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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例题（共20例）
第一章：敦煌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领域
例题1：为什么说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等人盗劫敦煌文物的行为是非法的？
解答（解析）：
要求学生不仅仅从民族情感上，也不仅仅从经济价值上去思考这一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要启发、引导学生从法理上去彻底揭露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等人盗劫敦煌文物行为的非法性。
那么从法理上看，他们这些人盗劫敦煌文物行为的非法性表现在哪些地方呢？这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①斯坦因等人都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中国的，无权从事与他们身份不符的活动；而且斯坦因还有在我国新疆等地大肆盗掘古墓的劣迹，并且私自测绘了我国西北一些地区1／5万的地形图，具有军事间谍的嫌疑。②中国政府封闭藏经洞在前，斯坦因等人的劫夺活动在后，直接违背、破坏我国政府的法令。③王道士并非敦煌文物的所有者，仅仅是一个看管者，无权从事所谓的“出售”文物活动。
例题2：对于“敦煌学”这一学科概念应该如何定义？
解答（解析）：
什么叫敦煌学？对于“敦煌学”这一学科概念应该如何定义？教师通过讲解各家对于“敦煌学”定义的不同表述，启发学生开动脑筋就此问题积极思考。特别举出：姜亮夫先生所定义的敦煌学，包括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书、敦煌简牍以及敦煌及其周边一带遗存的长城、烽燧、寺塔等考古遗迹，这一看法已普遍为敦煌学界所接受。而周一良先生认为，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这一看法也很有道理。敦煌学资料涵盖范围极广，涉及到文、史、哲、经、法、社会、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它的确不是一门成系统的学科，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将其包容。然而话又得说回来，由于敦煌学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和研究对象具有共同性（同为文书、石窟等）、研究的时段具有一致性，研究方法又有近似性等方面原因，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它所涉及的各个学科领域也在不断地交融、渗透，相互促进，许多方面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之大家既然已经约定俗成地叫作“敦煌学”，那么就还是称作敦煌学为好，亦可称作敦煌研究。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可以引导学生为“敦煌学”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学生们认为，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
第二章：丝绸路上的敦煌
例题3：汉代丝绸之路与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路线有何变化？
解答（解析）：
汉代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陇西，穿过河西走廊，到达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然后分为两路：南路由敦煌西南行，出阳关，沿南山（昆仑山脉）北麓，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且末、精绝（今新疆民丰县尼雅）、于阗（今新疆和田）、沙车到疏勒（今新疆喀什），然后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向南可达大月氏、大夏、罽宾、身毒等国。北路由敦煌西行，出玉门关到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又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抵达疏勒，越过葱岭可达大宛、康居、奄蔡（在里海、黑海间）等国。无论南路、北路，敦煌均为必经的枢纽之地，为进出西域之门户。
隋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有北中南3条，分别为：北道（又叫新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经蒲类（今巴里坤）、铁勒部，大致沿天山北麓而至中亚、西海（今地中海）。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吐鲁番)，经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再经费尔干纳等地而至波斯（今伊朗），在我国境内大致沿天山南麓西行。南道：出敦煌至鄯善（今若羌），经于阗、朱俱波（今叶城南）、喝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再至西海。在我国境内大致沿昆仑山北麓西行。
敦煌是丝绸之路商贸和文化重镇，这一问题涉及敦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是中西交通的重要问题，具有典型性。需注意将此问题放在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发展、敦煌在商贸和文化上的地位、古代中西交通的背景下思考。
例题4：魏晋北朝时期敦煌佛教兴盛的主要表现和原因是什么？
解答（解析）：
早在两汉之际，佛教就经由西域渐次传入祖国内地，敦煌遂成为关内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而佛教在敦煌民间的盛行则始于西晋末、十六国时期。此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痛苦，祈求来生的幸福，人们求助于佛教。同时一些社会上层人士的崇佛也对佛教在敦煌的发展推波助澜，如前所述元荣与于义等人即是其中的代表。十六国时，河西地区佛教的译经与讲经、石窟寺的开凿均兴盛了起来。被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世居敦煌，曾游历西域诸国，通晓多种语言，在敦煌组织了自己的译场。《开元录》载其共译经175部354卷，《高僧传》称他为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的人。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承其师之衣钵，亦在敦煌建立寺院，广收门徒，宣扬佛法。这之后的鸠摩罗什与昙无谶亦是著名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罗什在凉州从事译经多年，此后又入长安继续译经。后人将他和唐玄奘、义净并称为古代3大翻译家。北凉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昙无谶也对敦煌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昙无谶翻译的佛经共有10余部100多卷。
除了译经上的成就外，河西佛教的兴盛还体现在石窟寺的大量建造上。河西地区现存的许多石窟寺大都始建于十六国时期，莫高窟就是在前秦时开凿的。据今人调查研究，莫高窟现存确知为十六国时期的洞窟约有7个，其编号为267、268、269、270、271、272、275窟。北朝时期，敦煌石窟与寺塔继续兴建。《魏书·释老志》记载：“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可见敦煌石窟寺修建之盛。北魏后期以至西魏，元荣任瓜州刺史期间大兴佛事，掀起了造窟高潮。莫高窟现存北魏末年至西魏时期佛窟10个，都与元荣有直接关系。北周瓜州刺史建平公于义，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其中北周修建的最大石窟428窟，就是于义所建的。
敦煌是中原接触佛教最早的地区之一，可称“中原佛教的摇篮”，足见其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回答此问题需要注意魏晋北朝社会背景下敦煌的佛教环境，及敦煌作为中原接触佛教前沿地区的特殊性，众多高僧在敦煌的活动亦需特别关注。
第三章：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研究
例题5：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实行了怎样的土地制度？
解答（解析）：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是敦煌历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土地制度及相关措族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上是一个独特实例，这一问题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颇高。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陷入混乱，被迫东调河西、陇右及“安西四镇”军队平叛内乱，造成河陇的空虚。吐蕃趁机发动大规模战争，几乎占领了整个河西、陇右地区。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占领了沙州（敦煌），从此整个河西都归吐蕃所有。
唐代前期实行的是均田制，吐蕃占领河西后，改变了唐王朝的土地制度，而实行了计口受田制度，其标准为每人一突，即十亩。
吐蕃实行的计口受田制，与其赋税制度关系密切。在突田制下，以“突”作为土地计量单位，此时期的土地税在汉文文书中也就称之为“突田”，交纳“突田”称为“纳突”。敦煌遗书P.2162号背《吐蕃寅年沙州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就有百姓的“纳突”详细记载。“历”即帐目，唐代俗称收支帐为入破历，“突田历”即指据土地征收税收的帐目。通过对此件文书分析研究，我们可大略了解到，在突田制下交税人大致可分为纳突户和“不合纳”即减免户两种，各户一般均向常乐（今安西县六工破城）交纳一驮半，交瓜州一驮。其余数目则分别交往蚕坊、寺院，另一些数目则由本“将”中的指定人户经收。当时寺院一般都收取官府的布施，这种布施有时由纳税户直接交给寺院，然后将该数额在该户应交纳税额中扣除。交纳的物品有小麦、青麦、布、油等。虽然当时的纳突与计口受田有关，但突税并非按口（即按地亩）或按丁交纳，而是按户交纳，其税额为每户8驮上下。一驮等于2石，半驮等于1石，则此时每户每年需纳突16到20石。
突田制下百姓除了纳突以外，还有差科，即官府的徭役，此时的差科包括身役、知更（守夜）、远使（派往远处当差）等。
此问题需要联系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背景，通过敦煌文献进行分析，比较吐蕃王朝和中原王朝在统治敦煌时期所体现的不同政策措族。
例题6：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对研究唐五代财政制度有何重要价值？
解答（解析）：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比较多，内容也比较丰富，其中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关于唐五代财政制度的写本也有许多，这些写本的出土对于我们去研究唐五代财政制度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关于唐五代财政制度写本，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全面地、清楚地的了解、认识和研究唐五代财政制度，例如，唐五代收税的税种（人头税，田赋，劳役，地租入手），收税机关（哪个部门）收税性质，农民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制度，以及税收本质，税收作用等，通过这些写本就能够认识了解当时的情况，能让学者更好的去研究当时唐五代的有关财政制度。
另一方面，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这是第一手资料能让有关研究唐五代财政制度的学者能够更好的认识历史，从而还原历史事实，可以缩小减少有关唐五代财政制度这方面研究的分歧，进而为以后对财政制度这块的研究能够提供支持和帮助，为学术的繁荣发展提供智慧和借鉴等。
还有就是，通过写本能够了解当时唐五代的财政制度，能更好的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同时在这种经济发展情况下，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研究统治着的治国思想，经济思想和财政制度思想等，这些敦煌吐鲁番写本就为我们了解研究这些思想提供资料等。
自唐朝建立以后，基于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中央政府充分认识到河西乃中原王朝“强兵足食之本”，所以对河西及敦煌的开发更是不遗余力，十分重视对河西及敦煌地区的经营, 在河西等地区大规模进行农业开发，由于农业的大力发展，河西的粮食产量较前代有显著增长，水利事业、畜牧业、商业贸易等等得到了快速发展，于是唐五代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当时河西敦煌的发展比较好，人民的生活相对殷勤富裕，这样就为国家财政收入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国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就会出台相关的财政政策，例如，租庸调制，两税法等许多财政制度等，那么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就为研究这些财政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就为我们更好的了解唐五代的经济、社会、财政制度等各方面提供了帮助。
总之，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对于我们研究唐五代的财政制度的价值非常的大，是一手资料，是其他文献资料所无法比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不仅为我们提供研究唐五代有关的财政制度提供丰富的资料价值，而且，能够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能够让后来的人们更好地清楚地去了解唐五代的历史包括唐五代的财政制度等，同时能为学者研究其他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随然，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有关唐五代财政制度写本，只是反映当时唐五代敦煌吐鲁番的财政制度情况，但是可以一小见大，也能反映当时唐五代在敦煌吐鲁番以及全国的财政制度情况。所以说敦煌吐鲁番写本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唐五代的财政制度等各方面价值巨大，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历史资料，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应该更好的去珍惜、爱护和保护这些写本。
此问题的要点是，必须回答敦煌吐鲁番文书情况、唐五代敦煌吐鲁番经济情况、唐五代有哪些财政制度，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对研究唐五代财政制度有何价值。
例题7：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关唐代军事制度的文书包括哪些内容？
解答（解析）：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为数较多的一批军事文书，对于研究中古时期的军事制度及相关问题甚有价值，特别是对唐代兵制的研究贡献更大。
据学者们梳理研究，敦煌吐鲁番唐代军事制度的文书主要有：
（1）与府兵有关的文书：如吐鲁番阿斯塔那150号墓出土的《唐诸府卫士配官马、驮马残文书》、《武周长安四年（704）牒为请处分抽配十驮马事》、341号墓所出《唐开元五年（717）考课牒草》、108号墓所出《唐开元三年（715）西州营典李道上陇西县牒为通当营请马料姓名事》， 232号墓所出《唐某府卫士王怀智等军器簿》、507号墓所出《唐队正阴某等领甲仗器物抄》、214号墓所出《唐军府领物牒》等，这些文书记载了唐府兵的马匹、器仗、资装等装备情况。吐鲁番出土《唐永隆二年（681）卫士索天柱辞为兄被高昌县点充差行事》、阿斯塔那91号墓所出《唐贞观十九年（645）安西都护府下军府牒为速报应请赐物见行兵姓名事》等文书，记载了唐府兵的番上宿卫和征戍镇防，为研究唐代府兵的征行制度提供了绝佳史料。
（2）、与兵募、健儿有关的文书：如阿斯塔那193号墓出土《武周智通拟判为康随风诈病避军役等事》、501号墓出土《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等，记载了唐代的兵募。兵募又称募人、征人、州兵，是唐前期除府兵之外最重要的兵员，这一地位直到唐玄宗后期才被健儿取代。上述文书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困惑。阿斯塔那188号墓《唐神龙二年（706）主帅浑小弟上西州都督府状为处分马料事》、《唐西州蒲昌县牒为申送健儿浑小弟马赴州事》、《唐被问领马牒》、S.964《唐天宝九载十载（750－751）兵士衣服支给簿》等文书保存了唐代健儿制度的珍贵史料。健儿是唐玄宗时期至唐后期的重要兵员，属于募兵制的范畴，是由国家供给衣粮的职业军人。上述出土文书解决了唐代健儿的来源、马匹配备、供料制度以及资装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3）、与行军有关的文书：如阿斯塔那4号墓《唐麟德二年（665）赵丑胡贷练契》、184号墓《唐开元二年（714）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等文书，记载了唐代在西域的几次行军情况。行军一词在北周、隋、唐时期是特指出征的军队。阿斯塔那222号墓《唐垂拱四年（688）队佐张玄泰牒为通当队队陪事》、《唐中军左虞候贴为处分解射人事》等文书，记载了唐代行军的营制、兵种以及垂拱年间西域的军事形势等问题。
（4）、与军镇有关的文书：如P.3274背《唐天宝年间豆卢军某营衣装勘检历》、S.11287残卷、阿斯塔那83号墓《唐先天二年（713）队副王奉琼牒为当队兵见在及不到人事》等文书，记载了唐代军事管理制度、队官设置、军事形势以及兵员枯竭等状况。S.11453号H－L、S.11459号C—H《唐瀚海军典抄牒状文事目历》两组文书记载了唐瀚海军的行营、战斗序列、兵种以及后期设置等问题。瀚海军置于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为唐前期在西域的重要军事建置，也是护卫丝绸之路保障天山地区安全的主要军事支点，是唐王朝天山地区边防体系的核心环节。通过这批瀚海军文书的研究，对于了解唐代军镇制度和西北边防布局具有重要意义。P.3348《唐天宝六载（747）十二月河西豆卢军军仓收纳籴粟米麦牒》、阿斯塔那178号墓《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土右营下建忠赵伍那牒为访捉配交河兵张式玄事》等文书，记载了唐军镇判官、典等职官的设置等情况。
（5）其它军事文书：如吐鲁番所出《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傔人事》残卷、阿斯塔那191号墓《唐军府名籍》等文书，记载了唐代的武官、番兵、兵员等问题。阿斯塔那506号墓《唐天宝十载（715）制授张无价游击将军官告》、《唐大历四年（769）张无价买阴宅地契》、《唐西州道俗合作梯镫及钟记》等文书，记载了唐代折冲府官号与折冲府官职事的分离现象。唐前期军将的称谓有官号与职号之别，职号又有泛称与专称之分，泛称的职号有主帅、营主、押官等，专称的职号有总管、子总管、对头等。而大谷文书3786号背《开元五年（717）牒文》、阿斯塔那35号墓《唐西州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检兵孙海藏患状事》等文书就记载了这一史实。
唐代兵制前期主要沿袭并发展了西魏北周时期的府兵制度，后来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府兵制也日趋解体。唐代后期兵制由府兵为主体的行军转变为以募兵为主体的镇军，而以军镇为据点的节度使体制也就相继建立。通过以上内容可以表明，唐代军事制度及其演变情况，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可以找到相关记载，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也提供了探析内因的依据。
回答此问题，应注意通过对文书内容的分析，揭示敦煌、吐鲁番文献作为第一手资料的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
例题8：敦煌地理文书包括哪些重要内容？
解答（解析）：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大量地理方面的文献，对于历史地理和我国古代方志学的研究意义重大。
这些文书可以粗略地分为5个部分，即唐五代西北部分地区地志、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行记类写本、姓氏地理书等。（1）唐五代西北部分地区地志：:唐五代西北部分地区地志，存11件，多为沙州（敦煌）地方志。计有：唐前期《沙州图经》卷1（S.2593）、《沙州都督府图经》卷3（P.2005、P.2695）、卷5（P.5034）、《西州图经》（P.2009）；《沙州伊州地志》（S.367）、《沙州图经》（S.788V）、《寿昌县地境》（散1700）、《沙州城土镜》（P.2691）、《敦煌录》（S.5448）、S.6014《始平县图经》等。（2）敦煌地理杂文书：敦煌地理杂文书包括：S.5693、P.3721《瓜沙两郡史事编年》，P.3560《唐代敦煌县地方行用水细则》，P.3720V《莫高窟记》，P.3929等《敦煌古迹二十咏》，P.2625《敦煌名族志》，S.1889《敦煌氾氏人物传》等。（3）全国性地理总志：敦煌所存全国性地志有3部。P.2522《贞元十道录》、敦煌市博物馆藏58号《唐地志残卷》、P.2511《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以上这些内容多为《元和郡县图志》等书所不载。（4）行记类写本：行记类写本又可分为往西域行记、往五台山行记和全国性游记3类。往西域行记，存8件：P.353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S.383《西天路竟》，P.2700、S.2695、P.3814、S.958《大唐西域记》，于阗文《使河西记》，P.3926《印度行记》等；往五台山行记，存5件。P.2977《五台山志残卷》，存五台山得名，以及中台、东台等情况。P.3973、P.4648、S.397《往五台山行记》、P.3931《普化大师游五台山记》；全国性游记仅存1卷，即S.529《诸山圣迹游记》。（5）姓氏地理遗书：姓氏地理遗书主要有5件：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北图8418《姓氏录》、P.3191《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P.3421《氏族志》、S.5861《姓氏书》等。唐五代姓氏书留传至今者很少，而敦煌姓氏地理书却保存了姓氏源流以及当时姓望的地理分布等方面状况，显得十分珍贵。
这批文书除《大唐西域记》等少数几种外，大多数为我们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它们既不为历代官私目录所著录，也不为类书、史书、史注所征引。它们的面世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为地理学的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
例题9：敦煌地理文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解答（解析）：
通过前一节课对敦煌地理文书的系统讲解，启发、引导学生自己总结出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是关于各道统州县数、州县等级、处分语等的记载对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关于各地经济物产的记载对于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如P.2522、敦博58号列各州郡土贡，P.2511载物产，S.0529更是详记各州物产与特产。相比之下，《唐六典》卷3、《通典》卷6、《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仅仅简单列出各州郡物产土贡的种类，远不及敦煌文献详尽。三是关于各地民俗民风的记载对于历史民俗地理的研究意义重大。如P.2511专列“人俗”一项，细致刻画出各地的民风民俗，对于今天各地的民俗研究甚有价值。四是关于交通道路的记载为古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如往西域行记的几个本子，清晰记载了西行路线，依据此文书不仅可以复原出长安或开封，穿越河西走廊、西域直至南印度等地的交通路线，补史之不足，而且还可使我们了解到沿途国家的宗教、物产、民俗、兵力、语言等情况。五是关于古代城址的记载在汉唐古地的考证以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敦煌及其周围地区留存不少古城址，其中有些城址在史籍中的记载混乱谬误迭出，敦煌地理文书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六是关于水利方面的记载对于古代灌溉制度以及古渠道水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七是关于地理景物的大量记载对于历史自然地理和环境变迁的研究意义重大。依据这些纪实性的描述，可以复原该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概貌，并进而研究古今地理环境的变迁，探讨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绿洲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为今天的经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服务。八是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大量古地名对于历史地名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文书中出现的古山名、河名、泽名、渠名、堰名、城名、关名、驿名、道路名、民族名、乡名等很多，并注重对于地名的诠释，反映了我国地名学的优秀传统。九是关于礼佛求法的大量记载对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十是敦煌古地志写卷对于我国古代方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章：敦煌学与民族史和古代民俗研究
例题10：简述吐蕃占领敦煌期间设置的部落及其时间。
解答（解析）：
吐蕃占敦煌后按其自身的军政建制，结合敦煌唐朝旧制，建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唐朝县以下设乡、里，沙州在蕃占前设13个乡,吐蕃占领后将其本部军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的乡里制度相结合，在敦煌地区废乡设部落，设置了军部落、民部落和通颊部落3种类型的部落，以部落制代替了原有的13个乡的建制。
部落是吐蕃当时在军事部落联盟制下的基本军政组织,它是区域性与血缘性结合的组织，也是军事与行政结合的组织。部落长官称为部落使或千户长。敦煌文书中以stong-sde(东岱－千户)来对译部落，以千户长(东本)对译部落使。吐蕃统治期间曾设置过僧尼、道门亲表、行人、丝棉、阿骨萨、悉董萨、中元、悉宁宗、撩笼、通颊等部落。部落之内，吐蕃又将其本部的将、十户制与唐代的乡、里、邻、保制相结合，实行了将、团头制。从而使该社会基层组织于蕃占敦煌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
各个部落出现的时间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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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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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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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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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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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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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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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门亲表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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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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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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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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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年、8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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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64、S．1475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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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棉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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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年、808年、817年、8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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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13、S．3287
P．3774、S．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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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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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年、8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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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287、S．1475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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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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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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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75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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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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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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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笼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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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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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4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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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骨萨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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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年、835年、8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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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1113、S.1075V16、
P．373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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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董萨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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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年、8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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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1089、P.T.1078、S.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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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宁宗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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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820年—848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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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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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颊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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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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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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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11：敦煌服饰包括哪些内容？
解答（解析）：
敦煌文献中对服饰的衣着、各种附加的装饰物以及人体自身的装饰都有记载。尤其以《分家书》、《遗嘱》以及寺院的《唱衣历》（叫卖衣物的帐目）中记载详细。如P.3410《吐蕃某年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列举的服饰有：汗衫、紫绫夹裙衫、绫袄子、白练衫、紫绫履、京皮鞋、腰带等。在北图殷字41、S.4577《处分遗物凭》（分配遗物的字据）中还记载紫罗裙、白叠袄子、玉带、银钗子、碧绫裙、十二综细褐、十综昌褐、番褐等。
在自身的装饰中，敦煌女子的束发梳髻，表现得最为突出。如高髻，即头发束得很高，近1尺，若在高髻上饰以金银等物，则被称为宝髻。
在敦煌壁画的故事画、人物形象、供养人画像以及彩塑的佛、菩萨、僧侣、金刚、力士等像中反映的服饰资料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从时代上讲，有十六国晚期及北魏时的胡服，隋唐时期的宽袍大袖、小袖裙襦、窄衫小袖、襕袍裙履，吐蕃统治时期的吐蕃服，五代宋时期的回鹘装，西夏的党项服，蒙元时期的蒙古装等等。从阶级、等级上讲，有汉族帝王的衮冕、笼冠、通天冠，有文臣的进贤冠服，有宰相的貂尾冠服，有节度使的幞头靴袍，也有普通劳动者如屠夫、泥匠、农民的缺骻长衫、半臂、犊鼻裤、幞头、笠帽等，以及武将、兵士的甲胄（头牟、覆赙、囤项、掩掖）和其它军衣（长袖、袴奴、汗衫、袄子、裈等），还有妇女的面部妆饰，如朱红染额、眼睑的“晓霞妆”、“黑眉白妆”、细长的娥眉、宽脸的短眉，以及朱红点唇的“露珠儿妆”，另外还有额面染、贴花钿、花子等等。敦煌堪称为一座宏大的我国古代服饰的博览馆。
敦煌遗书、敦煌石窟塑像和壁画中，都有关于服饰的丰富内容，敦煌服饰非常形像地反映了各时期的服饰特征，这些是回答问题需要注意的。
第五章：敦煌教育、科技文献
例题12：试论敦煌文献中的“国子祭酒”。
解答（解析）：
国子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即负责国家教育行政，本属京官。晋武帝四年设，以后历代多沿用。为国子学或国子监的主管官。晋傅咸《赠何劭王济》诗序：“朗陵公何敬祖，咸之从内兄，国子祭酒王武子，咸从姑之外孙也。”唐张说《素盘盂铭序》：“国子祭酒韦公好游山水。”古代祭祀礼仪有一种叫浇奠祭祀，就是举起酒杯、向天祝祷、洒酒于地；执行这个礼仪的人叫祭酒。国子监是中国古代国立最高学府和官府名，传授儒家思想，其中最重要的礼仪就是祭祀，所以国子监的主管被命名为祭酒。晋武帝时，始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员，掌教导诸生。咸宁
敦煌文献中记载国子祭酒的主要有碑铭赞和题记两类，见于碑铭赞者有：阴善雄（P.2482a）、李绍宗（P.3718）、氾府君（P.2482e、P.3268）、索公（P.4986）、张兴信（P.4660）、阎英达（P.4660）、张议广（P.4660）、失名（P.2913va）、浑子盈（S.5448b）、张良真（P.3718）、阎子阅（P.3718）、曹盈达（P.3718）、张明集（P.3718）、张明德（P.3718）、阎胜全（P.3718）、薛善通（P.3718）等。见于壁画题记者，仅莫高窟第98窟就有35条。两类总共近百条。任职“国子祭酒”者，基本上都带“检校”衔，属兼官。时间上集中在归义军时期。
敦煌曾经有不少担任国子祭酒者，其中最早者是李明振。莫高窟第148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记：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其任职始于大中五年(851)，这是敦煌文献中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国子祭酒的记载。李明振任“国子祭酒”当属朝廷授予。《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和P.4615b《李端公（明振）墓志》记载，李明振是陇西成纪人，与皇室同宗。大中五年随张议潮兄弟张议谭等人入长安告捷，倍受关宠，“宣宗临轩问其所以，公具家牒，面奏玉阶。上亦冲融破颜，群公愕视。乃从别敕授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赐金银宝贝。诏命陪臣，乃归戎幕”。
在李明振之后，整个归义军时期加戴“国子祭酒”之衔者可知有数十人次，其中包括张承奉、翟奉达（莫高窟第220窟题记）等显赫人物。张承奉是金山国皇帝，翟奉达是归义军时期最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他们出任教育长官，显示出教育对归义军政权之重要。而张承奉等人戴“国子祭酒”头衔是归义军政权保持独立性的结果。
敦煌文献中的“国子祭酒”，是一种官名，传授儒学思想同时，也管祭祀，其实质是负责敦煌地区的教育行政，为敦煌地区的州县学、经学和敦煌私学的发展，特别是敦煌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儒家思想在敦煌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国子祭酒”官职的设置加强了敦煌与内地王朝的交流，不仅能使敦煌的教育文化经济等各领域能与中原交流与合作，而且通过这一官职的设置，把儒家思想和许多祭祀礼仪在敦煌地区的到了传播和发展以及发扬，从而加强了敦煌与内地的沟通与交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官职的设置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现了地方的安稳与和谐，通过官职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这就是设置这一官职的最终要想得到的结果。但是，“国子祭酒”的设置也给敦煌地区带来弊端，例如国子祭酒的官吏对人民的剥削和歧视。
此官职的设置有利于中国文化和礼仪制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国家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为以后我国教育的发展和、官制制度的设置和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控制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此问题的要点是，需回答什么是“国子祭酒”、“国子祭酒”的演变、敦煌文献中关于“国子祭酒”的记载，及“国子祭酒”在敦煌文化教育和社会政治中的积极意义。
第六章：敦煌文献与古代宗教研究
例题13：什么是三阶教，敦煌保存有哪些重要的三阶教经典？
解答（解析）：
三阶教又称“三阶宗”、“普法宗”，是隋代僧人信行（540－594）创立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佛教派别。三阶教主张把全部佛教按“时”（时期）、“处”（所依世界）、“机”（人的根机）分为三阶：第一阶为正法时期（佛灭后500年），“处”在佛国世界，人是一乘人，即唯有诸佛菩萨，修持大乘一乘佛法。第二阶是像法时期（第二个500年），“处”在三乘众生所依世界，为五浊诸恶世界，亦称三乘众生十恶世界，人是凡圣混杂，根机不定，流行三乘佛法。第三阶是末法时期（佛灭1000年以后），“处”虽然与第二阶相同，但此时众生皆“邪解邪行”，唯有苦行忍辱、施舍礼忏、信奉三阶教才能得以解脱。
三阶教以苦行忍辱为宗旨，竭力提倡布施，死后置尸体于森林供鸟兽食，叫做以身布施，还劝人施舍钱粮由寺院库藏，用以布施、济贫、修缮寺宇等，称为“无尽藏”。
三阶教的这些宗旨与当时佛教界的通行理论很不协调，其散布的“末法”思想也引起统治者的不安，因此不断受到打击。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唐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圣历二年（699）几次禁传三阶教，没收其教典，限制其有违佛法的行为。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重要的三阶教的经典有：P.2684《三阶佛法卷二》、S.2446《对根起行法》、S.0190《无尽藏法略说》、P.2412《三阶佛法密记卷上》、S.0721V《大乘法界无尽藏之法释》等。
三阶教是佛教末法观念的反映，在佛教教派中很具特殊性，不太为人熟知，所以此问题很有典型性。应将三阶教的知识解释详细，敦煌文献中的三阶教文献有重要价值，亦应列出相应经卷进行说明。
第七章：敦煌学与语言文学研究
例题14：什么是敦煌文学，如何界定敦煌文学的研究范围？
解答（解析）：
敦煌文学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敦煌学中兴起、发展得较早、较快的一个研究领域。然而什么是“敦煌文学”？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并不尽一致，如颜廷亮、柴剑虹等学者都曾进行过界定。一般认为（如颜廷亮等），所谓敦煌文学，指的是以保存于敦煌遗书中的、创作于以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的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作品以及其文学现象。
关于敦煌文学的研究范围，20世纪前期，由于白话文运动兴起，在其余波之下，白话文学、俗文学研究成为当时的热点问题，敦煌文学作品正好适应了白话文学的要求，所以众多学者，如胡适、郑振铎等将其作为白话文学或俗文学的典范作品。“敦煌俗文学”几乎代表了整体敦煌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学者们重新以客观的态度审视敦煌文学的范围，对敦煌文学的概念给以界定，同时对敦煌文学研究范围的认识也渐趋完整。大体上研究范围界定如下：
第一，主要指保存于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就是说不限于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如敦煌简牍中的、石窟供养人题记中的文学作品等，但主要是敦煌遗书所保存的作品。
第二，是以唐、五代、宋初为主要创作时代的文学作品。就是说其主体部分是唐、五代、宋初创作的文学作品，但并不限于此，还应包括先唐时期的文学作品。
第三，是以敦煌地区为主要创作地区的作品。就是说其主体部分是在敦煌本地创作的，但并不限于此，而还应包括产生于敦煌地区之外而又在敦煌地区流传的文学作品。
敦煌文学作品大体上包括变文、讲经文、因缘文、话本、词文、诗话、曲子词、佛曲、俚曲小调、儿郎伟、佛教赞文、愿文、俗赋、诗歌、散体文等诸多类别，丰富多样，这些都是敦煌文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敦煌遗书中的文学文献，以其所包涵的经典文学、宗教文学、中原文学、教育文学、底层文学、应用文学、乡土文学七个层面，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研究领域。
关于此问题，需要把握：一是敦煌文学概念的复杂性，二是敦煌文学研究范围界定的演变情况，三是敦煌文学及其研究范围的特殊性。
例题15：变文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色如何？
解答（解析）：
变文，又可称作“变”，为唐五代民间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转变，即说唱变文。转变一名屡见于唐五代人的记载，如郭湜《高力士外传》、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当时还有专门演唱变文的娱乐场所“变场”，有时转变也在街头闹市演出。
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史故事类，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历史题材的作品大多以某一历史人物为主线，以历史事实为框架和依托，广泛吸收有关民间传说，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渲染和再创造，从而形象地再现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并通过对不同时期人物的评论，大胆地表达人民群众对贤愚忠奸的爱憎情感。其中《张义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是取材于当时历史题材的作品，热情讴歌了张氏叔侄的英雄业绩。二是民间传说类，如《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传》等。民间题材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民间传说或《史记》、《汉书》及一些杂史著作，讲述一些民间传说或民间化了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侧重反映社会习俗与民间观念，表达普通百姓的质朴情感。三是宗教类，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破魔变》、《降魔变文》等。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佛教经典，但佛教观念较讲经文、因缘作品已大为淡化，更多借助佛教故事宣扬孝道观念，或讲述有趣的故事。
敦煌变文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一、讲唱结合，散韵相间。先是以散文讲述故事，然后接以韵文吟唱，循环往复。讲解部分半文半白，有时讲解部分还兼用通俗的骈文；吟唱部分的韵文以七言为主，还有五言、六言等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受佛经长行与偈颂相互夹杂的影响。二、变文配合图画讲唱。在变文中有“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从此一铺，便是变初”等文字，“铺”就是一组图画，“立铺”就是张挂图画，配合图画讲唱变文，使之更这形象生动。三、表现出奇特的想象和夸张。佛教经典往往充满强烈的想象和夸诞意味，变文受其影响，也往往有想象和夸张的描写，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对地狱的想象、《降魔变文》中舍利弗与劳度叉斗法六个回合的描写充满夸张。另外，百姓在悲苦绝境中的情感，也在变文中通过想象与夸张的方式表达出来。四、初步运用生动的情节来刻划人物性格，塑造出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如《伍子胥变文》刻画了一个刚毅顽强、不畏艰辛、有仇必报的形象，《李陵变文》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也较细腻地描写人物心理。
关于变文的内容与艺术特色，应注意把握民间通俗文学的题材与艺术特点，变文适应一般民众的文化基础、文学素养、接受能力、审美情趣需要，充满故事性，兼有劝善的功能，生活气息浓厚，语言通俗，杂用俚语方言，新鲜活泼。
例题16：以《秦妇吟》为例说明敦煌文学的价值。
解答（解析）：
敦煌文学是祖国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中的重要一笔，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反映了千余年间，特别是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反映了全国乃至国外某些民族和地区社会生活的一些断面。其价值大致表现在：
第一、可以使人们全景式地认识唐、五代、宋初文学的整体面貌；第二、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学史上长期难以解决的一些重要学术问题，如词、话本小说、宝卷的起源，戏曲文学的产生，白话诗的来龙去脉，唐宋西北边地的文学状况等；第三、可以给今天的读者提供一批新的唐宋时期的文学作品，丰富人们的文学生活；第四、可以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比如在如何解决文艺与群众关系问题上，敦煌文学对我们就很有启示；第五、敦煌文学作品对于唐宋时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亦很有意义。
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诗歌，大约有四百个卷号，三千多首诗。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中原文人诗，以韦庄的《秦妇吟》最为著名。《秦妇吟》共一千六百六十六字，二百三十八句，比《全唐诗》中所收最长的《津阳门诗》还多三十八句、二百六十六字。鸿篇巨制，是现在所知唐诗中最长的一首诗，其艺术价值不言而喻。可惜的是，这首诗在传统文献中已经佚失，敦煌遗书中现存十个写本，从题记中可以看出，这首诗创作完成后，仅二十二年就已经传抄开来，很好地保留了诗歌的原貌，而且，又有很多卷子抄写，说明这首诗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秦妇吟》这首诗以唐末战乱为社会背景，以秦妇的飘零沦落为线索，以作者与秦妇的对话展开全篇，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战乱景象，全景式地展示出来。并且以女子的独特视角写战乱，反映长安城的战乱景象：“内库烧为锦乡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首诗结构宏伟，语言酣畅淋漓，善于铺排描写，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成功，为作者韦庄赢得了“秦妇吟秀才”的称号。
韦庄是晚唐五代时期之人，他亲身经历唐末战乱，写下了这首诗，但是，当他作蜀相时，由于诗中的“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而有所忌讳，所以不许家中垂秦妇吟帐子，竟导致这首诗佚失。幸亏敦煌遗书为我们保存下了这篇珍贵的文学作品，使其在韬晦千年之后，终于重现于世，于此可见敦煌文学的宝贵贡献。
关于此问题，应注意把握敦煌文献在保存文学作品中的特殊意义，分析敦煌文学中具有典型价值的作品，以具体实例论述敦煌文学的特殊价值。
第八章：敦煌艺术巡览
例题17：以塔庙窟为例论述敦煌石窟形制中国化的过程。
解答（解析）：
敦煌石窟形制主要类型有中心方柱型、覆斗顶形窟和殿堂窟，三者出现和持续的时间均不尽相同，每一种洞窟都有一个由盛至衰的过程，一种洞窟的衰落就意味着另一类洞窟的兴起。在这过程中，敦煌石窟的开凿日益朝着中国的建筑模式靠拢，逐渐出现中国化趋势，并日渐中国化。
塔庙窟的兴衰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北魏至西魏是塔庙窟的鼎盛阶段。洞窟平面为纵长方形。前部人字披顶浮塑仿木结构的檩、椽等，后部平顶。后部中央立方形塔柱，除第 248 窟塔柱四面各开一龛外，其余窟塔柱正面开一大龛，其他三面开上下两龛，龛内造像。多数龛四壁未开龛，个别窟两侧壁或后壁开龛造像。龛形多样，有阙形龛、双树龛和尖楣圆拱龛三种。北周至隋朝，塔庙窟开始衰落，形制基本延续前期。洞窟平面长方形或纵长方形，人字披不再浮塑而是绘出仿木结构。大多中心塔柱四面各开一龛，有的窟塔柱三面开龛造像，塔柱正面和两侧壁前部各塑一铺像，有的窟塔柱上部又雕出倒塔形的须弥山；龛形均为尖楣圆拱。初、盛唐时期，塔庙窟更加衰落，数量更少。人字披已不绘仿木结构，有的中心塔柱仅仅正面开一大龛，余三面均不开龛。有的龛两侧壁开龛，有的窟后壁开涅槃像大龛。有的塔四面不开龛，仅仅后壁开龛。龛形均为敞口。晚唐时期，塔庙窟已经接近尾声阶段，数量很少，形制也有许多变化。主室前部成为覆斗顶，中心塔柱正面开一方口盝顶帐形大龛，其余三面不开龛，中心塔柱左右后三面通道顶降低，类似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可窟。五代、元代重修前代的塔庙窟，元代重修的第95窟与新疆的塔庙窟更加相似。塔庙窟在第一阶段时与殿堂窟差距较大，后来逐渐殿堂化，中心塔柱的含义也逐渐减弱乃至消失。各种塑像和洞窟形制的重复（南北大像和两大卧佛）是时代更替和各种势力交替的表现。
在对此题的讲解中，对敦煌洞窟各种类型的特征、出现及持续的时间、洞窟类型的转换及其背景都要做详细的解说，并要将敦煌莫高窟石窟形制中国化的背景和过程作清晰的说明，这种中国化的进程实质是佛教中国化历程的一种映射。
在此问题的解答过程中，应结合佛教的发展变化来进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出现了中国化（汉化）、世俗化等多种倾向，这与佛教在一个地区的发展模式是相关的。教师在疆界过程中，要启发学生对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过程进行更多的思考。
例题18：试述敦煌飞天的时代特征及其艺术价值。
解答（解析）：
敦煌飞天是敦煌壁画中最具特色的艺术品，它的时代特色最为鲜明，它所蕴涵的时代特征是我们解读其艺术价值的重要标识，也是我们理解敦煌壁画发展历程的一把钥匙。
北凉时期的飞天是莫高窟所见的最早飞天。此时的飞天，姿势略显笨拙，有下沉之感。 U 形姿态略显僵硬。有印度石雕飞天的遗迹。北魏时期，飞天形象逐渐向中国化方向转变。西魏到隋代是飞天艺术各种风格相互交融且发展时期，中原式飞天形象大发展，完全中国化意义上的飞天艺术形成。飞天的人物形象全是中原秀骨清像形，手持各种乐器凌空飞翔。隋朝是敦煌飞天艺术发展的大转折时代，飞天造像一扫呆板与造型姿态的拘谨，身姿与飘带完全伸展，体态轻盈、流畅和自如。唐代是敦煌飞天艺术的最高峰，也是其定型化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的敦煌飞天艺术具有奋发向上、豪迈有力、自由奔放的飞动之美，这与唐前期开明的政治、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丰富的文化、开放的国策、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唐后期和五代、宋及西夏、元代的敦煌飞天艺术，一则表现出程式化倾向，变化不大。二则其艺术成就无法与前期相比，总体上表现出一种衰退的趋势。敦煌飞天现存六千余身，十六国北朝时期，有明显的西域样式和风格，健壮和笨拙，有男性特征，飞动感不强。隋唐时期，是飞天艺术发展的顶峰，完成了中国化、民族化、女性化、世俗化、歌舞化的里程。
敦煌飞天与壁画的分期基本基本相同，是按照王朝来划分的，这是因为艺术受政治变动的影响较速且深刻，飞天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就被按照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不断地改变，最终在盛唐时期达到巅峰时期。在晚唐五代，随着国力的衰落，敦煌艺术衰落，壁画中的飞天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在此题的解答过程中，敦煌飞天的时代变化要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二是国家实力。这是飞天形象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要启发学生由此种思路推及到对各类艺术品的观察和认识。
例题19：试述敦煌彩塑的造像特征。
解答（解析）：
敦煌莫高窟各时期的造像特征表明，从外形到内涵，敦煌造像都有一个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十六国时期的造像高鼻深目，主尊佛像着右袒式的土红袈裟，这种袒胸露背或者半裸流线型造型及轻纱透体的特征，保留有印度热带人习俗的烙印。孝文帝改革前的北朝造像，着衣显“曹衣出水”特征。菩萨则宝冠高髻，两肩披发、上身半裸或者斜挎天衣，腰束羊肠裙，衣纹塑造有明显的犍陀罗手法，是明显的北魏风格。太和改制后，南方特征的“秀骨清像”的汉风影响敦煌。唐代的佛像更似人像，面庞汉化，鼻梁渐低、面圆耳大。整体端庄安详，是唐世“丰腴”之尚在造像上的反映，也是造像世俗化的表现。此时，人们开始赋予菩萨温良慈祥的特征，菩萨进一步女性化，开始大胆追求人体美，以形体的扭曲表现身体的动态。不少菩萨身着唐代贵族妇女的时装，一派雍容华贵的风姿。造像形态、面相、神情高度和谐统一，通过表现女性的妩媚妖娆、美丽善良，塑造出理想中慈悲为怀、垂怜众生的菩萨形象，是时人美好愿望和追求的真实反映。
对于敦煌彩塑造型特征的分析，首先要了解敦煌彩塑的类别。从总体上讲，敦煌彩塑以佛教尊像为主体，在这些尊像中，佛像总体上是稳定的，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的造像时代特色相对明晰。在佛教世界里，佛是高高在上的，神气一直很浓，几乎没有出现世俗化的倾向，但从他的衣着等仍然可以看到造像的中国化过程。菩萨等形象因其本身具有的特征，很容易和世俗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因而都受到时代的影响。
在对此问题的解答过程中，我们先要对彩各类彩塑的时代特征进行分析，进而去综合彩塑的整体特征。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佛教造像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历程以及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解读才能够深入。
例题20：什么是供养画像？谈谈敦煌莫高窟供养画像的历史价值？
解答（解析）：
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众多，在石窟文化和艺术上具有代表性，它本身的艺术价值颇高，它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可称为“图像中的历史”，颇具独特性。
供养画像也叫供养人画像。出资造窟者为了求福、祈愿，在窟内彩绘窟主（功德主）和家族成员的画像，就是供养人画像。莫高窟洞窟（或者壁画）的建造者可以分为三类：僧侣、地方机构和私家（个人，或者集体）。供养画像内容：一是以个人或者家族为单位，包括全家及与家族有关的人物画像，如祖父母、姊妹、兄弟、妯娌、女婿、儿孙及仆人、奴婢等。一些家族主人像往往与真人等身甚至高于真人，像侧题名，奴仆像较小。这类供养人主要是吐蕃、党项、蒙古等族的王公贵族，汉族藩镇的节度使、刺史及地方豪族大户。题名尽列官爵名称。
佛教文化的昌盛催生了石窟供养人，可以说供养人是莫高窟真正的缔造者。供养人画像通过图像反映历史，是敦煌当时社会现实最真实的反映，是的历史见证和艺术宝库。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都有供养人画像，而且大多数都有榜书题记，据粗略统计，现存题记大约7000余条。这些题记反映了供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时代背景，都是当时真人真事的记录，而且多为史籍所不记载，对研究敦煌、河西及丝绸之路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都是难得的珍贵资料。
同时，敦煌壁画供养人画像是中国古代人物画像的集大成者。现存各朝代的供养人画像，脉络清晰地展示出我国传统人物画的发展过程与优良传统。淳朴的汉儒样式画像，骨风飘举的魏晋仕人风姿，瑰丽丰腴的隋唐仕女仪容，富于世俗生活风习的五代宋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风格相同的作品。持续千年之久的敦煌供养人画像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肖像画图谱，它的发掘和利用，将对现代人物画产生很好的借鉴作用。
此问题包括：供养人画像的定义、供养人画像的历史价值两部分，需注意把握供养人画像在内容、类型、及特点的完整性和历史价值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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