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与敦煌学

    敦煌地处祖国西北部、河西走廊西端。河西走廊较之北部沙漠、南部高原而言，自然和通行条件要优越得多，遂成为连接我国中东部腹地与西北地区的天然通道。从世界发展史上看，河西走廊又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汇流之区，是古代沟通旧大陆三大洲最重要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主动脉。季羡林先生《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讲到：“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位居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交汇之地。
    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之名：“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得名的本身就与丝路交通的开通息息相关。《汉书•西域传》记，出敦煌玉门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魏略•西戎传》记载，曹魏时增至三道。南朝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引《耆旧志》云：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隋代裴矩《西域图记》记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汉唐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西方开放的地区，成为中原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吐纳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使其可以长时期地吸收、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闻名于世的莫高窟，就是丝绸路上一处光辉的历史足迹。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一时代之学问，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陈寅恪先生高瞻远瞩，站在世界学术发展的高度，响亮地提出了“敦煌学”的名字，并且指出了敦煌学为20世纪学术的新潮流，预言了其迅猛发展的趋势，可谓极具慧眼。陈寅恪先生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指的是对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的研究。随着敦煌学的不断发展，“敦煌学”的概念遂得以扩展。
1983年，姜亮夫先生《敦煌学之文书研究》讲到：“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窟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而后敦煌文化之全部摄受推移之迹，可得而言焉。”1982年，姜先生《敦煌学必须容纳的一些古迹文物》具体地说：“敦煌地区所发现的汉竹简、汉以来的‘绢’、‘纸’军用器（属于汉以来戍卒使用的），及一切杂器物、寺塔，乃至于长城的砖石等，都是敦煌学中不可缺少的从属品。”姜先生所表述的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书、敦煌简牍以及敦煌及其周边一带遗存的长城、烽燧、寺塔等考古遗迹。这一看法已普遍为敦煌学界所接受。
    1984年，周一良先生《<敦煌遗书论文集>序》讲到：“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1985年，周先生《何谓“敦煌学”》讲到：“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所以最好就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吧。”这一看法也很有道理。敦煌学资料涵盖范围极广，涉及到文、史、哲、经、法、社会、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它的确不是一门成系统的学科，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将其包容。然而话又说回来，既然大家已经约定俗成地叫作“敦煌学”，那么就还是称作敦煌学为好，亦可称作敦煌研究。
    敦煌学以地名学，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这个定义有以下方面要点：
    敦煌遗书，除包括1900年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5万余件文书外，还包括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土地庙清代残塑中发现的文书（完整写本66件、碎片32块）、其它零星发现（如1965年秋发掘122窟窟前遗址时出土《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领物残帐》等）以及1988年以来在莫高窟北区发现的一批文书。
    敦煌艺术，除包括莫高窟保存的大量壁画、雕塑、绢画、纸本画、书法、石窟建筑等艺术品外，还涵盖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玉门昌马石窟等保存的壁画、彩塑等艺术品。
    敦煌史地，包括敦煌及其周边一带（古瓜沙地区）保存的长城塞垣、烽燧、寺塔、古城、关隘、古代道路、渠道、墓葬等众多遗址及其出土遗物。
    敦煌简牍，早自20世纪初敦煌就陆续发现简牍。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1913-1915年第二、三次中亚“考察”时，就在敦煌西北的汉长城烽燧遗址中分别掘得汉简708枚、84枚。此后1920年周炳南、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1981年敦煌市博物馆，以至1986-1988年在敦煌全市文物普查中，均采到过汉简。上述前后七次在敦煌境内共发现汉简2000余枚。此外在敦煌周围的疏勒河流域其它地区，如安西、玉门等地亦有简牍的发现。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全面清理发掘中，发现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者27000余枚，同时还发现帛书10件。敦煌简牍的发现，把对敦煌出土的古文献的研究，由六朝至宋初的遗书上溯至西汉，向前推进了几百年。
    此外，如敦煌学教学史、敦煌文物的修复保护、敦煌一带遗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等，亦与敦煌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