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1、世界现代史的开端问题
在世界现代史的学术争论中，“开端”问题曾被热议。传统观点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在资本主义统治延续数百年后，人类开始向一种崭新的社会——共产主义迈进。它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世界现代史应该由此开端。这就是著名的“十月革命说”。
“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说”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相互关联而又影响深远的两件大事。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俄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以这两件大事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能较全面地反映新时代的内容。
“帝国主义形成说”认为，以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体系开端的说法显得不够妥当。首先，它只是突出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发展方向，部分地说明我们时代的内容，然而它却不能表述我们时代的主要社会基础；其次，帝国主义经济形态毕竟是时代的主要社会基础；再次，把苏联一个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给全世界历史的断代的“路标”，这实际上是“苏联中心论”的一种反映。因此，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开端，应该以帝国主义经济形态形成的整个历史时期为依托。
“20世纪初说”认为，20世纪初几件大事合起来构成了新时代的开端：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形成，展开了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的苏联国家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巍然屹立；亚洲的觉醒；19世纪欧洲列强支配世界局面的终结，美国、日本两个新兴国家的崛起。由于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剧变都发生在20世纪初，因此，应把20世纪初定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1905年说”认为，1905年应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理由是：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在1905年结束的；俄国1905年革命是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发生的；1905年俄国革命唤醒了整个亚洲；美、日作为新兴大国的世界作用在1905年已有所表露；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相对论推动了科学技术革命；历史纪元划分并不必严格与世纪一致。1905～1945年的时代潮流是革命和战争，特点是革命和战争摧毁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并且这一时代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的时期。综合起来，1905年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是比较合适的。
2、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
主要有六种观点。“英德矛盾主要说”认为，英德在重分世界问题上的矛盾，是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海军竞争和协约国的形成及其发展是英德矛盾的两个主要表现形式，二者互相关联、相互影响，终于成为一战爆发的主要因素。
“德法矛盾主要说”认为，从实际情况考察，英国是把德国作为主要对手，但德国却没有从国策方面把英国作为主要敌人，只是在具体政策和海军竞赛上把英国看成是主要对手，两国之间的矛盾构不成主要矛盾。德国最大的敌人是法国，无论从欧陆的霸权地位还是德国的发展来看都是如此。
“德俄矛盾主要说”认为，英德矛盾主要说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战前英德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不存在严重的冲突。德俄矛盾远比英德矛盾尖锐、突出。如果说一战是由于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引起的，那么德俄矛盾是比英德矛盾更直接的原因。
“决策者失当处理说”认为，一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欧洲各大国尤其是德、英两国决策者对于危机判断和处理的失当。两国决策者未认清七月危机的性质和范围，过分专注于自己对危机的处理而未注意他人的意向，都没有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一种考虑周全的危机战略和对策上，而主要是按照经验与直觉行事。
“时代、格局和人三层面说”认为，至少应当从“时代”、“格局”和“人”三个层面来看待战争的缘起。从“时代”看，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和技术的迅猛提高，是一战爆发的可能性条件；从“格局”看，两大对立的同盟体系和军事集团的格局，为从局部战争演化成全面战争埋下了祸根；从“人”看，通向一战的道路带有极大的自发性特点，这与当时大国当权人物的决策行动僵硬、对危机的处理缺少必要的妥协和绥靖有关。
“综合因素说”认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应该进行综合探索，一切战争都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考察应该从工业革命和科技发明、近代殖民主义、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民族主义浪潮、国际关系中强权法则以及追求强大的心理目标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俄国十月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
关于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
“历史必然性说”认为，当时俄国是先进与落后两重经济并存的国家，虽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业人口占多数，但它的工业高度集中，某些部门高度发展，正是俄国经济中先进部分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在俄国表现得最明显，一战把俄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推向极端；俄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软弱，而无产阶级政党有革命理论指导，政治上比较成熟，更有列宁的坚强领导。诸种因素使得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具有必然性。
“历史选择性说”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发生在特殊的国家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独具特殊斗争形势和特点的一次有计划的革命。十月革命不但是俄国各阶级和阶层的人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不断选择，而且是各种选择互相冲突和互相斗争的结果。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存在着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等多种选择，布尔什维克党内某些人和列宁也有不同的选择方案。列宁的选择是众多选择中最正确的选择，且列宁自身的优秀素质和领导才能使其选择得以实现，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几方面的选择构成另一种格局，恐怕十月革命的胜利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
“必然性和偶然性具体分析说”认为，分析十月革命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应把十月革命区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十月革命具有无可争议的必然性。从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的社会革命的角度看，十月革命有一定的偶然性。用这种两分法看待这个问题，既能使我们更好地坚持十月革命开创的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面，又能使我们更好地立足现实，防止“左”的错误的发生。
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说”认为，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推翻了直接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因而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说”认为，从十月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方面来看，十月革命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说”认为，十月革命包括三个阶段，即革命的开始阶段(1917—1918年)、国内战争阶段(1918—1920年)、革命的巩固和胜利阶段(1920—1922年)，十月革命初期经历了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后来条件成熟时才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从政治内容上看，十月革命确实是一场无产阶级向地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从经济和文化内容上看，十月革命又带有明显的民主革命性质。因此，十月革命只能是一场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十月革命的影响问题。
“新时代和新纪元说”曾一直是我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重大影响和伟大历史意义。这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生代、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针对苏联解体后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潮，许多学者又重申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指出，它宣告了一个代表人类前进方向的新时代，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观点并未过时；作为十月革命成果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十月革命推动了国际共运的新高潮和民族解放运动新觉醒；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
有保留地基本肯定“新时代说”。这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开辟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这一传统观点应基本肯定，但应多研究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十月革命固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开创新纪元的并不只是十月革命这一个事件。关于十月革命的道路，不能片面强调暴力革命并随意扩大其内容、范围，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做法视为普遍规律加以推广；关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不能脱离事实肆意夸大，并借此搞大国沙主文，推行霸权主义。
“革命原因和结果相悖说”认为，十月革命的根本原因是沙皇专制统治，但革命的结果并未使人民和社会从专制桎梏下解放出来，革命后是一党专政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把这种制度推向了极端，发展为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国家社会主义，出现革命原因和结果相悖的现象，这种悖论现象给人们留下了应该吸取的教训。
4、甘地及其“非暴力不合作”思想问题
甘地的阶级属性问题，“民族资产阶级说”认为，甘地代表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甘地所领导的独立运动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大资产阶级说”认为，甘地是印度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印度的资产阶级有大、中、小之分，大资产阶级反帝温和些，中小资产阶级坚决些，反映在国大党内就有温和派激进派之分，甘地是温和派的代表。大资产阶级作为印度阶级的主体，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甘地作为印度资产阶级的代表当然主要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评价问题，“反帝说”认为，“非暴力抵抗”作为甘地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手段，具有反帝的民族主义性质。它所要求的不是不抵抗，而是“非暴力抵抗”，要求群众斗争必须是和平的和非暴力的。“两重性说”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有两重性，既反帝又限制群众的斗争，但首先是反帝，其次才是限制群众的斗争。从反帝这个意义上说“非暴力”也是革命的。“策略说”认为，作为一种策略，“非暴力不合作”具有许多优点，它是直接行动的策略，具有强大的打击力量；它是既能发动群众又能控制群众的策略，能够把人民的反英运动控制在安全线内；它是使资产阶级得利大风险小的策略。“否定说”认为，甘地的“非暴力”，否认了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试图用非暴力的爱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用宗教道德的说教来取代阶级斗争。有学者更认为，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矛头是指向革命的暴力，它对殖民统治献之以鲜花，对革命群众则捆之以绳索；其“不合作”又包含着与殖民当局某些合作的事实。
5、绥靖政策问题
绥靖政策的概念界定问题。
“无原则让步说”认为，绥靖政策是为了满足侵略者的欲望而对侵略者实行的一种无原则的支持、姑息和让步。
“战略性外交政策说”认为，不是任何性质的国家、针对任何对象、在任何意义的问题上表现的妥协退让都可称之为绥靖政策。绥靖政策的概念是专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的世界争霸斗争中，既有霸权地位又有抗衡能力的帝国主义大国，对企图打破现存秩序和并吞世界的法西斯战争实体。一反传统的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斗争方式，变态地采取牺牲他国利益和自己局部次要的利益，以退让缓和冲突，以妥协谋求和平，幻想在全局上维护既得霸权利益和地位的一种战略性的外交政策。
“祸水东引说”认为，“祸水东引”几乎成了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同义语，绥靖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法、美统治阶级顽固推行的一种既损人又不利己的政策，顽固坚持反苏反共，暗藏祸水东引的祸心。
绥靖政策的发轫问题。
“巴黎和会说”认为，英法的绥靖政策开始于1919年的巴黎和会，美国推行的绥靖政策，是巴黎和会上美国对欧洲和德国问题政策的继续，是道威斯—杨格计划的继续。
“九一八事变说”认为，追本溯源，英国的对日绥靖实际上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已经开始。
“史汀生主义说”认为，史汀生主义是30年代绥靖政策的开端。不承认主义的精神实质为英、法政府所接受，体现在“不干涉”法西斯侵略的政策中，不承认主义实为欧洲绥靖主义的先声。
“希特勒上台说”认为，自1918年起到1933年止，绥靖政策并未产生，只是处于酝酿之中。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作为—个绥靖对象初具规模，绥靖政策只能从此开始。
“希特勒公开扩军备战说”认为，1935年3月16日，法西斯德国公布重整军备宣言，公开扩军备战。而在希特勒公开扩军备战、意大利侵略阿比尼西亚和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过程中，英、法就开始推行姑息纵容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绥靖政策。
“霍尔—赖伐尔协定说”认为，“霍尔—赖伐尔协定”是英、法资产阶级为了其狭隘利益，牺牲弱小民族，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的开始。
“英德海军协定说”认为，1935年6月18日签订的英德海军协定是英国保守党政策纵容希特勒侵略扩张的转折点，此后保守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便走上纵容、绥靖法西斯侵略的道路。
“张伯伦上台说”认为，麦克唐纳政府和鲍尔温政府充其量只能说是在均势政策上面添加一点绥靖政策的成分，而英国的绥靖政策是从1937年5月底尼维尔·张伯伦主政后才真正开始贯彻执行的。
“过程说”认为，绥靖政策是作为一种过程而逐步积累、加速和全面展开的。这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形成阶段(1931—1935年)、进一步发展变化的阶段(1935—1936年)、发展到完整全面的阶段(1937—1938年)。
绥靖政策的目的与实质问题。
“避战求和说”认为，张伯伦热衷于绥靖主义的主要原因是求和避战，是他那种非常害怕战争、只求苟安的心理在作祟。
“祸水东引说”认为，把“避战求和”作为绥靖政策的目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历史证明，“祸水东引”是英国实施绥靖政策的目的。
“维护世界霸权说”认为，祸水东引、避战求和本身都不是目的，而只是维护霸权的一种手段，一种愿望，是既得利益的老牌帝国主义在新起的帝国主义进攻面前所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绥靖政策和希特勒的战争政策虽然形式不同，内容却是一样，都是为了世界霸权。
绥靖政策的破产（终结）问题。
“布拉格事件说”认为，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后的英国外交重趋活跃，已不再是以妥协和出卖为特征的绥靖政策，而是以显示实力和拼凑同盟为主调的威慑政策了。张伯伦政府上台后制定的整个对外政策，在经历了慕尼黑和布拉格两次惨败后终于破产。
“外交革命说”认为，1939年3月31日，张伯伦对波兰保证的宣告，是英国准备走向战争的信号，张伯伦终于抛弃了绥靖政策。
“苏德条约说”认为，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宣告了英法纵容德国、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
“对德宣战说”认为，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标志着英、法同德国在法律上进人战争状态——表明了绥靖政策已经基本上完全收场。
“援挪抗德说”认为，静坐战和苏芬战争期间，英、法等国的政策是绥靖政策的继续，从1940年4月17日到27日这十天中，英军以及法军先后登陆，支援挪威抗击德寇，这是英、法真正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
“张伯伦下台说”或“丘吉尔组阁说”认为，绥靖政策与张伯伦及其政府密切相关，只要张伯伦在台上一天，绥靖政策就不可能彻底抛弃。张伯伦下台之日，才是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之时。事实上，丘吉尔联合政府成立后，英国政府才完全抛弃了绥靖政策，走上了毫不妥协的反法西斯之路。
“阶段说”综合考察前述诸种事件后认为，英、法绥靖政策的破产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39年3月至8月；1939年9月至1940年4月；1940年4月至5月。美国绥靖政策的破产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39年初至8月，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1940年6月至1941年12月。
6、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若干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
“九·一八事变说”认为，在局部战争阶段，包括西班牙等国在内的弱小国家，特别是亚、非的半殖民地国家，不仅首先揭竿而起开展了汹涌澎湃的反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的斗争，而且一度成为国际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主要力量，并以其抵抗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席卷范围之广，构成了这次大战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1931年就开始了。
“反共产国际协定说”认为，战争是双方的举动。世界战争必须是两个利益相对的世界性战争集团互相攻伐，另外还必须具备世界规模。从《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实质及其实际作用和协定以后的历史现实看，以后的战争具备了世界性的两个战争集团：一个是法西斯侵略集团，一个是潜在的世界各国人民，具备了世界规模。因此，把协定的签订作为二战爆发的上限较为妥当。
“七·七事变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几个法西斯国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发动的，是由若干个战场共同构成的。因此，大战的起点只能以最早开辟的那个战场的起点为准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反法西斯战场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开始。
“德国入侵波兰说”指出，阐明二战爆发的时间问题，必须综观世界全局，弄清世界大战与局部战争的区别与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由局部战争走向全面战争。“九·一八”事变、意埃战争、西班牙战争、“七七”事变，都是局部战争，是世界大战的前奏或序幕，不是世界大战的本身。只是到波兰战争的爆发，战争才由局部战争转化为世界大战。德国进攻波兰的日期，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的标志。
“德国进攻西线说”认为，1940年5月10日法西斯德国进攻西线，丘吉尔上台，“自由法国”运动兴起，标志着英法与德国真正进入战争状态，法西斯同盟和潜在的反法西斯同盟得以形成，二战到此时已经具有了世界规模。因此，选择1940年5月10日法西斯德国进攻西线作为二战的起点是合适的。
“太平洋战争说”认为，从战争的性质和规模两个角度来考虑，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作为二战的起点是比较适合的。从世界矛盾的发展演变上看，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力量已经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从战争规模发展上看，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大国直接参战，众多中小国家也都卷入战争，作战地区越出区域和国别的范围而遍及世界几大洲。
“过程说”认为，由于二战是从局部战争逐渐演变成全面战争，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我们不能简单地、绝对地把某一天、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战场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第二次大战的爆发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战区和不同的时间相继加入了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全面大战的局面。至于哪一天、哪一个战场、哪一个国家发生的战争算是第二次大战的起点，这种提法既不准确，难免失之偏颇，而且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问题。
“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大战前夕争霸一方是法西斯帝国主义，英法对德战争虽有争霸的因素，但也具有保卫民族独立的性质，其主导方面是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客观上有利于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如果将战争初期的性质看作是帝国主义战争，那么就抹杀了最先受到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人民所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功绩。
“两段论”认为，二战在开始阶段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但是开始阶段的这种性质为时很短，只有八九个月的时间(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4—6月)。到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开始活动，战争的性质开始由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战争。到1941年6月苏联参战，二战完全成为一场反对法西斯的正义战争。
“两重性说”认为，二战的性质是一场特定的“两重性”战争。一方面，它具有由于法西斯侵略而引起的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具有帝国主义不同集团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掠夺性战争的性质。
珍珠港事件的起因问题。
“罗斯福苦肉计论”认为，珍珠港事发前美国不仅了解到日本将首先发动攻击，而且也得到了珍珠港将成为日军首先要摧毁的军事目标的情报。因此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施展欲擒故纵的苦肉计。其目的一是为了调动国民的参战意识，寻找参战理由；二是怂恿日本人制造战争，让日本人承担战争罪名。大量的资料证明，美国决策者对日本进攻的情报并非没有警觉，对日美关系的破裂应该是相当清楚的，由于国内舆论仍不太支持美国参战，因此美国在掌握确切情报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是让日本先打第一枪。
“美国绥靖政策恶果论”认为，美国在政治上推行绥靖政策，必然导致军事上的麻痹大意和判断失误。因此，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失，其根本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其一贯推行的绥靖政策，珍珠港事件就是绥靖政策的必然结果。
“美国战略判断失误论”认为，美国在珍珠港蒙受美国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损失和羞辱，并不是由于政治上执行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造成的。因为从基本方面来说，罗斯福的对日政策不是绥靖政策，珍珠港灾难是由于战略上判断失误造成的。如果说存在更深刻的政治因素的话，那就是对侵略者的冒险性估计不足。从罗斯福以下的美国军政首脑，都没有估计到日本会直接攻击珍珠港。进一步深究，分析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情报机构战前是否掌握了日本的偷袭计划。尽管美国通过破译日本的外交电报，对日本的战争意图有所了解，但是由于美国情报机构本身的不完善，由于情报界乃至整个决策层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其了解程度并不像“修正学派”所说的那样洞若观火。
“多种因素说”多方面分析了珍珠港事件的突发原因，认为日本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是美国政府在和平思想影响下，缺乏打击侵略者的思想准备，疏于戒备的结果；是美国对外政策长期执行中立主义、实际是变相绥靖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美国当局主观认识对客观判断的错误——在战略理论上未曾预见日本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也是日本处心积虑，长期策划，利用和平谈判积极准备突然袭击，图谋夺取海上霸权的结果。因此，珍珠港事件绝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偶然事件，它是四十年代美、日两国内外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1941年12月的逻辑结果。
7、冷战的起源问题
“美国发动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其全球扩张创造了条件，但苏联和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妨碍了美国的霸权计划，从而导致了美国对苏“冷战”遏制政策的产生；战后美国实力雄厚，处处盛气凌人，成为冷战的发起者，而苏联则是被动应战者；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
“美苏共同发动论”则指出，冷战并非美国“独家制造”，而是“美苏共振互动所致”，双方在东欧、德国、黑海海峡、伊朗、东亚等问题上共振互动，又经双方最高领导人升华所致。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
“英国主动论”认为，就西方国家来说，冷战的主力是美国，但是，英国等西欧国家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没有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积极响应、配合、推动和促进，美国也是孤掌难鸣的。因为毕竟冷战的主战场是在欧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被西欧国家请来打冷战的。在整个冷战形成过程中，英国工党政府起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充当美国的政治导师，鼓动美国走上冷战道路；二是在美国举起冷战帅旗前担任临时主帅；三是在冷战开始后做冷战的急先锋。美国只是由于自身的需要于1947年“加入冷战”，并由于实力雄厚而“取得了反苏阵营的领导权”。
“雅尔塔体系引起论”认为，雅尔塔体系既是美苏合作的基础，又孕育着美苏冲突的种子。战时美苏在欧洲划定了势力范围，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战后美国企图限制苏联在中东欧的影响，苏联则不同意按照美国的条件来安排德国和东欧。美苏对雅尔塔协定的不同解释恶化了关系，逐渐形成了冷战。
“综合作用论”从国际因素、国家因素和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冷战的起因，认为冷战是一个多因素的产物。从国际层次上看，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战后地缘政治因素逐渐使东西方形成战略对峙，双方互感安全威胁；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综合国力和核武器的优势，使美国确立了领导世界的国际战略，并首先采取对苏强硬政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对美苏冷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决策者个人层面看，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的政策建议则是促成华盛顿选择遏制道路的重要因素；冷战是美苏利益之争和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用单一的甚至是主观因素来解释冷战。
8、赫鲁晓夫改革的评价问题
农业改革的评价问题。
“肯定论”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加速了农业发展，扭转了长期排挤农业的做法。赫鲁晓夫执政以后，注意纠正斯大林农业政策的某些失误，把加速农业发展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对待，提出了克服农业落后局面的一整套措施。新农业政策的推行曾一度使苏联农业有显著的好转，不但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甚至排挤农业的做法，逐步确定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石的思想。这就为苏联农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苏联农业的新局面。
“基本否定论”认为，农业改革立于靠天吃饭，失败多于成功。赫鲁晓夫大面积开垦荒地，企图通过粗放的广种薄收来提高农业生产，是一种穷自然之力、靠天吃饭的落后办法。农业方面的改革虽然在某些方面和某些年代曾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从全局来看，失败多于成功。
工业改革的评价问题。
“失败说”指出，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对工业、建筑业进行改组，把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由于改组主要来自于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感受，而未从理论上加以深入研究，因此并没有解决原来部门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仅仅由“条条”管理体制变为“块块”管理体制，国家管理企业的指导思想和作法基本上没有改变，只不过是一种行政管理取代另一种行政管理。不但国家高度集权的体制没有触动，而且还削弱了中央的统一领导，产生了严重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引起了经济混乱，工业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必要说”指出，改组的失败并不能证明部门管理现状的合理性，从而否定改革的必要性。赫鲁晓夫试图通过工业和建筑业的改组，把管理中心从中央转到地方，以扭转官僚化的工作作风，给工业、建筑业的发展以新的推动。改革虽未取得预期效果，但他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加强经济的地区管理，不让工业、建筑业的管理过分集中在中央，这些设想有它的可取之处。这种克服集中过多的弊病，调动地方极性和主动性的思路是对的，应给予应有的肯定。改革虽未成功，但它却为人们进一步探索更加合理的改革途径奠定了基础。
对赫鲁晓夫改革的整体评价问题。
“不成功说”认为，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斯大林模式，否定了斯大林时期的某些政策和措施，局部地调整了体制。但由于对改革缺乏充分准备，没有从根本上重新评价斯大林模式，因而，只能是在旧的模式范围内进行有限的调整和修补，不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模式。
“成功失败各半说”认为，赫鲁晓夫时代在苏联历史发展进程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改革有成功、有失败，处于不成熟的试验中。作为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先驱者，赫鲁晓夫难以完全摆脱沉重的历史负担，他既是斯大林的批判者，而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斯大林政策的继续者，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赫鲁晓夫的政治命运。但他积极倡导改革，却代表了苏联社会发展的方向。
与上述观点既有相似，略有不同的是“既非完全成功，亦非完全失败说”，认为赫鲁晓夫在苏联历史上，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开创了一个时代。他破除了人们对斯大林的迷信，破除了人们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的迷信，使改革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赫鲁晓夫的改革既非完全成功，也不是完全失败，但它却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9、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问题
“国策论”认为，日本经济的飞跃，起关键作用的是日本政府制定的基本国策和宏观经济政策。日本的国策是经济优先、经济效益优先、企业优先、战略产业优先；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抓企业、抓产业政策、抓景气动向、抓社会福利。
“企业论”认为，民间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日本经济飞跃起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的组织竞争机制异常活跃，非常追求效率的提高和福利的增加。
“科教论”认为，日本产业实现技术现代化对经济高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日本教育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民族论”分析了日本国民强烈的危机意识、集团意识、竞争意识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这种多层意识互相关联，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构成日本民族的一大特点，对日本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国民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是保证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润滑剂。
“赔偿论”认为，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直到1976年才完结，贯穿了日本经济和恢复期和高速增长期，对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日本的赔款方式在经济恢复期是实物赔偿，在高速增长期是协议赔偿。对中国，日本未做赔偿，无形中为日本获得巨额资金。
10、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
“内外因综合论”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综合性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政策、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弊病，是苏联解体和演变的基础因素；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促使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总爆发，终于导致苏联解体。
“三大内因说”认为，苏联解体虽有西方国家长期施加的军备竞赛压力与和平演变因素，但主要原因在于内部，在其诸多内因中，民族问题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迅速泛滥的民族分离势力是瓦解联盟统一的现实力量；经济的滞后、经济改革的失败和随之出现的恶性经济危机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失误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历史与现实因素综合说”认为，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走上了军事强国主义的道路，经济畸形发展，比例失调，国家重视工业，轻视农业，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民生得不到相应改善。这种弊端潜伏着矛盾，孕育着危机，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但还不是现实的直接因素；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他的“新思维”及其背叛性的改革路线，最终导致了苏共的灭亡和苏联的解体。
“斯大林体制说”认为，
斯大林从20年代起搞了极权主义的国家政治体制，其要害是实行个人极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党政不分制、干部等级授职制、指定接班人制和党政官僚特权制。这“六制”使民主共和国变了形，走了样，带有浓厚的君主专制色彩。同时，斯大林在党的领导体制上也搞了“六制”：总书记个人集权制、总书记职务终身制、总书记指定接班制、政治局权力中心制、监委会隶属制和取缔党内不同政见制。这“六制”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也变了形，走了样，使理应拥有充分党内民主的政党变成扼杀党内民主的专制主义政党。这种观点进一步指出，有人只是深恶痛绝地谴责戈氏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而很少深思他一个人为什么会起那么大的作用。如果苏共真正是一个强大的有正常党内民主的马列主义政党，那么当戈氏转向右倾路线时早就可以把他罢免掉。可是，从斯大林以来苏共长期扼杀党内民主自由，党政官僚特权集团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奉行“各级组织服从中央”、实行全党服从总书记的错误纪律。这样一个越来越没有生气和活力的党，尽管到1991年还拥有近1500万党员，但是当总书记要解散苏共时，全党绝大多数人就只好俯首听命，没有什么作为了。戈氏对于苏共的覆灭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若从历史的发展全面来看，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葬送了苏联，毋宁说是苏共和苏联吞下了斯大林酿制的个人集权制和官僚特权制的苦果和毒果而终于自尽的。
11、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的界定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和发展进程。但具体阐述却有很大不同。
“经济发展趋势说”认为，全球化首先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即资源配置、商品销售、资本流动日益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国际市场相互依存和联系紧密成为大势所趋；是人类社会演化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组织形态。
“由异趋同过程说”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过程，一个统一和多样化并存的过程，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一个冲突的过程，又是一个创造单一世界的过程；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利益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渐进趋同过程，其本质是全球范围内利益追求和利益分配机制化。
“互动过程说”认为，全球化是指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高速流动和高效配置利用；是人类经济及相关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互动、整合与协同；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两个相反相成的互动过程，即区域的全球化和全球的区域化。
“综合变化说”认为，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现实，其含义是指经济跨国界的活动引起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变化。
全球化的阶段划分问题。
“三阶段说”认为，全球化进程第一阶段从15世纪全球化进程源起到19世纪70年代资本—殖民主义体系形成和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第二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美元本位的终止，经历了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的转变。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还在继续向前发展。
“四阶段说”认为，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已有几百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是世界上各个相互分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向整体性世界市场转变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在整体的国际市场形成的情况下，由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新兴的和老牌的资本大国又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市场，殖民地国家经济被西方殖民列强裹挟进了剧烈震荡的全球化浪潮。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全面展开，资本、技术、信息、人才自由流动，科研、生产跨国化，使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新发展，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整个世界经济在生产、贸易、金融和投资等各个领域已形成为紧密联系的庞大体系。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问题。
“让渡和弱化说”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全球化的开放性、渗透性与国家主权的排他性、专属性之间的矛盾乃至碰撞逐渐增多，这就使得国家主权的神圣性出现动摇，势必要求部分国家主权适度、适当让渡。有的学者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原有的国家界限，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资源配置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尤其是跨国企业全球并购活动和联盟网络的建立，使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至上”观念逐渐淡化，从而导致国家主权的弱化。
“民族性增强说”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需注意它的后果和影响的差异性。出现国家主权弱化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族特性的磨灭和国家利益的消亡。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仍然是拥有主权的国家，所以，国家主权有所弱化是表象，而民族特性和国家利益的强化才是实质。
“新国家主权观说”认为，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建立既适合全球化规律，又有利于各国主权独立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主权观念；应一分为二地理解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既要注意到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弱化甚至损害，同时又要认识到主权的让渡和自我限制是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在质疑中拓展，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和基石作用并未被彻底否定，国家主权的范畴和实现形式正在丰富和深化。所以应当与时俱进，树立新型的国家主权观，从而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事实上，国家主权概念的变动，还发生在更广泛的国际事务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走向深入，国际贸易需要在一个多边协商的框架下实现共赢；互联网冲破了文化的边界；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等，都需要人类共同面对，往往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能独立解决的。可以说，一国的决策或会引起全球的连锁反应，相应的，决策的出台就需要在全球背景下进行思度与考量，“全球治理”概念浮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