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两战与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

在一战问题上，西北大学陈利宽博士“小中见大”，通过一战期间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一场著名战役——加里波利战役，分析了这场战役所透射出的大国矛盾。此次战役以英法两国的失败撤军结束，不仅沉重打击了英法企图摆脱西线僵局的计划，还加深了俄国国内危机，并使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能够维持其主要的领土范围，为后来的凯末尔革命奠定了基础。

二战史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武汉大学韩永利教授在《从反法西斯战争历史思考<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发言中，认为强调《开罗宣言》的法理地位，有利于促使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维持不选边的立场，也难以采取有效法理行动顺利呼应日本。这样可使我国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右翼势力，迫使日本政府进入协商谈判的轨道。《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的目标是构建战后国际秩序，应重视从这一层面来看待当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陕西师范大学宋永成教授细致分析了1940—1942年美国对法政策的主导思想，认为法国败降后，维希政府统治法国，美国出于战略需要，承认维希政府并与之保持友好关系。在美国尚未完全做好战争准备，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十分虚弱的情况下，这一政策令维希政府最大限度地维持了中立。因此，从现实主义的外交考虑，这项政策基本符合美国及盟国的利益。河南师范大学王波讲师探讨了“波捷联邦”计划的产生、失败及影响。“波捷联邦”计划是二战期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关于战后两国组建联邦国家的政治计划。但这一计划主要因苏联的反对而流产，同时宣告了战时中东欧国家寻求政治独立、外交平衡的努力的失败。

从新的视角研究冷战史成为会议的另一个焦点。西北大学刘磊副教授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建立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过程及其作用，指出它是美国第一个专门负责监督政府情报工作的国会委员会。该委员会因此成为国会与总统争夺情报决策权的得力助手，是尼克松政府时代国会权力复兴的重要途径之一。延安大学王丰副教授分析了基辛格运用均势外交及秘密外交推动中美关系解冻的过程，认为基氏外交是二战后国际关系史中的外交革命，有助于稳定世界局势，但它的现实政治工具属性以及对道德因素的忽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西北大学王子晖讲师谈到 1979年美国设立“苏联访谈项目”的缘起。该项目通过跨学科的访谈调查方法，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为美国政府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对苏政策提供支持。另外，该项目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兰州大学李琼讲师以解密的俄罗斯、东欧档案为基础，分析了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过程。80年代中期苏共上层执政思维及其政治体系的变化促使苏联加速从阿富汗撤军。但受苏联试图维持撤军后阿富汗形势的稳定，美国不断对撤军制造麻烦，及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一再阻挠撤军等因素的影响，撤军过程漫长而艰难。而作为对李琼老师发言的补充，西北大学赵广成副教授分析了阿富汗成为“帝国的坟墓”的原因。他认为，小国阿富汗能在与大国的抗衡中屡屡取胜，原因主要有：阿富汗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大国之间的争霸令一国若想在阿富汗谋求利益，就会遭到其他大国的共同敌对，这在无形之中保护了阿富汗；阿富汗是个多民族国家，没有很强的凝聚力，侵略者不能在阿富汗本土扶植起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政权；阿富汗政权更迭频繁，前政权往往能够形成强大的反对势力。

除此之外，杭州师范大学马丁教授分析了近现代以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特点：即好战和进攻性的传统；以蛇吞象的政策；武士道精神；采取闪击、偷袭的方式来进攻对方；出色的情报工作。这些特点决定了日本侵略在狂热性、野蛮、贪婪、狡诈等方面要胜于德国。而同为日本史研究的北方民族大学段西宁教授则系统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公明党党首竹入义胜两次访华的经历，认为由于他在中日领导人之间沟通信息，协调双方立场，从而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