章叙述，打破了古史记事、记言的格局，创立了分专题记事的新体例，为后世纪传体的雏形。

今本《世本》包括有《帝系》、《纪》、《世家》、《传》、《谱》、《居》、《作》、《氏姓》、《谥法》等篇。《帝系》篇记载黄帝以来尧、舜、禹等古帝王的世系。《谱》记载夏商周三代和鲁、宋、齐、卫等二十国国君的世系、列国卿大夫的世系。以上重在编年。《纪》、《世家》、《传》，则分别记述了帝王、诸侯、卿大夫等三种人的主要事迹，重在记事。《居》篇记帝王都邑。《作》篇记重要的创造发明。《氏姓》篇记各姓氏的来源及世系。《谥法》篇解释谥号的含义。后面这四类，实际上是后世史书“志”的性质，

它企图博古通今，写出从传说时代至战国时期的整个历史过程；它着意反映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显示社会生活的全貌。

《世本》是先秦的史官档案记录的汇编‍，‍书己佚。据各种古书征引的文‍字看来‍，‍内容有七部分‍，《‍帝系》、《世家》记皇帝到东周列国王侯的世系‍；《谱》记周王室和诸侯国执政的世卿大夫的年表‍；《传》记春秋前的名人事‍迹‍；《氏姓篇》先秦贵族的起源和宗支分化的状况族谱‍；‍《居篇》记三代王‍都和列国都邑变迁‍；《作篇》记上古技术发明和礼乐初制‍，‍各篇文字很简单‍，仅记事实而无评论。材料以春秋前最详，‍也有一点战国到西汉初的记录。‍

第二节《山海经》介绍

《山海经》是古代一部地理书。关于它的作者，已不可考。该书表面看来荒诞不经，但其中不少内容经过现代学者考证是可信的。史学论证使用需谨慎。《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据说原共22篇约 31000 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 13 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全书内容，以五藏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做为一组；海内经 4 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5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山经》主要记载山川地理，动植物和矿物等的分布情况；《海经》中的《海外经》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荒经》主要记载了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重要神话资料。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在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对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研究，均有价值参考。

第二编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介绍及选文

第五章纪传体的创始与发展

第一节《史记》介绍

一、作者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2万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二、体裁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其内部包括五种体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相互联系，相互配合。

“本纪”是全书的纲，它以王朝为次，用编年方法记述各帝王或最高当权者在位时期的国家大事。

“世家”记述诸侯世系，“列传”（包括专传、合传、类传、民族传四种）记述各时期将相大臣及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事迹，“世家”和“列传”是用来补充和具体说明“本纪”的。如《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十一年，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文字简略。看了《淮阴侯列传》后，就知道韩信的生平事迹及被杀的经过。

“表”（包括世表、年表、月表三种）是用表格的形式记载各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是联系纪、传的桥梁，表现了历史发展的线索。

“书”是分专题记载各种典章制度，可以看作是分门别类的专史。

三、成就

1、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开山作。《史记》包含的五体各有所本，并非都由司马迁所创。例如，《书》的标题，本于《尚书》。《表》的创立源于《周谱》。《大宛列传·赞》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卫世家·赞》称：“余读世家言。”可知“本纪”、“世家”的名目，在司马迁以前早就有了。七十“列传”的头一篇《伯夷列传》中以“其传曰”三字总起下文，可知当时司马迁必是看到了伯夷、叔齐的旧传，然后才动笔的。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将先秦时期处于萌芽状态诸种史体，进行改造加工，归于一部书中，使之互相配合，各尽其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是以前的史书所不曾有的。自此体例一出，以后历代作史者都来效法，东汉班固的《汉书》、西晋陈寿的《三国志》等都是采用这一体例修成，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史书体例之首。

2、史料价值。从起止时间上看，《史记》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到汉武帝，上下约三千年，以略古详今为原则，保存了先秦、特别是秦汉史的详尽史料，是研究汉代以前历史的基本史料。从地理范围上看，《史记》记事西起中亚，北至大漠，南到越南，延伸到今日中国版图之外，具有世界史性质，为研究邻国历史保存了可贵史料。从记事领域上看，《史记》记事领域十分广阔，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少数民族以及各色重要人物的材料，无不涉及。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组成的各个阶层。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囊括古今，博极天地，具有世界史性质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3、史观。司马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家，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的书中有一些比较进步的观点值得注意，这主要反映在重视社会经济，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三个方面。《史记》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记载。司马迁已经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引起政治的变动，他试图通过经济现象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他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太史公自序》)他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它的影响之下，后世正史都沿袭它的体例，设有《食货志》一目。在《史记》中，司马迁和当时统治者提倡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见《汉书·董仲舒传》)的说教唱反调，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货殖列传》)揭露统治者行动上 “唯利是图”，却“口不言利”的目的是扼杀劳动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司马迁这种要求统治者照顾人民物质利益的思想，也是此较进步的。

第二节《汉书》介绍

一、作者

班固的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曾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学，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刘向校理秘书。祖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班固自幼聪慧，九岁能诵读诗赋，十三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东汉皇家图书馆）所存资料，续写固之遗作，然尚未毕便卒。同郡马续，乃昭之门人，博览古今，帝乃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二、内容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东汉班固编撰。起初，班固的父亲班彪以《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即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班固死后，班固妹妹班昭补写了《汉书》八表，在马续协助下又完成了《天文志》。《汉书》记事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206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23年），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余万言。与《史记》相比，《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省“本纪”为“纪”，改“书”为“志”，并“世家”入“列传”。新创《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变《平准书》为《食货志》。这些变化，被后来一些是史书所沿袭。《汉书》喜用古字，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为《汉书》作注。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解，完成了对《汉书》的新注。清人王先谦著《汉书补注》，颇便参考。今人杨树达著《汉书窥管》，对王氏补注，又作补正。

三、成就

第一，《汉书》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纂体例。为了突出西汉王朝的历史地位，《汉书》采用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断限起自西汉王朝建立，终于王莽灭亡。这样，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的《高祖纪》就被排在首篇，而项羽就只能从“本纪”降为“列传”，王莽就只能作为叛臣，将其传记排在最后。这种断代为史的新体例，深受封建统治者的赞赏。当有人上书东汉明帝，告班固私改国史时，汉明帝看了班固的书稿后，不但没有定班固的罪，反而任命他为兰台令史，接着又升迁为郎，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撰工作。此书一出，影响深远。此后，每换一个朝代，就修一部前朝的断代史，到清朝便有“二十四史”的形成，其中，除《史记》、《南史》、《北史》、《新五代史》外，其它全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

第二，《汉书》在编排方法上，远比《史记》整齐、严密。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史记编次》指出：《史记》“《公孙弘传》后忽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又列《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传》。《循吏》后忽列《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史记》编排上的这种混乱现象，许多人都有同感。而《汉书》则完全不同，《汉书》的各传一般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先专传、合传，次类传。各传名称，概以姓或姓名标题，只是诸王传除外，不像《史记》，有的以姓标题，有的以姓名标题，有的以爵名标题，极不统一。

第三，《汉书》的十志，虽然本于《史记》八书，但却远比《史记》的八书丰富完备。特别是其中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为《史记》所无，乃开创性著作，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十志叙事，都是贯通古今，是后世《通典》、《通考》等典章制度通史的开端。

第四，《汉书》的一个突出优点，是“文赡而事详”。例如，汉武帝以前的纪传，《汉书》多采用《史记》旧文。但在采用时，作了很多增删改易。如在帝纪部分，增载了很多重要的诏令原文，在传记部分，则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作和书信。如《贾谊传》增载《治安策》，《晁错传》载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下》等疏，《贾山传》载其《至言》，《邹阳传》载其《讽谏吴王濞邪谋》一书，《枚乘传》载其《谏吴王谋逆》一书，《韩安国传》载其与王恢辩论讨伐匈奴事，《公孙弘传》载其《贤良策》，《董仲舒传》载其《天人三策》。以上皆《史记》所无，而《汉书》所增载者。武帝以后诸传，亦多载有用章疏。如《沟洫志》载贾让的《治河三策》，《食货志》载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及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等。

第五，《汉书》增传也不少。《史记》无《吴芮传》，蒯通附《韩信传》内，伍被则附《淮南王传》内，而《汉书》俱另立传。《汉书》增史迹的就更多了，其中尤以对民族史传的补充最为突出。例如，在《史记·匈奴传》的基础上，《汉书》增补了汉武帝以后的大量史料，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东汉末年匈奴族的历史。又将《史记·大宛列传》扩充为《西域传》，记述了西域境内几十个国家，即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及中亚、西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物产、户口等情况。《汉书》又合并《史记》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诸传成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增补了大量资料，使之更加完备。总之，《汉书》对民族史的记载比较详细，有系统，为研究民族史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史料。

第三节《三国志》介绍

一、作者与内容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西晋史学家。他小时候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三国志》由西晋陈寿撰。陈寿原为蜀汉观阁令史，蜀亡入晋，累官至治书御史。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志》由此得名。《三国志》成书之前，已有官修的王沈《魏书》、韦昭《吴书》，私撰的有鱼豢《魏略》等。《三国志》中《魏书》、《吴书》即取材于这些书。《蜀书》的材料由陈寿采集和编次。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记事上起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下迄西晋灭吴之年（280年）即武帝太康元年，包括魏、蜀、吴三国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属于纪传体的国别史，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陈寿仕晋，而晋承魏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魏书》称曹操等魏的君主为帝，叙入纪中。称蜀、吴君主为主，叙入传中，但与帝纪写法相同、按年叙事。魏、蜀、吴三书原各自为书，至北宋雕版时才合而为一，改称《三国志》。与《史记》、《汉书》相比，《三国志》内容略显单薄，且没有表、志。但因流传至今的有关三国的史书很少，故其价值依旧甚高，如《魏书·东夷传》保存了有关日本的一些最古记载。陈寿曲笔阿时，创立的“回护”笔法，为后世史家所讥弹。陈寿之后，有关三国的史料大量出现。南朝宋文帝令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与范晔同时代，其注与重在训释文义的《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不同，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辨为宗旨，在史实方面予以增补和考订，开作注之新例。所引著述甚多，且引文完整，史料价值不低于正文。由于所引原书大都散佚，从而使裴注显得更加珍贵。清杭世骏《三国志补注》、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等注本也颇有参考价值。另，清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清淘元珍《补三国食货志》、清钱大昭及侯康《补三国艺文志》、清万斯同《三国年表》、清洪饴孙《三国职官表》等也颇便参考。

二、成就

《三国志》的体例，属于纪传体的分国史，但仅有纪传，而无表志。为完善纪传体史书体例做出了贡献。

写史断限处理恰当。三国史，一般人认为应从黄初元年(220年)曹丕称帝写起，但是陈寿的《三国志》却从东汉末黄巾起义写起。陈寿这样作有其好处：因为三国局面的形成，正是黄巾起义失败后军阀混战的结果，从黄巾起义写起，最易把问题写清楚。不以封建皇朝为限断，而以历史时期为断限，这是极有见地的。

分国记事，主次分明，解决了在纪传体史书中如何全面记述分裂割据时代历史的难题。《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魏书》三十卷，其中“帝纪”有四卷，“列传”有二十六卷。《蜀书》十五卷，只有传，没有纪。称刘备、刘禅父子为“先主”、“后主”，但《先主传》《后主传》的记述方法，用的仍是“本纪”的方法，即按年叙事。这种书法，表明陈寿在形式上视蜀为地方割据政权，但在实际上又把它当作与魏同等的国家来处理。这种作法是比较特殊的。《吴书》二十卷，也是只有传，没有纪。称孙权为“吴王”，不称“帝”。其他各帝连“吴王”都不称，只称名。但记述的方法，仍用“本纪”的方法。

从以上叙述，可知《三国志》一面将魏、蜀、吴当作三个独立国家，各自独立成书，然后将三书合编在一起，当作国别体史书来写；另一面，又实际上尊魏为正统，把曹魏看成中央政权，把蜀、吴看成地方割据政权。《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前四卷“魏帝纪”，是全书的纲领，记三国时期全中国的历史大事，后六十一卷为“传”，都是补充说明“魏帝纪”的。这是从宏观来看，魏、蜀、吴三书是这样一种关系。但从微观来看，三书内部各自又有“纪”与“传”、纲与目的关系。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陈寿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身为晋臣，在西晋朝廷统治下来写三国史，他只能以魏为正统。这说明陈寿不能避免一般封建史家的局限性。如果抛开正统观念，三国中以魏最强最大，最后统一中国者，也是继魏而帝的西晋，记三国史，在分立三书的基础上，以“魏帝纪”为纲，是合乎历史实际的，而且有利于全面地、清楚地记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历史，这是应当肯定的。

三、裴松之注

《三国志》本书，文字比较简略，南北朝宋文帝命刘义隆命裴松之为它作注。裴松之的“注”不同于其他史书注释，该书突出特点是不专在解释文义，而重在补充材料，“注”文字数与原文基本相近。陈寿撰《三国志》时，由于时代隔得太近，有关三国的历史著作，不是看不到，就是尚未编写出来。到了南北朝时，有关三国的历史著作大量涌现出来，裴松之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材料作为注释《三国志》之用。他注释的方法，根据他自己的概括有四点。

补缺：“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罔不毕取以补其缺。”

备异：“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

纠缪：“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

论辩：“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则均有所论辩”。

第四节《后汉书》介绍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南朝刘宋时的历史学家。

《后汉书》由南朝刘宋范晔编撰。《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上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有东汉刘珍、吴谢承及晋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袁山松、袁宏等所修史书。范晔则博采众书、斟酌去取，写成《后汉书》，包括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梁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三十卷与之合刊，成今本《后汉书》。《后汉书》袭《史记》、《汉书》的类传体例，又创写《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等。《后汉书》中的《舆服志》、《百官志》为前史所无。与《汉书》相比，《后汉书》又缺《艺文志》、《河渠志》、《食货志》等。后幸有《晋书·食货志》弥补社会经济情况，《隋书·经籍志》弥补书目遗存情况。今本《后汉书》，纪传是唐高宗之子李贤等人的注，志是刘昭的注。清人惠栋有《后汉书补注》，王先谦有《后汉书集解》，两书资料颇为详备。《后汉书》成书晚于陈寿《三国志》，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

第五节《宋书》介绍

《宋书》的作者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南齐永明五年（487年）春，沈约受齐武帝萧颐之命，根据何承天、徐爰原有之宋史著作，补充修订，于次年二月完成纪传部分，是纪传体正史中成书较快的一种。《宋书》全书100卷，包括纪10卷、传60卷、志30卷，记载了刘宋王朝七十多年的历史。《宋书》有“类传”八种，其中记载忠孝仁义之士的《孝义传》、记载出身寒微而荣登显位者的《恩幸传》、记载刘劭刘浚兄弟弑杀君父事迹之《二凶传》为新立。又有专门记载少数民族及外族历史的《索虏》等传。首创家传形式和带叙法，带叙法即其人不必单独立传，仅将其事附叙与其有关的某人传内。志是成书后续补的，在详记刘宋一代典章制度外，还追述了东、西晋和三国之制度。其中《律历》、《天文》二志取材于何承天的撰述，尤为精确详明。《乐志》记载了古代各种乐器、乐歌歌词。新创《符瑞志》，虽记有白虎、丹书、甘露、嘉禾等怪异，也保留了一些自然现象和灾害的资料。《宋书》传至北宋，已有散佚，后人取李延寿《南史》等书，加以补充，仍保持原书卷数。全书虽以志见长，但缺食货、刑法、艺文三志，故清郝懿行有《补宋书刑法、艺文志》。《宋书》无表，清万斯同为其补表凡三：《宋诸王世表》、《宋方镇年表》、《宋将相大臣年表》。

第六节《南齐书》介绍

《南齐书》原名《齐书》，南朝萧子显撰写。萧子显是南齐的皇族，入梁后为吏部尚书、吴郡太守，自己奏请编撰《齐书》。他依据南齐檀超、江淹等编写的《国史》、沈约编写的《齐著》和吴均著的《齐春秋》等书，变成《齐书》。为了与李百药编著的《北齐书》相区别，改名《南齐书》。《南齐书》原书60卷，今存59卷，有本纪8卷，列传40卷，志11卷，亡《自序》一卷。全书记载了南齐24年的历史。《南齐书》文字简洁，远学班固类叙法、近学沈约带叙法，能立传不多而人物备载。列传中类传有七，多学《宋书》，只是名称稍有改动。另新创《文学传》，其中包括科学家祖冲之传。《南齐书》重视少数民族和外族史事，改《宋书》中的《索虏传》为《魏虏传》，详记北魏史实。但萧子显为其祖父萧道成作本纪，竭尽颂扬与回护之能事及将其父萧嶷从齐高帝诸子中提出独立一传并备极赞美的做法颇为后人非议。《南齐书》“志”中缺“刑法”、“艺文”、“食货”三志，《天文志》仅记灾祥、《祥瑞志》多载图谶。而《州郡志》虽不著户口，但所述建置于了解侨郡移动问题颇为有用。《百官志》简要而有条理，对一些重要官职详记其设置变迁情况。《南齐书》无表，清人万斯同、吴延變补《齐诸王世表》、《齐将相大臣年表》、《齐方镇年表》。清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

第七节《魏书》介绍

《魏书》由北齐魏收撰写，是“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魏收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奉诏撰魏史，四年而成。全书记载了北魏王朝180多年的历史，共114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篇幅过长，有些篇章又分子卷，实共130卷。与前史不同，《魏书》在本纪之前别立一篇《序纪》，追溯拓跋珪的先世，对后世有所影响。为了给北齐定正统地位，《魏书》将东魏孝静帝列为“本纪”，而缺写西魏皇帝本纪，故今之《魏书》实为北魏、东魏之史。魏收将刘聪、石勒和宋、齐、梁、陈都列入外国传，并视东晋为僭晋，为了与《宋书》对阵而称宋、齐、梁为“岛夷”，这种作法，为后世所指责。《魏书》的传多采用附见法，比较繁琐芜杂，一人立传，子孙备附，有时多达数十人，几成家族谱系。因魏收以个人好恶决定人物取舍与褒贬，故《魏书》在当时即有“秽史”之称，后来曾有三次修改。《魏书》的“志”内容丰富，《食货志》备记均田租赋制度变化。改《后汉书》的《职官志》为《官氏志》，先记官，后述氏，叙述门阀势力及民族融合情况。新创《释老志》，记载当时佛教、道教之盛衰。《魏书》无表，清万斯同补《魏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外戚诸王世表》、《魏将相大臣年表》、《西魏将相大臣年表》、《东魏将相大臣年表》等六表。清谢启昆《西魏书》、陈毅《魏书官氏志疏证》、温日鉴《魏书地形志校异》、丁谦《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等亦便阅读。

第六章编年体的继起

第一节《前汉纪》介绍

　　《前汉纪》本名《汉纪》，后世人为了与袁宏所作的《后汉记》相区别，故称之为《前汉纪》。《汉纪》的编撰者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荀悦（148-209年）。

　　《汉纪》是以《汉书》为基本材料缩编而成的，故其与《汉书》一样，起始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止于公元23年王莽灭亡，共记前后231年的历史。全书共30卷：《高祖纪》4卷，《惠帝纪》1卷，《高后纪》1卷，《文帝纪》1卷，《景帝纪》1卷，《武帝纪》6卷，《昭帝纪》1卷，《宣帝纪》4卷，《元帝纪》3卷，《成帝纪》4卷，《哀帝纪》2卷，《平帝纪》1卷，而以王莽当政时事附于《平帝纪》之后。

　　荀悦作《汉纪》，取材范围不超出《汉书》，只是把班固书中的志、传、表等资料，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适当地剪裁排列，溶于各卷帝纪之中。全书18万字左右，约为《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后人有戏称其为简本《汉书》者。但是，《汉纪》并非是泛泛地抄录《汉书》而成，它含蕴着编撰者的思想、史识及驾驭能力和文笔才华。《汉纪》向有"词约事详"之誉，甚至"历代褒之，有逾本传。"梁启超称赞《汉纪》是"善钞书者"。

　　就思想与史识来说，《序》中已提到其著书五原则。他编撰这部书，主要是给汉献帝看的，同时也是给一般统治者看的，目的是要他们了解所谓："天人之际，事物之宜"，从历史的现实中，学会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明确认识，以及应付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办法。为了体现这个原则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书内容共有16个方面，即所谓："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纪焉，有休详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所以，《汉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第七章两晋南北朝时期方志地理书名著

第一节《华阳国志》介绍

作者常璩，字道将，蜀郡江源县（今四川崇州市一带）人。生平事迹不详，巴氐人李雄、李特有四川一带建立了成汉政权，他曾在这个政权任散骑常侍、掌著作。晋穆帝和三年（公元347年），晋朝派大将桓温南下进攻成汉，他曾劝李势投降，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他的著作除《华阳国志》见存外，其余都佚亡了。

《华阳国志》十二卷，本文约十一万字。其卷次为：第一巴志，第二汉今志(以J：梁州＞，第三蜀志(益州)，第四角中志(宁州)，第五公孙述刘二牧志，第六刘先主志，第七刘后主志，第八大同志(记汉晋平蜀之后事)，第九李特雄期寿势志，第十光贤士女总赞(晋前人物)，第十一后贤志(晋代人物)，第十二序志并益、梁、宁三州光后以来士女目录。是书记事范围，从时间上说，姑于开辟，终于晋水和三年；从地域况为梁、益、宁三州三十三郡一百八十县。全书包括三部分：一至四备写历史、地理，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JL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叔述公孙述、刘焉、刘球父子、蜀汉、成双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十至十二卷，记载自西汉迄东晋初年的“贤士贞女”，相当正史中的列传。这种写法，刘琳光生概括为，“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况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的三结合。”③这是符合是书实际情况的。然而归根结带，《华阳国志》是一部方志。

　　我国始有方志之依可溯之于先秦以因为主以文为辅的“土地之固”。汉魏六朝以后，以图文并重之图经体方志，抑或离开图的载言纪事的方志，应运而兴。先于《华阳国志》的各类方志已经很久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即达上百种，可惜或早已亡仇或只能片断地散见于他化唯独《华阳国志》转辗钞玑挺拔于方志之林，成为今日传世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方志。此当非属偶然，应归于它的史料价值和所独具之编祭特色。从历史地理价值氮前四卷是全书的精电正如刘琳先生所归纳的，记载着各州的历史，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队一方的物产，各地的风俗，主要的民族，名宦的政筑各县的大姓，等等。所有这色为研究我国古代西南边疆地理、政治史、经济史、民族文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特别是：在古代西南地理方面有补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在政治史方面，有补于《三国志》，在经济史方面，有补于《史记．河渠书》、《汉书．沟砌志》，以及《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贷殖传》在民族史方面它对于西南三十几个少数民族和部落特别是其中主要者的历史及其同汉族、中央政府的拄还关系所作记载，比史、汉等。《西南夷列传》详尽得多，更有许多为正史所缺失。上述足见此书博大精深，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它的内容上的三结合和体裁上的三结知对后世地志从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直至元明清时期的《一统志》和各地方各类方志，似乎都不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第二节《十六国春秋》介绍

《十六国春秋》由北魏崔鸿撰。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崔鸿根据有关十六国的史料历时23年编成全书。全书共一百卷，另有序例及年表各一卷。崔鸿死后，其子崔子元于庄帝永安元年（528年）将此书献于“秘阁”，《十六国春秋》始得以流布。本书属于编年体的分国史，每国各为篇卷，叫做“录”、个人曰“传”。原书在北宋时已经散失。现行《十六国春秋》有三种本子：一为简本，共十卷，《隋书·经籍志》题为《纂录》，可能是时人根据崔鸿原书删节而成，司马光称其为《十六国春抄》。二为详本，共一百卷，系明万历年间屠介孙、项琳等从《晋书》、《北史》、《魏书》、《册府元龟》、《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录有关十六国史事整编而成，仍托名崔鸿撰。三为清人汤球辑本《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他以简本为底本，再以各种类书中所引佚文补足。《十六国春秋》与沈约《宋书》、魏收《魏书》不同，虽然所记为五胡十六国史事，但能对晋、魏及十六国给以平等的历史地位，这是崔鸿远见卓识之表现。

第三节《水经注》介绍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时郦道元所著，是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在我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水经注》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水道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诸方面内容，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水经注》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部水文地理专著，是中国古代水文地理的又一项中国之最。《水经注》全书三十多万字，详细介绍了我国境内一千多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水经注》文笔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著作。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其内容包括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在自然地理方面，所记大小河流有1252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濑、湖泊等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所记各种地貌，高地有山、岳、峰、岭、坂、冈、丘、阜、崮、障、峰、矶、原等，低地有川、野、沃野、平川、平原、原隰等，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在人文地理方面，所记的一些政区建置往往可以补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所记的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除此以外，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000处。在这些城市中包括国外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罗奈城、巴连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国城等，林邑国的军事要地区粟城和国都典冲城等都有详细记载。交通地理包括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经济地理方面有大量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坡湖、堤、塘、堰、堨、覩、墱*、坨、水门、石逗等。还记有大批屯田、耕作制度等资料。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包括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所记矿物有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锡、汞等，非金属矿物有雄黄、硫黄、盐、石墨、云母、石英、玉、石材等，能源矿物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兵要地理方面，全注记载的从古以来的大小战役不下300次，许多战役都生动说明了利用地形的重要性。

　　除了丰富的地理内容外，还有许多学科方面的材料。诸如书中所记各类地名约在2万处上下，其中解释的地名就有2400多处。所记中外古塔30多处，宫殿120余处，各种陵墓260余处，寺院26处以及不少园林等。可见该书对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水利史学以至民族学、宗教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以上这些内容不仅在数量上惊人，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了文学艺术手法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所以它还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定地位。它“写水着眼于动态”，“写山则致力于静态”，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散文的集锦，神话传说的荟萃，名胜古迹的导游图，风土民情的采访录”。《水经注》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仅就描写的瀑布来说，它所用的词汇就有：泷、洪、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涧、悬波、颓波、飞清等，真是变化无穷。所以我们说《水经注》不仅是科学名著，也是文学艺术的珍品。

第四节《洛阳伽蓝记》介绍

一、内容

《洛阳伽蓝记》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记载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衰的地方志，共五卷，作者是东魏阳(或作杨、羊)　(音眩)之，北平郡(今中国中部河北卢龙)人。东魏迁都邺城之后，在武定五年(即公元547年)他再到洛阳，看见当地遭受东、西魏战争破坏后，满目创痍，一副破败景象，感慨极深，所以写了这本书，回忆魏孝文帝元宏迁都后，洛阳的繁荣昌盛。由于他反对佛教，认为贵族的施舍浪费，以及国家对佛教的扶植影响了赋役收入和兵源，所以书中对寺院的华丽和贵族的奢华进行了大量讥刺。

　　此书按照城内、城东、南、西、北的次序，以四十多所名寺院为纲，兼顾所在里巷、方位以至名胜古迹，同时叙述相关事迹。从书中可以了解孝文帝迁洛阳到尔朱氏之乱，四十年间洛阳的故事和台省坊市的分布，甚至于外商来洛阳居住和各国的风土人情、道里远近书中都有所涉猎。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史料价值极高。其中，第五卷收录的宋云《家纪》、慧生《行记》、《道荣传》，详细记载了宋云去天竺的情况，成为现今研究中印交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的文学价值也很高。

二、特点与评价

其一，它首先是一部记载城市佛教寺院的书。从城邑志看，前此已有齐梁间记长安的《三辅黄图》，其后南宋迭有专记北宋京城汴梁(今开封)的《东京梦华录》、专记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的《梦粱录》等等；但从专以京城佛寺建筑为撰写对象来说，在我国古籍中是独一无二的。是书以记洛阳伽蓝为题，另及地理、政治、人物、风俗各个领域。范样雍说它“钝扬佛宇，而因及人文。”⑦这是很中肯的格括。作者取材除第五卷惠生、宋云西行部分按辑于前人撰述外，余皆作者亲见亲闻之洛阳佛寺的景色及其有关掌故，写得真实、亲切、传神。

　　其二，《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齐民要术》是传世的北魏三大名著。除《齐民要术》属农书外，前两书都是以山川名胜为纲而旁及人文的地理撰述。其不同点：《水经注》着重写自然河山的壮丽；《伽蓝记》则集小记建筑的宏伟精致，揭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

　　其三，是书以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分卷，结构甚为严密,各卷又以某城门为起点；每写一未光扳在某门某方仇狄及寺之四邻巷里、官署名胜，颇为清晰确切。按照记久足可绘制一幅相当精确的中世纪古都洛阳市区图。其精确可考是同类古籍中罕见的。

　　其四，行文简明清丽，v4中有散，形象生办颇具特色。《四库全书总日》卷七十说它“其文秋丽秀逸，烦而不厌，可，i励道元《水经注》肩随。”这是言之不过的。史书在历史地理方面的价值主要有三：

　　其五，一至四卷详细地精确地记裁了六世纪北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的城址、城门、宫殿、御道、佛寺、它署、住宅、名胜、古迹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对于今日研究洛阳的历史地理、考古发损以及进行现代化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其六，前四卷涉及到了一些洛阳的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记载，成为今日研究六世纪北朝城市经济地理罕有的史料。

第三编隋唐宋元时期史籍介绍及选文

第八章纪传体的大量续修

第一节《梁书》和《陈书》介绍

两书均为唐姚思廉所撰。姚思廉父亲姚察历仕梁、陈、隋。陈朝初年，姚察参与梁史的编纂，入隋后，受命编纂梁、陈二史，未竟而卒。姚思廉依据父亲遗稿，兼采他书而成《梁书》和《陈书》。两书本纪部分和《陈书·皇后传》后有监修官魏征的论赞。《梁书》记载了梁朝五十六年的历史，共56卷，包括本纪6卷，列传50卷。六卷本纪中，《武帝本纪》占三卷。梁武帝孙子萧詧投降北魏，在江陵建后梁张权，传袭三世，《梁书》漏而未载。列传中新创颂扬宦成身退之人的《止足传》，《儒林传》记载了唯物主义者范缜的事迹。另外，史学家沈约、文学批评家钟嵘和刘勰、科学家陶弘景等均有专传。《陈书》记载了陈朝三十三年的历史，共36卷，包括本纪6卷，列传30卷。各卷中有关封爵、册立、谱系罗列较多，略显冗繁。姚氏父子擅长文学，然能力戒当时追求辞藻浮华之风，求司马迁、班固笔法而文笔简洁，实属难得，尤其是《梁书》，颇得后人称赞。梁、陈二史对统治者多有回护和失于考订的地方。《梁书》、《陈书》无表，清万斯同补《梁诸王世表》、《梁将相大臣年表》、《陈诸王世表》、《陈将相大臣年表》、《陈方镇年表》。两书无志，可参阅《隋书·十志》。另，重要参考书有清陈澧《毛本梁书校议》、清李慈铭《梁史札记》、罗振玉《梁书斠议》和《陈书斠议》等。

第二节《北齐书》介绍

《北齐书》原名《齐书》，唐李百药撰。李百药之父李德林在齐、隋两代曾修过北齐史。唐贞观三年，李百药奉诏专修北齐史，在其父《齐书》旧稿基础上，参考王劭《齐志》及其他书籍，历时八年而成。《北齐书》共50卷，包括帝纪八卷、立传四十二卷，记载东魏特别是北齐共44年的历史。本纪八卷中，前三卷追记北齐政权的奠基者神武帝高欢、文襄帝高澄事迹，对了解北魏晚期历史颇有价值。北宋初，《北齐书》仅残余17卷，后人乃取李延寿《北史》等书补配。由于出于众手，故今本《北齐书》多有体例不纯、前后矛盾之处。《北齐书》无表，清万斯同补《北齐诸王世表》、《北齐异姓诸王世表》、《北齐将相大臣年表》。《北齐书》无志，可参阅《隋书·十志》。另清李宝淦《北齐书平议》、罗振玉《北齐书斠议》等颇有参考价值。

第三节《周书》介绍

《周书》由唐令狐德棻奉敕撰写。武德四年，令狐地棻建议编写梁、陈、齐、周、隋五朝史书，意见被采纳。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周书和其他四史同时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书原为一本书，称为《五代史》，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南北史》修成，五书便分为单行本，其中十志不能分，就放在《隋书》里面。《周书》主要取材于西魏柳虯所撰史书和隋牛弘的《周史》，全书50卷，其中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记载了西魏和北周两朝46年的历史，还兼述与其并存的其他国家的情况，颇便了解当时全国总的形势。《周书》的“传”内容丰富，其中《异域传》记载高丽、百济、新罗及突厥、吐谷浑和西域小国的制度、风俗、物产及朝聘往来情况等。并为在江陵称帝的萧詧单立一传，并将其子孙和在梁、陈、隋史中无传的一些部将附于传末，保存了有关后梁的一些重要史料。《王褒传》载其《寄周弘让书》、《庾信传》载其《哀江南赋》等正确反映了传主之文才，与《宋书》、《魏书》广泛辑录芜词颇不相同。本书至宋初已经残缺，后经取《北史》及他书补配而成今本。《周书》无表，清万斯同补《周诸王表》、《周公卿年表》，清吴廷燮补《周方镇年表》，清陈恕补《补北周公卿表》。《周书无》志，可参阅《隋书·十志》。另外，参考书有清李宝淦《周书平议》、罗振玉《周书斠议》等。

第四节《隋书》介绍

《隋书》由魏征等撰写。全书共85卷，其中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记载了隋朝38年的历史。《隋书》分为两阶段完成。纪传部分由魏征监修，与《五代史》中其他四部同时完成于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隋志》30卷原称《五代史志》，完成于贞观十五年（641年）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由长孙无忌署名进呈。《五代史志》修成之时，《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均已经单行，故后人将其附于《隋书》。《隋书》“类传”多沿袭前史，其中“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记载了外族及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李密传》记载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情况。十志价值极高，分段叙述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典章制度及相互沿袭情况。其中，《食货》对均田制及租庸调和钱币、《刑法》对各朝法律制度、《百官》志对各朝官职、《地理》对隋及南北朝行政建制沿革均有详细记载。《经籍》记载了汉至隋六百年来的书籍存亡情况，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第一次按经、史、子、集四部书分类著录存书和佚书，对后世影响极大。《律历》、《天文》二志出自李淳风之手，总结了圆周率等南北朝以来有关数学、天文、历法的许多成果。《音乐志》记载南北朝各地区及国内外乐舞交流及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隋书》无表，清万斯同补有《隋诸王世表》、《隋将相大臣年表》，另外，清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等书颇有参考价值。

第四节《晋书》介绍

《晋书》由唐房玄龄等奉敕撰写。唐以前，已有十八部关于两晋的史书，房玄龄等以此为基础，仅三年就写完全书。我国正式设置史馆，以修国史，实始于唐。唐朝史馆修纂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纪传体史书，《晋书》是第一部。同时，史馆还编修本朝历史。由于参加编修者多为一时名流，再加上资料比较齐备，因而《晋书》成书很快。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为止156年的历史，包括西晋和东晋。《晋书》各志均从汉末讲起，其中李淳风的《天文志》、《律历志》倍受推崇。与前四史不同，《晋书》新创载纪，记载既不是“正统”君主，又不是正统臣属的“僭伪”人物。十六国中前凉张轨因是晋旧臣、西凉李暠是唐朝皇帝始祖则被载入列传，其余各国君主均入载纪。类传十三种，其中忠义和孝友是新增。列传中多载有用之文，如《刘毅传》中反映九品中正制弊端之《论九品八损疏》、《江统传》中反映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之《徙戎论》、《裴秀传》中反映之制图六法之《禹贡地域图》、《卫恒传》中反映书法源流之《书势》等等。《晋书》无表，清万斯同补《晋书》十六表。另外，清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及近人吴士鉴、刘承干《晋书斠注》等书广采众说，颇有参考价值。

第六节《南史》和《北史》介绍

《南史》和《北史》为唐初李延寿私人撰述，成书后获得与官修正史同等地位。李延寿之父李大师曾撰写编年体的南北朝史，惜书未成而卒。李延寿继承父志，取材南北朝八史，改编年为纪传，奋笔十六年写成《南史》和《北史》，两书合称《南北史》。《南史》全书八十卷，包括纪10卷，列传70卷，记宋、齐、梁、陈170年历史。《北史》全书一百卷，包括纪12卷，传88卷，记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共233年历史。《南北史》平等对待南北朝，不仅是唐初大一统局面的反映，更是南北民族平等观念的表现。《南史》取材于宋、齐、梁、陈四书，其中对《宋书》删减最多。《北史》取材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删减最多的是《魏书》。李延寿删削虽有不当之处，但确也纠正了八书荒芜臃肿之弊。同时，李延寿也补充了一些八书所无的资料。《南北史》删繁补漏，事增文省，为后世所赞。列传多用家传形式，一姓一族，子孙后代一律附于父祖传下，集为一篇。如此编排便于了解世家大族之兴衰，但失于人物所处朝代不明。《南北史》仅有纪、传，而无志、表，清周嘉猷撰《南北史表》、徐文范撰《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清汪士铎撰《南北史补志》，明末清初李清有《南北史合注》。

第七节《旧唐书》介绍

《旧唐书》原名《唐书》，《新唐书》问世后，改称《旧唐书》。修书开始于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止于开运二年（945年），历时四年仓促成书。成书时由刘昫监修，故署名刘昫等撰。《旧唐书》全书200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记载了唐朝290年的历史。史料来源主要是唐代官修的编年体性质的实录和纪传体性质的国史。由于实录和国史都是唐前期详备，后期缺略较多，因而《旧唐书》前半部取舍得当，记载翔实，穆宗长庆以后（821—824）因无所本，故多所缺漏。《历志》、《经籍志》甚至仅仅叙述到唐玄宗时期。《旧唐书》的志目比较齐全，有关当时的典章制度，均有记载，其中《食货志》、《刑法志》价值很高。《旧唐书》的传目内容丰富，按照时间顺序记载1100多人的事迹。除一些重要的著名的政治人物外，对韩愈、李白、杜甫等文学家，李淳风、僧一行、孙思邈等科学家，李密、窦建德、黄巢等农民起义领袖，姚思廉、刘知几、孔颖达等史学和经学家及佛学大师玄奘等均有专传。类传内容也要比前史丰富，尤其是“民族传”中对突厥、吐蕃、回鹘等的记载非常详细和完整。同时，《旧唐书》在纪传中多载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魏徵传》中《陈得失》、《李百药传》中《封建论》、《贾耽传》中有关地理图志的奏表及《武宗纪》、《狄仁杰传》、《姚崇传》中毁佛寺的诏令及反佛教的文章等。《新唐书》问世后，《旧唐书》几乎被人们废弃。明嘉靖以后，才逐渐通行。与《新唐书》相比，《旧唐书》由于多抄写于《实录》和《国史》，因而史料价值高，原始性强。但同时也造成了前密后疏、曲笔回护之处很多的缺点。一人两传、一事多传的重复现象，则表明其草率成篇。《旧唐书》无表，清人万斯同有《唐将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镇十道节度使年表》、《唐边镇年表》，黄大华有《唐藩镇年表》。

第八节《新唐书》介绍

北宋宋仁宗认为，刘昫等编写的《唐书》浅陋，命宋祁、欧阳修等重修唐书。宋祁耗时17年完成了列传。数年后，欧阳修主持修定了本纪、志、表等。全书225卷，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记载了整个唐代290年的历史。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的增减改动很多。《旧唐书》帝纪部分约30万字，《新唐书》则不到10万字。《新唐书》的志目共十三，新增《选举志》、《仪卫志》、《兵志》三目，并为后世所取法。而《天文》、《历志》增加了李淳风的《甲子元历》和僧一行的《大衍历》等内容。改《经籍志》为《艺文志》，比《旧唐书》所记唐人文集多出500多家，并补充了玄宗开元以后的书目。《地理志》、《食货志》、《乐志》的内容比《旧唐书》更为系统和详细。魏晋以来，诸纪传体史书均不立表，《新唐书》则承《史记》、《汉书》的传统，编制《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其中《方镇表》特别有价值。《新唐书》删《旧唐书》61传，增331传。“合传”多以类从，颇便于查阅。“类传中”增加《公主》、《蕃将》、《宰相》、《奸臣》、《卓行》、《藩镇》六种，尤其是《藩镇传》更能体现唐朝历史特点。总体而言，与《旧唐书》比，《新唐书》组织体例上较完整。力求做到“其事增于前，其文省于旧”。虽然增加了很多史料，但也删去了不少有价值的诏令和奏疏，甚至将玄奘、神秀、慧能、一行等传一并删去，使唐代佛教一无记载。重要的参考书有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宋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清沈炳震《新旧唐书合抄》等。

第九节《旧五代史》介绍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梁唐晋汉周书》，北宋薛居正等撰，后为区别于欧阳修《新五代史》，改称《旧五代史》。全书分为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代的《书》皆为断代史，记事上起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至后周恭帝显德七年（960年）。全书共150卷，本纪61卷，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帝王在位时大事；传77卷，有类传5种，即后妃、宗室、世袭、僭伪、外国等。志12卷10种，即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记载五代时期的典章制度。《旧五代史》据五代《实录》、范质《五代通录》编成，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但也有“书法回护”和“失检”等缺点。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

第十节《新五代史》介绍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北宋欧阳修撰，属私家修撰。全书记事时限与《旧五代史》相同。在体例方面，《旧五代史》断代为书，《新五代史》则打破朝代界限，贯通为史，先列各朝本纪、再为各朝列传，其次为考、世家、年谱、附录。全书共74卷，本纪12卷，即梁本纪、唐本纪、晋本纪、汉本纪、周本纪。列传45卷，均为类传。考3卷，考即记载典章制度的志。世家10卷，分记十国之事，又有十国年谱1卷。四夷附录3卷，记载契丹等事。《新五代史》体例严整，文字简练，其记事效法春秋笔法，不重史事叙述，以褒贬为主。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互相补充，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史的重要材料。

第十一节《通志》介绍

一、作者

郑樵，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生于北宋崇宁三年三月三十日(1104年4月26日)，卒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七日(1162年4月26日)。郑樵一生不应科举，刻苦力学30年，郑樵立志读遍古今书，他和从兄郑厚到处借书求读，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献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1152年，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见郑樵，郑樵仅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相待，两人谈诗论文三天三夜；下山时，朱熹的书童对此颇有微词，朱熹却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1157年，《通志》初稿完成，其中《通志》的「二十略」涉及诸多知识领域，堪称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梁启超曾高度评价郑樵对史学的贡献：「宋郑樵生左（左丘明）、司（司马迁）千岁之後，奋高掌，迈远跖，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一彗星焉。」郑樵一生专心著述，据统计达84种，但大部分已佚亡。今存仅《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其《通志》为一部巨著，共 200卷，分传、谱、略3部分。20略共52卷，是全书精华。其中的《校雠略》和《艺文略》是研究中国目录学、校雠学的重要文献。在《校雠略》中，他从理论上阐明了图书采访、类例、著录、注释的观点。在《艺文略》中，他突破前人所用的四分、五分、六分、七分、九分等文献分类方法，创立了12类、100家、432种的分类体系，著录10912部、110972卷图书，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当时的文献存亡情况，超越了前人，取得很大成就。

二、内容与评价

《通志》当今称其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中国通史。但传统史学将其归入典章制度的政书，列入“三通”之一。也有将其列入百科全书类的。全书200卷，有帝纪18卷、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略51卷、列传125卷。作者郑樵，一生勤于著述，曾几次献书。《通志》为纪传体，但把年表改称年谱，把志改称略，保存了《晋书》的载记部分。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除礼、器服、选举、刑等略外，其余各略都有新意。郑樵在《通志》中提出会通思想，主张修通史，强调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联系；主张史书应极古今之变。他反对割断史事联系写断代史。他认为史家应重视实际和学习一些自然方面的知识，并用实际的观察来核实史书的记载。他主张用治军那样严整的“类例”方法来治学，认为史家修史要有独到的见识。《通志》虽在校雠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未能在各方面都达到这样的水平。《通志》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治元年（1321）摹印元大德本。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为流行的版本。二十略有单行本。

　　《通志》作者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迁，也不如班固。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 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纪传部分主要抄自前代正史而稍加连缀，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 "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是其自鸣得意之作，认为是“总天下之学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二十略对文献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校雠略》，《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上。《金石略》和《图谱略》扩大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艺文略》通录了古今存佚的文献，创立了心的图书分类方法。《校雠略》是《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的说明书，集中又系统地反应了郑樵的文献学思想。《校雠略》是通志二十略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文字不多，但内容丰富，对文献资料的搜访，典藏，整理，使用等问题的看法都包括在内。在我国学术史上，将校雠之学写成专著，是从《校雠略》开始的，郑樵的发轫之功，不可抹煞。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通"起来，所谓"会通"，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第十二节《宋史》介绍

《宋史》为元脱脱等撰。本书记事始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讫赵昺祥兴二年（1279），记载宋代320年的历史。全书共496卷，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纪传体断代史。《宋史》的体例完备，纪、传、表、志俱全，且有创新。本纪记载宋朝诸帝事迹和宋朝大事。志共15种，即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法、艺文等，每志皆有序，叙述其源流、要领，其中地理、职官、食货、兵、艺文等尤为重要，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表有《宰辅表》、《宗室世系表》两种。列传记载两千八百余人的事迹，其中类传有后妃、宗室、公主、循吏、道学、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卓行、列女、方技、外戚、宦者、佞幸、奸臣、叛臣、世家、周三臣、外国、蛮夷等22种，《道学传》为《宋史》所独创。《宋史》史料丰富，叙事详尽，对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宋、辽、金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宋史》编修时间较短，繁芜杂乱是其主要缺点。明清时期重修或改修《宋史》有柯维骐《宋史新编》、钱士升《南宋书》、陆心源《宋史翼》等。《宋史》1977年中华书局标点本。

第十三节《辽史》介绍

《宋史》为元脱脱等撰。本书记事始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耶律阿保机被立为“夷离堇”，终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宋金联合灭辽，是记载从契丹族兴起到辽末耶律大石建立西辽之间历史的官修纪传体断代史。全书共116卷，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附《国语解》1卷。本纪包括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本纪，记载辽代诸帝的事迹和辽国大事，保存辽代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志有10种，即营卫、兵卫、地理、历象、百官、礼、乐、仪卫、食货、刑法等，记载辽代典章制度，其中《营卫志》为《辽史》新创。表8卷，即世表、皇子、公主、皇族、外戚、游幸、部族、属国等，其中《游幸》、《部族》、《属国》为《辽史》新创。列传45卷，其中类传12种，即后妃、宗室、文学、能吏、卓行、列女、方技、伶官、宦官、奸臣、逆臣、二国外记等。附录《国语解》1卷，是对书中契丹语官名、地名、部族名、姓氏称谓等的注解，以便阅读。《辽史》史料丰富，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的记载辽史的史籍。由于修撰时间短，在史料搜集、考订等方面有“潦草成编，实多疏略”之不足。后世辑补、校注《辽史》的有厉鹗《辽史拾遗》等。《辽史》1974年中华书局标点本。

第十四节《金史》介绍

《宋史》为元脱脱等撰。本书记事始于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阿骨打称帝，终于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金亡，记载金代120年的历史，为官修纪传体断代史。全书共135卷，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本纪首卷为世纪，记太祖以前世系及其事迹和女真早期的历史，末卷为世纪补，记载景宣帝、睿宗、显宗事迹，其他分别为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本纪，记载金国诸帝的事迹和金国大事。志包括天文、历、五行、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兵、刑、食货、选举、百官等，是研究金国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表即宗室与交聘，其中《交聘表》为《金史》新创，记载金与宋、西夏、高丽等的交聘往来。列传有类传16种，即后妃、王子、世戚、忠义、文艺、孝友、隐逸、循吏、酷吏、佞幸、列女、宦者、方技、逆臣、叛臣、外国等。附录《金国语解》一篇，解释女真方言，以便阅读。后人评价《金史》是元朝所修《宋史》、《辽史》、《金史》三史中最好的一部，《四库全书总目》称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瞻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是研究金代历史最主要、最基本的资料。后世考辨、订正《金史》的有施国祁《金史详检》等。《金史》1975年中华书局标点本。

第九章编年体的发展

第一节《资治通鉴》介绍

一、作者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宋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年方20，中进士甲科。宋英宗（赵曙，1032－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赵顼，1048年-1085年）熙宁（1068-1077）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在政治观点方面，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其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与王安石是政敌。

二、内容与评价

《资治通鉴》为北宋司马光撰，原名《通志》，宋神宗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定名为《资治通鉴》。全书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文化、人物事迹等。全书共294卷，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秦纪、汉纪、魏纪、晋纪、宋纪、齐纪、梁纪、陈纪、隋纪、唐纪、后梁纪、后唐纪、后晋纪、后汉纪、后周纪。《资治通鉴》沿用《春秋》编年史体裁，贯通古今，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取材广泛，记事注重资料的考异求真。司马光将有关历史记载的各种不同说法与自己取舍理由逐条记载下来，作成《通鉴考异》30卷，又作《通鉴目录》30卷，以便检阅。《资治通鉴》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编修方法，先按时间顺序排比资料编成“丛目”，然后初步整理为“长编”，最后考订删定，写成定稿。全书于叙事后有附论，为历代各家的评论，其中“臣光曰”是司马光对历史的评论。《资治通鉴》的注本，元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为最佳。《资治通鉴》之后，仿其体例而续编者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毕沅《续资治通鉴》等。

第二节《资治通鉴》续编介绍

一、《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作者是南宋时期的李焘。李焘，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宋眉州丹人（今四川丹）。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死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他在撰写这部书时，始经不渝地坚持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原则，就是“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取材十分丰富，除宋代的实录、国史外，还大量采用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家乘志状。南宋人陈傅良曾表彰说：“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自李焘作《续通鉴》（即指《续资治通鉴长编》）起建隆、尽靖康二年，而一代元书萃年于此，可谓备矣。“清人谭钟麟也认为此书“上据国典，下采私记，参考异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实粲然明备，实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正是由于李焘坚持了这个原则，才为后人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史料。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李焘继承和发展了“考异”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在著《资治通鉴》时，著有《通鉴考异》，在书中排列不同材料，说明自己取舍的原因。《续资治通鉴长编》也采用了这一考异的方法，“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气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多达一万二千余条，七十多万字。清人黄廷鉴以此评价很高，认为“其中分注考民划详引他书，而于神、哲之代尤多。

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代记述宋高宗赵构一朝时事的编年史书。二百卷。作者李心传(1167～1240)，字微之，四川井研人。十四五岁时，随其父李舜臣居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时舜臣任宗正寺主簿，故心传得有机会阅读官藏的当代史书，引起研究当代史的兴趣。三十岁考进士不第，从此绝意于科举，专心从事史学研究。经多年努力，编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记述了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三十六年的史事。高宗一代曾有大量的时事记载，由于这些记载的见闻、详略、政见不同，对人物的评论也有所不同，故事多歧互，众说纷纭。李心传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书为基础，参考其他官书，以及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订，采用了他认为是可信的，辨别了他认为不可信的，并一一注明。对重要事件，本文不能全载的，也另加注明。但因作者撰写该书适在秦桧、秦熺父子恣意篡改官史之后，《要录》便不免因袭旧章，承其谬误。《要录》编纂多仿照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书名《要录》，又是摘要而记，这与《长编》所定宁繁毋略的原则多少有所不同。该书堪称《长编》的继续，把李心传同李焘并称，也是当之无愧的。

三、《三朝北盟会编》

作者徐梦莘。本书共250卷，是记载宋代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宋金和战史事的编年体历史巨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为宋金关系史的研究者所必备。作者徐梦莘幼年历经宋金战乱，备尝艰辛，故倾毕生精力撰著此书。　　由于徐梦莘痛感“靖康之祸”，靖康史事也就成为该书的一个重点。该书自政和七年(1117)宋遣使与金订“海上之盟”开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被杀，次年宋金恢复和议止，共书四十五年事。靖康为时不过一年半，却占了七十五卷，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叙事亦极细致。作者通过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叙述，以揭示自“海上之盟”到“靖康之祸”的原委终始。《三朝北盟会编》征引的文献材料达二百多种，而且所引用的全录原文，因此保存了文献材料的原貌。这种引用方法，在过去编年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该书征引的史料，有许多后来散失，赖该书得以保存，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有些史册，诸如《建炎通问录》《顺昌破贼录》《靖康小雅》《伪齐录》等，多与《会编》所载文字相同，当系从该书辑录出来的。《三朝北盟会编》史料丰富，记述详赡，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四、《续资治通鉴》

编者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湖广总督。积二十馀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记述详明，文字简要，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共四百一十一年，成书二百二十卷，展示了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治乱的历史，其中北宋部分较为精确，元代部分较为简略。

　　《续资治通鉴》上与《资治通鉴》相衔接，即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共四百一十一年，是仿《资治通鉴》体例编写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史，全书共220卷。编者以徐亁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并从宋、辽、金、元四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一百多种书中取材，凡四易稿，历二十年而成。其中北宋部分较精，元代部分较为简略。　　《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第十章政书体的创始与发展

第一节《通典》介绍

一、作者

《通典》作者杜佑出身于名门世家，父祖均官居显位。其父杜希望任河西陇右节度使、鄯州都督，在边疆数年，政绩显著。杜佑18岁，以荫补济南参军，最后官至司徒，封岐国公，一生历任中央和地方多种要职，因此，他对政治、经济、军事、刑法等方面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

杜佑“性嗜学，该涉古今”，“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辨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旧唐书·杜佑传》)唐宪宗曾说他“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同上)可见杜佑具备编纂历代典章制度通史的必要条件。

杜佑所处的时代，是唐朝由全盛转入衰落时期，他希望能从分析历代典章制度的得失中，找到复兴唐朝的办法。

　　《通典》开始写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于淮南节度使任上，全书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时间。杜佑对文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二、评价

　　《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它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是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通典》为人们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

　　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

　　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他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古代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有一定影响。他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传。”（《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当时的中华与少数民族落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学因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

　　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都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第二节《文献通考》介绍

一、作者与内容

马端临，字贵与，号行州，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献通考》，共348卷。分为24门（考）：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各门下再分子门，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

体例设计首先在思路上，他就不同于《通典》，《通典》是为了对行政事务有所助益，始终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作为亡国遗民，马端临考虑更多的是宋朝为什么会灭亡。潜心探索历代典章制度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渴求找出规律，掌握历史的经验教训。

　　在有些条目的设计上也显示了时代的进步。如《通典》礼部分多达100卷，占了全书的一半。马端临在《通考》中把礼进行了大规模的压缩。仅为其书的六分之一。还将“边防”改为“四裔”，从“边防”看多少带有敌意，包含战争的气氛， “四裔”表达了各民族的友好共存。其内容也比《通典》相关部分增加了36倍。

　　对于经济内容他也很重视。在他之前，郑樵编《通志》把“食货”部分放到了14位。马端临又把它放到了首位。在他的24门中，食货占了8门；在348卷中，也占到了27卷。在职官部分也着重记述了一大批财政官，如户部尚书、太仆卿、司农卿、将作监、度支营田使、租庸使、两税使、户口使、转运使等等，还有禄秩、职田以及兵门中的马政等。

　　在字数上，总共470余万字，比《通典》多了283万字。总字数虽不及《通志》，但《通志》中纪传占了很大比重，《通考》专考制度，在这方面其成绩远远大于《通志》。

　　《通考》的具体体例是：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类），每一目的内容按时间先后排列。《通考》除了排比材料，还有叙述以及考证和论断。《通考》的每一条目，凡是顶格排行的，就是“叙事”部分，这也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文”。马端临说：“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通考》中凡是低一格排行的，就是“论事”的部分，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献”。对于这一部分，马端临的设计是“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通考》中凡是低两格排行的，是马端临自己的议论，“其数之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辞而未当者，研精罩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一般认为这一部分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考”。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可能《通考》的“叙事”部分的史料价值最高。因为它主要根据的是现已失传的宋代国史和现已残缺的会要。

　　其实其“论事”部分，也很有意思，汇集百家思想，不仅收集前人议论，对当时的同辈学者也积极收集。当然作为史料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其引用的前贤议论及著作，有些现在已经不传了；即使现存的，也可作为校勘资料。但是这种就某一专门问题汇集百家看法的编撰方式是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等于各门各派，穿越时间和空间，一起跑到你面前讨论争吵辩论，让你有机会兼听各门各派的各种思想各种想法。也让你有机会在思想的碰撞中得出自己的想法。如沙随程氏（程迥）、石林叶氏（叶梦得）、致堂胡氏（胡寅）、山斋易氏（易祓）、止斋陈氏（陈傅良）、水心叶氏（叶适）、东莱吕氏（吕祖谦）、巽岩李氏（李焘）还有马端临的“先公”马廷鸾都一起来和你讨论。他还引用了不少宋人的笔记，如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洪迈的《容斋随笔》、沈括的《梦溪笔谈》等。

　　最后是“考”，是马端临自己的看法。由于其综合百家，眼界开阔，往往能有独到的见解。这一部分也非常值得一读。这些见解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反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更显其价值。

2、评价

本书论述了从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末年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本书以《通典》为蓝本，兼采经史、会要、传记、奏疏、论议及其他材料，重新编纂成书的一部关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的通史。该书最大优点是材料丰富，其记载内容比更广泛，《通典》一书的精华，已包含在《文献通考)中。仓修良说：“就实用价值而言，则《通考》高于《通典》，它所保存的材料，远远胜过 (通典》。”李宗邺说：“正因它象类书，能够替后世保存史料，使人们便于查考，就是对史学的巨大贡献。”(《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李的话是正确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旧史书，科学的“别识通裁”都谈不到，只要材料丰富，比较可靠，就应肯定它的价值。该书在内容上《通典》对有很大增补，材料丰富，尤详宋制，是研究古代、特别是宋代典章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重要史籍。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

马端临把本书的编纂方法，说得十分清楚。所谓“文”，就是叙事，必须以经史为本，其次参考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必须“信而有证”者才采用，否则不用。所以本书记载的史实，都比较可靠。所谓“献”，就是论事，《通考》把历代名人对历代典章制度的评论意见，只要稍有参考价值能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都收录在史实的下面，以帮助读者认识历代的典章制度。有了这一条，后人研究历代典章，可省翻检之劳。所谓“窃著己意”即加“按语”，凡史传的记载或先儒的评论，如觉不妥，或者有补充，作者均加以“按语”，发表自己的见解，即“总评”、“通考”。本书正因为采用了这种编纂方法，颇便读者查阅，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编纂方法，开创了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先河，影响非常深远。

第十一章纪事本末体的创始

第一节《通鉴纪事本末体》介绍

一、作者

中国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幼年就能赋诗，很有抱负，在故乡南桥上曾题诗：“玉龙倒悬过寒潭，人在云霄天地间。借问是谁题柱去，茂陵词客到长安。”17岁进杭州太学，20岁以“修身与写赋”参加国子监考试。后又参加礼部考试，得词赋科第一。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初任温州判官、兴化军教授。乾道七年（1171），为礼部试官，出为严州教授。其后历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权工部郎官兼吏部郎官、吏部员外郎、大理少卿，出知常德府、江陵府等职。喜读《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著《通鉴纪事本末》42卷，因其文总括为239事，独立成篇，起讫了然，为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学著作。创造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兼有纪传、编年二者优点，使“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析”，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两代多有仿作。　　孝宗隆兴元年（一一六三）进士（明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五）。乾道七年（一一七一）除太学录，出为严州教授。撰《通鉴纪事本末》成，以大宗正簿召，迁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南宋馆阁续录》卷九）。淳熙九年（一一八二）迁军器少监（同上书），出提举江东常平茶盐，改知处州。入为大理少卿，因事贬秩。光宗绍熙元年（一一九○）知常德府。宁宗庆元元年（一一九五），知江陵府，寻罢，自是闲居十载。开禧元年卒，年七十五。《宋史》卷三八九有传。

二、体例

编年体以年代为中心，但记事前后割裂，破坏史事的完整性，常把一件事隔开好多年来叙述，使一件事的脉络淹没在众多的历史事件之中，造成翻阅上的极大不便。

纪传体则以人物为中心，常把一件事分在好多人的纪传上来叙述，使历史事件的叙述不免支离和重复，造成“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四库全书总目》)。

袁枢针对编年体的这种缺点，在体例上改为以事件为纲，他从《通鉴》所记载的1362的史事当中，选取了239件历史上的大事件，每事为一篇，详记其始末，按时间顺序排列，使之成为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全书四十二卷。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前后连贯，又不重出。把人物在历史上活动的年代和所起的具体作用，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叙述，使读之者既详其事件的原委，又了解人物在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正如章学诚所说：它“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可见，纪事本末体是一种较好的编纂方法，它眉目清楚，旨趣明白，读之者一目了然，能获得较系统完整的历史知识。

但纪事本末体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从总的保存史料的作用上看，它不如编年体和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只能从全部历史中选择其某些方面作系统叙述，而不能对全部历史作全面系统的介绍，这是它的局限性。张舜徽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说：“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只是增添了一种便于记忆和检索、对初学历史的更为合适的体例，而不能取代原有的利于广泛保存史料的各种体例。”这个评论是实事求是的。

本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史料价值和历史见解如何，而是它在编年、纪传、政书三体之外，又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那种认为纪事本末体可以代替一切的体例，或者说纪事本末体兼有编年、纪传二体之长的说法，是不够妥当的。

第十二章唐宋时期方志地理书名著

第一节《元和郡县图志》介绍

《元和郡县图志》写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当时正处于藩镇割据的局面。按唐代政区来说，起初基本上实行的是州、县二级制。贞观年间分全国为10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到开元年间，又析关内道置京畿道，析河南道置都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南三道，分江南道为江南东、西二道和黔中道，这样就成了15道。但道只是监察区，并不构成一级政区。州的长官仍然听命于中央。而在安史之乱以后，一些藩镇“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实际上形成州县以上的一级政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即以贞观十道为基础。唐中叶以后，陇右道被吐蕃占去，但为了表示有志于“收复故土”，仍列于最后。又按照当时的情况，分为47个节镇，将所属各府州县的户口、沿革、山川、古迹以至贡赋等依次作了叙述。每镇篇首有图，所以称为《元和郡县图志》。但到南宋以后图已亡佚，书名也就略称为《元和郡县志》了。

《元和郡县图志》保存了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对全国各地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都有一个简要的叙述。在编写体例方面，对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元、明、清各代的《一统志》都有很大影响。因此，人们盛赞《元和郡县图志》开我国总地志的先河。《元和郡县图志》在魏晋以来的总地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而且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清初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元和郡县图志》的内容非常丰富，作为一部讲述全国范围的地理总志，首先对政区沿革地理方面有比较系统的叙述。在每一州县下往往上溯到三代或《禹贡》所记载，下迄唐朝的沿革。其中特别是关于南北朝政区变迁的记载尤其可贵。记述南北朝时期的正史，除《宋书》、《南齐书》、《魏书》外，其他各史皆无地理志；《隋书·地理志》虽称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志，但隋以前的四个朝代较为简略；《水经注》虽是北魏时期的地理名著，但它毕竟是以记述水道为主，因而《元和郡县图志》有关这一时期的叙述至关重要。《元和郡县图志》中在每一县下都简叙沿革及县治迁徙、著名古迹等，还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证。如京兆府万年、长安、咸阳三县均有名叫细柳营的地方。《元和郡县图志》在“万年”县下注明：“细柳营在县东北三十里，相传云周亚夫屯军处。今按亚夫所屯，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言在此非也”。又在“长安”县下载：“细柳原在县西南三十三里，别是一细柳，非亚夫屯军之所”。在“长安”县下还有关于秦阿房宫、汉长乐宫、汉未央宫及秦始皇陵等遗址的记载。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区变化，考证一些名胜古迹遗址，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某些弄不清楚的问题，书中也并不是武断地下结论，而是抱着存疑的态度。如《元和郡县图志》卷2京兆府兴平县（今陕西兴平县）对马嵬故城的记载，就说：“马嵬于此筑城，以避难，未详何代人也。”又如，卷9申州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对平靖关城的记载，只是说：“旧有此关，不知何代创立。”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第二节《太平寰宇记》介绍

乐史（930-1007年），字子正，抚州宜黄（今属江西）人，初仕南唐，入宋后历任知州、三馆编修、水部员外郎等。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灭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乐史以“郡县之书罔备”，无以颂一统之盛，又以《元和郡县志》等书“编修太简”，唐末五代分裂割据，“更名易地”亦多，于是着手撰写《太平寰宇记》，经数年完成。

宋太宗赵炅时地理总志。乐史撰。二百卷。是继《元和郡县志》后又一部现存较早较完整的地理总志。

《太平寰宇记》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前一百七十一卷依宋初所置河南、关西、河东、河北、剑南西、剑南东、江南东、江南西、淮南、山南西、山南东、陇右、岭南等十三道，分述各州府之沿革、领县、州府境、四至八到、户口、风俗、姓氏、人物、土产及所属各县之概况、山川湖泽、古迹要塞等。幽云十六州虽未入宋版图，亦在叙次之列，以明恢复之志。十三道之外，又立“四夷”二十九卷，记述周边各族。

　　《太平寰宇记》卷帙浩博，采摭繁富，考据精核，广泛引用了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以至仙佛杂记，计约二百种，且多注明出处，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该书对后世地志影响巨大，在体例上仿唐代总志，又有所创新，增风俗、姓氏、人物等门，虽然遭后人诟病“人物琐事登载不遗”，但这种以人文结合地理的方式实被后世地志奉为典范，四库馆臣认为“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至是大变”。^[1]

　　由于所引诸书今多已散佚，故《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对于研究自汉迄宋，特别是唐与五代十国史，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该书还首次记录了宋朝绝大多数州郡的主户与客户户口统计，这对於研究宋朝的人口、户籍、阶级状况，也极为珍贵。《太平寰宇记》还记载了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户口，有的还区分汉人与蕃人，甚至主户、客户数，对研究宋初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边远地区的经济面貌，也有参考价值。

第十三章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的产生

一、作者与内容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史通》全书20卷，分内、外篇。内篇原为39篇，今存36篇。外篇13篇，内外合计现存49篇。内篇多论史籍的源流、体例、编纂方法，外篇多论史官建置的沿革和史书的得失。书中，刘知几对修史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把编年与纪传作为“正史”的二体，追本溯源、辨其利弊。修史方面提倡纪传体的断代史，主张增加都邑、氏族、方物、方言四志。史书的内容，应详近而略远，对史料必须“博采”与“善择”。史书语言因采用当时的言语，不应拟摹古文、更要反对浮词滥调。史家应具备才、学、识三长。“史才”即写作文章的表达能力，“史学”即掌握的史料和渊博的知识，“史识”即史观和笔法，三长中“史识”尤为重要。优秀的史家应具备“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奋笔直书的品格。另外，刘知几视陈胜起自强盗、黄巾赤眉为“寇贼”，反对项羽入本纪、陈胜入世家，反对灾异说却增列“旌怪异”条目、提倡直笔又赞同“隐讳”等均是其认识局限性的表现。本书的注本有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重印时将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三种附录在后。另，今人吕思勉《史通评》、张振珮《史通笺注》、程千帆《史通笺记》等书也可供参考。

二、评价

1、《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史。《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体》、《杂述》等五篇，是全书的纲，历述了中国古代史官的建置与变迁，并列举历代官修私撰的各种史书，对其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来源，优点缺点，以及该书的作者，都作了扼要的分析和评论，业已粗具先秦至唐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规模，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必读书目。刘知几将唐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按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按其主要的体例分二体：编年体、纪传体。在杂史中，按其内容分为十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刘知几对史书分类的方法，有几个特点：(1)将《尚书》、《春秋》、《左传》三书列入史部，而不是列入经部；(2)将编年史、纪传史并列为正史，而不是只列纪传史为正史，将编年史列入“古史类”或“编年类”，等等；(3)对职官、仪注、刑法等典籍，旧的目录书一般列入史部，而刘知几却未列为历史著作，仅视为资料而已。刘知几的以上这些作法，对后世史家启发很大，对史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2、在体例方面，刘知几认为必须严谨。以编年体与纪传体比较来说，纪传体更须特别注意；因为纪传体包括纪、传、表、志几个部分，各有要求，如不严守体例的规定，就容易造成混乱。他反对《史记》为项羽立本纪，说：“项羽宜传，而以本纪为名，非惟羽之僭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他批评《后汉书》、《三国志)等在此问题上的混乱，说：“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以上引文均见《列传》)关于“论赞”的问题，刘知几指出：“夫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他批评后世史书的论赞，是“每卷立论”，“嗣论以赞”，“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均见《论赞》)

在内容方面，刘知几认为史书并不是要记载社会历史的一切现象，他主张根据荀悦的“五志”和他所补充的“三科”来划定范围。他说：“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日叙沿革，二日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缺。”史书的内容若是越出此“五志”、“三科”的范围，他则谓之“烦”，他说：“近代史笔，叙事为烦，”其尤甚者有四：记祥瑞，“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盛”，“真伪莫分，是非无别，其烦一也；”记朝觐，“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载之简策，一何辞费?其烦二也；”记官职迁除、黜免，“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以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具之史牍，夫何足观?其烦三也；”记世官，“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此实家牒，非关国史，其烦四也。” (以上均见《书事》)

在编纂方法方面，他指出编次要明晰严整，不能驳杂凌乱。他批评当代撰史者，“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编次》)他认为一部历史著作的好坏，在于内容质量高低，不是越详越好，也不是越简越好。他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书事》)他还指出在史书编纂之前，搜集资料贵“博”，选择史料贵“严”，他说：“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

家，传诸不朽!”但各种史料，“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如果“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均见《采撰》)

3、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 刘知几所说的“史才”，就是指写作文章的表达能力。他所说的“史学”，就是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他所说的“史识”，就是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的鉴别、判断能力。刘知几多次论述“史才”、“史学”、“史识”的相互关系，认为三者缺一不可，但最主要的仍是“史识”。刘知几认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除了必备上面所述三个条件以外，还必须具有“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历史家的高贵品质。他认为撰写历史是关系千古万世的庄严任务。他说：“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曲笔》)在《直书》篇里，他特别赞扬那些秉笔直书，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历史家。他说：“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在《曲笔》篇里，他特别严厉批评了那种“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恶劣作风，说：“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第四编明清时期史籍介绍及选文

第十四章纪传体的续修

第一节《元史》介绍

《元史》，明宋濂等编修，为纪传体断代史，共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事上起元太祖铁木真称汗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206—1368）共一百六十五年的历史。《元史》依据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元十三朝实录和《元经世大典》，由于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失传，部分内容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本纪保存了大量原始史料，以《世祖本纪》、《顺帝本纪》最为详尽，史料价值较高。《元史》的志书内容丰富，比较详细的记述了元朝的典章制度，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地理》、《河渠》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问世后，学者们的批评《元史》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正因为它多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197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参照各种版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第二节《新元史》介绍

《新元史》为清末民初柯劭忞撰写。《新元史》体例基本以《元史》为底本，略有改动。全书二百五十七卷，包括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柯劭忞修《新元史》时，利用《元朝秘史》和《元史译文证补》等新材料。《新元史》补充了元世祖以前的蒙古史事，还补充了北元时期的一部分历史，载述的截止时间延长到昭宗宣光八年（1378年）。《新元史》中增补了许多列传，像宋元之交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如夏贵，《宋史》、《元史》没为他立传，《新元史》考虑他在元宋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增补了《夏贵传》。对元朝初年不肯降元的一些英雄志士，尤其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的领袖人物，《新元史》都为他们列传，详述他们的事迹。《新元史》的内容比《元史》充实。此外，《新元史》对成吉思汗至蒙哥时期蒙古经营西域的内容、四大汗国盛衰兴亡的情况等，记载也较《元史》详细。另，《新元史》对《元史》一人两传、列传编排不合理等进行了纠正。《新元史》没有编写《艺文志》，且书中所引用的新资料，都没有注明出处，以致后人研究元史时，使用它的史料深感不便。此外，《释老传》里没有补上回教传和耶教传，马可·波罗等人在元朝的活动，也没有写入。

第三节《明史》介绍

《明史》为张廷玉等撰，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最后一部，也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前后历时九十四年，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二百多年的历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本纪》部分记载了十六代帝王的史事，其中英宗曾两度在位，中间隔了景帝，故分前纪、后纪两部分。太祖和成组纪各分三卷，内容比较多。南明四王没有本纪，也没有单独立传。明史的志有十五种，诸志名目多沿袭《宋史》,惟有《历志》附图，为前史诸志所无。《艺文志》只记明代书目，前世著述一概不录。《食货志》详述户口、田制、赋役、漕运、俸饷、会计等方面的内容，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明代的各项经济制度。表有五种，诸王表五卷，功臣表三卷，外戚表一卷、宰辅表二卷，七卿表二卷。其中前四种表沿袭旧例，只有最后一种表是本书新创。反映了明代官职的特点。明史的专几乎全部是“合传”，而无一人一传的“专传”。列传中有“类传”二十目，其中《阉党》、《流贼》、《土司》三目为《明史》所首创，其余十七目都是沿袭旧史。总的来说，《明史》在二十四史中，还算是写得较好的一部。体例严谨，文字精炼，内容充实。参加撰写者系当时名流。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众人成书，或有顾及不到，在所难免。而《明史》中真正失漏之处在其有意隐蔽清建国前与明的关系及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的史实。

第四节《清史稿》介绍

《清史稿》由赵尔巽（1844-1927）主编。民国时代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特设清史馆编修的。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修成后，正值北洋军阀政府垮台，来不及修改定稿，即付梓刊印。《清史稿》记事，起自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建国称汗，终于宣统三年（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共296年的历史。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计本纪二十五卷，志一三五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一六卷。本纪记载了十二个帝王的史事，以《高宗本纪》分量最重，共六卷，占本纪部分的四分之一。《太祖本纪》略叙清开国的肇祖、兴祖、景祖、显祖的事迹。志有志目十六种。在志中，只有交通、邦交二志是新创。其余都是因袭前史。改《明史》的《历志》为《时宪志》，改《五行志》为《灾异志》。新创新的《交通志》有关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的记载，反映了清末社会的时代特点。《邦交志》记载了清王朝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特点。《艺文志》仿《明史》体例，只记述清代著述。表有十种，编写的较好。列传包括“类传”十四种。其中畴人、藩部、属国三种属于新创，其余沿袭旧史。《畴人传》，记载了梅文鼎、李善兰等历算家的事迹，为研究科技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也就成了研究清史的一部有价值的史书。

第十五章编年史举要

第一节《明实录》介绍

一、内容

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实。其中建文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全书共十三部，二千九百零九卷。纂修此书，系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章奏、批件等为本，又以遣往各省的官员收辑的先朝事迹做补充，逐年记录各个皇帝的诏敕、律令，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而成。《明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籍。十五朝实录包括：

《太祖高皇帝实录》二百五十七卷。起元至正十一年(1351)，讫洪武三十一年(1398)，首尾四十八年。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元年(1399)，总裁为董伦、王景彰等；再修于永乐之初，监修为李景隆、茹瑺，总裁为解缙；永乐九年(1411)，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官，胡广、胡俨、黄准、杨荣为总裁官，至十六年（1418）五月成书。朱棣两次重修太祖实录，删去了明太祖的过失以及建文朝遗臣对成祖的指斥，又歌颂朱棣“靖难”之功，以图自解于天下后世。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元、二、三年事迹于后。

《太宗文皇帝实录》一百三十卷。起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讫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其中，前九卷《奉天靖难事迹》，自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至建文四年（1402）六月，为建文朝附录。洪熙元年（1425）五月，命张辅、蹇义、夏原吉等为监修官，杨士奇、黄准、杨荣、金幼孜、杨溥等为总裁官，负责纂修。其后记事，至宣德五年(1430)五月书成。

《仁宗昭皇帝实录》十卷。起永乐二十二年八月，讫洪熙元年五月。始修于洪熙元年闰七月，杨士奇任总裁。宣德五年五月，与《太宗文皇帝实录》同时进呈。

《宣宗章皇帝实录》一百一十五卷。起洪熙元年六月，讫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德十年七月始修，杨士奇为总裁，正统三年(1438)四月修成。

《英宗睿皇帝实录》三百六十一卷。起宣德十年正月，讫天顺八年(1464)正月。其中卷一百八十三至卷二百七十三共九十一卷为《景泰实录》，原名《废帝郕戾王附录》。天顺八年，命孙继宗为监修官，李贤、陈文、彭时为总裁官，成化三年(1467)八月修成。

《宪宗纯皇帝实录》二百九十三卷。起天顺八年正月，讫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以刘吉为总裁纂修，至弘治四年(1491)八月修成。

《孝宗敬皇帝实录》二百二十四卷。起成化二十三年八月，讫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正德元年（1506）始修，大学士刘健、谢迁等首修，后由吏部侍郎李东阳、焦芳等续修。正德四年(1509)四月修成。由于焦芳与刘瑾相结，实录中凡所褒贬，多挟恩怨。

《武宗毅皇帝实录》一百九十七卷。起弘治十八年五月，讫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正德十六年六月始修，先以杨廷和、蒋冕为总裁官，复以费宏、石瑶为总裁，嘉靖四年(1525)六月修成。

《世宗肃皇帝实录》五百六十六卷。起正德十六年四月，讫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始修于隆庆元年（1567）四月，徐阶任总裁。神宗即位，改命张居正等续修。万历五年(1577)八月修成。

《穆宗庄皇帝实录》七十卷。起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讫隆庆六年(1572)五月。隆庆六年十月始修，张居正等纂修，万历二年（1574）七月修成。

《神宗显皇帝实录》五百九十四卷。隆庆六年五月，终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天启元年（1621）三月始修，以张惟贤为监修官，叶向高、刘一燝、韩爌、史继偕等为总裁官。三年（1623），改命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为总裁。崇祯初，由温体仁等修成。

《光宗贞皇帝实录》八卷。记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事。以叶向高为总裁官，天启三年(1623)书成。

《熹宗悊皇帝实录》八十四卷。起泰昌元年九月，讫天启七年（1627）七月。崇祯元年（1628），命朱纯臣为监修官，温体仁、张至发、张贞运、贺逢圣、黄士俊等为总裁官纂修，崇祯末成书。阉党冯铨降清，为明史总裁，为掩其丑迹，毁天启四年实录。今存本无天启四年事。

二、体例

我国古代很重视对帝王言行的记载，有所谓“君举必书。”在先秦，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在汉代，据说是由宫中女史担任此职。

在汉以后，历代都设有专职史官，记录皇帝每天的言行，称为“起居注”。魏晋时期，多以著作郎兼修起居注。到了北魏，始置起居令史，另外还有修起居注、监起居注等官职，掌记录皇帝言行。隋代于内史省设起居舍人。唐、宋又于门下省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掌其事。元代以给事中兼修起居注。明初又专设起居注官。清代则以翰林、詹事等日讲官兼任。关于这类记载一般都叫做“起居注”。如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有《明帝起居注》，唐代有《大唐创业起居注》。

唐代，宰相又自撰“时政记”。宋以后，更命著作郎依据起居注、时政记撰成“日历”(或称“日录”)。

同时，从唐代开始，每当新君即位，都要命史官根据先君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书纂修先君的“实录”。以后一直沿袭至清朝，成为定制。唐、五代、宋、辽、金、元各代的各朝都有实录，只可惜大都已亡佚。现存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实录，是唐韩愈纂修的《唐顺宗实录》五卷。稍后则有北宋钱若水等纂修的《宋太宗实录》二十卷，但已残缺不全。至于整个朝代的实录而又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就只有《明实录》和《清实录》。

第十六章纪事本末体的发展

第一节《宋史纪事本末》介绍

一、作者

陈邦瞻（公元1557-1623年）（明），字德远，高安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历南京吏部郎中，出为浙江参政。进福建按察使，迁右布政使。改补河南，分理彰德诸府。开水田千顷，建滏阳书院，集诸生讲习。士民祠祀之。就改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上林土官黄德勋弟德隆及子祚允叛德勋，投田州土酋岑茂仁。茂仁纳之，袭破上林，杀德勋，掠妻子金帛。守臣问状，诡言德勋病亡，乞以祚允继。邦瞻请讨于朝。会光宗嗣位，即擢邦瞻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遂移师讨擒之。海寇林莘老啸聚万余人侵掠海滨，邦瞻扼之，不得逞。澳夷筑室青州，奸民与通，时侵内地，邦瞻燔其巢。召拜工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进左。天启二年五月疏陈四事，中言：“客氏既出复入，乃陛下过举。辅臣不封还内降，引义固争，致罪谪言者，再蹈拒谏之失，其何解于人言？”疏入，忤旨谯让。寻兼户、工二部侍郎，专理军需。明年卒官，诏赠尚书。邦瞻好学，敦风节。服官三十年，吏议不及。

二、体例

　　以历史事件为纲的中国史书体裁。始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后有明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其优点是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能够完整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可补编年体与纪传体之不足。缺点在于不能表明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者是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就采用这种体例。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在记事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著史体裁。它与编年体、纪传体，合称为古代三大史体。纪事本末体裁，每事一题，为一专篇，把分散的材料，按时先後加以集中敍述，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详於记事，方便阅读。

　　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正式创立此种体例。其後，用此体改编或创作的史书很多，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等，贯通古今，自成系统。这是朝代的纪事本末。

　　另外，清代每一重大军事、外交行动结束，将有关诏谕奏报按时闲顺序汇编成书，称为方略。《四库全书》也将其列入“纪事本末体”内，这是专史的纪事本末。总计29种方略，可分为3类：一类为平定叛乱，削除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和巩固边疆的活动；一类为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起事的；一类为处理外交洋务问题的。纪事本末类史书，以事为题，事与事之闲缺乏联系，读者无法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其缺点。

第二节《明史纪事本末》介绍

谷应泰（1620年－1690年），字赓虞，别号霖苍，明末清初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　　博闻强记，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顺治十三年（1656年）提督浙江学政佥事。出任学政期间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开始编写《明史纪事本末》，共八十卷，分列八十个专题。《明史纪事本末》大约告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较后来的《明史》早了八十多年出版。顺治十七年（1660年），谷应泰遭到御史黄文骥弹劾，指斥书中有违碍之处。经朝廷查阅，书中尚无不妥之处，后选入《四库全书》。另著有《筑益堂集》、《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

该书仿《通鉴纪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典章事迹﹐凡八十卷﹐每卷为一目。纪事始於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起兵﹐迄於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朱由检自杀。选录其中八十个历史事件或专题﹐按时间顺序编排﹐记述始末﹐首尾一贯﹐简明扼要。卷末附有作者的史论。该书详於政治﹐略於经济和典章制度﹐且选录的历史事件也不够全面﹐但因成书较早﹐又综合多种明代史料编纂而成﹐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书中极力回避明满关系﹐有的内容依据野史传闻﹐间有失实之处。其最早版本为顺治十五年的筑益堂本。此後又有《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广雅书局本﹑畿辅丛书本﹑崇德堂本等。1977年中华书局点﹑校注铅印。以筑益堂本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标点﹑校注﹐并补充抄本《补遗》六卷﹐又以彭孙贻所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五卷附後﹐可补原书所缺明清之际史实之不足。

第十七章史论、史考著作举要

第一节《日知录》介绍

一、作者与内容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明末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卒于曲沃。康熙间被举鸿博，坚拒不就。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二、评价

第一、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的学风。他说：“君子之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日知录集释·自序》)就是说，为学不能脱离明道救世和现实生活的需要，否则就无补于国计民生。他说：“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他以此原则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别人。他说：“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同上)就是说，如果不是关于明道救世，他自己坚决不做；对社会上空谈心性的通病，本着明道救人的宗旨，他也不放弃自己应尽的批评责任。顾炎武深感历史上士大夫空言误国之祸害，对当时的不良学风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刘、石(指十六国前赵刘氏、后赵石氏)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卷七《夫子言性与天道》)由于顾炎武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在明清之际，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务实的治学风气。给晚清学术界以深刻的影响，顾炎武就是这种新学风的开创者。

第二、旁征博引，考竟源流，倡导一种新的治学方法。顾炎武治学特别注意辨析源流，对于经术古制，无不考其异同离合，详其演变始末。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日知录》一书，“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关于考据的方法，我国古代史家早已使用，如司马光作《通鉴考异》，就是将考据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但将考据的方法发展成为一种治史的主要方法，并开一代风气，则是从顾炎武开始的。有人以为《日知录》不过是一种随手札记而已，因此问顾炎武：《日知录》又成几卷?他答道：“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判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日知录·自序》)可见撰写《日知录》之不易。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论《日知录》说：“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黄氏日钞》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从表面看来，体例像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棉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构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后来王伯申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在这里，梁启超对顾炎武《日知录》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一点需加以说明，即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对乾嘉时期的考据学虽有直接影响，但两者却有很大差别。顾炎武倡导的考据方法，是为他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服务的。对他来说，考据是达到经世致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对他来说，进行历史的考证与进行社会实际的调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这段话，很生动地说明了顾炎武治学的目的与方法。但顾炎武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并没有为乾嘉学者所继承，他们在清廷文化高压政策的压制下，为考据而考据，离今而言古，终日埋头故纸堆中，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生活。故顾炎武的治学方法，与乾嘉学者的考据学是“貌同而实异”。

第三、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顾炎武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如肯定“《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卷二十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肯定《史记》写战争如身临其境：“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林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还反对人们妄作志状。他指出：“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上之史官，传之后人，为史之本。……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为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卷十九《志状不可妄作》)又批评《新唐书》文词过简，说：“词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卷十九《文章繁简》)此外，他还写了《作史不立表志》一篇，详细论述了表、志在史书中的重要作用。所有这些见解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节《读通鉴论》介绍

一、作者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二、内容与评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三十卷。全书根据《资治通鉴》所载史事，评论自战国至五代的历史。其中评论先秦一卷，西汉四卷，东汉四卷，三国一卷，晋四卷，宋、齐、梁、陈、隋各一卷，唐八卷，五代三卷。每卷根据《资治通鉴》所列帝王系统，分为若干篇，每篇就这一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分析和评论，对于具体的历史事实则略而不载。另附《叙论》四篇，自述撰写此书的旨意及其主要观点。全书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主张和史学思想。其思想主要有：第一、“经世致用”的思想，坚持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第二，反对封建的“正统论”，宣传不主于一尊的民主思潮。第三、在历史观方面，王夫之提出了历史进化论。王夫之认为，历史是前进的发展过程，后来居上，上古时代并不是理想的社会，秦汉以后的情况实际上好于夏、商、周。王夫之还认为，郡县制的推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的建立，是由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王夫之指出，历史的发展是通过皇帝大臣的活动来实现的。

第一、王夫之进一步阐发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卷六《读通鉴论·汉光武》) 王夫之由于深入调查研究，认识到明清之际的农民大起义是出于不得已，他说：“当其舍耒而操戈，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而如果解决了他们起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即使农民“当其从戎之日，已早有归休之志，而授以田畴庐墓之乐，亦恶有不帖然也?”他认为汉光武帝的经验值得借鉴，“汉光武抚千余万之降贼，使各安于井牧。”同时又“奖重厚之吏以调御其嚣张之气”。“不十年而天下晏然”。王夫之批评班固、荀悦修史而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徒为藻悦之文，而无意于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何徵焉?”(均见卷六《汉光武》)

第二、反对封建的“正统论”，宣传不主于一尊的民主思潮。明清之际，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的统治秩序，也推动了进步思想的发展。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把明中叶以来思想上对帝王“神圣”的怀疑，提高到从理论上否定“君权神授论”。王夫之指出君和“天”是两回事，反对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黄宗羲认为上古三代的君主，是由公众选举为大家兴利除害的公仆。但是后来，君主却把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把天下、国家视作个人私产；为了争夺私利，“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明夷待访录·原君》) 顾炎武认为“天下”和“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是指一姓的皇朝，“亡国”只是“易姓改号”而已，而“亡天下”则是关系到民族的灭亡。所以他认为爱国不是爱某一姓的皇朝，而是要爱自己的民族，保卫自己民族的尊严和民族的文化习俗。

第三、在历史观方面，王夫之提出了许多超越前人的进步观点。首先，他阐发了历史进化的观点。他认为历史是前进的发展过程，后来居上，上古时代并不是理想的社会，秦汉以后的情况实际上比夏、商、周更好些。王夫之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驳斥了宋明道学家的历史退化论。他所着重阐明的历史不断进化的观点、后世之民比唐虞三代之民好得多的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三节《文史通义》介绍

一、作者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二、内容与评价

《文史通义》共八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五卷，外篇三卷。主要内容有：其一，“六经皆史”。章学诚认为《六经》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但"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二，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所谓“纲纪天人”，即史学不但要记人事，还要记天文，要阐明自然变化与人事的关系。所谓“推明大道”，就是要阐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所谓“通古今之变”，即详明历史事件的起讫原委及中国历史古往今来的变化过程。所以，他主张修通史，因为通史这种体裁最便于通古今之变，从阐述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第三，改变旧的史学体例。章学诚认为史学编纂要总结古代和当代史学编纂的经验教训，确定一项文、质适中的原则，既要注意文词，又要坚持质朴。第四，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第五，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第四节《十七史商榷》介绍

一、作者与内容

作者王鸣盛（1722—1797年），字凤喈，号礼堂、西庄，晚年改号西?居士，清代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后辞官不仕，定居苏州；擅长经学、史学、小学、目录学等多种专门学问，撰有《十七史商榷》、《尚书后案》、《蛾术编》等书，成就卓著，是乾嘉时期著名的考史学家。

《十七史商榷》共一百卷，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以读书笔记的形式考订、评论了历代“正史”十九种，内容极为广泛。其中考订、评论《史记》六卷，《汉书》二十二卷，《后汉书》十卷，《三国志》四卷，《晋书》十卷，《南史》及《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共十二卷，《北史》及《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共四卷，新旧《唐书》二十四卷，新旧《五代史》六卷，别论史家崖略，为《缀言》二卷。因当时已有毛晋汲古阁所刻之十七史（无《旧唐书》、《旧五代史》），故王鸣盛仍用十七史之名而统言之。所谓“商榷”，实际上就是考订和评论。全书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校勘文字、考证典章制度；第二，评论史书和史家，大体来说，评论都还比较公允，但个别的也有偏激的地方；第三，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王鸣盛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经常能够提出一些不同于旧史的看法，发人深思，对我们研究历史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总之，《十七史商榷》是一部以校勘考订为主，同时又兼历史评论的史学名著。

二、评价

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每当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书籍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误，出现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积弊。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问世的。他指出：“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舛驳，以成是书，故名曰《商榷》也。”（《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考史特点是首先对一部正史作总体评价，然后考证各种具体问题，最后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史书。例如考证《汉书》，开端以“《汉书》叙例”、“《史》《汉》烦简”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是关于《汉书》文字和历史事实的考订，末尾附带考证《汉纪》。再如考证两《唐书》，开端以“宋欧修书不同时”、“二书不分优劣”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考证新、旧《唐书》书法和历史事实，结尾附带考证《唐史论断》、《唐鉴》等书。《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相比，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书文字的考订、历史事迹的考订和地理、职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订方面，为清理和总结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的动机，表现出史家深刻的理性意识。他本着自任其劳、后学受益的理性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历史考证。他阐明撰写此书目的在于“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这种甘做后人阶梯的意识驱使王鸣盛不辞辛劳，知难而进，无怨无悔地投入历史考证事业，取得了丰硕的考史成果，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能够发千载之覆。例如他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崔?传》删削失实，同时指出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因不明唐代制度而致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尽关乎个人能力问题，主要是有没有甘愿辛劳、嘉惠后学的意识。这种理性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反映出王鸣盛史学的理性意识。王鸣盛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家治史鹄的，反对史家主观褒贬予夺和驰骋议论。他说：“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把记载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则提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历代治乱兴衰正是通过典章制度反映出来，史家略去典制不载，后人就无法考察前代社会的利弊得失，史学也就失去了借鉴和经世的作用。《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就是考察历代正史记载是否据事直书，把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记事失实恢复真相。王鸣盛这种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态度，表现出治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十七史商榷》中的“项氏谬计四”、“刘藉项噬项”、“陈平邪说”、“范睢倾白起杀之”等条，也议论历史人物和褒贬历代史迹，但褒贬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议论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并非空洞抽象地议论褒贬，与不顾客观事实而驰骋议论性质完全不同。这种历史评论的实质表现为尊重史实和客观评价的辩证统一，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十七史商榷》一书的体例，体现了王鸣盛治史的理性意识。王鸣盛把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考证史事，正是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总结时期的社会需要。他在治史实践中认识到：“古书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又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卷四二《黎斐》）倘若不先考证清楚史书舛误，而依据错误的史实著书，肯定没有学术价值。王鸣盛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古代史籍全面考误订疑，而不是忙于著述。他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他主张把考误订疑和立意著书合二为一，对撰写《十七史商榷》一书具有辩证认识：“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认为只有史实正确、内容征实的考史之作才是著作，而那些离开历史事实主观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的这种著书意识在乾嘉史家中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的著述价值观，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值得借鉴。

第五节《二十二史考异》介绍

一、作者

钱大昕生于1728年正月七日（2月16日），死于1804年十月初一日（11月2日)。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弘历南巡，因献赋获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复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四年，入直上书房，授皇十二子书。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又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及《天球图》诸书。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等。对宋、辽、金、元四史，用功甚深，元史尤为专精。他曾打算重修《元史》，未成。着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宋学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元诗记事》、《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除史学外，于所涉诸学，多有创获。《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为其研治天文历算学的代表作，深为同时学者推重。“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更是其在音韵学上的卓见。

二、内容与评价

《廿二史考异》是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的体例写成的，共一百卷，包括《史记》五卷，《汉书》四卷，《后汉书》三卷，《续汉书》二卷，《三国志》三卷，《晋书》五卷，《宋书》二卷，《南齐书》、《梁书》、《陈书》各一卷，《魏书》三卷，《北齐书》、《周书》各一卷，《隋书》二卷，《南史》、《北史》各三卷、《唐书》十六卷，《旧唐书》四卷，《五代史》六卷，《宋史》十六卷，《辽史》一卷，《金史》二卷，《元史》十五卷。所考“廿二史”，即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和《明史》。另外又将司马彪《续汉书》志从《后汉书》中单列出来，因此总目实可见“廿三史”。《廿二史考异》是以考订、校勘、训诂见长的史学著作，对二十三部史籍及其注释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文字校勘。除校勘文字外，还对史籍记载的内容有出入、有错误的地方，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审慎的考证，使许多有矛盾的地方得到疏通辨析。全书考证时，先列出原书中纪、志、表、传的篇名，然后分条列出要考的原文，紧接着再写出考证文字或案语。考证的方法有本校、他校、对校，除校勘文字外，考订史实之外，还兼做了一些笺释的工作。

《廿二史考异》系统地考证二十二部正史及其注释的史实、文字、训诂．订正了很多讹误。钱氏学问淄博，考辨严谨，言必成理，事必举证，不仅以文书互校，以杂著考史，还以金石文字校史。钱大昕为乾嘉学派的重要人物，他治学范围颇广，精于经史、音韵、训诂、制度、地理等许多方面的考证，以学术为己任，为官不忘治学，辞官回乡后读书更勤，因此，“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治一史而无史不窥”，除奉召之作外，著作等身。特别是在史学方面，钱大昕对于元史的研究有开山之功。明代官修《元史》，错讹极多，编目混乱，特别是忽略了对元代氏族的研究，使得今人对于元代色目人的了解极少。针对此，钱大昕搜罗百家之言，费时近三十年，仿《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元史氏族表》，成为今日元史研究必不可缺的工具书。此外，还取元人著述分经史子集四部编纂《元史艺文志》，也是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其史学著作，合而为《廿二史考异》，成就超过了同时代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第六节《二十二史札记》介绍

一、作者与内容

赵翼（1727年～1814年1月10日）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晚号三半老人，汉族，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旋辞官，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赅。论诗主“独创”，反摹拟。五、七言古诗中有些作品，嘲讽理学，隐寓对时政的不满之情。所著《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三大史《廿二史札记》又名《二十二史札记》，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称为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作者赵翼（1727─1814年）。该书内容以研究历代正史为主，其中涉及《旧唐书》及《旧五代史》，虽书言二十二史，但实涉及二十四部正史。全书共三十六卷，补遗一卷，札记五百七十八篇。计：《史记》、《汉书》共三卷，《后汉书》二卷，《三国志》、《晋书》共三卷；《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及《南书》共四卷；《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及《北史》共三卷；《旧唐书》、《新唐书》共五卷，《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共二卷，《宋史》、《辽史》、《金史》共六卷，《元史》二卷，《明史》六卷。赵翼的《廿二史剳记》首先对清朝以前的二十四部纪传体“正史’做了全面考订和评论。在考订每一部“正史”时，先叙述各史的作者、编写经过、成书的年代，然后再叙述各史体例的得失、编纂方法的优劣、史料的来源及真伪、史料价值的高低等；其次，该书还评论了史事和人物。史事的评论，主要是针对某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而发，反映了该时期的某些历史特点。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有褒有贬，观点十分鲜明。1982年，经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的《廿二史札记校证》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二、评价

《廿二史札记》为赵翼的代表作，撰成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齐名。李慈铭评价此书“周密详慎，卓然可传”。《廿二史札记》共36卷，补遗1卷，系对《史记》、《汉书》直至《明史》等历代正史进行考证之作。因《唐书》、《五代史》均为新旧两部，故书名虽称“二十二史”，实际涉及到的为二十四部，即今天常说的“二十四史”。赵翼考证的主要方法，如同他自己所说：“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廿二史札记小引》）。在书中，赵翼分析了各朝正史编纂得失，评判诸史之优劣；考辨订正各史史实的谬误，阐明诸事之真相，反映了他的考史造诣。他考史的重点，不只停留在对史书文字的校订，更侧重于对史书内容异同和得失的考订。他考史的资料来源，大多为正史，兼或引证杂乘稗史。其考证方法多以正史证正史，兼用本证、互证及理证等方法。赵翼特别重视历史撰述中所记史事的真伪，提出撰史要谨慎从事，“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他认为不可将历代修史时弃而不取的史料，作为信徵之用。不为猎奇而放弃严谨，是他治史的严肃之处。赵翼对“二十四史”的品评，“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历来被推举为读史的入门之书。

　　需要强调的是，长于考据并不足以概括《廿二史札记》的风格与价值，在考史的基础上注重议论，可以说是《廿二史札记》的又一个特点。这里既有关于史学的评论，也有关于史事的评论。在史学评论中，赵翼对历代史书修撰的得失，分析周到，持论平实，其中不乏至今仍值得称道的重要史学见解。对于史事的评论，更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

　　《廿二史札记》中，有不少篇目是考察历代社会演变、古今风云变化、时势发展趋势，有不少议论关乎“天下之情变，古今之得失”。诸如《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魏晋禅代不同》、《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唐代宦官之祸》、《宋初严惩赃吏》、《金考察官吏》、《元诸帝多由大臣拥立》、《明乡官虐民之害》等即是。由于赵翼有过从政经历，特别是曾在地方为官，使他对社会风气、对民众生活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对政治得失与社会兴亡有更多的认识。因此，他的许多见地深刻而精辟，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这些都体现在赵翼的史论之中。他在《廿二史札记》中，以“气运”、“天人关系”、“治乱兴衰”、“民心所愿”等为线索，总结历史经验，探究历史发展的常理与恒情。

　　值得注意的是，赵翼除了关注历代政治制度的优劣得失，还将目光投向国计民生，涉及不少前人不常注意的问题，可谓独辟蹊径。如他在书中多次谈到关乎百姓日常生活的米价问题——《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明代的米价贵贱》，通过米价的变化，透视朝政兴衰、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其意义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考史范畴。《长安地气》条，以地气的变化为线索，探究历代朝政的盛衰。当然，仅用地气之变来阐释皇朝盛衰的原因是不够的，但他提出地理环境对社会盛衰的影响的观点，并形成较为完备的认识，这在中国古代史家中是非常突出的。

赵翼考史，有纵向的考察，也有横向的比较。如在《汉末诸臣劾治宦官》条中，他不仅涉及东汉的宦官问题，而且将唐、明各朝士大夫与宦官势力之间的较量进行对比分析，从宦官势力膨胀的过程中，寻找中国政治的特点。长于归纳、比较，以发展眼光审视历史、认识历史是赵翼治史超出其他一些史家的关键所在。同时，赵翼的考释极少晦涩之词，大多言简意赅，易读易懂。篇目的标题常有画龙点睛之效，经过综合归纳，有些条目很是引人入胜，令人不忍释卷。因此，有学者评论赵翼的治史是“乾嘉时代甚至中国整个史学发展史上所罕见的史学”。赵翼同时代的学者、著名经学大家和考史学家钱大昕对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第十八章明清时期历史地理名著

第一节《天下郡国利病书》介绍

一、作者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初名绛，字忠清，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朝合作，便改名为炎武，易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自幼继承家学，15岁时就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他针对当时晚明的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外患日急，而文坛学士每每只是侈谈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状况，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他决心涉猎群书，探求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作为自己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根据。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风严谨，成就宏富。

　　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是明末乱世，目击时世艰难，又亲身经历倭寇之患、建州女真的内侵、风灾水害虫灾的交替侵袭，饥民的暴动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崇祯十一年，清兵攻下畿辅城，北京因此戒严了。第二年，顾炎武参加科举考试再一次失败。此后，他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深深感到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就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于是发愤读书，着手进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为了写作此书，顾炎武通读二十一史和天下郡国地方志、名人文集、奏章文册之类数万卷，单就查阅的地方志书就有许多部。他还往来南北做实际调查，曲折行程二、三万里。他的这种面对现实研究当代史地，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精神和学风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编订这些资料后，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斟酌去舍，“续而传之”。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书一分为二： “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

二、内容与评价

全书原无卷数，分定为34册，其中第十四卷已佚，清人黄丕烈将原稿分为六十册， 1936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分定为五十册。清嘉庆时有刊本流行，嘉庆时的刊本在篇目与编次上有更改，分为一百二十卷。卷一是舆地山川总论；是全国地理的总论，分为地脉、形胜、风土、百川考四篇；分别论述了全国山脉的分布，各地的形势、气候；水系资源；卷二至卷一一四，从北直隶至贵州，是全国地理的分论，分述北直隶、江南、山东、山西……等等地的情况；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大多涉及到经济方面，尤以赋役、屯田等项为详，尤其是对明代军屯的记载更为详细。关于倭寇以及闽粤间许多所谓“海盗”活动事迹、大西南及西北少数民族的记载也不少，以上资料对研究明代社会经济有重要参考价值。卷一一五至一一七三卷，叙述了边疆的形胜和沿革，介绍了边疆的边备及河套、西域地区的交通和物产等情况；卷一一八至卷一二0记载了交趾、海外诸藩、海外入贡互市的资料，着重介绍了交趾、安南、日本一直到佛郎机等国的情况。本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丰富的资料，精审的考证，为研究明代的地理和社会经济提供了方便。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

《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则又可看到作者对于祖国边陲的深切注意及其中蕴含着的爱国深情。在有关云南省的篇章中，历述了云南、大理、临安、永昌、楚雄、曲靖、澄江、蒙化、鹤庆、姚安、广西、寻甸等府和车里、木邦、孟养等军民宣慰司的沿革。在“边备”一卷中介绍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哈密等地的形势。在“河套”及“西域”二卷中叙述了交趾、安南、流求、日本、真腊、爪哇、三佛齐、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佛郎几等国的位置、沿革、交通和物产等情况。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边境各地和国外的情况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节《读史方舆纪要》介绍

一、作者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溪先生。他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他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

二、内容

《读史方舆纪要》作者是顾祖禹。顾祖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读史方舆纪要》是顾氏历时30多年时间撰成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经世致用的思想贯彻其中。全书共分130卷。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九卷，按照历史顺序叙述自唐虞三代、至明各朝的州域形势及历代政区沿革。第二部分一一四卷，篇幅最大，是全书的主要部分，以明代的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分别叙述所属府州县的情况。每京、省的卷前有《序》一篇，从历史上论述该地区在地理上的重要性。每京、省的第一卷，叙述该京、省的地理位置，疆域沿革，所属府、州县名，及境内名山大川、险要等；然后从第二卷起，逐一介绍各府、州的情况。每府州你的介绍，亦仿此例，先叙述其地理位置、疆域沿革、所属县名，然后再逐一介绍各县的情况。第三部分六卷，采录了历代地理书对山川、江河、漕河海运的记载。第四部分共一卷，为分野，采用了历代志书中关于各地星宿分野的的说法。本书特别注意政治、军事地理的研究，讨论了明朝的国防及首都北京的保卫，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即四川的地位及坚守诸问题，除此之外，对各地区农业生产的特点，城市兴衰，交通、漕运变迁，水里兴修有所叙述，为我们研究自然、经济地理提供了重要资料。

三、评价

第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接着，以114卷之多，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与各地理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原由。随后，以6卷记述“川渎异同”，作为“昭九州之脉络”。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

第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经世致用。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