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简牍典籍与思想文化

20世纪以前，人们阅读的古书仅限于传世典籍。此后的百年间，随着甲骨、金文、简牍、敦煌文献等大宗出土文献的相继发现，大大拓展了人们的阅读视野和研究领域，中国的传统学术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产生了“甲骨学”、“铭刻学”、“简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等新的学科。近年来，出土简牍最为引人注目，一是出土简牍数量大，二是简牍中所含古代典籍比较多，而且年代比较早，这对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形成、古代思想文化的源流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出土简牍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本章主要对出土简牍典籍做分类归纳和简要介绍。

第一节出土简牍典籍与古书分类概述

从传世文献看，简牍使用的年代比较早，如《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诗经·出车》云：“畏此简书。”《墨子·贵义》云：“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学者多认为甲骨文、金文“册”字的写法即为竹简编联之形，进而推测竹简、木牍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但目前考古发现的简牍材料，年代最早的为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竹简，其内容为遣册，还不属于典籍。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土的简牍主要公私文书。此后出土的银雀山汉简、阜阳汉简、八角廊汉简、马王堆汉墓简帛、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郭店楚简，以及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简，岳麓书院、北京大学收藏的秦简和北京大学收藏的汉简中都出现了大批的古代典籍，简牍学研究也随之成为近年来的学术热点。其实，中国二千多年的学术传统本来就与出土文献的发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所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之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善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王氏所列三大发现中都涉及到简牍，可见简牍文献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

出土简牍按照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简牍文书，一类是简牍书籍。简牍文书又包括官文书和私文书两大类，其中官文书包括：仪典类、占卜类、法令类、文告类、案例类、簿籍类、契约类、书信类等多种。私文书包括：占卜类、簿籍类、契约类、书信类、遣册类等多种。这些简牍文书具有档案性质，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早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民族、边塞防务、对外关系等问题弥足珍贵。近年出土的简牍典籍几乎涉及中国古代图书的各个种类，学界已开始对简牍典籍进行分类整理与研究，但分类标准各不一样。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图书分类目录是汉哀帝建平元年刘歆编写的《七略》，而《七略》又源于刘向编写的《别录》。《七略》将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分类著录了西汉末年所能见到的重要文化典籍。《七略》虽已亡佚，但班氏撰写《艺文志》时基本遵循《七略》分类标准我们从中仍可窥见其《七略》概貌。《艺文志》影响深远，其“六分法”自然成为后世一种重要的图书分类标准。后来《隋书·经籍志》中又把图书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这种“四分法”一直沿用到清末。对于简牍典籍，学者或以《汉书·艺文志》“六艺”、“诸子”、“兵书”、“诗赋”、“数术”、“方技”六分法进行整理，或以“经”、“史”、“子”、“集”四分法加以归类。不过学界倾向性意见还是用“六分法”，如李学勤先生说“对于这个时期的简帛书籍，我一直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来分类。这是因为《汉志》本于《别录》、《七略》，比较适合当世流传书籍的情况。”又说“（简帛）书籍，指的是狭义的书，依《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汉志》未收的，如法律，遵照后来的目录传统也可以列入。”刘钊先生也说“对于出土简牍帛书的分类，最好的办法是将其纳入到当时的图书分类中去，这样才能站在当时的立场了解和分析图书的性质和内容。”尽管学界对《七略》图书分类标准持有异议，认为这种六分法分类标准不一致。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古代以“经学”为核心，经学是“垂型千载，如日中天”的万世教科书，其他图书门类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文化传统的背景之下，古人对某类图书的认识有别于今天。比如先秦的“算学”虽从属于天文学，但“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算学最终还是为“天道”、“人伦”服务的，专攻算学则近旁门左道。再如近似后世球类运动的“蹴鞠”，《艺文志》收录《蹴鞠》25篇，但却列入“兵书略”的“兵技巧”类。因为，蹴鞠在中国古代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重要的是它还担负着“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的军事功能。我们今天发现的简牍典籍多为战国秦汉年间的古书，依汉代所立图书分类标准加以整理，可能更接近汉人的文化观念和学术传统。

李零先生《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的“导读”部分，将出土简帛古书分为“六艺类”、“史书类”、“诸子类”、“诗赋类”、“兵书类”、“方术类”六大类，与《艺文志》分类略有不同，增加“史书类”，又将“数术”、“方技”合为“方术类”。该书结合传世典籍和学界研究成果，从学术源流角度对简帛古书详加考究。骈宇骞等编写的《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一书则完全按照《艺文志》“六分法”对简牍古书进行分类整理，资料比较翔实。我们也以《艺文志》的“六分法”为依据，以骈先生《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简帛书籍的分类》为基础，把近年新出简牍和骈先生漏收的典籍资料加以进行补充，对每一分材料只做简要介绍。

第二节六艺类

“六艺”在古代有多重含义，或指古代贵族子弟要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如《周礼·保氏》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或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类儒家经典，这是“君子”必修的六类书。《史记·滑稽列传》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不过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除了上述六经之外，又增加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种书。《论语》、《孝经》属于童蒙读物，小学类书主要是一些字书，小学是为经学服务的，因此列入经书类。

一、《易》类

《易》属占卜之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列为群经之首，历来为学者及社会大众所看重。《艺文志》记载《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出土“易”类简牍如下：

1．据《论衡?正说篇》记载，西汉孝宣帝时，河内女子得《易》一篇。

2．据《晋书?束皙传》记载，西晋武帝太康二年，盗墓者不准在汲郡发现的战国竹书《易》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

3．阜阳汉简《周易》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共750枚简，3119字。简文有经文和卜辞两部分。经文部分有卦画，有卦名、爻题、卦辞、爻辞等内容。与今本《周易》比较，阜阳简本《周易》有经文而无传文，在卦辞与爻辞之后有卜辞，这又是今本所没有的。

4．上博简《周易》

1994年春，香港古玩市场陆陆续续地出现了一些竹简，5月，由上海博物馆购得。这批竹简共约1200余支，总字数约35000余字。该年秋冬之际，又出现一批竹简，香港友人合资购买，捐赠上海博物馆，这批简共计497枚。竹简经科学测定与文字识读，确定为战国时代的楚国竹简，因而定名为“楚竹书”。竹简涉及近百种先秦古籍，内容涵括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其中多数古籍为佚书，个别见于今本。这些竹书对先秦文化、思想、艺术的研究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2001年开始，这批简已陆续整理出版，现已刊布40多种：《孔子诗论》、《?衣》 、《性情论》；《民之父母》（《孔子闲居》）、 《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乙）、《昔者君老》、《容成氏》；《周易》、《中弓》、《亘先》、《彭祖》；《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柬大王泊旱》、《内豊》、《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竞公疟》、《孔子见季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天子建州》（甲本、乙本）；《武王践阼》、《郑子家丧》（甲本、乙本）、《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 43、《凡物流形》（甲本、乙本）、《吴命》；其它尚有《乐礼》、《子路》、《四帝二王》等共七十余篇。

上博简《周易》共58枚简，1806字，涉及今本《周易》三十四个卦的内容，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所谓的“九六”之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5．清华简《筮法》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约2100枚。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文字属战国楚文字，大多书写精整，多数至今仍非常清晰。经初步整理简文有60余篇文献。其内容多为经、史一类的典籍，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是从未见过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将会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清华简中有一篇《筮法》，共63支，全篇完好无缺，是楚国专论《周易》占筮的书。简中附有图解，详细记载各种“数字卦”的涵义和吉凶，对于有关研究极有价值。

另外，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等也属于“易”类典籍。

二、《书》类

“六艺”中的《书》指《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汇编，为儒家经典之一，也是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最重要典籍。据称，先秦时《尚书》有百篇之数，但经秦火后大多失传。汉初济南伏生只传28篇，称今文《尚书》。至汉景帝末年，在曲阜孔壁中发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多出16篇，但也亡佚。现在使用的十三经中的《尚书》，是出自东晋元帝时梅赜献给朝廷的古文《尚书》，这是一部伪书，其中多出于今文《尚书》的各篇都是伪造的。

《艺文志》记载“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据传世文献记载，历史上曾多次发现过《尚书》竹简。如：

1．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曾征集到《尚书》。

2．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获得古文《尚书》。

3．据《后汉书·杜林传》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期，杜林在河西所发现漆书本古文《尚书》。

4．据王充《论衡·正说篇》记载，西汉宣帝时期，河内一女子拆老屋发现《尚书》。

5．清华简《尚书》类文献

上引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竹书本《尚书》均已亡佚，而现在常见的《十三经注疏》中《尚书》又为伪书。几十年来，随着简帛本《周易》、《诗经》、《老子》、《孙子兵法》、《论语》等先秦典籍的陆续发现，学界对简帛本《尚书》的渴望显得尤为迫切，“张政烺先生总是说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地不爱宝，转机出现在新世纪初。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书中有与传世典籍中的《尚书》和类似《尚书》的竹书20篇以上。2010年12月刊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共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等九篇文献。其中，前八篇都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具体如下：

《尹至》共5枚简，记述伊尹自夏至商，向汤陈说夏君虐政、民众疾苦的状况，以及天现异象时民众的意愿趋向。于是汤和伊尹盟誓，征伐不服，终于灭夏。简文内容见于多种传世文献，如《书·汤誓》、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等。简文叙事方式及一些语句特别近似《吕氏春秋》的《慎大》篇，可证《慎大》作者曾见到这篇《尹至》或类似文献。

《尹诰》共4枚简。《尹诰》本为《尚书》中的一篇，或称《咸有一德》。据《书·尧典》孔颖达《正义》所述，西汉景帝末（或说武帝时）曲阜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即有此篇，称《咸有一德》。《史记·殷本纪》和今传孔传本《尚书》及《尚书序》也都称《咸有一德》。简文与孔传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东晋梅??所献的孔传本确如宋以来学者所考，系后世伪作。《殷本纪》云“伊尹作《咸有一德》”，事在汤践天子位后，介于《汤诰》、《明居》之间，而孔传本及《书序》则以为太甲时，列于《太甲》三篇之下，与《殷本纪》不合。按司马迁曾问学于孔安国，孔安国亲见孔壁《尚书》，所说自属可信。现在简文所叙，很清楚时在汤世，伪《咸有一德》的谬误明显。

《程寤》共9枚简，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传世文献曾有引用《逸周书·程寤》篇的若干文句，将其与本篇简文的内容相对照，可知本篇简文卽久已失传的《程寤》篇。简文叙及周文王之妻太姒梦见商庭生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其间，以象征周即将代商。这一事件可能与周人所艳称的“文王受命”有关。本篇简文的重新发现，使我们得以了解整个事件的发生时间及来龙去脉，而篇中周文王“商戚在周，周戚在商”的有关言论，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商朝后期商、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保训》共11支简，记周文王五十年文王封太子发的遗训。文王封太子发讲了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用这两件史事说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中道。第一件史事讲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第二件史事是关于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的，讲微假中于河伯以胜有易，微把“中”的内容“传贻子孙，至于成汤”，于是汤得有天下。

《耆夜》共14支简，讲述武王八年伐黎大胜之后，在文王太室举行饮典礼，武王君臣饮酒作歌的事情。“耆夜”就是伐黎后舍爵饮酒的意思，正是简文内容的概括。其中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与《诗·蟋蟀》有密切关系，可以对比研究，弥足珍贵。

《金縢》共14支简，在第14支简背下端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全篇简文与《尚书》的《金縢》大致相合，当系《金縢》篇的战国写本，简文不用“金縢”作为篇题，疑抄写者没有见过《书序》。《金縢》篇见于西汉初年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但自西汉以来，学者对其理解颇多歧异。本篇简文的内容与传世今本《金縢》篇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如记载周武王系在“即克殷三年”后生病，与今本作“二年”不同；简文中没有今本《金縢》篇中涉及占卜的文句；周公居东为三年而非今本中的二年等等。

《皇门》共13支简，内容与今本《逸周书·皇门》大体相符，故定名《皇门》。简文记载周公训诫群臣望族要以史为鉴，献言荐贤，助王治国，同时抨击了某些人阴奉阳违、背公向私的行为，是不可多得的周初政治文献。简本为战国写本，但所用语词多与《尚书》中的《周书》诸篇及周初金文相似，如谦称周为“小邦”等皆为周初惯用语，知其所本当为西周文献。简本《皇门》与今本相比有许多歧异，尤为明显者如集会所在地之“库门”，今本作“左闳门”。周制天子五门，库门外皋门内为外朝所在，周公组织之集会在此进行甚合理。今本《皇门》讹误衍脱现象多见，文义晦涩难解，简本相对而言文通字顺，显然优于今本，可用以澄清今本的许多错误。

《祭公》共21支简，原有篇题五字《祭公之顾命》。祭公谋父为周公之后，本篇记谋父患病不廖，临终前告诫前来探视的穆王，如何总结夏、商两代败亡的教训和文王、武王成功的历史经验，保守周王朝基业。对于执政的三公，则力嘱他们要更好的辅保穆王。本篇是今传世《逸周书》所收《祭公》的祖本，以简文与今本相互对照，今本的大量讹误衍脱，都涣然冰释。

另外，近年所出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以及其他简牍中偶有引用《尚书》的情况。这些资料对研究《尚书》篇目和内容也很重要。

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1页。

1925年，王国维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做了的著名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该演讲稿最初发表于《清华周刊》，后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中国书店出版社，1983年，699页。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第47页。

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页。

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9页。

刘钊：《出土简帛文字丛考》，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262页。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

韩自强等《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陈燮君、马承源分别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所做的《序》、《前言》中，对这批简的收藏、保护、整理以及竹简内容有详细的介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下文所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七》简称“上博简”。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12月。以下称“清华简”。

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36页。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5页。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12月。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

三、《诗》类

“六艺”中的“诗”指《诗经》及其相关典籍，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诗赋（《艺文志》中一般诗赋归“诗赋略”）。《艺文志》记载“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目前发现的“诗”类简牍主要有：

1．上博简《孔子诗论》

本篇共29支简，约1006字。内容可分四类：第一类不见评论诗的具体内容，只是概论《颂》、《大雅》、《小雅》、《国风》。第二类是论各篇诗的具体内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数篇诗为一组，一论再论或多次论。第三类为单简上篇名纯粹是《国风》的。第四类是单支简文属于《国风》、《大雅》，《国风》、《小雅》等并存的。这批竹简的时代在战国中期，《诗论》自然是战国中期以前流传的简本。《诗论》中的序文说明《诗序》是早已存在的，从《诗论》阐发的理论来看，它们的基本思想体现了孔子的诗教思想和儒家的根本教义，所以古人说子夏作《诗序》是有一定道理的。

2．阜阳汉简《诗经》

1977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合计170余片。阜阳汉简《诗经》的年代在公元前165年之前，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古本。包括今本《诗经》中《国风》近60篇诗和《小雅》的《鹿鸣》、《伐木》等篇，但无一篇完整，有的仅存篇名。原简每诗有篇题和字数，某一国风后有尾题。与今本《毛诗》有近百处异文，与齐、鲁、韩三家《诗》亦各不同。证明《汉志》所说汉初传《诗》多家是对的。它又不属于《汉志》所说的六家（《汉志》又加后氏传、孙氏传二家），而是另一家。有学者怀疑可能是流传于楚地的另一种本子，这对《诗经》研究很有价值。

此外，在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缁衣》和上博简《缁衣》等篇都有引用《诗经》章句地方，有的是逸诗。

四、“礼”类

“礼”主要包括《仪礼》、《礼记》、《周礼》等典籍。“三礼”记录、保存了许多先秦的礼仪制度，但各有侧重，如《周礼》偏重政治制度，《仪礼》偏重行为规范，而《礼记》则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艺文志》记载“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出土简牍中“礼”类典籍主要有：

1．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获得《礼记》

2．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曾征集到《周官》、《礼》、《礼记》。颜师古注：“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也即后世的《仪礼》、《礼记》二书。《周官》即《周礼》。对《周礼》也有不同的记载。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礼记·礼器》孔疏则说是“孝文时求得此书，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

3．据王充《论衡·正说篇》记载，西汉宣帝时期，河内一女子拆老屋曾发现《礼》。

4）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曾在鲁淹中出土《礼古经》。礼古经当指《仪礼》，一般认为该书出于于孔子故里曲阜城内淹里中。但也有不同的理解，张舜徽认为“礼古经之来源有二：一出于鲁淹中里，为河间献王所得；一出于孔氏，鲁恭王坏孔壁所得。”

5．西晋汲郡出土《名》三篇

据《晋书·束皙传》记载：“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陈梦家将其列入“杂类”（《汲郡竹书考》），骈宇骞将其列入礼类。

6．武威汉简《仪礼》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共469枚简，简文可分为甲、乙、丙三个部分。甲本《仪礼》共有398枚木简，原无书题，但有篇题，还有每篇的序号，它们是传本《仪礼》中的《士相见之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彻》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等七篇，共存22971字。乙本存木简37枚，内容仅为传本《仪礼》中的《服传》第八，篇题写在篇道第一、二简简背。共存3042字。丙本存竹简34枚，出土时残断严重。其内容为传本《仪礼》中的《丧服》一篇，篇末计字尾题为“凡千四百七十二”字，但实存1285字。这批木简的出土在文献学的研究上有着重大意义，它不仅使我们看到的汉代写本《仪礼》，还使我们看到了汉代经书的式样，对我们研究汉代的简册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7．上博简《君子为礼》

本篇共16支简，简文既有记述颜渊侍于夫子之答问，其中有简文讨论礼与仁的关系，其语句与《论语》大体相似；也有谈及容礼应注意事项，可与《礼记·曲礼》及《玉藻》等比观。

8．上博简《弟子问》

本篇共25支简，内容为孔门弟子与夫子之间的应对答问，部分内容可与《礼记·学记》、《论语·学而》等篇相互参证。

9．上博简《三德》

本篇共22支简，简文论述天地与刑德之关系，并告诫君主修身修政的一些必要事项，简文多为韵语。本篇开头与《大戴礼记·四代》所谓以三才之德配阴阳刑德的表达较相似。

10．上博简《天子建州（甲本、乙本）》

本篇甲本13支简，乙本11支简，简文内容多涉及礼制，其中有些内容可以在今本大、小戴《礼记》中见到相似记载。这两份简对研究大小戴《礼记》的成书，以及《荀子·礼论》篇的学术源流有一定的帮助。

11．上博简《武王践阼》

本篇共15支简，简文记载武王向师尚父请教古之圣王治国之道，师尚父告知以丹书，以及武王铸铭器以自戒之事，与今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

五、“乐”类

《艺文志》中所录六种《乐》书均已亡佚，出土简牍中与乐书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种：

1）上博简《采风曲目》

此篇仅存6支简，所记内容为五声中宫、商、徴、羽各声名所属歌曲的篇目，没有发现角音的声名。这些歌曲的篇目除《硕人》见于《诗·卫风》外，其余皆查不到有文献记录。《采风曲目》可能是楚国历史上某一时期流行的或有意编集的歌曲曲目。口头文学和民歌曲调很难长时期流传而不失真，但是采风记载用宫、商、徴、羽等声名分类标目的这种音乐史料，是前所未见的。本篇表明了楚乐官对采风各种曲目音调传承的重视，可能是经过楚国乐官整理的采风歌曲目录的残本。

2．郭店楚简《乐说》

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共存竹简67枚。原无书题。李学勤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性自命出》篇恐怕原来不是一篇，而是两篇。从1号简至36号简为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乐”的；从37号简至67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性情的。他认为:“前半的乐论，其根本思想与《乐记》一致，即性感于物而生情，而乐足以陶冶性情，发挥教化的作用。梁沈约、唐张守节都曾说《乐记》系公孙尼子所撰，我讨论过，公孙尼子是孔门七十子之弟子，其学术倾向近于子思，又可能同韩非所说仲良氏之儒有关。郭店简儒书多与子思关联，有这样的乐论是自然的”。因此，李先生建议把《性自命出》的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余下的一半称为《性情》。

此外，据传上博简、清华简中都有《乐》类竹书，目前尚未发表。

六、《春秋》类

《艺文志》中没有专列“史书类”类别，但把《国语》、《战国策》之类的史书均归入《春秋》类。我们仍依其旧，将出土简牍中涉及历史故事及纪年的典籍归入此类。

1．西汉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说文解字·叙》）

2．西晋武帝太康二年，盗墓者不准在汲郡发现战国竹书《纪年》、《国语》、《穆天子传》、《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生封》等

《晋书·束皙传》记载：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国语》三篇，言楚、晋事。《生封》一篇，帝王所封。《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3．上博简《容成氏》

此篇共存完残简53枚，简文讲上古帝王传说。全篇内容分七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容成氏等最古的帝王，约二十一人；第二部分是讲帝尧以前的一位古帝王，简文亦残缺，失去其名，估计是帝喾高辛氏，当然在第一和第二两部份之间可能也还有其它帝王名，如颛顼等人；第三部分是讲帝尧；第四部分讲帝舜；第五部分讲夏禹；第六部分讲商汤；第七部份讲周文王和周武王。全文当叙至武王伐商终克之。篇中多存古史佚说，如：简文记述禹分九州，但九州之名异乎《书·禹贡》等书；简文还记述文王平九邦，此事虽见《礼记·文王世子》，然九邦之名则向所未闻，汉儒不能详其说，得此方知是丰、镐等国。凡此都是可称古史之缺的宝贵材料。

4．上博简《竞公疟》

此篇共13支简，记载因齐景公病情变化而引起朝廷内部的争议之事，部分内容见于《左传》、《晏子春秋》。

5．上博简《庄王既成》

此篇仅存4支简，主要记楚庄王与沈尹茎的对话，个别内容见于《吕氏春秋》。

6．上博简《申公臣灵王》

此篇仅存6支简，记王子回与申公争王位，而申公最终臣服楚灵王之事。

7．上博简《平王问郑寿》

此篇共7支简，记述楚平王因国之祸败事而问郑寿，但郑寿的回答不合王意，致使郑寿与平王之间产生矛盾，郑寿竟而不事王，但王居尊位郑寿最终还是选择改正态度。

8．上博简《平王与王子木》

此篇共5支简，记载楚平王命王子木至城父之事。有关事迹亦见于《史记·楚世家》、《左传·昭公十九年》。 

9．上博简《郑子家丧（甲本、乙本）》

此篇共14简，记述郑子家丧，楚国以子家颠覆天下之礼为由，出兵围郑，晋人救郑，晋楚战于两棠，晋人大败。有关事迹亦见于《左传》、《史记》。

10．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甲、乙本）》

此篇各存9支简，简文记述楚王获大白玉，范乘向楚王进谏之事。

11．上博简《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 》

此篇共10支简，记载楚昭王建新宫而有碍别人祭祖，最终毁宫之事。另外还记载昭王与龚之之间的矛盾。

12．上博简《柬大王泊旱》，

此篇共23支简，记述楚国简大王病疥之事与楚国大旱之事。简文涉及军事、官制、医学、气象、宗教等方面的内容。

13．上博简《竞建内之》，

此篇共10支简，记述隰朋、鲍叔牙为国家要事向齐桓公进言，劝诫齐桓公要行先王之法，从善方能去祸。

14．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

此篇共9支简，记述鲍叔牙、隰朋二大夫向齐桓公进谏，指出夏为殷所代、殷为周所代的原因，不但观其容，而且要听其言。又指出对待百姓要有善心，对老弱不能用刑，处处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否则齐国会处于疲惫劳困的状态。而起用竖刁和易牙等人，“不以邦家为事，纵公之所欲”是国之灾难。如果他们在施行谋略而不去阻止，结果必害自身，于是齐桓公亲自祭祀。相关内容见于《管子》、《史记》。

15．上博简《姑成家父》

此篇现存10支简，简文记述三郤在见恶于晋厉公之后的行事，内容与春秋中期晋国三郤有关。部分内容见《左传》、《国语》。

16．上博简《吴命》

此篇共9支简，内容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记述吴王亲自率领军队北上，到达陈国境内，引起晋国恐慌，晋军派遣三位大夫作为使臣与吴交涉。吴王以关心陈国为借口，反而质问晋国何以派师徒前来。晋使则以指责楚人无道，并转述周天子告让之辞，与吴臣巧妙周旋，最后终于使吴军离开陈国。第二部分为吴王派臣下告劳于天子之辞。文句大致同于今本《国语·吴语》。

17．慈利楚简“国语”等

慈利楚简，1987年6月出土于湖南慈利城关镇石板村36号战国墓，竹简多达4557支，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前段。简文具有鲜明的楚系文字的特征，内容主要是先秦古书，己发现与传世古籍《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相关的文字，还有可能是《管子·霸形》、《宁越子》等古书的佚文。目前这批简还没有发表，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18．阜阳双古堆汉简《春秋事语》

1977年秋，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出土时仅发现一块篇题木牍和近百枚残简。因简文残损非常严重，无法联读。木牍的正、背面各分上、中、下三栏抄写，共存37个篇题，没有书题。“春秋事语”书题为整理者根据篇目内容所定。据韩志强先生介绍，竹简内容查到出处的有25篇，分别保存在传世文献的51篇之中，其中《说苑》里有33篇，《新序》里有14篇，《左传》里有2篇，《国语》里有2篇。在这51篇里有采自先秦著作或被先秦和汉代以后的著作加工采用的有《韩非子》7篇、《吕氏春秋》3篇、《晏子春秋》5篇、《淮南子》4篇、《史记》7篇、《太平御览》3篇、《群书治要》3篇、《金楼子》2篇，还有《列子》、《文子》、《孟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汉书》、《礼记》、《北堂书钞》、《盐铁论》各1篇。篇题木牍是该书的目录，它的出土，证明《春秋事语》这一写本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书籍存在于世。

七、纪年类

1．清华简《系年》，

本篇共137简，内容非常丰富，《系年》既不像《春秋》那样本来便是鲁国史书，也不像《竹书纪年》那样于周室东迁后用晋国及后来的魏国标年，而是对各诸侯国以其君主纪年。篇中讲到几个重要诸侯国的兴起，如秦、卫、郑、晋等，至于楚国，却自楚文王始见。《系年》的记事始于周初，主要叙述的是东迁以后，特别记述周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澄清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对春秋直到战国早期的史事记述尤详，许多内容能与《左传》对照，佐证了《左传》和《史记》等内容的基本正确性。更重要的是《系年》有不少记载是传世文献没有的，或与传世文献大不相同，有些涉及古史上的关键问题，甚至改写有关古史。例如周武王克商后设三监、周公东征、共和行政、幽王覆灭、秦国的兴起、晋文侯定天子等大事，《系年》的叙述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系年》中关于战国早期历史的记述，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战国早期史料稀少，事迹不明，《左传》只讲到三家分晋，随后一段史事不清楚，《竹书纪年》又缺失了。《系年》内容补充了该段历史的缺口，例如越国对齐、鲁的战争等。

2．睡虎地秦简《编年记》

本篇共53枚简，简文分上下两栏抄写，通篇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及大事，同时还记述了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有关事项，有些像后世的年谱。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六国年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但《六国年表》所依据的是“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因此在史实或年代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之处。过去曾有学者用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来纠正《年表》，但《竹书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8年)，不能用来校正《年表》的最后部分，睡虎地出土的《编年记》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从简文所记史事与《史记》对校，很多记载是一致的，也有一些记事的时间和《史记》所载有所差别，还有一些简文的记载较《史记》详细，但也有一些内容不见传世文献记载。李学勤先生认为，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是《秦记》一类秦人编写的史书。在文献学上可以看做是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的续编。

3．阜阳汉简《年表》

阜阳汉简《年表》，原先简报介绍时称为《大事记》，后来胡平生先生改称《年表》，该材料现在尚未发表，据胡平生先生介绍，这批竹简出土时残损严重，从残存简文来看，其年代范围是起于西周共和以后，终于秦始皇时。《年表》可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年经国纬，横填事实”，乙种“一栏之内排列两位君王，谥号、年数之间无任何标志隔断，我们理解应是同一诸侯国的两代君王，记其各自在位年数”。

4．定县八角廊汉墓《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

1973年于河北省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内容尚未公布。

八．、《论语》类

《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艺文志》记载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1．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获得《论语》。

2．定县八角廊《论语》

1973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共620枚简，残简居多，录成释文的共7576字。其中保存最多的是《卫灵公》，有694字，最少的是《学而》，仅20字。这部《论语》虽是残本，所存文字不及今本《论语》二分之一。因为墓主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据考证，此简本《论语》当是“古论”、“齐论”、“鲁论”三家之外的一种《论语》，这为研究《论语》版本情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此外，上博简中有多篇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的简文，但学者多将其归入“诸子略”中的“儒家类”。

九、《孝经》类

1．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获得《孝经》。

2．项羽妾冢本《孝经》

夏竦《古文四声韵序》云：“唐正元中，李冰子开封令服之有家传古孝经及汉卫宏官书两部……归公又有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亦云渭上耕者所获。”

目前，尚未见《孝经》类简牍出土。

十、小学类

《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敝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以上所记《史籀篇》、《苍颉》、《爰历》、《博学》、《凡将》、《急就篇》都是古代的童蒙字书，也就是小学识字课本。因此称为“小学”。小学是为解经服务的，因此将小学置于“六艺”类中。《艺文志》：“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考古发现的小学类简牍多为《苍颉篇》：

1．居延汉简《苍颉篇》

1972-1974年，居延甲渠侯官烽燧遗址出土，共4支。

2．玉门花海汉简《苍颉篇》

1977年，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共3支。

3．阜阳汉简《苍颉篇》

1977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共124枚简，541字。包括《苍颉》、《爰历》《博学》三篇，为四字韵句。

4．敦煌马圈湾汉简《苍颉篇》

1979年，敦煌马家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共2支。

5．敦煌悬泉置《苍颉篇》

1990-1992年，甘肃敦煌甜水井悬泉置遗址出土。

6．永昌水泉子汉简《仓颉篇》

2008年，在甘肃永昌县水泉子5号汉墓出土，共140枚简，1000余字。以前的《苍颉篇》都是四言韵文，但水泉子《苍颉篇》却是七言韵文。张存良等学者推测：“新出七言本《苍颉篇》在内容的编排上还是以四言旧本为纲目的，原有的四言之文及其编排次序并未改变，而是承袭旧文，顺延三字，从而变四言为七言，每章仍为十五句。所增三字即是对前四字文意的一个顺势延伸，有简单训释的意思，使前四字的意义更加完整或确有所指。”但胡平生先生认为：“由于语言习惯的变化，汉语从单音词到复音词、多音词的发展，两汉时出现了较多的七言韵文。……水泉子简七言本《苍颉篇》也是这样一种产物，是用口语对传统教科书的‘改造’。”

7）斯坦因所获《仓颉篇》。

8）北大汉简《仓颉篇》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的汉简中有《苍颉篇》，共70 枚简，1230字，这是迄今所知存字最多的《仓颉篇》古本。

第二节诸子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诸子之书在《艺文志》“六略”中所占比例最大，约有四分之一，即使在秦灭之后的西汉，留下的子书也相当可观。

一、儒家典籍

1．郭店楚简《缁衣》

此篇共47枚简，主要讲述忠君爱民、恭敬廉洁、谨慎言行的儒家思想，与今本《礼记?缁衣》大体相合，但章数、章序和用字有不同。

2．上博简《缁衣》，

本篇共24枚简，简文与今本《礼记?缁衣》及郭店楚简《缁衣》大体相合，但章数、章序和用字略有不同。

3．上博简《内豊》

本篇共10枚简，主要讲君臣父子兄弟仁义孝悌之事，内容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礼记》等篇有关。

4．上博简《性情论》

本篇共45枚简，简文从宏观的角度起论，提出了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相承关系，主论“性”、“情”，兼及“道”的概念与特性，提出了彼此间的派生关系说。

5．上博简《从政》甲、乙篇

《从政》甲篇19枚简、乙篇6枚简。甲篇讲从政之道以及从政者应需要注意的“敦五德，固三制，除十怨”等原则。乙篇谈政教法治以及恭逊、忠敬之道。简文内容可与《论语》、《礼记》及睡虎地出土秦简《为吏之道》相比观。

6．上博简《民之父母》

本篇共14枚简，记载子夏向孔子请教怎样能称“民之父母”？孔子以“达礼乐之原”、“致五至”、“行三无”、“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作答，后面数问又围绕“五至”、“三无”展开，孔子从人生伦理、社会道德等方面作答。简文内容见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

7．上博简《子羔》

本篇共14枚简，记述孔子答子羔所问尧、舜、禹、契及后稷之事。部分内容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

8．上博简《中弓》

本篇共28枚简，主要记载仲弓向孔子请教如何从事政事，内容与《论语?子路》略似。

9．上博简《昔者君老》

本篇共4枚简，记述国君自衰微至亡故，太子朝见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国君之母弟为太子入宫的佑导者，太子从早朝侯至日昃，经多次叩问而后得以进入宫门，母弟将太子送入宫后即退避，太子返回并再三要求与母弟同去见君，于是太子和母弟同时进宫听君之命。惜命辞前段残，后段云“各共尓事，后命不夜”。国君卒，太子则不闻不命，唯哀悲是思。

10．上博简《相邦之道》

本篇仅存4枚简，主要讲述想要为国君做事的人，必先在个人修养等方面做好准备，还要重视“民事”。

11．上博简《鲁邦大旱》

本篇共6枚简，简文记载鲁哀公十五年时发生大旱，哀公向孔子请教御大旱之策，孔子明确提出需要加强刑德之治，而不必用瘗埋圭璧幤帛的惯例向山川神灵作求雨之祭。此后孔子遇见子赣，彼此对御旱之策做了分析和讨论。简文体现了孔子应对天灾的很重要见解。

12．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本篇共67枚简，主要讲儒家的心性学说。上篇讲心性，下篇讲情，也有学者主张其中部分简文为“乐”类文献。

13．郭店楚简《五行》

本篇共50枚简，主要讲述思孟学派的五行“仁”、“义”、“礼”、“智”、“圣”相关内容和彼此关系。部分内容见于《荀子?非十二子》。

14．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

本篇共8枚简，简文记载鲁穆公问子思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忠臣”，子思以“恒称其君之恶者”作答，穆公不悦，成孙弋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内容可能与《汉书?艺文志》所记《子思子》相关。

15．郭店楚简《穷达以时》

本篇共15枚简，简文论述贤人的时遇与“世”、“人”的关系。其内容与传世文献《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等书中所载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回答子路的一段话相似，尤与《韩诗外传》和《说苑》的记载接近。

16．郭店楚简《唐虞之道》

本篇共29枚简，简文赞扬唐虞禅让之道，着重叙述了舜知命修身及其所具有的仁、义、孝、悌等品德，强调尊贤爱亲和“利天下而弗利”的观点。简文所记内容也见于《史记·五帝本纪》等书。

17．郭店楚简《忠信之道》

本篇共9枚简，简文论述“君子”要达到的“忠”“信”的内涵。也有学者主张将此篇归入纵横家。

18．郭店楚简《成之闻之》

本篇共40枚简，简文从人性、人伦的角度论述君子教化民众的理论和方法。主要讲君子立教、立言及慎六位(夫妇、父子、君臣)的理论，推人性以言教化。本篇可能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一定的联系。学者对《成之闻之》编联、分组存在诸多争议，此处不一一列举。

19．郭店楚简《六德》

本篇共49枚简，简文主要谈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人伦道德关系以及选贤任能的原则。

20．郭店楚简《尊德义》

本篇共39枚简，简文谈论治民之道，强调以德为教，尤其应当注重君上的率身垂范。

21．郭店楚简《语丛一》

本篇共113枚简，简文属义理类格言警句，主要讲人与仁、义、德、礼、乐之间的关系。简文体例与《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新书》相似。

22．郭店楚简《语丛二》

本篇共54枚简，简文谈论由“性”、“欲”衍变出来的各种情感和行为，进而提出人的喜、怒、悲、乐、虑、欲等皆源于“性”的观点。

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考古》1960年第5期；《武威汉简在学术上的贡献》，《考古》1960年第6期；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

《文物》1990年第10期；《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

韩志强、韩朝《西汉汝阴侯二号木牍〈春秋事语〉章题及有关竹简释文》，2002年“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70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文物研究》第7期，黄山书社1991年。

《文物》1981第8期有介绍。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

《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

《文物》1983年第2期。

《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

《文物》2009年10期。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研究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1期2009年10月。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

23．郭店楚简《语丛三》

本篇共72枚简，简文涉及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以及孝、悌、仁、义等内容。

24．阜阳汉简“儒家者言”篇题木牍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牍文共记47个篇题名称，没有正文内容，类似后世书目。其中有39个篇题内容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和《新序》中，其余的篇题内容散见于《荀子》、《大戴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孔丛子》、《春秋繁露》、《列子》、《晏子春秋》等书。

25．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共104枚简。简文内容主要是对儒家忠、孝、礼、信等道德的阐发。上论商汤和周文王的仁德，下记乐正子春的言行，其中以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为多。残存内容散见于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著作中。

26．银雀山汉简《晏子春秋》

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共102枚简。简文主要记述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的言行。全书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塑造了主人公晏婴和众多陪衬者的形象。简本《晏子春秋》共16章，可能是一个摘抄本。该篇的出现，对《晏子春秋》的辨伪意义重大。

27．慈利楚简《宁越子》

1987年，湖南慈利城关镇石板村36号战国墓中出土。简文多先秦古书，内容与《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相关。从简文内容看，其中的《宁越子》当属儒家文献。

二、道家典籍

1．西汉河间献王刘德所征集《老子》。（《汉书?景十三王传》）

2．项羽妾冢本《老子》。（《古文四声韵序》）

3．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本

《老子》甲本有39枚简、乙本18枚简、丙本14枚简，共1640余字，相当于今本《老子》五分之二的量。简本《老子》是战国中期的传本，在章序、字句方面与传世本《老子》出入较大，这对研究《老子》的成书具有极高的价值。

4．北大汉简《老子》，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的3000多枚汉简中有《老子》简，共218枚，约5300多字，对理解文意有影响的阙文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这是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老子》古本。其中还保存了“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上经”相当于今本《德经》，“下经”相当于今本《道经》，这种命名方式在古本《老子》中是首次发现。另外，北大汉简《老子》章节划分与传世本不同，为探讨《老子》分章问题提供了最为齐备的资料，具有极高的校勘学价值，一些历代争论不绝的问题可能由此得到解决。也有助于认识《老子》一书形成、发展、定型的过程。

5．张家山汉简《庄子?盗跖》

1988年，湖北江陵张家山163号汉墓中出土，共44枚简，1692字。内容为孔子见盗跖，此篇即为《庄子·盗跖》。简文内容完整，与现存版本文字内容基本一致。

6．阜阳汉简《庄子?杂篇》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仅8枚简。内容属《庄子》“杂篇”。

7．郭店楚简《太一生水》

本篇共14枚简，简文主要论述“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学界对《太一生水》的性质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是儒家学派的作品，也有学者认为是道家学派的作品。

8．郭店楚简《语丛四》

本篇共27枚简，简文内容为言谈、游说之术和结交谋士之道。李零认为《语丛四》的内容或与阴谋游说、纵横长短之类相关，类似《太公》、《鬼谷》，属广义的道家。

9．上博简《恒先》

本篇共13枚简，简文主要论述道家虚静的理论，以及天地起源问题。

10．定县八角廊汉简《文子》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共277枚简，2790字。《文子》一书，在唐代天宝元年与《庄子》、《列子》等书同列为道家四大经典，内容比较驳杂，甚至有相互抵牾之处。《汉书·艺文志》记载《文子》九篇，今本《文子》十二篇，书中是文子问老子，篇数也与《艺文志》不合，因此学者多认为《文子》是伪书。简本《文子》以《道德》篇为主，题裁为平王与文子的问答，若将简本中的“平王问文子”改为“文子问老子” 则内容与今本大体相合，可见今本《文子》并不伪。

11．北大汉简《周训》

本篇共200余枚简，近4800字。全篇采用周昭文公以历史典故训导恭太子的形式展开，记载了上至远古尧舜、下至战国中期的重要史事，并论述治国为君之道。其成书年代可能在战国晚期，这篇文献应该就是早已亡佚的《艺文志》诸子类“道家”之下著录的“《周训》十四篇”。

三、阴阳家典籍

《艺文志》：“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阴阳家是流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种学派，齐人邹衍是其代表人物。《史记》称其：“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阴阳家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艺文志》记载阴阳家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出土简牍中阴阳家典籍主要有：

1．银雀山汉简《曹氏阴阳》

本篇共72枚简，简文主要介绍阴阳学说，涉及天地阴阳、日月星辰、四时、山水草木、农作物、动物、人事活动的阴阳等。

2．银雀山汉简《阴阳散》

《阴阳散》属于标题简，仅存1枚。

3．银雀山汉简《禁》

本篇共29枚简，简文主要论四时禁令与五行，还有一部分讨论天、地、圣人等。简文与《管子》中《四时》、《五行》、《七臣七主》、《轻重己》等部分相近。

4．银雀山汉简《三十时》

本篇共155枚简，主要讲一年中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同时也记录了一些物候现象。简文性质与《月令》相近，本篇以十二日为一时，一年为三十时，与《管子·幼官》相合。

11．尹湾汉简《六甲阴阳书》

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6号汉墓中出土多枚简牍，其中的第13号木牍属衣物疏，题名为《君兄缯方缇中物疏》，其所录随葬物品条目中有《六甲阴阳书》的篇名，但墓当中没有发现相应的简牍。

12．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

1999年，湖南省沅陵县城关镇西虎溪山1号汉墓出土，有500枚简，其内容是讲五行相克相胜的理论。或认为该篇当属《汉书?艺文志》“兵书略”阴阳小序中所载“因五胜”之类的书。

四、墨家典籍

信阳长台关楚简《申徒狄》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楚简分为两组，一组为遣册，一组为典籍。属于典籍一组的简有109枚，残缺严重，仅存约500字。关于此篇典籍的性质学界尚存争议，有学者以为是儒家著作，也有学者认为是《墨子》佚文，还有学者径将其命名《申徒狄》。此暂列《墨子》类。

五、小说家典籍

《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在春秋战国时代，小说家指的是一类记录民间街谈巷语的人，而小说家也属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被视为不入流者，刘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列，影响甚小。然而小说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出土简牍中也有一些可以列入小说家的典籍：

1．天水放马滩秦简《墓主记》

1986年，甘肃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共8枚简，简文记一位名为丹的人因伤人而弃于市，后又死而复生，同时追述了丹过去的简历和不死的原因。简文与《搜神记》等志怪书相类，应是志怪书之滥觞。

2．北大秦牍《泰原亡者复生记》

2010年北京大学入藏的七百多枚秦简牍中，其中有一牍，上书160余字，内容大体讲述泰原有死者三岁复生，后被献至咸阳，他讲述了在收敛和安葬死者时应注意哪些事项方可避免“鬼”的侵害。其体裁和内容与上述天水放马滩秦简中的《墓主记》相似，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志怪类小说的起源和民间信仰都很有价值。

3．北大汉简《妄稽》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的汉简中有一篇《忘稽》，共110枚简，近3000字。简文记录了一个士人家庭内部因妻妾矛盾而引发的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应是目前所知最早、篇幅最长的古小说。《忘稽》的发现说明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存在篇幅较长、文学性和故事性较强的世俗题材小说，这将改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有关篇章。

第三节诗赋类

《汉书·艺文志》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古者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詠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乘枚、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咸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诗、赋是战国秦汉时期两种主要的文学形式，“诗”是“歌诗”，“赋”为“辞赋”，以抒情为主，都是韵文。《艺文志》把“不歌而诵谓之赋”作为“诗”与“赋”区分的标准，可见，诗都是入乐的，而赋不入乐。《艺文志》中的“诗赋略”只包括普通的诗赋作品，并不包括“六艺略”列入经书的《诗》。出土“诗赋类”简牍主要有：

1．上博简《逸诗》

本篇共6枚简，简文是两首《诗》三百篇的编外诗：《交交鸣乌》、《多薪》。《交交鸣乌》歌咏“君子”“若玉若英”的品性和“若虎若豹”的威仪，以及彼此交好“偕华偕英”的祝愿。《多薪》歌咏兄弟二人之间亲密无比的关系。

2．上博简《凡物流形（甲、乙本）》

《凡物流形》甲本完整，共30枚简，844字；乙本21枚简，601字。内容基本相同，全篇多以“问之曰”起首，有问无答，所问内容从自然及人事，亦即自然和社会的相关问题。层次清晰，结构严密，与屈原《楚辞?天问》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极其相似。有学者认为《凡物流形》就是楚辞。

3．上博简《李颂》

《李颂》共3枚简，172字。本篇采用楚辞的形式，歌颂李树“剸外置中，众木之纪”，“深利终逗，夸其不贰可（兮）”，“守勿强悍，木一心”，“违与他木，非与从风”的特性。

4．上博简《兰赋》

《兰赋》共5枚简，160字。本篇属赋体，以兰起兴，托物咏志，借兰之品德抒发作者的情感与志向。赋中有“兰斯秉德”，“亲众秉志，绰远行道。”“华涤落而犹不失是芳，盈訿迩而达闻于四方。”《兰赋》对研究战国时期赋体的流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5．上博简《有皇将起》

《有皇将起》共6枚简，作者是一位贵族子弟的保傅，简文采用楚辞形式，叙述作者的生活和心愿，也抒发其愤慨之情。

6．上博简《鶹鷅》

《鶹鷅》仅存2枚简，45字。“鶹鷅”即“枭”，或作“流离”。本篇采用楚辞形式，以鶹鷅起兴，斥责贪图富贵、不劳而获的形象。

7．北大秦简散文

2010年北京大学入藏的秦简中有一篇散文，文章以女子口吻，表达对“公子”的深挚爱情和对其负心不仁的控诉。其形式为散文，没有明显的韵脚，但文笔优美，且征引了一些亡佚的诗句，应属文学作品。此作品与诗赋有别，但列入“小说家”类也不合适，暂附于此。

8．北大秦简《隐书》

2010年北京大学入藏的秦简中，有一组木简带有文学色彩，其中一枚简背题有“此隐书也”四字。该篇可能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载《隐书》十八篇相关。

9．北大秦简《饮酒赋》

2010年北京大学入藏的秦简牍中，有几枚木牍写有一篇诗赋体韵文，内容可能是饮酒时唱的歌词，语言生动有趣，可能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秦时杂赋》九篇有关。

10．银雀山汉简《唐勒》

《唐勒》共19枚简，简文为赋体，陈述唐勒与宋玉在楚襄王前议论御马之术的高下。此赋非唐勒所作，可能是宋玉或战国末汉初某人所作。《淮南子?览冥》因袭此赋。

11．阜阳双古堆汉简《楚辞》

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所出《楚辞》简仅存2片，一片为《离骚》残句、一片为《涉江》残句。

12．东海尹湾汉简《神乌赋》

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6号汉墓出土，共18枚简。简文为赋体，运用拟人手法讲述乌的故事，借以表现夫妇、母子间的感情。其内容形式与曹植《鹞雀赋》、敦煌发现的《燕子赋》相类。

13．敦煌汉简《风雨诗》

1913-1915年，在甘肃敦煌哈拉湖南岸汉烽燧遗址出土，仅1枚，属汉代诗歌。

14．北大汉简《魂魄赋》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的汉简中有一篇《魂魄赋》，共50余枚简，约1200字。简文属汉赋，通篇采取“魂”与“魄子”对话的形式展开，构思奇特、气势恢宏、辞藻丰富、铺陈排比，与枚乘《七发》相似。

第四节兵书类

《汉书·艺文志》云：“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艺文志》主要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包括战略思想、战术运用、战术技巧、军事数术、军事训练、攻守技巧等多个方面的典籍。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军事学对于扩充势力、巩固政权很有作用，因此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很多军事论著。出土简牍中的兵书主要有：

1．上博简《曹沫之陈》

本篇共65枚简，曹沫即《左传》中的“曹刿”，《吕氏春秋》中称“曹翽”，《史记》中称“曹昧”。曹沫在古代主要是以刺客著称，关于他在军事学上的贡献，古书中反而少有记述，除了《左传》的记载，几乎一无所闻。简文以曹沫题名，主要记载鲁庄公与曹沫的问对，先是论政，然后论兵，以论兵为主，可视之为兵书。这也正好说明，曹沫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本篇应是一部佚失已久的古兵书。

2．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共300枚简，简文包括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部分和五篇《孙子兵法》佚文。

3．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共440枚简。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据考证，《孙膑兵法》的散失大概在唐代。因为魏武帝注《孙子兵法》时提到了“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朝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过“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著《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从《隋书·经籍志》以后就不见记载了。竹简本《孙膑兵法》的出土，使这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孙膑兵法》经过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下编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

4．银雀山汉简《尉缭子》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残简100枚，有六篇简文与今本《尉缭子》相合。《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来都存在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竹简本《尉缭子》的发现，说明此书在西汉时已流行，成书年代不会晚于战国时代。

5．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共223枚简。简文包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性质与《尉缭子》同，以论兵为主，兼论政治。部分内容与《管子》、《墨子》、《尉缭子》内容相类。

6．银雀山汉简《六韬》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素书》，旧题周初太公望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竹简本《六韬》，部分简文见今本《六韬》和古书所引《六韬》佚文。《六韬》伪书之说则不攻自破。

7．定县八角廊汉简《六韬》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共144枚简，有十三个篇题，相对完整的有十个。简文均是讲政治谋略的，不讲兵法。与传世本《六韬》、《群书治要》引《六韬》、敦煌唐写本《六韬》、宋本《六韬》内容相近。

8．银雀山汉简《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

本篇共125枚简，其内容记述以天地、八风、五行、日辰、五音占战争胜负的方法，乃兵家数术之书。（《银雀山汉墓竹简（贰）》）

9．银雀山汉简“论政论兵之类”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有630枚简，凡五十种。主要讨论军事、政事方面的问题。包括《将败》、《将失》、《兵之恒失》、《王道》、《五议》、《效贤》、《为国之过》、《务过》、《观庳》、《持盈》、《分士》、《三乱三危》、《地典》、《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共》、《起师》、《奇正》、《将义》、《观法》、《程兵》、《将德》、《将过》、《曲将之法》、《雄牝城》、《五度九夺》、《积疏》、《选卒》、《有国务过》、《十官》、《患之》、《六举》、《四伐》、《亡地》、《五议》、《君臣问答》、《郭偃论士》、《民之情》、《有国之效》、《有主以为任者》、《自危自忘》、《国法之荒》、《听有五患》、《德在民利》、《十阵》、《十问》、《略甲》、《万乘》、《富国》、《三算》。（《银雀山汉墓竹简[贰]》）

10．张家山汉简《盖庐》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共55枚简。简文以盖庐与伍子胥问答形式展开，其内容除涉及治理国家和用兵作战的理论外，还有着浓厚的兵阴阳家色彩。

11．敦煌汉简《力牧》

《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文物》1981年第2期。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

《文物》1990年第10期。《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1期，2009年10月。

《文物》1992年第9期。

《道家文化研究》第18期。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文物》1981年第2期。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1期，2009年10月。

《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10年。本类所收银雀山汉简均出自《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不再一一出注。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文物》2003年第1期

《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3期，2010年10月。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1期，2009年10月。

曹锦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楚辞〉》，《文物》2010年第2期。下引上博简“诗赋类“材料均出此文。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3期，2010年10月。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3期，2010年10月。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3期，2010年10月。

《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10年。

《文物》1983年第2期。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上海有正书局1931年。《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1期，2009年10月。

《文物》2001年第5期。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12．上孙家寨汉简《军法》、《军令》

1979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西汉（马良）墓出土，共240枚简。简文主要是古代军法、军令一类的军事书籍。军法讲布阵、队列、战守进退之法、部曲布阵及操典等。“军法”、“军令”是古代军事律令或作战条例。

13．北大汉简《地典》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的汉简中，有10余枚竹简内容与银雀山汉简中的《地典》相似，属《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的“兵阴阳”家，是古代兵学与数术之学相结合的产物。

第五节数术类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这里既有天文历法数学物理方面的科学知识，也有荒诞不经的迷信，如占卜吉凶、相宅看风水之类的内容。 在出土文献中，此类书籍极为丰富，这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不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今天看来，这类书籍只是迷信、愚昧的汇总，但在当时却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对古代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哲学史、宗教史、科技史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出土简帛文献中“数术”类书籍主要有：

一、天文类

《艺文志》：“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文”主要是通过观察、推算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彗星、流星等的运行出没以及日食、月晕、虹霓、云气等的形态变化，来占卜战争的胜负，国家或民族的兴亡，以及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此类图书既有天文学、气象学的成分，也有占星术的内容。

1．阜阳双古堆汉简《五星》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这是一张排列五星顺序的表，与天文历占有关系，可能是通过观测和运转式盘并查看《五星》图表来确定五星方位，并判断其吉凶利害的。

2．阜阳双古堆汉简《星占》

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的《星占》，胡平生推测是以日与星辰的位置来占卜吉凶的书。

3．银雀山汉简《占书》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共43枚简。此篇内容为占天象及物异之吉凶并及星宿分野。简文内容与传世文献《开元占经》相类。（《银雀山汉墓竹简（贰）》）

二、历谱

《艺文志》：“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历谱即经天文计算编排得出年月日的表。出土简牍中历谱还是比较多的：

1．阜阳双古堆汉简《天历》、《汉初朔闰表》、《干支》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天历》所记有历谱和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但简文写作“启冬”、“启秋”、“启夏”、“启春”。 《汉初朔闰表》共200余枚，简册原来的格式大抵是以年为经，以月为纬，一年一年地排下去，编为一篇。《干支》为用不同方式排列的干支表。以上材料还没有完全公布。

2．张家界古人堤汉简《历日表》

1987年，在湖南张家界市城西古人堤东汉遗址中出土，仅存残简3段。

3．关沮周家台秦简《历谱》

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关沮乡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共130枚简和1枚木牍，所记内容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以及秦二世元年朔日干支及月之大小。

4．张家山汉简《历谱》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共18枚简。简文为汉高祖五年四月至吕后二年后九月各月朔日干支。

5．银雀山汉简《元光元年历谱》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共32枚简，简文所记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6.敦煌清水沟汉简《地节元年历谱》、《地节三年、本始四年历谱》

1990年，甘肃敦煌市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共30枚简，简文内容为汉昭帝地节元年、三年，本始四年历谱。

7．敦煌汉简《元康三年历谱》、《神爵三年历谱》、《五凤元年八月历谱》、《永光五年历谱》、《永元六年历谱》、《永兴元年历谱》

1906-1907年，在甘肃敦煌一带发现，共27枚简，2枚木牍。经沙畹、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考证，这些简牍所记分别为汉元康三年、神爵三年、五凤元年、永光五年、永元六年、永兴元年历谱。

8．尹湾汉墓《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三年五月历谱》

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6号汉墓出土，木牍2枚。内容分别为元延元年和元延三年五月的历谱。值得一提的是元延元年整年的历日被巧妙地安排在一块木牍的一面，方便、实用。这也为出土历谱简的编排提供了一个范例。

9．岳麓书院秦简《质日》

2007年，岳麓书院入藏的秦简中有一篇类似《历谱》的秦简，共155枚简。由于这种历谱的主要功能是记事，整理者称之为《质日》。《质日》从形制上可分为两种，大小有别，从所抄写的干支和记事文字来看也有明显的区别。有的记载月份、朔日干支和月份大小。有的在记日的同时，还记录一些人物的活动。记载的是时间为秦始皇二十七年、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

以下是一些散见的历谱，目前尚未公布：

10．花果山汉简《历谱》

1978年，江苏连云港花果山云台西汉墓出土。

11．张家山258号汉墓《历谱》

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M258出土，共58枚简。

12．日照海曲西汉墓《历谱》

2002年， 山东日照海曲西汉墓出土， 数量未详。

13．荆州印台西汉墓《历谱》

2002～2003年，湖北荆州印台发掘的西汉墓M59、M60、M61、M62、M63 、M83 、M97 、M112 、M115都出土简牍，其中有些简牍内容为《历谱》。

14．荆州纪南松柏西汉周偃墓《历谱》

2004年，湖北荆州纪南镇松柏村发掘的西汉（周偃）墓出土木牍63枚，其中有《历谱》。

15．北大秦简《质日》

北京大学入藏的秦简中有二组简（卷〇和卷五）分别为秦始皇三十一年、三十三年的“质日”。这两卷历表还有两项十分重要的新发现：第一，两卷历表都在部分干支下写有当日的建除，但使用的建除系统与以往发现的建除系统均有所不同，应是新的建除系统。第二，卷〇末尾附有一年中各月份的大小时所在和日夜长短的比例，将一天分为二十八或二十七分，较之此前常见的日夜十六分更为精密。

三、算术书

1．清华简《数表》

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书中，有一篇具有计算功能的简书，堪称中国数学史方面的惊人发现。整理者暂题为《数表》。《数表》全篇由21支简组成，简比较宽（约1.2厘米），原以三道编绳编联，展开后为长方形的平面。简面上有红色的横贯栏线，使全篇成为整齐的格状，每格中都填有数字，是有规律分布的“数表”。另外，这些竹简上端第一个数字下都有一个圆形穿孔，同时全篇左端也有一支简自上至下每格都有一个圆形穿孔，各穿孔内均残存有线状丝带的遗迹。这些丝带复原之后，证明能在《数表》上起运算中指示的作用。

经初步研究，这篇《数表》为传世文献及以往出土材料所未见，其核心内容为九九乘法表的扩大，在实际操作中具备乘、除以至乘方、开方等功能。专家认为这是现已发现的我国古代数学文献的最早实物例证，而且是实用的“算具”。

2．北大秦简《算数书》

2010年北京大学入藏的秦简中有一篇《算数书》，共400枚简，简文主要是对数学计算方法的概述和应用题列举，并将同类问题归为一组，侧重实际算术问题的汇编和整理。其内容还涉及《周髀算经》中的数学家“陈子”、《世本》中的“隶首”，以及及佚失两千余年的“数论”。此篇《算数书》对研究数学史有极高的价值。

3．岳麓书院秦简《数书》

2007年岳麓书院入藏的秦简中有一篇《数书》，共200余枚。简文为秦时的数学问题集，有题名和例题组成，注重实际算术问题，内容与传世《九章算术》相关。

4．张家山汉简《算术书》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共190枚简。本篇是一部西汉时期的数学问题集，可分为算术和几何两部分，有题名和例题组成。简文内容与传世文献《九章算术》相似。

5．阜阳双古堆汉简《算术书》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共30枚简，简文与《九章算术》之《少广》、《均输》相合。可能与西汉张苍整理的算术书有关。

6．张家界古人堤东汉木牍《九九乘法表》

1987年，湖南张家界市城西古人堤东汉遗址出土，木牍1枚，牍文为乘法口诀表，仅存“七九”、“六九”两列。

7．敦煌汉简《九九术》

1906-1907年，在甘肃敦煌万岁显武燧发现，仅1枚，为九九乘法口诀表。

8．银雀山汉简《算书》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仅9枚简，残缺严重，从残存文字看，应为算数书。（《银雀山汉墓竹简（贰）》）。

9.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算术》

200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竹简2137支、竹木牍128枚，其中有《算术》。

四、五行

《艺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五行”是时日选择术。

（一）日书

《史记·日者列传》载：“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女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日书》是古代日者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实用手册，类似现今仍在民间流行的通书或黄历。从《日书》的书写形态和表现内容看，不同时代的《日书》彼此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很小的。它们都是根据自然的时间节律来安排人世间的生活，关注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衣食居行、生老病死诸方面。近年来，在考古发现出土的战国秦汉简帛中，即含有大量的《日书》及相关的文献材料，这些日书，除选择时日，还旁及星占、式法、风角、五音、纳甲、十二声、六吕、六律、卜筮、占梦、相宅，以及厌劾祠禳，它还试图打通各类数术。日书的选择事项，简直无所不包，凡是日常生活可能涉及的方面，比如裁衣、起盖、出行、嫁娶等都可以装进这个体系，日书可以说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

1．江陵九店楚简《日书》

1989年，湖北江陵县九店56战国楚墓出土，共86枚简，简文有选择时日吉凶、日忌、相宅、占出入盗疾、往亡、裁衣宜忌等多项内容。

2．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乙种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甲本73枚简，乙本379枚简，甲、乙两种《日书》的月建、建除、生子、人月吉凶、男女日、亡者、择行日七章都相同，乙种“禁忌”较甲种丰富得多。《日书》中还附有天文、历法、音律等科学知识。

3．北大秦简《日书》

2010年北京大学入藏的秦简中，其中竹简卷二、卷四中都有属于《日书》的内容。卷二包括“见人”两种，占行、占闻、占雨等五项内容。其中占闻、占雨过去在秦汉《日书》中未曾见过。竹简卷四中有“日廷图”、“穿门”、“占雨”、“禾日”、“占禾”等内容。简文为《日书》研究补充了一些新材料。

4．江陵王家台秦简《日书》

1993年，湖北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有建除、稷辰、启门、置室、生子、占梦等内容。

5．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

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号秦墓出土，甲种166枚简，乙种250枚简。主要内容为选择时日，如出行、见官、裁衣、建房等，还有房屋的布局、井、仓、门等的吉利方位，遇鬼的应付手段等。《日书》都包括两套建除，一为秦人建除，一为楚人建除。

6．关沮周家台秦简《日书》

1993年，湖北荆州市关沮乡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共178枚简，内容有二十八宿占、五时段占、五行占等，还有秦式地盘图样。有些内容与《淮南子?天文》相似。

7．江陵岳山秦简《日书》

1986年，湖北江陵岳山36号秦墓出土，2枚木牍。主要记载了水、土、牛、马等良日，及祀大父、门、灶等的良日。

8．江陵张家山327号汉墓《日书》

1985年，湖北江陵张家山327西汉墓出土，300余支，资料尚未公布。

9．随州孔家坡汉简《日书》

2000年，湖北随州孔家坡砖瓦厂8号西汉墓出土，共400多枚简，主要有建除、丛辰、星、盗日、见人日、生子、艮山等内容，还有置室门、视罗、刑德、时、入官、反支、筑室、五胜等。

10．香港中文大学所藏汉简《日书》

1989-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收藏的战国秦汉简牍中，其中有109汉简属于《日书》，其内容可分为归行、陷日、取妻、入女、禹须臾、稷辰、玄戈、吏等。

11．江陵张家山汉简《日书》

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9号西汉墓出土，约400枚简，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日书》内容基本相同，尚未公布。

12．阜阳双古堆汉简《日书》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约100枚简，主要内容为日忌、方位、星象、星色等。涉及产子、升迁、徙家、得地、娶妇、筑室、蜚螽、父母疾病、少子、中子、长子、讼等。

13．定县八角廊汉简《日书》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资料尚未公布。

14．敦煌悬泉置汉简《日书》

1990-1992年，甘肃敦煌市甜水井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内容有日忌、吉凶、大小时、建除、禹须臾、葬历等。

15．居延汉简《日书》

1973-1982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汉边塞遗址出土，散见于《居延新简》中，有日忌、占、禹须臾、吉凶、大小时、祭、刑德等内容。（《居延新简》、《简牍学研究》第二辑）

16．疏勒河流域汉简《日书》

敦煌疏勒河流域的边塞遗址出土，有日忌、吉凶、大小时、时刻、生子、八卦八风、星占等，系何双全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和《敦煌汉简》两书中辑录。（《简牍学研究》第二辑）

17．武威汉简《日书》

1959年，甘肃武威县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共13枚简，与秦简日书内容编排不同。

18.西安杜陵汉代木牍《日书》

2001年，陕西西安南郊杜陵5号汉墓，木牍1枚，内容主要有始田良日、禾良日及粟、豆、麦、稻良日等。

19.北大汉简《日书》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的汉简中，有三种不同的时日选择类文献，篇题分别为《日书》、《日忌》、《日约》，现存简1300枚。其中《日忌》、《日约》的篇题和内容均为首次发现。《日书》包含以往出土秦汉日书内容，但也有一些图示与文字内容为前所未见。还有一篇题名《堪舆》，但有别于后世风水类堪舆，与《日书》相似。北大汉简《日书》是迄今数量最大的一批日书资料。

20.荆州印台西汉墓《日书》

2002～2003年，在湖北荆州印台发掘的西汉墓M59、M60、M61、M62、M63 、M83 、M97 、M112 、M115都出土简牍，其中有些简牍内容为《日书》。

21.云梦睡虎汉简《日书》

2006年， 湖北云梦睡虎地77西汉墓出土汉简 2137支、竹木牍128枚，其中一部分为《日书》，资料尚未公布。

22、水泉子汉简《日书》

2008年，甘肃永昌水泉子5号汉墓出土汉简 1400枚，其中一部分简为《日书》。

（二）其他

1.北大汉简《六博》、《雨书》、《荆决》、《节》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的汉简中有《六博》、《雨书》、《荆决》、《节》等。《六博》是利用博局进行占卜的书；《雨书》为风雨气象占候之书；《荆决》为运用算筹进行占卜的书；《节》是讲述四时节令的书。

2.阜阳双古堆汉简《刑德》、《向》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简文内容涉及刑、皇德以及青龙、白虎、勾陈、玄武等星辰运行。《向》可能与形德七舍推定观测方位，操作式盘的方向有关。与传世文献《淮南子?二十岁形德》内容相关。

3.东海尹湾木牍《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

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6号汉墓出土，木牍1枚，木牍正面上端抄有八段说明文字，都是占测盗者能否捕获、盗者的姓氏名字及躲藏的方向等。中间绘有一神龟图。神龟图的下部为《六甲占雨》，占法不明。背面上端绘一标有六十干支博局图，下面分五栏抄写着与图相配的文字，也即占卜的内容，包括占娶嫁、问同行、问繋者、问病者、问亡者等。这是一种依据每日干支来占测凶吉的数术书籍。《博局占》一栏首字与《西京杂记》卷四所引六博口诀基本一致。

4.东海尹湾汉简《刑德行时》

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6号汉墓出土，共11枚简，前6简书写五个时段表，后5简分别说明以此五个时段行事的吉凶。所占之事有请谒、见人、出行、囚系、得病、生子、亡人等。

5.东海尹湾汉简《行道吉凶》

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6号汉墓出土，共16枚简，前10简列出六十干支表并注明几阴几阳及某门，后6简为占断吉凶的说明文字。

五、蓍龟

《艺文志》：“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书》曰：‘女则有大疑，谋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及至衰世，解于齐戒，而娄烦卜筮，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蓍龟”是筮占之术。

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1993年，湖北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共394枚简。李家浩先生认为这些简是《归藏》，与传本《归藏》的卦名、卦辞有不同之处，是由于它们不是一个系统的传本的结果。简本《归藏》有可能是战国晚期秦人的抄本，是流传于南方故楚国地区的一个本子。

六、杂占

《艺文志》：“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而《诗》载熊罴虺蛇众鱼旐旟之梦，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盖参卜筮。《春秋》之说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訞由人兴也。人失常则訞兴，人无衅焉，訞不自作。’故曰：‘德胜不祥，义厌不惠。’桑谷共生，大戊以兴；雊雉登鼎，武丁为宗。然惑者不稽诸躬，而忌訞之见，是以《诗》刺‘召彼故老，讯之占梦’，伤其舍本而忧未，不能胜凶咎也。”“杂占”是指占梦、驱邪之术。

1.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梦》

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简文主要记载多种梦象和占语，释梦涉及五行。

2.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

2007年，岳麓书院入藏的秦简中有48枚简为《占梦书》，简文记载了多种梦象及其占语，其形式和内容与睡虎地秦简《日书·占梦》不同。《汉书?艺文志》曾著录有《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和《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但这两种书早在《隋书·经籍志》中已经不存在，因此岳麓秦简《占梦书》乃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占梦书文献。

3.江陵王家台秦简《灾异占》

1993年，湖北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其内容多谈自然界的灾变、人与动植物的异常现象，以此预言国家的存亡和君民的祸福。简文中提到的灾变有“牡六畜孕其身”、“人若六畜”、“卉实降自天”、“月降自天”、“人降自天”、“马生牛”、“木冬生”等，根据这些现象预测的祸福有“邦有大丧”、“不出三年或伐其邦”、“有女丧”“百民离散，莫居邦”等。

4.居延汉简占嚏耳鸣书

此类材料散见于早年出土的居延汉简中，饶宗颐先生曾加以整理。（详《大陆杂志》第13卷。）

七、形法

《艺文志》：“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形法”属于相术，包括相人、相地形、相宅墓、相畜物等。出土简牍中也有形法类文献：
1.临沂银雀山汉简《相狗方》

1973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共20枚简，简文所记相狗术是从狗的头、目、肩、脚、颈、膝、臀部位和毛色，以及狗的起行卧姿等来推测狗的优劣。

2.阜阳双古堆汉简《相狗》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简文主要表述相狗“善走”的特征。

3.敦煌悬泉置汉简《相马经》

1990-1992年，甘肃敦煌市甜水井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尚未公布。

4.敦煌汉简《相马法》

1907年，甘肃敦煌平王朱爵燧出土，仅1枚简。记载相马之术，与《齐民要术》引《相马五藏法》和《太平御览》引《伯乐相马法》、《马援相马法》、《相马经》等书内容相似。

5.居延汉简《相宝剑刀》

1972年，甘肃酒泉破城子遗址出土，共6枚简，简文讲述了相善剑与敝剑的一些具体标准，简文认为剑之“身”、“推处”、“黑坚”、“白坚”、“锋”等部分的界线、位置，指出剑的星、文形状等是区别善剑和恶剑的关键所在。该术也适用于相刀。

第六节方技类

《汉书·艺文志》云：“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歧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方技类主要收录了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四类图书，出土简牍中此类典籍也不在少数。

一、医经

《汉书·艺文志》云：“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为剧，以生为死。”《艺文志》收录了诸如《黄帝内经》、《外经》、《白氏内经》、《扁鹊内径》之类的七种古代医学理论的经典论著。但从《艺文志》叙述看医经包括医、药两大部分。出土简牍中主要是有关脉法的典籍。

张家山汉简《脉书》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共66枚简。简文分两部分：一部分记载60余种疾病的名称，从头到脚排列，涉及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小儿科、神经科等；一部分主要讲人体经脉走向及所主病症。简文部分内容见于《灵枢经?阴阳系日月》。

此外，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足臂十一脉炙经》、《阴阳十一脉炙经》甲、乙、《阴阳脉死候》、《脉法》。都属于古医经。

二、经方

《汉书·艺文志》云：“经方者，本草食之寒湿，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骈于骞说“所谓‘经方’，即古代医药方书的统称。多指汉以前的医方之书。《汉志》著录的十一家方书，目前多已不传，从所录书名来看，多是对症药方及治疗方法。 ”出土简牍中经方比较多。

1.关沮周家台秦简《病方》

1992年，湖北荆州市关沮乡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共73枚简，是当时民间流传的部分医用药方。现存病方名有：去黑子方、治瘕者、治痿病、已龋方、治病心者、治马心、已鼠方、肥牛等方。此外还有祝由术、择吉避凶占卜等。

2.北大秦简《医方》

2010年北京大学入藏的秦简中，其中第四卷简的背面抄写一些医方和祝由术，内容与周家台秦简“医方及其他”部分相似。这些医方与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和北大汉简中的医方不同，很少用正规药，所用多是常见的动植物、食物、甚至人畜便溺，类似民间偏方。而且用药多与祝由术相结合，反映出上古时期“巫医不分”的状况。

3.北大汉简《医方》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的汉简中有700余枚属于“经方”，也就是医方。每一个医方均独立为一章，前有分章号“·”和数字编号，现存最大编号为“百八十七”。在正文之前还有一卷单独成编的“目录”，只记编号和医方名。其内容涵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医方包括病名、症状、用药种类、数量、炮制方法、服药方法和禁忌。与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有密切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在少数单方的章末简正面下部，有“秦氏方”、“泠游方”、“翁壹方”等篇题，这些人名都应该是古代名医，北大医简可能是由当时流传的名医验方摘编而成。

4.武威汉简“治百病方”、“白水侯方”

1972年，甘肃武威县旱滩坡汉墓出土，共78枚简，14枚木牍。书中现存医方30多个，每一方首列方名，次列病名、症状、药物名、用药剂量、服药方法、针炙穴位、禁忌等。还有千金膏药方、百病膏药方等。涉及药物100多种，涵盖范围很广泛，包括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内容。其中有两枚木牍上抄写有自称为“白水侯方”的药方，主治男子的“七疾”和“七伤”。唐孙思邈《千金翼方》中的“周白水侯散”可能与此方有渊源关系。

5.敦煌汉简医方

1906-1907年，甘肃敦煌玉门侯官等地出土，每方有病之症候和药方，个别载处方者姓名。记载有多种药名。

6.张家界古人堤遗址汉代木牍“治赤谷方”

1987年，湖南张家界市城西古人堤东汉遗址出土，2枚木牍。学者考证该木牍医方是由16种药物组成的汤剂药方，功用主要是宣散风寒、温中止泻、回阳救逆、燥热利尿的方剂。

7.西安未央宫遗址汉简医方

1980年，陕西西安市西汉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共115枚简，简文为病例医方。

8.安徽天长安乐西汉谢孟墓“药方”

2004年， 安徽天长安乐西汉谢孟墓出土34枚木牍，其中有“药方”木牍，资料尚未刊布。

三、房中

《艺文志》：“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所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房中术就是中国古代的性科学，包含有关性常识、性技巧、性功能障碍治疗与受孕等方面，同时它又不局限于性，而是把性与气功、养生结合在一起，和追求长生不老或延年益寿结合在一起。房中术和道家关系极为密切。

1.上博简《彭祖》

本篇共8枚简，简文采用彭祖和耉老答问的形式谈论养生的问题。彭祖老寿，为神仙家所乐道（参看《列仙传》卷上、《神仙传》卷一《彭祖传》）。马王堆医书《十问》有“王子巧父问于彭祖”章，皆古彭祖术之遗说。在《十问》中，彭祖、耉老分见于不同的对话中，似乎无关，但此篇却是以耉老问道彭祖的形式写成，可见是相关人物。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彭祖书。

2.北大秦简《乞媚道》

2010年北京大学入藏入藏的秦简中，有12枚木简的内容属于祝由术，包括“乞媚道”、“乞愿”、“塞鼠”等。其中“乞媚道”之法，可与《史记》、《汉书》记载的汉代后宫争宠故事相印证。“乞媚道”简文应为马王堆汉简中的“媚道”所本。

3.马王堆汉简《十问》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共101枚简。简文除了托名黄帝与天师的问答外，还记载了夏、商、周以来许多帝王与医家的对话，如齐国的名医文贽与齐国国君的对话。以及其他传说中的人物谈论养生（生理、病理）、服食、呼吸、吐纳及房中方面的医学理论。

4.马王堆汉简《合阴阳》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共32枚简。简文主要讲性技巧。

5.马王堆汉简《杂禁方》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共11枚简，简文虽讲巫诅禁咒，但半数文字涉及房中。李零先生认为这种巫术在古代叫“媚道”。

6.马王堆汉简《天下至道谈》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共56枚简，简文内容主要讲性技巧，同时也涉及到不少有关房中养生之道。

此外，马王堆帛书《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也属于此类文献。

四、神仙

《艺文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战国、秦汉的神仙家有驳杂的渊源。大致可以分三方面：道家的真人思想；上古医术和养生思想；杂祀、巫术和数术。出土简牍中也有相关的文献：
1.马王堆汉简《十问》中的食气之说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十问》主要讲养阳之方（详上），其中的食气与房中术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有对“吐故纳新”具体的描述。这与《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容成养气术》，以及《庄子?刻意》有相似之处。

2.阜阳双古堆汉简《万物》、《行气》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万物》简文讲药物的药性、疗效以及如何采药等，其中也包含着某些神仙服食的内容，还涉及炼丹术。《行气》讲行气的功能与方法。

3.张家山汉简《引书》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共112枚简，《引书》主要阐述四季的养生之道、讲解导引术式及用导引术治疗疾病的方法，并说明导引养生的理论。

此外，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也属于此类典籍。

《文物》1981年第2期；《考古学集刊》1987年第5集；《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1期，2009年10月

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刊《出土文献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

同上。

同上。

《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

《关沮秦汉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

《流沙坠简?数术类》中华书局1999年。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朱汉民、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考古》1982年第5期。

《文物》1985年第1期有介绍。

《中国文物报》2003年2月12日；《文物世界》2003年第5期有简介。

2004文物出版社《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有介绍、《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

《文物》2008年第4期有介绍；《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3期，2010年10月。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3期，2010年10月。

《文物》2009年第3期。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刊《出土文献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

《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

《流沙坠简?数术类》，中华书局1999年。

《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有介绍。

《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年

《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3期，2010年10月。

《文物》1995第1期；《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关沮秦汉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

《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文物》1992年第9期有介绍。

《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

《文物》1985年第1期。

《文物》1981年第8期。

《简牍学研究》第二辑。

《武威汉简》中华书局1964；《简牍学研究》第二辑。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9辑；《收藏》2005年第1期。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1期，2009年10月。

2004文物出版社《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有介绍、《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

《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有介绍。

《文物》2009年第10期有介绍。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1期，2009年10月。

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刊《出土文献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同上。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文物》1995第1期；《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10年。

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刊《出土文献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

《流沙坠简?数术类》中华书局1999年。

《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0年；《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关沮秦汉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3期，2010年10月。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1期。2009年。

《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流沙坠简?方技类》中华书局1999年。

《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

《汉长安未央宫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

《文物》2006年第11期有介绍，并收入10枚木牍。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3期，2010年10月。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

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刊《出土文献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