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史》课程教案

 

 

 

 

 

 

 

 

 

 

 

 

 

目录

 

第一章  近代文明的兴起

 

第一节    14—15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一、产生的原因

二、主要表现

三、影响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生产方式的比较

第二节 文艺复兴

一、有关文艺复兴的概念和理论问题

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三、西欧诸国的文艺复兴

四、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

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

一、新航路开辟的原因

二、新航路开辟的条件

三、新航路开辟的经过

四、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五、新航路开辟与郑和下西洋的差异

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殖民征服

第四节 宗教改革

一、宗教改革的背景

二、马丁•路德与德国宗教改革

三、骑士暴动

四、德国农民战争

五、路德教派的确立

六、加尔文教与瑞士的宗教改革

七、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

第五节 以专制王权为特征的西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一、法国专制制度的形成

二、英国都铎王朝的专制制度

三、俄国留里克王朝专制制度的巩固

第六节 尼德兰革命

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三、西班牙的专制统治

四、南方的斗争和根特协定

第七节 三十年战争

一、三十年战争的背景

二、战争的过程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一、革命前的英国

二、革命的开始与第一次内战

三、两次内战之间的政治斗争

四、第二次内战和共和国的建立

五、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1688 年“光荣革命”

六、17 世纪英国文化、思想的发展

七、1689—1742 年的英国

第二节 欧洲大陆的封建专制制度

一、典型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法国

二、分崩离析与经济落后的德意志

三、封建农奴制的俄国

四、波兰、瑞典和丹麦

第三节 西欧的启蒙运动

一、启蒙运动产生的背景

二、早期启蒙学者

三、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及其传播

四、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

第四节 法国大革命

一、旧制度的危机

二、三级会议和革命爆发

三、“八九年原则”和旧法国的改造

四、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五、雅各宾派专政

六、热月党与督政府

七、 拿破仑帝国

第五节 美国革命

一、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特点

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与启蒙思想的传播

三、矛盾的激化•武装斗争的开始•宣布独立

四、艰苦的战争•光辉的胜利

五、杰弗逊与民主改革

六、谢斯起义•《联邦宪法》

第六节 拉丁美洲民族独立

一、革命前的拉丁美洲运动

二、革命的经过

三、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七节 17 世纪初到18 世纪中叶东方诸国的衰落

一、明末清初的中国

二、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三、莫卧儿帝国

四、奥斯曼帝国的强盛与衰落

第八节 西欧列强的海外殖民扩张

一、荷、法、英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

二、西方世界优势的形成

三、世界地区联系的增强

 

第三章 工业革命及工人运动的发展

 

英国工业革命

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

工业革命的过程

工业革命的扩散

法国工业革命

美国工业革命

德国工业革命

俄国工业革命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宪章运动

工人运动的发展

英国宪章运动的背景

宪章运动的兴起·第一次请愿书

全国宪章协会·第二次请愿书

宪章运动的最后阶段

第四节 科学社会主义、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二、第一国际

三、巴黎公社

 

第四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欧美的民族民主运动及改革运动

英国国会制度改革

俾斯麦与德国统一

意大利统一

俄国1861年改革

美国内战

自由主义思潮

从人权理论向自由主义演变

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学说

边沁的功利主义和穆勒的自由学说

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日本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背景

1867—1868年的革命

明治政府的建国三大政策

近代日中两国的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

第四节 资本主义入侵下的亚非拉诸国

一、中国被打开大门

二、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

三、朝鲜危机与外国资本的入侵

四、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

五、伊朗的衰落

六、埃及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七、资本主义入侵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八、资本主义入侵下的拉丁美洲诸国

 

第五章 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世界连结为整体

 

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

第二次工业革命

19世纪后30年资本主义的发展

垄断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垄断组织形成的原因及影响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向

一、政治发展的趋向

二、社会立法

三、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

四、欧美工人运动·第二国际

五、19世纪后30年的国际关系

第一节    列强过分世界的狂潮及亚非拉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一、亚洲诸国

二、非洲

三、拉丁美洲

 

结语   世界联系为一个整体

 

 

 

 

 

 

 

 

 

 

 

导论

一、什么是世界近代史？

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是承世界现代史之前，启世界中世纪史之后，世界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断限从14、15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到20世纪初。

根据我们给世界近代史下的定义，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但是，在史学界长期存在对于世界近代史范畴上的不同看法和认识。

二、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主线问题

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界基本认可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是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残余的斗争；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换句话说，就是阶级斗争史。这种传统观点随着众多学术流派的出现及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基本上已经被抛弃。但是，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主题到底应该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有的学者认为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部世界历史从分散、孤立走向整体、密切联系的历史；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部人类从落后、野蛮步入现代化社会的历史，从本质上来说，世界近代史代表的是一种彻底的社会转型。具体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城市化、人的思想及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等等。这是典型的现代化理论。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世界近代史的开启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仅次于农业革命。也就是说自人类产生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两次革命：一次是农业革命；一次就是现代化的开启。

三、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和终点

国外流行的观点主要有四种：

1、 以1453年东罗马帝国（395—1453）灭亡，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2、 以1492年新航路的开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

3、以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4、大多数学者主张以14—16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作为世界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在国内，主要也有四种观点：

1、 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1566年开始的尼德兰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开始的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说，荷兰是“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标本国家。”              

2、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苏联在四十年代以后多持这种观点，解放后影响到我国。在80、90年代，我国学界基本流行这一观点，而且深刻影响到初高中一直到高校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3、 以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作为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分水岭。列宁首先在《打着别人的旗号》一文中持此说，以后斯大林也持这种观点，五十年代影响到我国一部分史学家。

4、以15世纪末16世纪初作为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阶段，而不具体固定某一个时间或事件为界限，以这一时期一系列发生的事件作为依据——新航路开辟、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及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现在学界基本流行这一观点。                 

四、世界近代史的分期

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分期，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1. 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划分，大致分为4个时期：
⑴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时期：（14～16世纪）
⑵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18世纪）
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时期：（19世纪上半期～中期）
⑷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

2. 以生产力的发展划分，大致分为3个时期：（参考教材绪论第3页）
⑴工场手工业时期：
 （14、15世纪手工工场出现～英国工业革命前夕）
⑵蒸汽机时代：
 （英国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夕）
⑶电气化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前）

3. 以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划分，大致分为
⑴.早期资本主义：14～18世纪上半期
⑵.自由资本主义：18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
⑶.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世界近代史的终点学界也存在一些争论，这个问题与世界现代史的起点联系在一起。我们中国传统的观点是把俄国十月革命视为现代史的开端，同时也是近代史结束的标志。但是，现在学界基本流行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现代史的开端，而不再指定一个具体的事件，如一战、十月革命等等。

五、世界近代史主要内容：三方面。
⑴资本主义发展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全面战胜封建主义，并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⑵共运史：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⑶民族解放运动史：被压迫民族反抗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斗争；

六、世界近代史的四种基本矛盾：
⑴.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矛盾；
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⑶.资本主义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矛盾；
⑷.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

七、在学习中要特别注意学习方法，为此提出以下要求：

1、结合课堂教学，抓紧自学，把博览与精读相结合。在自学过程中作好读书笔记和读书卡片，以积累资料、掌握所学内容，为今后的学习打好基础。

2、注意掌握世界近代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及其重点、难点，注意这些事件与整个世界历史的相互影响。学会历史比较法的运用，把世界近代史的学习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统一起来。

3、留心史学研究，特别是世界近代史研究的动态，掌握最新情报，使自己的世界近代史知识紧跟史学发展的步伐。

4、学好外语。这是进一步学习和掌握乃至研究世界近代史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之一。

5、重视课堂教学，作好课堂笔记。

八、世界近代史学习参考书：

1、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2、刘祚昌等主编：《世界通史·近代卷》人民出版社。

3、王荣堂主编：《世界近代史》上、下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4、苏州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5、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6、林举岱等主编《世界近代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7、齐世荣、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选集》（近代部分）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第一章  近代文明的崛起

 

本章导言：14—16世纪世界的时代特征

总体特征：封建制解体，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人类历史开始向近代迈进。西欧文明从边缘走向中心，其代表的并不是一种传统的文明，而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它体现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一种全面的社会转型。

1、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并迅速发展。

2、政治上：封建制解体，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开始确立。 新兴资产阶级掀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封建天主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以荷兰的尼德兰革命为标志，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全面的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3、对外关系上：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活动的进行，世界各地区间相对隔绝的状态开始被打破，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逐渐融合为统一的人类历史,全球化进程启动；
    4、国际格局上：亚洲逐渐落后于西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中心开始转移，逐渐形成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东欧诸国、西亚伊斯兰诸国、南亚印度、东亚中国和日本，在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转折时期，都还不曾出现类似上述西方的变革。明代中国正由盛转衰，郑和西航不但后继无人，而且也绝不能引发商业革命。印度莫卧儿帝国虽方兴未艾，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虽正处于全盛期，但从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也还看不出新时代的征兆。
    5、思想文化上：人文主义思潮崛起，冲破神学蒙昧主义的束缚，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和唯物主义科学研究方法推广。

第一节 14—15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一、产生的原因

1、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根本原因。到14、15世纪，不论是农业、手工业、采矿业中都普遍采用新技术，如农业中的轮作制，水轮、畜力在手工业及采矿业中的广泛应用等，使得西欧此时的生产水平出现质的飞跃。

2、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经济结构变化。生产力的提高是在分工日益细化的基础上实现的，为了提高效率，雇佣工人已经被要求长期从事一种工序，如纺织工人中，织布的仅从事织布一种工序，染布的也仅从事染布一种工序等。分工的细化对提高生产效率大为帮助。这一时期西欧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农业比重下降，工商业比重上升，人口就业比例也相应地出现变动。
   3、商品经济发展，市场扩大。到14、15世纪，西欧封建割据局面有了较大变化，小国林立局面逐渐消失，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开始形成君主专制国家，首先在国内实现了政令统一，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使得中世纪重重关卡的局面有了很大改观，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条件。
   4、小生产者分化，商业资本推动。日益繁荣的贸易获得使得一些商人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开始投资生产领域，少数善于经营的商人上升为早期的资本家，而大多数人成为雇佣工人，这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

二、主要表现

手工工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新航路开辟之前，西欧主要有两个贸易圈：一是地中海贸易圈，这使得意大利的城市受益，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是代表性的城市；二是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圈，这使得德国城市受益颇多，像汉堡、吕贝克等等。在这些城市，出现了分散的手工工场和集中的手工工场。
  手工工场产生的两种主要途径：一是由富裕的作坊主（师傅），采用雇佣剥削方式，成为资本家；他们雇佣的学徒、帮工成为雇佣劳动者；二是商人打入生产领域，成为包买主资本家，小生产者成为领取记件工资的雇佣工人。

存在两种类型的手工工场：一种是分散的手工工场；一种就是集中的手工工场。

三、影响
1、经济领域：手工工场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自然经济解体；
2、阶级关系：新兴资产阶级形成；早期无产者出现；
3、海外活动：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性、开放性，促使西欧人探索新航路和殖民活动；
4、意识形态：新兴资产阶级掀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生产方式的不同点
1、生产要素上：封建经济主要依靠土地和体力劳动者；资本主义经济主要依靠科技、资本、市场、原料和熟练劳动力；
2、形式上：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表现为重农抑商；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表现为重商主义；
3、生产目的上：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生产主要是满足自身需要；资本主义经济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主要为交换而生产；
4、生产关系上：农民和地主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地主占有农民的大部分劳动成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
5、封建经济是组织者和生产者长期固定于土地之上，带有因循守旧，封闭落后的特征；而资本主义经济是扩张性、开放性经济，推动对外扩张，具有开放创新的特点。

五、我国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与欧洲商品经济发展的相同点、中国没有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原因：
1、商品经济发展的相同点：
  都出现大批新兴商业城市；贸易都在商品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交通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的规模和水平都较高；
2、中国没有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原因：
  中国对海外原料和商品的依赖程度小，没有形成海外扩张的欲望；自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了手工工场的发展；文化专制，八股取士、文字狱等使知识分子脱离了实践，培养不出务实的科技人才；闭关政策，阻碍了中西文化交流；反封建民主思想没有形成社会思潮，缺乏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民主政治环境，根本上是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阻碍；

第二节 文艺复兴

一、有关文艺复兴的概念和理论问题

1.  概念：
  文艺复兴是指14～17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文学、艺术、思想和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广义上还包括政治、经济）。是欧洲各国新兴资产阶级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封建斗争。由于打着复兴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所以称“文艺复兴”。

2.  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兴起的主要原因：
⑴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要求弘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
⑵以神学为主导的欧洲思想文化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反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摧毁教会的神学世界观，铲除维护封建制度的各种传统观念；
⑶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印刷术传入欧洲，对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和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3.  文艺复兴首先从意大利兴起的原因：
⑴意大利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要求摧毁教会的神学世界观，铲除维护封建制度的各种传统观念；
⑵意大利较多保留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以及人才众多；

4.  指导思想：人文主义。
⑴.人文主义的主要内容：
 ①.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可贵；
 ②.反对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提倡人们现世生活的享乐；
 ③.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束缚和封建等级观念，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
 ④.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推崇人的经验和理性，提倡认识自然，征服自然，造福人生；
⑵.核心思想：
  肯定人，注重人性，要求把人、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
⑶.人文主义的历史作用：
  人文主义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思想武器；
⑷.人文主义的局限：
  把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特性看作全人类普遍的人性，掩盖了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对立；对人文主义的过分推崇，造成个人私欲的膨胀、泛滥和社会混乱；

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滥觞于意大利，这并非偶然，因为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一些城市共和国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有雄厚的财力。这就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物质环境。其次，定居于这些富裕城市中的，有不少博学多识的学者，对古代罗马文化深感兴趣。意大利有一个独特的文化环境，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古代罗马的建筑遗址。

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彼特拉克擅长十四行体的抒情诗。他的《歌集》歌颂了对恋人劳拉的爱情，摆脱了教会的禁欲主义的束缚，表现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薄伽丘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十日谈》。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也充分表现了人文主义精神。乔托（1267—1337 年）是这一方面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他第一个与神学思想支配下的艺术模式决裂，打破了中世纪的绘画传统，为近代现实主义绘画开辟了道路，被称为“欧洲绘画之父”。代表作是《圣母像》，驰名至今，画面充满欢乐情调，圣母面容带有农家妇女的特征。

     16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全盛时期。如果说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只缺少了一个中心，而15 世纪佛罗伦萨成为这样的中心的话，那么到16 世纪初这个中心已转移到罗马。这与教皇对于艺术的保护有很大关系。这个时期的教皇都热心于保护罗马帝国的遗迹，喜用壮丽的教堂及美轮美奂的宫殿来装点罗马城。为此，教会便不得不向世俗的爱好让步，向人文主义艺术家提供发扬才智的机会和条件。全盛期文艺复兴的三位伟大代表都是艺术家，他们是达•芬奇、米开兰基罗和拉斐尔，被称为“美术三杰”。

达芬奇的代表作品是《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米开兰基罗所做雕像以豪放、刚健、雄伟的人体美为特征。他的大理石雕像《大卫》、《摩西》被认为是近代雕刻的最高成就。米开兰基罗的绘画杰作有罗马西斯丁教堂天顶壁画《创世纪》和墙壁上的祭坛画《末日的审判》。

拉斐尔（1483—1520 年）是与米开兰基罗并世的著名画家和建筑家。他博采众家之长，融合了意大利艺术的精华，形成了秀美、典雅、和谐、明朗的艺术风格。他一生创作了300 多幅作品，以所绘多幅圣母像为世著称，美术史上称为“画圣”。其中最著名的有《花园中的圣母》，以圣母侧身而坐，望着嬉戏的孩子为主要画面，线条柔和，形象优美。拉斐尔后期代表作品是《西斯丁圣母》，《雅典学院》塑造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等古代著名哲学家聚集一堂进行讨论的场面。

如果对米开兰基罗和拉斐尔这两位艺术大师加以比较的话，拉斐尔的绘画不如米开兰基罗有深度，尽管它着色细腻，看起来很有魅力。拉斐尔肖像清晰的面庞，具有女性的阴柔美；米开兰基罗肖像的容貌带有皱纹，有凹凸不平的鼻子及表明意志坚定的颚部，表现出一个撼人心弦的，甚至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头部形象。米开兰基罗的全部作品都宏伟富丽，在构思及技巧上都是无疵可寻的，从而是崇高的，感人的。因此，他不愧为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大师。而和他比起来，拉斐尔则稍逊一筹。

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1469—1527 年）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律师家庭。《君主论》主要论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本领和条件，应该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马基雅维里特别重视权术，主张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使背信弃义，也在所不惜。他认为，争雄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遵循法律，另一种是凭借暴力。前者是人的方法，后者是兽的方法。为君者必须二者兼擅。既然君主不能不懂得如何行若野兽，他就得效法狐狸和狮子。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政治归根结底是力量问题。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他直言不讳地否认在政治上讲求道德。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把“强权政治”的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把“道德”完全排除于政治之外。这与中国战国时代的韩非的法家理论相比，在反映时代的政治要求上真可谓异曲同工。马基雅维利最大的贡献是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以“人”的眼光研究政治学说，冲破了神权政治理论的桎梏。

比马基雅维里稍晚的另一位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康帕内拉（1568—1639 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长期在修道院工作。1598 年他组织了反对西班牙政治的秘密人民起义，因此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他在狱中写成《太阳城》一书，构想了空想社会主义制度。康帕内拉同莫尔一样，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社会邪恶的根源，必须彻底废除。书中的太阳城居民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一切产品和财富均为公有，由公职人员分配。太阳城20 岁以上的公民出席每月举行的民众大会，在会上每个人可以对国家官员的工作进行批评，大会有权提名和更换国家一般官员。太阳城的领导人是最高宗教祭司，称“太阳”，是德才最高的人，为终生任职，由他指定接班人。《太阳城》提出劳动光荣，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主张对儿童进行普遍的社会教育，对全体人民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以戒备敌

人，保卫国家。但是，“太阳城中民主制原则推行得不彻底，居民仍迷信宗教，相信灵魂不灭，实行人祭制度和公妻制，这些是康帕内拉学说中的糟粕。

三、西欧诸国的文艺复兴

15 世纪后期，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渐传播到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尼德兰等其他西欧国家。

出生于鹿特丹的埃拉斯谟（1466—1536 年）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富有影响的人文主义者。他发现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为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们曲解了，在教会的腐化中湮没了。埃拉斯谟编订的希腊文本《新约》圣经及其拉丁文新译，揭示并纠正了教会通用拉丁文本圣经中的许多错误，这就严重打击了教会解释教义的权威，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了深远影响。1509 年，埃拉斯谟写下了传世名作《愚颂》。他采用讽刺的手法，把“愚蠢”人格化，假“愚蠢”之口，对国王，教皇、主教、僧侣等的愚昧无知、贪婪欺诈、荒淫无耻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英国最早的人文主义作家是乔叟（1340—1400 年），他是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先驱。乔叟出身于富有的市民家庭，主要作品为《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 年）。他以一批从伦敦到坎特伯雷去朝圣的香客的旅行为线索，写成24 个短篇故事。这批香客中有骑士，侍从、地主、自耕农、贫苦农民、僧侣、修女、市民、商人、海员、大学生和手工业者等。作品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的外表、举止和精神面貌是14 世纪英国社会的画卷。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记和口头文学、骑士文学和宗教文学，有很大一部分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乔叟否定骑士式爱情，反对买卖婚姻，主张夫妻互敬互爱。故事讽刺了僧侣的虚伪，揭露教会对人民的压迫和金钱的罪恶，暴露了封建阶级尤其是教会的腐败，体现了反封建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乔叟的作品反映了市民的立场和情感，在人物塑造、叙事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他运用伦敦方言来写作，语言生动活泼；他是英语的奠基人之一。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以戏剧的成就为最大。16 世纪末，英国产生了几十个有成就的剧作家，其中以莎士比亚（1564—1616 年）最为杰出。莎士比亚出生于英格兰斯特拉福镇一个富裕市民家庭，20 多岁来到伦敦，开始舞台演出和创作生活。他在20 多年时间里写作了37 个剧本、2 首长诗和154 首十四行诗。莎士比亚的剧作展示了16 世纪至17 世纪初广阔的社会景观，表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世态。莎士比亚前后期作品的基调有所差别。17 世纪开始前他的作品基调是乐观的，所写9 部历史剧反映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表达了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希望实现开明君主统治。这个时期的悲、喜剧更多地表现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以“爱征服一切”为主题，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反映了爱情理想与封建偏见的冲突，赞美了青年纯真的爱情。《威尼斯商人》则描写了旧式高利贷商与新兴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揭露了高利贷者的贪婪。莎士比亚的悲剧是封建社会后期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剧作《哈姆莱特》以12 世纪丹麦史的一个复仇故事为主题。在悲剧的中心人物哈姆莱特身上注入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塑造了一个热爱人民也为人民爱戴的形象。这样一种悲剧的结局反映了人文主义者本身具有的软弱性。《李尔王》则描写了人文主义者向往的真正的爱、真诚理性和社会正义与权威的矛盾。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大都是写给他一个理想的情人的。他在表达爱情中流露出肯定生活，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情感。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文体上比彼特拉克前进了一步，改变了意大利的格式，按四、四、四、二编排，发展了十四行诗这一外来形式。

法国作家拉伯雷（1494—1553 年）写有长篇小说《巨人传》共5 部，以法国民间故事中祖孙三代巨人国王为主角，通过描写他们游历的故事，用浪漫主义和极其夸张的手法来塑造这三位巨人，表现人文主义的理想。拉伯雷批判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抨击教会靠“人类的罪过”过活，嘲笑愚昧无知的僧侣全然不懂自己所诵念的经文。拉伯雷主张个性解放，通过教育解放人的力量，依靠知识巨人改造现实社会。《巨人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教育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表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原则。

塞万提斯（1547—1616 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社会经历复杂。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以虚构的穷乡绅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游侠史，反映了16 至17世纪初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小说的主人公唐吉诃德是一个矛盾复杂的人物，梦想要按已经消逝的骑士传统行事，荒唐的行为却往往出于善良的动机。他自许做骑士就应当侠义为怀，应当锄强扶弱。但当他奋全身之勇，横矛猛击，受其冲击的却只是臆想的而非现实的敌人。骑士制度已经过时，他却要坚守这个制度下骑士立身的准则，这就是堂吉诃德的悲剧。正是由于这样的悲剧，堂吉诃德的形象也就成为文学上一个理想脱离现实、落后于历史的典型概括。

西欧诸国文艺复兴中出现的重要政治思想家有博丹和莫尔。博丹（1530—1596 年）曾任省议会议员和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著有《国家论》（6 卷）。他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众多的家庭为了共同的利益和防卫需要而最终结合起来，共同接受一个主权，即国家。他给国家下的定义是：“国家是主权力量对无数家庭及共同事务的公正处理，”国家是民族利益的集合整体。他认为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特征，“主权是一个国家绝对的和客观的权力”，主权不能分割，它具有不可转让性和永久性，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在博丹的国家理论中，国家主权是作为一种脱离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而出现的。国家主权包括不经任何人同意颁布法律的权力，宣战、媾和与缔约的权力，赦免权以及官吏任命权。这种国家权力既与统治者的权力相区别，也与臣民的权力相区别。这样，国家概念完全抽象化了。他认为政权可以通过不同形式来建立，它可以属于国王和一院制议会，也可以属于国王和两院制议会。博丹把法治的原则纳入国家定义中，认为国家应按法律来治理。他认为主权只是在国家政权活动范围内才是无限制的，它不适用于那些由神祇法和自然法，以及私有财产决定的先于国家存在的关系。博丹的政治思想包含有反封建主义的内容，他在强调君主拥有一切权力的同时，又附带说明君主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博丹的国家主权思想反映了欧洲民族国家正在形成的现实。

16 世纪的欧洲除了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外，还出现了最早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这便是以莫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托马斯•莫尔（1478—1535 年）出生于伦敦富裕市民家庭，就学于牛津大学，后入林肯法学院。早年以律师为职业，后被选入议会下院。1510 年担任伦敦市的副执行官，和人文主义者埃拉斯谟是挚友，受后者思想影响甚

深。莫尔的代表作为《乌托邦》（1515 年）。他在书中批判了英国现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认为“它们不过是富人假借国家的名义并在国家的招牌之下，为追逐一己私利而进行的某种阴谋而已。”又全面批判了当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认为私有财产是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而法律保护富人的利益，与正义毫无共同之处。莫尔在书中描绘了理想的社会制度“乌托邦”。乌托邦中实行生产资料公有，一切人都必须参加体力劳动，劳动时间不长，但可以保证得到一切必需品。社会实行民主政治，所有的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应当为人民利益工作并向人民报告工作。国家元首也由选举产生，重大问题由乌托邦全体居民讨论。这种社会结构的优点可以使居民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国家只需要很少的法律。莫尔同情劳动群众，在书中批判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思想史上第一次设想了共产主义蓝图。他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却找不到实现这种理想的社会阶级力量和现实的途径。莫尔博学多才，1518 年以后深受亨利八世的重任，先后担任了枢密顾问官、财政副大臣、下院议长和大法官。后因宗教改革问题与亨利八世发生严重分歧，被处死刑。

四、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

近代世界与古代和中世纪世界的重要区别之一，便是科学的重大作用。可以说，没有科学，便没有近代的世界。而科学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奠定基础的。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表现。因为人文主义意味着重视现世，重视发挥人的创造力，重视探索，重视科学实验。中世纪的学者们把自己关在哲学神学的象牙之塔里，很少关心自然界和科学实验。他们只是把依靠抽象推理得出来的理论看作真理。这种倾向妨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有助于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客观上为16、17 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这个时期天文学的发展是飞跃性的。中世纪以来为人们所公认的是托勒密的理论：地球居中央不动，日月星辰都围绕地球运行。首先推翻这个理论的便是哥白尼。

哥白尼（1473—1543 年），是一位波兰教士。他在年轻的时候旅居意大利，接受了文艺复兴气氛的熏陶。他对天文学甚感兴趣，孜孜不倦地从事天文学研究。他很早就相信太阳处在宇宙中央，而地球则作双重运动，即每天自转一周和每年绕太阳公转，但他迟迟不肯公开发表。他终于在他的主要著作《天体运行论》中公开了这个理论，但是这部著作在他逝世那一年（1543）才出版。哥白尼的这个发现引起了教会人士的震动，甚至新教领袖路德和加尔文也起来反对他。

开普勒（1571—1630 年）是德意志的学者，他本来是一位数学家，曾试图发现某种数学公式，藉以解释自然界形形色色的现象，结果失败了。但是他靠锲而不舍的毅力，在天文学上却取得伟大成就。他在1609 年发现了一条重要规律：行星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太阳居这个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他发现的这一条规律纠正了哥白尼的不甚确切的理论，因为哥白尼认为行星是沿圆形轨道运行的。开普勒还发现物体围绕运转的那个中心，是一个物体，而不是一个空间点。

继承哥白尼和开普勒的理论并且加以发扬光大的便是意大利的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1564—1642 年）。他接受了太阳中心体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观察和推论，在天文学和动力学方面完成了重要的发现。他兢兢业业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609 年他自制了一个望远镜，借助于这个望远镜他发现了银河是千千万万颗单个的星球集合成的。他观察到金星的周期性的盈亏现象。这种现象哥白尼曾推论出来过，但是只有伽利略通过观察证实了它。伽利略也观察到月球及其他星辰的表面形态及斑点。伽利略之所以能够作出如上的观察，完全依靠他所制造的望远镜。这种望远镜是荷兰人李伯希在1608 年发明的。

天文学上的这些新发现新理论，促使关于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人类又是地球的主人，宇宙万物都是为了人类生活这个“目的”而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但是，到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时代，天文学的新发现证明地球不过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一颗小小的卫星，在无限大的宇宙空间，地球不过是沧海中之一粟，这就使得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显得渺小多了。因此，“目的论”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这一点看来会有伤人类的自尊心，但是实际上却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成果，使人的自尊心复活了。

在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也有很大的进展。比利时医生维萨里（1514—1564 年）是近代解剖学的奠基人，他多年从事人的尸体解剖，根据解剖详细记载了人体构造，纠正了古希腊学者盖伦解剖学中的许多错误，对于近代医学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7 世纪初西班牙神学家塞维塔斯第一次发现了心肺之间的血液循环。但是，只有英国人哈维才创造了比

较完善的血液循环的理论（1628 年）。他根据实验研究，证实了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现象，阐明了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由于心脏的压力，血液才沿动脉流向全身，再沿静脉返回心脏，川流不息。

在其他科学方面也有了重大成果。吉尔伯特（1540—1603 年）在1600年发表了论磁体的巨著。雷文胡克（1632—1723 年）发现精细胞，又发现原生动物，即单细胞有机体，甚至发现了细菌。数学也有重要发展。第一篇代数论文在1494 年问世。1505 年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拉丁文译本出现。魏德曼发明了正负符号。更重要的是卡丹在代数和几何学上作出的贡献。他的“Ars Magna”（伟大的艺术）在1545 年问世，它首先讨论了三次方程式、四次方程式。维尔特和斯泰文两人首先使用小数点。

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几位卓越的科学思想家。布鲁诺（1548—1600 年）是意大利唯物论和无神论者，是反对宗教蒙昧主义的伟大思想家。他早年攻读神学，获神学博士学位，后来接受了唯物主义思想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怀疑基督教教义，因而被革除教籍，在瑞士、法国、英国和德国到处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1593 年他为宗教裁判所逮捕，

1600 年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布鲁诺热情地阐述和捍卫哥白尼的学说，提出宇宙无限性和统一性的新理论，认为宇宙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无限的，没有固定的中心，也没有界限。他提出了太阳和恒星绕轴运转的猜测。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应当依据科学的实验，抛弃经院哲学中那些僵死的定义，重视经验知识。布鲁诺有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最大和最小是对立的统一。他强调物质和形式不可分割。以及物质的不可创造性。但他没有彻底抛弃神的概念，相信自然界普遍存在灵魂的泛神论。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 年）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他23 岁就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1617 年任掌玺大臣，1618 年当了大法官。晚年他专心致志从事著述。培根的重要著作有《崇学论》和《新工具》。他特别重视知识，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认为人类借助科学发现和发明，就有驾驭自然的力量。他反对唯心主义和经院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由分子构成，并且是有规律地运动着的。但是同时他又提出“二重真理”论，把真理分成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主张作为理性真理的科学与作为启示真理的神学互不干扰，这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作为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培根提出了归纳法。古代及中世纪的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工作中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即演绎法。演绎法就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方法。以某种普遍原则作为前提，然后通过逻辑推理从这个前提引伸出结论。滥用演绎法妨碍了科学的创造发明。培根提倡的归纳法，要求在制定一种普遍原理之前，必须小心认真地观察事实，然后从观察所得的材料中归纳出一条原则。培根的归纳法可以成为演绎法的重要补充，从而使科学方法臻于完善。

勒内•笛卡儿（1596—1650 年）是法国人，他既是哲学家，又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生理学家。他曾经在尼德兰、巴伐利亚、匈牙利的军队中服务，并且作为巴伐利亚的雇佣军参加过三十年战争。他善于思考和求索，据他自己讲，在1619—1620 年的寒冷的冬天他躲到一个农家的烘房里呆了一天从事冥想。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他特别反对经院哲学，主张怀疑一切。但是他提出“我思故我在”

的原则，认为不能怀疑以“思维”为其属性的、独立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并且论证了以“广延”为其属性的、独立的“物质实体”的存在。他主张以上两种实体都是“有限实体”，并且把二者并列，这说明在本体论上他是一个典型的二元论者。而且他还证明“无限实体”即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是“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的原因。但是，他终生坚持相信科学不应该依据于书本，而应依据对于事实的观察。他指着他即将解剖的一筐兔子告诉一位访问者说：“这里便是我的书籍”。他的两部著作《方法论》（1637 年）和《哲学原理》（1644 年）阐明了科学方法。观察和思考是他提出来的新的科学方法的两大原则。

五、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向未知的物质世界的进军的话，那么文艺复兴则是人类向未知的精神世界的进军，是在精神世界中进行的探索。这个探索在文学、艺术、政治思想及自然科学领域内创造了丰硕的成果。

文艺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促使欧洲人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在于人的觉醒，在于人们把重点从来世转移到现世。它唤醒了人们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的精神，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必须看到，文艺复兴之所以发挥这样重大的作用，也是与欧洲印刷术的进步分不开的。大约在1450 年左右德意志的美因兹人约翰•古腾堡开始用活字版印刷书籍。1465 年，另外两个德意志人瑞因海姆和帕纳兹在意大利创办一家活字版印刷厂。1470 年还有三个德意志人在法国的索尔本建成一个活字版印刷厂。活字版印刷术在1477 年传到伦敦，在1499 年又传到马德里。可见在欧洲最早使用活字印刷术的是德意志人。但是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权应该属于中国。据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毕昇在宋代庆历年间发明活字排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既经济，又方便。显而易见，德意志的活字版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去的，尽管西方书刊一般对此避而不谈。采用活字版印刷术，既可以大量印书，又可以降低书价，对于普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及著作起了巨大作用。

文艺复兴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在欧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第一，它把人们主要是有教养的人们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发扬了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的精神。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

第二，虽然文艺复兴在哲学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这就为17、18 及19 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来的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无价的瑰宝，永放光芒。

第四，文艺复兴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它之打破经院哲学的统一局面，使得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其中有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为后来的“自然权利学说”、“社会契约论”、“人民的革命权利”、“人民主权”以及“三权分立”等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

然而，文艺复兴也不免有一些缺陷。首先，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文人和学者们虽然大力表现和发扬人文主义精神，认识和揭露天主教会和教皇的腐朽、罪恶，但是他们还是乐于接受教皇及教会的保护和豢养，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而不愿走上宗教改革的道路。其次，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把在古代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落后的东西保留下来，如魔法、巫术和占星术等等。

 

第三节 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

 

地理大发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与它同时或前后发生的，在西方还有两大运动，一是文艺复兴运动（14—17 世纪初），另一是宗教改革运动（1520—1570 年）。这三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地理大发现及宗教改革的发生都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文艺复兴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进取精神，而地理大发现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完成的。文艺复兴也推动了宗教的改革：人文主义者之谴责天主教教会的黑暗腐败，为

宗教改革派提供了攻击天主教的论据，人文主义者之研究《圣经》的原文及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也为新教教义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而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及宗教改革，又各从不同的方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鸣锣开道：地理大发现为资产阶级开辟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文艺复兴向资产阶级注入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宗教改革为资产阶级在欧洲不少国家推倒了作为封建势力顽固堡垒的天主教教会的统治，并且为资产阶级锻炼了象加尔文教那样的精神武器。

一、            原因

1、经济根源：欧洲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要求扩大对外市场。

欧洲人在饮食上离不开香料，而香料就是从东南亚运去的。欧洲对外贸易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的贸易。这项贸易到13 世纪末有很大的发展，从东方辗转输入的商品比12世纪初增长10 倍，其中主要是香料（丁香、肉桂、胡椒等）、樟脑、檀香、丝绸、宝石、布匹等等。这些商品在欧洲市场上最受欢迎，价格昂贵。贩运这些商品，获利不止数倍。
   对黄金的追求，是另一经济动因，实际上是主要动力。1500 年左右，欧洲商品货币经济日益发展，货币成了普遍的交换手段。封建贵族用货币购买奢侈品，农民也用货币交纳地租。商人和手工工场主需要更多的货币以便扩大经营，而黄金是最贵重的交换手段，有了它就有了一切，人人都渴望黄金。哥伦布对黄金着了迷，他说过：“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了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
    2、精神动因：传播基督教是推动西欧人向海外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基督教与欧亚其他广泛传播的宗教相比，更多地渗透着普救主义。它从一开始就以博爱人类为教旨，并以全人类的宗教自命，因而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为了普及基督教，即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这种近似好战的传教精神，在与几乎具有同一精神的穆斯林势力长期对峙中日益滋长。十字军的多次东侵，就是受这种精神鼓舞的。从中世纪以来，在西欧还流行一个传说：祭司王约翰是东方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君主。西欧的基督徒梦想和这位君主建立联盟，以便共同攻打穆斯林的势力。热心于航海事业的葡萄牙亨利王子的动机除了企图夺取香料贸易之外，便是与东方的祭司王约翰联盟，发动一次新十字军运动，传播基督福音于全世界。1500 年前后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们之从事于海上冒险活动的动机之一，便是宏扬基督教于海外诸国。

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也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按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思想，人们最关心的不应是现世，而是来世，是死后上天堂。天主教还认为人生而有罪，但禁欲苦行，可以赎罪。文艺复兴运动扫荡了这种神学观念。人文主义者讴歌现世生活，相信人的力量，认为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发挥自己的才能来创造幸福。人文主义思潮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个人进取精神，是海外冒险事业的一种思想动力。

3、《马可·波罗行记》关于东方财富的描述，在欧洲广泛流传，引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
  4、客观原因：商业危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后，控制了东西方通商要道，造成商业危机，促使西欧人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1453 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占领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克里木等地区，从而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不但帝国军队肆意抢劫商旅，而且帝国当局还规定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这实际上等于堵死了这一条重要的商路。结果，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商人很自然地渴望另辟一条通往东方的商路。

二、条件
1、造船、航海技术提高，天文地理知识进步，为远洋航行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1500 年以前的300 年间，欧洲船舶平均每艘的吨数增大四倍，载重量只有150—200 吨的脆弱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让位于载重600—800 吨的圆形船体的帆船。到13 世纪已在船尾安装了舵，中国发明的罗盘针也已于12 世纪末13 世纪初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这大大提高了航行的效率。14 世纪葡萄牙人改造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因而加快了航行的速度。这样，船身增大了，速度加快了，操纵也更加灵便了。改进了的帆船又可减少100—200 个划手，相应地减少了为这么多人载运的粮食，因而也更经济了。此外，1485 年葡萄牙人第一次使用星盘，不久又为更廉价的象限仪所代替。这是确定经度所必需的仪器。早在14 世纪西欧绘制地图的技术已相当发达了，开始出现标明海岸线及港口位置的航海图。在造船技术方面，葡萄牙人走在最前面，能建造多桅大船，在中间主桅上挂上更多的帆，适应不同的风向及海流。到1500 年为止，西欧人已经能建造结构结实、船身更大的海船。强大的龙骨、坚实的肋骨、双橡木船壳板——这一切足以经受住重炮发射时的反跳。航海技术的改进，为地理大发现及西欧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个时候，人们日益相信托勒密地圆说的正确，相信通过西方航行也可到达东方。

2、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15 世纪欧洲人在陆战中已使用大型大炮。这种大型大炮太笨重，无法把它运上军舰，更无法把它架设在军舰上发射炮弹。16 世纪20 年代，西欧发展了重量体积小、射程远的铸炮技术，使得海战战术也发生了变化。从甲板上短兵相接过渡到用大炮轰击敌舰。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使处于海外扩张期间的西欧在海上占了优势，从而有可能控制联结各大洲的海洋。
   3、专制政府的支持。西欧诸国君权集中的专制制度形成于15—16世纪。作为从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过渡时期的政治上层建筑，专制制度与新兴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的。专制制度的形成和维持，要靠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支持，同时资产阶级也需要专制政府保护它的经济利益。专制政府支持发现新航路，支持海上发展，用海军保护本国航运业及海外贸易，有时不惜为此发动战争。16 世纪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是如此。她甚至投资于英国的海盗事业。

在西欧国家中，在海上探险方面走在最前头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两国都在大西洋沿岸，这个地理位置使它们先天地倾向于向海外发展。两个国家向海上发展的第一步是在15世纪先后攫取了距非洲西海岸不远的一字儿排开的四个群岛。葡萄牙占领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西班牙占领了加那利群岛。这四个群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得到这几个群岛作为海上据点之后，西、葡向海外发展更为积极。第二，两个国家都掌握航海技术，特别是葡萄牙。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他的绰号是：“航海家”，他做了许多工作，为葡萄牙的航海事业铺平了道路。他的业绩在于：使水手及造船技术的传统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从而改进葡萄牙船舶的航海性能。亨利王子曾积极筹划绕过非洲到东方的航路，他派一支接一支的探险队去勘察非洲西海岸。第三，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宗教热情特别强烈。这是在与伊斯兰教的斗争中形成的。他们过去长期处在外来穆斯林的统治和压迫之下，历时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把他们反对伊斯兰教的感情与虔信基督教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宏扬基督教的信念更加强烈而坚定。这种信念是推动他们积极寻求东方新航路的一种精神动力。
四、经过
1、欧洲从海上通往印度的航路。
    1）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航海到非洲南端好望角；1487 年，当巴索洛缪•迪亚士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遇到大风时，他的船失去控制，随风向南飘去，一连13 天不见陆地。当风力缓和下来时，迪亚斯让他的船向东方（因为他认为陆地是在东方）航行，但是不久他发现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越过了非洲南端而进入印度洋了。由于船员筋疲力尽，乃掉船回去。在归途中他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海角。迪亚斯回国后，葡萄牙王命名该海角为“好望角”。
    2）1497～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航海到达印度。达•伽马在1497 年7 月8 日率领四艘海船从葡萄牙启航。他具备一个好的条件，就是已知道“好望角”的纬度（这是迪亚斯在发现好望角时测定和记录下来的）。他不是靠近海岸航行，而是远离海岸，这样既无浅滩之险，海风又吹得强烈而均匀。他在安全地到达预定的纬度（即与好望角相同的纬度）时，便朝正东方向驶去，终于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航行。1498 年4 月，船队进入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在这里雇了一个阿拉伯水手引航，横渡印度洋，于5 月20 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亦称科泽科德）。达•伽马在印度出卖他从葡萄牙带来的商品——小型物件及毛织品之后，便买进胡椒、肉桂等东方物品，在1499 年9 月返回葡萄牙。这批货的卖价，为这次航海费用的60 倍。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完成从西欧绕非洲来到东方的航行，从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最短的海上航路。

当然，葡萄牙人开创这条新航路的目的是为了做买卖，所以他们决心垄断新航路上的全部贸易。为此，他们采取了野蛮的暴力手段。达•伽马在一次航行中洗劫了从麦加归来的非武装的阿拉伯商船。
     2、欧洲通往美洲的新航路。克利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 年）是意大利航海家，他在15 世纪晚期一心一意想寻找到东方去的新航路，并为此制定了一个海上探险计划。他计划从西欧出发一直向西航行，目的地是东方的中国、日本及印度。当时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的古代希腊人关于大地是一个球形的学说，在西方已经为不少人所知晓，但是关于地球之大小及陆地、海洋的距离，尚在茫昧臆测和估计之中。哥伦布的这个计划是建立在对于地球距离的错误估计上面的。他所依据的估计有二：第一是马可•波罗对于亚洲东西两端之间的距离及对于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距离的估计（他估计为1500 英里），而这两个估计都是错误的，因为估计得过多；第二是托勒密对于地球周围长度的估计，而这个估计又过小。他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从西欧经过大西洋到日本去的距离不足3000 英里，向西航行是西欧到亚洲去的捷径。而当时葡萄牙人根据精密的计算，正确地认为到东方去的最短途径是从西欧出发，绕非洲南端，然后折向东北方向航行。因此，当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王室提出他的航行计划时，遭到了拒绝。两年后，哥伦布出现在西班牙宫廷中，经过他的再三恳求，女王伊萨贝拉由于对于地理的无知，终于接受了他的计划，答应向他提供人力物力。这里出现一个既饶有兴味又耐人深思的历史“假若”的问题：幸亏哥伦布作了错误的估计，假若他

估计正确的话，他一定不会向西航行，从而也就一定发现不了美洲新大陆。历史的客观后果，往往是超越身当其事的历史人物的估计。

1492 年8 月3 日，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从西班牙的巴罗斯启航，船员中有可靠的水手和有能力有经验的军官。9 月6 日离开加那利群岛，扬帆出海。幸而一路上都是顺风，航行得很顺利，但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一周一周地过去，所见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波涛浩淼的大洋，连陆地的影子都看不到。水手们越来越不安。为了安慰大家，哥伦布向他们谎报了航行的距离。 10 月7 日看到飞鸟了，但仍不见陆地。甚至连哥伦布自己也发愁了，因为按照他的计算，已经应该到达日本了。10 月9 日他向众人表示如果在三天内仍看不到陆地，就转回去。但是就在这几乎绝望的时刻，船上的守望者突然发现远远的水天相接处有一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原来是一个海岛（这属于巴哈马群岛），大家高兴得犹如绝处逢生，一同舍舟登岸。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的时刻，因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也就打开了新旧大陆之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闭塞。但是哥伦布到逝世前，一直相信这是亚洲的一个海岛，他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哥伦布在离开圣•萨尔瓦多后，继续航行，又来到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然后返航回西班牙。这是他第一次航行。西班牙君主热心支持哥伦布的航海事业，又拿出大量资金，帮助他继续进行远征。

1493 年，哥伦布率领一支大舰队，又离开西班牙扬帆出海。这个舰队有三桅船、轻帆船和双桅船，总共17 艘。参加远航的1200 人中，有教士、军人、工匠及农夫。舰队也运载一些农业用品（农具、种籽、牲畜等）。这次航行的直接目的不是开辟新的贸易市场，也不是征服东方的王国，而是到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定居，建立一个既采矿又从事农业的殖民地，并且以这个殖民地为基地到中国及印度去。这一次到美洲后，伊斯帕尼奥拉殖民地是建立起来了，他当了第一任总督。但是这个殖民地始终没有兴旺起来，主要是因为哥伦布缺乏管理的才能，尽管他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1498 年他又进行第三次远航，当他到达伊斯帕尼奥拉时，这里发生骚乱，但是他没有用武力镇压，而是向举行骚乱的西班牙移民让步：把岛上的印第安人分给这些移民充当奴仆和庄园劳工。这种分派劳役制后来稍加修改，便在西属西印度群岛普遍地建立起来。哥伦布虽然作了让步，心怀不满的西班牙人在回国后仍把他的统治说成是暴政。1499 年，西班牙国王委派新的总督博瓦迪利亚去代替哥伦布。新总督上任后，把哥伦布遣送回国。但是国王不久又恢复了对他的信任，1502 年又派他作第四次远征。他沿着美洲大陆进行探查，经过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但还是看不到中国的影子。在回西班牙后，他失去了西班牙王的信任，在1506 年郁郁去世。

3、环球航行（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返回欧洲）：
   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在西班牙王室支持下率船队进行环球航行，麦哲伦船队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返回欧洲。

麦哲伦是公认的伟大航海家，只能说他见识与能力非凡，并不说明其动机伟大。相反，当时包括麦哲伦在内的所有冒险家都只是为了不择手段的赚钱。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在这样一种动机中启动的，这应该引起世人沉思。

麦哲伦航行的背景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外扩张中愈演愈烈的争夺。当哥伦布在第一次探险中发现美洲后回到西班牙时（当时他相信他所到达的地方就是印度），西班牙宫廷害怕葡萄牙和它争夺这个新发现的“印度”，便要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承认西班牙对于这块土地的主权。1493 年5月4 日教皇确定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 里格（约等于3 英里）的子午线为分界线，并且把该线以西的一切土地都划归西班牙，该线以东的一切土地都划归葡萄牙。1494 年，西、葡两国又缔结托得西拉斯条约，把这条线向西移动270 里格。当时西班牙人认为自己在这个条约中占了便宜，相信到印度去的航路是在西方。但是实际上这条分界线使得葡萄牙人取得了绕非洲到印度去的航路上的所有据点。葡萄牙人之独占绕非洲去东方的航路上的贸易及他们所获得的惊人的利润，使得其他国家艳羡不已，特别是西班牙。

西班牙人对于葡萄牙垄断东西贸易（特别是贩运香料）一事垂涎三尺。他们声称托得西拉斯条约所定的分界线是围绕全球一周的，所以他们在派麦哲伦去探险时，是希望他能够在分界线的西班牙一侧找到生产香料的岛屿。麦哲伦的远征是一个空前的壮举。他在1519 年9 月20 日从西班牙圣卢卡尔港出发，一共有五艘船，每艘约100 吨。船队渡过大西洋，翌年3 月抵达南美巴塔哥尼亚。但是在这里停留期间发生船员哗变，麦哲伦勉强把它平息下去。5 月中旬，一艘船在探航中沉没。10 月，船队到达后来以麦哲伦命名的海峡。船队通过海峡时遇上了狂风暴雨，用一个多月时间才穿过海峡进入新的大洋。11 月初，另一艘船离开船队驶返西班牙。麦哲伦率其余三艘船沿智利海岸航行，在到达北纬50 度的地方折向西北前进。在以后的80天内只看到两座无人居住的荒岛。1521 年3 月6 日到达一个海岛（可能是关岛），在岛上补充了食品。同月16 日到达菲律宾。为了占领这块新发现的土地，麦哲伦干预了诸岛的内讧，他在攻打马克坦岛的战斗中，被当地人杀死。其余船员乘两艘船在当地水手的帮助下绕过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北端抵婆罗乃（今文莱首府斯里巴加湾市），不久驶抵香料岛（今马鲁古群岛）。这是1521 年11 月的事。他们在这里遇到了驻在当地的葡萄牙人的袭击，但仍得到了大量的香料，在新推选的船长第•卡诺率领下，经南印度洋驶向非洲南端。途中一艘船被葡萄牙人掠去，剩下的一艘船“维多利亚”号历尽艰险，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驶返西班牙。1522 年9 月6 日当该船回到圣卢卡尔港时，船员仅剩18 人。但是船上的香料很值钱，足够全程的费用。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绕全球一周的航行，历时三年。

【△.新航路的含义：不同于传统的商路，指的是从欧洲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到达东方，或从欧洲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到达东方的海上航路；】

五、  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1、引起商业革命：

世界市场的扩大，流通商品增多，商业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到大西洋；使世界联成一体，全球经济一体化开始形成。

新航路开辟之后，新的产品出现在各国市场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洲特产传播到欧亚大陆。美洲许多农产品是欧亚非诸国人民从未见过的。如玉米，地理大发现后很快传到中国西南部、非洲及东南欧。马铃薯、菸草、可可等美洲特产，也传到亚欧非诸洲。非洲所产的咖啡传到欧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而同时，旧大陆的动植物也跟随早期移民者传播到新大陆。
2、引起价格革命。

美洲的白银大量涌进欧洲，引起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这在历史上称为“价格革命”。白银首先流进西班牙，再从西班牙流向热那亚，最后甚至流入奥斯曼帝国。在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向东流动时，它所经过的地方必然发生下述现象：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出现伪币，投机活跃。在一个世纪之内，西班牙的物价上升四倍以上。欧洲其它国家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程度，但是这个价格革命却打乱了传统的经济关系。从事商业的人发了大财，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愈益增长，有固定地租收入的封建地主的地位削弱了。这在英国成为推进圈地运动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价格革命”中，粮食上涨最为显著，生产粮食变得有利可图。这也是推动中欧（特别是东普鲁士）出现“农奴制再版”的重要原因之一。商业革命、价格革命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3、证明了地圆学说的正确，纠正并丰富了人们对世界各地的了解。

新航路开辟之前，关于地球是圆形的问题仅仅停留在推测的程度上，人们对所处世界的认识依然存在大量谬误。但是新航路开辟之后，整个地球的外形弄清楚了，接近真实的世界地图也制成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在不同的程度上被摸清了，如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南美的太平洋沿岸，非洲的整个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这为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奠定了基础。

4、殖民活动开始。西欧殖民者的殖民活动，一方面给亚非拉人民带来灾难，另一方面掠夺的财富运往欧洲，成为资本原始积累重要手段，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
5、打破了世界各地区相对隔绝状态，促进了世界各地的联系；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逐渐融合为一部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人类历史，世界整体化进程启动。

六、新航路开辟与郑和下西洋的差异
1、目的和动机不同：郑和下西洋以政治目的为主，是为扩大明朝影响；新航路开辟以经济目的为主，是为了掠夺金银财富；
2、规模不同：郑和船队船多、船大、人多，超过新航路活动；
3、性质不同：郑和船队是各国友好使者，而新航路开辟伴随着殖民扩张活动；
4、结果影响不同：郑和下西洋给明朝造成巨大负担，国力衰退，航海活动结束；新航路开辟后，殖民活动不断扩大，世界联成一体，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形成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两者的经济基础不同。）

七、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殖民征服

 

欧洲的殖民征服基本分为三个阶段：15、16世纪西、葡占主导；17世纪荷兰占主导；17世纪中后期英荷、英法争夺，英国先后打败荷兰和法国，18世纪中期英国取得殖民霸权。
    各国国情不同，殖民扩张方式各异：
 ①葡萄牙主要在亚非扩张，在美洲占有巴西，以侵占军事据点为主，同时垄断商路、建立商站、进行欺诈性贸易，掠取大量财富；
 ②西班牙主要在美洲扩张，也占有菲律宾，以掠夺金银为主要目的，以种族灭绝为主要方式，开始黑奴贸易；
 ③荷兰以全球为扩张范围，以不平等的海外贸易为主要手段；
 ④英国的扩张方式为建立贸易公司，侵占商品市场，从事海外贸易，并大量移民海外殖民地；
 ⑤法国扩张中带有以强占地域为主要目标的特点；
 ⑥俄国以侵吞周边国家和地区领土为主要目标；

 

葡萄牙人从15 世纪起就在非洲西海岸的几内亚、刚果、安哥拉等地设立了许多据点。16 世纪初，葡萄牙又占领了东非海岸的莫桑比克、索法拉、基尔瓦等地，并把这些据点作为从西欧到达东方这条航线上的补给站。为了控制绕非洲到印度的航路，葡萄牙夺取了作为红海和波斯湾锁钥的索科特拉岛和霍尔木兹岛。1509 年，葡萄牙人在阿拉伯海的第乌港附近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穆斯林舰队，进而确立了印度洋上的海上霸权。为了控制印度，夺取卡利卡特的企图虽然失败了，但却于1510年攻占了果阿，建立自己在东方的殖民总部。接着入侵了锡兰（今斯里兰卡）。1511 年，它夺去了马六甲，这是通往东南亚的交通咽喉。后来，葡萄牙人继续侵占了印度西海岸的第乌、达曼及孟买。此外，还在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及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建立商站。在中国又夺取澳门，作为经营东亚贸易的中心。

随着葡萄牙东方贸易帝国的创立，往日与印度进行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和威尼斯商人的地位逐步下降。这个帝国由少数岛屿和散布于绕非洲去东方的航道上的沿海商埠组成，它们在战略上都是重要的据点。葡萄牙人依靠它们得以控制伸展在半个地球上的航路，保证了葡萄牙商船畅通无阻地往来于欧亚之间，而且在航路上每隔一定距离都有一个停泊处，以补充食物和修整船只。葡萄牙就这样成为垄断欧亚之间及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贸易的霸主。

为什么人口只有200 万的葡萄牙人能够入侵有高度文明的人力物力并不匮乏的亚洲诸国？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葡萄牙有强大的海军，特别是其战舰上的大炮及射击技术，是举世无敌的，能摧毁对方的舰只，这就使得葡萄牙人能打败阿拉伯商人的势力，从而控制了印度洋。第二，葡萄牙人征服的成功，也是由于利用印度内部的弱点。当葡萄牙人到来时，北印度正在被莫卧儿人征服，而莫卧儿人对商业又不感兴趣。而南印度，特别是马拉巴海

岸则处在互相争夺不已的印度地方势力的统治之下。但是葡萄牙人的力量也有其局限性，他们不擅长陆地作战，（人力有限），因而未能征服印度次大陆，他们只能控制沿海据点。

葡萄牙人也插手美洲新大陆，它入侵美洲是在1500 年。这一年葡萄牙国王派卡布拉尔率远征队准备去印度，但是途中在赤道海流的冲击下离开了航道，结果飘流到南美洲巴西登陆，于是巴西就成为葡萄牙的领地。

西班牙在海外建立的殖民地，要比葡萄牙的殖民地大得多，其主体部分在美洲新大陆。新大陆盛产金银，与东方香料有同等或更大的价值，因此西班牙便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这里。1564—1571 年对菲律宾群岛的入侵和征服，是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势力向太平洋西南角的延伸。1500—1518 年是对新大陆的探险时期，在这个时期，继西班牙人之后，西方各国派来的许多航海家在新大陆上到处探索。1519 年，西班牙贵族出身的赫南多•科泰斯离开十年前已被征服的古巴，去远征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阿兹特克帝国，这就开始了大陆殖民地征服的时期。科泰斯1519 年3 月在离今韦腊克鲁斯不远的大陆海岸登陆，率领的队伍只有600 人，携带少数小型炮及13 支步枪，16 匹马。为了表示决心，在登陆后他就凿沉了船只。科泰斯十分阴险狡诈。在与印第安人进行一些战斗后，他就和与阿兹特克帝国为敌的印第安人部落达成协议，得到他们的种种帮助，如供应粮食及人力等等。同时，他又诱使阿兹特克“皇帝”接待他进入“帝国”首都。乘这位皇帝不备之际，科泰斯背信弃义地擒获了他，作为人质。于是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个帝国。但是他毁坏印第安人寺庙的行为激起了印第安人的愤慨，他们于1520 年起义反抗。阿兹特克“皇帝”在战乱中被杀，科泰斯趁黑夜仓皇逃出首都。这次起义使他失去1/3 的人力及大部分辎重。但是和他结盟的印第安人继续援助他，古巴也派来增援部队。数日后，他带领800 名西班牙士兵，25000 印第安人，与阿兹特克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1521 年8月，阿兹特克残余的守城者终于被迫投降，阿兹特克帝国就这样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更残忍恶毒的是西班牙对于印加“帝国”的征服。西班牙征服者的首领是弗兰西斯科•皮萨罗，他从西班牙国王取得了侵占巴拿马以南太平洋沿岸的权利，并且事先就被封为秘鲁的统治者。1531 年，他和他的四个兄弟一道率领远征军入侵印加帝国。当时他只有180 人，大炮2 门，马2 匹，1532 年11 月15 日他的队伍到达卡贾马卡城。第二天印加的统治者阿塔华尔巴应皮萨罗的邀请前来赴会，后者却乘机抓住了这位手无寸铁的“皇帝”，当场屠

杀了“皇帝”的许多随从。这位“皇帝”被迫拿出大量赎金——22 英尺长17英尺宽的一间屋子里堆满7 英尺高的金银财宝。在夺取了这些财物后，皮萨罗背信弃义地杀死“皇帝”。在打败印第安人的抵抗后，皮萨罗进入“帝国”首都库斯科城大肆抢劫。这样，印加“帝国”也被西班牙人征服了。1535 年，在海岸建立了利马城，作为秘鲁的首府。

科泰斯和皮萨罗的征服鼓舞了西班牙的许多冒险家，他们也都通过阴谋、暴行以及欺骗等手段在各地建立西班牙的统治。到1550 年为止，西班牙已征服葡属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整个中美及北美一部分土地。1565 年西班牙又征服了佛罗里达，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

西班牙的征服者们多半是不通文墨的武人，他们恃强凌弱，在征服各地过程中，作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在完成征服后，他们个个都成为各霸一方的统治者，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西班牙政府不能容忍长久的混乱局面，决定委派官吏到美洲接管各个地方政府，由此建立一个严密的多层次的统治机构，以加强对美洲殖民帝国的控制和榨取。这个殖民帝国的最高机构是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设在西班牙本国，由国王密切监督。该委员会负责任命殖民地官吏，对殖民地事务行使总的管辖权。在美洲殖民地置两个总督管区，一为新西班牙总督管区，它包括北美所有的西班牙领土、西印度、委内瑞拉及东方的菲律宾，首府在墨西哥城；一

为秘鲁总督管区，它包括南美的全部西班牙领土，首府在利马。两个总督管区的首脑就是总督，拥有管区内军事、行政和司法的最高权力。

在西属殖民地上，畜牧业和农业也发展起来。大牧场使用印第安人劳动，这些印第安人实际沦为农奴。大种植园生产单一农作物，使用的是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奴隶。西班牙一开始就对美洲殖民帝国实行杀鸡取卵的短视的政策。它不象后来的英国，不知道怎样对北美殖民地实行那种有系统的榨取，也不知道怎样使殖民地成为宗主国的工业品市场和廉价原料供应地，而是一昧贪婪地搜刮美洲的金银财富。当然，这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一方面美洲有大量金银可采，另一方面西班牙国内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向殖民地提供工业品的水平。美洲金银的大量涌入，对工业发展也起了消极甚至破坏作用：金银数量的激增造成通货膨胀，工资上涨，工业成本随之昂贵，产品因而无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这样，美洲金银的榨取，与国内工业的落后形成恶性循环。同时，精力充沛的西班牙人都奔向美洲去做发财梦，相应地忽视了发展国内工业。

西班牙国内工业落后，再加上它的航运业落后，结果导致荷、英两国经济势力向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渗透。荷兰和英国这两个工业及航运业都日趋发达的国家，不但用自己的船只把自己的工业品向西属美洲殖民地输出，而且几乎垄断西属美洲工业品的进口，据计这类进口约有90％是由荷、英两国商船运往的。

在殖民地贸易方面，西班牙之所以在同荷、英两国角逐中相形见绌，是自食掠夺美洲的恶果。其原因主要在于：西班牙对于美洲殖民地的榨取，不仅没有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是巩固了日益落后的封建制度。在1600 年以后，当欧洲的近代化国家正在对特权、“绝对主义国家”、好战的教会、以权谋私、重视金银而忽视生产的理论和实际提出异议的时候，这些制度和态度却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更加强了。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终结了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

 

 

 

 

 

 

 

 

 

 

 

 

 

 

 

第四节 宗教改革

一、宗教改革的背景

16 世纪首先在德国爆发，随后迅速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是一次大规模的、意义深刻的社会政治运动。它由新兴资产阶级所发动，得到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强有力的响应，个别国家的君主大力支持，部分下级贵族也积极投入，对封建的天主教会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促使天主教会发生分裂，涌现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基督教新教派。

中世纪西欧的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它给封建制度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为封建统治辩护；天主教会也是各国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它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1/3；教会还是各国的特权组织，成了西欧国家实现政治统一的障碍。因此，恩格斯指出：“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第一，中世纪西欧的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受天主教的神学思想统治，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广大群众要求冲破封建神学思想体系的束缚，获得解放，这是16 世纪宗教改革发生的根本原因。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原罪”和“灵魂救赎”。所谓“原罪”就是认为人类的祖先犯了罪，人一生下来就有罪，是带着罪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由于人有罪，在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中宣传说，是救世主耶稣的流血牺牲，才在上帝面前替人赎了罪，凡是信仰上帝，跟随耶稣的都能得救，获得死后永生。这种原始教义经过历代神学家的延伸和发挥，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系统的天主教神学体系。在灵魂救赎的问题上，新约《圣经》记载的使徒保罗的“因信称义”，强调个人内心信仰的作用，后来的神学家在个人信仰之外，又加上了参加神圣的宗教礼仪和行“善功”，即所谓的“圣礼得救”“善功赎罪”。

圣礼有七种，又称七件圣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洗礼”、“忏悔礼”和“圣餐礼”。“洗礼”是为洗刷掉人们生前所犯的罪过；“忏悔礼”是为使犯了罪而又愿意悔悟的人得到赦免；“圣餐礼”是共同吃面饼和喝葡萄酒，作为吃喝耶稣的身体和血液而和耶稣基督连成一体。至于“善功”，其内容可以由教会作任何解释，13 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善功论发展完善，规定为三个内容，即遵守《圣经》上记载的十条诫命；接受新约《福音书》上所说的基督的“劝勉”，实行禁欲，过贫穷和独身的生活；履行“圣礼”，他说这是最重要的善功，它是使人获得上帝恩典的有效途径。人没有自救的能力，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绝无得救的可能。

“圣礼”是把上帝的恩典传授给人们的必不可少的媒介。而“圣礼”是必须由教士主持的，天主教会把“圣礼”说得越神圣、越重要，教会在拯救人的灵魂上作用就越大，教徒也随之越受教会的支配。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的权威就是靠帮助人们拯救灵魂而树立起来的。

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国家几乎人人信教，都是天主教徒，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犹太人除外。因此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和天主教会发生密切关系，思想和行动都受教会的监督和支配。天主教会对广大群众施行了严密的精神统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精神统治甚至比公开的镇压还要厉害，它是一种无形的压迫，一种潜在力，使群众不知不觉地屈服于教会的权威，也会置人于死地。

第二，早期异端教派的实践和思想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奠定基础。

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常常遇到来自反对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分子的攻击，首先发起挑战的是城市市民，而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先后成为群众反对封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的先锋。市民的挑战突出表现为12、13世纪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异端”，14 世纪英国的威克里夫运动和15 世纪捷克的胡司运动。阿尔比派异端攻击天主教会组织，反对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不信来世，不信神职人员的权威。威克里夫也不承认神甫是教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坚持《圣经》具有最高权威，是信仰的源泉，拒绝接受酒、饼是基督血肉之驱的化体说，并且提倡教士结婚等，得到市民的热烈支持，起来与教会对抗。威克里夫的许多主张后来传到捷克，被胡司所接受，广泛宣传，掀起了反教会的斗争。虽然“异端”分子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但是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了准备。

第三，罗马教廷的控制和各国实现教会民族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在西欧封建制度鼎盛时期，天主教会是巨大的国际中心，是封建统治的堡垒，当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时，世俗君主和人民群众同教会的冲突不可避免。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机构是罗马教廷，由住在罗马的部分枢机主教、教士和法律家组成。它的首脑——教皇掌握行政大权，他颁布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驳回，大主教、主教等神职由他任免，僧侣也归他管辖。最高立法机关是总委员会，在教皇的监督下制定教规，教规只有通过教皇批准才能生效。教皇还掌握了天主教世界的财权，各国教会每年要把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罗马教廷，供教皇支配，教皇领地的收入自然也归他掌管。教皇还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法官，接受各地的上诉，是各国之间纠纷的仲裁人。为了对付“异端”分子，教皇成立了“异端裁判所”，分布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尤其是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以残酷镇压反对者闻名于世。

西欧各国的天主教会都直接受罗马教廷支配，是“国中之国”。大主教、主教、神甫和僧侣都不受当地政府管辖，拒绝向世俗政权效忠。教会的财产又享受免税特权。各国天主教会还设立法庭，不但审判犯罪的教士，而且也审理世俗教徒的某些案件。教皇有权向各国派出特使，以监督他的训令在各国执行的情况。13 世纪，当教皇的权势发展到顶峰时，他甚至可以肆意干涉各国的内政，可以为神圣罗马皇帝加冕，可以将皇帝或国王放逐，并且可以

解除一国臣民对该国君主的效忠誓约，如果他认为某国的法律损害天主教会的利益，他也可以宣布该项法律无效，禁止人们服从。

但是，14、15 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欧的英、法、西班牙等国在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级成长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为其特色，并且出现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德国虽然尚未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它分裂成许多诸侯国，但是一些大诸侯国也都建立了君主制度，向集权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天主教会就成为中央集权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把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时的罗马教皇权在经历了“阿维农的囚禁”（在1307—1378 年期间，教皇均为法国人，受法王控制，教廷被迫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城）和“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1417 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就在教皇权衰落的同时，西欧各国开始摆脱教廷的控制，以实现教会的民族化。

14 世纪中叶，英国颁布了教职选举规章和“王权侵害罪法”，前者规定英国教士的选举不受教皇干涉，概由本国解决，后者则禁止人们把司法案件从英国带到罗马教廷上诉，否则按侵害王权罪论处。法国在15 世纪中叶颁布了“实利准许法”等法规，在任命教职、解决司法纠纷和征税三个问题上限制教皇的权力。1516 年法国国王同教皇缔结的“波伦亚协定”更明确地规定，国王有权任命本国教会的高级教职，有权向教士征税，只允许教皇保留在法国征收年捐的权利。西班牙国王斐迪南（1479—1516 年）于1482 年通过同教皇签订的一项协定，夺取了高级教职的任命权；接着又以法令规定本国教会的法规必须得到国王批准才能颁布和执行；同时宣布教士也要纳税，剥夺了教会的免税特权。西欧国家为了彻底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涉，建立完全独立的民族教会，必定会同罗马教廷展开更加深入的斗争。

第四，天主教会的腐败和搜刮，引起各阶级阶层的强烈不满，这是16 世纪宗教改革爆发的直接原因。

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它拥有大量地产，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剥削者中最大的一个，它向农民收取高额的封建地租。教会又向广大居民征收什一税。此外还有其他的苛捐，如赦罪费、法庭诉讼费等等。更有甚者罗马教会还利用权势和宗教迷信肆意敲榨，例如出卖赎罪券。1476年教皇颁布了一个法规，把购买赎罪券可以帮助已死的亲人拯救在炼狱里的灵魂定为信条，为出卖赎罪券这种欺诈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又如提倡崇拜圣物，使展览和出卖圣物成为一种勒索的手段；再如鬻卖神职，行贿受贿，这也是教廷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买卖圣职的现象在教会中始终存在，16 世纪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设官不是为了宗教事务的需要，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生财之道，教廷还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据估计，1521 年有2000 多个神职可以用金钱买到。

教会内部贿赂成风，教皇的选举与贿赂、争权夺利结成了不解之缘，几乎所有教皇都是靠贿赂枢机主教当选的。席克斯特四世（1471—1484 年在位）通过贿赂当选为教皇后，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争夺权势和名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采用暗杀手段，以致弄得声名狼藉。继任的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1492 年在位）同样是通过贿赂登位的，在位期间，他靠出卖神职所积累的财富多达百万。罗马教皇大都任人唯亲，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各国教会的首脑，西欧各国教会的肥缺多半落到教皇的宠幸手里，这些宠幸主要是意大利人。一些意大利人被任命为西欧国家的主教、大主教，但是本人却继续住在罗马，享受教士俸禄，过着豪华的生活。

以教皇为首的高级教士收入越多、越富有，生活越奢侈腐化，荒淫无度。作为教士本应遵守独身的规定，但是教皇英诺森八世据说就有八个私生子。教皇作恶多端，各级教士竞相效尤，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瑞士教会的一个主教把他管辖下的一个修女院修女变为自己的情妇。巴黎圣母院的教士甚至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了赌场。总之，教会的欺诈和无耻的掠夺，负担最终落到了广大劳动群众身上，他们看到教会获得的大量财富不是用于宗教目的，而是被教士（特别是高级教士）用在追逐尘世的享乐上，因而感到无比愤慨，教士的种种丑闻又使天主教会威信扫地，他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城市市民也不满教会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强大支柱，而且因为天主教的许多清规戒律对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世俗君主和贵族则觊觎教会的财产，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也站到了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列里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即会掀起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浪潮。

15 世纪一个枢机主教出于维护教会的目的，曾提出忠告：“种种恶行引起了人们对于一切教会神职人员的仇恨，如果不予以纠正，我担心世俗人将效法胡司的先例，攻击教士的所作所为⋯ .”他预言如果德意志教会不立即加以改革，在波希米亚的异端被粉碎之后，另一个更为危险的异端会很快地兴起。他接着说：“因为他们将认为教士们是不可救药的，不想改正他们的恶行。在他们对于我们的改革失望之际，他们就要攻击我们。⋯ .剩下的一点点儿的对于神职人员的尊敬心理将一扫而光。他们将把这一切恶劣行为的责任加到罗马教廷身上，因为罗马教廷被认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它也未作出必要的改革。”著名学者胡登所写的一系列讽刺书信，嘲笑教士们的愚昧无知，不学无术，揭露罗马教廷掠夺德国财富的种种手段。也有人认识到腐败的根源在于天主教的整个体系，包括教会组织及其神学和实践。他们反对教会现存的臃肿庞大的机构，希望精简机构，反对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希望代之以《福音书》为根据的、更为简朴的宗教仪式，反对教士干预个人的信仰，主张依靠个人的虔诚。

第五，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注入了精神动力。

首先，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及其他形式对天主教会的腐败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为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提供了攻击天主教会的炮弹。其次，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文主义者研究了圣经的希腊文本，发掘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这些原始教义，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而迅速地在文化阶层中传播，结果人们发现当代天主教会对于基督教教义所作的解释及天主教会的整套组织制度及仪式，与《福音书》中的记载大相悖谬。这就为宗教改革派提供了反对天主教会及实行改革的有力根据。

二、            马丁•路德与德国宗教改革

第一，宗教改革首先发生在德国的原因

宗教改革之所以首先爆发于德国，是由于德国存在特殊的经济政治情况。

1、15 世纪末和16 世纪初的德国，虽然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个别工业部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出现了分散型甚至少数集中型的手工工场。德国银矿开采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尤其突出。从1460—1530 年间，德国的银矿年产量增加5 倍，最高年产量约300 万盎司。商业也相当繁荣。德国位处欧洲商路中心，东西新航路发现后，商路虽有转移，但从印度经过意大利运来的东方商品，仍需经由德国运往北欧。这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银行家，佛该尔家族在1564 年已经拥有470 万古尔登的巨额资本。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它的分散性。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大城市多半分布在边区，和外国的联系要比和本国的联系更为密切。

2、政治上分裂割据的局面没有改变。与当时已经形成中央集权制的英、法不同，德国从中古以来形成的分裂割据局面依然存在。16 世纪初的德国在名义上虽然是“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这块土地上有大大小小许多封建领主，其中有七个选侯、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以及上千个骑士。这些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俨然是独立的君主，他们有自己的行政组织，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货币。帝国领土上除了这些独立领地外，还有几个自由市。中央虽然有神圣罗马皇帝，但是他无权干预这些领主的内政。皇帝不是世袭的，而是由七个选侯选出的。中央除皇帝外，还设置一个帝国议会，它由七个选侯和一些诸侯、主教、修道院长及自由市代表组成。皇帝只有在帝国议会授权下，才能行动。皇帝及议会既无财库，又无军队，需要用款时向诸侯摊派。

3、德国在天主教世界是受罗马天主教会榨取最重的地区。德国的教会神职人员，从大主教、主教到最低级的神甫，都必须把收入的一部分上缴教皇。神职人员在上任的第一年必须把全年的薪金贡献给教皇，称为安纳茨。教会的其他收入也部分地流入教廷金库。罗马教廷利用德国的政治分裂，加重对德国的榨取。16 世纪初，罗马教廷每年从德国榨取的财富，达30 万古尔登，这个数目比神圣罗马皇帝的年平均收入要高出好几倍，等于1497 年皇帝所征的税额的21 倍。而教廷从德国榨取的财富，归根结底都来自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

德国劳动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13、14世纪，德国的农民大多成为自由民，但是从15世纪开始，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德国封建主加重了对农民的地租和劳役剥削。许多农民重新成为依附民。农民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要受商人的剥削和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可以说农民处在德国社会最底层，其灾难之深重是无法形容的。这样，在德国，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与宗教压迫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改革首先在德国爆发，德国宗教改革发展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原因。

第二，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开始

在德国宗教改革中，首先发难的是马丁•路德（1483—1546 年）。路德出身于富裕市民家庭，18 岁进入爱尔福特大学攻读法律，信仰十分虔诚。1505 年，他断然放弃学业，进了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上了修道士，希望通过苦修，以求上帝赦免自己的罪。1510 年他受修道院的差遣到罗马朝拜时，那里的世风恶浊及教廷的腐败，使他大失所望。他开始对教会的赎罪得救制度发生怀疑。路德终于在《圣经》里找到了灵魂得救及赎免罪孽的方法。1512 年，路德获神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维登堡修道院副院长和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他利用大学的图书馆潜心研读《圣经》。在钻研中，他发现天主教会的一整套制度及其神学理论和实践，远远背离了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他在《圣经》的《福音书》中看到了早期基督教会的民主、平等的精神，耳目为之一新。《福音书》告诉他：耶稣基督之死，业已代人类在上帝面前赎了罪，信徒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换言之，他从《圣经》中悟出了“信仰耶稣即可得救”的道理。具体说来，第一，人要想自己的灵魂得救，要依靠个人的虔诚的信仰，而不需要教会神职人员的干预。第二，信仰的唯一依据是《圣经》，而不是天主教会一手制定的神学。实际上，这就是否定教皇的权威，而肯定《圣经》的权威。这样，在维登堡大学任教期间，路德已经在思想上否定了天主教神学的基本观念，否定了教皇的权威。

1517 年一个偶然事件推动他公开走上反抗的道路。亚尔伯特是通过贿赂教皇的手段当上美因兹大主教的。贿赂使他欠下银行3 万弗洛林的债，为了还债，他自愿充当教皇的代理人，负责替教皇兜售“赎罪券”。在销售“赎罪券”时，他到处宣扬：购买“赎罪券”的人，只要支付金钱，就可以被上帝赦免本人的罪以及已死亲属的灵魂的罪，死者的灵魂就立刻被从炼狱中拯救出来。消息传到路德耳中，他怒不可遏。1517 年万圣节前夕（10 月31 日），他在维登堡的卡斯尔教堂大门上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在《论纲》中痛斥出卖“赎罪券”的作法，并且提出了“信仰耶稣即可得救”的原则，反对用金钱赎罪的办法。他写道：“每一个基督教徒，只要感觉到自己真诚悔罪，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同样可以得赦罪或全

部免罪。”“很显然，当钱币扔在钱柜中叮当作响的时候，增加的只是利得心和贪欲心。至于代祷之是否有效，完全只能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这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教皇的神权。这个《论纲》是用拉丁文写的，但是很快地就被译成德文，其内容不胫而走，很快地传遍全德，并且引起了全民的讨论。

这件事也很快地传到教皇利奥十世耳中。最初他感到这不过是小小的争吵，但是不久他就认识到问题很严重，下令把路德唤到罗马来，对这个论纲进行答辩。当时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同情路德，他劝教皇不要追究此事。因此，教皇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1519 年，路德在莱比锡参加了辩论会，他的对手是知名的天主教神学者艾克，此人在辩论中滔滔不绝地引证权威言论，其中包括教皇敕令、宗教会议的决议、早期基督教领袖的著述等等，想借此来压倒路德。他还恫吓路德说：路德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关于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而无须教会的媒介的论点，简直与一个世纪前被处死刑的异端分子约翰•胡司的观点一模一样。但是路德并未被他吓倒，他侃侃而谈，坚持认为宗教会议和教皇都可以犯错误，并且指出罗马天主教会已经失去了神圣的权威。结果双方都愤愤离开会场。

此后路德埋头写文章和小册子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以便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1520年，路德发表了五篇宗教改革名著——《论善功》、《罗马教皇权》、《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他在标题为《最神圣的圣餐论》的文章中把罗马天主教会关于圣餐中的面包和酒可以变成基督的肉和血的实体转化论驳得体无完肤。1520 年8 月他发表了《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书》，在信中他痛斥罗马教廷对德意志的专横、掠夺，呼吁世俗君主建立不受罗马教廷控制的民族教会，企图以民族的世俗权威取代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神权。他主张基督教贵族“应该发号施令，从此不准任何俸禄再落入罗马手中，并且以后一切委任都不得从罗马领受，所有的教士职位都应该脱离那暴虐的教皇，并且要恢复地方主教的职权”；“应该规定，凡属俗世的事都不应该送到罗马判决，只应该由俗世当局处理”。这些内容的实质是使德意志民族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彻底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这是激发德国人民族感情的有力的控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标题为《教会被囚于巴比伦》的小册子里有力地攻击圣礼制度，主张“即令没有圣礼，信心也能救人。”在另一篇文章《论基督徒的自由》中，路德全面论述了“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理论。他指出，人的获救，只在信仰。“上帝的道不是用什么行为，而是单用信才能领受爱慕的。因此，既然灵魂为它的生命与义所需要的只是信，那么，灵魂称义显然单是因信，而不是因任何行为”。这样，曾经是人类救赎中必不可少的教皇、教令、教律，面对信仰的权威，便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在当时可算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主张。

这时，路德的论著不仅传遍全德，而且也传到巴黎。天主教世界围绕他的宗教思想沸腾起来了。在迟疑一个时期后，到1520 年6 月2 日，教皇利奥十世终于发布了开除路德的天主教教籍的敕令。不过，这个敕令并没有把大门关死，它给路德留下60 天的宽限，希望他能在60 天内撤回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中的41条。但路德不为所动。在宽限期满那一天，维登堡的居民燃起篝火，路德当众把教皇的敕令付之一炬。

路德不但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也得到萨克森选侯的保护。但是神圣罗马皇帝并没有支持路德，因为他依靠天主教来维护自己在德国的皇帝地位。1521 年4 月他在沃姆斯召集了帝国议会，以便讨论如何处理路德的问题。皇帝的代表在会上宣读教皇颁布的关于开除路德教籍的敕令，并且要求帝国议会宣布把路德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但是议会并没有照办，而是召唤路德本人出席议会，以便由议会听取他自己的申诉。路德担心出席议会吉凶难卜，

但他还是勇敢地应召赴会，当他进入沃姆斯市时，受到了全市居民的热烈欢迎。在全市形成了一种反对教皇而同情路德的气氛，甚至议会也受到感染。教皇代理人在写给教皇的信里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到：“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都喊出‘路德’的名字”。路德在议会席上义正辞严地为自己申辩，拒绝认错。当时在场的皇帝想逮捕他，但是他在群众的保护下安然离开了会场。

在沃姆斯会议后，路德便被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保护起来，一个时期他在瓦特堡过着世俗的生活，留了长发，因为他不再是天主教修道士了。他仍孜孜不倦地写信或写文章，热心地宣传自己的教义。这个时期他还从事《圣经》的翻译，把它译成德文，所依据的是未被篡改的希伯来文及希腊文原本。他的德文《圣经》译本在德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在文章结构、词汇和文字表达等方面都有创新，为德文立下了规范，对于德文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路德也得到一位过去的方济各会修道士约翰•艾伯林的协助，这位朋友到处宣传说：罗马教廷有系统地抢劫德国，每年从德国榨取巨额的财富。艾伯林也写了许多小册子，攻击天主教会的各种表现，影响极大。沃姆斯会议结束后不久，在维登堡及爱尔福特爆发了反对天主教会的起义，教堂遭到冲击，祭坛和教堂财宝被抢劫，绘画遭到破坏。与此同时，路德教义在北部、中部德国迅速得到传播。

路德新派教之得到传播，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它得到农民、工人和市民（中等阶级）的全面支持，因为这些阶级对天主教会恨之入骨。第二，它得到一心一意想攫取天主教会财产的世俗君主（大诸侯）的有力支持。第三，它也得到德国爱国主义者的同情，这些爱国主义者反对罗马教廷对于德国的掠夺和干预。第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想扑灭新教运动，但是力不从心：对外战争及内政的棘手问题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使得他不遑过问德国的宗教问题。第五，路德个人的主观条件也有助于新教的胜利。他学识渊博，既有雄辩的口才，又能写典雅的文章。他很敏感而又有坚强的毅力、非凡的胆识和气魄。这使他具备一个改革运动的领导人的特质。

三、骑士暴动

    1522—1523年由胡登和济金根领导的骑士贵族暴动。目的是反对诸侯和教皇进而实现德国统一，但是脱离了市民和农民，注定失败。

四、德国农民战争

马丁•路德所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在客观上有反封建的意义，因为他所反对的天主教会是封建统治的强大的支柱。而且，与僵化了的天主教神学不同，路德的新教容许个人在教义解释上有更大的自由，因而蕴藏着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因素，带有资产阶级倾向。但是，路德的新教仍未完全摆脱中世纪经院思想的影响。第一，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教会与国家分离的重要性，他把德意志君主和贵族看作是教会的天然的保护者。第二，他在经济问题上反对高利贷者收取利息的行为。第三，在国家问题上他接受了中世纪的观念，认为君主的权威是神授的，尽管他也承认君主的权力要从属于自然法。第四，他反对叛乱，他一贯强调人民服从

政府的必要性。他说：“叛乱不是正当的，不管它如何合乎正义；它的结果从来都是损害大于利益。我支持而且将始终支持那些身受叛乱之害的人们，不管他们的事业如何违反正义；而且我将反对举行叛乱的人，即使他们的事业合乎正义，因为叛乱发生后必然造成损失和流血。”

当路德日益变成诸侯的奴仆时，广大的农民、平民就抛弃了他，而团结在人民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闵采尔的周围。

闵采尔（1490—1525 年）出生于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他博学多闻，精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曾在莱比锡攻读神学，获博士学位。1517 年他开始追随路德，成为他的信徒，但是后来他的思想变得更为激进，不满意路德的保守态度，1520 年他就与路德分道扬镳了。1521 年他到布拉格，同波希米亚的胡司派建立了联系。1521 年11 月他写了《布拉格通告》，表达了他对教会及世俗封建主的憎恨。他宣称：上帝为世俗的生活提供了教义，因此不要用在天堂实现上帝的教义的说教来安慰世人。他主张在尘世上实现人人平等，取消尘世上的压迫和剥削。1522 年，由于闵采尔的神学见解具有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性质，他被禁止在布拉格居留。以后，他到了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德城当神甫，在这里他开始对教会的“圣礼”进行改革，并进行反对罗马教廷的宣传。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不仅抨击教士和僧侣，而且也反对诸侯、领主和城市贵族。与路德不同，他否认《圣经》是唯一无误的启示，认为信仰应主要根据圣灵“活的启示”，它表现为人的理性。人人都有理性，也就都可以有神性，便都可以升入天国。这个天国不是在来世，而是要在现世建立。闵采尔的天国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社会成员的国家政权的社会。1524 年闵采尔在一份革命的小册子中宣称：“整个世界必须忍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大事”。闵采尔在这里所说的“不敬上帝的人”，是指诸侯、骑士、城市贵族和其他剥削者。闵采尔的革命态度遭到了马丁•路德的反对，后者把闵采尔看做死敌，诬蔑他是魔鬼的工具。闵采尔针锋相对，斥责路德向诸侯谄媚，是“维登堡的行尸走肉”。

为了躲避政府当局的追捕，闵采尔在1524 年8 月逃离阿尔斯特德，先后到了缪尔豪森、南德等地。所到之处他宣传自己的主张，在劳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德国在1524—1525 年间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约有2/3 的农民投入了斗争。

这次农民战争有三个中心：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在士瓦本地区，早在1524 年夏天，起义的农民就拒绝为领主服劳役。1525 年3月，农民队伍扩大到三四万人。起义军领袖于3 月初举行集会，通过了“十二条款”的纲领，要求废除农奴制和什一税，减轻劳役、地租和徭役，归还被领主侵占的森林和牧场等，但没有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纲领带有妥协性，主要反映富裕农民的利益。士瓦本的农民军没有统一领导，纪律松弛，到4 月底被诸侯的军队分别击溃。

1525 年3 月末，法兰克尼亚地区爆发了新的农民起义，规模很大，斗争激烈。许多城市的平民也参加了起义。1525 年5 月，起义军制订了“海尔布琅纲领”，又名“帝国改革纲领”。纲领要求在德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取消诸侯的一切同盟；统一度量衡和币制；取消商税、过境税、食品税以及其他苛捐杂税；允许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等等。这个纲领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要求，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纲领未能实现，到1525 年6 月，法兰

克尼亚的农民起义也失败了。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农民起义是德国农民战争的顶点，由闵采尔直接领导。1525 年3 月，缪尔豪森的平民和矿工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成立“永久会议”。随后，整个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到处发生农民起义。4 月底，诸侯的军队进攻缪尔豪森。闵采尔率领一支8000 人的队伍迎敌，但由于缺乏装备和训练，本人也无军事经验，到5 月16 日，农民军战败，闵采尔被俘并壮烈就义。

农民战争的火焰被扑灭了。农民起义，只有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但16 世纪的德国还没有这样一个先进阶级。平民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与现代无产阶级根本不同。市民阶级处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但是软弱、动摇。他们虽然参加了起义，但当农民战争发展到高潮时，就因畏惧人民而叛变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宗教思想的路德的态度，便是很好的证明。1525 年5 月，路德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这本小册子里，号召无论是谁，只要力所能及，就应该把反叛者“戳碎，扼死，刺杀”，象“打死疯狗一样”。他对起义农民的仇恨，已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农民战争失败后，农民重新陷入领主的奴役之中，农奴制在德国死灰复燃。诸侯是唯一从农民战争失败中得到好处的集团。他们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并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因托庇于诸侯的保护，也成了他们手中的工具。中小贵族遭到削弱，城市的特权被剥夺。诸侯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权势都大大加强，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更为加剧了。德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势力，从此天主教会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地位。农民战争显示了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训。1856 年4 月16 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农民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的工农联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路德教派的确立

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后，一部分诸侯国已成为路德派新教国家。另一些诸侯鉴于宗教改革引起了农民起义，仍坚持旧的信仰。1529年，帝国议会在斯拜尔召开。由于会上天主教诸侯占优势，会议重申1521年沃姆斯会议反对异端的禁令。路德教派诸侯拒绝接受这个决定，并提出抗议，此后新教徒被称为“抗议者”。

路德派君主们在提出抗议书时，已作好战争准备。到1531 年他们成立了一个互相保护同盟。1546 年终于爆发了路德派诸侯国与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国之间的战争。1555 年，双方缔结了奥格斯堡和约，和约规定：诸侯有权决定其臣民的信仰，即所谓“教随国定”的原则；1552 年以前为新教诸侯夺去的天主教会的财产，均应由其继续占有。路德派新教得到了正式承认。它主要限于德国北部，南部仍为天主教国家。

六、加尔文教与瑞士的宗教改革

继德国之后，瑞士也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在瑞士的宗教改革中，先后出现了两位领袖：一是慈温利，一是加尔文。

乌尔利希•慈温利于1484 年出生于瑞士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曾先后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从1518 年起，他在苏黎世教堂传教，明确地否认教皇是上帝的代表，宣布《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他反对斋戒，反对教士独身，反对礼敬圣像，更反对教皇在瑞士兜售赎罪券，主张信徒有权选举牧师。他把圣餐仅看做是对基督的追念，否认祝圣后的饼与酒具有神秘的力量；而路德则坚持圣餐的“临在说”，即经祝圣后的饼与酒虽未化为基督的肉与血，但在信徒领受圣餐时，耶稣基督确实临在其中，与饼、酒溶合并存。他还摒弃路德对诸侯的依赖，主张教会实行共和制。

在慈温利的影响下，苏黎世及瑞士其他地区进行了宗教改革：用方言读《祈祷书》，取消圣像，解散修道院。教皇下令要求苏黎世地方当局制裁慈温利，但是地方当局不但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而且宣布脱离天主教会的统治，苏黎世及另外几个州都变成了新教州。另外一些州则坚持天主教信仰，反对宗教改革。双方不断发生冲突，终于导致1531 年战争的爆发。慈温利阵亡。瑞士从此分裂为新教州与旧教州。

16 世纪30 年代中期，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转移到日内瓦。领袖是约翰•加尔文。加尔文于1509 年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就学于巴黎大学和奥尔良大学，受到人文主义和路德宗教思想的影响。为了逃避法国政府对新教徒的迫害，加尔文于1534 年逃到巴塞尔，在这里埋头研究宗教理论。1536 年他出版了《基督教原理》一书，此书吸收了慈温利和路德的观点，并参以己见，提出了系统的新教神学理论，是宗教改革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加尔文的著作还有《教义问答》、《论教会改革之必要》等。

在加尔文看来，《圣经》是按照上帝的授意写出来的。因此，《圣经》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教会和国家的权威也只能来源于《圣经》。和路德一样，他认为“信仰耶稣即可免罪”，人们要想得救，只能靠自己的笃信。但他比路德更为激进，提出了“预定论”（或译作“先定论”）的神学学说。加尔文说：“我们所谓的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的旨意决定世界上每一个人所要成就的。永恒的生命为某些人已预定，对于另一些人，则是永罚。”上帝从创世纪以来，就把世人分成“选民”和“弃民”，前者注定得救，后者注定沉沦。这是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的。但是，按照加尔文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可以对他们在世上的行为漠不关心，谁是“选民”，谁是“弃民”，可以通过上帝的呼召体现出来。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就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这种“预定论”以宗教学说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商业的剧烈竞争和早期的殖民扩张。新涌现出来的巨大的经济力量，使个人感到畏惧，不能不受它的支配。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竞相追求利润，人人都想发财致富。胜利者产生了优越感，增加了自信力，认为自己肯定是上帝的“选民”，而那些失败者则无疑是“弃民”了。“预定论”鼓舞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因此恩格斯认为“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

1536 年，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不久被驱逐出境。1541 年，日内瓦支持宗教改革的一派掌权，加尔文重返日内瓦，主持改革大计，直到去世。实际上，他成了日内瓦政治、宗教的最高领导人，把政治大权及教会大权集于一身。他所编定的《教会法案》、《教理问答》，被确定为指导市民思想行动的规范，违反者要受法律制裁。

日内瓦的教会和政府组织都是按照加尔文的设想组织起来的。教会设立四种职务：长老、牧师、教师、执事。长老一般是富有的市民，由世俗信徒选出，负责监督每一个人的生活。牧师为神职人员，负责解释圣经，训练与审查预备牧师，并施行圣礼。教师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宣教事业和讲授圣经。执事是由信徒选举产生的不脱产的协助长老和教师的教会管理人员，主管慈善机构，负责救济和医疗工作。教会的权威机构是长老会，或称宗教法庭，由长老12 人（小议会推举2 人、60 人议会推举4 人、大议会推举6 人）和牧师5 人组成。宗教法庭负责监督信徒的宗教生活和审理宗教案件，并找出应当采取的补救措施，每星期四举行一次例会。政权的最高机构是大议会和小议会，由市民选举产生。教会机构与政府机构虽有分工，前者负责宗教信仰与思想道德等精神生活，后者负责世俗事务，但实际上二者已结合成一体，不仅人员交叉，而且职责也难截然划分。日内瓦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神权共和国。

按照加尔文的主张，教会应当监督国家、社会和家庭，把社会本身改造为宗教团体的典型。我们从加尔文拟定的关于乡村的法规，可以看出对群众的控制严格到了何等的程度。法规规定：星期天，除某些人需要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或家畜外，全家人都应去听布道。如果有人在布道开始以后才到会，则予以警告。仍不改正，罚款3 苏。凡唱下流放荡的歌曲、跳舞者，监禁3天，然后送交议会。对酗酒、赌博、吵架，放高利贷的人，也有相应的处罚。

生活节俭，被新兴资产阶级视为一种美德，因此加尔文教便有上述种种规定。

加尔文一方面坚决反对天主教义和罗马教廷，但另一方面又迫害他所反对的教派和个人。凡不同意他的主张的人，或遭迫害，或被迫离开日内瓦。著名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和解剖学家塞尔维特因批判圣经和三位一体说，竟被加尔文用火烤了两个钟头以后烧死。

加尔文教的教义适合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西欧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英国和北美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和荷兰的新教教派，都是加尔文派的教徒。恩格斯说：“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

外衣”。

七、英国的宗教改革

英国本来也是天主教国家，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后不久，路德的教义就渗透到英国。1521 年，剑桥大学成立一个秘密团体，专门研究路德的改革主张。参加者有丁达尔和巴恩斯等人。丁达尔不久流亡国外，把《圣经》译成英文，并且在英文注释中攻击罗马天主教会制度。英文《圣经》运回英国后，路德教在低级教士及城市商人中流传起来。

与此同时，在英国天主教会内部也出现了改革的要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高级神职人员科雷特就是一个改革派，他反对信徒向牧师作秘密忏悔的作法，也反对教士独身的制度。《乌托邦》的作者莫尔也攻击修道院的腐败，认为修道士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成为社会上的寄生虫。他要求提高教士的知识水平。

但是，在英国对天主教会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王权。英国王权在15 世纪开始增长，特别是在1485 年都铎王朝开始统治英国之后。亨利七世（1485—1509 年在位）在中等阶级的支持下，制服了贵族势力和议会，大大加强了君主的地位，这意味着专制主义在英国取得初步的胜利。当他的儿子亨利八世（1509—1547 年在位）即位时，专制主义遇到的唯一障碍便是天主教会。但是，亨利八世在位初期对罗马教皇奉命唯谨，竭力表现出一个虔诚的天主

教徒的姿态。他毫不留情地镇压了路德派，并且亲自写书批判新教教义。因此，人们很难设想他会起来反抗罗马教廷并且使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一刀两断。

然而，一个偶然的因素成了导致英国君主与罗马教皇决裂的重要契机。亨利八世结婚后只生下一个公主，没有子嗣。16 世纪20 年代后期，王后凯瑟琳已无生子的希望，将来继承王位的，非那位公主莫属了。但是在英国历史上女主执政尚无先例。于是离婚再娶以求子嗣成为亨利八世心目中的一件大事。他责成大臣沃尔西将离婚案上诉罗马教皇，希望被批准离异。当时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本想左袒英王，但是他摄于凯瑟琳的侄子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威势，不敢贸然从事，只好拖延不办。当时英国新兴市民阶级和贵族都希望英国实行宗教改革，因为他们都垂涎教会的财产，而且市民阶级也迫切要求推翻天主教的统治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亨利八世在市民和贵族的支持下，决定与罗马天主教廷决裂。他于1529 年召集议会，讨论宗教改革问题。1530 年下半年在枢密会议内形成了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首的改革集团。

1531 年亨利八世向罗马天主教会开火：强迫英国教士支付巨额罚金，理由是他们违反了一项关于未得国王批准不许接待教皇使节的古老的法规。1532—1534 年间，议会通过了“教士首年薪俸法”和“禁止税收上缴教廷法”，要求英国主教的第一年薪俸、教区征收的什一税以及教会以各种名义征收的税，一律停止上缴罗马教廷，改为上缴英国国王。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王室的财政收入。议会还同意英王有权任命英国主教而无需向教皇请示。不久，亨利八世就授意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宣布解除国王与王后凯瑟琳的婚姻并且认可国王与安娜•波琳结婚。此时，克莱门特七世才正式否决了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的要求，并以通奸罪开除了亨利八世的天主教籍。

英国与罗马教廷的正式决裂发生在1534 年。这一年议会通过“至尊法”，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首脑，拥有纠正错误、镇压异端和处理教会事务的一切权力。另一项法律宣布切断与教皇的一切来往，凡否认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者，均处以叛国罪。《乌托邦》的作者莫尔和罗乞斯特的主教约翰•费希尔由于继续坚信教皇的权力至上而被处死。

1536 年在克伦威尔的支持下，制定了“十条法规”，它只肯定了天主教的洗礼、忏悔和圣餐，否认了礼敬偶像、弥撒等天主教仪式，从而使英国教会接近路德教。1538 年克伦威尔又发布“十七条指令”，使英国教会国教化和国家机构化。1537 年亨利八世还批准英文版《圣经》在英国发行。这在英国影响极大，因为英国人从此可以自由阅读《圣经》了。

在英国断绝与罗马教廷的联系之后，英国路德教派及其他教派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天真地相信英国已真的成为新教国家了。而对群众运动的复活，1539 年初，亨利八世的宗教思想又回潮了。他又回到天主教的立场上来，声称天主教的任何信条都是金科玉律，不能变更。他怂恿议会通过“取缔分歧意见六条款”，肯定了天主教教义及实践中的主要部分，并且宣布以恐怖手段罚惩宗教不同意见者。结果，伦敦有500 名市民因倾向改革而被捕。托

马斯•克伦威尔由于推行改革教义的政策，与亨利八世意见相左，因而在1540年6 月以叛国罪被处死刑。据估计，亨利八世在位期间，因宗教问题而被处以极刑者达数千人之多。

然而，在英国宗教改革期间，亨利八世所实行的措施中，有一项措施对后世的影响甚大，那就是废除修道院制度。修道院中丑闻与弊端层出不穷，久已为人们所诟病。而且，僧侣、修道士们对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一事一般都抱反对态度，他们继续效忠于教皇。但是，亨利八世决定向修道院开火，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由于过惯了挥霍浪费的生活，亨利八世经常处于财政拮据状态，他发现解散修道院及没收修道院的地产，可以解决财政困难。1536 年他终于开始行动，下令解散376 所修道院。到1539 年他又下令封闭大修道院200 所，勒令修道士还俗，发给生活津贴，并且没收修道院的全部土地。对于没收来的土地，亨利八世将一部分归王家所有，一部分赏赐给自己的亲信及大贵族，一部分在市场上抛售。被抛售的土地都落到大资产阶级手中。呢绒商人理查德•格拉善一次用1173 镑购得约克郡三座修道院的土地。获得修道院土地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反对恢复天主教的既得利益集团。

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1547—1553 年），政府为英国教会制定的教义条文带有明显的新教性质。拉丁文的《祈祷书》都译成英文。被当作是赎罪的仪式的圣餐取消了。但是，爱德华六世短命而且无后，死后由亨利八世的公主玛丽•都铎嗣位（1553—1558 年）。玛丽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废除父亲及异母弟在位时期的宗教立法，恢复了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的上下级关系。为了表明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决心，她又与天主教顽固派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结婚。玛丽女王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惩罚新教徒，在她在位期间，有300 个新教分子被处死，大主教克兰默竟被处以火刑。她因此而有“血腥的玛丽”之称。

玛丽与菲利普二世无后，在女王死后，王位传给她的异母妹——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在位（1558—1603 年）期间，英国教会在教义及实践方面最后固定下来。根据议会的一项法案，又断绝了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并且再一次把英国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1563 年议会制定的《三十九项信条》规定了英国教会的教义，把《圣经》定为信仰的唯一准则，坚持“信仰耶稣即可免罪”的原则。玛丽在位时任职的主教们几乎都拒绝承认这

个变革，因而或被下狱，或被流放。但是伊丽莎白女王并没有取消主教制，她又任命了一批新主教。

伊丽莎白女王采取严酷的措施去强迫所有的英国人都遵从她在宗教上的这些决定。信奉天主教者，处以死刑。成立宗教法庭，专门审判异教徒。

六、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

席卷中欧、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在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新教各派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内涵：在教义上都蕴含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在组织上有共和主义色彩。而且在宗教改革中出现的极端的教派甚至超出了资产阶级思想范畴，而提出了新社会的理想，成为近代共产主义的先驱。

然而，天主教会不甘心失败，发动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在1545 年到1565年间，天主教会代表在特兰托召开多次会议，着手革除天主教内部的弊端：如停止兜售赎罪券，不再增加教会神职薪俸，加强对神职人员的监督等等。但是在信仰问题上，天主教会对新教各派寸步不让。它宣布所有的新教为异端，罗马天主教会的教条和仪式全部正确无误，教皇是最高权威，唯有教会有权解释圣经，教徒只有靠教会神甫施行“圣礼”才能得救。同时，异端裁判所加紧活动，对异教徒实行恐怖。它们也执行书刊检查的任务。

在天主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中，1534 年成立的耶稣会起了重大作用。耶稣会的创始人为西班牙贵族军官伊格纳修•罗耀拉（1491—1556 年）他网罗西班牙贵族为其主要成员。耶稣会仿照军队形式组成，强调绝对服从。它的宗旨是重振罗马教会，重树教皇的权威，并且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为了这个目的，耶稣会会员展开积极的活动，特别是到东亚、非洲及美洲传教。他们修建教堂、创建学校，在欧洲他们不穿僧衣，与俗人交往，深入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上层社会中进行活动，用潜移默化的手段施加思想影响。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采取暗杀手段，其目标是欧洲新教的君主，如1594 年在法国阴谋暗杀亨利四世。也有少数耶稣会会员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在德国境内，耶稣会会员致力于团结统一天主教各派势力，以对付路德派势力，因而在南德为天主教恢复了大片地区。

 

第五节 以专制王权为特征的西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欧洲君主专制制度是从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政治形态，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16 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发展，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这个时期，封建贵族阶级趋于没落，资产阶级兴起，两个阶级势均力敌，力量均不足以压倒对方，在他们的相互对抗和同敌对阶级的冲突中，君主充当了仲裁者和保护者的角色，从而取得了他们的支持，确立了专制统治。

君主专制制度的特征是国王个人专权，他依据“君权神授”说，把立法、行政、司法权集于一身，并且依靠官僚制度和常备军，对全国实行集权统治。专制王权本质上属于封建性质，但它是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粉碎了地方割据势力之后逐渐树立起来的。中世纪的封建割据状态意味着贵族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新兴资产阶级也乐意使用财力支持君主去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结果建立了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封建政府为了维持常备军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不得不采取措施奖励工商业的发展和殖民扩张活动，这在客观上对处于幼稚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挤起了扶植和保护作用。君主是全国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虽然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封建割据势力，使贵族丧失独立地位，但他处处维护这个阶级的特权和封建秩序。当资产阶级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起来之后，必然与专制王权彻底决裂。

这个时期形成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有法国、英国、西班牙和俄国。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专制统治的方式各具不同的特点，君主权力所能达到的限度也有差别。

一、法国专制制度的形成

1、16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16 世纪，法国的封建母体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幼芽，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南部的朗奎多克，西部的诺曼底、布列塔尼、波亚图和缅因，北部的毕卡尔迪等地区，在毛织、麻织和丝织业中出现了分散或混合形式的手工工场。地理大发现后，法国沿大西洋海岸的港口通过西班牙发展了对美洲的贸易。在地中海区，根据1535 年的法土通商和友好条约，又发展了对土耳其的贸易。由于国内外贸易的不断发展，涌现了一批诸如里昂、马赛等繁盛的商业城市。里昂1520 年人口近7万、主要进口生丝，出口麻、毛、丝织品。1569 年登记在册的大小商人共552 个，买卖高度集中在约10 个最大的商号手中。马赛人口从16 世纪20 年代的15000 人发展到80 年代的35000 人。主要发展对土耳其的贸易，输出纺织品，输入香料、药材、棉花、五倍子和皮革制品。1570—1573 年是它的商业最兴旺的年代，港口税的年收入由1570 年以前的7000 至8000 里佛尔增至1573 年的19000 里佛尔。巴黎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达30 万。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成为重要的阶级力量。法国原始积累的特点是国债制度和包税制度的早期发展，1522 年，政府开始发放有息公债券，资产阶级购买公债，把钱贷给国家，依靠放债攫取利润。或者是包征间接税，预先把税款付给国家，然后获得向居民征税的权利，从征税中渔利。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通过购买官职，以法律家和官僚的身份参加到政府机构里去。因此整个资产阶级与王权保持密切的关系。

法国仍旧是一个封建农业国，人口的90％以上从事农耕。14、15 世纪农奴制趋于瓦解、大部份农民成为人身自由的世袭佃户，他们除了向地主缴纳货币地租和提供某些劳役以外，还需要向国家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向教会缴纳什一税。沉重的赋税负担，再加上高利贷盘剥，促使农民阶级发生分化，破产的农民部份流入城市，成为失业流浪者。马克思指出，对农民的剥夺在法国是按不同于英国的方式进行的。

2、专制制度的形成

由于“价格革命”，贵族地主的固定地租收入下降，许多人因陷入债务而出卖土地。但在政治上他们仍然拥有特权，有的担任中央或地方的重要官职，领受优厚的年俸，贵族的爵位世袭，他们大都要求加强专制王权，以保持高官厚禄，镇压农民的反抗，维持封建统治。但是那些在地方上拥有实力的封建贵族仍然抱有恢复割据局面的企图，因此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

1）法国专制制度的初步确立

15 世纪中叶，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结束，奠定了法国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基础。接着，法王路易十一（1461—1483 年）打败了伯根地公爵大胆查理，消灭了伯根地公国，进一步扫除了中央集权的障碍。到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统治时，王权比较强大，三级会议长期停止召开。法兰西斯一世设立的御前会议掌握着行政管理大权，重大问题由他本人和近臣决策。他下令剥夺男爵的司法审判权，削弱贵族而加强王权。他又下令取消仍然保有自治权的那些城市的独立地位，削弱地方势力而加强中央。法兰西斯一世还着手创设常备军，以之作为王权的靠山。在中世纪的西欧，各国的天主教会是一个特权组织，是“国中之国”。随着王权的加强，政治的统一，从15 世纪起，法国教会开始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实现教会民族化。1516 年，法兰西斯一世又同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签订了《波伦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国王有权任命教会的高级教职，有权向圣职界征税。结果教会的收入大部份归入国库，教会名义上从属罗马教廷，实际上却受制于国王，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法兰西斯一世也实行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他禁止法兰德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毛织品进口，为法国商人取得在土耳其贸易的特惠权，从而保护了法国的工商业。他还部份地取消了国内关卡，开始统一度量衡，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

2）意大利战争

为了巩固法国在地中海区的商业地位，为了占领意大利领土，法国君主利用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和各邦之间的纷争，侵略和掠夺意大利。德国皇帝对意大利也有领土野心，他支持意大利各邦的诸侯反对法国，为此，法王与德皇展开了长期的争夺战。战争从1494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559 年，以缔结《卡托•坎布累齐和约》告终，法国收复加来港，占领洛林的麦茨、土尔和凡尔登城。但是侵占意大利领土的目的没有达到，加之长期的战争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大削弱了王权。在意大利战争之后，法国又陷入了长达30 余年的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封建混战，使专制统治一度发生严重危机。

3）胡格诺战争

早在16 世纪40 年代，加尔文教便开始在法国传播，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农民、手工业者、雇工接受了加尔文教思想，要求改革天主教会。法国南部有野心的大封建贵族也信奉加尔文教，企图利用宗教改革运动来达到夺取教会地产的目的，并且与专制君主对抗，梦想恢复往日的独立地位。加尔文教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教。北方有分裂倾向的大封建贵族则仍信

天主教，他们与王室关系密切，因此打着“保护王权，保护天主教信仰”的旗号，反对南方的胡格诺教贵族。南北两个封建集团的矛盾由教派冲突酿成战争，史称胡格诺战争（1562—1594 年）。战争中两派互相残杀，在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节（8 月23 日）晚上，天主教徒在王太后的策划下，在巴黎一地就屠杀了2000 多名胡格诺教徒，激起了胡格诺派的强烈反抗，战争比前期更加残酷。胡格诺派在南方建立了胡格诺联邦，这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共

和国。天主教贵族则在北方建立了“天主教神圣同盟”，使全国陷于分裂混乱状态。在混战中，天主教集团首领吉斯•亨利和国王亨利三世先后被刺死，胡格诺集团首领波旁•亨利于1589 年即王位，称亨利四世（1589—1610 年），开始了法国波旁王朝的统治。此后，战争又继续了一个时期。长期的封建混战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战争中，封建贵族的军队大肆抢劫和蹂躏，破坏庄稼。同时，战争加重了人民的捐税负担，农民和平民开始大规模暴动，亨利四世的军队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被长期内战削弱了的封建贵族集团，慑于人民起义的威力，彼此妥协，迅速投向国王。1593 年亨利四世改信天主教，次年加冕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战争遂告结束。

4）南特赦令

1598 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但是也让胡格诺教徒享受宗教信仰自由，并且有权担任国家官职。为了保证胡格诺派贵族的权利，敕令又允许他们维持25000 的兵力和保留若干个堡寨。巴黎高等法院还由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担任法官，共同处理宗教争端。胡格诺教在法国取得了合法地位。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国内外战争，使法国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国家财政濒于破产。亨利四世为了巩固统治，采取措施鼓励发展农业，降低农民的直接税，扶植工商业，给工场手工业发放补助金，提倡技术改良，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成立贸易公司，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经过一个时期的恢复，法国经济开始高涨，国王的势力重新抬头。

5）法国专制制度的继续发展

1610 年亨利四世被刺后，贵族的分裂活动重新兴起，宗教战争也再度爆发。1610—1624 年，法国再次陷入内乱之中。1624 年，路易十三（1610—1643 年）任命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 年）为首席大臣。黎塞留执行“国家利益至上”的政策，把国王和国家视为一体。他把加强绝对君主专制和把法国建成欧洲最强国视为两项基本国策，使用高压手段治理国家。在他的领导下，贵族叛乱和宗教冲突（镇压了胡格诺割据势力）再次敉平，工商业有所发展，专制王权得到巩固，法国恢复了在欧洲的重要地位。从1642 年12 月到1643 年5 月间，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先后死去，王位留给了不到5 岁的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专制王权终于发展到最高阶段。

二、英国都铎王朝的专制制度

1、手工工场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增长

1485—1603 年是英国都铎王朝统治时期。这个时期英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为此后英国超越其他欧洲国家，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奠定了基础，政治上与此相适应的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

英国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呢绒业。英国的呢绒不仅供本国需要，而且在欧洲有广阔的市场，是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出口最多的1565年，达134055 匹，占全国出口总值的81.6％。在呢绒主要产地的农村，分散形式的手工工场迅速地发展起来了。除毛纺织业外，采矿、制革、酿酒、金属冶炼和加工、建筑、造船等也是重要的手工行业。16 世纪70 年代以后，其中的采煤业、炼铁业、造船业生产突飞猛进。这些部门的生产技术比较复

杂，生产过程已有了明显的分工，而且需要集中一定的劳动人手，因此生产一般按集中的手工工场方式进行。16 世纪末工业中已开始使用煤作燃料。在国内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对外贸易也取得显著进展。16 世纪前期的特点是贸易量上的增长，掀起了以呢绒输出为中心的对外贸易高潮。后期的特点是贸易范围空前扩大，英国的商业和海上势力迅速扩张，贸易公司纷纷建立，比较重要的是莫斯科公司（1554 年）、东地公司（1579 年）、利凡特公司（1581

年）、几内亚公司（1588 年）和东印度公司（1600 年）。到16 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商人的足迹已越出西欧及其邻近地区的范围，同北欧、东欧、近东、北非和远东诸地区诸国家的商人直接交易。这个时期的商业扩张是同地理发现、海上劫掠、殖民占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揭开了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序幕。

农业上资本主义渗透的现象更为突出，它和圈地运动有极大关系。从15 世纪末开始，英国农村发生了一个以“圈地”为外形的大变革。由于圈地现象越来越普遍，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为一个圈地运动。16 世纪的圈地运动是英国历史上整个圈地过程的第一阶段，从根本上说，它是由农奴制的瓦解和农村商品经济的长期发展促成的，而本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地区与国家毛纺织业的发展则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国内外市场上对羊毛的需要激增，羊毛价格上涨，急于发财的地主便利用手中特权侵占荒地和公地，用栅栏和沟渠圈围起来，建立大牧羊场；有的地主将自领地直接改为牧场，赶走大部分农民；有的则当出租地租约期满后，用提高地租的办法迫使农民放弃续租，甚至强迫农民退佃，然后将土地大片出租给牧场主经营。16世纪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粮价上涨，有的被圈的土地又改为农场，同时

继续扩大圈地。在圈地过程中，土地关系、农业经营方式和耕作制度都发生了变革。圈地运动推动了英国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变，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制产生和发展起来了，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2、社会结构的变化

资本主义在工农业中的发展使英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最大特征是旧贵族的衰落和新贵族的兴起。旧贵族一般固守传统的经营方式，靠征收封建地租过奢侈生活。他们既无法与新经济竞争，又受到16 世纪中叶以后的价格革命影响，实际收入不断下降，经济上入不敷出，不得不出卖土地，逐渐衰落下去，于是在英国出现了普遍的贵族危机。在旧贵族经济衰落的同时，新贵族在它的近旁诞生了。农村中的农场主和租地农场主是新贵族阶层的重要组成部份，他们当中的一部份人来源于乡绅，还有市民和从自耕农中分化出来的成员。在圈地浪潮中，他们或者是通过契约关系向大贵族租入更多的土地，或者是通过圈地和买地扩大土地的占有。其中有的人采用新方法雇工经营，创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和牧场，

有的则通过土地买卖致富。土地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用来剥削传统的封建地租，而是作为谋取资本主义利润的手段。因此他们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封建贵族，而是资产阶级化了的新人物。圈地运动也引起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在少数人致富的同时，有大批小农失去了土地，沦为工业或农业雇工，有的被迫乞食流浪。这样，16 世纪的英国社会便出现了新的阶级结构和由此产生的新的阶级矛盾，并且出现了农民流浪这个新的社会问题。

3、专制统治•宗教改革

都铎王朝从第一个君主——亨利七世（1485—1509 年）开始，实行专制统治。亨利七世即位初年，国内局势不稳，冒充约克家族后裔的旧贵族先后三次起来争夺王位，他们的行动得到一部份人的支持，不服从地方官统治的情况更普遍。亨利七世对封建割据势力采取断然措施，下令禁止旧贵族蓄养家兵，解散封建家臣团，摧毁他们的城堡，消除旧贵族反叛王权的后患。在中央，国王选择亲信充当顾问官，不久又成立枢密院，枢密院受国王操纵，有权制定法令，并掌握最高司法权。由枢密官主持的“星室法庭”严厉惩治那些不效忠国王，甚至阴谋叛乱的贵族。1540 年枢密院和星室法庭有了明显的分工，前者成了一个固定的最高行政机构，后者则是司法组织。英国专制制度的特点是国王把新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作为主要的依靠力量，亨利七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1509—1547 年），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 年）大都从他们当中选任枢密院议员，把旧贵族排斥于这个最有权力的机构之外。重要的枢密官同时也是国务大臣，对都铎王朝的政策发生很大的影响。地方各郡仍归治安法官管理，权力有所扩大。治安法官员然没有薪俸，却是地方的实际统治者，由枢密院在地方乡绅中选任，执行枢密院规定的政策，可以处理司法案件，逮捕和审判犯人，镇压骚动和叛乱，并且有权规定工资和物价，审核行会章程，制定学徒制度规则等等，协助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统治。

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议会不但没有停止活动，它的作用反而得到强化，为王权服务。主要由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议会下院，在王朝统治的大部份时间里总是无条件地批准国王提出的法令。世袭贵族由于得到国王大量封地，由他们组成的上院对国王也俯首听命。

为了加强王权，使教会成为封建统治的支柱，亨利八世开始改革教会。英国的宗教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1533 年亨利八世公开和罗马教皇决裂，下令禁止向教廷缴纳岁贡。1534 年议会通过了“至尊法案”，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唯一的最高首脑，对一切宗教事务具有最高的权力，可以任命教会的各种教职，决定教义，并将宗教法庭改为国王法庭，由国王来审判教徒，镇压“异端”，改革教会，不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改革后的教会称为英国国教。这样，国教便成了都铎王朝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英国议会又以原罗马控制的天主教会腐化为理由，于1536—1539 年通过了解散修道院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法令。被没收的土地和原属修道院的房产，尽归国王所有，朝廷里的一些大臣、宠幸和地方上的支持者都受到了亨利八世的赏赐。约有2/3 的教会土地被抛入市场，转到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结果既充实了国库，又使贵族和资产阶级从中得利，他们因此更加拥护王权。

4、重商主义和反对西班牙的斗争

都铎王朝为了增强国力，在经济上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首先限制羊毛原料和粮食出口，同时限制制成品进口，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又给这个时期纷纷兴起的贸易公司颁发特许状，允许垄断特定地区的贸易。政府还大力发展航海业和军需工业，奖励造船。1568年伊丽莎白女王特许成立皇家矿业公司和金属开采与冶炼公司，主要开采铜矿和菱锌矿，并授予私人生产硫磺和硝石的专利权，积极制造大炮，改变过去军需品生产仰赖外国的状况。

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对其劲敌西班牙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16 世纪的西班牙几乎独占了美洲，垄断了对美洲殖民地的贸易，掌握了欧美之间的制海权，它在殖民地掠夺的财富为英国统治者所垂涎，它在海上的横行无忌，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西班牙还是一个炽热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它的国王对同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崇奉国教的英国怀有憎恨情绪，双方存在宗教分歧。因此，英国这时在外交上把西班牙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从16 世纪60 年代起，英国海盗在大西洋上经常劫夺西班牙殖民地和从殖民地运回金银的船只，以此作为打击西班牙的重要手段。同时伊丽莎白女王和贵族、资产阶级也把这种海上抢劫、走私和向美洲贩卖黑奴的活动视为发财致富的有效途径。英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削弱西班牙的国力，还支持西班牙的属地—尼德兰的革命。而西班牙为了报复，派遣外交官和间谍暗中支持英国国内反都铎王朝的天主教势力，企图谋害伊丽莎白，颠覆现政府。80 年代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终于在1588 年爆发了英西大海战，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被彻底打败，海上实力受重创。英国初步夺得了大西洋航线的控制权，为向美洲扩张开辟了道路，从此英国的殖民侵略势力逐渐向美洲渗透。

5、血腥立法和凯特起义

在国内，都铎王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血腥立法”，迫害在圈地运动中被抛出的失业流浪者，对他们施行鞭打、烙印、割耳和降为奴隶等刑罚，甚至处死。“血腥立法”最充分地体现了封建专制王权的阶级本质。16世纪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也是不堪忍受的，政府颁布劳工立法，把工人的工资强制地压低到有利于企业主赚钱的界限内。由于价格革命的影响，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但是压低工资的法令仍然有效。处在都铎王朝专制统治下的工农群众不断反抗，1536 年林肯郡和约克郡的农民首先暴动，此后反抗斗争接连不断，其中以1549 年由小贵族凯特兄弟领导的诺福克郡农民起义规模和影响最大，起义波及全郡，攻下了郡首府诺里季城，城内工人、帮工、学徒、破产行东响应，壮大了起义的声势，击溃了一支1200 人的政府军，但是起义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农民起义虽然屡遭失败，但有重大的意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圈地的狂潮。农民以武装斗争的方式维护了自己对土地的权利，使农村中保留了许多自耕农，这些自耕农成了17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新模范军的主力。

 

三、俄国留里克王朝专制制度的巩固

1、16 世纪的社会经济

15 世纪是俄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家最后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取得独立。就在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以莫斯科公园为核心，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进入16 世纪以后，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继承了前任大公统一国家的政策，先后将普斯科夫和梁赞并入了公国的版图（1510 年和1521 年），又恢复了被立陶宛占领的斯摩棱斯克（1514 年），最后完成了领土的统一，与此同时，国家也初步实现中央集权化。

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15 世纪中叶起，俄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到16 世纪已经有220 种手工行业，其中最突出的是采掘、木材加工、制革和制陶行业。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各地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在经济发展中地区孤立开始被打破，莫斯科逐渐形成为全公国的经济中心。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了，向南同伊朗、中亚，向西同英国等西欧国家建立了商业联系。但是这时俄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很

不充分，与同时期的英、法、尼德兰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俄国的工商业是落后的。在农业方面，15、16 世纪生产稳步增长。三围制广泛推行，随着向边远地区移民垦荒，耕地面积扩大。城市的发展和西欧经济发达国家对粮食和原料的需要不断增长，刺激了俄国的农业生产。当时贵族地主的土地大部份已租佃给个体农民耕种，农民的生产物除了主要以实物地租的形式缴纳给主人以外，勉强自给，所剩有限，他们同市场的联系十分薄弱。为了保证获得成批的商品粮和大麻、亚麻一类的经济作物，贵族地主不断扩大自营地，将分散在农民手中的耕地收回，于是在俄国出现了“夺地”现象。结果俄国中部地区农民的耕地16 世纪末比16 世纪中期减少了一倍到一倍半，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两地，每个农户平均占有的耕地由4—5 俄亩减少到1—1.5俄亩。随之而来的是扩大劳役地租，从15 世纪末开始，政府用立法手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1497 年的法典规定农民只准在每年的一定时间里，即犹利节（11 月26 日）前后各一星期离开主人，在以后的法典中再次重申，并规定了更多的限制条件，从而保证了贵族地主有足够的劳动力。因此，当西欧国家，如英国和尼德兰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俄国却加强了对农民的奴役，从此农奴制度逐步确立起来。

2、沙皇专制制度的确立

俄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在国内市场联系比较薄弱，资本主义尚未萌芽的条件下形成的，16 世纪初仍然不稳固。在实现领土统一的过程中，原来各公国的王公贵族虽然被莫斯科大公打败，表示臣服，然而实际上还享有许多特权，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贵族委员会”把持了政权，大公要受委员会的牵制，不征得它的同意，既不能颁布法令，也不能处理重大的司法纠纷和外交事务。伊凡三世虽然采取过一些强化中央权力的措施，但是未能从根本上削弱大贵族的分立势力。瓦西里三世死后，伊凡四世（1533—1584 年）即位，年仅三岁，由母后叶琳娜•格林斯卡娅摄政。她镇压了两个皇叔的叛乱，将政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538 年摄政王突然死去，“大贵族委员会”发动政变，政权经过几次转手，以前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措施被废除，封建割据局面重新出现。1547 年1 月已经成年的伊凡四世亲政，改称沙皇。就在这一年，莫斯科和全国各地发生人民起义，先后被沙皇镇压下去了。各地相继发生的起义，表明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要求政府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内秩序。1549 年初，伊凡四世召集“重臣会议”，会上一致认为必须实行改革，以肃清封建割据的流毒。接着伊凡四世又召开有大小贵族、高级教士、高级官员和商人代表参加的“缙绅会议”，在会上发表改革宣言，提出社会和政治改革纲领，并且宣布编纂新法典。新法典于1550 年颁布，规定将司法审判权和行政治理权进一步集于中央。从1549 年到1555 年，伊凡四世根据法典精神改组中央国家机关，设立分掌各部行政事务的衙门，组成政府的官僚机构，彻底废除旧机关，并且限制大贵族和教士的课税特权。地方上则废除总督制，由中小贵族和富裕阶层中选出的地方官和法官管理行政和司法事务。在军事改革方面，新颁布的“兵役条例”规

定，无论大贵族的世袭领地或中小贵族的封地在服军役方面一视同仁，都按土地面积的多少提供一定数量全副武装的骑兵，取消了大贵族的军事特权，中小贵族在服军役方面取得了平等权利。

50 年代的改革加强了沙皇的中央政权，但是大贵族仍然保持相当的实力，他们伺机背叛沙皇，甚至投降外敌。伊凡四世一方面用酷刑来打击大贵族的反叛行为，另一方面推行“特辖领地制”，企图彻底铲除贵族分立势力的根基。他将全国土地划分为特辖区和普通区两部份，中央地区和南方部份地区被定为特辖区，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由沙皇直接管理。特辖区内原属大贵族的世袭领地一律改为王室领地，分封给为沙皇服役的中小贵族。其余远离中央的边陲地区则被定为普通区，由贵族组成的“杜马”管理，凡在特辖区被没收了世袭领地的贵族，可以在普通区获得土地作为补偿。为了对付大贵族的反抗，伊凡四世又从中小贵族中挑选了一千人组成“特辖军团”，那些反对特辖领地制的大贵族均受到了残酷的镇压。伊凡四世因此获得了“恐怖的”伊凡这个称号（即伊凡雷帝）。特辖领地制的推行，大大削

弱了大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而沙皇的专制统治则在中小贵族和城市富裕阶层的支持下巩固起来了。

3、16世纪俄国的对外扩张

在对外关系方面，16 世纪期间，俄国主要推行扩张政策，其目标一是通过陆地蚕食逐步扩大领土，二是争夺出海口。伊凡四世首先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各蒙古汗国。1552 年出兵15 万，攻打喀山汗国，经激战后于同年10 月攻陷喀山城，城内男子全部遭到屠杀，妇孺被俘，财物被抢劫一空。之后，战争又延续了一个时期，汗国才最后被征服。

接着在1556 年灭掉阿斯特拉罕汗国。又进而占领诺该汗国。至此，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尽入俄国版图，为进一步入侵中亚、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开辟了道路。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军事扩张开始于1581 年9 月，到1584 年征服了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蒙古人汗国，随后（1586—1594 年）在那里建立了秋明、托博尔斯克、别列佐沃、塔拉和苏尔古特等军事城镇，作为进一步侵占西伯利亚的据点。大约半个世纪之后，俄国的势力向东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海岸。

为了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出海口，伊凡四世发动了立窝尼亚战争。1558 年4 万俄国军队从北部攻入立窝尼亚，占领了芬兰湾南岸的要塞那尔瓦和捷尔普特港。1560 年俄军又从中部进攻，占领了立窝尼亚大片领土。俄国的入侵引起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瑞典、波兰、立陶宛等国出兵干涉，瑞典占领了爱沙尼亚北部地区，立窝尼亚其余部份受立陶宛公国控制，争夺立窝尼亚的战争遂演变为国际战争。1562 年伊凡四世亲率8 万大军从南部进攻立陶

宛，并占领了波洛茨克。波兰和立陶宛为了合力抗俄，于1569 年在卢布林会议上宣布正式合并为波兰-立陶宛王国。波兰-立陶宛国王同瑞典、土耳其结盟之后，于1579 年进攻俄军，夺回波洛茨克，并且进入俄国国境。1581年波兰-立陶宛军队包围普斯科夫，同时，瑞典也在北方发动进攻，占领纳尔瓦，并进击卡累利亚。由于俄军连遭失败，加之国内贵族骚动，局势混乱，伊凡四世被迫于1582 年同波兰签订10 年休战条约，双方都放弃所占的领土。1583 年又同瑞典缔结停战协定，波罗的海沿岸的科波利耶、雅姆、伊凡格勒和芬兰湾沿岸的全部土地归属瑞典，战争就此结束。结果俄国不但没有夺得出海口，反而丧失了波罗的海沿岸部份土地。农民处境的恶化和波洛特尼科夫起义 延续了25 年的立窝尼亚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土地荒芜，野草丛生。政府为了筹措军费不断增税，贵族地主也竭力加重封建剥削，压榨农民，任意提高租额，使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和农奴负担异常沉重，无法维持生计，有的被迫到处流浪、乞讨。伊凡四世晚年和他的儿子费奥多尔统治（1584—1598 年）初年，俄国农村呈现一片萧条景象，中部和西部地区情况最严重。农民为了逃避赋税和饥荒，大批涌进南部和东南部未开垦的地区。伊凡四世为了解决贵族地主土地上因劳动力不足而造成的困难，在1581 年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禁年的犹利节期间迁徙。从1581 年到1586 年是禁年令的有效期，经过一个短时期的间歇，从1590 年到1595 年禁年令再次生效。此后，禁止农民自由迁徙实际上成了永久性的规定，农民仅有的一点合法权利也被剥夺了。为了制定更加严格的赋税制，1592—1593 年政府重新调查土地和人口，编制地产清册，农民一经登记属于某个贵族地主，就永远成为他的农奴，从此不得离开主人。1597 年政府又颁布禁止农奴逃亡的法令，规定自该年起前五年之内逃亡的农奴必须返回原住地，主人对出走的农奴有追捕的权利。以上法令巩固了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领主对农奴的占有获得了法律上的确认。

4、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俄国政局动荡，危机四伏。1598 年沙皇费奥多尔死，无嗣，留里克王朝告终。缙绅会议选举皇叔鲍里斯•戈都诺夫为沙皇（1598—1605 年）。贵族不满，他们勾结外敌，图谋颠覆沙皇政权，给外国武装干涉提供了可乘之机。1604 年波兰王出兵支持一个自命为伊凡四世皇子的俄国人季米特里占领莫斯科，自立为沙皇。伪季米特里同波兰贵族女子结婚，执行有利于波兰贵族的政策，引起了俄国各阶层的不满。1606 年5 月大贵族在莫斯科发动兵变，得到群众支持，推翻了伪季米特里的统治，大贵族夺取了政权，推举瓦西里•叔伊斯基为沙皇（1606—1610 年）。就在叔伊斯基统治时期，俄国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波洛特尼科夫领导的起义。1606 年夏，波洛特尼科夫在西南部的普迪夫尔城征集起义军，7 月向莫斯科进发，沿途城乡居民积极响应。起义军在克罗梅和卡卢加城下打败了沙皇的军队，10 月包围首都莫斯科。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约10 万人，以考杰尔村为大本营。由于起义军中成份复杂，卷入起义的小贵族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投降沙皇。12 月2 日，起义军在考杰尔村附近被打败，波洛特尼科夫向卡卢加退却，在那里顽强抵抗沙皇军队的围攻。1607 年5 月。在摩尔多瓦人和玛里人的支援下获得胜利。起义军从卡卢加转移到土拉城，在那里与伊凡•高尔察克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汇合，又坚持斗争达四个月之久。最后，沙皇军队在乌帕河筑坝，截流灌城，守城的起义军又已粮尽弹绝，不得不停止抵抗，领袖被捕遇害，起义最后失败。

波兰封建贵族趁俄国发生农民战争的机会，策划武装侵略俄国。他们推出第二个伪季米特里，由他率领的波兰贵族军队进入俄国，1608 年10 月兵临莫斯科城下，屯兵于近郊的土希诺村，自称沙皇。与此同时，波兰军队还控制了伏尔加河中上游大部份地区。当地居民奋力抗击波兰军，但是沙皇叔伊斯基不依靠群众，却在1609 年2 月同瑞典缔结同盟，请求瑞典派援军。这无异于引狼入室，结果使俄国大片领土被波兰军和瑞典军占领，叔伊斯基也随之倒台。在俄国面临被瓜分和灭亡的危急关头，人民群众和爱国贵族、将领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他们组织民军，收复部份被占领土，并且在1612 年10 月从波兰军手中夺回莫斯科城。民军领导人在1613 年2 月召集缙绅会议，选举国家首脑。大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选为沙皇（1613—1645 年），俄国从此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1613—1917 年）。

四、西班牙的专制制度

1、工商业的发展

15 世纪末西班牙实现统一，国家逐渐强大起来。国王拥有4 万人的常备军，于1492 年收复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占领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结束了长达七个多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1516 年国王斐迪南二世死，无嗣，由外孙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6—1556 年）。不久，查理一世又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年当选，称查理五世），除西班牙外，还统治意大利的一部份（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萨丁岛）、尼德兰、法兰西—孔德、帝国本部和广大的美洲殖民地。西班牙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和舰队，控制了欧美之间的大西洋水域，成为16 世纪西欧的强国之一。

西班牙的工业在16 世纪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西班牙山区盛产羊毛，毛纺织业成为重要的手工行业。以塞维利亚为中心的大西洋贸易促进了手工业尤其是毛纺织业的发展，塞维利亚已成为呢绒工业的中心。70 年代又涌现了新的生产基地，塞哥维亚年产呢绒13000 匹，科尔多瓦的年产量为15000 匹。瓦伦西亚、萨拉哥撒、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的四郊也有发达的呢绒工业。此外，托勒多城的丝

织、造船、制革、制帽等行业也很兴盛，尤其是它所生产的武器远近驰名，部份供出口。

在商业上主要发展同美洲殖民地的贸易。16 世纪期间，贸易额迅速增长，首先是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和秘鲁的波托西生产的白银，源源流入西班牙，1511—1515 年5 年间共运入白银价值20 万比索，1586—1590 年间达350万比索。同时又运入咖啡、可可、烟草和甘蔗等物。塞维利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将美洲的产品运销欧洲各地，并且输出本国生产的酒、木材和橄榄油。这个城市的人口16 世纪30 年代时为5 万，90 年代发展到13 万。西班牙又向北欧输出羊毛，主要运入尼德兰，1570 年仅桑坦德一地就出口羊毛17000 包。西班牙同地中海其他国家特别是同意大利和法国的贸易也很活跃。尽管16 世纪西班牙的工商业有明显的发展，但比英国、法国和尼德兰等西欧国家和地区还是落后，工业的规模不大，产品有限，对外贸易几乎年年入超，只得用白银来弥补。国内贸易也不发达，国家统一后，内部经济的发展仍然保持地区的分散性，加之受到专制政府掠夺政策的摧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幼芽无法获得进一步发展。

西班牙的农业十分落后，没有发生象英国和其他欧洲经济发达地区那样的农业变革，农村仍然受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西班牙农业的主要部门是牧羊业，由于西欧毛纺织业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增加，在卡斯提尔高原与安达卢西亚绿色平原之间的贵族牧羊主结成强大的联盟，称“麦斯塔”，每年驱赶二三百万头羊沿着固定的路线流动放牧，生产大批羊毛。政府把牧羊业作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极力扶植麦斯塔，用立法的形式给麦斯塔以夺取农民土地的权利。1489 年，国王下令，麦斯塔可以按需要使用村社的牧场。1501 年的法令又规定，麦斯塔放牧达一个季节的土地，若原租户不提出抗议，麦期塔即获得永久的租佃权。麦斯塔还依仗政府的支持和纵容，让流动羊群肆意毁坏农民耕地的篱笆。再加上租税的不断增加，严重影响粮食生产，也使农民生活日趋恶化，而麦斯塔却因出口羊毛获得巨大收益。由于历史原因，16 世纪的西班牙农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民的状况也有差异。卡斯提尔地区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大多数农民以缴纳货币地租为条件，世袭使用僧俗封建主的土地，并且获得一定的自由，有权离开土地。但是农民的分化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雇农，或者四处漂泊，成为乞丐和流浪者。比较落后的阿拉冈仍然保持残酷的农奴制。加泰洛尼亚的农民则通过起义争得了赎买自由的权利，但赎金往往很高，因此仍保留着农奴制的残余。

2、王权的加强

西班牙是在反抗阿拉伯人的“收复失地运动”中逐渐统一起来的，统一后的西班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国，但是各省区仍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王权并不巩固。由于在收复失地运动中需要依靠城市同盟和骑士团的支持，国王不得不给予封建贵族和城市种种特权。直到16 世纪初，贵族、教士和城市上层分子组成的等级议会仍然保持很大的权力，可以处理当地重大事务，表决征税议案，并且有审议王位废立的大权。除卡斯提尔议会外，还有阿拉冈、加泰洛尼亚和纳瓦尔三个地区性的议会，均享有自主权。国王查理一世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后，企图树立欧洲霸权。德王法兰西斯一世是他的劲敌，从1521—1544 年，查理一世同法兰西斯一世展开了争夺意大利半岛统治权的斗争，又不断同德国新教诸侯作战。对内则竭力加强专制统治。查理自幼生长在尼德兰，他将大批尼德兰籍的亲信安插在宫

廷和教会的重要职位上，排斥西班牙贵族，又肆意践踏各省区和城市的自治权。他横征暴敛，并向城市强制贷款，激起了各阶层普遍不满，反对查理一世专制统治的斗争终于发展为卡斯提尔城市公社起义。查理一世调集军队，将起义镇压下去，接着彻底剥夺城市的自由，等级议会的权力也被大大削弱，王权因此得以加强。

3、腓力二世的反动统治

1556 年查理一世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由他的弟弟斐迪南继承，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和尼德兰交由他的儿子腓力统治，称腓力二世（1556—1598 年）。腓力二世是一个愚钝的、眼光狭窄的暴君，又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对西班牙实行极权统治，利用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那些对专制制度稍有不满和反抗的政治敌人，也被他加上“异端”的罪名予以镇压，被他处死在火刑柱上的人不计其数。经济上则竭泽而渔，在他统治期间，西班牙政府的赋税极其沉重，从1556 年到1584 年税额增加了一倍。然而国王宫廷的消费两倍于岁入，又要缴付战费，入不敷出，政府被迫大量举债。一方面无限制地推行国债，然后宣布国家破产，在1557、1560、1575 和1596 年连续颁布破产令，拒绝偿还债款，造成国内经济生活混乱。另一方面向国外银行家借贷，用土地和矿产资源作为抵押，使国家财政受到意大利和德国银行家的控制，经济上加深了对外国银行家和商人的依赖。16 世纪中叶开始的欧洲“价格革命”，在西班牙表现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猛烈，物价上涨最早，也最快，到16 世纪末，物价提高了4—5 倍。政府对工业既不保护，也不鼓励支持，西班牙的产品一般质量低劣，价格又昂贵，根本无法同外国竞争，既丧失了国外市场，也丧失了国内市场。

政府为了满足贵族和富裕市民的要求，鼓励奢侈品和手工业品的输入，造成金银源源外流，并且摧毁了本国的企业。以上种种原因促使16 世纪后期西班牙的经济逐渐走向衰落，接着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经济萧条时期。在外交上，腓力二世继续奉行霸权政策。1571 年同威尼斯和教皇结盟，在勒盼多之役大败土耳其舰队，遏制了土耳其对西地中海区的进攻。1580 年西班牙又用武力兼并了葡萄牙王国及其海外殖民地，把它的霸业推向了顶峰。但是在1588 年，当它的“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却遭到英国海军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势力从此一蹶不振。同时出兵干涉法国的内战又以失败告终。就在腓力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的属地尼德兰爆发了革命，尼德兰北部行省脱离西班牙而独立，这对西班牙是沉重的一击，国力大受削弱。16 世纪以后，西班牙便丧失了大国地位。

 

第六节 尼德兰革命

 

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尼德兰是荷兰文“低地”一词的直译，指莱茵河、马斯河、些尔德河下游和北海沿岸一带地势低洼的地区，约当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东北部。中世纪初期，尼德兰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份，法兰克王国分裂后，它分属于德意志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到15 世纪，其大部份领地并入了伯根地公国。从16 世纪初开始，尼德兰又因联姻和继承关系归属于西班牙，受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这时的尼德兰实际上是由一些封建公国和伯国组成的联邦，有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机构，为首的是由西班牙国王任命的总督，下设国务会议、财政会议和枢密会议，同时还设有中央的三级会议和各省的三级会议。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机构渐趋完善，但是其权力经常受到西班牙专制王权的侵犯。

16 世纪的尼德兰是欧洲经济最繁荣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迅速。在17 个省区中，北部的荷兰、西兰和南部的法兰德斯、布拉奔工商业最发达。与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尼德兰都市化的程度最高，它拥有相当数量的城镇，荷兰省人口的半数是城市居民，法兰德斯和布拉奔的城市居民也占33％至40％。毛织和麻织业是尼德兰中世纪以来传统的手工行业，莱顿和纳尔登等城是北部重要的纺织中心，莱顿城在1500 至1530 年期间，平均年产毛呢25000 匹，纳尔登城也年产万匹以上。南部的阿拉斯、圣奥梅尔、杜埃、里尔、根特、伊普、布鲁日城精纺毛呢的生产曾经盛极一时，它的原料和产品销售都依赖国外市场。由于英国限制羊毛出口，使它的生产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后来使用西班牙的长羊毛经过精梳织成的“新毛织物”的生产，又迅速地发展起来了。除纺织业外，北部以造船、航海和捕鱼业著称。南部这时兴起的制糖、制皂、印刷和冶金业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手工工场制在各行业中广泛发展，逐渐取代行会作坊的生产，以毛纺织业最突出。阿姆斯特丹、密德尔堡、符利辛根、发隆西纳和蒙斯等都出现了集中形式的呢绒手工工场，洪得斯霍特城的工场规模尤其大，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这里所生产的新织物——哗叽由16 世纪30 年代平均每年3 万多匹，增至60 年代的9 万多匹。此外，还有分散和混合形式的手工工场。其他行业如捕鱼业也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商人和企业主集资组织大捕鱼公司，建造船只，雇用水手和渔夫为他们工作，仅阿姆斯特丹一地，每年驶出渔船上千艘，获得巨额利润。

商业的发展，首推法兰德斯的安特卫普，它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信贷业的中心。有不少满载美洲金银和商品的西班牙船首先在这里停泊，然后将货物转运欧洲各地，欧洲各国的出口商品也大都在这里集散。安特卫普城的港口可同时停泊大小船只2000 多艘，街上每日往来的外商达5000—6000 人。各国的金融家、大商人在城内交易所大厦都设立了办事处，从事证券交易和投机买卖。安特卫普也是南部的经济中心。北部最大的城市是阿

姆斯特丹，它的海运业和捕鱼业十分发达，拥有强大的海上舰队，同英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俄国保持活跃的贸易关系，与西班牙的联系则比较少。

在农村，南北经济发达的省份土地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农奴制早已废除。北部的荷兰、西兰，大部份耕地已转入富商和大资产阶级手中，他们或者直接经营农场、牧场，或者以短期租佃的方式将土地分租给为数众多的自由农耕种，收取货币地租。有的封建主也采取新方式经营土地，成为新贵族。这些省区农业商品化的程度较高，已出现了商品农业区，生产大量的粮食、亚麻、茜草染料和畜产品供应城市的需要，牲畜、奶油和干酪等还供出口。南部的法兰德斯和布拉奔，封建关系已为各种半资本主义的租佃关系所取代，也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农场。但是南部有相当部份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封建主仍然掌握着大部份土地，与土地所有权相联系的种种封建特权还保留着，农民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依附关系。边远地区封建农奴制还很牢固。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16 世纪尼德兰经济的发展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资产阶级当中的手工工场主和一般商人，还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比较激进，他们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要求往往以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和组织形式表现出来，并对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有较大的影响。在日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中，他们和人民群众形成暂时的联合，并且起领导作用。但是，那些富裕的大商人资产阶级，特别是同西班牙有经济联系的南方富商则比较保守，他们虽然反对专制统治的某些措施，但是还没有发展到对抗的程度，因而对西班牙采取妥协态度。贵族阶级处在分化当中，逐渐分裂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顽固保持封建关系与特权的旧贵族两部份，后者同城市行会上层人物和城市贵族残余势力结合，构成尼德兰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柱，是日后革命的对象。尼德兰的农民身受贵族、教会、高利贷者和资本主义包买商的重重剥削，处境日益恶化，不断破产，有的人被剥夺了土地，变成流浪者。政府又颁布立法来迫害他们，规定流浪者要受到鞭打、烙印，或者被罚在船上服苦役。工场或农场雇工工资微薄，日工时长达12 至14 小时，生活也很困苦，女工和童工的状况更加悲惨。农民和雇工因不堪忍受压迫而经常反抗，他们同是尼德兰革命的主要动力，再浸礼派【（Anabaptists）是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他们遵循慈温利的主张，认为婴儿不应受到罪的惩罚。因此婴儿洗礼是渎神的形式。他们主张唯成年受洗方为有效。】

三、西班牙的专制统治

由于尼德兰是16 世纪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掌握了对西属殖民地的全部贸易以及西班牙大部份对外贸易和金融业务；同时西班牙在推行欧洲霸权政策中，尼德兰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西班牙王查理一世对尼德兰加以严密控制，实行专制统治。他任命的尼德兰总督拥有最高的行政、司法、财政权力，任意破坏各省区和城市的特权，无休止地横征暴敛，西班牙国库年收入为500 万佛罗林（荷兰银币），其中约有一半来自尼德兰。又设立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根据1550年的敕令，凡“异端”处死刑，并被没收财产，藏匿与帮助异端的人与异端分子同罪，人们把这个敕令称为“血腥敕令”。西班牙的经济掠夺扼杀了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使广大群众破产。西班牙人总督所推行的专制暴政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它压抑了资产阶级的发展，劳动群众也深受其害。1514—1535 年，荷兰、弗里斯兰、上伊塞尔等省的再浸礼派掀起暴动。1539—1540 年，根特城也爆发起义。到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统治时，尼德兰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同西班牙专制统治者的矛盾终于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

腓力二世即位后，继续执行高压政策。他向尼德兰增派军队，任命他的姐姐玛格丽特为尼德兰总督，由主教格伦维尔辅政，全部权力落入了以他们为首的国务会议一小撮成员手中，尼德兰原有的自治权丧失殆尽。他们又利用天主教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增加宗教裁判官的数目，下令各级政权都要严厉执行惩治异端教徒的法令。在经济上推行了使尼德兰遭受致命打击的措施：1557 年的西班牙国家破产令颁布后，赖债不还；又禁止尼德兰商人进入美洲殖民地经商；1560 年还宣布提高西班牙羊毛的进口税额。结果造成尼德兰信贷系统混乱，银行家破产，商业萎缩，呢绒手工工场倒闭，繁荣的尼德兰顿时陷入经济萧条的局面。这一切，严重触犯了资产阶级和部份贵族的利益，工人面临失业挨饿，农民的生活也暗无天日，腓力二世施行的新政策便成为尼德兰革命的导火线。

革命的爆发

60 年代初，人民群众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斗争最初表现为教派活动。加尔文教和再浸礼教组织到处出现，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城郊，传播新教思想，有的手持武器捣毁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甚至打开监狱大门，释放被监禁的加尔文教徒。政府的镇压更加激起群众的反抗，在尼德兰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在群众斗争的推动下，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关的贵族激进派也行动起来了。他们以奥兰治的威廉亲王、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上将为首，组成“贵族同盟”，于1566 年4 月向玛格丽特总督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血腥敕令”，撤出西班牙驻军，罢免格伦维尔的职务，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尼德兰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向腓力二世表示效忠。西班牙政府拒绝让步，贵族便与资产阶级联系商讨对策，正在这时爆发了人民起义。

1566 年8 月11 日，大规模的起义首先在弗兰德斯的一些工业城市发生，以天主教会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群众冲进教堂和修道院，以工具作武器，捣毁圣像和遗骨，没收教会财产。起义来势迅猛，几周内就波及布拉奔、荷兰、西兰、弗里斯兰等12 个省区，参加者达数万人，被毁教堂和修道院达5500 座，并焚烧了一些债据和契约。这次起义在历史上被称为“破坏圣像运动”，它实际上是革命的开端。

但是，群众运动的发展，使贵族和部份资产阶级感到害怕，开始动摇。以奥兰治亲王威廉为首的一批贵族反对派于是同政府谈判，订立协议，竭力平息这场风暴。8 月23 日，女总督宣布废除宗教裁判所，对贵族的反叛行为不予追究，允许加尔文教徒在指定的地点传道和祈祷。接着贵族和资产阶级退出运动，起义被镇压。然而政府当局的让步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不久，腓力二世改派阿尔伐公爵为总督，带领一支18000 人的讨伐队进入尼德兰，采

用残暴手段对付群众，成立新法庭——“除暴委员会”，扬言要把居民作为异教徒斩尽杀绝，一时间竟使整个尼德兰变成了屠场。据记载，处死约8000人，连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上将也不能幸免，资产阶级首领安特卫普市长凡•斯特拉连亦被送上了绞刑台。为使金钱不断流入西班牙，1571 年阿尔伐颁布新的课税令，规定征收财产税1％，土地转卖税5％，商品交易税10％。新税令的执行使尼德兰的经济面临总崩溃。阿尔伐下令处死几个停业的小业主，悬首示众，用恐怖手段勒令开业。阿尔伐的血腥统治和掠夺政策迫使10万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逃亡国外，奥兰治亲王和他的亲信则逃往德国寻求外援，企图重新聚集力量，打回尼德兰。奥兰治亲王的活动使他实际上成为尼德兰资产阶级意志的执行者，从而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1568 年，他组织了3 万雇佣兵，从北方进攻弗里斯兰，以后又多次进军，但因未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几次进攻都为阿尔伐所败。

游击战争和北方起义

当贵族逃亡国外的时候，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对阿尔伐的恐怖政策展开了武装斗争。南方的农民和平民进入法兰德斯森林，组成森林游击队，袭击西班牙军队。北方的渔民、水手和码头工则组成海上游击队，在沿海一带袭击西班牙的船队和据点，使西班牙在南北方的统治都受到牵制。革命在深入发展中。

1572 年4 月1 日，海上游击队攻占了西兰省的布里尔城，成为北方各省普遍起义的信号。接着符利辛根取得独立。5 月下旬，须德海的门户恩克豪森城人民暴动，逮捕了市长，掌握了市政委员会，那里停泊着阿尔伐下令建造的大批军舰，舰上满载弹药和大炮，全部被缴。荷兰和西兰省各城市大都爆发了起义，城郊农民组织自卫队，打击西班牙的军队，拒缴什一税和服劳役，荷兰和西兰首先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这时，加入到加尔文教团体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迅速建立军队，领导起义群众，建立城市政权。就在这年的7 月，召开各省代表大会，讨论成立联合政权的问题。许多城市起义的胜利，都是在内部发动和奥兰治亲王的军队外部策应的情况下取得的，奥兰治亲王遂被资产阶级和贵族推举为荷兰、西兰总督。到1573 年底，弗里斯兰、乌特勒支、上伊塞尔、该尔德兰等省继荷兰、西兰之后，宣布独立，北方事实上已脱离西班牙，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奥兰治亲王成为各省公认的总督。阿尔伐的军队倾全力反扑，北方军民结合，英勇战斗，在哈连姆、莱顿、阿克马尔和蒙斯等城的保卫战中取得胜利。腓力二世撤换了总督，改变了统治策略，都未能挽回在北方的败局。

四、南方的斗争和根特协定

北方的胜利推动了南方的斗争。1576 年9 月4 日，布鲁塞尔城首先爆发起义。奥兰治亲王党指挥的民军在城内平民的支持下，攻占了国务委员会大厦，西班牙在南方的统治被推翻，政权转入三级会议手中，革命的中心也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的情况比较复杂，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的势力比较强大，大商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又同西班牙有密切联系。最初南方革命的主动权就是掌握在大资产阶级和有反西班牙情绪的贵族手中，他们既要争取独立，又不愿同腓力二世彻底决裂，既拥护新教，而又与天主教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占领布鲁塞尔以后，同年10 月，南北双方在根特城召开全尼德兰的三级会议。会上北方代表劝告南方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脱离西班牙，但不被南方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接受。只是在会议期间，安特卫普城发生西班牙士兵暴动，杀死市民8000 多人，又大肆抢劫，这才促成南方同北方达成协议，宣布恢复尼德兰的统一和各城市原有的特权，废除阿尔伐颁布的一切法令，这个协议被称为“根特协定”。这是一个保守的协定，它没有提出尼德兰独立、宗教信仰自由和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接着，南方的三级会议同西班牙派来的新总督唐•胡安谈判，签署了“永久敕令”，承认唐•胡安为全尼德兰的总督，企图中止革命。激进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1577 年秋，布鲁塞尔城爆发了新的起义，捣毁了贵族的市政局，组成“十八人委员会”，掌握了城市政权，法兰德斯和布拉奔两省的大城市纷纷仿效。十八人委员会逮捕天主教和贵族阴谋集团的首领，没收教产，并修筑工事，储备弹药，把教堂的钟改铸成大炮，准备用武力保卫城市政权。与此同时，自发的农民运动也席卷了南方各省。

南北分裂和联省共和国的成立

1578 年初，西班牙的新任总督亚历山大•法内塞率军反扑，在占布鲁大败三级会议的军队。南方的封建贵族和反动的天主教徒趁机活动，迅速倒向西班牙。1579 年1 月6 日，阿尔土瓦和海诺特两省的叛乱贵族成立“阿拉斯同盟”，撕毁根特协定，奉腓力二世为合法统治者。贵族与西班牙势力结合，改变了南方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城市革命政权先后被逐个击破。到1585 年安特卫普城陷落，南方的革命最后失败，西班牙政府又重新掌握了南方的政权。尼德兰南方后来形成为比利时和卢森堡国家。

尼德兰革命在南方节节失败的同时，在北方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阿拉斯同盟”的建立破坏了根特协定，南北宣告分裂。1579 年1 月23 日，北方各省，包括荷兰、西兰、乌特勒支、弗里斯兰、该尔德兰、上伊塞尔、德伦特、格罗林根和南方的部份城市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他们的代表在乌特勒支城集会结盟，宣告永不分裂，是为“乌特勒支同盟”。同盟以各省代表组成的三级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议定征税、宣战、缔结和约和颁布根本

法等一切重大事宜由三级会议以多数票决定，并规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同盟的协议奠定了北方共和国的政治基础。1581 年7 月26 日，奥兰治亲王在海牙召集联合省代表大会，宣布废黜腓力二世，正式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成立联省共和国，简称荷兰共和国。1584 年，奥兰治亲王被腓力二世派人刺死。法内塞的军队接着向北部进攻，但是屡遭联省军挫败。联省军进而占领了法兰德斯和布拉奔省的北部地区。这时的欧洲形势有利于联省共和国的巩固。

1588 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惨败于英国海军，1589—1598 年，西班牙对法国胡格诺战争的干涉又以失败告终，国力大受削弱，而联省共和国却得到英法的有力支援。至此，西班牙已无力扑灭尼德兰革命，不得不在1609年4 月同荷兰签订为期12 年的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共和国独立。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在1648 年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中，荷兰联省共和国正式得到国际承认。

尼德兰革命是以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次革命以加尔文教为旗帜，以城市平民和农民为主力，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盟在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但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期的资产阶级还不成熟，尤其是南方的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经济上对西班牙还有一定的依赖，因此在斗争中软弱动摇，甚至投降背叛，不能领导革命成功。北部的革命也有一定的不彻底性，革命后，政权掌握在富商和贵族寡头手中，政治上还保留了君主制的某些特点，总督形同国君，职位由奥兰治的威廉家族世袭，连激进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充分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这种情况使共和国的改革难于顺利进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一定限制。荷兰经济的繁荣仅是昙花一现，17 世纪后期开始走向衰落。

第七节 三十年战争

 一、三十年战争的背景

到17 世纪初，德意志仍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皇帝之间的斗争，无时或已。在宗教改革后，诸侯分为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在德国的七大选侯中，勃兰登堡、巴拉丁和萨克森三大选侯是新教徒；而波希米亚国王、科伦大主教等四大选侯为天主教徒。皇帝也是天主教徒，他的世袭领地——奥地利大公国则成为耶稣会会员活动的根据地。新教诸侯与旧教诸侯之间的斗争是围绕教产问题展开的，因为旧教诸侯抱着嫉妒的心情反对新教诸侯在宗教改革中夺取天主教会的土地财产。新教诸侯由于把天主教教会的土地没收过来据为己有，也由于把路德派教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势力大大增强，因而比已往有更大的独立性。但是皇帝不甘心于自己的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的地位，他一心一意想加强帝国的中央权力，削弱诸侯权力。皇帝与新教诸侯之间，中央集权势力与诸侯割据势力之间的斗争在17 世纪前期的德意志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在这个斗争中，天主教诸侯是跟着皇帝走的。

欧洲列强也插手于德意志内部的斗争。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而且它的君主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属于哈布斯堡家族，所以西班牙支持德国的天主教皇帝及旧教诸侯。另一方面，法、英、荷诸国则支持新教诸侯，因为它们不但希望维持德国的封建割据的局面，而且也觊觎德国的土地。1608 年皇帝指使天主教徒巴伐利亚公爵派兵夺取新教自由市多纳沃特，并且在该市恢复了天主教。这一事件导致了“新教同盟”的成立，巴拉丁选侯是其领袖。天主教诸侯也在第二年成立“天主教联盟”，以巴伐利亚公爵为其领袖。支持“新教同盟”的有英国、法国和荷兰。支持“天主教联盟”的是皇帝、罗马教皇及西班牙。欧洲列强的介入，使得德国问题更加复杂化，使德国内部的矛盾扩大为国际间的冲突，使宗教的矛盾演变为各国君主争权夺利，扩疆拓土的冲突。战争终于在1618 年爆发了，这便是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皇帝马提亚（1612—1619 年）企图巩固他在波希米亚的权势。早在1526 年，波希米亚就重新并入神圣罗马帝国，国王由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担任，可是这个国家仍保有较大的自治权，议会和新教教会继续存在。1618 年波希米亚王位空缺，马提亚安置他的亲戚、狂热的天主教徒斐迪南公爵担任国王。波希米亚的贵族反对这样做，因为他们大多为加尔文教教徒，恐怕斐迪南一旦即位，会失去他们的特权和宗教信

仰的自由。于是，一些波希米亚贵族冲入皇帝在布拉格的驻跸地，按照波希米亚惩罚叛徒的古老习俗，将皇帝的两个使者从窗口掷了出去。“掷出窗外事件”是引发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

三十年战争的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波希米亚时期（1618—1625 年），丹麦时期（1625—1629 年），瑞典时期（1630—1635 年），瑞典-法国时期（1635—1648 年）。

二、战争的过程

“掷出窗外事件”发生之后，波希米亚组成以图伦伯爵为首的临时政府，再度摆脱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1619 年，布拉格议会推举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为国王。同年，斐迪南登基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被称为斐迪南二世。他外倚西班牙，内靠天主教同盟，举兵讨伐波希米亚。腓特烈原来希望得到他岳父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和新教同盟的援助，结果都落空了。前者却与西班牙结盟，后者的一些成员因为嫉视巴拉丁选侯的势力强大，采取了“中立”态度，这就使军事上本来就薄弱的腓特烈遭受失败。1620 年11 月，由梯里率领的天主教同盟军队在布拉格近郊白山战役中击败波希米亚军队，西班牙军队也占领了巴拉丁。腓特烈出逃荷兰，其领地巴拉丁和选侯爵位都转归巴伐利亚公爵。斐迪南二世兼任波希米亚国王，约有一半的波希米亚贵族的土地被没收，转入天主教教会和德意志军人手中。波希米亚开始重新天主教化，新教被禁止，并宣布德语为国语。

斐迪南二世重蹈查理五世的故辙镇压新教，1621 年新教同盟被解散，这样一来，不仅德意志新教诸侯心生畏惧，即使远在北欧的新教国家也大为惶恐。丹麦国王克利斯汀四世（1588—1640 年）出面声援德意志新教。他同时又是神圣罗马帝国北部一个邦——霍尔斯坦的公爵，急欲在北德扩张他的势力。1625 年，在英国、荷兰的支持下，克里斯汀四世率领丹麦军队进入德国，北德新教诸侯相继依附，于是德国内部的战争就转变为国际战争。斐迪南二世利用波希米亚贵族瓦伦斯坦组织的雇佣军同丹麦对抗。1626 年，瓦伦斯坦的军队和由梯里率领的天主教同盟的军队，打败了丹麦和新教诸侯的联军。丹麦国王被迫于1629 年签订《吕贝克和约》，保证以后不再干涉德国的事务。

皇帝再度胜利，使得反宗教改革的浪潮泛滥于德国。1629 年皇帝颁布了《归还敕令》，规定所有自1552 年以来世俗化的教会领地一律归还给天主教教会。这涉及2 个大主教管区，12 个主教管区，100 多处以前属于修道院的领地。恐怖席卷了所有新教诸邦，似乎已有百年历史的整个宗教改革运动将遭到覆灭。

地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瑞典，以崇信新教与掌握波罗的海制海权为立国之本。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担心皇帝的政策和哈布斯堡的霸权会影响瑞典成为北欧最大的强国。1630 年，在法国的大力资助下，阿道尔夫率领瑞典军队进入德国，萨克森、勃兰登堡等北德新教诸侯先后归附。次年，瑞典军队在来比锡附近打败天主教同盟军队，直捣巴伐利亚，继而向奥地利进军。皇帝在危急之际，重新起用已被撤职的瓦伦斯坦，任其为统帅。1632 年，三十年战争期间任天主教联盟军统帅，1630 年升任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统帅。

11 月在吕岑会战中，瑞典军队取得胜利，但瑞典国王阵亡。瓦伦斯坦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同瑞典进行和谈，引起天主教诸侯的不满，皇帝再次撤销他的职务。不久瓦伦斯坦被暗杀。瑞典军在取得胜利后，军纪松弛。1634 年9月，在诺德林根附近被奥地利和西班牙联军击败，一直退到波罗的海沿岸。随后，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倒戈，瑞典无力再战。1635 年5 月，萨克森与皇帝缔结《布拉格和约》。和约规定：除萨克森选侯所统率的一部分军队外，所有军队都置于皇帝直接控制之下；诸侯所成立的同盟一律解散；战争期间占领对方的领土相互归还等。德意志其他新教各邦都赞同这个和约，撤回了他们对瑞典的支持。皇帝还通过宣布大赦新教诸侯和取消归还敕令，来减轻新教教徒的忧虑。参战的各邦又互相和解了，德国的内战似乎已接近尾声。实际上，三十年战争还远未结束。起来反对和破坏布拉格和约的倒不是德国新教诸侯，而是法国。黎塞留这位天主教红衣主教，终于公开地断然“支持”德国新教教徒，法国决定直接参战。

法国参加战争的目的，不仅想压服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更主要地想给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的霸权以严厉的打击。法国先同瑞典结盟，并取得荷兰的支持，因为西班牙与荷兰之间的战火早在1621 年重又燃起。1635年5 月，法国向西班牙宣战，自三十年战争发生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一直在有力地援助它的奥地利亲属，所以向西班牙宣战同向皇帝宣战完全一样。站在法国和瑞典方面的，还有萨伏依、威尼斯和匈牙利等，站在西班牙方面的则是皇帝和德国的一些诸侯。战场主要在德国境内，但战争同时也在法国、西班牙、西属尼德兰和意大利进行。

战争开始后，双方蹂躏所占领的对方地区，掠夺和杀戮居民。1636—1637年，西班牙军队曾先后自北方和南方攻入法国。到40 年代战争优势转到法国和瑞典方面来。1640 年，在法国的支持下，1580 年被西班牙兼併的葡萄牙爆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取得胜利，恢复了国家的独立。1642 年，黎塞留去世，马萨林担任法国首相，继续执行黎塞留的对外政策。1643 年春，法军在洛可瓦会战中大败西班牙军。与此同时，瑞典军在来比锡附近击败皇帝军队后，继续南下，法军自西东进，两军于1645 年春会师巴伐利亚。支持皇帝的诸侯在失去西班牙的援助之后，已经无力再战。1648 年，法军在隆斯附近歼灭西奥联军，瑞典军队攻克布拉格，战火在回到30 年前爆发的地点后嘎然而止。这时瑞典军中传染病流行，法国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深感不安，它们虽取得军事优势，也不得不同意停战。

从1643 年起，交战双方便开始了和谈。因为法国和瑞典争论不已，谈判分别在威斯特伐利亚的两个城市举行。在奥斯那布吕克参加谈判的是皇帝、瑞典、德意志新教诸侯和自由市代表。在闵斯特参加谈判的是皇帝、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天主教诸侯的代表。由于谈判期间双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军事形势的变化不时影响双方力量的对比，因此各方面的要求与和谈的条款发生过多次变化，直到1648 年10 月才达成协议，缔结了两个和约。因为上述两个会议地点都在威斯特伐利亚，合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和约的主要内容是：法国取得阿尔萨斯（斯特拉斯堡除外），并肯定了它早先取得的麦茨、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管区归它所有。瑞典则获得不来梅和费尔登的主教管区以及波美拉尼亚的西半部，包括什切青城在内。在德国内部，几个强大的诸侯都获得新领土，勃兰登堡得到波美拉尼亚东部和马德堡大主教管区等地；萨克森合并了鲁沙提亚；巴伐利亚得到上巴拉丁，仍保有选帝侯的地位，腓特烈之子继承下巴拉丁，列为帝国的第八选帝侯。和约确定了荷兰的独立地位，承认了瑞士脱离帝国而独立，承认帝国诸侯有独立的外交权力，皇帝不得干涉诸侯内政，帝国的重要事务如立法、课税、征兵、宣战、媾和等，必须由帝国议会决定。和约还规定加尔文教可享受与路德教同样的权利；在帝国法庭中，天主教和新教的法官各占的人数相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沉重地打击了哈布斯堡家族，德意志的分裂进一步加深，神圣罗马帝国更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西班牙也大为削弱，从此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和约划定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开创了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和约承认天主教与新教享有同等的权利，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以后解决国际争端开始摆脱神权的束缚。

   

                                    结语

 

16 世纪，当欧洲西北角的一隅之地率先跨入资本主义的门槛时，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仍停滞在封建社会，裹足不前。中国大明皇朝自中叶以后，由盛转衰。但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对人民加强了镇压和剥削，并继续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打击工商业，刚刚滋生的资本主义幼芽还未来得及成长便被扭曲了。日本则在经历了大名割据、长期混战之后，才形成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统一政权。这是封建秩序和权力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的更新和强化。这个统一政权的基础仍然是农本经济。一度繁荣的自由城市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城下町。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开始出现了。

 

第二章 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第一节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一、革命前的英国

1、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革命前，从表面上看，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全国人口大多数住在农村。不过，与欧洲大陆诸国不同，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很早就开始渗入到农业中去。这主要是圈地运动造成的。15 世纪末开始的圈地运动，到17 世纪上期仍在进行。圈地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这些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农民，成了被迫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为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圈地运动的过程

又是英国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出现的过程。农业市场也随之迅速扩大。这就促使英国的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过渡，并为以后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

为了适应迅速扩大的农业市场，当时的人采取了一系列改进农业的措施，如采用新的农作物耕作方法、耕作技术，改良肥料和扩大耕地面积等。革命前夕，英国各地区已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农业经济区。从16 世纪到17 世纪初，英国的工业也在迅速地发展，不但那些老的工业部门，而且新出现的一些工业部门都发展很快。东北部的煤矿，发展尤其迅速。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大规模的企业。当时开采一个煤矿，需要上千镑资金，同时大规模的企业还需要众多的劳动力，纽卡斯尔的煤矿就有500—1000 工人。铁的生产，也有较大的增长。不过，不能过分夸大16—17 世纪英国工业的发展水平，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工业仍处于手工工场阶段。而且，直到17 世纪初，英国全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农业。即使是工业，其主要原料也来源于农业，而工业产品主要也是为了农民的直接消费。

在革命前的100 多年中，英国国内外的商品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的商品也不再是以羊毛等原料为主，而是越来越多地出口制成品，特别是呢绒，成了出口商品的大宗。而伦敦又是呢绒出口的最重要的中心。原来英国的出口贸易受到汉萨同盟商人的控制，到16 世纪末，英国商人将汉萨同盟（汉萨同盟是德意志北部的城市和海外贸易集团建立的、维护本身商业利益的组织，成立于 13 世纪，结束于1669 年）。的商人排挤了出去，把对外贸易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成立了许多股份贸易公司。最初它们由一些商人自愿共同出资，装备从事长途航行的船只以进行海外贸易，后来发展为领有政府的正式特许状，获得了特权和专卖权。这些公司的贸易范围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地中海沿岸，美洲英属殖民地，东方的印度及“香料群岛”印度尼西亚。

2、革命前英国的社会等级

1801 年英国第一次人口调查之前，全国人口数字缺乏精确统计。近年来学者的研究表明，从15 世纪末到17 世纪中叶，人口增长的趋势比较明显，17 世纪中叶以后的100 年中，人口数字基本稳定。据估计，17 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将近530 万人，整个不列颠人口大约为700万人。

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断发展，在英国的贵族中，除旧的封建贵族外，还分化出了一个与资本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新贵族阶层。新贵族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剥削雇佣的农业工人，或将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坐收资本主义的地租。有些人还兼营工商业。新贵族主要是从乡绅转变而成的，但也有一部分大商人由于购买土地而加入了新贵族的行列。新贵族的地产事实上已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他们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益一致，因而在革命中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封建王党。新兴的资产阶级包括城市中的工、商业资本家、手工工场主以及农村中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租地农业家。他们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因而革命要求也较强烈。大商人和高利贷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向王室包税，对贵族放债，并参加独占贸易，与统治阶级有较密切的联系，构成了资产阶级中的保守集团。

农民在17 世纪初仍占全国居民的大多数，其基本群众是自由农和公簿持有农。自由农须向地主缴纳一定的贡赋，但拥有自己的土地。公簿持有农在农民中人数最多，是从封建时代的农奴转化而来的，他们除向地主缴纳固定地租外，还须担负其他封建义务。他们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制度，使耕种的份地真正成为自己的财产。农民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力军。在手工工场中劳动的雇佣工人，生活十分贫困，备受剥削，也是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3、专制君主制的衰落•清教思想的兴起

英国的专制君主政体也象其他国家一样，有其发展、鼎盛到衰落的过程。16 世纪中叶是英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最强固的时期。在玫瑰战争之后，封建大贵族已在内战中两败俱伤，无力从事反抗国王政权的斗争。资产阶级羽翼未丰，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需要依靠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至于英国的议会，虽然基本未停止过活动，但直到16 世纪90 年代之前，议会实际上始终与国王政府保持一致，只起政府下属机构的作用。所以在这段时期，英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比较巩固。但到了16 世纪末和17 世纪初，情况已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和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新贵族在经济上日益壮大，不再甘心忍受专制君主制对他们的横征暴敛和种种限制。他们同专制君主的矛盾日益上升。同时，随着英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分化，封建君主专制也逐渐丧失了它的统治基础。对此，17 世纪中叶英国的思想家哈林顿说道：正象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会死亡一样，君主专制政体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必然会崩溃。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也有它的思想动力，但它主要是通过宗教形式即清教来表达的。清教产生于16 世纪后半期。日益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逐渐感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英国国教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要求消除国教中天主教的残余因素，简化教会的仪式和活动，从而他们的主张被称做清教。清教徒抨击封建贵族、僧侣的奢侈浪费和道德败坏，提倡过严肃、“勤劳”的生活，这实际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追求利润和积累资本的生活理想。16世纪末，在清教中形成了两个主要派别，即长老派和独立派。长老派要求废除主教职位而以教徒自己选出的长老组成宗教会议，管理教会。独立派则要求每一个宗教团体都独立自治，按照大多数教徒的意见管理。

1603 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即位英国国王，是为詹姆斯一世。在政治上，詹姆斯一世是个君权神授论者。1610 年4 月，他在向议会讲话时说：“除了上帝，国王不对任何人负责”。在财政问题上，詹姆斯一世的政府遇到很大困难。他企图用增加税收的办法来解决，但这触犯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1625 年詹姆斯一世去世，其子查理一世即位。这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增长，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更大的变动。那些在经济上成长起来的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要求继续增加财富，而且提出了强烈的政治要求；那些在经济变动中日趋衰落的阶级，竭力挣扎，以图保持自己原有的地位；至于那些广大的社会中、下层人民，他们平日任人宰割，这时在整个形势动荡不宁的环境下，也空前活跃起来，积极展开斗争。在此基础上，政治领域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和组织形式，议会中出现了一个不定型的反对派。在思想领域，表现在清教形式中的激进思想，影响更不断扩大。同时，英国国家制度也有其独特之点，这主要表现在英国的军事警察制度和财政制度方面。

英国是一个岛国，平时不需强大的陆军来加以保卫，所以英国没有常备军，也没有正规的警察人员。因而英国的专制君主制就缺少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柱，这和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财政制度方面，英国国王的固定收入主要只有两项：王室的土地收入和关税收入，其余都是一些临时性的收入。从16 世纪末以来，政府即经常入不敷出，不得不借贷，到查理一世时已是债台高筑。国王于是借助于议会补助金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

困难。所谓议会补助金，即由议会通过征收的特殊捐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爆发了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

4、权利请愿书•矛盾的尖锐化

议会在税务问题上与国王的矛盾日趋尖锐，国王既无法从议会所通过的正常税收中得到足够的金钱以从事对外战争及其他用途，就实行“强迫借贷”，即不经议会通过而任意征收捐税，凡拒绝交纳者，便加以迫害。结果在1627 年3 月发生了“五爵士案件”，五个爵士因拒绝交纳“强迫借贷”而被捕。

议会对查理一世的行为甚为愤慨，为了表示抗议，在1628 年通过了“权利请愿书”，这个文件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捐税，不出示具体罪证不得任意捕人，和平时期不能随意实行军事法，不得任意在居民家中驻军等。查理一世为了获得议会对他的金钱补助，勉强批准了“权利请愿书”，但随后又任意对之加以曲解，并继续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当议会号召人民拒绝交税时，查理即将议会解散。

从1629 年3 月查理一世将议会解散到1640 年4 月议会重新召开，其间11 年为无议会的国王个人统治时期。查理本来企图用解散议会来压制议会对他的反抗，但此举反而更加刺激了原有反抗情绪的增强。尽管查理继续对反对派领导人进行迫害并对书刊进行严格检查，但群众的反抗浪潮却不断高涨起来。到1636 年间，英国各地出版了各种内容的书籍和小册子。其内容之激烈，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还有一些人从荷兰偷运一些关于清教内容的小册子到英国来加以散发。

1637 年6 月，清教徒威廉•普林尼、伯顿和巴斯特威克被捕，并被当众鞭打、带枷示众。但当6 月30 日他们被带往威斯敏斯特时，沿途跟随了许多同情的群众，他们在路上撒满鲜花和芳草。群众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有些对政权不满的清教徒，为了寻找信仰自由，逃往美洲殖民地。从1603 年到1640 年迁到海外去的清教徒达6 万人。

在人心浮动、社会动荡的环境下，查理在1635 年强迫人民都要交纳原来只向沿海城市征收的“船税”，拒交船税的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1639 年政府收到的船税，只达到应交的20％。

5苏格兰人起义•革命形势成熟

在英国国内政治矛盾已极端紧张的气氛中，由于查理一世在苏格兰所推行的倒行逆施政策，爆发了苏格兰人的起义，终于使查理一世走投无路，不得不结束个人统治而召开议会。

苏格兰虽然自1603 年以后与英国共有一个国王，但它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有自己的独立议会和教会组织。但是查理一世根据劳德大主教的建议，强迫苏格兰人接受英国的祈祷书，对反对者严加迫害。1634 年当发现一个苏格兰的勋爵有一份反对采用新祈祷书的请愿书时，即下令以叛国罪加以逮捕。苏格兰人为了进行反抗，选出了一个常设代表团，并起草了一个“民族公约”，公约宣称他们不接受新的宗教法规和新的祈祷书。随后“公约派”组织了一支军队，1639 年这支军队攻入了英国国境。

面对这样的局面，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去抵抗苏格兰人，不得不在1640 年4 月13 日下令召集已停开了11 年的议会。但这届议会召开之后，非但拒绝通过国王所需要的经费，反而提出了议会应该享有的权利等问题。查理一世在气恼之下，在5 月初又将它解散。这届议会存在不到一个月，史称“短期议会”。

苏格兰的起义不断扩大，公约派的军队在纽伯恩击败了查理一世的军队，随后占领了纽卡斯尔。在英国伦敦及许多地区发生了骚乱。伦敦有1 万多人签名递交请愿书，要求召开议会。1640 年9 月，查理一世在约克召开了一个贵族“大委员会”，参加会议的贵族也要求召开议会。查理一世无力抵御苏格兰人的进攻，于10 月间在里朋同苏格兰人订立了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查理一世的政府每天应交付苏格兰人850 镑费用。另外，须交给苏格兰人

30 万镑赔偿费。但即使这笔费用，查理也无法筹措。他不得不在1640 年11月3 日重新召开议会，这届议会以后断断续续存在到1653 年，史称“长期议会”。

“长期议会”召开后，成了反对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的领导中心，一般将它作为英国革命的开始。

二、革命的开始与第一次内战

1、长期议会开始阶段的活动

1640 年10 月，在群众运动如火如荼的环境下，长期议会进行了选举。许多著名的反对王党的人士如皮姆、汉普顿以及其他一些刚被解散的短期议会的议员都当选了，而那些王党候选人则纷纷落选。对此，当时的人说：“选举是在极为激动的情况下在全国进行的。忧

伤而沮丧的宫廷，已无法对选举施加影响。”不过，这些当选的议员，其中大多数人虽然对查理一世的政府抱着怨愤不满的态度，但是他们并无彻底的反封建的决心。这是因为就议员的社会成份来说，不但上院议员全是贵族，而且下院的500 多个议员中，大多数也是贵族出身。其中只有70 名资产阶级议员，而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垄断专卖权的所有者，与王党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少数态度比较坚决的共和主义者，他们力单势孤，没有组织，无法发挥作用。所以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气焰仍十分嚣张，他们不但蛮横地拒绝议会里一切关于改革的要求，而且屡次企图迫害反对派的领导人。王党的阴谋之所以未能得逞，革命之所以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主要是依靠了城乡劳动群众，特别是伦敦市内及郊区的下层人民的斗争。这一情况，首先反映在斯特拉福审判案上。

斯特拉福伯爵是国王的宠臣，1639 年曾带兵北上企图阻止苏格兰军队的进攻，是人民最痛恨的反动首脑人物之一。长期议会召开以后不久，下院议员皮姆等人就已提出审判斯特拉福的案件，然而却遭到王党分子的一再阻挠。1641 年4 月21 日下院讨论审判斯特拉福案件时，500 多个议员中，只有263 人出席。伦敦市内中、下层人民对此甚为愤慨，万余人签名递交请愿书，要求将斯特拉福作为“臭名昭彰的罪犯”处以极刑。迫于群众的正义呼

声，下院以204 票对59 票通过“褫夺公权法”，判斯特拉福以死刑。但上院拒绝批准这一判决，后来在群众的压力下才通过了这个议案。

按当时制度，议案必须经国王批准方能生效。查理一世想尽办法，企图拯救斯特拉福，后来群众冲到了国王的住处白厅，国王及其周围的人，惶恐万状，最后不得不在5 月10 日签署了关于斯特拉福的死刑判决案。5 月12日斯特拉福被带到断头台处决时，聚观的群众达20 万人，这是到那时为止英国从未有过的盛大的群众聚集的场面。

此外，议会从召开到1641 年春夏之间，还取得了其他一系列胜利。另一个为群众所痛恨的反动人物劳德大主教，也被逮捕囚禁于伦敦塔监狱（1645 年被处死）。国王被迫签署了“三年法案”，根据这个法案，议会必须定期召开，每两届议会之间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三年。另一法案规定，国王非经议会同意，不能解散或中断议会。取消了封建专制机构“星室法庭”、“北方委员会”、“威尔士委员会”以及审判宗教案件的特权法庭“最高法庭”。宣布以后非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捐税，并从监狱中无罪释放普林尼和1638 年因传播清教书籍而被判刑的清教活动家李尔本等人。

长期议会在它的活动初期，在广大群众的推动和支持下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封建的专制王权，初步树立起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最高权力的原则，也就是立宪君主制的原则。这在当时具有革命改造的进步意义。

2、长期议会议员的政治分化

议会所取得的上述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城乡中、下层人民的积极斗争才取得的，反动分子劳德大主教也说：“凡当下议院有什么议案要提出并认为上议院会坚决拒绝或国王不会同意的时候，渐渐地暴民们就会来到议会，高呼他们所要提出的这个或那个要求⋯ .”。但是，议会里有些议员对越来越猛烈的群众运动却心怀戒惧。他们在取得了一些胜利之后，已心满意足，不敢再把革命推向前进。所以从1641年夏初起，在下议院的议员中，就发生了意见分歧。这在讨论废除主教制的“根枝请愿书”和“大抗议书”时反映了出来。

英国国教中的主教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伦敦市民及其他各地的人民早就要求将它“连根带枝”地一齐废除。然而1641 年5 月当议会把这个问题提出讨论时，却遭到许多议员的激烈反对。议员瓦勒认为，主教制可以作为防范人民的外围堡垒，不能废除。经过激烈争论，这个议案在下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但上院拒绝加以批准。（后来到1646 年1 月主教制才被废除）。

当1641 年秋、冬间，议会里讨论“大抗议书”时，议员间的政治分化更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大抗议书”是革命开始阶段议会的纲领性文件，全文共204 条。它列举了查理一世在无议会统治时期滥用职权的行为，要求工商自由，成立长老派教会组织，政府应对议会负责等。内容温和，语气谦恭，但许多议员对之却激烈反对。从1641 年10 月20 日起，争论数日，仍无结果。10 月22 日表决时，议会里的斗争更趋激烈，直到午夜，才以159 票对148 票的微弱多数通过。接着当讨论是否将“大抗议书”刊印散发的时候，议员们更是情绪激动，有人在头上挥舞着帽子，有人甚至拔出了刀剑。引起议会中议员产生政治分化的原因是城乡中、下层人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除了上举的伦敦等城市中的人民斗争之外，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东部和西南部各郡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到处蔓延开来。据当时上院公报等不完全的资料，仅反圈地的农民运动就发生了15 起。农民成百上千地夺取被贵族强占的公社土地，砍伐地主的森林，拒绝向地主交纳地租。有时起义的农民甚至攻入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议员就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如何镇压农民起义上去了。1641 年，议会中已开始讨论这一问题。6 月19 日上院公布了禁止破坏土地私有权的法令。法令还要求各地政府严惩“所有的暴乱和非法集会”。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640 年到1643 年，上院（当时起最高法院作用）一共处理了农民运动的“主犯”246 人，其中5 人是妇女。

但是，当时整个政治斗争的形势是：王党势力仍非常强大，反王党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立足未稳。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经济要求远未满足。在防止王党反扑，继续同王党作斗争中，除了依靠城乡中、下层人民，别无他途。1642年1 月的逮捕五议员事件，再次显示了中、下层人民的力量。查理眼见议会里议员分歧越来越大，很多议员动摇不定，就将反对派为

首的皮姆、汉普顿等五人逮捕。但当查理一世率领武装卫士到议院时，皮姆等人已事先得到消息，躲到了伦敦城区。查理一世率领卫队赶到伦敦城区时，城区数千手工业者及平民武装起来，挡住了查理一世的去路。伦敦市内及郊区南渥克的水手、脚夫及附近的白金汉郡、肯特郡的农民也集结队伍开到伦敦。一周以后，他们簇拥着皮姆等五人，堂哉皇哉地回到了下院。这样，中、下层劳动群众已成了首都的真正主人，查理一世无计可施，于1642 年1月10 日离开了伦敦。

3、内战的爆发

1）第一次内战的第一阶段

查理一世离开伦敦后，于当年秋天到了北方；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王党分子。这批人在1642 年8 月22 日黄昏时分在诺丁汉的卡塞尔山顶升起了王党的军旗，宣布讨伐议会叛乱分子，从此开始了内战。

内战开始后，英国从地区上分为两个敌对阵营。一个是北部和西北部，这里是王党的势力范围。另一个是包括伦敦在内的东南部地区，这里为议会所控制。王党所控制的西北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封建经济占优势。王党在这个地区的社会支柱是封建贵族。议会所控制的东南部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较发达，议会在这个地区主要依靠资产阶级、中小贵族和城乡下层人民。所以内战开始后，虽然两个敌对阵营表面上是以地区划分的，但实际上它的划分基础是社会阶级的不同。

内战刚开始时，从双方拥有的客观条件看，议会占绝对的优势。经济上，议会占据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各郡，而且占据了首都，有原来的一套政府机构可加运用，并可继续进行固定的赋税征收。而王党的占领区则比较贫瘠，军队的供给只能靠王室的收入，大封建主的赠款，和向地方上勒索的捐献，所以很快财源就枯竭了，不得不派一大部分军队去征收钱粮，以至军纪废驰，怨声载道。在军队数量上，战争刚开始时，议会的武装民兵远远超过了王党的军队，而且海军也站在议会方面，许多重要港口都处于议会控制之下。

但是在内战开始后的初期阶段（1642—1644 年），议会军却遭到一连串的失败。1642 年10 月23 日在埃吉山双方进行了一次胜负不分的战斗，随后王党军队占据了牛津，把牛津作为大本营，威胁伦敦。同时，王党分子还占据了北部的5 个郡和西南部的威尔士。到1643 年底，全国有3/5 地区处于王党占领之下。

议会军在内战初期的失利，主要是由于议会阵营的领导人物的妥协动摇态度所造成的。内战初期，在议会阵营的领导人物中，以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个是主战派；一个是主和派；第三派是主战派中的右翼，这派人虽然主张继续同国王战斗，但是态度却不坚决，他们希望能在国王承认议会权利的条件下同国王言和。这一派人大约有30—40 人，他们的领导人是皮姆和汉普顿。皮姆等人利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掌握了领导权，在他们的领导下，执行着半心半意的战斗。直到皮姆去世之后，由于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发展，领导权才转移到主战派手中。

议会同苏格兰人在1643 年9 月签订了一份“神圣的同盟和公约”，根据这个条约，苏格兰军队于1644 年1 月越过边界攻入英国。7 月2 日，苏格兰的军队与托马斯•费尔法克斯所领导的军队以及曼彻斯特和克伦威尔领导的东部联盟的军队所组成的联军，在马斯顿荒原之战中，击败了王党。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未能乘胜追击，坐失战机。而由埃赛克斯伯爵指挥的一支议会军，却在西南地区被王党击溃。

在议会军的高级领导人中，除了埃赛克斯和曼彻斯特等昏庸无能的人之外，也有一些人，鉴于严酷的军事战斗现实，不得不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来加强议会军的战斗力。作为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独立派领导人克伦威尔，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为了吸收那些具有反对封建王党决心的人到军队中来，很注意从农村中那些笃信清教的中、下层农民中召募士兵，还任命了一些下层社会出身的人担任中下级军官。克伦威尔的这支军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在战斗中连战连捷。1644 年在马斯顿荒原之战胜利后，被人称为“铁军”。

2）群众运动的高涨•第一次内战的第二阶段

在内战初期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已表明，议会军如要避免失败，取得胜利，必须改组军队，把具有反封建斗争积极性的中、下层人民吸收到军队当中来。然而，议会军的高级领导人以及议会里的保守分子却不愿这样做。他们害怕群众武装起来之后，会不受他们的控制。在1644 年11 月一次军事会议上，克伦威尔指责曼彻斯特在战斗中作战不力，贻误战机时，曼彻斯特为他的行为辩护说：“如果我们把国王打败99 次，他仍然是国王，在他之后，他的子孙也仍然是国王。但是，如果国王只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将统统被绞死，我们的子孙将变为奴隶。”就在这些上层人物不愿将内战坚决进行下去时，城乡群众自发独立的斗争却蓬勃地发展起来。

人民反封建斗争的独立性的增长的一种突出表现，是要求自由、民主的出版物和小册子的大量出现。据估计，仅1645 年全国就出版了722 种出版物，英国人民通过这些出版物所迸发出来的精神焕发景象，引起当代诗人弥尔顿的热烈欢呼：“我好像看到一个高傲的强大的民族，象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锁链，奋然站立了起来。”群众运动的另一表现是各种摆脱官方宗教的独立教派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仅伦敦一地就产生了80 多个不同教派的圣会。这些教派的领导人中许多是下层手工工人。这段时期群众运动在农村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西南部各郡发生的“棒民”运动。“棒民”总共约10 万人左右，它的领导成份比较复杂，但基本群众是农民，他们手执棍棒，揭竿而起，故称“棒民”。他们自称既不支持议会，也不支持国王，而是走中间道路。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与财产”，实行联防互保。

“棒民”之所以宣称他们走“中间”道路，是他们既反对王党，也对议会不满的反映。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在当时的客观作用，不仅打击并遏制了这一地区王党的气焰，而且也迫使议会不得不赶快采取措施，以争取群众，打败王党。

1644 年12 月9 日克伦威尔在议会发言要求改组军队，他警告说：“如果军队不按照新的方式进行改组，如果战争不更加坚决地进行，那么人民就不愿再忍受下去而要强迫议会订立耻辱的和约了。”这样，议会才不得不在1645 年初决定改组军队，通过了“克己法”。法案规定，议会两院的议员，必须放弃他们同时担任议会或军事职务当中的一项职务。那些担任军队高级领导的议员，如埃赛克斯、曼彻斯特和瓦勒等人，都解除了军职。总司令改由费尔法克斯担任，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副司令克伦威尔手里。

改组后的议会军称“新模范军”，主要由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组成，纪律严明，战斗情绪旺盛。在中、下级军官中，也有一些是由于军功和能力而擢升的。这支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在1645 年6 月14 日纳斯比战役中彻底击败了王党军队。1646 年6 月攻占了王党的大本营牛津，第一次内战即以议会军的胜利而结束。

三、两次内战之间的政治斗争

1、第一次内战后英国国内形势

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英国国内经济残破，满目疮痍。1646 年又发生了旱灾，农业歉收，但议会里的上层掌权人物，不但不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反而趁机搜刮，致使粮食等日用必需品的价格猛涨。即使一般人民的常用食品如燕麦、黑麦、豌豆等的售价，也成倍上升。本来生活就已困难的劳动群众，更沦于饥寒交迫的境地。40 年代时，英国的贫民人数达50 万人左右。特别是那些靠工资为生的人，由于工资的增加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生活更为困苦。这段时期，人民所负担的赋税也不断增加。在内战时期，议会支出的最大一笔费用是军费，仅1646 年3月到1647 年3 月，军队从国库中支取的薪饷即达118 万镑之多。议会为了筹集这笔费用，除了以高额利息向官商大贾借贷之外，又加重向居民征收消费税。不但税额不断增加，而且课征的项目也日益扩大。许多日用必需品如食盐、纸张等都要征税。自1643—1646 年间，一般的乡绅，要将1/4 的收入作为赋税交纳。

这次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土地问题。1643 年3 月的法令规定，把那些反对议会并直接、间接支持国王的“破坏分子”的土地加以扣押，后又颁布法令将这部分被扣押的土地出卖。但被出卖的土地大部分落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之手。例如有名的大富豪约翰•华莱斯顿即曾利用职权以8000 镑的价格把伦敦附近几处原属于伦敦主教的地产购为己有。

从革命开始以来，原先属于国王、封建大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大批转入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之手。议会于1646 年2 月24 日又颁布法令，废除了原来的监护法庭，解除了土地所有者对国王所负担的封建义务，因而这批新的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就成了享有充分自由支配权的资产阶级地产。但是农民们负担的封建义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比以前增多了。同时，议会还暂时停止了关于禁止圈地的立法，并通过多次决议，镇压反对圈地的农民骚

动。这使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更加明目张胆地进行圈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

在政治上，自从1640 年11 月长期议会召开后，议会越来越发挥最高政权的作用。当第一次内战以王党的失败告终时，议会实际上成了英国国内唯一的最高政权机关，变成了临时政府。而在这个政权中掌握大权的是长老派人士。长老派利用他们在议会中的统治地位，竭力把其他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排挤出应享的政治权利之外。如在选举权问题上，他们仍实行革命前的规定，即只有年收入达40 先令以上的自由产业所有者才有选

举权。全国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

长老派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更因其在宗教上的独占地位而得到加强。自从1643 年9 月议会同苏格兰人订立了“神圣的同盟和公约”以来，长老派成了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派别。1644 年12 月召集的一次宗教会议上，规定长老会的教义为全国人民一律遵奉的宗教信仰。议会中当权的长老派上层人物，利用权力对于那些不愿遵奉长老派的人士不断施行迫害，他们这种限制和迫害人民信仰自由的行为，引起了强烈反抗。因为自从革命开始以来，人民争取政治、经济自由的斗争是和争取思想、信仰自由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正像诗人弥尔顿在这个时期所写的那样：“在所有的自由之中，首先给我以按照良心自由地去认识、发表言论和讨论问题的自由。”广大中、下层人民争取信仰、言论、思想自由的斗争蓬勃向前发展，与当权的长老派的矛盾日趋激烈。

综上所述，在1646 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封建王党已被打倒，但胜利的果实却为以长老派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攫取，中、下层人民在经济、政治、宗教信仰和思想言论上仍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于是广大的中、下层人民反对长老派的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革命潮流发生了波折，出现了曲折复杂的斗争形势。

2、长老派同独立派之间的斗争

两次内战之间（1646—1648 年）英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在三个政治派别之间展开的。它们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代表社会中下层人民利益的平等派。第一次内战以王党的失败而告结束后，议会成了国内唯一的最高政权机关，在议会里掌权的长老派，为了独吞胜利的果实，便企图解散和他们意见不一致的军队，以消除军队对他们的威胁。在议会里长老派议员丹济尔•胡尔斯等人以减轻人民的赋税为借口，在1647 年3 月提议将军队解散，而且拒绝补发在战争期间欠发给士兵的薪饷，并把独立派的军官召到议会来，要求他们采取措施来使士兵收回关于补发欠饷和抚恤阵亡将士遗孀的要求。这个建议被通过了。

军队里的士兵群众和中、下级军官对议会的这一措施反应强烈，但一部分高级军官却态度暧昧。克伦威尔犹豫不决，他一方面害怕军队解散后，独立派军官将失去其依靠的力量，但同时他又害怕士兵政治积极性的增强，失去控制。当高级军官还在动摇犹豫的时候，士兵自发的斗争已在迅速发展。在伦敦的平等派对议会里长老派的不满情绪也十分强烈。平等派是在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出现的。1646 年7 月，李尔本等三人起草了一份名为《千万公民的抗议书》，提出人民应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家的最高主权应该属于人民，并要求取消国王和上议院。这个文件的发表，意味着平等派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平等派在伦敦等城市的手工业者、平民和农村的手工业者中有许多信徒，新模范军中的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平等派的忠实拥护者。1647 年3—5 月间，平等派曾五次到议会去请愿，提出他们的切身要求。李尔本还写文章对长老派进行猛烈抨击。平等派的著作传播到军队以后，得到士兵热烈

的响应。他们已不再限于讨论补发欠饷等经济问题，而是讨论起国家大事和政治问题了。他们感到独立派高级军官已不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建立自己的独立团体和组织的要求。1647 年4 月末5 月初首先在思想比较激进的8 个骑兵团中选举出了代表士兵的“鼓动员”，并成立了“鼓动员委员会”，随后在许多连队中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有一些具有平等派思想的中、下级军官也加入了士兵的行列。

士兵“鼓动员委员会”成为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组织，同时也是联系军队以外的，特别是伦敦的平等派人士的纽带。于是这股代表城乡中、下层人民利益的政治力量开始迅速壮大起来。他们不仅与议会里的长老派相对抗，而且逐渐摆脱了独立派高级军官对他们的控制。

1647 年6 月，在鼓动员的促使下，骑兵掌旗官齐埃斯率500 名骑兵到囚禁国王的赫姆比城堡，把国王劫持过来，押到军队大本营所在地纽马克特，切断了长老派同国王的联系。

在严峻的形势下，士兵鼓动员公开警告克伦威尔，如果他不立刻前来领导他们的话，他们将不顾他而单独前进。克伦威尔权衡利害，不得不赶快表示他和大多数军官愿意站到士兵方面来。但克伦威尔随即采取措施，把士兵群众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成立了一个“全军会议”，由所有的高级军官和每团两个军官代表和两个士兵代表（鼓动员）组成，作为讨论全军重大问题的机构。在6 月5 日召开的全军会议上，通过了“军队的庄严协约”，宣称军队的要求如得不到保证，军队将永不解散。6 月14 日的全军会议又通过致议会的“军队声明”，表示军队并不是为任何专制权力服务的雇佣军，而是为了保卫人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声明还

表示反对一切专横、暴行和压迫，并要求解散现存的议会。“军队声明”是由独立派军官艾尔顿起草的，但它的内容却贯穿了平等派主权在民的思想。从4 月底士兵委员会的建立到6 月中旬“军队声明”的发表，说明军队的性质已不再是单纯进行战争的工具，而是提出独立的政治纲领和要求的政治团体了。军队已变成长老派控制下的议会之外的由独立派领导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其斗争矛头直指长老派控制的议会。

军队里的士兵要求将军队开进伦敦，采取坚决措施来反对议会里的长老派的倒行逆施行为，但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一再推诿，他们害怕士兵政治独立性的增强，会使他们难以驾驭。7 月16 日在雷丁召开的一次军队会议上，绕军队是否开进伦敦的问题，克伦威尔与艾尔顿等高级军官和平等派的鼓动员发生了争吵。但在伦敦城内，7 月26 日、27 日发生了长老派煽动的反对独立派的骚动。在危急的局势下，克伦威尔无法再压抑士兵进军伦敦的强烈要求，军队于8 月6 日开进了伦敦，平息了伦敦反独立派的骚乱。反动的长老派议员如胡尔斯、斯泰普尔顿等人纷纷逃散。至此，议会（长老派）同军队（独立派）的斗争，就以军队的胜利而告结束。

3、独立派与平等派的斗争

 军队开进伦敦，驱散了议会中反动的长老派议员之后，国家最高政权便转到独立派手中。这时摆在独立派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把长老派未完成的改造国家，建立新制度的任务担当起来。但在这个问题上，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和平等派领导下的士兵群众的观念却大不相同。独

立派高级军官与平等派士兵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斗争。

独立派设计的关于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方案，反映在他们所拟订的“建议纲目”中，其基本内容是建立一个立宪君主制度：国王的地位仍保留，但应受到议会的限制。议会仍由两院组成，上院即贵族院仍保留，下院的议员由有财产资格的人选出，另外设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国务会议，负责行政事务。

独立派高级军官拿这个“建议纲目”在1647 年8 月底开始同国王谈判。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企图与国王和谈的行为，受到平等派的猛烈抨击。平等派领导的士兵们既然觉察到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不可信任，就自觉地要把改造国家的任务担当起来。10 月15 日，他们着手拟订了一个关于改造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纲领文献“军队事业”，以与军官们拟订的“建议纲目”相对抗。“军队事业”的中心内容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是人民，要求实行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取消上议院，停止圈地，以前夺取的公社土地应归还农民，废除专卖权和什一税。

独立派高级军官与平等派鼓动员围绕着“建议纲目”和“军队事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国王和上议院是否仍旧保留，是否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等。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为了防止平等派的思想进一步在社会上传播，提议召开“全军会议”来讨论上述文件，企图用这种手段压制平等派的改造国家制度的方案。

平等派得到关于召开“全军会议”的消息后，为了准备在会上同高级军官进行辩论，就在10 月下旬拟订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纲领文献“人民公约”。该“公约”要求立刻解散现在的议会，以后进行选举时，全国的选区要按照居民人口的多少重新加以分配。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应属于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人民应享有信仰自由，任何权力也不能进行干涉。这里所谓的“任何权力”实际上包括下议院在内。这就是说，包括下议院在内的任何权力机关都不能干涉人民的信仰自由。这充分体现了平等的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源泉的思想。“人民公约”还规定不准强迫人民服兵役和从事战争。所有的人，不论其地位、官职、财产和出身的不同，都应服从统一的法律。

为了解决双方的分歧，1647 年10 月28 日起到11 月8 日，在伦敦城外的普特尼教堂召开了“全军会议”。在会上，以克伦威尔、艾尔顿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和平等派的代表，围绕着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普特尼辩论”。从思想斗争的角度看，这次辩论是英国革命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

独立派高级军官的主要发言人有克伦威尔、艾尔顿等人；平等派的代表有雷因波洛、赛克斯比、魏尔德曼等人。克伦威尔在发言中反对对国家制度作太大的变动。他说，在考虑宪法草案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民族的人民的精神和气质是否准备接受它并与之一道前进”。而“人民公约”所宣布的那些原则，对英国来说变动太大，实现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平等派的代表雷因波洛反驳说，如果我们害怕困难的话，就不会起而反对国王，进行战斗

了。“即使在你面前是死，而你的身后和左右都是大海，但如果你确信你的事业是正义的话，我想你必然会义无反顾地将这事业贯彻下去的”。上述的发言表明，独立派害怕局势进一步变动，要求革命停止下来，平等派则不满于当时的状况，要求把革命继续下去。以后的会议在辩论到实质问题时，双方的分歧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选举权和国家最高政权的形式。

关于选举权，平等派坚决主张生而为英国人的全体居民，都应该享有选举权。雷因波洛在发言中说：“最贫穷的人和最高贵的人都是在英国过活的，⋯ .严格地说，最贫穷的人如果在这个政府统治下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话，他就没有服从政府的义务”。独立派反对普选权的原则，认为它将会造成对私有财产的威胁。他们的代表李启上校说：英国没有财产的人和有财产的人数目是5∶1，“如果主人和仆人都成为平等的选举人，那么，很清楚，那些在这个王国没有财产的人将会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去选举那些没有财产的人⋯ .将会制订出一种法律，将会使资产和地产平等”。对此，平等派的代表又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双方争执不下。

关于国家最高政权问题，平等派的雷因波洛、赛克斯比、魏尔德曼等人在发言中坚决反对国王和上院的统治。他们认为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应比国王和上院享有更大的权力。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等独立派高级军官则百般为国王和上院的权力辩护，艾尔顿说：“由国王和贵族统治的政府⋯ .是世界上最公正的政府。”

连续一个多星期的辩论，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是，当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在同平等派在谈判桌上争论的时候，他们另一方面却在布置圈套准备以武力打击对方。克伦威尔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在11 月8 日的会议上攻击“人民公约”中关于普选权的主张将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因而提议“全军会议”休会。军官和鼓动员都回到自己的团队去。一周以后，军队领导人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下令军队分三部分分别进行检阅，企图借机镇压士兵中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平等派也意识到斗争的严重性，他们也想趁机发动士兵起义，强行通

过“人民公约”。于是双方的斗争就由会场转向了战场。

军事检阅前夕，独立派高级军官以总司令费尔法克斯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一方面表示愿意接受鼓动员以前提出的一些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又以加强军事纪律相威胁。而平等派的领导人，虽然也向各团队的士兵呼吁，要他们团结起来，共同与“贵人”（高级军官）们作斗争，但并未作切实有效的工作。

11 月15 日军事检阅首先在魏尔地方的灌木林原野进行。检阅时，除了奉命前来的4 个骑兵团和3 个步兵团之外，平等派所领导的另外两个团也不顾命令而径自前来。但由于平等派事先未作必要的组织工作，也没有行动计划，所以当克伦威尔拔剑策马，将为首者逮捕时，士兵未能起而反抗。结果对肇事者进行军法审判，并判处其中3 人死刑，用掷骰子的办法，挑出士兵阿诺尔德，当场在队前由行刑班枪决。平等派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几天之

后，克伦威尔在议会中以表功的姿态报告灌木林原野事件的经过，并向议会保证说，军队极为平静和驯服。对此，议会向克伦威尔表示感谢。

平等派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斗争中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组织力量和领导权问题。平等派奔走呼号，高唱原则，但对现实的权力等物质力量却没有高度重视，而独立派高级军官克伦威尔等人，虽然在争论原则问题时，也表示出公允和商量的姿态，但对领导权却牢牢抓住，寸步不让。当他们一步一步布置圈套，准备就绪之后，就运用领导的权威，把缺乏组织的平等派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

3、独立派与平等派的重新联合

     正当独立派与平等派互相激烈斗争的时候，封建王党却暗中加强活动，伺机卷土重来。从1647 年10 月起，处在监管状态下的国王查理一世秘密地同苏格兰的封建主勾结，企图借助苏格兰人的力量，恢复他的统治地位。11 月11 日夜里，查理一世从监管他的汉普顿宫逃到了怀特岛。在这里，他继续同苏格兰的使者秘密来往。

此时，平等派虽在灌木林原野遭到镇压，受到了巨大的挫折，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斗争的决心。当他们听到国王逃跑的消息时，他们对一再与国王勾结的克伦威尔更加痛恨。他们在1647 年冬和1648 年初加强了活动，发表言论，出版小册子。由于平等派的积极宣传活动，他们的影响迅速增长，而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威信却逐渐下降。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高级军官本来一直想同查理一世谈判，希望国王在接受他们的条件下复位。然而，当时查理一世认为苏格兰封建主和长老派对他提出的条件更适合于他的要求，所以一直不愿接受克伦威尔的条件。对这一点，克伦威尔也逐渐认识清楚了。特别是11 月21 日克伦威尔截获了国王给王后的一封密信——“马鞍书信”，查理一世在信中明白表示，他宁愿得到苏格兰人的支持，也绝不会接受克伦威尔的条件。这时克伦威尔才不得不打消同国王进一步谈判的计划。他后来对此说道：“当发现我们不大可能从国王那里得到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时，我们立刻决定要使他毁灭。”克伦威尔之所以不愿同国王继续来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这种行为

在士兵群众和广大的中、下层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他不得不考虑这样下去可能导致的危险。11 月底，当国王的使者见克莱到军队找克伦威尔谈判时，克伦威尔避而不见。

在上述的情况下，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政治态度在11 月下旬的几天之内就发生了突然的转变。原来一再为国王辩护，抨击平等派关于废除王权的主张，现在却一变为拒绝同国王谈判，进而同意审判国王，与平等派采取同一立场了。在12 月24 日在温莎的祈祷会上，克伦威尔、艾尔顿等“以非常激动和悲伤的心情祈祷着”。最后决定：“国王应该作为有罪的人加以处决。”独立派高级军官，不得不回过头来与平等派重新联合。在1647 年12月21 日的军队会议上，克伦威尔将以前参加灌木林原野事件的平等派军官全部释放。到1648 年4 月29 日在温莎举行军官会议时，平等派的军官以及以前的一些平等派鼓动员都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决定把查理一世作为血腥的罪犯、使国家受痛苦的罪魁祸首而加以审判。

从1647 年底到1648 年初，国内局势日趋紧张，第二次内战已不可避免。1647 年12 月26 日，查理一世同苏格兰的使者在怀特岛订立的秘密协约规定，苏格兰人派军队前来帮助查理一世恢复王位，解散现存的英国议会和军队，而查理一世则答应在英国全国推行苏格兰人所信奉的长老派宗教。这个协约用铅裹了起来，埋在地下，但到1648 年初，消息渐渐传出，国内有些地区的王党分子蠢蠢欲动，内战的阴影已笼罩在英国的上空。

四、第二次内战和共和国的建立

1、第二次内战和王党的失败

1648 年春，王党分子在南威尔士、肯特和艾赛克斯等地发动叛乱，开始了第二次内战。在英格兰北部，8 月间由汉密尔顿公爵率领的苏格兰军队攻入英国边境，同那里的王党分子共同行动。但恢复了团结的议会军奋勇战斗，各地的中、下层人民主动积极打击王党分子。在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军队，7 月间已将南威尔士的王党叛乱敉平；8 月在普雷斯顿的三天战斗中，克伦威尔切断了汉密尔顿公爵率领的苏格兰军队同苏格兰的联系，并予以彻底歼灭。8 月31 日，王党在东南方的最后根据地科尔切斯特投降，第二次内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以王党的彻底失败而结束。

2、普莱德清洗

第二次内战期间，虽然军队里的士兵群众和一部分军官对查理一世为首的王党挑起内战、企图复辟的行为十分愤慨，但议会里面的长老派仍然企图同国王谈判，使国王在接受他们的条件后复位。议会的这种活动更引起军队士兵和社会中、下层人士的不满，他们纷纷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审判国王，把国王作为内战祸首来惩处。军队在前线消灭了王党的叛乱后，回军途中，军官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军队抗议书”，谴责议会里一些议员们同国王谈判的行为，要求将议会解散，成立审判国王的法庭，废除君主制等。但议会对此不加理会，11 月15 日通过决议，准备接受查理一世的要求，准许他回到伦敦。于是军队决定在12 月2 日第二次进军伦敦，同时派人到怀特岛将查理一世押解到赫斯特城堡，以断绝议会同国王的来往。这时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平等派的威望大增，但军队里高级军官与平等派鼓动员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12 月初艾尔顿等高级军官和平等派的领导人在白厅进行了一次辩论，即“白厅辩论”，双方在宪法基本原则、宗教宽容等问题上，仍然分岐很大。军队进入伦敦后，下院的许多议员仍坚持继续同国王谈判的立场，并于12 月5 日以129 票对83 票通过了同国王谈判的决议。军队对此当然不能容忍。12 月6 日，普莱德上校和雷累勋爵率军队占领了议会的各个出入口。普莱德手中拿了一份议员的名单，宣布那些不准进入议会的议员的名字，次日继续进行清洗，约有110 名议员被从议会清洗了出去。另有大约200 个议员自愿退出议会（这部分议员，在1649 年2 月以后，约有100 人回到议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普莱德清洗”。此后议会里剩下的议员大约有200 人左右，被称为“残余议会”。在残余议会里，长老派大势已去，独立派占据统治地位。

3、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

“普莱德清洗”之后，议会继续讨论审判国王的问题。12 月28 日，“残余议会”通过了把查理一世作为背叛国家、内战祸首、破坏法律和英国人民自由的罪犯进行审判的决议。然而，根据当时的规定，法律在经过下院通过之后，须经上院同意才能生效。此时上院只剩下16 个议员，他们一致否决了关于审判国王的议案。在此情况下，下院在1649年1 月4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国家的任何法律的最高源泉都是人民，因而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应成为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下院的决议可不经上院和国王的批准而生效。随后下院又于1 月6 日通过了成立审判国王的最高法庭。这个特别最高法庭由135 人组成，其中包括议会议员、法学家、高级军官、伦敦市议会的议员等，庭长为法学家布拉德绍。

布拉德绍在1 月20 日审判开始时历数国王的罪状，他指出：国王本来应该根据法律为人民利益而工作，但查理一世却企图攫取无限的权力，对人民施行暴政，挑起内战，对英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但是有些最高法庭的成员不赞成审判国王，更不赞成判国王以死刑。在群众的坚决要求下，1 月30日查理一世在白厅前被斩首，判决书上写明他的罪状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公敌”。

2 月至3 月间，下院正式通过废除国王政权和上议院的决议，并且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此时，英国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没有国王的共和国了。到了5月19 日，议会又通过了一个正式的文件，宣布英国为共和国。文件说：“英国的人民和所有隶属于它的领土和地区上的人民，都是并将由此构成、缔造、建立和团结成为一个共和国和自由邦，都将由这个民族的最高权力，即议会中的人民代表和他们所任命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员所统治，而不需要任何国王和贵族院”。同时，根据2 月份议会的决议，成立了一个由41 人组成的国务会议。国务会议的成员中，大部分都是独立派的领导人，其中31 人为议会议员，所以在英吉利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和立法机关中，掌权的实际上都是独立派资产阶级和新贵族。

1649 年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英国革命发展的顶峰。从1640 年革命开始，到1649 年共和国建立，其间经过两次内战和激烈的政治斗争，革命得以不断向前发展，而在革命发展过程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城乡广大的中、下层人民和军队中受平等派领导的士兵群众。然而，革命的民主改造的进程，并未由于共和国的建立而继续下去。相反，共和国建立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掌握了政权，他们镇压民主进步力量，使革命从此走上了回头路。

4、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内局势

经过了两次内战和长期的社会动荡之后建立起来的英吉利共和国，面临着经济困难的局面，但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领导人并未采取实际措施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反而继续增加赋税，这就使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已经逐渐在政治上觉醒起来的广大群众，感到共和国领导实施的一些政策并未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而继续展开斗争，以争取政治、经济权利。这主要表现在平等派的更加积极、广泛的活动上。

1649 年2 月底，平等派领导人李尔本发表了小册子《揭露英国的新枷锁》，对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激烈的抨击，要求限制议会的权力，保证人民享有最高主权，实行言论、出版自由，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实际的经济要求，如取消什一税、消费税，取消垄断专利公司等，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到了3 月底，李尔本又发表了《揭露英国的新枷锁》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揭露一些“贵人”（指高级军官）和议会里一些议员，谴责他们口口声声要为人民谋福利，实际上都是在争权夺利。

议会的领导人看到李尔本的小册子后，立即对之进行迫害，将李尔本和与他共同执笔的伍尔文、奥弗顿、普林斯等一起逮捕，囚禁于伦敦塔监狱中。李尔本等人被囚禁后毫不屈服，于4 月14 日在监狱里发表宣言，为平等派的事业辩护，又于5 月1 日共同起草发表了第三个文本的“人民公约”。在这个文件中，要求将现存的议会在1649 年8 月之前解散，以后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停止征收消费税和什一税，改为征收所得税。从这些内容来看，它是共和国成立之前，平等派从1647 年秋天同独立派激烈斗争以来一贯为之奋斗的思想的继续。

5、平等派起义

象往常一样，平等派的影响在军队士兵中最为强烈。士兵对共和国当权者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在士兵群情汹汹的情况下，害怕士兵发生骚乱，就以爱尔兰发生天主教徒叛乱为借口，把一部分军队派去征讨爱尔兰，另外的一些军队则被调往别的地区，离开了伦敦。调令下达之后，士兵们意识到这是高级军官打击士兵群众的阴谋，表示不服。4 月间，在部分士兵中发生了骚动。4 月23 日，总司令费尔法克斯命令把一个反抗情绪甚为强烈的骑兵团调出伦敦，但士兵拒不奉命。次日，费尔法克斯再度下令，并以将严惩不服从者相威胁，但士兵仍不为所动。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于是下令将为首的15 名士兵逮捕，送到白厅进行军事审判，判处其中6 人死刑。但后来，克伦威尔害怕此举将引起军队的更大骚动，遂将其中5 人赦免，仅将一名士兵洛克叶枪决。

除伦敦外，在全国其他城市、农村以及其他团队的士兵中间，在1649年春不断发生反政府的事件。5 月1 日，平等派的新文本“人民公约”发表之后，在伦敦和其他地区都得到士兵和一般群众的热烈响应。这时平等派的领导人李尔本、伍尔文、奥弗顿、普林斯等人仍被囚禁在伦敦塔监狱中，伦敦市民成群结队前往议会并将之包围，要求释放李尔本等人。同时，伦敦的市民和艾赛克斯的人民还不断向议会递送请愿书，对议会不但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反而对人民进行迫害的行为表示愤慨。

自士兵洛克叶被枪杀后，军队里许多团队都在酝酿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在牛津郡、怀特郡、白金汉郡，都发生了部队拒绝服从上级军官命令，不肯开赴爱尔兰的起义事件。起义原来是分散、自发进行的，但后来各起义部队之间建立了联系，各团队约定一齐向牛津郡的班伯里集中。会合起来的各团队的起义，由平等派士兵威廉•陶普逊统一指挥。然而，原定的会合计划因组织不善而未能实现。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听到士兵起义的消息后，立刻率领大批部队赶来。起义的团队准备不及，仓猝应战，结果在布尔福特被克伦威尔的军队击溃，400 人被俘，其中3 人被就地枪决。起义的领导者、平等派士兵陶普逊也在5 月17 日的战斗中牺牲。

5 月25 日，当克伦威尔等率军以凯旋的姿态回到伦敦时，伦敦的富豪和上层社会人士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议会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决定在6月7 日举行一次感恩祈祷和庆功宴会。这一天伦敦的富豪们纵情欢乐，狂欢豪饮。伦敦城区的大资产阶级还特地亲自到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的家中，向他们赠送黄金制成的贵重器皿。这些人物中许多都是过去的长老派。他们原来是独立派克伦威尔等人的敌人，现在为了镇压平等派而重新走到一起来

了。平等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平等派对1646 年到1649 年之间的英国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1646 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到1649 年共和国的建立，革命的不断发展前进，主要都是由平等派所代表的社会中、下层人民所推动的。1649 年英吉利共和国所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民主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功于他们。当平等派被镇压下去以后，李尔本在那个惨痛的日子里，仍充满自豪和信心地写道：“不论以后我们会怎样，我们坚信，后代的人将会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得到好处。”

1685 年，一个以前的平等派理查德•伦勃德，当他参预了一个反政府事件被捕并被送到断头台时，他再一次用坚定的口气表达了平等派的信念：“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来就是被上帝所选中去骑在别人头上；因为没有任何人生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在自己身上背了一付马鞍；没有任何人可以鞭打他，役使他！”这段话，凝结了平等派不屈不挠为之奋斗的思想，同时也是留给后世的遗言。

平等派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 世纪末，当英国国内政治斗争激化之时，平等派的思想再度成为鼓舞民主派人士进行战斗的武器，“伦敦通讯会社”把平等派的小册子拿来重新印发。当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和20世纪俄国革命的时候，平等派的思想和言论曾多次被引用。特别是当19 世纪中叶英国发生宪章运动的时候，平等派为之不懈奋斗的思想，又一次被用更明确、有力的方式提了出来。

6、掘土派运动

当平等派于1649 年春在英国各地积极开展活动并进行起义的时候，另一股代表城乡最下层群众利益和愿望的运动，也在伦敦附近展开。这就是自称为“真正平等派”的掘土派运动。掘土派运动开始于1649年4 月，这时在温斯坦莱和艾维拉德领导下，约有二三十人集合在伦敦附近萨里郡的圣•乔治山上，占领了那里的公有地和荒地，进行集体开垦、耕种，并号召其余的人都来参加他们的队伍。他们的号召在肯特郡、白金汉郡、北安普顿郡等地得到广泛响应，人数迅速增加。这引起了当地地主和政府的惊慌，地主组织武装破坏了他们的垦殖区，政府也派军队前来强制将他们赶走。到了1650 年春天，他们的垦殖活动即告停止，掘土派运动也就衰落下去了。

掘土派的思想在温斯坦莱的著作中流传了下来。温斯坦莱是兰开夏人，曾在伦敦当过布商，后来破产当了雇工。他在《自由法典》等著作中，阐述了掘土派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他认为，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制；贫富悬殊，专制暴政及战争杀伐等罪恶的根源都是土地私有制。在英国，古代时期，土地本来是公有的，但自从诺曼征服后，征服者威廉将他侵占的土地分给他的随从归为私有，从而使英国人民变成了无地的农奴。现在封建王党在内战中被击败，应该把原来属于人民的土地归还给人民，由人民共同所有、共同耕种。温斯坦莱认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土地属于公共所有，人民都组织在公社里，“共同劳动，共同吃饭”。但是他不主张用暴力去实现这一理想。他有时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有时又诉诸于人类的理智。

掘土派同时还披上了神秘的宗教外衣。整个来说，掘土派运动反映了英国当时社会最贫穷的阶层的人民的思想和愿望。不过，当时的英国刚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掘土派的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要求，不但引起贵族资产阶级的敌视，而且在社会的中、下层人民中，大多数人对此也无法理解和接受。难怪平等派曾表示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温斯坦莱的思想可能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影响，而他的思想后来又对激进主义者威廉•葛德文等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温斯坦莱的思想是整个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7、征服爱尔兰和苏格兰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在镇压了平等派和掘土派后，实际上就把他们在革命中所依赖的基础消灭掉了。共和国也丧失了它的社会阶级支柱。这时，克伦威尔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以防止中、下层人民的反抗，就重新与过去的敌人即右翼长老派相联合。随后，克伦威尔又发动了征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原来作为革命工具的军队，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它成了以后克伦威尔建立军事独裁制度的支柱。

爱尔兰早在1641 年10 月就开始了反英起义，起义是在天主教旗帜下进行的。1649 年，克伦威尔在镇压平等派运动后，决定远征爱尔兰。8 月，克伦威尔率军在都柏林登陆，9 月攻占了都柏林北部的港口德罗赫达，将2500名守军及全城和平居民，包括老弱妇孺全部屠杀，接着又在10 月占领了威克斯福德，再次进行血腥的屠杀。这两次血洗屠城事件，后来在爱尔兰人民中长久留下恐怖的回忆。

克伦威尔把爱尔兰沿海一带城市完全占领后，就把继续征服爱尔兰的任务交给他的部下，自己又率军去征讨苏格兰。这时，查理一世的长子查理•斯图亚特，即后来的查理二世，已同苏格兰的长老派集团订立协议，把苏格兰作为他反攻英国、进行复辟的基地。但苏格兰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这就使克伦威尔能够轻易地将他们的军队击败。1650 年9 月3 日，克伦威尔率领的3000 名英军在顿巴尔将11000 人的苏格兰军队彻底击败。到1651 年春，查

理•斯图亚特又在苏格兰组织了一支新的军队，并攻入了英国境内。克伦威尔当时正在苏格兰指挥作战，闻讯即挥师南下进行追击。1651 年9 月3 日，在顿巴尔战役整整一年之后，在伍斯特把查理•斯图亚特的军队击溃。这样，克伦威尔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征讨均以胜利而结束。以后，爱尔兰的土地被英国占领军没收，大部都落入英国高级军官之手。克伦威尔等人都成了爱尔兰的大土地所有者。本来还给英军士兵一种债券，作为以后领取土地之用。但许多士兵因缺乏现款，将债券折价出售，债券也落入军官之手。虽然如此，士兵们由于得到债券，逐渐变质，失去了原来的革命精神。至于苏格兰，在克伦威尔击溃苏格兰军队之后，1654 年下令将苏格兰合并于英国，苏格兰的议会被取消，另在英国议会里给苏格兰代表30 个席位。

8、英荷战争

英吉利共和国的当权者，在巩固了政权并在征讨爱尔兰、苏格兰取得胜利之后，不再满足于在国内取得的成就，而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力争在海上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这时，在英国向海外商业扩张的道路上，主要的敌人是荷兰。荷兰的航运业十分发达，荷兰商人甚至垄断了对英国海外殖民地的贸易，从中获利甚厚。英吉利共和国的领导者，为了同荷兰争夺海上贸易的优势，于1651 年颁布了一个“航海条例”。条例规定：凡从欧洲运到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原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送；凡是从亚洲、非洲、美洲运送到英国、爱尔兰以及英国各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英国有关殖民地的船只运送；英国各港口的渔业进出口以及英国国境沿海的商业，应完全由英国船只运送。“航海条例”颁布之后，荷兰的海上航运业受到了很大打击。荷兰要求英国废除它，遭到英国拒绝，双方在1652 年开始了战争。在布莱克领导下的英国海军，击败了荷兰的舰队。1654年4 月荷兰不得不与英国订立威斯敏斯特条约，承认英国的“航海条例”，英国的海上贸易优势地位得以确立。

9、克伦威尔护国公制的建立

当国内外的敌人都被镇压或打倒之后，克伦威尔的权势进一步增长。然而，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仍未肃清。平等派的思想仍以隐蔽的宗教形式继续在暗中宣传。即使在议会里，“普莱德清洗”之后，长老派议员虽然已被驱逐出去，独立派议员在“残余议会”里占了多数，但仍有少数激进的议员不甘驯服，有时发表各种指责克伦威尔政策的言论。

总之，在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三四年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尽管在军事、政治上取得不少胜利，然而国内矛盾仍然错综复杂。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克伦威尔等人感到有必要集中权力，用强力消灭不满和分裂因素。于是，在1653 年4 月，克伦威尔将不很驯服的“残余议会”解散；另外在7 月4 号召开了一个“小议会”（又称“贝尔朋议会”，得名于议会中一个有名的议员贝尔朋）。克伦威尔原希望“小议会”能成为他的驯服工具，但一些激进派议员仍不断提出社会经济改革要求，并要求对穷人进行救济，释放因欠债而遭囚禁的人等。克伦威尔和一些高级军官对之施加压力，并利用议员中激进派和温和派的矛盾，由一部分温和派议员在1653 年12 月12 日提议“自动退职”；“小议会”就这样在召开以后几个月解散了。

随后，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军官会议拟订了一个新的宪法草案“施政文件”，根据这个文件，成立护国公制度。12 月16 日宣布克伦威尔为终身护国公。护国公制的实质是军事专政。形式上护国公的权力受到国务会议的限制，但“施政文件”规定，当国务会议的委员缺额而需要补充人员时，护国公有决定人选之权；同时还规定，议会的法案必须经过护国公的批准才能生效。所以护国公的权力实际上超过了议会和国务会议。在护国公制下面，行政权和立法权都集中在护国公一人手里，而担任护国公的克伦威尔又是军队的总司令，掌握着最高军事指挥权，它和君主制实际上并无区别。护国公的主要职能无非是防止并镇压中、下层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同时也起着防范刚刚被推翻的封建王党分子的阴谋叛乱的作用。

本来，根据“施政文件”，在护国公制度下，立法权应由护国公和一院制的议会共同行使。但是在1654 年9 月所召集的第一届议会开会时，有些议员提出要求审查“施政文件”的有关规定，以便限制护国公的权力。克伦威尔大怒，声称议会无权规定护国公究竟应享哪些权力，随后便将这届议会解散。1655 年3 月，发生了一次保王党人叛乱，克伦威尔在镇压了这次叛乱之后，以防止王党叛乱为借口，加强统治，将全国划分为11 个军区，每个军区由一个总督领导，民政权和军权全都集中在总督手里。护国公制作为一种军事专制制度，实质上和君主制已无多大差别，但议会里有些议员对此仍不满足，要求恢复公开的君主制。1657 年5 月25 日，他们向克伦威尔呈上一份“劝进表”，正式建议恢复国王的职位和上院，由克伦威尔担任国王，并由他来直接任命议会里的议员。由于高级军官对这一建议表示反对，克伦威尔未敢贸然接受国王的称号，但对建议中的其他内容却表示同意。1658 年克伦威尔解散刚刚召集起来的议会，实行个人专断独裁。但在这年9 月3 日，他因患疟疾不治而逝世。

五、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1688 年“光荣革命”

1、1660 年君主制复辟

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继位为护国公。理查德性格懦弱，无法平抑他父亲生前即已积存下来的各种矛盾。在军队里，高级军官们都对理查德只亲近文职人员，冷淡、疏远高级军官感到不满，遂计划推举另一个将军来担任军队总司令。在中、下级军官中，平等派的激进思想影响一直未曾消退。克伦威尔当上形同君主的护国公，并把这个职位传给儿子的行径，与中、下级军官中的民主共和观念大相径庭。普通士兵也都感到他们为之奋斗追求的神圣原则被出卖了。在1659 年1—4 月议会召开之际，在国内出版了大量小册子，其中很多的内容是反对护国公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军队中的高级将领。这些小册子的作者从共和主义的思想出发，认为“昔日美好事业”被出卖了。在这种环境下，那些被克伦威尔驱逐出“残余议会”的议员积极活动，把本来就含混不清的概念“昔日美好事业”，硬同他们自己联系起来，“昔日美好事业”变成了“昔日的旧议会”的同义语。高级军官兰伯特与这些议员联合起来，在5 月7 日恢复“残余议会”，并赋予它最高权力。理查德被迫退位。但是当议会企图把军队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时，却被军队强迫解散。

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认为只有恢复君主统治，才能稳定社会秩序，

避免出现新的人民运动。于是，原来被废黜了的一些国务委员会的成员要求当时正率军驻扎在苏格兰的蒙克将军南下恢复秩序。1660 年2 月3 日蒙克的军队进抵伦敦。4 月25 日召集了一个保守的议会。议会决定政权应该属于“国王、贵族和平民”，并决定派人到荷兰去同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谈判复辟君主制问题。查理在蒙克授意之下，已在4 月4 日在荷兰的不列达发表了一个“不列达宣言”，宣布在内战期间被没收的王党和教会的土地不予变更，停止实行宗教迫害，除了直接处死查理一世的人以外，其他反对过国王政府的人一律不予追究。5 月25 日查理回到了英国。

2、复辟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辉格派和托利派的出现

1660 年5 月查理登上王位，称查理二世，开始了复辟时期。复辟后首先颁布了一个赦免法案，赦免过去反对过国王政府的人，但57 人除外，他们中大部分是“弑君犯”，并将其中30 人判处死刑，实际上11 人被处决。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已经去世，仍然把他们的头颅砍下，悬挂在议会大厅之上。其余许多在“王位空悬”时期通过法律手续制订的措施，都保留了下来。

复辟时期，封建王党妄图恢复革命前的状态，但20 年来，在英国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已不可逆转地发展起来。这段历史时期，实际上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发展阶段。几乎在所有经济部门中，资本义主关系都有了巨大的增长。随着资本主义的增长，资产阶级势力不断壮大，他们不断提出要求，对复辟政府的许多措施表示不满。1679 年议会选举时，反对查理二世政府的反对派在议会中占了多数。反对派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了一个“人身保护法”。法案规定，每个被逮捕的人，在逮捕之前应先公布他的罪状，被捕的人有权要求立刻按照法律进行审讯。这个法案在议会下院通过后，遭到上院否决，但下院继续坚持，三次否决，三次通过，终于使“人身保护法”成为法律。在英国，人身保护法起源于13 世纪，原来目的就是要求将一个人拘留送交法庭时，在一定时期内必须说明拘留的理由。到了亨利七世时，此条例又被用来保护个人不受任意囚禁。这次议会所以再次正式制订并通过“人身保护法”，其直接起因是，1676 年查理二世的枢密会议以发表叛乱性的言论为由而将一个人囚禁起来，既不准交保释放，也不将之交付法庭正式审判。议会中具有反对情绪的议员就在1679 年通过上述法案。这一法案虽然仍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但对限制统治阶级人物的胡作非为和任意迫害行为却起了积极作用。当查理二世不满一个乡绅在议会辩论中的发言时，却不能任意加以逮捕而只好雇佣了一个刺客去撕裂这个人的鼻子。后来这个刺客被判处“褫夺公权”，查理二世也不得不表示同意。

在1679—1681 年召开的一届议会中，对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公爵（即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有些议员认为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公爵无权继承王位，他们提出了一个“排斥法案”，主张将詹姆斯公爵排斥在继承权之外。这一批人，被他们的政敌起了一个绰号，即“辉格派”。“辉格”一词源于苏格兰的盖尔语，原意为马贼。在英国革命时期，有人用它来作为对长老派的称呼。而主张詹姆斯公爵有继承王位权利的人，反对通过“排斥法案”，这批议员，也被他们的政敌起了一个绰号，即“托利派”•。

“托利”一词，起源于爱尔兰语，原意为不法之徒。“辉格派”和“托利派”两派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不同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观点。辉格派主要反映金融资本家、大商人及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们主张限制王权；托利派主要反映大土地所有者和英国

国教高层僧侣的利益，他们主张加强王权。

3、1688 年“光荣革命”

1685 年查理二世去世，他的弟弟詹姆斯继位，是为詹姆斯二世。詹姆斯在17 世纪70 年代已转信罗马天主教，他是一个傲慢而狂热的人，1685 年刚一即位，立刻就决定要给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利。但是英国自16 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反天主教的传统一直很强烈，而且曾制订了反天主教的法律，如在16 世纪和17 世纪初制订的刑法条例，规定如天主教徒不到英国国教的礼拜堂去作礼拜，就要受处罚。查理二世制订的“宣誓条例”，规定严格禁止罗马天主教徒担任公职。但是詹姆斯二世不顾这些规定，任命罗马天主教徒担任军事领导，随后又任命罗马天主教徒担任政府部门的重要官职，并到教会和大学任职。1687 年4 月4 日詹姆斯二世发布一个宽容宣言，给予包括罗马天主教徒在内的所有基督教徒以信教自由。当他在1688 年4 月27 日发布第二个宽容宣言后，他又下令要求英国国教的主教们在各主教区的教坛上宣读这个宣言。此举引起了英国国教领袖们的强烈不满，坎特伯里大主教威廉•桑克洛夫特和另外6 个主教要求詹姆斯二世收回成命。英国社会其他各阶层人士包括辉格派和托利派在内也大都反对詹姆斯二世的决定。詹姆斯二世对主教们的抗命甚为愤怒，下令将这个案件交给陪审团审理，陪审团宣告主教们无罪。当人们庆幸这个消息之际，却传来了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的第二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的消息。这样，原来人们认为詹姆斯二世死后，他的信奉新教的女儿将继位的希望破灭了，于是人们决定采取行动。包括伦敦主教在内的几个著名人物发送了一封密信给在荷兰的信奉新教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奥伦治的威廉，邀请他们到英国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对奥伦治的威廉来说，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能为他的妻子玛丽和他自己争夺英国的王位继承权，同时他也认为他入主英国可以防止英国同法国结盟以共同反对荷兰，因而接受了邀请，并宣称詹姆斯二世的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是冒充的。

1688 年11 月，威廉率领1 万多军队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直趋伦敦。詹姆斯二世听说威廉率军前来攻打英国时，召集了大批军队。但当威廉的军队登陆后，他却未到前方去指挥军队，而是在伦敦企图平息公众对他的不满。但是这时伦敦一片混乱，在众叛亲离的状态下，詹姆斯二世在12 月10 日离开伦敦逃往法国。

在议会上、下两院共同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决议请威廉和他的妻子玛丽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权利宣言”，要求国王以后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今后任何天主教徒不能担任英国国王，任何国王不能与罗马天主教徒结婚等。威廉接受了这些要求，即英国王位，是为威廉三世。1689 年10 月，议会通过了“权利宣言”并制订为法律，是为“权利法案”。

1688 年的政变被英国历史学家称为“光荣革命”。英国以后逐步建立起了立宪君主制的原则。同时，在这次事件中，资产阶级与大土地所有者达成了妥协。以后，虽然政权仍然属于大土地所有者，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

4、英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在17 世纪的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和与资本主义有联系的贵族，在城乡中、下层人民的广泛积极的支持和推动下，推翻了封建专制君主制，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开阔了道路。此后，英国的资本主义得以更快地向前发展。18 世纪后半期，英国在世界上首先发生工业革命，到19 世纪中叶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号称“世界工厂”。

英国革命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本国范围之内，它对全欧洲甚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写道：“1648 年的革命和1789 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 .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 .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六、17 世纪英国文化、思想的发展

17 世纪在整个欧洲都发生了封建制度的危机。英国革命就是在这一危机的环境下爆发的；它本身也就是这一危机的一种最重要的反映。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在思想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在中世纪时在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万世一统的绝对观念，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原则。在政治上则是君权神授，统治与服从永不变易的枷锁，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但是这些思想原则，现在已发生动摇，理性主义的思想开始萌发滋长。英国革命开始后，现实社会的封建君主专制土崩瓦解，那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信仰也就随之受到抨击。当政治斗争风起云涌之际，各色各样的思想流派和理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起来。在1640 年至1660 年之间，每天平均有3 种出版物出版，特别在1642 年至1649 年两次内战期间出版的最多。各种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都纷纷提出自己的社会经济要求和解释，并制订出自己的理论体系。长老派、独立派、平等派以及后来的掘土派，都为自己的利益和观点而奔走呼号、互相斗争。1649 年英吉利共和国建立，以克伦威尔为首的代表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垄断了政权，其余各政治派别分别遭到镇压。当克伦威尔的护国公军事专政制度建立后，为了钳制舆论，又恢复了书报检查制度，只有资产阶级、贵族的思想得以公开传播并继续发展，而平等派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和掘土派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则受到扼杀，只能潜入于神秘的宗教形式中，以隐蔽的扭曲了的形式绵延流传。

1660 年君主制复辟后，君主专制的思想虽一度企图死灰复燃，然而它终究敌不过代表社会上具有强大力量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并已经过长期磨炼、锻造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1688 年“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起来挫败了专制势力的代表者，建立了立宪君主制度，这就为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物质力量的保证，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锻炼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更臻完善成熟了。

资产阶级思想在下列几个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约翰•米尔顿（1608—1674 年） 出身于伦敦一个公证人家庭，年轻时受到人文主义教育。毕业于剑桥大学，爱好科学和诗歌。在革命爆发之前，他已写了大量诗歌和政论文，把矛头指向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英国国教主教制。

1644 年，当议会中掌权的长老派恢复已被革命废除的书报检查制，以钳制人民的思想和舆论时，米尔顿对此痛加抨击。他写了致议会的呼吁书《论出版自由》，要求出版自由，把一切门户都打开，让阳光照射到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思想，并把他的想法带到阳光之下。他认为言论自由是维护建立在理智和正义基础上的共和制度的必要条件。他引证圣经，说“真理在圣经中被比作一泓泉水，如果不经常流动，就会干涸成一个传统与

形式的泥淖。”他还说，“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米尔顿的这部著作，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资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都起了很大鼓舞作用。1905 年俄国革命时，它被译成俄文，作为抨击沙皇政府扼杀言论自由的武器。

1649 年底莱登大学的神学教授萨尔玛修写了《为国王查理一世辩护》的小册子，号召各国君主联合起来帮助英国恢复君主制度。英吉利共和国的领导人请米尔顿对这本著作加以驳斥，为此米尔顿写了他的最重要的政论作品之一《为英国人民声辩》，1651 年用拉丁文发表。米尔顿在文中坚持人民的主权应该高于国王的权利，当一个国王变为暴君时，人民即不能再对他负有效忠的责任。后来为了回答那些攻击此文的人，米尔顿又在1654 年发表了第二篇《为英国人民声辩》。1649 年米尔顿被任命为共和国拉丁文秘书，其职务是用拉丁文处理外交事务。但实际上他是共和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家。1652 年米尔顿双目失明，但仍依靠助手，继续工作。王朝复辟后，他的书被焚毁，并被逮捕，由于双目失明，才免于一死。

以后，他停止政治活动，转而从事文学创作，用口授由女儿笔录的方式写了一些诗篇和悲剧，以《失乐园》最为著名。此诗1667 年问世，内容取自旧约圣经中关于撒旦反抗上帝，被忠于上帝的天使击败，赶出天堂，堕入地狱的故事。诗中把上帝描绘成为一个暴君而撒旦则是爱好自由，具有反抗精神的人。诗的内容实际上反映了著者对复辟王党的愤慨之情，撒旦对上帝的反抗具有议会同国王斗争的色彩。

詹姆斯•哈林顿（1611—1677 年） 出身于一个乡绅家庭，青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曾多次到国外旅行。他本人深受当时科学发展的影响，希望能通过历史研究找到现实的政治理论。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当政治权力和财产权相一致的时候，政府的统治就可能是稳固的，但是当这种平衡被破坏后，政府就只有靠武力才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政府不可能牢固。在英国，以前的政府是建立在国王、贵族、人民之间的平衡之上的，但是现在，土地已从国王和贵族手里转到人民（哈林顿所谓的“人民”实际是指非贵族的有财产的人）手中，经济平衡被打破了，内战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内战必然使那些已掌握了经济权力的人也掌握政治权力。这一变革过程是无法逆转的，即使发生复辟也无法逆转。

哈林顿研究问题的方法，是采用培根的实证法，即对事实先进行收集、观察，然后进行分析、综合，最后应用到实践中去，由实践来检验这种理论是否正确。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哈林顿在研究政治时，先研究人类历史的事实经验，他说：“任何一个人，除非他是历史家或旅行家，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家。因为，只有当他知道什么必然会发生，什么可能会发生，才能成为一个政治家。”

哈林顿的思想在一生中经过几次转变。1639 年他从国外旅行回国后，曾到查理一世的宫廷任职。1642 年内战爆发后，他依附于议会，但当第一次内战结束，查理一世作了俘虏后，他却又去当查理的侍从。后来战事再起，这一希望破灭。在共和国时期，哈林顿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成了共和主义者，并写了《大洋共和国》（1656 年）一书。书中关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平衡的理论，对后世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总统等产生了影响。

七、1689—1742 年的英国

1、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光荣革命以前，除革命时期（1640—1660 年）外，英国国王不但享有行政和司法大权，而且时常侵犯议会的立法大权及财权。国王颁布的行政命令，由他所任命的大臣来执行。这些大臣全由国王选任，在政治上不能有独立的意志，同时他们也只对国王一个人负责，不必考虑议会的意见。议会无权直接对国家的行政事务进行干涉，议员只能讨论国王所颁布的命令。但是“光荣革命”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辉格派和托利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合一致赶走了国王詹姆斯二世，后虽由威廉三世和玛丽即王位，但实际权力则掌握在这两个政治派别领导人的手中。于是以两派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就利用当时的形势，尽量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他们利用自己所控制的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来限制王权，而把实际权力逐渐转移到议会手中，形成了议会权力超过王权，国王“统而不治”的立宪君主制体制。

对新即位的国王威廉三世和玛丽来说，他们取得王位是靠了议会里的辉格派和托利派的力量，所以对两派的要求不得不表示同意。而且“光荣革命”是在反对国王詹姆斯二世暴政的口号下进行的，在社会上和政治界，限制专制王权成为符合人民的普遍要求和光明正大的事。所以当议会里提出限制王权的议案时，很容易就通过了。

议会除了通过前述的“权利法案”之外，1689 年还制订了“叛乱法案”，规定平时国王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征集和维持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只能保持一年。这一法案通过后，每年重申一次，以免国王破坏。议会对王室预算的金额和用途也作了规定，限制它的范围。同年，在宗教问题上，还给予了不信国教的新教徒以一定程度的宽容。为了防止国王排斥议会而独断专行，保证国会能经常定期召开，议会在1694 年制订了一个“三年法案”。法案规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议会，每届议会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1695 年正式废除了“书报检查法案”，使出版事业有了较大的自由，这对英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此后英国未再恢复书报检查，从法律上保障了出版、言论的自由。

议会在1701 年通过的“嗣位法”，在立宪君主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法案规定，威廉三世死后，王位应传给詹姆斯二世的第二个女儿安妮。由于安妮没有直接继承人，在她之后，王位应传给斯图亚特王朝的远亲，德国的汉诺威选帝侯。这样就杜绝了斯图亚特王朝占有英国王位的野心。同时法案还规定英国王位不能传给天主教徒，凡英国国王必须参加英国国教会；直接依附于国王的人，不能担任下议院的议员；国王所作的一切决定和政府的命令，必须由同意该项决定的枢密院的成员，即政府的大臣签署才能生效。此外，法案还规定，以后法官的任免权不再属于国王而属于议会；以后凡议会谴责、定罪的人，国王都不能任意赦免等。所有上述这些措施，都对王权作了具体的限制，并把包括国王继承权等重大问题掌握在议会手里，这就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司法权独立于王权的原则，从而奠定了资产阶级所一向向往和追求的立宪君主制度的基础。法案中所规定的一条，即任何国王所作的决定或政府的法令必须由同意该法案的政府大臣签署，实际上巧妙地包含了限制王权的作用。因为根据英国中世纪以来的一条政治原则，即“国王不能犯错误”，使得历代的统治君主都可恣意妄为而不致因“犯错误”而被追究责任。现在这一法案中的规定对“国王不能犯错误”有了新的解释：国王的错误应由签署该项决定的大臣负责，这样，就有了追究国王责

任的法律根据。同时，这一决定也使得一个负责签署国王决定的大臣，在签署该项决定时，不得不首先考虑该项决定是否合法、合理和它可能引起的后果，从而限制了国王的胡作非为。

2、内阁制的形成

在英国，中世纪早期有一个由大贵族和高级僧侣组成的“大议会”，协助国王治理国事。后来，“大议会”逐渐将其职能转交给大约由20 人组成的枢密会议了。枢密会议的成员协助国王制订政策，并向国王提出建议。但是它的成员越来越多，工作起来很不灵便，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到了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时，枢密会议的一些工作，已交给了它的下属的一些委员会来担负，同时在枢密会议里也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小集团，他们活动方便，议事切实、具体，国王的许多建议往往来自这些人。而原来的枢密会议，久而久之变成了徒有虚名的机构。

到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时，国王经常与这个小集团在一起开会，以征求他们对一些政治问题，特别是外交问题的意见。因为这种会议经常是在一个秘密的小房间（Cabinet）中举行，所以人们就把这个会议称为内阁会议，意即在小的密室中举行的会议。不过，直到1714 年以前，内阁还不是一个法定的组织，它只是少数主要大臣参加的一种会议。在他们之中，也无所谓“首相”之称。同时，安妮女王虽然经常参加内阁会议，但不过是为了表示她对这个会议的重视和支持而已，她对内阁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从不加以实质性的干涉。

到了汉诺威王朝时，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以外国人的身份入主英国，对英国的情况不甚了解，无法对许多政治问题发表中肯的意见，而且他们不懂英语，在内阁会议上也无法和内阁会议的成员讨论问题、交流意见。乔治一世甚至把出席会议当成了负担，不愿参加。在内阁会议中掌权的辉格派利用这一情况，慢慢疏远国王，把实权揽在自己手里。久而久之，国王不出席会议成了惯例，内阁只须在会后把讨论情况通知国王。而国王在1714 年以后，从来也没有否决过内阁会议的决定。

在国王不出席的情况下，内阁会议在开会时需要有人来主持会议，并把意见归纳、集中，以便向国王汇报。国王为了便于了解内阁会议的讨论情况，也需要这样一个人物，于是就渐渐在内阁会议中出现了一个地位较突出的领导人。但最初，这个人物并不叫“首相”。所谓首相的名称是后来才出现的，而且在安妮女王时代，人们有时称呼首相时，使用的是复数“首相们”，即统指那些地位重要的大臣。

1714 年起，辉格党长期在英国掌权，它的领导人沃尔波在内阁会议中总揽一切，地位突出，实际上起了首相的作用。不过这时他被政敌称为“首相”，还含有讥讽的意味，即讽刺他不适当地突出自己，压倒别的同僚，违反了大家所共同遵守的原则。同时，在沃尔波时代，他也从来没有组织过内阁，也没有在下议院领导过一个多数派。在1742 年他下台时，他的同僚也并未因此而一齐解职。这就是说，后世的首相的全部职能，还处于发展过程中，尚未完全定型。

3、王权的衰落•议会权力的增长

在中世纪时，人们信奉君权神授的理论。英国的议会尽管基本上是一直存在的，但是革命前，议会不过是国王政府的附属机构，它实际上只是国王政府的传声筒，不敢对国王的决定表示异议。但是当君主专制政体发生危机时，议会同君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40 年代初议会所通过的许多法案，都对君主的权力作了种种限制。内战期中，专制君主制度受到惨重打击。1649 年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虽然以后君主制复辟，但查理二世不是象通常的国王一样自然继承王位的，而是在议会决议和他发布“布列达宣言”的前提下，有条件地登上王位的。1688 年“光荣革命”后，国王是被议会“邀请”前来的。国王权力的来源已不是上帝而是议会了。所以在“光荣革命”后，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来限制国王的权力，国王都只得同意。1696 年和1707 年议会又通过法令，规定当国王去世的时候，议会仍应继续开会，枢密会议和民政的、军事的官员仍应留在自己的职位上6 个月，除非继任的国王将其解职。这些都说明，经过将近100 年的曲折复杂的斗争和王位的几次被推翻和再扶植起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再也恢复不起来了。而在政治领域中，君权衰落、议会权力的增长则是这段时期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对一些政治行为也有不同的评价。在中世纪时，如果对国王不忠或不服从，那将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即使对自己的上级领主不服从，也被看作是不忠行为。这反映了中世纪人际关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这一观念在革命前后的数十年中，不断变化。1628 年“权利请愿书”指出，对国王的不忠，并不就是对公共事业的不忠。1649 年在判处国王查理一世的死刑时，罪名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公敌”，国王的地位已降低到国家和人民之下。经过“光荣革命”的事件，国王被赶走，新国王在种种条件限制下登上王位，于是在人们的思想里，判断一个人的政治行为，已经不是看他们对国王个人的态度，而是看他们对国家的态度了。

议会除了用法律的、政治的手段来削弱国王的权力外，还力图通过控制财政权来限制国王的不正当行为。1688 年以后，国王的收入主要是继承下来的王室的岁收，这笔款项每年约有70 万镑，虽然比克伦威尔护国公时期增加了约7 倍，但为了应付国王宫廷和民政管理的费用，仍不够宽裕。如果遇有特殊需要，更感拮据。而国王在需要别的款项时，必须经过特殊的手续才能拨付。从1690 年起，议会对政府的经费都规定了专门的用途，不能随意挪用。同时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政府的开支。到安妮女王在位的末期，财政部每年要造预算送交议会审查，已成为惯例。

在外交事务上。当威廉三世即位之初，由于他既是荷兰的统治者，也是英国的统治者，在外交场合既可代表英国，也可代表荷兰进行活动，有很多便利。同时他对外交事务也比较熟悉，所以许多外事政策都由威廉三世自己制订。但在17 世纪末，威廉三世在外交上遭到一连串挫折，议会于是发出了不满呼声。1701 年“嗣位法”作了一条规定：英国人不能由于一个外国国王的利益而卷入一场战争去保卫不属于英国的领土。这一规定，限制了威廉三世在外交上的活动范围。这时，即使在外交政策上，如果得不到议会的同意，国王也是一筹莫展。

4、议会选举状况

在17 世纪末至18 世纪中期这段历史时期，英国的议会选举仍实行相沿已久的选举制度。选区不是按照各地区人口数量而平均划分的，选举权在各地区也不一样。一般地说，自由产业所有者年收入在40 先令以上的人才能有选举权。但也有大约12 个选区，包括威斯敏斯特选区在内，实行与成年男子普选权相近的选举制。不过，尽管选举权在各地区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是充分自由的。由于选举是在公开方式下进行的，所以普通的选民很容易受到他们的上级的影响。特别是当时议会享有巨大权力，所以许多有权有势的人，想尽办法通过选举当选议员。贿买选民之事非常普遍，而且贿买的价格不断上升。1689 年，贵族萨缪尔•裴皮在哈威斯地方为了当选议员，用去了贿买费8 镑6 先令8 便士。但到1727 年时，艾格蒙特伯爵为了获得议员席位，竟用去了900 镑。有时，议员的席位甚至公开标价，给那些最有钱的高官显贵或富商巨贾用钱来换取政治地位。乔治一世（1714—1727 年在位）时，一个议员席位标价为1500 镑，后来价格不断上升。到乔治二世（1727—1760 年在位）时，涨到了2000 镑。那些从印度回来的“纳博布”，即靠掠夺印度人而发财的大富豪，变成了购买这些议员席位的主顾。那些有权势的富翁们，不仅自己通过贿买来得到议员席位，而且通过贿买来控制别的议员席位的选举，从而在议会里安插自己的人。在18 世纪中叶，有192 个议员席位的选举，实际上为大约106 个有权势的人物所操纵。

各个选区的议员名额的分配也很不合理。有的选区人口多但是议员名额比较少，有的选区人口少，却分配了较多的议员名额。这是因为议员席位的分配，仍旧按照旧有的传统。结果就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在萨里郡的加通地区。有的地方只有6 间房子，一个居民，但该地区仍有选举一个议员的席位分配名额。这一地区的地主就把这个议员席位的选举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4、辉格派的政治优势

在17 世纪末至18 世纪初，虽然存在辉格派和托利派的名称，但是它们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只是两个不定型的派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上并无原则性的分歧。原来辉格派反对詹姆斯二世有继承权，而托利派则赞成詹姆斯二世继承

王位。但经过几十年之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两个政治派别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辉格派对君主的态度已不再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因为经过“光荣革命”后的一系列立法，君主的权力已受到种种限制。而托利派也逐渐改变了坚持拥护专制君主制的立场，因为它们几次恢复旧王朝的企图都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失败。1715 年他们支持“老王位觊觎者”即所谓詹姆斯三世企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行动，但遭到惨败。这一行为，在托利派内部也很不得人心。到1745 年，“小王位觊觎者”，即在苏格兰的查理王子企图发动叛乱，进行复辟活动时，只有极少数右派托利派参加。

虽然在政治上，辉格派和托利派并无原则性分歧，但是他们在租税政策和外交政策上却意见不一，都希望在这些领域内制订符合自己派别利益的政策。同时两派在争夺议会席位和政府官职，利用政治地位来增加权势和财富方面，也存在着矛盾。

在议会里，有时是辉格派，有时是托利派占多数。威廉三世发现，当一个派别在议会中占多数时，最好任命这个派别的成员担任内阁大臣，以免议会和内阁互相掣肘。1694 年，辉格派在议会里占了多数，所以就任命辉格派的人当大臣。以后辉格派在议会长期占据多数，从1714 年到1761 年，他们一直执掌政权，在政治上占据着优势。

辉格派长期在政治上占有优势地位，是由下列一些原因造成的：首先，辉格派的政策在农村中得到了大地主的支持，城市里的商业资产阶级也拥护辉格派的国债制度和保护关税政策。其次，辉格派利用他们掌握政权的机会，制订了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保证了在议会选举中能够获胜。如1707年的法案规定，如果一个议员获得领取政府薪金的职务，那么他就得失去议员的资格。不过，如果他在补缺选举中续继当选，则仍可以继续当议员。表面上，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使议会议员不能够同时担任政府官员，以免受政府的影响，实际上，由于辉格派当时的政治、经济力量，使辉格派的议员在补缺选举中重新当选并无困难。另外，1710 年的法案规定，各郡的议员必须拥有每年收入600 镑以上的人才能当选；城市里则每年收入达300 镑以上的人才能当选。这是指纳税以后的收入，实际数字比这还大。那些拥护托利派的乡绅，很少人收入超过600 镑，而在城市中。资产阶级大部分都是辉格派的信徒。这两个法案都有利于辉格派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最后，辉格派一向以拥护信奉新教的国王而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欢迎，也因此受到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信任。而托利派则因为他们曾参与了两次觊觎王位者的阴谋复辟活动而声名狼藉。

当辉格派在政治上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期间，他们的领导人罗伯特•沃尔波也长期（1721—1742 年）担任政治上的重要职务。沃尔波出身于诺福克郡的一个地主家庭，1701 年当选为议会议员并参加了辉格派。1714 年辉格派在大选中获胜后，次年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不久解职，但于1721 年重新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在桑德兰去世后，又被任命为第一财政大臣。当时的财政大臣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内外政策，国家一切大事以及议会的选举等，都与财政有密切关系，掌握了财政权就是掌握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命脉。所以在当时的内阁大臣中，财政大臣总是处于首要的地位，也就是首席大臣。在沃尔波担任财政大臣期间，人们有时直接称他为“首相”，意指他的地位在各大臣中在重要性和权力等方面都处于首要的地位。事实上，沃尔波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内阁首相。他虽然是由国王任命的，但他的权力实际上来自下院中辉格派的支持。在他的内阁中，大臣们都依附于他，尽管他们名义上也是由国王任命的。沃尔波掌权后，实行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使英国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和工商业繁荣，奖励谷物和农产品出口，他对许多出口商品免征关税，同时对英国工厂所需要的一些原料产品减低关税，甚至免收进口税。而对那些可能与本国产品相竞争的产品则禁止进口。从1723 年起，对茶叶、咖啡、可可等征收消费税，以防止走私。为了照顾地主的利益，他不但不增收土地税，反而予以适当降低。1733 年，沃尔波制订消费税法案，打算进一步对烟、酒开征消费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应付政府日益增加的开支，这时却引起了全国各阶层的一致反对。他们害怕，以后如果对其他日用必需品都征收消费税，势将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沃尔波见群情激愤，赶忙将消费税法撤回。1742 年2 月，沃尔波辞职，执政时间长达20 年之久。

 

第二节 欧洲大陆的封建专制制度

 

一、典型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法国

1、波旁王朝早期的法国

正当专制制度在英国从高峰跌落，陷入危机并最终走向灭亡的时候，它在欧洲大陆却得到巩固与加强，而在法国发展得最充分。

亨利四世（1589—1610 年）登位后，采取措施加强国家的统一，巩固国王的权力。他压制高等法院的独立倾向，竭力控制省、市行政机构，开始把行政命令直接下达给由国王委任的各省监督官而不是省长。到17 世纪初，他已经平定了地方大领主的反叛，使法国专制制度基本定型。亨利四世将财政问题交给苏利公爵处理。苏利是个有才能的理财家，他很快平衡了收支，甚至使国库略有盈余。他鼓励生产，发展农业，认为“耕地和牧场是生活的两大源泉”。他减轻农民的赋税，引进排干沼泽技术，扩大耕种面积。农学家奥利维尔•德•塞尔根据国王的命令写了《农书》一书，广泛传播农业知识。亨利四世甚至宣称他要让法国农民“每个星期天锅里有一只鸡”，这使他受到农民的欢迎。他还奖励工商业，发展蚕桑，创办法国丝织业，鼓励开办各种工场，筑桥修路，发展贸易，建立海外贸易公司，使法国在17 世纪初重新成为经济强国。

为加强专制统治和增加收入，亨利四世还实行卖官制，中等阶级人家因经商、放债、包税、投机等发了财，就用金钱买官。买官的人出身低微，社会地位不巩固，处处仰国王的鼻息行事，依靠国王的恩宠过日子。亨利四世还让当官的人每年缴纳官职税，其数额为官职售价的1/60，任何人只要定期缴纳官职税，官职就可以世代相传。这样，就造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国王的官僚集团，有利于国王的统治，而且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但其长期的后果却是把发了财，因而证明是最有能力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排斥于经济领域之外，这是因为，在法国当官就可能成为贵族，而一旦成为贵族，就不能再进行任何经济活动了。尽管如此，卖官制度却有助于国王与城市中等阶级结成同盟，而这正是专制王权的基础。

波旁王朝时期，派往各省的监督官逐渐由选自中等阶级出身的人担任，而正是他们控制着地方行政权。御前会议主要由花钱买爵位的“穿袍贵族”组成，而在世袭的“佩剑贵族”眼里，他们只是发横财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而已。由于专制王权促进了民族统一和自立，保护了民族工商业，建立了民族市场，在其初出现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此得到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拥护。

在波旁王朝统治下，中世纪土地分封制度已基本解体了。尽管贵族豪强仍保有自己的“扈从”，而这些人也都对主人效忠尽职，在主人召唤时甚至拿起武器反叛朝廷，但他们与主人之间已不是分封与被分封的关系了，因为他们不从主人那里领受封地。维系等级制度的往往是亲族关系，一个大领主、大贵族的三亲六戚都可能是他的“臣下”，而这种宗族关系可以追溯到第七代。为大贵族服务的缙绅也都有自己的手下人，由此而构成一座类似于中世纪分封制度的等级金字塔，但构成金字塔基础的土地分封制事实上已不再存在。

贵族和缙绅为保持自己的身份，除收取地租外不从事其他任何经济活动，否则他们就失去免税的特权。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单靠土地的收益来维持生活，因此缙绅们时常出售土地，而收买土地的多是有钱的商人、官员或富裕农民。17 世纪初，大部分中小领地已落入资产阶级或富农之手，只有大地产还留在大贵族手中。领地上的劳役义务已名存实亡，在有些地方连劳役的主人是谁也搞不清楚。资产阶级收买土地后，象过去的封建领主一样向农民收取地租，而有限期地出租土地给农民这种土地经营形式也逐渐取代了纳赋永佃地（即可以世袭的纳赋土地，纳赋额往往几代人不变）。

缙绅阶级没落最甚的地区，也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而在经济落后地区，缙绅的势力仍然很大。但资产阶级在购买土地后，他自己也逐渐变成本地乡绅，可能有一天，他会最终放弃他赖以发家的工商业，而去买一个低级官职。新官员的儿子可能用家族的积蓄买一个可以成为贵族的官衔，如朝廷书记官或高等法院推事等等，不久，他就取得贵族封号。新贵族的儿子可能去参军，买下一个步兵连，从而与老贵族平起平坐，当起真正的贵族来。但这时，由于他不能再从事经济活动了，家族的衰落也从此开始。过真正的贵族生活开销巨大，耗尽了家族的财产，也许有一天它也象老贵族一样不得不出售土地，于是法国的贵族就以六七代为一个周期循环更替。1789 年存在的法国贵族世家中，有一大半发家于17 世纪初。为了防止家族的中落，有不少贵族服侍宫廷，得到王室青睐，取得大量赏赐。这种动机为路易十四靠奢靡的宫廷生活笼络贵族、从而建立最专横的专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

17 世纪时，多数农民有人身自由，已不再是农奴。有些农民持有纳赋永佃地，向领主交纳贡赋，但同时又可以自由地处置永佃地，例如出租甚至出售；有些则承租按期限出租的土地，交纳货币地租。地租一般是对分制，租金占收成的一半或更多。此外，农民还要向国家交纳捐说，其中包括直接税（财产税、人头税）和间接税（盐税、烟草税、葡萄酒税等），以及向教会交纳什一税。沉重的负担落在农民身上，他们不仅养活游手好闲的贵族、教士，而且还支撑着整个国家的财政大厦。每逢灾年，大量小农破产，商人和官员则从中渔利，乘机收购地产。波旁王朝早期曾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但是这些农民起义由于难以克服的农民阶级狭隘分散的弱点，都一一被王朝镇压下去。

分散的手工工场在农村已相当普遍，在北部的纺织工业中更为发展。商人们把原料和工具分发给广大地区的农民，由他们在家中生产，交出成品，领取工资。这种制度使资本主义雇用方式渗入到农村，农民为纳清贡赋、贴补家用，不得不从事家庭副业，接受商业资产者的剥削。但总的来说，这种情况在沿海及工商业发达的地区比较流行，内地及经济落后地区则少见。在城市，商人和政府官员控制一切。市政事务或者由国王任命的市长管理，或者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官行使职权。不过选举很不民主。例如在巴黎以北不远的博韦市，市政会由一个选举团选出，其中商人和官员握有21 张选票，工人只握有10 票。因此，从1600—1655 年，116 个当选的地方官中有84 个是商人，历届市长除二人外都是商人出身。博韦主教握有该地的主要司法及警事权，主教庄园法官还确定工人的工资，将其压在最低水平上。城市

工人生活十分困苦，每逢灾年更难度日。各城市工人曾发动过许多暴动，反抗雇主及地方官，但都被资产阶级自卫团镇压下去；不过当王国政府赋税太高、抽取过甚时，资产阶级又暗中鼓励工人造反。

人民的反抗时常威胁专制政府的统治，但在这个阶段，专制王权还能维护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对外利益，因此仍能够存在并继续发展。1610 年亨利四世被刺后，贵族的分裂活动重新兴起，宗教战争也再度爆发。1610—1624 年，法国再次陷入内乱之中。1624 年，路易十三（1610—1643 年）任命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 年）为首席大臣。黎塞留执行

“国家利益至上”的政策，把国王和国家视为一体。他把加强绝对君主专制和把法国建成欧洲最强国视为两项基本国策，使用高压手段治理国家。在他的领导下，贵族叛乱和宗教冲突再次敉平，工商业有所发展，专制王权得到巩固，法国恢复了在欧洲的重要地位。从1642 年12 月到1643 年5 月间，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先后死去，王位留给了不到5 岁的路易十四。

2、投石党运动

路易十四（1643—1715 年）登位之初，母后安娜摄政，红衣主教马萨林任首席大臣。贵族们抓住这个时机发动新的叛乱，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为“投石党运动”（1648—1653 年），取名于当时巴黎街头儿童恶作剧的玩具——投石器。

投石党运动起初并不是贵族们的分裂运动，而是资产者、城市贫民和农民联合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运动。马萨林是黎塞留的信徒，他忠实地执行黎塞留的政策，致力于发展王权和雄霸欧洲两大事业。为此，他横征暴敛，开征新税，人头税在10 年中提高了25％，甚至运货进巴黎也要征收进城税。沉重的捐税引起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不满，而马萨林及其僚属则借此发财，中饱私囊。1648 年5 月，马萨林恢复曾一度停征的“官职税”，引起花钱买官的资产者们严重反感。他们以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为代言人，开始公开反抗。高等法院作出决议，要求对一切新征税款及财政法令进行审查登记；撤销王国政府派驻各省的监督官；不说明理由不得逮捕任何人，且被捕者须在24 小时内交由法庭审判；禁止包收人头税，惩办包税人，豁免欠缴税款等等。这些要求不仅反映了资产者的政治愿望和经济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心声，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巴黎高等法院向来有登记或拒绝国王法令的权力，因此资产者团结在高等法院周围，向国王的专制提出挑战。当时正值英国革命如火如荼、议会胜利已成定局时，巴黎的反抗受英国鼓舞，法国的专制制度一度陷入危险的境地。

最高法院的行动得到各阶层支持，巴黎人民武装起来修筑街垒，迫使马萨林释放了被捕的法官。王室于1648 年8 月和1649 年1 月两度逃离巴黎，武装的人民控制了首都。这时，大贵族看出这是削弱王权、发展自己势力的极好机会，于是纷纷站出来反对国王，并领导本省的运动，贵族逐渐控制了运动的领导权。2 月底，巴黎人民武装进逼高等法院，威胁到富有者的财产权。这使高等法院与政府妥协，3 月，资产者和马萨林签订了和约，人民被压制下去，王室回到巴黎。

但各省贵族的叛乱继续发展，大贵族以孔代亲王为首，在各地与王军作战。另一些贵族则站在政府一边。很显然，法国有可能回到亨利四世以前那种长期混战的局面中去。同时，西班牙军队也攻破了法国的边境，一度离巴黎只有几十里路。1652 年，孔代粉碎了王国军队，进入巴黎，但贵族与人民的分歧立刻就暴露了，一队队巴黎武装市民沿街而行，高喊“不要国王！不要王公！自由万岁！”人民要求的是彻底推翻封建制度，贵族的领导权开始动摇。这时，王军包围了巴黎；10 月，孔代弃城而逃，路易十四重返京城。为时五年的投石党运动终于失败。反叛的贵族首领孔代后来投靠西班牙，率领西班牙军入侵法国。战争一直进行到1657 年，最后法国取得胜利。

投石党运动从资产者和人民反抗封建专制开始，后来发展成贵族的叛乱，并导致严重的外敌入侵。这个过程说明，推翻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在法国还不具备，专制制度在客观上仍起着维护国家统一和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当英国的资产者和贵族结成同盟推翻专制制度时，法国的专制制度却继续发展，终于达到它的最高阶段。

3、路易十四和“朕即国家”

路易十四的童年在动乱中度过，他深感绝对的权力是多么重要。1661 年马萨林去世，他在遗嘱中传授黎塞留的教诲：国王要大权独揽。路易亲政以后，决心实践绝对君权制的理论，在他执政的54 年中（1661—1715 年），他把国王的权力发展到顶峰。

路易十四为王权至上制造理论根据。他曾说：“为了百姓本身的利益，国君应当使他们无条件服从。只有当全部权力完全集中在唯一的国君手里时，臣民的幸福和安谧才有保障⋯ .臣民没有权利，只有义务。”也就是说，人民只有服从，才能得到“幸福”。主教博絮埃也竭力为专制王权作辩护，他说：“一切权力都是上帝的”，国王充当“上帝的臣子和他在世上的代理人。”因此，国王无需对人民负责，而只要对上帝负责。这就是“君权神授”的理论。为了强调王权至上，路易十四曾说过：“朕即国家”。此语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国王即国家，二是反国王即反国家。由此，国王便达到了神格化的高度，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为彻底制服贵族，路易十四一方面实行高压，取消巴黎高等法院对国王敕令的指摘权，拒绝召开王国三级会议，对敢于反叛的外省贵族无情镇压；另一方面，他在离巴黎15 公里的凡尔赛建造新的宫殿，其余碧辉煌、庄严宏大为欧洲之冠。他把各地大贵族都宣召进宫，让他们侍奉王室。公爵、侯爵等纷纷充当王室的御衣官、车马官等等，仅国王的伯母一人，就经常有200名贵族跟随左右。谁经常在国王前后露面，谁就能得到巨额赏赐，飞黄腾达；

谁不常在宫中出现，国王就会以“我不认识他”为托辞，使他从此丧失晋升的机会。每天，他都在宫中安排各种祝宴庆会，让无聊的贵族在声色犬马中消磨时日，同时也耗尽他们的钱财。入夜，几千支蜡烛把凡尔赛宫中的镜厅照得雪亮，使人仿佛置身于仙境。这种怀柔政策比战场上的征服更加有效，千百年来不肯驯服的贵族在路易十四的软刀子下俯首贴耳。

路易十四亲理朝政。他每天按时在书房里办公，听取汇报，批发公文，象办公室的职员那样克尽职守，热心于他所谓的“国王的职业”。他的亲信大臣都是中等阶级出身而新近获得贵族封号的人，因此在各方面都对国王的恩宠感激涕零，甘愿充当专制王权的驯服工具。路易十四将高级幕僚组织在几个御前会议里，而以“最高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关。在“最高会议”上，大臣可以各抒己见，但作出决定的是国王自己。他自己亲任政府首脑而不任

命首相，由此而直接控制了中央的最高行政权。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路易十四向各省派驻“司法、警察和财政监督官”。当时，法国存在着40 个省、135 个大主教、主教管区和若干个所谓的“国家省”（即自治区）。各行政区划都有不同的行政体制，地方分离倾向相当严重。针对这个情况，路易十四实行了地方行政的改革。一方面保留各行政区原有的机构如省长、省三级议会等，但另一方面抽去其实权，将“监督官”置于地方长官之上，使其总揽当地财、政、警、军一切大权。这样，路易十四就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集权制国家体制，将所有权力牢牢地控制在国王一个人手里。

路易十四维护其政权的主要工具是军队。他亲政后，着力整顿军备，扩充兵源，引进新式武器和先进技术，将陆军从亲政之初的72000 人扩充到18世纪初的约40 万人，他还创建了强大的海军，将各种船舰总数由30 艘增加到近千艘（包括商船与军舰）。路易十四对军队建制及指挥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中央对各省军队取得直接调度权，从而在发生对外战争或国内叛乱时能迅速动用军队。后来路易十四在迫害胡格诺教徒和镇压农民起义及卡

米扎尔（意即“短衫党”，这次起义是胡格诺教徒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历时三年1701—1704 年）。起义时都动用了军队，军队成为专制统治的有力支柱。

路易十四还靠警察手段维持统治。全国各地布满密探，专门窥探不满人士的活动。被当局视为敌对分子的人不经审判就被关进牢狱，而一进监牢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获得自由。国王还使用“密扎”迫害异己分子，这是一种盖有国王印章及签字的空白信件，持有“密扎”的达官贵人可以任意填上反对者的名字，将其投入监狱。有时，权贵利用“密扎”以报私仇，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巴士底狱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场所，它成为法国专制制度的象征。

思想控制也是专制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到“思想统一”，路易十四要求全国臣民一律信奉天主教。起先，他还能容忍不同信仰的存在；后来，他派遣军队进驻胡格诺教徒的家舍，怂恿其胡作非为，给胡格诺教徒造成极大骚扰，从而迫使一部分人改信天主教。1685 年，路易十四认为时机成熟，就宣布废除南特敕令，公开进行宗教迫害，致使20 万胡格诺教徒背井离乡，流亡国外；没有流亡的则被投入监狱，或是罚做苦工，到大桡船上当划橹手。

胡格诺教徒中大部分是有经营才能的中等阶级或手艺精湛的工匠，他们的流亡使法国丧失大量技术人才，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影响法国的经济发展。路易十四时期实行严格的思想禁锢，任何人发表不同的意见都会受到迫害，正直的知识分子只敢在轻松的小诗中借题讽喻。印刷所只准印《圣经》或官方文件。在专制制度下，思想自由是没有的。

路易十四通过这些手段牢牢地控制了政权，他被人阿谀地奉承为“太阳王”。

4、科尔伯的重商主义和“太阳王”的殒落

路易十四统治之初，把经济问题交给科尔伯（1619—1683 年）处理，为此专门给他设立一个新的官职——财政总监。在路易十四的亲信大臣中，只有科尔伯是商人出身，他的父亲是兰斯的一个呢绒商，他从小就学做生意，对商业问题特别感兴趣。在他的倡导下，法国执行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认为：一个国家金银越多，国家就越富，国力就越强，因此必须努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促使外国金银流向本国。为此目的，科尔伯实行了保护关税，对外国工业品和进港船只课以重税，以阻碍商品进口；同时，又努力发展本国工商业，鼓励出口。在这方面他制定了双重方针。一是发展商业，在国内疏通运河，改进道路，清除地方关卡，建立统一的市场；在国外拓展外贸，成立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等贸易垄断公司，努力扩展殖民地，取得了美洲的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圭亚那、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非洲的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印度的本地治里等，作为母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以此增加法国的财富。二是发展工业，奖励生产，以减少对外国消费品的依赖，从而达到限制金银外流的目的。科尔伯协助开办了45 家手工工场，使大型集中的手工工场达到113家。这些“皇家工场”得到优惠待遇，不仅有国家贷款，而且取得专利权。它们生产质地优良的工艺品，如地毯、锦缎、丝绒、水晶玻璃等等，可以在欧洲市场上畅销无阻，为法国换回了大量金银。科尔伯为这些工场硬性规定了产品规格，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商品质量。法国工业以生产奢侈品为主，其目的就是打开欧洲的宫廷市场并阻止本国贵族购买外国消费品。

但重商主义也有严重缺点。当重商主义政策在法国初见成效后，其他国家也起而仿效，于是引起严重的商业竞争和殖民地争夺，导致18 世纪一系列商业战争。政府对商品规格的限定阻碍了技术创新并最终不利于生产发展，而国家为某种目的对某些部门实行的优惠政策也破坏了各经济部门间的自然平衡。尽管如此，重商主义在当时仍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1675 年科尔伯使国家预算达到收支平衡，法国又恢复了苏利任财政大臣时的繁荣。但科尔伯死后，他的重商主义成果多数都付诸东流。手工工场大部分倒闭了，无法维持；殖民地贸易时断时续，收益不大；财政赤字上升，国库逐年亏空。

路易十四统治后期被专制的权力冲昏了头脑，他一改亲政初期励精图治、克勤克俭的作风，转而执行炫耀国威的侵略政策。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有利的国际形势，法国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这时，路易十四认为“太阳王”的威力已经“无远弗届”，他可以为所欲为了。从1688 到1715 年，他把法国拖入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中，长期与整个欧洲为敌。其结果是花光了科尔伯多年攒下的积蓄，弄得民不聊生，国库空虚。1693—1694 年，当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正在进行时，法国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饿死人口不计其数；1709—1710 年正值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进行之时，一次更大的饥荒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路易十四的侵略战争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光荣，只是满足了路易十四好大喜功的欲望而已。一个人的专制最终把国家弄得民穷财尽，1715年路易十四死时，国债高达25 亿里弗【法国古代货币单位，相当于一古斤（380—50 克不等）银的价格】，相当于国库16 年的总收入。法国大约有1/10 居民沦为乞丐，以乞讨为生。

5、路易十五与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

专制制度把法国推向灾难的边缘，到路易十五（1715—1774 年）时，专制制度自身也陷入全面的危机。1716 年，政府收入只有7000 万里弗，而支出却高达23000 万里弗，还

有25 亿里弗的国债，国库显然面临破产。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政府始终摆脱不了这种财政危机。当时，国家的收入全靠第三等级纳税，税务的主要负担落在农民头上。农民在封建地主的敲骨吸髓的压榨下已经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了，而享有特权的第一、第二等级却顽固地维护特权，不肯分担国家赋税，这就形成越是贫穷纳税负担越重，越是富裕越不纳税的不合理局面。加之，政府在非战争年代的开支中，有1/3是支付给特权阶层的闲职薪金，例如为国王掌管尿壶的官员年薪也有2 万里弗。这就更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整个18 世纪，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人多次试图改革税制，取消特权，削减闲职，但在特权阶层的顽强抵抗下一一失败。政府也曾数度想整顿吏治，清除贪污，节俭开支，增加收入，但做起来又总是虎头蛇尾，毫无效果。例如1716 年一次就逮捕贪官污吏、投机商人等1500 人，按法院判决应罚款共2 亿里弗，结果多数人都获得赦免，政府只收到1500 万里弗。实际上，专制制度的存在基础就是特权阶层，要想叫专制政府自己触犯特权，无异于与虎谋皮。

贵族在路易十四时期养成穷奢极欲之风，挥金如土，致使本来就十分拮据的贵族之家更加入不敷出。18 世纪下半叶，他们着手恢复早已被人忘记的封建捐税和劳役，企图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出现所谓的“封建反动”。法国贵族从来不象英国乡绅那样致力于土地经营和农业改进，因此农业组织形式和技术水平长期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此外，政府还逐年增加税收，1715 年至1789 年政府征收的直接税（土地税、人头税等）增加了67％，而间接税在18 世纪增加了两倍。这些都加剧了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

对外战争的失败更加重了专制制度的危机，在18 世纪欧洲各国争夺霸权和海外殖民地的战争中，法国始终处于劣势，路易十四时雄霸欧洲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在七年战争中，法国几乎失尽了在海外的一切殖民地，专制政府再也不能以法兰西民族的代表自居了。

在所有这些危机之上，又加上统治集团本身的腐朽无能。路易十五是一个耽于享乐的昏庸之主，据说他曾说过：“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他喜欢打猎，生活荒唐，对国事却毫无兴趣。他追逐情妇，给她们加上贵妇封号。其中的两个——蓬帕杜尔侯爵夫人和杜巴里伯爵夫人曾对他施加过巨大的影响，在权势最大时甚至可以左右朝政、影响官员的委派和政策的制定。在国王的影响之下，整个统治阶级也都荒淫腐朽。贵族和贵妇都有自己的情妇和情夫，下流书刊在上流社会流行。奥尔尼公爵夫人曾经说：“这些年轻人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他们把不敬神和堕落行为视为高贵的美德。”所有这些都说明，专制制度的肌体已经腐烂透顶，统治阶级已没有能力继续统治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思想逐渐产生和传播，为专制制度的灭亡敲响了丧钟。这就是18 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最早产生在知识分子中间。当时，巴黎和外省都出现许多思想团体，即所谓“学院”。这些学院组织聚会，倡导讨论，还颁发各种学院奖，表彰有建树的新思想。贵族夫人和有钱的资产阶级妇女主持各种“沙龙”，在这里，甚至贵族和达官贵人都自由地批判现实，而不怕有警察在暗中监视。对“旧制度”的抨击已成为风气，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之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象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这样一批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专制政府对启蒙思想进行无情的压制。许多思想家的著作遭到禁止，他们的书只能在国外印刷，在国内偷偷地流传。有时，高等法院下令焚烧思想家的著作，比如伏尔泰的书就曾遭到这样的命运。但先进思想的传播是阻挡不住的，它不仅受到人民欢迎，而且被有远见的政府官员所保护。负责书刊检查的出版局长马尔泽尔布就曾保护过百科全书，使其免遭焚毁厄运，终于在1772 年完成。

二、分崩离析与经济落后的德意志

在分崩离析的德意志，有两个邦占重要地位，那就是奥地利和普鲁士。

1、奥地利君主国

1）奥地利君主国的形成

奥地利位于德意志东南隅，在德语中是“东方国”的意思。其境内物产丰富，气候适宜，农牧业发达，采矿、冶金业一向比较先进。此外，它又是欧洲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从古罗马以来就是南北商货的重要集散地。它境内还有多瑙河横贯，又是东西欧的连接地。由于这些原因，它在德意志诸邦中一向经济发达。

中世纪早期，奥地利曾是东法兰克王国的一个边区，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后，帝国政府在这里派驻边区行政长官，开始了巴奔堡家族长达270 年的统治（976—1246 年）。1156 年，奥地利升格为公爵领地，统治者获得邦君的特权。后来，巴奔堡家族的势力逐渐扩大到领近的施蒂里亚、克赖因等地区，成为东南德意志一个强大的诸侯。1246 年巴奔堡家族谱系中断，奥地利曾一度落入北方的波希米亚王室手中。但在1278 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的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1273—1291 年在位）经过几年激战后从波希米亚国王手中夺得奥地利，并把它作为自己家族的世袭领地。此后，哈布斯堡家族一直统治着奥地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家族在以后几个世纪又陆续取得克恩腾、蒂罗尔等地，使其直接统治下的领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的领土。1396 年，首次召开了一个奥地利邦议会，这表明奥地利开始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1452 年以后，哈布斯堡家族一直被推选为帝国皇帝，这又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势力。由于巧妙的联姻、外交手段，再加上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于1526 年获得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匈牙利的大片领土，这样，奥地利成了帝国内部最强大的邦。从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 年）起，奥地利就开始发展中央集权。15 世纪末在各领地设置隶属中央的行政机构，叫作“政府”或“执政府”。马克西米连一世还在维也纳设立了管理所有领地的中央行政机构，如枢密院（负责行政和司法）、宫廷财务署、宫廷司法处等等。他的孙子斐迪南一世（1556—1564 年）进一步发展君主专制制度：枢密院成了君主召集宫廷显贵商议政事、制定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宫廷办公厅发展成管理世袭领地的执行机关。斐迪南一世还在各领地建立隶属于宫廷财务署的财务局，负责税收工作；在中央建立负责国家防卫的宫廷军机处。由于这些改革，奥地利在16世纪初已成为欧洲最早实行君主专制的国家之一。尽管如此，每一块领地却始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都只服从哈布斯堡君主个人的统治。各领地都有自己的等级会议，不承认与其他领地同属一个国家。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在不同领地分别具有公爵、伯爵或国王等不同的头衔，以此资格向各领地派驻代表进行统治。但这些代表必须是本地贵族，每一个领地都是一个半自治的实体。因此，尽管集权化已经开始，但诸领地还有完全融合成一体。

在所有这些领地中，波希米亚和匈亚利的地位最特殊。波希米亚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唯一的王国，境内包括摩拉维亚边区和西里西亚公爵领地等广阔地域，居民多为捷克人，属西斯拉夫人的一个支系。波希米亚有其自己的历史传统，14 世纪还爆发过反对天主教的胡司战争。民族和宗教的不同使它对奥地利具有很大的独立性，1526 年它承认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权后，仍保有自己的王国议会和各附属邦的等级会议，并保留着改革后的新教教会。根据波希米亚宪法，王国议会是无限制的立法机构，国王由它选出，国王只有在议会支持下才能行使君主权，还必须尊重波希米亚宪法。后来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者违背诺言，不尊重波希米亚的自治权和宗教权，终于导致三十年战争的爆发。三十年战争后，捷克贵族被没收土地，天主教成为强制性的信仰，波希米亚的自治地位丧失了，成了哈布斯堡家的“世袭领地”。等级议会不再有选举国王的权利，波希米亚事务处也从布拉格迁到维也纳。这样，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就更尖锐了。

匈牙利王国于公元1000 年建国，居民是马札尔人，境内还居住着许多南斯拉夫人，属地包括特兰斯瓦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等。匈牙利信奉基督教，长期以来实行西欧的土地分封制，文化上受德意志影响，地理上又与德意志毗邻，因此与德意志有密切的联系，一度还受到卢森堡家族的统治。从14 世纪末起，匈牙利在土耳其的扩张面前首当其冲，不得不与德意志结成更密切的关系。1526 年土耳其在莫哈奇大战中击溃匈牙利军队，以后匈牙利便三分天下，西部承认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权，选举斐迪南一世为国王①。这以后，奥地利就与土耳其长期争夺匈牙利，直到1699 年才把整个匈牙利置于它的统治下。尽管如此，匈牙利却从来没有并入神圣罗马帝国，它保留着在帝国之外的独特地位。匈牙利也有自己的议会，贵族地方势力特别大。

总之，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君主国尚未完全形成统一，而是共戴同一君主的领地共同体。

2）奥地利的“开明专制”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已经形成，但是奥地利却逐渐上升为强国。通过一系列战争，哈布斯堡家族直接统治的地区，到18 世纪初已扩张到现在南斯拉夫北部及意大利北部，并且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尼德兰南部。奥地利已成为幅员广阔的、多民族的帝国。

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奥地利的经济也有所发展。早在17 世纪，奥地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散的手工工场；到18 世纪它又发展为集中的手工工场。波希米亚是奥地利工业最先进的地区。但是，这个多民族的庞大帝国内部却是矛盾重重。

在波希米亚，民族压迫是和阶级压迫交织在一起的。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曾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捷克中、小贵族都被逐出国外，或者被没收土地。这些土地都落到日耳曼人（奥地利人属于日耳曼人）手中，这些日耳曼人都成了剥削当地农民的地主。而且，奥地利统治者无情地摧残斯拉夫人的民族文化，以德语为波希米亚的官方语言。

在匈牙利，当地的贵族地主与奥地利统治集团勾结在一起共同压迫人民。奥地利派来的官吏对匈牙利人横征暴敛，并且粗暴地推行日耳曼化政策，以德语为匈牙利的官方语言。

到17 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帝国境内也强化了农奴制。在捷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及下奥地利的某些地区盛行以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强迫劳动为基础的大地主经济。地主残酷地剥削农奴，任意增加劳役时间（在波希米亚甚至达到每周六天）。农民不得到封建主的允许不能结婚，不能随便迁居。他们还承担很沉重的军税（国税）及什一税（教会税）。庄园主不仅收取封建地租，而且担任国家收税人，从中渔利。他们还操纵市场，强迫农民按照他们规定的价格，贱卖农产品而贵买生活用品，而且垄断磨坊，向农民收取使用费。

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有时激化为农民的反抗斗争。在17、18 世纪，波希米亚的农民运动几乎一直没有间断。在匈牙利，1677—1685 年乔科里领导的农民起义及1703—1711 年拉科齐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是农民对于地主的野蛮剥削的有力回答。

专制政府与贵族封建主也有矛盾。长期的对外战争和不断扩大的行政官僚机构，使国库愈益入不敷出，但是大小贵族却竭力维护自己的免税特权，这意味着国库收入的减少。

为了缓和这些矛盾，帝国政府在18 世纪下半期曾致力于改革。在奥地利，这些改革是在女皇玛丽亚•特利萨及其子约瑟夫二世在位期间进行的，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行土地改革。玛丽亚•特利萨（1740—1780 年）在1771 年和1775 年颁布法令，宣布减少农民劳役地租及代役租的数量，劳役固定为每周3 天，每天10 小时，并且减少农民为地主拉车运输的义务，同时宣布取消皇室领地上的农奴制度。约瑟夫二世（1780—1790 年）在这方面更前进了一步。他于1781 年宣布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帝国其他地区的农奴为自由人。此后，他们可以自由结婚，有权利自由地离开地主的庄园，并且可以选择任何职业。但是，留在地主庄园上的农民如果继续使用地主的份地，必须照旧为地主服劳役，并且缴纳其他贡赋。

奥地利统治者之所以决定采取这个重要措施，是由于考虑到：封建贡赋过重，农民无力负担国税，也无力按时应征入伍。同时，实现农民人身自由也可以解决手工工场自由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最后，这样做也可以缓和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有利于巩固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

第二，实行教会的改革。1773 年宣布解散耶稣会，还开始审查奥地利与罗马教廷的关系。约瑟夫二世在位时下令解散大约400 座富裕的天主教修道院，没收其财产为国有，并且要求天主教主教向君主而不是向教皇宣誓效忠。1781 年颁布宗教宽容令，宣布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基督教各派都享受合法的地位，各派教徒与天主教徒享受同等的公民权利。

第三，限制地主的措施。为了增强国库收入，也为了缓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玛丽亚•特利萨下令取消了地主担任国家收税人的权利，限制领主裁判权。

第四，约瑟夫二世为了奖励工商业，实行保护关税；成立国家工场，以增加国家收入。

但是在实行这些改革措施的同时，专制政府也采取加强中央集权及专制统治的措施。玛丽亚•特利萨看到普鲁士之所以屡次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是由于普鲁士实行中央集权，所以她着手改革国家组织。她在维也纳成立“公共及宫廷事务督导部”作为管理所有领地行政和财务的最高机构。各领地都建立直属这个机构的“代办与财务处”，基层又有“县公署”。这样，建立起一个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管理系统，有效地排挤了地方贵族势力。

1761年，为协调中央各机构的工作，又成立最高咨询指导机关“国务会议”，将宫廷事务部、宫廷审计处、宫廷财务署、宫廷军机处，最高司法处等都置于它之下。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在考尼茨公爵（1711—1794 年）指导下进行的，他于1753 年起担任首相。由于这些改革，完全的中央集权制建立起来了。

但改革措施只限于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所属地区实行，匈牙利和尼德兰仍旧保留了旧封建机构。玛丽亚•特利萨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继续推行中央集权的措施，他的主要改革是把原来彼此分离的相邻各领地合并起来，成立跨领地的地方政府。例如，施蒂里亚、克恩腾和克赖因就置于一个共同的奥地利地方政府之下，其他领地也经历了相同的改组。

为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建立警察制度，并建立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以控制舆论。在司法方面，实行司法和行政分离的原则，颁布刑法典，虽然废止了刑讯逼供，却规定了严厉的监禁、苦役和惩罚制度。在军事方面仿照普鲁士实行募兵制，建立常备军，兵力到80 年代达到27 万。这些改革都是在所谓“开明专制”的招牌下进行的。“开明专制”是欧洲一些落后国家的君主玩弄的政治花样，在表面上是按照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一些主张进行改革，而实质上这些改革只是触动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皮毛，而没有破坏它的基础。而且，这些改革也有其他致命的弱点：君主操之过急，单凭强迫命令，缺乏深入细致的工作及充分的酝酿准备。因此，奥地利的这些改革收效甚微。约瑟夫二世逝世后，在改革中本身利益受到侵犯的封建贵族把这些改革措施都推翻了，奥地利又恢复到改革以前的状态。

2、普鲁士

1）普鲁士的兴起与“普鲁士精神”

  在德意志诸邦中，唯一能与奥地利相抗衡的力量是普鲁士。

普鲁士是德意志诸国中领土最广、力量最强、地位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从17 世纪起，它一直影响着整个德意志的历史。普鲁士国家是靠不断扩张领土而发展起来的。普鲁士的统治者是霍亨索伦家族。

早在10 世纪，霍亨索伦家族就统治了瑞士北方的索伦山上一个城堡。到12 世纪，这个家族的代表又成为纽伦堡城的城主。1415 年这个家族的代表腓特烈一世从神圣罗马皇帝那里取得了勃兰登堡领地和选侯的称号。勃兰登堡位于德意志东北边境，经常与邻近的斯拉夫人发生战争，因而它的军队取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在16 世纪宗教改革中，勃兰登堡选侯接受了路德教，并且攫取了天主教教会的土地财产，由是勃兰登堡遂成为一个重要的新教国家。到16 世纪初，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以他妻子的名义取得了莱因河下游的克列夫兹公爵领地和马尔克、拉文斯堡两个侯爵领地。1618 年选侯又取得了波兰的附庸国——东普鲁士，因而他就从勃兰登堡选侯一跃而成为勃兰登堡-普鲁士选侯。为了取得东普鲁士，他不惜向波兰国王称臣纳贡。

三十年战争结束时（1648 年），选侯腓特烈•威廉兼并了东部波美拉尼亚及威悉河流域和易北河流域的几个小领地。同一年，他又趁波兰新王即位的机会，摆脱了对波兰的臣属关系。到1701 年，选侯腓特烈一世又以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为条件，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取得了普鲁士国王的称号。由是，勃兰登堡-普鲁士选侯就变了普鲁士国王。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又从奥地利夺取了西里西亚。1772 年瓜分波兰时，又分到西普鲁士（格但

斯克和托伦除外），这样就把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连接起来。勃兰登堡原来领地的面积仅有23751 平方公里，到1772 年，普鲁士王国的领土就增加到194891 平方公里了。

普鲁士之崛起，是有其经济前提的。正是在17 世纪以后经济繁荣的基础上，这个国家才能强盛起来。普鲁士经济繁荣的原因有二：

第一，勃兰登堡的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有利。贸易航路之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虽然引起整个德意志经济衰落及停滞，但是却促进了勃兰登堡的经济繁荣。贸易航路的转移。使得南德和中德的个别地区不得不向北海海岸寻找贸易出口，而勃兰登堡就成为必经之路。

第二、霍亨索伦王朝实行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促进了普鲁士经济的发展。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选侯腓特烈•威廉在位时期（1640—1688 年）就开始奖励工商业发展。1685 年法国政府取消南特敕令后，胡格诺教徒纷纷逃往国外。腓特烈•威廉下令收容法国流亡者并给予优待。至1703 年大约有2 万名法国胡格诺教徒和13000 名其他国家的新教徒定居勃兰登堡。他们主要是手艺高强的手工业者和能干的商人，因而把资本和技术带到这里。这

些新来的移民建立了毛织和棉织手工工场，进行丝的加工，进行天鹅绒、蜡烛、绢带等物的生产。但是在农奴制存在的条件下，自由劳动力来源非常有限。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腓特烈•威廉利用刑事犯及狱囚、流浪汉以及乞丐充当新工业的劳动力，其孙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 年）继续实行这个政策，他特别奖励军事工业，如毛呢工业。

普鲁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强，还因为它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大选侯腓特烈•威廉即位时正值三十年战争，勃兰登堡被瑞典军占领。他亲身体会到军队为立国之本，因此他决定向瑞典学习，建立一支常备军。1653 年，他与容克【容克（Junker）德意志东部和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贵族达成协议：允许容克对农民行使警察权和裁判权；容克则同意选侯征收“军事税”，以便创立常备军。在这个协议中，选侯也同意让容克担任常备军的军官。从此以后，容克就与普鲁士军队结成不解之缘。从腓特烈•威廉以来，普鲁士国家就变成一架强大的军事机器。到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时期，普鲁士军队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达85460 人，相当于全国居民的4％。在全欧，普鲁士在人口方面占第13 位，但是其军队的数目却占第4 位。国家财政收入的3/4 都用在军事上。在军队中实行盲目服从，容克出身的军官可以任意鞭挞士卒，有些士卒往往因不堪军官的虐待而自杀。平时军纪甚严，但是一到战时，军官却纵容士兵烧杀掠夺。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与容克阶级紧密相联的。容克阶级积极支持军国主义政策，这是因为这个政策给他们带来许多利益：第一，实行军国主义及侵略扩张，他们就可以获得新的地产。第二，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张，行政管理机构也就扩充起来，这就为容克的子弟提供了更多的当官机会。第三，加强军事力量，也相应地增加了军官的数目。从而为容克的子弟提供了更多的军官职位。

容克阶级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他们的经济力量是建立在农奴制上面的。德意志的“农奴制第二版”在普鲁士表现得最为突出。从16 世纪到17世纪上半期，普鲁士，特别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又农奴化了。他们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被迫向地主提供劳役地租及代役租。农奴每周要在领主的土地上劳动4—6 天。1710 年一个官员在报告中写道：“地租、劳役、租税、士兵驻扎和贡赋等经常增加，人民很难维持下去；农奴一直很穷而且越来越穷，一如既往，最后他们无可奈何只好逃跑⋯ .”普鲁士的官僚系统也是靠军队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本来普鲁士的一些地区的征税权掌握在各领地的等级会议手中，但是腓特烈•威廉却靠武力征税。他曾派军队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克列夫兹和马尔克接受了新税。接着，他把这种新税变成事实上的永久性税收，从而剥夺等级会议最主要的职权——收税权。最后，由于各地税款主要用于军队开支，他就把税收事务交给军方去办，为此组建军事总部，下面设军事财务处，向各地派遣军官，负责征税。这些军官用军事命令的方式进行工作，很快把工作范围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并把各地原有的行政机构排挤到一边，其中包括各领地等级会议和市镇自治当局。通过军事总部，腓特烈•威廉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官僚行政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灵魂是军队。1723 年他设立直属国王的“财政、军事与王室领地最高总管理处”，作为管理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这位“军曹国王”用管理军队的方法管理国家，认为专制君主最懂得他的人民需要什么。他曾说：“朕乃君主，故可为所欲为。”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发展成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军营式的纪律与等级制度支配整个社会生活。所谓的“普鲁士精神”

到这时已完全成形了，它的公式是专制主义加上军国主义。

2）普鲁士的“开明专制”

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继承人是腓特烈二世（1740—1786），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终于发展成欧洲强国，他自己也获得“腓特烈大王”的称号。

腓特烈二世素有实行“开明专制”的美誉，据他说：“君主并非绝对的主人，而只是国家的第一仆佣。”他推崇法国的启蒙思想，自称是伏尔泰的朋友和庇护者。他说自己“论秉性是哲学家，论职责是政治家”，他主张哲学家与君主共同治国，而“治理良好的政府应该有一个体系，其条理性就如同哲学体系一样。”他还爱好音乐，善写诗词，高谈阔论地评论文学，甚至请伏尔泰教他用法文写作。他开办学校，奖励科学，扶助艺术，重视教育，从任何方面看，他都是“开明君主”的典型，因此深得法国哲学家们的赞誉。

从治国思想看，他标榜科学与理性，并且表白自己的统治是合乎科学与理性的。他这样做，当然比明目张胆地强调“君权神授”的神学观点要好一些，表明启蒙思想对他的影响；但“开明专制”在本质上仍然是专制主义。实际上，腓特烈二世在位期间，权力变得更加集中，最后集中到国王一个人手里。他改组“财政、军事与王室领地最高管理处”，使实权不至落到大臣手里。他在“总管理处”之下设立专卖局，虽说在名义上是总管理处的下属机构，事实上却直属国王，负责国家的财政，其官员也从管理处之外委派。他设立新的政府部门时也是名义上属于总管理处而事实上属于他自己。他恢复内阁的作用，而自己亲自在内阁工作，每天阅读并批示从各部及各省呈交来的各种报告。他十分注意让所有官员都只了解局部情况，而只有他自己掌握全面。他要求官员讲求有效率，却不准有丝毫的主动性。他对官员说：

“你们绝没有任何主动权，一切事必须直接通报我。”普鲁士的官僚机构这时成了国王手中驯服的工具，国王是唯一的头脑，官僚机构只是他的手脚。显然，这就是腓特烈理想中的“哲学体系。”政府必须有效率，而这显然是做到了。在欧洲，普鲁士很快以效率高、守纪律闻名。当它从奥地利手中夺过西里西亚后，能够从同一批纳税人那里榨取十倍于先前的税款；而在1756 年，普鲁士官员征收的税款相当于整个俄国的税收。

收税的目的在维持军队。腓特烈二世统治期间，军队从8 万增加到20多万，军费占国库开支的4/5。他用这支军队不断进行扩张战争，1740 年借口奥地利继承问题夺取西里西亚，1756 年又参加七年战争，1772 年它与俄、奥共同瓜分波兰、取得西普鲁士，使它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连成一片。腓特烈二世的继承人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 年）又两次参与瓜分波兰，使普鲁士的领土达30.5 万平方公里，人口860 万，俨然成为欧洲的一个大国腓特烈二世曾说：国家不分大小，“政府的基本法则都是扩张领土。”这就是普鲁士“开明专制”的基本出发点。

腓特烈二世还发展工商业、招徕外国移民、疏通道路、修筑桥梁，使普鲁士的经济获得相当发展。但所有这些“开明”措施都是为了增加税收，从而扩充军力。普鲁士的“开明专制”是统治者为“普鲁士精神”寻找一条“理性”道路，它的结果是普鲁士变得更专制、更军国主义化了。

三、封建农奴制的俄国

1、17 世纪的俄国社会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俄国的混乱局面并未结束，新沙皇米哈依尔•罗曼诺夫（1613—1645 年）刚满16 岁，才能平庸。瑞典和波兰仍占有俄罗斯的大片土地，农民起义也没有完全平息。选举罗曼诺夫家族担任沙皇的“全国会议”在新王朝的最初10 年发挥了很大作用，协助新政权逐步稳固。1615 年和1618 年俄军分别打败瑞典和波兰军，挡住两国侵略的势头。但是此后，瑞典仍占有芬兰湾沿岸地区，波兰占有斯摩棱斯克及契尔尼哥夫一带。

罗曼诺夫王朝的社会基础是乡村小贵族，他们拥戴罗曼诺夫家族，为的是得到土地和农民，维护农奴制，因此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农奴制进一步加强。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前，农民已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在尤里耶夫节前后（晚秋收割完毕）可以离开主人的惯例已逐步被取消，逃亡的农奴可以在5 年内被追回。新王朝建立后，对农民的束缚更为牢固，追捕逃亡农奴的期限延长到15 年，最后又在1649 年完全取消时间限制。根据这一年的《法律大全》，逃亡农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追回，他自己及其家庭、财产、打好的谷物及尚在田里的谷物全都应归原主人所有；地主对农奴有司法权及警察权，打死别人土地上的农民只需赔偿损失，而不需负刑事责任。这些规定表明农奴制在法律上得到完全确立，此后，农奴的地位急剧恶化，他们不仅要在地主的土地上每星期服劳役3—6 天，还须缴纳实物或现金代役租，到17世纪末，买卖赠送农奴也日益成为普遍现象，农奴的地位已与奴隶相差不多。

农奴劳动是国家经济的基础，整个统治阶级靠剥削农奴为生。据1678—1679 年的估计，当时俄国欧洲部分的812000 户人家，有67％属于封建主，9％属于沙皇，13％属于教会，只有10％多一点是市民和“国家农民”，在法律上不隶属任何人。17 世纪时，罗曼诺夫王朝把大量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农民赐给贵族，而且逐渐消除了因服役于沙皇而得到的终身地产与世袭领地之间的差别，使土地几乎都变成可以继承的财产，从而大大加强了贵族的力量。贵族中大量的是地方小贵族，但也有一些大地产，比如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1645—1676 年）的私人教师莫罗佐夫的领地上就有300 个村子，3 万多农奴。领主还把农奴用于庄园手工业生产，向市场出售产品，从中获取利润。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农民大量逃亡，加入了“哥萨克”的队伍。他们聚居在顿河和伏尔加河流域地区，以狩猎捕鱼为生，从俄罗斯各城市运进所需的谷物，并经常劫掠黑海、亚速海沿岸的土耳其地区或顿河、伏尔加河上的来往商船，然后把赃物送到俄罗斯各城市去贩卖。哥萨克人选举自己的统领，对沙皇政府保有极大的独立性。每当剥削加重、日子难过时，哥萨克便揭竿而起，反抗朝廷，频繁的农民起义形成17—18 世纪俄国社会的一大特色。17世纪起义中最大的一次是斯杰潘•拉辛领导的，它始于1667 年，在1670—1671 年席卷整个顿河—伏尔加河流域，沉重打击了沙皇政府。后来，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拉辛被捕后被处以磔刑。

17 世纪沙皇权力大大加强。1649 年的《法律大全》规定反对沙皇的人应处死，冒犯沙皇的人要受到严惩。沙皇成为绝对权力的象征，任何人觐见沙皇都要叩拜，并且自称是沙皇的奴仆。但沙皇的个人专制权力常常会落入他人手中，尤其当沙皇本人年幼、低能、性格软弱或智力不全时更易如此。沙皇之下有一个领主杜马，是大贵族组成的咨询机构。罗曼诺夫王朝也把一些出身较低的人提拔进领主杜马，使领主杜马的人数在17 世纪从30 人左右发展到160 多人。领主杜马并没有实际决策权，一切问题都是由沙皇或沙皇的近臣代沙皇决定的。领主出席杜马仅是一种义务，如同他为沙皇在其他方面效劳一样。

“全国会议”是另一个中央议事机构，类似西欧国家的“等级会议”，其成员主要来自三个等级：教士、领主、乡绅，此外还有市民代表，有时也有农民代表参加。俄国的全国会议从来不与沙皇作对，相反是沙皇的忠实支柱，这与西欧的等级会议有很大不同。会议成员常常是政府指定的，到17世纪下半叶，它召开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真正的中央行政机构是各部署，17 世纪时已经有大约50 个部署，分别管理各种事务。但各部署分工很不明确，职能互相重叠，比如吏部、射击军部、外籍部和骑兵部都管理一部分军务，财政事务也由好几个部分管。这种情况造成行政混乱，遇事互相推诿，工作效率十分低下。地方自治在17 世纪迅速消失，罗曼诺夫王朝派总督去管理各地军政事务，所有由选举产生的

官员都隶属总督之下。官员的任命叫作“派食”，即给食之意，官员在任上肆意搜刮，勒索自肥。17 世纪官场还盛行门第制，即官职大小（包括军职）必须与门阀地位高低一致。这种腐朽的制度只看出身不看才干，使封建农奴制下的俄国显得更为腐败。后来，到1682 年，门第制才被废除。

17 世纪俄国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急剧的殖民扩张。继16 世纪中叶征服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后，俄国继续向南部进犯，不断与土耳其控制下的克里木汗国发生冲突。在1610—1640 的30 年间，俄国的军事边界线约向南推移了450 公里；而在同一时期，俄国的殖民活动几乎向东方推进了4500公里，侵占了从鄂毕河到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区。对西伯利亚的殖民活动主要是由为沙皇服军役的哥萨克进行的，殖民的动机是攫取该地区珍贵的毛皮。当时东西伯利亚各族多数还处于氏族社会发展阶段，为毛皮的巨额利润所驱使的小股俄罗斯冒险家沿河道推进，沿途大量杀害和俘获土著居民。1647 年俄罗斯的殖民者抵达鄂霍茨克海，1648 年抵达亚洲的东北角。与此同时俄国冒险家来到黑龙江流域，开始侵占中国领土，结果遭到中国军队的抗击，被迫同意和平谈判。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往东至海为界；外兴安岭以北，格尔必齐

河、额尔古纳河以西属俄国；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属中国。因此，据此条约，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为中国的领土。

工商业在17 世纪有所发展。1632 年荷兰人维纽斯获特许在图拉建立铁工场，开办了全俄第一个手工工场。几年以后，莫斯科附近又出现一个玻璃厂。17 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一批手工工场，从事冶金、造纸、纺织、制革等行业生产。在工业活动中国家起了很大作用，许多手工工场都是国家发起兴建的。但大领主也很愿意进行投资，比如莫罗佐夫就投资开办制碱厂。工场的主要劳动力是农奴，自由劳动力很少，这大大地阻碍了工业发展。

全国性市场开始形成。商业打破地方性限制，跨地区的贸易逐步增多。但当时主要商品是粮食而不是工业品，南方草原和西伯利亚的殖民活动对粮食的需求大大刺激了粮食交易。商道沿河流结成网，伏尔加河、奥卡河、第聂伯河等把南方和北方联结起来。俄国的粮食、毛皮、皮革、猪油等通过苏霍纳和北德维纳河运到当时唯一的出海口阿尔汉格尔然后出口，进口货物则包括金银器、纸张、纺织品、武器、香料、别针等。莫斯科是全国商业的中心，它有商道通向全国各地，与150 多个城市有直接贸易。控制商业的是一小批称为“客人”的大富商，他们人数很少，例如在莫斯科只有30 个左右，但得到政府的保护，满足政府的特别需要。“客人”中最富有的尼基提诺夫一人的家产就相当于其他所有“客人”财产总数的1/4，而其他“客人”中家产在10 万卢布以上的不在少数。国家的干预是这时商业的一个特征，沙皇及其近臣通过垄断权控制商业，这是俄国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原因之一。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俄国的经济仍然十分落后。当西欧资本主义已蓬勃发展时，俄国广阔的土地上到17 世纪末一共只有30 个手工工场，图拉是工场手工业最先发展的地区，但到1660 年代，这里总共7 个铁工场中只有119 个工人，其中一半还是外国人。1653 年，由阿尔汉格尔出口的商品总值只有100 万卢布。俄国远离欧洲主要商道，也没有很多吸引外国人的商品，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占主导地位，农奴劳动使生产力十分低下。经济的落后

也反映在文化政治方面，直到17 世纪贵族中的多数还未受过教育，全国识字的人非常稀少。因循守旧的思想十分浓厚，人们对外部世界很少了解。广大农村居民居住在没有烟囱的小屋子里，无知与愚昧笼罩他们的一生。

俄国的落后引起统治阶级中一些开明人士的注意。随着大量外国人迁居俄国，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开始传入，对俄国社会形成冲击。富商与贵族家中有越来越多的进口用品，如绘画、地图、乐器、家具，甚至食品和酒类。为加强军力，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开始按西欧的方式组建军队，于是出现了轻骑兵、龙骑兵、步兵团队等。沙皇政府聘请许多外国专家到俄国来工作，其中包括医生、军官和技术人员。贵族们竞相去西欧旅行，对西方的发展心生羡慕。阿列克谢的第二个妻子纳塔利娅•纳雷什金娜小时候受西方文化的崇拜者马特维耶夫的影响很大，马特维耶夫一家在生活方式上刻意模仿西方。

2、彼得一世和他的改革

 1682 年，沙皇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10 岁那一年，莫斯科发生射击军兵变，掌权的纳雷什金家族被推翻，政权落入阿列克谢前妻的女儿索菲娅公主手中。彼得虽被宣布为沙皇，但和他的同父异母兄伊凡共享皇位，伊凡还是“第一”沙皇。彼得随母亲隐居到莫斯科附近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村，他在那里和一群小伙伴们玩军事游戏，把他们组成娃娃兵团。他在军事游戏中接受了最初的军事训练，娃娃兵团也成了他日后组建近卫军时最早创设的两个团。幼年时，彼得还常到莫斯科的外国人居住区去，在那里接触到西方科学知识，包括航海、几何、军事、建筑等。1689 年，索菲娅企图借射击军的力量铲除彼得，彼得在最危急关头依靠已长大的“娃娃兵”安渡难关，并且很快把政权夺到自己家族手里。这以后，他在宫中继续他的学业，不仅仍玩“军事游戏”，而且系统地向西方人学习数学、科学和军事。他还学会了许多手艺，在他一生中大约会20 种不同的技艺，从造船到拔牙几乎样样都会做。1694 年他母亲纳塔利娅去世后，他开始实际掌握政权。1696 年伊凡去世，他成了唯一的沙皇。

彼得终其一生都以扩张国土为目标。1695 年他亲政不久就率军进攻克里木，想要占领亚速堡。这次行动由于俄国没有海军而失败，虽然第二年他仓促建成一支舰队，攻下亚速堡，但俄国在军事上的落后却已很明显。于是他在1697 年派遣一支使团出使西欧，去考察西方的国情。他自己装扮成随员随团出访，在荷兰的造船厂里挥斧当学徒，亲自参加船只建造。他沿途参观工场、码头、博物馆，考察民风国俗，还旁听英国议会，由此而对欧洲各国的情况有了直接的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认识到不学习西方的制度便不能使俄国富强。1700 年，彼得为夺取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向瑞典发动进攻，开始了长达21 年的北方战争。战争初期的失败使俄国的落后再次暴露。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彼得开始了一系列改革。

在军事方面，彼得创建新军，实行义务征兵制。根据这个制度，每年农民和农奴中的一定比例都要应征入伍，贵族服役也要从当兵开始，然后才能升任军官。为训练军官，他开办炮兵学校、海军学院和军医学校等，军官都要经过专门的学习。他引进国外的新式武器与战略战术，建立俄国第一支海军。到彼得一世当政末期，他的陆军有20 万人，海军有48 艘战舰和一大批辅助舰。

为保证军备供应，彼得大力发展工商业。他鼓励工业发展，给工场主许多优惠。在他统治下，手工工场发展到240 多个，新的工业部门也建立起来。为解决劳动力问题，他于1721 年颁令准许商人将整个村庄连同农奴一起买去，让农奴一边种田一边做工。但农奴和土地不准分开买卖，以维护农奴制度不可侵犯。他推行重商主义，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为发展工商业，从国外招聘大量技术专家，允许他们在俄国办厂，并给他们以宗教宽容与司法特权。与此同时，他还派遣大批留学生去西欧学习，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及工程技术。

为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他参照西方的模式进行行政改革。领主杜马的职能被剥夺了，成了徒具虚名的空架子。1711 年成立的参政院掌管国家行政，监督并指导各部门工作。旧的部署取消了，建立了类似西方各部的12个“院”，每个院分管一项工作。消除了职权重叠分工不明的现象。他还把教会置于政府管辖下，设立宗教院进行管理，大教长的职位被取消，教士一律从国家领取薪金。这样，教会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一部分。1708 年他把全国分为8 个大省，大省长直属中央政府。1719 年他又重新划分全国为50 个较小的省，省以下再设更小的区划。

由于这些改革，完整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建立起来。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官僚队伍的需要，他下令所有贵族从16 岁起就要为沙皇服务，其中2/3 从军，1/3 任文职。1722 年他颁布一个“职级表”，把文武官员分成14 个等级，所有官员都要从最低一级干起，据军功或政绩获得提升。这样，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就建立起来，而贵族也就与官僚融为一体。

为使贵族能胜任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彼得十分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他要求贵族子弟在10—15 岁期间都要上学，为此，仿照西方的模式开办学校，翻译大量科技书籍，并简化了俄文字母。在他的倡导下，贵族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开始穿戴西方衣帽，模仿西方时尚，舞会、沙龙等社交活动也成为上流社会的癖好，而俄罗斯传统的大胡子则成了落后的象征，遭到彼得禁止。他还采用儒略历法，废弃东正教会历法，使用阿拉伯数字，创办科学院，建立喜剧团，兴办报纸等。在他的晚年甚至派人去荷兰和意大利学习绘画，他的新都彼得堡在建筑式样上则基本上采用日耳曼-荷兰式的巴罗克风格。所有这些做法都旨在缩短俄国与西方间的距离，使俄国摆脱极端落后的状态。

彼得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随着时间推移，俄国的国力增强了，军力发展起来，最后在北方战争中打败了瑞典，夺取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1721 年俄国在尼斯塔得和约中得到了芬兰湾和里加湾沿岸的大片领土，获得了彼得一世梦寐以求的“通向西方的窗口”。俄国从偏远地区的一个穷国一跃而成为欧洲一个强国；就在这一年，参政院给彼得一世以皇帝称号，莫斯科国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

但所有这些光荣都建立在人民苦难的基础上。为保证兵源，每年都有三四万农民应征入伍，他们除伤残衰老外，永远不能复员。为保障军费，彼得征收人头税，这样，农奴和奴仆也要和自由人一样交纳税款，而不管他们已经向地主承担着沉重的封建义务。彼得几乎对一切东西都征税，包括蜂房、磨坊、澡堂、橡木棺材、贴印花的纸张（为法律文件所必需）乃至蓄留胡须。与1680 年相比，1702 年的税收增加了1 倍，1724 年则达到5 倍。沉重的负担几乎全落在农民身上，因此在18 世纪最初几年，连续发生人民起义：1705—1706 年阿斯特拉罕发生城市起义；1707—1708 年布拉文领导了顿河哥萨克起义；1705—1708 年巴什基里亚人也发动起义。布拉文的起义规模较大，曾占领顿河哥萨克的行政中心切尔卡斯克城。

彼得一世的改革是一次强制性的现代化运动，彼得用极粗暴的手段加以推行。他运用他的全部权力实行改革，而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的长子阿列克谢对他的改革不满，想恢复许多旧的做法。这导致父子间长期的不和，最后儿子逃往国外，后来又在保障他人身安全的诺言下返回俄国。但彼得还是将他监禁，对他进行刑讯拷打，他的同党都被处死，最后阿列克谢也死于狱中。平时，彼得对怠慢他的人动辄就抡起棍棒殴打，强迫他的大臣执行他的意旨。他还亲自当众剪去贵族们的胡子，要他们除掉这传统的象征。正如列宁所说：彼得“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采用西欧成果⋯ .在反对野蛮势力时，决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彼得把落后的俄国带进现代世界的门槛，这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但彼得的现代化主要是以倡导科技发展实业为目标的，它没有也从来不想触动俄国的社会基础——农奴制。

3、叶卡特琳娜二世与俄国的“开明专制”

彼得以个人的权力强制推行改革，其社会基础并不牢固，因此在他的继承人那里，有些成果就丧失了。比如说，他为贵族开办的40 所初级学校在他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只剩下

500 名左右的学生；他设立的参政院也逐渐失去实权，由枢密院取代，而枢密院中贵族的权力往往很大。久而久之，贵族又逐渐摆脱了彼得强迫他们担任公职的负担，到彼得三世（1762 年）颁布《贵族自由宣言》后，贵族又成了不受约束的特权阶层。1725—1762 年发生过5 次宫廷政变，不同的贵族派系分别推出对自己有利的人担任沙皇，贵族组成的近卫军在每次政变中都起重大作用。最后一次政变发生在1762 年，近卫军拥立彼得三世的妻子叶卡特琳娜为女皇，是为叶卡特琳娜二世。彼得三世则被迫退位，不久被暗杀。

叶卡特琳娜是德意志一个小公爵的女儿，本名叫索菲娅•奥古斯塔。她幼年时即受到法国思想的影响，开始与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孟德斯鸠）书信来往。这种书信联系一直保持了很长时间，她当女皇后仍是这样。与启蒙思想家的交往给了她“开明君主”的美誉，而事实上，她在年轻时也许确实有过启蒙运动的理想。1744 年她15 岁时被带到俄国与皇储彼得结婚，这以后她在一个孤独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和丈夫的关系又非常不好。她把时间用在读书和了解俄国上，为自己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同时她也熟悉俄国的宫廷权术，滋长了野心。1762 年她在情夫奥尔洛夫的帮助下推翻丈夫彼得三世，自己当上女皇。她的统治延续了34 年（1762—1796 年）。

叶卡特琳娜在经济方面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她强调发展农业生产，为此甚至允许发表一些批评农奴制的言论。她接纳许多外国移民进入俄国，把他们安置到南方新征服的空旷土地上。她努力发展工业，削弱行会的控制，鼓励各阶层人士开办工场。手工工场在她统治下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000多所。铁产量从1750 年的3 万吨增加到1800 年的16 万吨。政府的税收也从1769 年的2400 万卢布增加到1795 年的5600 万卢布。商业方面她逐步放

弃由国家进行控制的重商主义政策，而开始容忍自由贸易。在土地政策方面，她逐渐让贵族取得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取消了对于转让、买卖土地的限制，从而为完全的土地私有制开辟道路。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在政治上，叶卡特琳娜的“开明”就主要是停留在口头上了。1767 年她召开一个立法委员会，表示要对国家制度进行全面改革。这个委员会由564名代表组成，其中536 名由选举产生。代表中包括除农奴外的社会各阶层，其中有农民及少数民族代表。她为会议的开幕精心拟定了一个《训谕》，其中大量引用启蒙思想家的言论，例如“公民的平等在于：他们应全体服从相同的法律”。但她始终把专制权力放在不可动摇的地位上（比如说“君主是绝对的”），而只把三权分立看作是在专制统治下的行政分工。叶卡特琳娜在召开立法委员会时似乎是想按开明专制的模式改造俄国，《训谕》在欧洲各国引起震动，法国甚至禁止它的传播。但立法委员会开了203 次会议，为时一年半，最后却一无结果，各阶层代表在会上尖锐对立，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社会危机。1400 多份请愿书中多数要求加强贵族的特权，少数人提出废除农奴制的提议，结果遭到多数人反对。1768 年，女皇以对土耳其开战为借口解散了会议，这以后她连口头上的“开明专制”也没有了。

叶卡特琳娜由“开明”转向保守的分界线是普加乔夫农民起义。自彼得一世以后，农奴制一直在加强，贵族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可以将农奴与土地分开买卖。当时10 个卢布可以买到一名少女农奴，而一条良种狗却值几千卢布。叶卡特琳娜登位之初为了取得贵族支持，于1765 年允许地主放逐冒犯的农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1767 年又禁止农奴对主人提出控诉，从而把农奴的地位降低到与奴隶差不多。这种情况引起许多农民骚动，1773 年终于酿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普加乔夫是一个贫穷的顿河哥萨克，曾参加过许多对外战争。那时有一种谣传，说彼得三世没有死，他隐藏在民间，即将对篡位的妻子实行讨伐。普加乔夫利用这个传说，冒称彼得三世，开始发动农民起义。他仿照皇家的体制设立朝廷，发布文告，宣布要解放农奴，分配土地，取消人头税，惩罚贵族。这些纲领得到广泛拥护，成千上万的农奴投奔起义军，参加起义的还有工场工人和少数民族。起义军一度攻占喀山，威胁莫斯科。但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1775 年它被沙皇军镇压下去。这次起义对沙皇专制是一个沉重打击，为消除起义的影响，政府甚至把起义发源地的叶克河改名为乌拉尔河。

农民起义使叶卡特琳娜认识到：要巩固她的专制权力，她必须依靠贵族。为此，她向贵族作出重大让步，开始进行行政改革。鉴于起义所到之处地方政府望风披靡，她把加强地方行政作为改革重点。全国15 个行政区被划成50 个省，每省人口相当，各约30 万人；省下设县，每县约3 万人。省长由中央任命，省长以下的官员由贵族自己推举。省和县定期举行贵族会议，贵族会议可以把自己的要求直接呈报给沙皇。经过这些改革贵族完全控制了地方行政，从而能更有效地监管农民。叶卡特琳娜用这种方法把全体贵族动员起来共同维护农奴制，从而使俄国成为贵族农奴制专制国家。1785 年女皇颁布《贵族宪章》，其中赋与贵族许多特权，如贵族免除人头税和肉刑，贵族的身分、领地及生命之剥夺只有经法庭才能决定。《贵族宪章》还规定只有年收入在100 卢布以上者才能当选为地方官。所有这些措施都有效地加强了沙皇与贵族、特别是大、中贵族的政治联盟，从而巩固了封建专制的贵族帝国。

叶卡特琳娜虽自诩为“开明君主”，在她统治下农奴制却大大发展起来。她把大量国有农民连同土地赠送给贵族，其中包括她的30 个情人。在她统治下，有80 万这样的农民变成农奴，到18 世纪初，全国人口的49％是农奴，每100 个农民中就有53 个农奴。在战争中占领的新领土也大规模实行农奴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在乌克兰。由于农奴制在18 世纪末继续加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始终面临强大阻力。与此同时，叶卡特琳娜对西方思想的爱好也转移到文学、艺术、音乐、绘画上去了，她为贵族开办了许多学校，鼓励他们读外国书、说外国话。到叶卡特琳娜死时，全俄有549 所各类学校，62000名学生；贵族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他们在生活方面模仿西欧，却坚决摒弃西欧的政治经济制度。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叶卡特琳娜连“开明”的门面也不要了，她公开指责启蒙思想，把它称作是“法兰西的瘟疫”。贵族思想家、启蒙思想的鼓吹者拉吉舍夫因为揭露农奴制的黑暗现实而受到迫害。到这时，叶卡特琳娜已与“开明专制”完全分道扬镳，成了欧洲反动阵营的旗手。

叶卡特琳娜时期俄国的领土大为扩张。她在1768—1774 年及1781—1791年两次对土耳其战争中，夺取亚速海及黑海沿岸地区，兼并克里木汗国，并取得黑海至地中海的航行权。她还三次参加瓜分波兰，为俄国取得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等地。到18 世纪末，俄国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仍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可是由于广大的幅员与强大的军力，它却已跻身于欧洲列强之列了。

四、波兰、瑞典和丹麦

1、波兰

16 至17 世纪上半叶，波兰是东欧的一个强国，但到18 世纪初它已经走下坡路，18 世纪末就被俄、普、奥三个邻国瓜分。波兰的衰落主要是由它内部的原因造成的，不利的国际环境只是外因。

波兰在16 世纪呈上升之势，由于它邻国的虚弱，它成为波罗的海地区的一大强国。1569 年波兰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这样就成为除俄国之外欧洲最大的国家，其领土从奥得河附近一直延伸到第聂伯河流域，立窝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等都在它的境内。普鲁士公爵领是它的一个藩属；俄国曾多次败在它手下，差一点成为它的附属国。为争夺波罗的海的霸权，它与瑞典、丹麦长期对峙。

但波兰内部却充满隐患。在经济方面，农业始终是主要经济部门，工商业一直得不到发展。西欧市场扩大的粮食需求刺激了粮食生产，传统的畜牧业却因此一蹶不振。地主为追求利润而扩大粮食种植，同时收回农民份地，改佃农制为庄园农奴制。庄园上使用农奴劳动，农奴制因此加强。到16 世纪末，大量农民以法律的形式被固定在土地上，逃亡农奴可以在任何时候被追回，领主还可以任意规定劳役地租的数量。农奴制大大地阻碍了生产发展，17 世纪下半叶起，长期的战争更使耕地减少，农业衰退，农民的地位急剧下降。地主为弥补收益的减少加重对农奴的剥削，而这又进一步降低农奴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农业更加衰退。

在农奴制度下，工商业难以发展，17 世纪中叶以后甚至衰退。城市发展很不充分，商业和手工业几乎完全在地主阶级的控制下。14 世纪以后小贵族就有权规定市场物价，15 世纪又获得免税输出农产品和输入外国商品的特权，16 世纪波兰议会禁止本国商人从事外贸，不准手工业品运往国外。这些措施大大地阻碍了工商业发展，因此当波兰所有的邻国都开始发展工商业、连落后的俄国也不例外时，波兰却远远地落在后面。

波兰的社会结构为贵族主宰国家提供了基础。据估计，在17 世纪，波兰本土人口中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是贵族，因此就享有各种特权，在欧洲，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但贵族中只有极少数大贵族真正握有实权，他们占据大量地产，担任各种官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政策，为数极多的小贵族则依附于各个大贵族。大小贵族间虽有种种矛盾和差别，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是与其他阶层对立的。

贵族的强大造成政治的危机。1572 年亚盖罗王朝灭绝后，波兰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所有贵族都有选举权。但是贵族们倾向于选举外国人，因为这样可以把国王置于他们的控制下。于是王权从这时起日趋衰落，它失去抽税、宣战、媾和、委派官员的权力，在一切重大问题上要服从王国议会的决定。波兰的议会与其他国家不同，它不是等级代表会议，而完全由贵族组成。议会分上下两院，上院由大贵族、高官及高级教士组成，下院则由小贵族组成，再加上为数极少的城市代表。这个议会与波兰的社会经济情况极为相称，它反映贵族在国家中的绝对优势。但贵族以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为能事，他们只考虑领地的利益，从不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中央的权力就越来越小，议会本身也逐渐丧失功能。1652 年，下院一个代表反对一项把传统的六星期议会期延长一天的动议，结果使多数人的意见被否决；这以后，就形成这样的惯例：只要有一个人反对，任何决议都不能通过。这种惯例美其名曰“自由否决权”。由于有这个惯例，议会不仅不可能对重大国事作出决策，就连它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在1652—1674 年的55 届议会中，有48 届议会因“自由否决权”而解散，其中又有1/3 是仅受到一票反对而被解散的。

中央政府的衰落使贵族们大受其益，特别是大贵族受益最多。他们可以决定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税款摊派，1640 年以后甚至可以任意抽取地方税，还可以组成地方军，使国家变得更支离破碎。国家唯一的经常性税款是从国王和教会的领地上抽取的，还不足以维持和平时期一支12000 人的军队。每逢战时，即使议会能取得一致意见开征“非常”税，税款也总是不足，完全不足以应付持久的战争。军队无饷，战斗力低落，国家面临危局，大贵族乘机

扩大势力，小贵族则更加依附于他们，产生了一个个国中之国。

贵族的得势更得助于反宗教改革的胜利。新教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倾向威胁到贵族的既得利益，受到贵族阶层几乎一致的反对。结果新教在波兰不但未能站住脚，而且反过来巩固了贵族的地位，加强了贵族的保守倾向。贵族在宗教问题上分为主张天主教、东正教两教合一和反对两教合一的两大派，这恰恰为波兰的几大邻国（天主教的奥地利、东正教的俄国、新教的普鲁士）提供了干涉的借口。

总之，当欧洲多数国家都形成君主专制制度，以维护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时，波兰的国家却正在解体。而这又恰恰发生在俄、普奥、瑞等国上升为强国的时候，于是列强对波兰的觊觎就不可避免了。1660 年东普鲁士摆脱对波兰的藩属关系并入勃兰登堡，为普鲁士国家的形成打下基础；1662 年立窝尼亚丢给了瑞典，1667 年第聂伯河以东的大片领土又丢给俄国，波兰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

统治阶级中也曾有一些人企图扭转这种颓势。加西米尔和索毕斯基（1674—1696 年）两位国王都曾企图加强王权，实行某种变革，但都在贵族的反对下失败了，加西米尔甚至还被赶下台。18 世纪初波兰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变革的企图也时有出现。但这时变革变得更困难了，不仅贵族反对，外国势力也横加干涉，不允许波兰奋发图强。波兰贵族的内讧使波兰落入不同外国势力的影响之下，俄、普、奥、法、瑞都先后插手波兰，交替占过上风。

最后一任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1764—1795 年）曾是叶卡特琳娜的情夫，他的当选表明俄国在波兰占了优势。这引起其他列强的不满，波兰问题于是成为国际争端的一个焦点，最终导致俄、普、奥三国第一次瓜分波兰（1772 年）。在面临亡国的威胁下波兰贵族这时真想改革了，但已经为时太晚。1791 年5 月由“四年议会（1788—1791 年）公布的新宪法被俄国用武力碾碎（1793 年），紧接着便是第二次瓜分波兰；1794 年贵族领导的武装起义又在俄军的镇压下失败了，1795 年波兰被第三次瓜分，于是一个独立的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

2、瑞典和丹麦

16 世纪以后北欧有两个独立国家——丹麦和瑞典。当时挪威隶属于丹麦，芬兰则由瑞典控制。这时，汉萨同盟已经衰落，为争夺波罗的海的霸权，瑞典和丹麦长期对立，俄国和波兰也时常参加进来。但在17世纪，瑞典占了上风。

瑞典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它的国内条件。瑞典脱离丹麦独立后，就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瓦萨王朝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贵族的分离势力遭到削弱，政治局势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有较好的环境。此外，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国家的人力物力较易于动员，这就为发展军事力量创造了条件。相比之下，波罗的海其他国家就不具备这些条件。丹麦的贵族势力太大，政治上各自为政，削弱了国家的力量。俄国在伊凡四世后陷入内乱，外敌的入侵更使它自顾不暇。德意志四分五裂，它自己尚是欧洲列强争夺的对象。波兰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内在隐患也正在表现出来，而且它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东方，有时还与瑞典结成同盟。除此以外，瑞典还得到一心想打击哈布斯堡家族的法国的支持，得以放手在北德意志活动。这些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使瑞典在17世纪得天独厚，迅速发展成北欧军事大国。

1611 年古斯塔夫•阿道尔夫（1611—1632 年）登上王位。他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国王，把瑞典推上了强国的地位。与丹麦相比，瑞典人口稀少，资源短缺，经济相对落后，而且远离欧洲商道，国家相当贫穷。为发展经济，古斯塔夫•阿道尔夫邀请外国人（特别是荷兰人）到瑞典来开办企业，尤其是开采瑞典丰富的铜、铁矿藏。他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鼓励生产，以金属开采为基础发展出坚实的军火工业，到1630 年瑞典的枪炮在国际市场上已相当畅销，铜也在欧洲市场上占垄断地位。为增加收入，阿道尔夫还把纳税形式从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并强迫贵族交纳某些新开设的税款。他将新获得的经济实力主要用来增强军力，使瑞典军队成为当时欧洲最精锐的部队。1617—1630 年，他进行一系列军事改革。他实行了义务征兵制，使每个团从一个固定的省征召兵员。义务兵比雇佣军的战斗力强得多，而且有严格的军事纪律。他改进作战方法、引进荷兰人民在对付西班牙入侵时发展起来的战略战术。他采用新式武器，充分发挥火炮的作用。他还特别注重对士兵进行实战训练，其操典是为适应实战而不是为了应付检阅。在三十年战争中，这支军队所向披靡，屡战屡胜，被人称为“瑞典奇迹”。阿道尔夫阵亡后，瑞典军队继续作战，最后与法国一起取得战争胜利。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瑞典成为欧洲大国，它拥有德意志北部沿海的大片地区，芬兰湾、里加

湾沿岸地带，以及芬兰和瑞典本土。17 世纪中叶它再次打败丹麦，取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端的斯堪尼亚等地区，成为波罗的海的霸主。

但也就在这时，瑞典得以称雄北欧的国内外有利条件逐渐消失了。俄国和普鲁士相继崛起，邻国中除波兰外都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工商业在许多国家开始发展，瑞典的军事制度和战略战术则被其他国家学了去。这样，瑞典资源不足、人稀物少的不利因素暴露出来，就连它精良的军队也因为人数太少而被同样以瑞典方式训练出来的别国军队所压倒。在北方战争（1700—1721 年）中，瑞典虽然有第一流的军事统帅查理十二世（1697—1718 年）和十分善战的作战部队，但它却仍然被俄国打败。战后，瑞典在国外的领地除芬兰外，只剩下维斯马、斯特拉尔松等几个波罗的海的沿岸据点了。瑞典失去了大国地位。

国外战争的失败导致国内的深刻变化，人们认为专制王权不能再保护国家，相反把国家引向困境。1718 年查理十二世死后，反专制主义的政治派别取得胜利，他们推查理的妹妹厄丽卡为王，并强迫她发表反专制主义的宣言。但厄丽卡当上国王后仍按专制主义方式行事，结果在两年后被迫退位，由她的丈夫、黑森伯爵领地的继承人腓特烈继位，称腓特烈一世（1720—1751年）。腓特烈是外国人，而且本人并没有继承王位的合法权，因此他的统治必须靠等级议会中反专制派别的支持，由此，瑞典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根据1720 年的“政体法令”和1723 年的“议会组织条例”，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议会由一个百人委员会进行指导，100 人中贵族占50 人，教士和资产者各占25 人，1740 年后农民代表也参加进去。议会休会时，国务由贵族及官僚组成的参政会处理，国王在其中只相当于首席行政长官，职权仅限于拥有两票表决权。30 年代，议会中出现政党雏形，两个自称是“礼帽派”和“便帽派”的贵族集团互相指责，轮流执政。1741 年，“礼帽派”政府发动战争，企图对俄国实行复仇，结果反而大败，俄国占领了芬兰。为赎回芬兰，瑞典议会同意由俄国支持的腓特烈二世（1751—1771 年）担任王储。腓特烈二世在位期间政党政治继续发展，1770 年“便帽派”开始向下层靠拢，企图借平民的力量执政掌权。1772 年，古斯塔夫三世（1771—1792 年）在保守派贵族支持下发动政变，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国王的专制权力。但是，这不过是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到1809 年古斯塔夫四世（1792—1809 年）被另一次政变推翻，在这以后君主立宪政体才巩固下来。在丹麦，事态向另一个方向发展。14 世纪末，丹麦控制了瑞典和挪威，三国组成联邦，实际是丹麦并吞其他两国。1523 年瑞典从丹麦独立后，两国之间发生多次战争，丹麦一再败北。在1657—1660 年的战争中，丹麦丧失国土的1/3，把松德海峡以东的土地（包括斯堪尼亚等）都割给了瑞典。松德海峡是进入波罗的海的大门，因此这次失败对丹麦是致命的。失败使人们对于丹麦贵族割据的局面强烈不满，迫切要求建立君主专制制度。腓特烈三世（1648—1670 年）利用这个机会剥夺了贵族的地方行政权，而代之以国王委任的官僚体系。他把许多外国人引进丹麦，封他们为贵族，让他们承担行政事务。通过这种方法建立了一个依赖于国王的新贵族阶层。克里斯廷五世（1670—1699 年）时制定了统一的“丹麦法”，废除中世纪的地方分治法律。通过这些措施，君主专制制度在丹麦确立起来，直到1848 年欧洲革命时才废除。18 世纪初丹麦参加北方战争，与俄国、波兰结成同盟共同反对瑞典。但战后丹麦并未能收回斯堪尼亚等领地，没有提高它在国际上的地位。

第三节 西欧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在思想上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并且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从而在世界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产生的背景

启蒙运运动的现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制度的时代要求。17、18 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但是垂死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他们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为了推翻这个“旧制度”，资产阶级必须制造舆论。启蒙运动便是在这个要求下产生的。

其次，启蒙运动之发生，也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17、18 世纪，自然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启蒙思想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因为启蒙思想家在许多方面是从新兴的自然科学中寻找理论根据和思想方法的。谈到这个时期科学的发展，不能不提到笛卡尔、培根和牛顿三位伟大的科学家。笛卡尔和培根已在第一章第二节中介绍过了，不再重复。我们知道，他们二人有力地粉碎了束缚人们头脑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枷锁，提倡科学实验，提倡研究自然界客观事物；笛卡尔认为认识世界和取得知识的唯一方法是数学推理，培根则提出了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

艾萨克•牛顿（1642—1727 年）出身于英国自耕农家庭，自幼便颖悟异常，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由于数学上的非凡的成就而使教授们刮目相看，因之在23 岁就被聘为教授。在数学上，牛顿发明了微积分，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发展了方程式理论。在应用科学方面他完成了多项重大发明创造。但是他的最大的贡献是在物理学方面。如果说伽利略的成就是在地球的运动方面的话，牛顿的成就是发现了宇宙的法则。

伽利略发现动体始终如一地沿直线移动，除非有一种力量使它偏离亘线轨道。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为什么行星不是沿直线飞动而是围绕太阳转动（沿椭圆形轨道），为什么月球同样围绕地球转动？牛顿由于看到苹果从树上落在地上而得到启发，因而解答了上述难题。牛顿的一位朋友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在晚餐后，天气很暖和，于是我们就走进花园，在苹果树下饮茶，当时只有他和我二人。在闲谈中他告诉我说他正在思考引力的问题。事情的起因是：当他坐着冥想时突然苹果掉下来。他心里想：为什么那个苹果总是垂直地掉在地上。为什么它不斜着掉下，或者往上飞去，而是固定不变地往下落？无疑地，原因在于：地球在吸引它。一定存在着一个吸引的力量：而吸引的力量一定在地球的中心，而不是在地球的任何一侧。因此，这个苹果才垂直落下，或者朝向地球中心落。如果说物质这样吸引物质，这个吸引力一定与它的量成正比例。因此，正如地球吸引苹果一样，苹果也吸引地球。有一个力量，亦即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引力的那种力量遍及整个宇宙。”牛顿在1687 年发表了一部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书中他根据大量的数学上的证据提出了引力的法则。按照这个法则，“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的颗粒都吸引其它每一个颗粒，其吸引力的大小与二者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例，而与它们的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例。”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伟大的发现，它一下子揭开了宇宙的面纱，把它的秘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发现了一个基本的、宇宙的法则，这个法则既支配了整个宇宙，也支配了最微小的物体。这样一来，自然界俨然成为一架按照自然法则运行的庞大的机械装置，这一架机械装置可以靠观察、实验、测量及计算被人们所认识。由此类推，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依靠人的理性也

可以为人们所发现。在牛顿的启发下，启蒙思想家们力图发现支配人事及社会的永恒的法则。

到18 世纪上期，自然科学的成就比起17 世纪要小得多，但是由于应用新的实验方法，在某些科学领域内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比如，对于静电作了实验，而且在1746 年莱顿的两名教授发明了所谓莱顿蓄电瓶，供储藏电能及放电之用。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意识到电瓶的瞬态放电与天空闪电之间的类似，于是便使用风筝作实验证实了他的设想。1753 年，他制出避雷针，以防止雷击。他后来又发表了关于电的全面的理论，这个早期理论至今仍在使用。18 世纪早期，对植物学感兴趣成为一时的风气。人们热心采集矿石、昆虫、化石等物，并且加以分类编目。新大陆的发现及异邦物种的出现，也刺激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兴趣。

对于各种动植物的采集和分类编目，导致了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形成。这些领域的拓荒者是约翰•雷（1627—1705 年），他是《植物的历史》、《昆虫的历史》的作者，他也写过关于动物、鸟类、爬虫类及鱼类的提纲。关于植物，他根据果、花、叶等所有的特点及亲缘关系对它们加以分类。在他的全部工作中，他严格地使用了科学方法，一切依靠观察，坚决地摈弃了巫术及迷信的成份。他又写了一部著作《上帝在创造工作中的智慧》，在该书中他放弃了从奥古斯丁到路德一再重复的观点：自然即使不是与宗教对立，也是与它不相干的，它的美是一种诱惑，研究它是浪费时间。他写道：“没有一个职业，比研究自然的美丽的业绩和歌颂上帝的无限的智慧与善行更有价值，更有趣的了。”

在植物学方面继承约翰•雷的是瑞典的李纳乌斯（1707—1778 年）教授。他发明了植物分类的第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他也把动物分类为哺乳动物、鸟类、鱼类及昆虫类。此后，人们才有可能系统地研究植物和动物，并且采用比较结构及功能的方法。李纳乌斯的分类，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植物学方面的另一位杰出的人物是法国贵族布封伯爵（1707— 1788

年）。他写了36 卷本《博物学》，他把有关自然科学的信息都汇编在书中。他驳倒了关于地球只有5000 年历史的古老的观点，认为地球一开始是一团熔化了的物体，它逐步地冷却，表面形成硬壳，硬壳上面最后生长出植物和动物。他估计那个过程需要10 万年，这个估计要比近代科学所确定的30—50 亿年要少得多，但是布封走的路子毕竟是对的。这位法国博物学家不能不注意到人与低级动物之间的动物学上的显著的相似，而且他还大胆地表示，假如《圣经》不明确表示出来的话，人们会去为马和驴，猴子和人寻找共同的起源。不过他后来把这句话收回了。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在地理学方面也取得长足的发展。人们开始有系统地探测和研究地球。1672 年法国政府派冉•里歇尔到法属圭亚那去“做天文学的观测，以利于航海。”1698 年，英国海军部委派威廉•丹皮尔到澳大利亚去探险。丹皮尔不仅记录了对于地理、植物群、动物群的精确的观察，而且也增加了关于水文、气象及地磁的知识。1768 年，詹姆士•库克在皇家学会的请求下，前往南太平洋观察太白星的经过。库克在以后的航海中得到有科学价值的其他信息，也取得有关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海岸及太平洋的新知识。

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认识到人类是可以征服自然的，人类社会是不断前进的。启蒙思想家之相信进步，即来源于此。正是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情况下，并且在17、18 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了启蒙运动。

二、早期启蒙学者

启蒙运动的发源地是英国，英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是霍布士和洛克。

霍布士（1588—1679 年）出生在教区牧师家庭，他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就当上了卡温狄斯勋爵的家庭教师，并且和这位勋爵一道到欧洲旅行多年。在旅欧期间他结交了知名的思想家伽利略、伽桑狄等人。英国革命发生后，霍布士谴责了革命，不久便移居法国，在这里与保王党人接触，并且当上了查理一世之子查理•斯图亚特的数学教师。在克伦威尔执政期间（1651 年）返回英国。此后，他的思想就开始传播。

霍布士是唯物论者，他继承了培根的唯物主义，并且把它进一步系统化了。在霍布士看来，一切精神和“非物质的实体”都是人类想象的产物。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霍布士反对认为概念先于物质而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断言：惟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才是真实的，而观念及概念只是它们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他把物质的基本属性归结为广延及大小，他认为只有广延及大小才是物质的经常的、不可缺少的属性，其余的属性都是容易变化的。霍布士还不理解：空间及时间是物质存在的普遍的形式，这是他的唯物论的缺点之一。霍布士把空间确定为“存在于我们以外之物的臆想的形象”，他认为“时间并不存在于我们以外的自在之物中，而只存在于我们的理性思维中”。霍布士认为运动也不是物体存在的普遍形式；它只不过是偶然的现象，是非本质的属性，尽管它和静止同样是为物质所固有的。

霍布士把物质运动的多种形式都归结为机械的运动；这样，他就否认了物体的一定质的客观性：光、音、香、味、色。因此，他的唯物论是机械唯物论。

在认识论里，霍布士基本上是一位感觉论者，他肯定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源泉，他把理性的活动看成是简单的计算活动，而且他也不了解个别与普遍的关系。他认为只有物体才是实在的，名字只是任意选择作为记号的语词，普遍概念是名字的名字，它比名字更少与现实世界相联系。霍布士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思想家，但是他并不是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他是以资产阶级化贵族和大资产阶级集团的思想家的姿态出现的，这些集团虽然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他们认为这一发展只能在以实行某些改革为条件的专制君主制度的范围内进行，他们反对用革命办法推翻君主制。

1650 年，霍布士的论文《论政体》问世。1651 年，他的巨著《利维坦》出版，他的主要政治社会思想在这部著作中有全面的叙述。

霍布士特别强调国家的作用，拥护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他从唯心主义出发，对于国家的起源创造了下面的学说：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每个人都享有自然权利，“自然赋予全体人类以一切物品，”所以一切物品是共有的。当时，人类为了占有为生存所需要的物品而进行彼此之间无休止的厮杀。后来，人们意识到有缔订契约及成立国家以确保和平的必要，于是才在理性指导之下，彼此订立协约，并且成立国家。人们在成立国家的同时，便放弃了过去自己对一切物品所享有的自然权利，而由国家把这些物品当作私有财产分配给各个人。霍布士肯定地认为私有财产是国家所创造出来的，因此国家政权应该支配财产。在1649—1650 年间争取土地斗争的影响下，霍布士曾这样写道：“国家元首进行土地的分配，按照他认为必须要和公正的程度，根据公平及一般幸福，决定分给每个人的份额”。这样，根据霍布士的说法，私有财产是公民法律所创造出来的，它保证了人类的最大幸福。

霍布士强调：只有强大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权力，才能防止战争，才能确保和平。因此，他用圣经中的万能的怪人“巨灵”的名字去称呼自己的理想国家。在他看来，如此强大政权的建立，是人类同意放弃一切自然权利并把它转交给国家的结果。霍布士和平等派、米尔顿及洛克等人在谈到国起源时，都提倡契约说，但是解释却迥乎不同。平等派、米尔顿及洛克等人认为人们缔结契约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天赋权利，成立国家政权是为了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及私有财产，国家不能干涉或侵犯人们的私有财产及个人权利。但是，霍布士却以为国家是个高高在上的绝对的东西，它有权力干涉人们的财产及个人自由，惟有这样，国家才能保障和平和幸福。与过去的神学家不同，霍布士并没有用“上帝的创造”说明国家的起源，

在他的学说里没有迷信的色彩。因此马克思把霍布士列在“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并且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的哲学家的队伍里。

霍布士以为专制君主制是国家组织的最好形式，这是因为他希望“万能的君主”能“压制这个健壮而心怀恶意的小家伙”（恩格斯语，指人民）。早在革命发生之前，霍布士就警告统治阶级，指出人民革命的危险。他断然否认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在他的思想里有明显的反民主主义倾向。

霍布士把宗教看成人类无知和恐惧的产物，但又认为宗教可以帮助维持社会秩序，而且只有当国家政权成为教会首领和僧侣完全服从国家政权时，教会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他写道：“必需有一个最高统治者，不然的话，在国内定要发生叛乱及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内战”。他以为最高统治者应该直接在上帝面前负责而不受罗马教皇的支配，他反对教会干涉国家政权。霍布士学说的反人民的性质，使他在护国时期大受欢迎。霍布士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正值独立派倾向反动并且准备建立军事独裁。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发挥了同情独立派政权的思想。在财产问题上，霍布士是站在专制政权的立场上说话的。为了使私有制免于贫民的侵犯，他承认专制政府有干涉臣民财产的权力。霍布士写道：“任何人在事实上都拥有财产权，而这种财产权是不受一切其他臣民的侵犯的。可是他之享有这个权利，只是从最高政权那里得来，如果没有最高政权的保护，任何其他人对于同一财产将有同等的权利”。他认为君主有向臣民征税的绝对权利。他并不要求贸易及企业的自由，反而承认独占特许制度的合理，因为在这个制度下，臣民之贸易活动是得到君主许可的。由此可见，霍布士对于财产的看法，并没有超越“中世纪资产阶级财产概念的范围。在中世纪时，资产阶级财产与封建势力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主要是由特权构成的。因此，资产阶级新贵族并不欢迎霍布士的观点。

最能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观点和利益的是约翰•洛克（1632—1704年）。洛克的父亲是一位有学问的法学家，曾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当过大尉。洛克本人在1658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毕业后留在该校任教。17 世纪60 年代中叶，洛克任英国驻勃兰登堡大使馆的秘书。从1666 年起，他在英国国会反对派首领莎弗茨伯里伯爵家中充当家庭医生，并且在莎弗茨伯里的影响下参加了政治活动，担任莎弗茨伯里的秘书。1683 年随莎弗茨伯里逃到荷兰，以逃避国内反动派的迫害。到1688 年“光荣革命”成功后，才返回英国。

洛克的主要哲学著作是《人类悟性论》。从1670 年他开始执笔，到1690年才脱稿。洛克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培根与霍布克的理论。洛克是一位唯物论者，他承认物体的客观存在，并且认为思想及观念是客观物体在人类感官上发生作用的结果。他驳斥了关于与生俱来的“先天观念”的唯心主义思想，他证明：思想及原则并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他把儿童的心灵比为一张白纸，说明人类初生时的无知无识，他的知识完全是凭经验获得的。他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人类知识来自经验的理论。洛克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把经验分为外在的经验和内在的经验两种。他所理解的外在经验是指外面的对象对人类感官的作用而言，他称这个为感觉。这个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内在的经验洛克又称为“反省”。“反省”是关于心灵本身的活动。洛克把“反省”看作是与感觉并存的认识来源，这就在认识论中向唯心主义开了大门。可见，洛克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二元论者。

洛克把物体的性质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他以为颜色、声音、香味等是主观的概念，没有客观的意义，因此是“第一性质”；而只有广延、形状、运动、静止等才是实在的广延、实在的形状、实在的运动及实在的静止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具有充分的客观意义，因此是“第二性质”。洛克把物体的性质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也是他对于唯心主义让步的表现。

洛克哲学的二重性，在他死后向两个方向发展：柏克莱和休谟发展了洛克的唯心主义部分，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法国唯物论者爱尔维修、霍尔巴希和狄德罗等人彻底发挥了洛克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要素。1689 年，洛克从哲学转到政治理论问题的研究，他的著作《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就是在这一年出版的。洛克和霍布士一样，承认在人类历史上有所谓“自然状态”，并且也提出社会契约学说。不过，在很多问题上洛克的观点是与霍布士大相迳庭的。

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上帝将大地上的自然界万物送给人类作为人们共有的财产，但是人们只有用自己的劳动才能从自然界得到东西以为己用，于是他的劳动果实就成为他的私有财产。他写道：“如果土地及一切创造物为全体人类所共有的话，那末每个人仍然拥有自己的财产⋯ .他的肉体劳动及他的手所制出的东西，我们可以说，便是他的财产⋯ .劳动造成私有物与共有物之间的差别”。这样，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就已出现了私有财产，并且承认劳动是财产的起源。洛克又以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只能把自己所能使用的那么多的物品占为己有，并使之成为自己的财产，而其余的物品应该属于他人，假若他拿得较多而超过自己所能使用的数量并且堆在自己身边听其腐烂的话，他就成为罪人，这就等于他剥夺了其他人的财产。

这样，洛克提出了关于“私有财产的范围”的思想，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基础上否认大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也没有为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的小财产辩护，相反地他认定人们之间交换产品有利，因而承认通过交换而致富是应该的。他以肯定的口气说：如果有人通过交换而把自己的剩余生产品让给其他人的话，那么他的生产品就不是白白糟塌掉，因为其他人消费了它们。人们由于彼此交换各种生产品而开始寻求交换用的手段，金银就成为这样的

手段，金银从那时起才有了价值；因此个别人积聚财产的可能也就越来越大了。洛克对于通过交换而发财，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大财产所有制对一切人都是幸福的事。从这里洛克得出结论说：“公正的财产的界限”不决定于它的数量之大小，而决定于如何解决利用生产品的问题。所以，洛克的“劳动创造财产”的理论归根结底还是替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制辩护的。这样，洛克认为私有财产在“自然状态”下已经出现了。同时，他认为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及私有财产的权利，他认为这些是人类的自然权利。霍布士也承认在“自然状态”下人类享有自然权利，但是他所说的自然权利只是指人们享有“自然赋予全体人类的一切物品”的权利。而洛克心目中的自然权利则不但包括私有财产权，而且也包括自由、平等的权利。显而易见，洛克是站在向封建国家要求自由和平等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的。作为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利益的表达者，洛克不能不讨论土地问题，因为

土地问题在17 世纪英国革命中占有重要地位。

洛克是重农学派的先驱者，他特别重视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农场，借助于人类劳动是财产的来源的理论，他企图证明英国地主所最害怕的土地共有的要求是无根据的。洛克承认上帝把土地作为共有财产送给人类，但是他又认为上帝也同时命令人们耕种和改善它。而耕种和改善，按照洛克的意见，只有把土地划分为私有财产之后才有可能；每个人都能占有他所能耕种的那么多的土地，并不必在这种事情上请求其他人的同意。洛克说：“不

要设想，上帝在把土地作为共有财产送给人们之际，预定土地永远是不耕种的财产”。“人用自己的劳动把它从共同财产中圈过来⋯ .对于土地的耕种和对于土地的所有权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洛克保卫了贵族的土地所有权，以免农民要求平均土地。

洛克和霍布士一样，以社会契约说作为国家成立的基础。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尽管享有无限的自由平等权利及私有财产权，然而在享有这些自然权利时，人们得不到确实的保障，时时刻刻都有遭受他人侵害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推动了人们互相订立契约成立国家，希望国家政权能保障他们的自然权利，首先是财产权；而人们联合为国家，并且把自己放在国家的统治下，其主要目标便是保存私有财产。由此，洛克得出下面的结论：最高权力不能夺取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假如得不到他的同意的话。洛克与霍布士不同之处在于：霍布士认为私有财产是国家政权所建立的，因此政权可以干涉臣民的财产；而洛克主张财产先于政权而出现，成立国家的目的是保护这个私有财产，国家政权不应该干涉臣民的财产。

在洛克眼中，国家的混合形式和议会君主制，是国家政权的最好形式，因为它“依照多数人的意志”行动。他用机械学上的规律去比喻它：物体顺着加在它上面的最大力量的方向移动。但是洛克所指的“多数”意味着资产阶级、新贵族在议会中的代表，亦即完全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多数的“多数”。洛克主张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及联邦权（管理对外事物）的分立，同时承认体现在议会中的立法权的优越地位。但是立法权并不是无限制的，它有责任遵重公民的人身及财产的自由。体现在国王及其政府身上的行政权在立法权的控制下管理国家；立法权在国王及其政府的行动破坏国家的法律时，有权更换国王及其政府。在国王及其政府破坏法律，用法律制裁仍无结果，而且国王及其政府的行动继续威胁大多数公民的生命、财产及人身自由时，全体人民就应该用公开起义的方式推翻国王及其政府。

洛克的这个理论是对于1688 年“光荣革命”的辩护。而且戳穿来看，他这个理论，不过是用“权利”、“自由”等美丽的词藻掩盖资产阶级与阶级统治的实质。

洛克也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把教育建立在为资产阶级社会服务的：实用的基础上，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有才干的绅士及“事业家”。他反对脱离实际的中世纪的教育内容，而着重实科教育，他所订的教学科目包括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有用的一切，如阅读、书法、语文、地理、算术、几何、天文、历史、法律、自然科学、簿记等。他说：必须把时间、劳力和精神花在真正有用和实际必需的知识的获得上。在教育方法上，洛克痛斥形式主义的、与生活脱节的教育及经院学派的背诵，他主张启发儿童的兴趣及理解力。他也反对只是消极地接受他人的智慧，而要求发展创造性的思维和概括的能力。洛克的教育思想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积极成份。

三、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及其传播

法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另外还有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

伏尔泰（1694—1778 年）的本名为弗朗索阿•马利•阿洛埃，自幼即以才华出众而崭露头角。他一生中写出大量著作，通过科学论文、艺术作品及小册子无情地揭露法国社会的黑暗面。由于攻击法国专制政府，他曾一度被关进巴士底狱。

他对天主教教会作了大胆的攻击，他讥刺、嘲笑天主教教义的繁琐哲学及僧侣说教中的教条主义。在他看来，天主教僧侣就是一群“狂信者”、“骗子手”。他说宗教本身就是漫天说谎，基督教也不例外，天主教就是“一些狡猾之徒所虚构出来的最庸俗的欺骗之网”。他揭穿了《圣经》里面的各种荒诞不经的迷信记载。他认为现存社会的一切灾难都来源于无知，而无知就是教会造成的。因此，他说、天主教教会是一切进步的障碍。他指出：只要消灭无知、迷信和狂信，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号召大家为科学及进步而奋斗。

伏尔泰虽然以反对天主教为已任，但是他又承认有必要保留宗教，因为他认为宗教可以维系人心，有助于巩固社会秩序。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也要捏造出一个来”。

为了批判当代法国社会，伏尔泰提倡自然权利学说。在他看来，自然赋与人类以自由平等的权利。他说：“本身自由，周围的人与自己平等——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人们的自然生活”。伏尔泰所理解的自由，便是取消农奴制和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及不受暴政压迫的自由。同时他也强调自由与法治的关系，他说：“自由只存在于依靠法律进行统治的地方”。但是，他所强调的平等，是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不是社会生活上的平等。他并不反对财产上的不平等，他说：“在我们多灾多难的世界上，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不可能不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是富人阶级，另一个是贫困阶级”。他在他所著的《哲学词典》中对于“平等”作了如下的解释：“除非有无限数量的人一无所有，人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人类就是这样”。伏尔泰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赞成实行“开明专制”，认为“开明”的君主实行改革，就可以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度。他希望“开明”君主能动手消灭封建制度，取消僧侣特权，剥夺教会登记婚姻及死亡的职权，并且没收教会财产而实行僧侣薪金制。他还期待“开明”君主废除国内关卡，统一法律。他也提出改革刑法的主张，认为罪与罪应该相称，反对刑罚过于残酷。他建议改革刑事诉讼法，强调重证据及实行辩护制度的必要。他反对当时法国在审讯中实行拷打逼供的做法。他要求改革司法，特别要求取消用钱购买法官的制度。他也反对官爵世袭。

但是，伏尔泰对人民群众抱很大的偏见，他相信政治权利及国家领导权应该由少数人即富人掌握。他写道：“在这个社会里，既无土地又无房屋的人难道也应该有选举权吗”？“当黎民被容许议论［国事］的时候，一切都将毁灭”。可见他对人民群众怀有一种恐惧心理。

但是不管怎样，伏尔泰的功绩是不朽的。他以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语言，大胆揭露法国旧制度的一切弊端，并且向愚昧和无知宣战，这在当时的确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中国人感兴趣的是，伏尔泰对中国的古老的文化思想颂扬备至，他服膺孔孟的仁义学说。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 年）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任波尔多省法院院长。1726 年他卖去了法院院长的世袭职位，到欧洲各国进行考察。他在英国居住两年多，对英国社会作了考察，也结识了英国哲学家休谟，并且研究了洛克的学说。他着重考察了英国的议会制度和立法。对英国君主立宪制度产生了好感，并且得出这样结论：法国应该走英国的道路。

1731 年他返回法国后，埋头于写作。他一生著述甚丰。早在1721 年就发表了《波斯人通信集》，通过旅行法国的两个波斯人之口，嘲笑法国专制君主的残暴和腐朽。无情地揭露了天主教会的虚伪，僧侣的愚昧，谴责了法国贵族的骄奢淫佚。该书在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上向传统的封建观念提出挑战，成为法国思想解放的先声，因而受到普遍重视，曾风行一时。1734 年他发表了《罗马盛衰的原因》，他在书中指出，罗马共和国强盛的原因在于它的统治者贤明，人民忠勇，风俗质朴和制度合理。后来，连年发动对外的侵略战争，国家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统治者趋于腐化，风俗败坏，这一切终于导致共和制度的灭亡。很明显，孟德斯鸠在这里是借古讽今，是用间接的手法鞭挞法国国王的专横跋扈及腐朽堕落。

1748 年，他发表了通过27 年的辛勤劳动写出来的巨著《法的精神》（我国旧译为《法意》），他在这部书中阐述的政治思想，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孟德斯鸠首先论证了社会现象的规律性。他证明：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避免地为地理条件、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特别是政治制度等因素所制约。但是，在他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因素，亦即政治制度。他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法律的精神及立法的内容，它甚至可以抵销地理因素的作用。在这里他显然夸大了政治制度的意义，他不了解政治制度本身取决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他的这个解释虽然不科学，但是比起用神学观点解释社会，是前进了一大步。

正是因为他重视政治制度的作用，所以他用更多的精力研究了政治制度。他把政体分为三个类型，认为政权属于全体人民的是民主政体，政权属于少数人的是贵族政体。不过在他看来，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越少，则贵族政体就越巩固，因而他相信最好的贵族政体是接近民主政体的。他认为，一个人按照法律并且依靠贵族来统治国家的是君主政体。他说：贵族的存在，是君主政体不可缺少的要素。贵族是君主政体中的“调和”力量。他相信以上三种政体都是合理的政体，除这三种政体外，还有一种政体，那就是暴君政体，这个政体是不合理的。他认为暴君政体是靠恐惧来维持的，在这个政体下，君主把自己看成是一切，把其他一切人都视同草芥；同时他不要任何法律，他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孟德斯鸠用最激烈的语言谴责暴政，他说暴政破坏了整个社会，暴政也违反了人性。他谴责的暴政，就是暗指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

孟德斯鸠不但抨击暴君政体，而且他还专门研究了防止或避免出现暴君政体的具体办法。按照他的看法，只有划分国家的权力，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才能避免暴政的出现。所谓划分国家的权力，在他看来就是实行三极分立，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权力分开，使其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机构。他指出：不但三个权力不应该结合在一起，就是两个权力也不应该集中在一个机构中。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掌握在一个机关手中的话，那么颁布法律的机关同时也执行法律，这样一来就不会严格遵守法律中的规定，就会破坏法律，国家就将落到暴政下面，而专制制度的弊害就在这里。如果在一个机构中同时集中司法权和行政权，那么也将同样流于专制。那时法官将成为压迫者，因为他既是法律监督者，又是法律执行者。同样地，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集中于一个机构，法官在判决案件时，将不会严格遵守法律，因为法律就是自己制定的，他可以改变法律的内容。

他主张在君主国家立法权应该委托给人民代表机关，国王只应该是行政机关的首脑，司法权则应该属于陪审法庭。按照孟德斯鸠的意见，行政权应该交给一个人，因为他认为惟有这样，办事才能迅速而有效率。他虽然要求由人民代表机关掌握立法权，但同时也要求对于这个机关加上一个限制，那就是：除了民选的人民代表机关作为下院外，还要有一个由贵族代表所组成的上院。

在要求三权分立的同时，他还强调三个权力互相制约的重要性。比如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要由君主批准，而立法机关也要干预一些行政方面的问题——如财政问题和军队问题。他说：在这个情况下，尽管三个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妨碍，但是三者还是可以协调运行的。

三权分立原则的锋芒是指向君主专制制度的，因为在这个制度下面，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及司法大权，于是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暴戾恣睢，任意压迫人民，实行暴政；而实行三权分立就意味着国王被剥夺了立法大权，他的权力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三权分立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进步的意义。后来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三极分立便成为资产阶级政权的装饰品。

让•雅克•卢梭（1712—1778 年）祖籍法国，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自幼丧母，由姑母抚养；年12 岁时辍学，在各种行业里当学徒。后来又在贵族家里当仆役、家庭书记、家庭教师，也受到一些贵族夫人的豢养，有时也流浪街头，当街头音乐家。贫困的流浪生活及同下层人民的不断接触，加深了他对于人民生活的了解。主人的鞭笞、贵族的凌辱和官府的欺压，使他埋下了仇恨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籽。因此，他之成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战士，并不是偶然的。也应该看到，卢梭的一生，也不是白璧无瑕的，

他有过品德不端的行为，也干过一些卑鄙的事情。卢梭的个性与时代格格不入，幼年的不幸遭遇和生活上的挫折，使他愤世嫉俗。他歌颂发自内心的自然的感情，而抨击理性。他认为自然的感情会指引人们去满足公共利益，而理性则鼓励自私，会引导人们误入歧途。在他看来，人类最好的美德，如同情心、怜悯、无私和诚实都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产物；但是理性却会窒息人类的天性和自然本能，导致邪恶。其实，这是卢梭对于理性的误解。

卢梭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且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把奔放的感情与深邃的哲理凝结在一起，从而不仅启蒙了读者的头脑，而且也振撼了他们的心灵。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法国社会，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就是在他的思想指引下行动的。

1750 年他发表一篇文章，证明文明的进步是造成人类道德败坏和社会苦难的原因。他认为科学、文学和艺术不但是道德的凶恶的敌人，而且也是产生奴役的根源，他甚至认为一切科学都起源于邪恶：天文学出于占星术迷信，雄辩术出于野心，几何学出于贪婪，物理学出于无聊的好奇。1754 年他又发表了第二篇论文：《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写道：“人天生是善良的，只是由于种种制度人才变恶”——这是与天主教的“原罪”及通过教会人才能得救的说法完全对立的。他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人类文明越发展，不平等就越严重。因此，在他看来，只能抛掉文明，才能实现平等。卢梭把这篇文章送给伏尔泰，请他评论，伏尔泰在回信中写道：“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巧，还是从未有的事。读大作，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个习惯丢下60 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拣回来了”。这说明伏尔泰反对抛弃文明返回自然的主张。1762 年卢梭发表的《社会契约论》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他在该书劈头一句话就是：人是生而自由的，可是现在他却处处带着镣铐！”这有力地道出了饱受压迫而渴望自由的法国人民的心声。卢梭认为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自由的，平等自由是合乎人的天性的，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但是同时他又看到广大人民却受贵族、僧侣的奴役，受专制暴君的压迫。因此，他大声疾呼，号召人民向这些压迫者兴师问罪，向吃人的旧制度开火。他对剥夺人民自由的专制暴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严正指出：这种把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个自然人，也就是集中于一个具体的人手里，是极其悖理的。他说：“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贫困的，并且永远不能够抗拒国王。”君主为了巩固本身的统治，便尽量把人民保持在蒙昧、软弱、贫困、愚蠢的状态之中。君主本人不是即位时就昏庸无道，就必定是王位使得他变成昏庸无道。换言之，君主制本身必然导致君主的昏暴。他愤怒地驳斥了关于君主都是神明，而人民都是牲畜的谬论。他指出：压迫者是靠暴力进行统治的，但是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被剥夺了自由的奴隶终究会起来反抗的。人民是可以用暴力推翻暴君的。他勇敢地捍卫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他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而一切权力的表现和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当人民的权力被篡夺并被运用来压迫和奴役人民时，人民完全有权利举行起义，有权利用暴力来消灭篡权者。这样，卢梭名正言顺地阐明了革命权利的思想。

卢梭也反对富人剥削、压迫穷人的不公平现象。他指出：社会“给富人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以强有力的保障，而几乎弄得穷人不能保障他们亲手搭起的草屋。难道社会的一切利益不是都给豪强和富人占去了吗？难道全部肥缺不是都落在他们头上吗？难道免税的特权和优惠不都是由他们享受吗？⋯ .”

他的理想中的国家是一个小型的民主共和国。他要求在这个共和国里实行直接民主。在立法工作中，每个公民都直接参加法律的制定，参加法律的讨论和表决。他反对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制定法律，他认为在制定法律的工作中，人民的意志是不能被代表的。因此，他反对代议制度。他攻击英国议会制度，他说：英国议会无非是公共意志的篡夺者，而且在英国式的代议制度下，人民只有在选举议员时才是自由的，而议员一旦选出，人民又成为奴隶。

从这个观点他引伸出对于国家权力的看法。他认为在民主制度下面既然每个公民都参加立法，那么国家最高权力就是全体人民的总的意志的体现，从而这样的权力只能保障人民的利益而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因此只应加强这个权力而不应削弱或限制这个权力。这个权力也不应加以分割，因为人民的总的意志是不能分割的。正是基于这个看法，他反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必须指出：卢梭关于人民的总的意志的理论，在后世引起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法西斯主义者就是利用他的这个理论为自己的极权主义体制作辩解的。

为了防止行政机关以私人意志代替人民意志，他要求建立经常性的人民监督制度：定期召集人民大会，由人民大会对下面两个问题作出决定：（1）是否愿意保存现存的统治形式？（2）政府权力是否仍保留在现任人员手里？卢梭认为这样做，就会使行政人员永远处在被罢免的威胁之下，因而他们就不能不竭尽全力去执行人民的意志，而不敢肆意压迫人民了。卢梭在谈到人民与政府官吏之间的关系时强调指出：“行政权力的受任者决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对于这些官吏来说，决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是服从［人民的意志］的问题；而且在承担国家所赋予他们的职务时，他们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而并没有为自己争条件的任何权利。”

卢梭也为民主共和国设计了一个社会经济改革方案。他并不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他认为私有财产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他所反对的只是贫富悬殊，“一小撮人沉溺于奢侈生活而大多数人缺少生活必须的物资”的现象。在他的理想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不多的财产，足以满足起码的生活需要，“没有一个人富得能够购买其他人，没有一个人穷得被迫出卖自己。”他以为这个理想是不难实现的，为了防止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提议改革税制，征收遗产税及累进税等。他的这个主张反映了他的平等思想。他虽然大力鼓吹人的自由、平等，但是实际上更重视平等，甚至为了实现平等而宁愿牺牲自由。

1751 年，在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主持下开始编撰一部《百科全书》，全名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技艺详解辞典》。参加撰稿的多达160 人，其中有老一辈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自然科学家达朗贝、孔多塞，哲学家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文学家博马舍，经济学家魁奈、杜尔阁等人。该书用科学成果对抗宗教神学的谬误；用民主思想反对专制统治，宣扬了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参加编撰的作者被人们尊称为“百科全书派”。他们人数众多，影响极大，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心。

百科全书的编写，既吸收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又有力地推动了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围绕着百科全书的出版和发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特别是狄德罗艰苦奋斗了近20 年，克服各种困难，顶住教会、政府几次三番的迫害，终于在1772 年把全书35 卷出齐（包括图片11 卷）。百科全书的出版，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和天主教教会，它唤醒了人民革命思想，为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法国百科全书派在哲学上多半是唯物论者，他们认识到：世界并不是什么上帝创造出来的，而是宇宙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是离开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它决定了人们的主观意识。但是他们的唯物论是机械唯物论，缺乏发展变化的观点。他们虽然不否认物质的变化及运动，但是他们视变化为物质的量的增减，还认识不到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们把宇宙看作是一架物质的机器，否定有偶然性，也否认人类意志的能动性，这样就陷入宿命论里去了。

法国唯物论者还有一个缺陷：尽管在解释自然现象时他们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一接触到社会历史现象，他们就变成唯心主义者了。霍尔巴赫就认为君主的心情及怪癖是战争及战争所引起的破坏、灾难的原因。不过，他们在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时，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正确的见解。比如，在他们看来，社会制度的改造，必须先从发展教育入手。

总的说来，百科全书派在启迪人们的知识及破除愚昧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法国重农学派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分支。弗朗索阿•魁奈（1694—1774 年）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在1758 年发表了《经济表》，系统地表述了重农主义理论。在他看来，抵销了全部生产费用以后剩余下来的产品，便是“纯产品”。而只有农业才能生产出来“纯产品”，因而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是唯一的“生产者阶级”。而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只是进行加工，所以不是“生产者阶级”。那些无所事事，只占有他人劳动的是土地所有者阶级。因此，国家的全部捐税都应该由土地所有者阶级负担，对于其余两个阶级则政府不应该干预。他提出一系列经济改革建议：鼓励资本家向地主租地，以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政府应该实行“放任政策”，允许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实行只向地主征税的“单一税制”等等。

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还涌现出反映下层人民利益的思想家，其中有梅叶、马布利和摩莱里等人。他们都反对私有制度，都提出空想的共产主义方案，都有浓重的平均主义色彩。

启蒙运动也扩大到意大利、普鲁士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一些经济学者、法学家也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塞萨尔•贝卡利亚所著的关于刑法改革的书籍，充满了启蒙思想色彩，对于欧美的刑法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启蒙思想也越过大西洋，传到北美，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成为启蒙思想在北美的杰出的代表。因此，启蒙思想超越国界的限制，形成为国际性的强大的思潮。

三、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

归纳起来，启蒙思想包括两大信条：

第一，相信在物质的宇宙中存在自然法则，万物都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人类社会也受其支配。自然法则反映在人的头脑中，便是理性。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凡是违反理性的，都应予以打倒。当然，也有例外，如卢梭就反对理性。

第二，相信人类过去充满了黑暗和愚昧，而人类未来则是一片光明。人类的状态总是逐步改善的。人类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启蒙思想关于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在经济领域内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反对重商主义。（2）在政治上实行“主权在民”的理论，各级官吏都是人民公仆，一旦政府压迫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推翻它。（3）在宗教上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政教合一。

这些建议的出发点便是天赋人权的观念，即每一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是天赋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这些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启蒙思想家一般地都是以全人类的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伏尔泰的这个态度最为明显。他在批判波斯维特主教的《关于世界史的讲话》时说：这个历史著作首先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历史，它忽略了异教徒和其他文化的古代史。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世界近代史上两大思想运动，都为新兴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如果说文艺复兴所反对的是天主教神学思想，所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的话，那么启蒙运动所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当然，现世的幸福和自由平等，资产阶级都是以全人类的名义提出来的，尽管他们实质上着眼的狭隘的阶级利益。

第四节 法国大革命

一、旧制度的危机

18 世纪末法国的革命家把腐朽的封建制度称为“旧制度”。这一称呼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便在法国革命的史学中保留下来。旧制度指的是18 世纪时的封建制度，即路易十五（1715—1774 年）和路易十六（1774—1789 年）当政时期。旧制度的没落在路易十五时期已很明显，如同第二章第二节所述。到1774 年路易十五死去，路易十六即位时，法国的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了。这一矛盾的集中点，便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封建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

1、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法国大革命发生时，正值法国和西欧从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演变的时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要求在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借贷双方和雇佣双方，彼此间都有选择的自由、成交的自由和签订合同（契约、协议）的自由。因此，要求经济自由是当时资产阶级和一切小业主们的强烈愿望。从12、13 世纪以来，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阶级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之所以支持王权，与王权结成联盟，目的就是摆脱地方割据势力强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与盘剥，在一定程度上争得经济自由。到18 世纪，中央专制王权已完全战胜地方封建势力，集中了一切大权。它的矛头已转向资产阶级和整个第三等级。所有的贵族也将王权视为自己的保护者。几个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与王权的联盟破裂了。特别是随着专制王朝财政危机的日益严重，它越来越加重了对金融界和工商界的盘剥和勒索。1715—1786 年国家税收总额从8600 万

锂提高到5.4 亿锂，其中以间接税提高幅度最大。同时，因为关卡林立，在各大城市还征收商品入市税。路易十四时代科尔伯为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出口而制定的各种工业法规，此时已成为技术革新的障碍，但是仍被专制政府强制推行，用来敲诈制造商。对金融界也经常罚款和强行借款，而且动辄封闭银行。资金最雄厚的巴黎贴现银行就多次遭封闭。此外，行会制度、贸易垄断制度也很盛行。这一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又使资产阶级在社会地位上遭受屈辱。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在18 世纪仍然有着很大的发展。冲破这些障碍，根本改变国家的性质，已成为必然趋势。在18 世纪，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发展迅速。最为发达的是采矿业、冶金业、奢侈品工业和纺织业（包括棉、麻、丝、毛）。其中，采矿和冶金业集中程度最高，拥有几个在全欧洲首屈一指的大企业。欧洲最大的冶金企业之一、座落在勃艮地的克勒佐公司，是为数极少的以煤代炭作燃料进行生产的先进企业中的一个。它有4 座高炉、2 爿③ 路易十六于 1792 年被推翻，但旧制度时期讫于1789 年革命爆发之时。冶铁工场，装有蒸汽机、汽锤等设备，还有自家煤矿。著名的昂赞煤矿公司拥有12 台蒸汽机，雇佣工人达4000 名。1771—1787 年该公司利润额增长3倍以上，年收入达120 万锂。此外，里昂的丝织品，阿尔萨斯的色布和印花织品，巴黎的化妆品、服装、家具、工艺品等，在国外市场上都享有盛誉。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对外贸易也有大幅度的增长。1716—1789 年出口额从

8900 万锂增加到2.26 亿锂。

不过，上述那种大型的集中手工工场只是极个别的例子，一般的集中型的手工工场为数不多，到革命前夕全国只有514 家。在工业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分散的手工工场，更多的是个体作坊。法国仍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而且，当时的工业主要由商业资本控制，专门从事工业的企业主人数很少。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发达程度远超过工商业的是金融业。金融业主要由包税行业和银行业所组成。从17 世纪末起，法国宫廷便将各项税收写成承包合同，将包税加以制度化。包税人同意接受，即可订立合同。合同一般以6 年为期。到18 世纪，包税人也组织起来。1720 年，40 名总包税人成立了包税总会。1726 年它承包的税额为8000 万锂，1774 年增至1.52亿锂。从1726 年起的50 年里，它从包税中获得的纯利润达17.2 亿锂。从中，一般包税人各获利125 万锂，总包税人高达1000—3000 万锂。法国的银行业以购买公债作为重要经营项目，是依靠王室的国债制度发展起来的。到18 世纪，巴黎已有银行60 余家。除由瑞士、荷兰、比利时人经营的几家外，其余都是法国人兴办的。1776 年建立的巴黎贴现银行是当时资金最雄厚的银行。初建时，它拥有资金1200 万锂，分为4000 股，每股3000 锂。到革命爆发时，它的资金增至1 亿锂，分为2.5 万股，每股4000 锂。它已由单纯经营期票贴现业务发展为全面进行金融活动的大银行，并在1789 年取得发行30 年纸币的权利。另外，象拉博德银行、拉维尔银行，资金也都相当雄厚，以从事对王室和贵族放债为主要业务。1789 年法国的国债利息就达3 亿锂以上，接近于当年对外贸易总额。国债增长的迅速和利息不断的提高，使银行家们很少将资金投入到工商业中去。18 世纪末法国仅为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就消耗军费20 亿锂，为此而大量举债，利率高达10—20％。1784 年时估计国债利息为1.25 亿锂，1789 年又提高2 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财富超过了贵族的财产，成为社会上最富有的阶级。尤其是包税人、银行家等金融巨子，不仅财力过人，而且通过包税和放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他们在巴黎的罗亚尔宫花园、爱丽舍大街等地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宅邸，并广有房地产。著名社会主义史学家饶勒斯说：“接近1789 年时，巴黎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除去几百家名门显贵外，连贵族本身也沦为资产阶级的房客”。此外，那些港口城市的大船主们和从事奴隶贩卖活动的海盗式的商人，也是资产阶级中最富有的部分。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的，还有一批自由贵族，即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这些贵族有的因受启蒙思想影响，站到了资产阶级方面来；有的从事海外殖民活动和在殖民地经营种植

园；更多的是从事采矿、冶金业的企业主。拥有7 处冶金企业的迪特里什，大冶炼场主旺代尔等，都有贵族身份。

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占据了首要位置。在政治上，他们仍属于被统治的第三等级。他们强烈要求平等参政的自由权利，是不言而喻的。

在农业中，作为整个封建制度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其瓦解的程度加深了。法国的农奴制度在13—15 世纪时已瓦解。已往的农奴取得人身自由，农奴的份地转变成了自由农民的永佃田。占有（不是所有）永佃田的农民（永佃农）可以自由耕种，自由传世、出租，甚至出卖永佃田，只需在转手时向领主缴纳一定费用。领主永不收回永佃田。因此，永佃田是农民占有的，但是附有许多条件，即封建义务。这些义务包括：按年缴纳固定不变的货币贡赋，部分地区还加上定额的实物；负担一定数量的杂税，如工具税等等；服一些杂役；服从领主的司法特权。这些领主封建权利是农民占有永佃田的条件，也是“没有无领主的土地”的封建法规的体现。农奴制时代那些没有划为份地的领主直接领地，仍然由领主经管。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领主将土地卖了出去，购买者多是商人即资产者。没有出卖的领主地产，均以出租方式经营。基本上是小块出租，采取分成制收租的办法。只在北部地区有少量包租制的方式。资产阶级买得的地产也同样采用租佃方式经营。此外，天主教会也拥有大量地产，也以出租方式经营。除以上这些土地占有形式外，法国还保留着农村公社，村社都有一些公有土地。总体看来，农业中盛行的是小农制度。到革命爆发时，各类土地分布的情况大致是：贵族土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 强，教会土地占1/10，资产阶级地产占1/4 弱，农民永佃田占1/3，村社公有地占5％。正是在农民永佃田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的需要量较以往有明显的增长。于是，在小农制的基础上，一部分条件优越的农民便通过租地或买地扩大经营，雇佣日工、短工，进行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与英国的农场经济相比，这只是一种小农式的资本主义，但它符合法国的国情。富农在全体农户中约占百分之十几，但分布广，影响大，通常成为村中的债权人。富农经济是法国农业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代表。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国革命将以比较民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贵族、教会占有的封建地产，在全国范围内已明显居于少数地位，富农式的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已发展起来，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地动摇了。同时，金融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也使专制王朝在财政上不得不日益依靠资产阶级。旧制度已然没落，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越是动摇，它就越加依赖“神授的”王权和特权维护统治秩序。法国大革命看上去更象是一场政治的、法律的革命，其原因即在于此。专制王朝危机的加深 18 世纪时法国的专制王朝和贵族等级已非常腐朽了。尤其是宫廷贵族集团更成为整个贵族腐败的缩影。他们踞于军政高位，又把持高级教士的职务，还占有大量宫中闲职，领取高额俸金。在宫廷和贵族的沙龙里，充满下流的情调；淫秽文学在贵族圈中流行；夫妻分居各找情人的风气成为贵族社会的时尚。国内政治腐败，对外战争也迭遭失败。特别是在七年战争（1756—1763 年中被英国打得惨败，失去了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塞内加尔和在印度的许多据点。这不仅使法国资产阶级丢掉了大部分海外市场，而且使法国在欧洲大陆也降到了二等国地位。路易十五晚年已十分不得人心，以致死后只能在夜间下葬。

1774 年继位的路易十六曾力图进行改革，以扭转颓势，特别是缓解日趋严重的财政困难。他一即位就任命了一批有才能的大臣，尤其是财政总监杜尔阁，曾一度唤起了人们的希望。杜尔阁是重农学派经济学家，他主张实行经济自由。杜尔阁依据重农学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1774 年杜尔阁颁布粮食自由贸易法令，以扩大粮食市场和减少粮食投

机。1775 年他又下令降低粮食入市税。同年又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道路税，一切等级包括国王均须缴纳。1776 年初他又宣布取消行会管事和师傅，废止酒类专卖制，实行自由买卖。在政治上，杜尔阁尽力限制专制王权和贵族特权，设立由各省代表和国务大臣组成的议会，作为咨询机构。在宗教上提倡信仰自由。杜尔阁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遭到了教会和显贵们的强烈反对。

路易十六也曾尽力支持杜尔阁，但终于无力顶住顽固派的压力，于1776 年将杜尔阁免职，各项改革措施也随之被取消。杜尔阁的继任者是瑞士银行家内克。内克以其银行家的身份为政府谋得几项借债，给宫廷带来慰藉。同时，他也推行了一些改革。除在司法程序上的点滴改革外，重点是紧缩财政开支。他取消一部分宫廷中领取高俸的闲职，压缩国王的开支，制定出一套节支制度。这遭到许多权贵的抨击。1781年他局部地公布了财政预算。尽管隐去了巨额财政赤字，但却透露了国王赏赐与恩给金的巨大数额，使王室与受赏者不能容忍。于是，内克被免职，这使社会上对王室的不满加深了。

在内克之后的财政总监卡隆和布里埃纳都不是改革者。但是他们也在努力改善财政状况。卡隆一面用代替宫廷权贵偿还赌债和提高年金的办法争取特权者的支持，并制造王室阔绰的假象，一面又修道路、挖运河、建港口，争取美誉，同时大量举债和增加税收。由于他以土地特征税取代人头税和什一税，要求所有臣民包括特权等级都要缴纳，招致了特权者的责难。在1787年2 月至5 月召集的显贵会议不仅没有支持他的政策，而且明确拒绝承认这个税则。就在会议期间，卡隆被免职。接任的布里埃纳因袭前任的方案，宣布征收印花税和土地税，依然遭到攻击。虽然路易十六亲自出面支持布里埃纳并对贵族们施加压力，但是巴黎高等法院拒绝为新税法登记，并提议召开三级会议以决定臣民如何自由地向国王纳税。在路易十六逮捕两名法官后，公众起来进行了反抗，贵族和教士也支持法院，主张召开三级会议。1787 年开始的这场贵族抗命不遵的纠纷，就是一些人所说的“贵族革命”。布里埃纳在这次纠纷中被迫辞职，路易十六不得不同意在1789 年召开三级会议。

1788 年初内克被召回，再度出任财政总监。这时，专制王朝的危机已十分严重。在因参加北美独立战争消耗军费20亿锂之后，法国又于1786 年同英国签订了贸易条约，于1787 年5 月生效。根据条约，法国大幅度降低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税，普遍降至10％以下。由于英国许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价格明显低于法国，所以英货迅速充斥法国市场，造成法国生产萎缩，于1787—1788 年发生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粮价在大幅度上涨，1787—1789 年上涨一倍多。政府的财政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内克重新任职后于1788 年3 月起草出财政预算报告，其中列举了以下的数字：财政收入为5.03 亿锂，支出为6.29 亿锂，赤字是1.26 亿锂。应偿付的国债利息为3.18 亿锂。财政处于破产境地已是确凿的事实。旧制度已无可挽回地陷入了绝境。

二、三级会议和革命爆发

1、三级会议的召开

从1787 年起，社会上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日益强烈。特权等级主张召开三级会议主要是反对王室向他们征税并企图通过会议迫使第三等级更多地纳税。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群众则要利用三级会议对国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实行类似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在选举三级会议代表期间，反封建的宣传运动达到了高潮。号召人们进行斗争的小册子到处散发，例如米拉波的《对普罗旺斯人的呼吁》、罗伯斯比尔的《对阿图瓦人的呼吁》、杜雷的《告善良的诺曼底人》、塔尔热的《致三级会议的信》等等。在各类小册子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修道院长西哀耶斯写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它雄辩地提出，第三等级是全社会的代表，应该是国家的主人。这个宣传运动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推动了群众性的反封建斗争，并从中涌现出一批反封建的领袖人物。伯斯比尔便是由此而当选三级会议代表的。作为贵族的米拉波伯爵和身为高级教士的西哀耶斯修道院长，也是因此而被第三等级选为代表的。

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之前，许多省召开了自己的三级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大多在会上取得了主导地位。1788 年在维吉尔堡举行的多菲内省三级会议，就在穆尼埃和巴那夫提议下，决定第三等级要以双倍代表名额出席全国的三级会议。这个《维吉尔堡决议》迅速地得到了许多省三级会议的响应。在内克的敦促下，路易十六也同意了这一要求。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三级会议于1789 年5 月5 日在凡尔赛王宫开幕。会议仍按传统方式进行，即三个等级的代表分别开会，表决时每个等级算一票，从而使第三等级的双倍代表名额失去作用。开幕时内克所作的关于财政问题的讲话回避要害，丝毫未涉及改革问题。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一开始便与王权及特权等级的代表发生了冲突。在第三等级代表中，律师人数最多，占1/3 以上。其次是地方法官，占1/4 以上。他们仿效英国，自称为“下院”。鉴于王室和特权等级代表的顽固态度，他们于6 月10 日宣布单独进行代表资格审查。6 月17 日又根据西哀耶斯的提议，自行组成国民议会，推举巴伊为主席。第三等级的代表组成为国民议会，意味着三级会议的历史已告终结。

6 月20 日，由于国王封闭会场，国民议会代表在一个网球场集会，进行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在主席巴伊带领下，代表们庄严宣誓：不制定出一部王国宪法并使宪法得以实施，议会决不解散。至此，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纲领已经形成。那就是将法国改造成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法治国家，以便借此推行各种符合理性的改革。

6 月23 日国王召开“御前会议”，三个等级的代表全体参加。路易十六在会上明确表示，什一税、贡赋、领主特权是不可动摇的，王权也是不可动摇的。还下令三个等级仍要分别开会。国民议会的代表抗命留在会场中继续开会。不少教士代表和以拉法耶特侯爵为首的一部分自由贵族代表也参加进来。根据米拉波、西哀耶斯、巴那夫等人的意见，在巴伊主持下会议全体重申了网球场誓言。

国民议会的坚定态度使特权等级代表发生了严重分化。6 月24 日大部分教士代表加入了国民议会。25 日以素具自由主义声望的奥尔良公爵为首，47名贵族代表也参加进来。路易十六被迫让步，于27 日命全体特权等级代表加入了国民议会。议会决心实现网球场誓言，于7 月9 日正式改称制宪议会。一些代表已开始酝酿起草作为宪法指导原则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王室决定进行破坏。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顽固派贵族在策划调集外籍军团前来进行镇压。巴黎人民发现了军队集结的情况，向制宪议会作了报告。议会要求路易十六作出解释，他拒绝了，而且在7 月10 日将具有改革形象的内克免职。于是，被激怒的巴黎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革命爆发了。

2、革命的爆发

内克被免职的消息于7 月12 日在巴黎传开。贴现银行的股票立即下跌，交易所停止了营业，娱乐场所也关门了。群众自发走到街头集会，一位革命青年卡米尔•德穆兰在罗亚尔宫广场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公民们，一刻也不能迟疑了，内克被免职就是警钟⋯ .我们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拿起武器！”群众报以欢呼，立即进行了示威游行。13 日，一队队群众在寻找武器，准备起义。选举三级会议代表时产生的第三等级的选举人在市政厅成立了常务委员会，实际上成为新的市府机关，资产阶级成了巴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常务委员会决定建立国民自卫军，号召公民参加。群众从荣誉军人院找到2.8 万枝枪和几门大炮，将自己武装起来。更多的人拿起了大刀、长矛。只经过几次不大的武装冲突，资产阶级和武装的群众便于当晚控制了巴黎大部分地区。但是，作为封建统治象征的巴士底狱还由国王军队守卫着。

巴士底狱原是军事堡垒，后改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故而修建了塔楼并装有大炮。当时这些炮正对准着市郊工人聚居的圣安东区。7 月14 日常务委员会派人与监狱守军指挥官德•娄内侯爵联系，要求拆除大炮。群众则高呼“到巴士底去”的口号，向监狱奔去。德•娄内拒绝了人们的要求，群众发起了进攻。经过4 小时激战，群众攻破巴士底狱，处死了德•娄内。攻克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

巴黎人民的胜利给制宪议会很大的鼓舞，也迫使国王不得不作出让步。7 月15 日路易十六到制宪议会表示，他完全信任议会，已经下令撤走军队。不久他又派人通知议会，他决定召回内克，还将去巴黎。制宪议会决定首先派代表团去巴黎。巴黎人民热烈欢迎议会代表团，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议会主席巴伊为巴黎市长，任命拉法耶特为国民自卫军司令。7 月17 日国王来到巴黎，从市长巴伊手中接受了国民自卫军的红白蓝三色徽章，批准了新选出的官员。这样，他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路易十六不得已而妥协的行动受到了顽固派贵族的反对。王弟阿图瓦伯爵及两个儿子昂古莱姆与贝里、孔代亲王、孔蒂亲王、波旁公爵、当甘公爵等，很快逃往国外，从而开始了贵族逃亡活动。这些逃亡贵族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勾结外国势力干涉本国革命。

7 月14 日巴黎起义的胜利成为一个信号，革命迅速在全国发展起来。各城市纷纷效法巴黎，以选举人为主建立起常务委员会，组织起国民自卫军。这就是通称的市政革命，资产阶级藉此掌握了政权。在农村中也发生了波及全国多数地区的农民起义。自6 月17 日国民议会成立后，农村中就广泛流传一种说法：宫廷和贵族要派军队镇压第三等级代表，还要派“土匪”和外国军队洗劫各省。这样，农民心态中便产生了一种对“贵族阴谋”的“大恐慌”。在大恐慌心理的促使下，农民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7 月下旬达到高潮。在人们逐渐得知“贵族阴谋”不过是一种凭空的推测之后，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本地的领主，攻打城堡，焚毁封建文契。这场农民大起义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三、“八九年原则”和旧法国的改造

1、八月法令•《人权宣言》

巴黎革命胜利后，制宪议会成为国家立法机关和实际上的革命领导机关。领导制宪议会的是三级会议期间带头进行反抗王权斗争的那些活动家，主要代表人物有米拉波、西哀耶斯、巴那夫、拉法耶特、巴伊、迪波尔、拉梅特兄弟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人始终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故而称为君主立宪派。但在革命初期并没有派别的划分，议会代表基本上都是主张立宪君主制的，并没有人提出共和主义的口号。制宪议会就是在君主立宪派领导下，运用立法手段，对法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

制宪议会通过的第一个立法文件是八月法令。制宪议会本来在起草《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但是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促使它不能不改为首先研究废除封建制度的问题。于是在8 月4 日至11 日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法令。8 月4日晚，法学家塔尔热动议，制定强硬的恢复农村秩序的法律。贵族代表诺阿伊子爵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主张，要使农民放下武器，就应该无偿废除残存的农奴制和人身劳役，一切人都按收入纳税，与土地相关联的封建义务可以允许赎买。埃吉永公爵当即支持这一提案，代表们也纷纷表示赞同。随后，很多贵族代表和教士代表接踵走上讲坛，提出要废除各类不合理的特权和赋税，包括教会什一税、贵族狩猎特权、养鸽特权、领主裁判权等。会场上情绪高昂，会议开了一夜，史称“八月四日之夜”。八月法令便是根据这一夜的动议制定的。

法令宣布“将封建制度全部予以废除”。按规定无偿废除的有：人身义务、狩猎、鸽舍特权、领主法庭、教会什一税、特权等级免税权、买卖官职制度等，还规定任何公民，不论出身如何，均可出任教会或国家的文武官职。法令宣布要制定“全国性宪法”。此外，对源于土地的封建义务，法令规定要以赎买的方式予以废除。

八月法令在根本原则上废除了封建制度，在法律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改造国家的重要一步。八月法令是革命者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社会改造的第一步，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八月法令之后，制宪议会又转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的草拟工作，经过逐字逐句讨论，于8 月26 日通过。到1791 年通过宪法为止，又经过多次修改。《人权宣言》是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的核心内容是人权与法治。《人权宣言》指出：“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整个主权在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这些就是《人权宣言》的总纲。它首先明确了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天赋权利），即自由和平等。这种自然权利通过人们的“政治结合”，就变为公民权利，那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政治结合产生的是公民社会，体现出来的是“社会契约”原则。因此，最高权力来自于国民，即主权在民原则。《人权宣言》宣布的这个根本性原则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以主权在民代替主权在君，是以公民社会代替贵族社会的根本表现。它极大地提高了公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意识。

《人权宣言》并没有鼓吹无限制的自由，然而它给自由规定的唯一限制，只是不损害他人，即自由是指“可以做一切不损害他人的事”。在这个限制范围内，“公民都有言论、写作、出版的自由”，“任何人不应因其意见，甚至宗教的意见而受干扰”。与自由密切关联的是平等。《人权宣言》将平等也列为人的自然权利。作为公民权利，它将平等解释成身份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担任公职上的平等，负担纳税义务上的平等。它写道：“所有公民⋯ .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显职、职务和公共职位，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别外，没有其他差别”。

为保障人权，法治是必需的。《人权宣言》强调，决定国家意图的，不应是掌权者而应是国民。国民的公共意志应是立法的根本依据。“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所有公民都有权利亲身或委托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不依照法律就“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每个人在守法方面也是平等的，“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必须实行分权原则，以防止政府的专横与渎职。“没有确立分权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后来，在依据《人权宣言》的原则制定的1791 年宪法中，又为公民规定了集会、请愿、享有公共救济和受教育等自由权利。这是对《人权宣言》中所列权利的补充。法国资产阶级在《人权宣言》里面，以冠冕堂皇的词句宣布了自由平等的原则，其目的无非是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真实目的：用资产阶级的特权去取代封建贵族的特权。在实际上，他们并不想认真去实现这个原则。这在他们一手制定的1791 年宪法中暴露无遗。

《人权宣言》所确立的这些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八九年原则”。在君主立宪派领导时期所通过的立法和施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以这些原则为指导的。“八九年原则”是改造封建社会，引导法国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指针。

2、十月事件•革命俱乐部的活动

在通过《人权宣言》后，制宪议会即开始讨论宪法的正文。在讨论国家政治体制时，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第一是立法机构是否实行两院制并设立贵族院；第二是国王对议会决议是否拥有否决权。宪法草案报告人穆尼埃以及拉利-托朗达尔等人主张仿效英国，设立贵族院。他们被称为“王政派”。持反对意见的是人数更多的“爱国派”，主要领导人是被称为“三巨头”的巴那夫、迪波尔和亚历山大•拉梅特。“爱国派”坚持不设贵族院，实行一院制。经表决，王政派意见被否定。在国王否决权问题上，双方争论不下，最后根据巴那夫的议案实行了妥协，决议给国王以“搁置否决权”，但以两届议会为限，即国王否决的议会决议，如在下届议会再获通过，便不得加以否决。制宪议会讨论宪法时，国王路易十六否决了八月法令。经议会强烈要求后勉强批准，但却顽固拒绝《人权宣言》。这时，国内经济情况不好，巴黎面包短缺，价格急剧上涨，群众不满情绪非常强烈。人们认为制造饥饿的是凡尔赛宫廷。巴黎出现许多民众会社，爱国派的报纸也很活跃，如高尔萨的《巴黎至凡尔赛邮报》、卢斯塔洛的《巴黎革命》、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和9 月创办的马拉的《人民之友》。面对这一形势，路易十六竟然在9 月14 日下令调集军队，企图镇压群众。奉调的佛兰德斯旅团于23 日到达凡尔赛。10 月1 日和3 日宫廷两次欢宴旅团军官，宴会上军官们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这一情况被爱国派报纸揭露出来，立即点燃了巴黎人民的怒火。10 月5 日，由大批妇女带头，一支群众大军向凡尔赛进发，一路高呼：“要面包”，“处死教士、处死贵族、处死王后”的口号。当晚到达凡尔赛后，派代表团到制宪议会，随后到了王宫。

议会立即派代表去见国王，要求他批准《人权宣言》和保障巴黎粮食供应。路易十六答应了这些要求。10 月6 日晨，群众在和禁卫军发生冲突后攻入王宫。拉法耶特急忙率国民自卫军为王宫解围，并要求国王去见群众。当路易十六出现在群众面前时，群众坚决要求王室到巴黎去。他被迫同意，于当天下午在群众队伍簇拥下王室人员到了巴黎，住进土伊勒里宫。从此，国王处于巴黎人民监督之下。几天后制宪议会也迁到巴黎。十月事件挫败了王室镇压革命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巴黎作为革命中心的地位。巴黎的政治生活空前活跃，革命俱乐部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在大量俱乐部中，地位最突出的是雅各宾俱乐部。哥德利埃俱乐部、社会俱乐部等影响也较大。

雅各宾俱乐部的前身是三级会议时期部分代表为在会外讨论问题而组成的布列塔尼人俱乐部。制宪议会迁到巴黎后，该俱乐部在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集会，并正式定名为“宪法之友协会”，还吸收制宪议会代表以外的人加入。人们按其集会地点习惯地称它为雅各宾俱乐部。这时，原属俱乐部的“王政派”已分裂出去，另组成“君主宪法之友俱乐部”。爱国派成员还留在俱乐部之中，人数很多。俱乐部实际上起着制宪议会的预备会议的作用，事先讨论议会将要讨论的问题。由于意见上时有分歧，拉法耶特、勒夏普利埃、西哀耶斯等人退了出去，另外组成“八九年俱乐部”，在制宪议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雅各宾俱乐部主要由巴那夫、拉梅特等领导。他们仍属君主立宪派。俱乐部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随着革命的发展，雅各宾俱乐部的群众性日益加强，而且逐渐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分部，最多时达几千个。

1791 年7 月和1792 年10 月，立宪派和吉伦特派先后从俱乐部分裂出去，雅各宾俱乐部遂成为革命民主派组织，罗伯斯比尔成为主要领导人。哥德利埃俱乐部成立于1790 年4 月，一开始就是激进民主派的团体。它的正式名称是“人权之友协会”，因在哥德利埃修道院集会而得此俗称。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重要活动家有律师出身的丹东，记者德穆兰、马拉，诗人法布尔•戴格朗丁，肉商勒让德尔，先是剧场售票员后为记者的埃贝尔，印刷匠摩莫罗，最早的共和主义者之一的罗贝尔等，许多人同时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哥德利埃俱乐部在1791 年成为民主共和运动的中心，恐怖年代又成为埃贝尔派的重要阵地。社会俱乐部于1789 年10 月由政论家兼文学家博内维尔和修道院长佛歇创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原始的、平均的共产主义思想。佛歇在该俱乐部的《铁嘴报》上曾写道：“每个人都应有土地权，都应有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一小块土地”。

3、反封建法令的通过

此外还有许多俱乐部或会社进行着活动。在俱乐部影响下，巴黎人民群情激昂。十月事件中迫使王室移至巴黎的胜利结局，极大地提高了巴黎人的公民参与意识。在这样的气氛中，制宪议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反封建法令。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旧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造，以宪法政治取代专制主义。1789年10 月1 日通过的关于政府基本原则的法令规定，国家机关实行分权制，立法权只属于一院制议会，国王掌握行政权，但只能依法行使，不经议会同意不得收税等等。12 月14 日和22 日又两次颁布有关改组地方政府的法令，规定地方官由选举产生。1790 年2 月26 日通过决议，废除以往那种混乱不堪的区域划分，将全国统一分成面积与人口大体相当的83 个郡。

其次是改造原第一等级和天主教的法令。1789 年11 月2 日通过了没收全部教会财产的法令，12 月29 日又下令以这些教会财产为抵押发行财政票据——指券。1790 年3 月17 日下令宣布将教会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出售。对天主教教士，大力进行改造。1790 年2 月23 日颁布命令，要全体教派教士离开教堂，到指定的团体去或者还俗，本堂神甫须宣读和讲解议会法令。

7 月12 日通过的教士公民组织法是使教会世俗化的法令，规定废除旧的教区，按83 郡行政区设立新主教区，主教由公民选举产生，不再由罗马教皇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薪俸改由国家支付。11 月27 日又公布了教士宣誓法，规定所有大主教、主教和本堂神甫都必须宣誓效忠于民族、法律、国王和制宪议会颁布的宪法。

再次是改造原第二等级贵族的法令。1790 年6 月19 日制宪议会下令宣布：“永久废除世袭贵族，任何人都不得再接受或是授予他人亲王、公爵、伯爵、侯爵、子爵、代理主教、男爵、骑士、老爷、绅士、贵人以及一切类似的头衔”。

最后，在社会经济方面，以法律形式废除了种种封建性限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主要的立法有：1790 年10 月31 日废除内地税和商品入市税法令，1790 年4 月3 日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法令，1791 年3 月2日取消政府工业法规和废除行会法令等。

在上述各项政策中，个别的政策是有失误的。例如教士宣誓法就过于偏，实行后有半数以上教士拒绝宣誓，成为“反抗派教士”。宣誓者称“宣誓派教士”或“宪政派教士”。教士分裂为两大派，对众多的信仰天主教的居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反抗派教士”中除抗拒革命的那部分人之外，有不少是出于宗教感情和信仰受到挫伤才拒绝宣誓的。他们从同情或支持革命转而厌恶或反对革命。又如，没收和出售教会财产原是缓和财政困难的重要措施，但是在1790 年4 月议会决议将土地券性质的指券确定为货币，明令正式流通，而且接连不断地扩大印发数量，很快就造成了后果严重的通货膨胀。

尽管有个别失误，这些政策法令，连同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还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旧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基础。资产阶级在革命前预定要达到的目标，大部已经实现，只待将宪法完整制定出来，全面确立这个新型的国家模式。在革命初期，制宪议会为巩固刚刚取得的政权，建立稳定的局势，于1789年10 月21 日颁布了戒严法令，1791 年6 月14 日又颁布了禁止同行业工人结社的勒夏普利埃法令。但是，制宪议会的立法活动始终是公开化的，议会上辩论的情况也是向公民公开的。政治的公开化是法国大革命贯穿始终的特点。

4、国王逃跑•1791 年宪法

上述各项法令的通过实际上也是宪法若干内容的确定，成为制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790 年夏季，议会就开始了对宪法条款草案的修改讨论。制宪议会的各项反封建法令和讨论中的宪法条文，都是路易十六难以接受的。同时，逃亡国外的王弟阿图瓦伯爵于1791年5 月20 日与奥地利皇帝进行会晤，策划由各君主国出面干涉法国革命。皇帝在密信中将这些情况通知了路易十六。于是，发生了法国国王秘密逃跑事件。

1791 年6 月20 日夜，国王、王后、王弟普罗旺斯伯爵（摄政王候任人）等人化装出逃。21 日他们在靠近东部边境的发棱被人认出，不得已返回巴黎。只有普罗旺斯伯爵逃到布鲁塞尔。国王逃跑事件在巴黎激起了一场民主共和运动。6 月21 日晨群众得知国王已逃跑的消息后，立即冲进王宫，并将街道上路易十六的雕像遮盖起来。哥德利埃俱乐部通过了由罗贝尔起草的给制宪议会的请愿书，上面写道：

“1789 年时我们是奴隶，1790 年我们自以为是自由人，1791 年6 月底我们已是自由人了⋯ .自由而没有国王。⋯ .王权，特别是世袭王权，同自由是不相容的”。请愿书要求议会宣布共和，或者等待各郡对此表态。许多革命报纸也提出了实行共和制的主张。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指出，路易十六破坏了自己的权力。社会俱乐部的《铁嘴报》说：“即使我们保留了哪怕是国王的影子，那我们将只能得到一个毫无结果的革命”。《巴黎革命》报要求审判国王。《革命之友》报主张仿效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弗雷隆的《人民演说家》报提出了“非共和，即死亡”的口号。新创刊的《共和主义者》报更是力主实行共和制度。巴黎群众多次举行了示威游行。

然而，影响巨大的雅各宾俱乐部基本上没有参加这场运动。它的起主要作用的成员依然坚持君主立宪制的宪法，即使是罗伯斯比尔、马拉这样的民主派，当时也不赞同共和主义。由于不少成员站到共和运动一边，罗伯斯比尔等虽不赞成共和制，但却主张废除路易十六，更换国王。结果，雅各宾俱乐部发生了分裂，巴那夫等君主立宪派于7 月16 日退出，另外组成斐扬俱乐部。在君主立宪派领导下的制宪议会，6 月21 日晨得知国王逃跑消息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果断的措施。议会命令内政大臣“立即派人到各郡，命令全体公职人员、国民自卫军和边防军拘留所有逃离王国者；同时禁止一切货物，武器、军需品、金银币、马匹、车辆和粮食外流。如发现任何王室成员或劫持他们的人，公职人员、国民自卫军和边防军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止这一行动，扣留他们，并将详情报告立法机关”。议会向大臣们宣布，自即日起议会的决议均不需批准，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同时还派人检查各地驻军、军事要塞和武器库，以议会名义而不是国王名义接受军队宣誓。议会通知各国驻法使节，法国将继续保持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向全国公民发布的宣言中，制宪议会庄严宣布，革命决不会后退，自由必将胜利。“任何人也休想奴役法兰西这块土地，等待暴君的，只有失败”。显然，一旦路易十六逃出法国，制造外国干涉，制宪议会决心以武力保卫革命成果。

但是，很快传来了路易十六被拦截的消息，接着他于6 月25 日返回巴黎。这时，民主共和运动已兴起，群众情绪高昂。制宪议会深恐因截回国王而避免了的外国武装干涉，会由于惩办路易十六而真正招致。同时，在政治主张上他们也是坚决反对共和主义的。于是，他们宣布国王暂时停职，但仍决定保留其王位。他们通过了国王系被他人“劫持”的决议，并在7 月16日宣布路易十六仍然是国王。

议会的态度激起了群众的不满。人们连日在马尔斯校场集会，请愿、示威。7 月17 日，巴黎群众继续聚集在马尔斯校场，并在由布里索起草的请愿书上签字，要求废除路易十六。制宪议会决定进行镇压。议会主席特雷亚尔要求巴黎市长巴伊采取措施“结束混乱并查明犯罪者”。巴黎市政府遂于17日晨发布禁止集会法令，派拉法耶特带国民自卫军前往马尔斯校场执行命令。在群众拒绝解散的情况下，军队向人们开枪，打死50 余人，伤数百人。这就是“马尔斯校场流血事件”。群众性的共和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君主立宪派也因此而逐渐失去了威信。

平息共和运动后，制宪议会于8 月进行了宪法的定稿讨论，9 月3 日正式通过。停职中的路易十六只得依从立宪派，于9 月14 日批准了宪法。这就是《1791 年宪法》，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宪法概括了制宪议会已发布的各项反封建法令，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体制——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宪法的前言即指导原则。在正文中，宪法宣布要“坚定地废除损害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制度”。宪法体现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立法权属于选举产生的一院制立法议会，行政权归国王，司法权由选举产生的法官掌握，实行司法独立。宪法特别就国王的行政权作出规定：“没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力；国王只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并且只有依据法律才得要求服从”。宪法为公民规定了信仰、言

、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在选举制度上，早在1789 年12 月22 日颁布的选举法上就已规定，按照公民纳税额来确定选举权。每年缴纳直接税达三天工资以上者享有选举权，称“积极公民”；未达到者无选举权，称“消极公民”。这显然违背了权利平等的原则。然而，按照财产分配权利毕竟是资产阶级的原则，对比于按出身门第分配权利的封建原则仍是个巨大的进步。公民除在财产上的不平等以外，已没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而财产上的差别在竞争的环境中是可以改变的。1791 年宪法是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根本大法，是法国从传统的贵族社会跨入近代公民社会的法律标志。宪法生效后，很快就开始了立法议会的选举。这时，制宪议会的代表们已实践了当年的网球场誓言。他们通过了一个惊人的决议——全体代表一律不参加竞选，不进入新的立法议会。法国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改造旧制度、创立新国家的第一批立法者，其功勋是不可磨灭的。然而，他们自动全数从政治舞台上引退了。他们没有利用自己为大革命创业的功勋去谋求权位。

5、欧洲封建势力的武装干涉

1791 年10 月1 日，新选出的立法议会开幕。在议会中，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立宪派在全体745 名代表中有264名，占1/3 以上。斐扬俱乐部与他们有经常的联系。雅各宾派的代表有136名，主要由吉伦特派组成，重要代表人物有布里索、维尼奥、伊斯纳尔、加代、孔多塞等。他们受重农学派影响，主张工商业活动的完全自由。这一派在巴黎市有较大影响，直到1792 年上半年，他们左右着雅各宾俱乐部的主要倾向；1791 年11 月这一派的佩迪翁又当选为巴黎市长。在雅各宾派代表中，还有少数激进分子，如夏博、德穆兰、桑泰尔、勒让德尔等，对宪法持保留态度，更倾向于共和制。由于人数过少，在议会中影响不大。他们在雅各宾俱乐部中是倾向于罗伯斯比尔的。其余的345 名代表，在议会中处于中间派地位。

立法议会开幕时，革命正面临着两个重大的问题，即物价问题和外国干涉威胁的问题。物价高涨问题早已存在，1790 年时有所缓和。1791 年国王逃跑事件又使问题严重化了。在普通群众当中，许多人怀疑既然国王都不赞同革命，又有外国的支持，革命真会成功吗？再加上传统习惯的影响，人们当时多称“布里索派”。布里索原为巴黎市政府官员，因在共和运动中表现突出而当选。布里索派的意见常常与来自吉伦特郡代表的意见一致，到1792 年人们就统称他们为“吉伦特派”。为方便阅读，这里就称吉伦特派了。

对政府发行的指券日益不信任，并尽力将旧时的硬币储存起来。地主、富农，特别是投机商们，便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粮食、生活必需品短缺，价格猛涨。这就激起了群众性的要求打击投机商、限制物价的运动。立法议会收到了大量群众请愿书。关于群众在各地拦截粮车、粮船和冲击商店的消息也不断传来。

外国武装干涉的威胁更令人担忧。在立法议会开幕前一个多月，普鲁士、奥地利便于8 月27 日发表庇尔尼茨宣言，扬言法国如不恢复王权，解散议会，各国君主都将出面保障法国的君主体制。逃亡贵族的活动也很猖狂。普罗旺斯伯爵、阿图瓦伯爵两名王弟以及孔代亲王和波旁公爵，竟然对路易十六批准宪法提出了抗议，使得国内外封建势力更加嚣张。逃亡者还在德意志、比利时一些地方聚集起来，招募军队，准备反攻。对此，俄国、瑞典、西班牙、撒丁王国等都表示支持。

在严重的局势面前，立法议会采取了一些打击封建势力的措施，包括10月31 日发布的限普罗旺斯伯爵在两个月内回国的法令，11 月9 日限一切逃亡者1792 年1 月1 日回国，否则没收财产以叛国罪论处的法令，11 月29 日强制反抗派教士进行公民宣誓的法令等等。对于国内物价问题，议会没有作出什么重要决策，但围绕战争威胁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在辩论中，以布里索为代表的吉伦特派是主战旅。他们认为，欧洲各君主国是对本国革命既得成果的严重威胁，同时也是造成恐慌不安、破坏商业流通的祸根。通过战争打击这些暴君，才能迫使各国承认法国革命，同时为商业流通打开渠道。在君主立宪派中，大多数人主和，担心战争会造成既得革命成果的丧失。并非议会代表的罗伯斯比尔则认为，首先应在国内巩固革命成果，镇压反革命势力。鉴于法国在军事上准备不足和军队中原贵族军官较多，不宜急于开战。罗伯斯比尔一派人在雅各宾俱乐部中同布里索派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争论。这场争论成为雅各宾派进一步分裂的先兆。

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早已盼望欧洲君主国的干涉。路易十六批准宪法后几天，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在9 月18 日秘密致信其兄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要他以武力干涉法国革命。年底，路易十六又写信给奥、普、俄、西班牙和瑞典的君主，呼吁他们干涉法国革命。吉伦特派的主张恰好适合了宫廷的需要，路易十六便于1792 年3 月10 日将原来立宪派当政的内阁免职，任命了吉伦特派内阁，包括内政大臣罗兰、外交大臣迪穆里埃、

财政大臣克拉维埃、陆军大臣塞尔旺等。在主战情绪占据上风的情况下，4月20 日法国对奥宣战。不久后又对普宣战。在此之前，立法议会于2 月通过了没收逃亡者财产的法令。

战争开始后，情况正如罗伯斯比尔所料，法军在各战场上都不断败退。

拉法耶特所率军队也遭败绩。主战的吉伦特派内阁极力要扭转战局，并加紧打击封建势力。5 月27 日他们使立法议会通过了放逐拒绝宣誓的教士的法令。两天之后又宣布解散由前贵族组成的王室近卫军。6 月8 日，立法议会决议在巴黎附近建立一支由各郡调来的后备军，人数为2 万。

战场上的失败正是路易十六所希望的。他专横地否决了立法议会的上述各项决议，并进而在6 月13 日免除了罗兰、克拉维埃和塞尔旺的大臣职务，15 日又接受了迪穆里埃的辞职。同时，他任命了四名属于君主立宪派的新大臣。

被激怒的巴黎人民在桑泰尔、勒让德尔等人的发动下，于6 月20 日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大示威，高喊“召回爱国者大臣！”路易十六拒绝了这一要求，立宪派控制的巴黎郡政府还为此撤销了佩迪翁的市长职务。6 月28日，拉法耶特从前线返回巴黎，在立法议会上发表演说，要求解散雅各宾俱乐部和惩办6 月20 日示威的肇事者。

事态的发展促使雅各宾派内部暂时联合起来。就在拉法耶特演说那一天，布里索和罗伯斯比尔都在俱乐部中表示了团结的愿望，提出要惩治拉法耶特，号召群众武装起来。立法议会则通过决议，要各郡派国民自卫军代表到巴黎参加第三次结盟节活动。7 月上旬，吉伦特派主要代表人物布里索、维尼奥在立法议会上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国王，提出使祖国处于危急状态之中的祸根就是国王，必须打击宫廷。7 月11 日，立法议会正式通过决议，宣

布“祖国在危急中”。议会与行政机构要坚持办公，国民自卫军要整装待发，同时招募新的志愿兵入伍。

这时，法国人民已具有了强烈的公民参与意识。巴黎在几天之中就组成了1.5 万人的队伍，各地的结盟军也陆续来到首都。这时已主要由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雅各宾俱乐部在巴黎群众和结盟军中开展了大量活动。一年前仍坚持君主制的罗伯斯比尔和马拉，此时转变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以及著名革命家丹东，积极领导了一场新的民主共和运动。在7 月14 日结盟节集会上，人们高呼“国民万岁”，而不再喊“国王万岁”的口号。7 月下旬，更多的结盟军到达巴黎。其中，30 日进入巴黎的马赛结盟军将斗争引向高潮。他们一到巴黎便同倾向王政的卫队发生了冲突。他们高唱的由卢热•德利尔创作的《献给吕克内元帅的军歌》，起了很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迅速普及开来。由于巴黎人第一次从他们那里听到这首歌，就称之为《马赛曲》。这就是后来法国国歌的由来。

6、1792 年8 月10 日的人民起义

7 月底、8 月初，这场群众运动的目标逐渐集中起来，那就是罗伯斯比尔7 月29 日在雅各宾俱乐部提出的带有纲领性的主张：不仅要废除国王，而且要解散立法议会；以普选方式成立新的立法机构，修改宪法。这就明确了必须解决政权转手问题和改变政治体制。于是，巴黎各区纷纷将斗争矛头对准了国王、立法议会和肯定君主制并划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一七九一年宪法。

1790 年4 月制宪议会决定将7 月14 日革命开始的日子定为全国结盟节，各地派国民自卫军代表到巴黎庆祝节日，显示团结的力量。1790、1791 年都按期举行了活动。就在这时，传来了普奥联军司令不伦瑞克发表宣言的消息。宣言恐吓说，如果法国国王、王后和整个王室受到侵犯，就将对巴黎进行“军事惩罚并全部毁灭，处死暴徒以惩其罪行。”被宣言极度激怒了的巴黎人民决心以武力推翻王政。圣安东郊区的盲人院区于8 月4 日宣布，如果到8 月9 日晚11 时立法议会仍不作出废除国王的决定，就要“半夜敲起警钟，吹起集合号，立即起义。”许多区支持这一决定。从8 月7 日起，各区派出巡逻队加强了对王宫的监视。

8 月9 日晚立法议会未作出任何决定就闭会了。盲人院区便在11 时发出了立即起义的呼吁。12 时法兰西剧院区敲响了警钟，起义开始了。8 月10日晨6 时，巴黎48 个区中的28 个区的89 名代表来到市政厅集会，以多数区的名义宣布废除旧市府，建立新的巴黎公社，任命桑泰尔为国民自卫军司令。这时，起义群众和结盟军等正在攻打王宫。桑泰尔立即率国民自卫军投入战斗，打败了由瑞士雇佣兵组成的王宫卫队，占领王宫。8 月10 日起义取得胜利。

起义军攻打王宫时，路易十六带领全家跑到立法议会请求保护。不久，巴黎公社代表怀着起义胜利的喜悦来到立法议会，严正地提出了废除国王、选举民主新议会的要求。慑于武装群众的压力，立法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国王暂时停职，召开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

8 月10 日起义推翻了君主制度，结束了君主立宪政体，沿着人民主权的公民社会的道路将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起义前一个月即7 月10 日，君主立宪派内阁已经辞职。他们所遵奉的1791 年宪法，在起义冲击下也失效了。公民意志取得了胜利。

四、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1、瓦尔米战役•共和国的成立

 8 月10 日起义胜利的当天，立法议会在决定国王停职后，任命了临时行政会议行使行政权。行政会议由6 名部长组成，6 月间被国王免职的内政部长罗兰、财政部长克拉维埃、陆军部长塞尔旺，未经讨论就在热烈的掌声中复职。新任命的海军部长为数学家蒙日，外交部长为勒布伦，司法部长是丹东。6 名部长中除丹东外，均属吉伦特派。这表明，1792 年8 月10 日后，吉伦特派掌握了政权。在吉伦特派领导下，立法议会和行政会议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主要的有：8 月15 日宣布王室人员和逃亡贵族家属为人质；17 日成立特别法庭，审判8 月10 日起义时的反革命罪犯；26 日限令60 岁以下的反抗派教士在半个月内离开法国。此外，对军队将领也进行了调整。北路军司令自中世纪以来，法国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就称为“公社”。这里的巴黎公社就是巴黎市的政府。1871 年工人的巴黎公社也是从这里借用的名称。拉法耶特于8 月19 日出逃，后落入奥地利人手中。迪穆里埃接替了他的职务。东路军司令被免职，由克勒曼取代。南路军司令孟德斯鸠-费桑萨克一度被安瑟姆取代，后又复职。

立法议会还颁布了一些新的土地法令，包括将没收来的逃亡贵族土地作为“国有财产”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的法令，在各农村公社按户无偿分配公有土地的法令，特别是8 月25 日关于进一步废除封建权利的法令。这个法令明文规定，废除“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这一封建原则，凡不能提出拥有不动产的原始契券的地主，一概废除其“由以前的法令保留下来的或宣布可赎买的领主权利和封建权利”。当时，绝大多数地主不可能提出原始契券，法令实际上已将封建权利基本废除。

上述法令有一些是在巴黎公社强烈要求下通过的。巴黎公社有很强的革命性。随着8 月10 日起义的胜利，公社总委员会扩大到了288 人，即48 个区各有6 名委员。总委员会的著名活动家有丹东、马拉、罗伯斯比尔、肖梅特、比约-瓦雷纳、科洛-德布瓦、塔里安、帕什等。公社以坚决的手段逮捕起义前的大臣、王党记者，封闭王党报纸，没收教堂的铁栅栏、铜钟和金属祭器去熔铸武器。公社把8 月10 日起义称为平等革命，在其文件中使用的纪年是“自由第四年，平等元年”。公社下令在公文中和讲话时，不准再称“先生”，一律改称“公民”。公社积极号召人民参军保卫祖国。巴黎人民热烈响应公社的号召，大批青年参加了志愿军。

9 月1 日夜，传来了凡尔登要塞失陷的消息。这意味着巴黎的东部门户已经洞开。首都群情激奋，敲钟鸣炮发出紧急集合的信号。这时，丹东来到立法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大家听到的不是告急的炮声，而是向祖国敌人冲锋的号角。要战胜和打垮敌人，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

9 月2 日，一部分情绪过激的巴黎群众冲击巴黎各监狱，不加区别地处死在押犯人，杀死一千几百人，犯人中幸免者仅及半数。对于这次违反法制的行动，巴黎公社至少是默许的。这就是大革命中有名的“九月屠杀”，共进行了3 天。事后，军队开赴前线。这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并直接参加革命行动的群众，已自称“无套裤汉” 【18 世纪贵族男人盛行穿仅及膝盖的套裤（culotte）。平民则穿普通长裤。称无套裤汉（sans-culotte）有与贵族对立之意。无套裤汉的服装是红色小帽、短上衣、黑裤、三色腰带。他们的短上衣以及唱的歌曲和跳的舞蹈，都称卡马尼奥拉（carmagnole）。无套裤汉主要由小资产者群众组成，指积极参与革命的人，并非所有平民群众。无套裤汉是巴黎公社和雅各宾派的重要社会支柱之一。他们积极参加了8 月10 日起义和后来的一系列重要革命行动，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军队开赴前线后，开始了国民公会的选举。这是按年满21 岁的男子普选的方式进行的。在竞选中，吉伦特派攻击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巴黎无套裤汉是“无政府党”，对九月屠杀负有全部责任。结果，他们在各郡得到了较多选票，雅各宾派则在一些革命情绪高昂的大城市特别是巴黎获得了胜利。这预示了两派将在国民公会中发生激烈的斗争。

选举结束后，法国前线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9 月20 日，法国革命军队在凡尔登附近的瓦尔米，第一次打败了自以为不可战胜的普鲁士军队。普军进入法国后，已习惯于看到法军在其发起进攻时便溃散的情景。但是，这次它连续擂鼓前进，法军仍屹立不动，沉着应敌。于是在精神上崩溃，败阵而逃。在精神和意志的较量上，法军的气势首次压倒了敌人。瓦尔米大捷扭转了法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使法军声威大振。

就在瓦尔米战役的当天，新选出的国民公会举行了预备会议，次日即9月21 日正式开幕。在国民公会750 个代表席位中，吉伦特派占有160 多席，雅各宾俱乐部左翼近百席，其余500 席左右属中间派，被人们称为“沼泽”派或“平原”派。雅各宾俱乐部左翼代表因座席较高，被称为“山岳”派。吉伦特旅代表中拥有一批思想敏捷、富于演说才能的活动家。非议会代表的杰出女性罗兰夫人，对吉伦特派的活动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山岳派的实际首领是罗伯斯比尔。这时，他已是改名为“自由与平等协会”的雅各宾俱乐部的主要领导人。由于该俱乐部影响巨大，又已在全国拥有了数以千计的分支，罗伯斯比尔成了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平原派中也不乏颇有见地的政治家，如著名法学家康巴塞雷斯。由于政见分歧，各派之间特别是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对立情绪非常严重，积怨日深，以至使国民公会内部纷争十分尖锐。不过，在个别重大问题上也有一些共同之处。在开始时，平原派倾向于吉伦特派。国民公会开幕选举会议主席时，罗伯斯比尔被多数票否决，当选者是吉伦特派的佩迪翁。会议秘书处也主要由吉伦特派组成。在选举行政机构时，除由加拉取代丹东担任司法部长外，其余8 月10 日时行政会议的成员都继续留任。这就开始了吉伦特派国民公会统治时期。在开幕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由科洛-德布瓦提议，得到格雷古瓦热烈支持的意见，宣布在法国废除君主制度。内政部长罗兰在发给各地的通知中，还明确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主张。9 月22 日，国民公会正式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2、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斗争

国民公会在开幕时表现出来的一致，很快就消失了。随后便是围绕各类问题上的唇枪舌剑，争论不休。这首先是由于对形势的不同看法所造成的。山岳派认为革命不能停步，还要继续向前推进。而吉伦特派则主张，在打倒王政、实现共和之后，革命该停止了，当务之急是巩固秩序。布里索发表文章说：“为了拯救法国，三次革命是必要的：第一次是推翻专制，第二次是废除王政，第三次应是消灭无政府状态”。维尼奥说得更明确：“自废除王政之后，许多人在谈论革命。我以为只可能有两种革命——要末是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土地立法，要末是恢复专制制度。我坚决反对这种或那种革命”。在国民公会上，在雅各宾俱乐部中，在报刊上，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争论一直不停，甚至发展到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吉伦特派不少人说罗伯斯比尔图谋成为“独裁者”，山岳派则称布里索等人是“伪爱国者”。

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对待巴黎公社。吉伦特派强调巴黎公社是地方政权，它干预全国事务是越权行为。他们甚至诬蔑公社有侵吞公款的违法现象。公社则独立行事，抵制吉伦特派国民公会的意图，坚持与各地建立联系。吉伦特派极力要改组巴黎公社。11 月进行了改选，但是激进的山岳派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12 月2 日成立的新公社总委员会，担任检察长的是接近平民群众的肖梅特，副检察长是埃贝尔。公社仍是带有平民性质的政权。双方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废王路易十六。当时，路易十六一家已被关押在当普尔堡，成为革命的阶下囚。10 月1 日巴黎公社派代表团到国民公会，提出证据要求审判路易十六。山岳派遂抓住这个问题向执政的吉伦特派进行了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吉伦特派、山岳派政见与权力之争的一种表现。在罗伯斯比尔等人看来，处死路易十六可以推动共和国的革命进一步发展，关键并不在于如何处理路易十六本人。他在国民公会上说：“你们根本无需对某个人作出同意或反对治罪的判决，而是应该采取一项旨在救国的措施”。吉伦特派则认为，处死路易十六将会招来更严重的外国武装干涉，对国家不利。从权力之争来看，他们当然不愿意使山岳派的主张得以实现。因而双方意见对立很尖锐。吉伦特派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曾派专使向国民公会递交照会，表示愿意以西班牙同法国结盟换取路易十六的生命。英国也在等待干涉的借口。法国使节肖夫兰竭尽全力地斡旋，才使英国勉强地维持着中立。后来的事实证明，路易十六被处死后，出兵干涉法国革命的国家很快就由普、奥2 国增到7 个国家，形成了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此外，对于皇权主义传统较为浓厚的国内广大的天主教徒和在革命第一阶段功勋卓著的君主立宪派来说，如果处死路易十六，也会扩大他们与革命的距离。

然而，从当时山岳派提出的严正而响亮的理由来看，特别是从巴黎无套裤汉的激烈情绪来看，吉伦特派的主张是注定要失败的。经过两个月的辩论，终于决定审判路易十六。1793 年1 月16 日国民公会进行量刑表决时，根据马拉的提议，违反无记名投票原则，采取了逐个公开唱名的方式，而且允许群众在场围观。这样，赞成无条件处死者超过半数，路易十六于1 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斗争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两派在斗争中已发展到无法共处于一个组织之中，1792 年10 月12 日雅各宾俱乐部发生分裂，布

里索被开除出去。随后，吉伦特派成员都离开了俱乐部，山岳派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人（下文所称雅各宾派即山岳派）。限价问题 共和国成立后，两派共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物价高涨和市场物资短缺的问题。立法议会成立时就已遇到了这个问题，后因外国武装

干涉的问题提上日程而退居次要地位。战争爆发后，情况又急剧严重起来。

1791 年、1792 年农业收成情况都很好，市场粮食短缺的根本原因是投机商们利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战争造成的紧张局势，大肆囤积与哄抬物价造成的。正因为如此，1791 年底售价2 苏（货币单位，为锂的1/20）1 磅的面包，到1792 年底、1793 年初已涨到8 苏1 磅。在不少地方，这相当于一天的工资。这种现象还波及到各种生活必需品。当时，从首都到全国各地都受到物价高涨的困扰，群众生活异常困苦。于是，一场遍及全国的要求限制物价、打击投机商的群众运动迅速高涨起来。里昂人民冲进商店，强迫店主按他们所规定的物价出售商品。群众在城墙上贴出了自定的商品价目表。据内政部长罗兰的报告，这个价目表的规定，比当时的市价低一半还多。当时，伊尔-德-弗朗斯、埃纳、索姆、下塞纳、奥尔良、奥恩诸郡，以及凡尔赛、埃当普、朗布依埃等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群众运动。国民公会接待了大量代表团，收到了大批请愿书。1792 年11 月19 日塞纳-瓦兹郡几个市镇代表团递交的请愿书十分引人注目。请愿书提出，共和国是由少数资产者和广大贫民组成的。从事商业的少数资产者为了牟利而肆意抬高物价，造成人民的灾难。请愿书强烈要求采取“恢复全体公民安宁、幸福和生存”的具体措施，那就是：“废除将大批粮食控制在自己罪恶之手的大农场”，“由民选的中央机构管理食品供应”，规定“面包价格与工资价格间的公平比例”。显然，这种要求以国家行政手段去干预经济和管制贸易的主张，与大革命开始时所追求的经济自由原则是直接相悖的。这就成为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在国民公会中引起很大震动。经辩论后，请愿书被拒绝。群众的限价运动在继续发展，博斯地区全境都掀起了运动，群众集聚在“自由树”下，高呼“国民万岁”！“小麦要减少了”！吉伦特派政府派兵镇压了这里的运动。面对困难的经济状况和激烈的群众运动，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态度都是明朗的。吉伦特派作为重农学派的信徒和经济自由原则的维护者，对限价运动采取了完全敌视的态度。罗兰在11 月28 日向国民公会作的报告中断言，限价运动是贵族和共和国的敌人煽动起来的，而且巴黎公社也起了恶劣的作用，正是公社派人到各地“煽风点火，挑起内战”。在维护经济自由这一点上，雅各宾派同吉伦特派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他们对投机活动持遣责的立场。在他们看来，人权理论要求任何公民在行使自由权时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投机商的行为恰好是损害同胞利益的，因而不能容许。11 月29 日雅各宾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年仅25 岁的圣茹斯特在发言中认为，导致物价高涨的原因是滥发指券，对此要严加控制。他不赞成在场的巴黎公社请愿团提出的限价要求，表示他“讨厌对商业采取激烈的措施”。罗伯斯比尔在12月2 日作了长篇发言，激烈谴责了投机活动，主张打击投机商。但是同样表示反对限价，他说：“我既要为贫穷公民的事情辩护，也为私有主和商人的事业说话”。他要求“既不损害商业的利益，也不损害财产的权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公会各派共同投票通过了坚持经济自由、镇压限价运动的12 月8 日法令。这个法令宣布，保证粮食贸易绝对自由，对聚众闹事和破坏粮食自由流通者将处以死刑。罗兰自信地说：“必须相信，12月8 日的卓越法令将迅速使损害了好几个郡的不幸的混乱现象消失”。然而，罗兰想得过于如意了。物价仍在上涨。到1793 年初，在科雷兹、上维埃纳和克勒兹三个郡，黑面包的价格都涨到了7—8 苏1 磅，工人劳动所得，一天只能买1 磅黑面包。要求限价的群众运动仍在继续高涨。

在普遍的限价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平民革命家，被称为“疯人派”。其主要领导人有雅克•卢、勒克莱尔、瓦尔勒等。1792 年12 月1 日雅克•卢在巴黎天文台区发表演说提出，解决供应问题和采用恐怖手段是必须结合的。1793 年2 月12 日，他又在为巴黎48 区起草的请愿书中提出：“只宣布是共和派是不够的，还要使人民幸福，有面包吃。哪里没有面包，哪里就没有法律，没有自由，没有共和国。你们断言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粮食法令，这无异是说在推翻暴君之后就不能管理国家了”，请愿书要求用恐怖手段去对付“破坏指券信用的人、无限抬高物价的人和把我们大步引向反革命的人”。

这份请愿书集中地体现了“疯人派”概括出来的群众限价运动的基本要求，那就是以政府法令的形式统管经济、限制物价并以恐怖手段强制推行。这显然是一个针对资产阶级的纲领。

对于疯人派运动，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都是予以敌视的。罗伯斯比尔、马拉等人都曾无端地把疯人派说成是贵族和外国敌人的代理人。可是，形势的发展，首先使得雅各宾派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1793 年3 月，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组成，陆续参加的国家共有7 个。它们从四面八方向法国攻来。3 月10 日，在国内西部的旺代郡，发生了反对革命政权的农民暴动。这些传统意识极为浓烈的农民，对革命以来的新政策和新社会风气难以接

受，便在国民公会2 月24 日发布征兵令的刺激下开始暴动。随后，他们按传统意识接受了旧日贵族的领导。于是，暴动转变成了王党叛乱，攻城夺地，杀害许多革命者。4 月份，北路军司令迪穆里埃又叛变投敌。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局面。

正是在内扰外患的巨大压力下，雅各宾派的活动家们迫切地感到联合群众抗击敌人的必要性，因而开始改变对限价运动的态度。让•蓬•圣安德烈在一封信中就写道：“国家大事行将毁灭，几乎可以肯定，只有最紧急、最有力的措施才能挽救⋯ .如果让穷人帮助你们完成革命事业，就必须使他们 原文 enragés，意为狂犬病患者、疯狂的人、情绪异常激烈的人等。过去多译“忿激派”。有人说“疯人派”是吉伦特派加给忿激派的蔑称，不确。活下去，这是非常急迫的事情”。4 月10 日，罗伯斯比尔第一次表示赞同限制谷物价格。从25 日起，雅各宾派的代表在国民公会中同吉伦特派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终于在5 月4 日促使会议通过了谷物限价法令。这是大革命史上的第一次限价。法令规定，以1792 年1 月1 日至1793 年5 月1 日的平均市价作为“谷物最高限价”，还规定了控制谷物贸易的措施，违者惩处，直至处以死刑。

当时，广大群众在限价运动中提出的普遍要求是恢复1790 年时的物价水平。谷物限价法令的规定与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尽管如此，它毕竟体现了雅各宾派在策略上的转变，使雅各宾派向疯人派和广大群众靠近了一步，从而奠定了联合推翻吉伦特派的基础。这时，前线形势的恶化和迪穆里埃的叛国，也使平原派中许多人开始转为支持雅各宾派。在形势紧张的压力下，还在通过谷物限价法令之前，国民公会已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主要的有：3 月10 日成立了革命法庭。3 月21 日命令全国各市镇普遍建立监督委员会（后改称革命委员会）。监督委员会最先出现于一部分地方，是民众性的监督政府的机构。国民公会的命令使它普遍化、官方化了。这是大革命中公民参与活动的重要表现之一。4 月5 日至6 日，成

立了权力很大的救国委员会，用以取代1 月1 日成立的行动不力的国防委员会。救国委员会不久后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谷物限价法令通过后，又于5 月20 日下令向富人强制发行10 亿锂公债。以上这些措施，已显示出向恐怖统治过渡的倾向。

吉伦特派的倒台 无套裤汉运动的步步紧逼和雅各宾派态度的转变，使执政的吉伦特派日感困难。4 月底佩迪翁发表《致巴黎人的信》，向富人们呼吁：“你们的财产受到威胁，而你们却在危险中闭起眼睛”。为挽回颓势，在加代鼓动下，国民公会成立了由吉伦特派组成的十二人委员会，专司调查巴黎公社的“无政府”活动。24 日该委员会逮捕了公社副检察长埃贝尔，同日还下令逮捕疯人派领导人瓦尔勒和该派女活动家、担任老城区主席的多布桑。这就使矛盾激化起来。疯人派在其活动中心老城区主教宫开始准备武装起义。26 日，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演说，也号召起义。29 日，巴黎33 个区代表选出的起义委员会在主教宫成立。30 日，雅各宾俱乐部与之联合，共同领导了起义。起义于31 日凌晨开始。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敲响后，各区代表在市政厅集会，重新选举原领导人继续领导公社。新公社任命昂利奥为国民自卫军司令。

这时，群众已包围国民公会。随后，公社和各区代表来到国民公会，要求解散十二人委员会，将吉伦特派主要成员驱逐出国民公会，清洗政府机关，将面包价格限制为3 苏1 磅，差额部分向富人征税补足。国民公会经辩论后决定，解散十二人委员会，同意群众可旁听国民公会会议，每天给巴黎的武装群众发放津贴（每人40 苏）。驱逐吉伦特派代表和限制面包价格的要求被拒绝了。

起义委员会不满足于31 日取得的成果。6 月1 日准备一天之后，于晚间派代表团到国民公会，指名要逮捕27 名吉伦特派代表，再次被拒绝。6 月2日晨，昂利奥以百余门大炮包围了国民公会。大约10 万群众占领了周围各街道。国民公会辩论到晚上，仍未作出决议。在代表们离场时被昂利奥拦住，进一步提出要逮捕32 名吉伦特派代表。接着就以开炮相威胁。于是代表们退回会场，通过了雅各宾派代表库通的提案，通过决议逮捕29 名吉伦特派代表，其中包括布里索、维尼奥、佩迪翁、加代、比佐等等。吉伦特派至此倒台。

在会上，有不少代表对这种以武力强迫国民公会作出决议和逮捕选举产生的代表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后来，抗议者中有些人受到了追究。吉伦特派倒台的基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对限价运动的敌视态度。限价运动的矛头对准了资产阶级和经济自由原则，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在直接打击封建势力的问题上，他们和雅各宾派还是一致的，并没有妥协退让的表现。吉伦特派是有功于革命的。由于法国大革命面临着强大的外国武装干涉的威胁，才发展到必须暂时地限制和打击资产阶级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激烈程度，不如此就不可能动员起群众的力量去抗击敌人。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独有的特点。吉伦特派只是不能适应这一要求，才遭到垮台的命运。这并不能抹煞它的功绩。继吉伦特派上台执政的雅各宾派，也要在这场群众运动面前接受检验。

五、雅各宾派专政

1、雅各宾政府的土地法•1793 年的宪法

随着吉伦特派的倒台，国民公会完全处在雅各宾派领导之下。他们面临的局势是异常严峻的。

首先，反法同盟的军队在继续进攻。迪穆里埃叛逃后，法军又出现混乱状况，不断败退。其次，旺代的叛乱军已控制了该郡，并向外进攻，威胁南特。最后，被推翻的吉伦特派代表都被软禁家中，并未关进监狱。于是有一些人逃离首都，包括佩迪翁、巴巴卢、卢韦、比佐等。他们聚集在卡尔瓦多斯郡首府冈城，掀起了叛乱。夏洛特•科黛就是从冈城出发来到巴黎，于7 月13 日刺死马拉。在里昂、马赛、波尔多和布列塔尼郡等地，都发生了叛乱。这就是吉伦特派煽起的联邦派叛乱，口号是反对巴黎独裁。总之，共和国的处境是十分危险

的。

新建立的雅各宾派政权迅速采取了一些措施。国民公会在6 月3 日就颁布法令，宣布将逃亡贵族的地产分小块出售，地价10 年付清。11 日又规定，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可按人口分配给居民，而是否分配，由各公社自行决定。7 月17 日颁布的土地法令最为重要。它发展了吉伦特派关于地主必须出具原始契券才能继续享有封建权利的规定，宣布无条件地废除一切封建权利。这就使全部永佃田成了农民的私产。上述土地法令对争取农民支持雅各宾派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为表明自己的纲领和对付各郡的叛乱，国民公会加紧制定新宪法，用以取代君主立宪制宪法。在埃罗•德•塞舍尔主持下，包括圣茹斯特、库通在内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仅用一周时间就提出了草案。国民公会经过10 天的讨论和修改，于6 月24 日通过。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基本上体现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是雅各宾派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的总纲领。

宪法前言是罗伯斯比尔主持制定的新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比1789 年通过的宣言更突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宣言为公民规定了各种自由权利，在最后一条中宣布，当政府侵犯人民自由权利时，人民有起义权。宪法规定，法兰西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共和国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立法权由普选产生的立法议会（一院制）掌握，行政权属于对议会负责的行政会议（即内阁），司法权由高等法院行使，法官选举产生。这部宪法称为共和元年宪法或1793 年宪法。由于当时激烈的斗争环境，在罗伯斯比尔坚持下，宪法没有实行。但是，它对于调整巴黎与各郡的关系和反驳吉伦特派的宣传仍然起了积极作用。

2、恐怖统治

为稳定经济，国民公会于7 月17 日下令关闭了交易所，27日又颁布了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规定对违犯者处以死刑。这些措施将打击投机商的活动法律化了。

雅各宾派在政治上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是改组救国委员会。该委员会在4 月份成立时，共有委员9 人，5 月30 日扩大到14 人，6 月又有3 次变更。它的实际领导人是丹东，重要成员有巴雷尔、康邦、兰代、圣茹斯特、库通等。在推翻吉伦特派和平息叛乱的斗争中，委员会表现得不够有力，受到了马拉、疯人派的猛烈抨击。7 月10 日，国民公会对救国委员会进行了改选。

康邦、戴尔马、拉梅尔、德拉克罗瓦等行动不力的委员落选，丹东则自动退出了委员会。改选后的委员会由9 人组成。27 日罗伯斯比尔入选委员会，接替了加斯帕兰，使这个机构的作用大为加强。28 日它被授予逮捕反革命被告人和嫌疑犯的权力。鉴于当时的形势，被恩格斯誉为“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的丹东，深感必须加强权力的集中。他于8 月1 日在国民公会提出，革命中“必须有一个权力中心”，应该“将救国委员会提升为临时政府，各部部长降为这个政府的首席官员”。当时国民公会虽然没有采纳建立“临时政府”的意见，但是在8 月2 日仍然作出了加强救国委员会权力的决定，规定给救国委员会双倍经费，保持其成员的稳定性。它实际上已开始具有临时政府的作用。

雅各宾派政权还积极组织抵御外敌，于8 月23 日发布了全民皆兵法令。宣布：“从现在起直到敌人被赶出共和国领土为止，法国人民始终有应征入伍的义务”。

雅各宾派执政后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很必要的，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它们仅限于继续打击国内外封建势力和宣布将以民主原则改造国家，却没有满足广大群众关于全面限制物价的要求。他们仍然坚持经济自由原则，在宪法前面的新《人权宣言》中确认了财产权与经营权绝对自由的原则，而且镇压要求限价的群众，逮捕疯人派领导人。事实上，物价还在继续上涨，5 月4 日的谷物限价法令也未认真推行。因此，要求限价的群众运动一直还在进行。宪法刚刚通过，雅克•卢就在6 月25 日将自己所写《现今法兰西灾难的缘由》一文作为请愿书送交国民公会。上面写道：“当一个阶级可以不受惩罚地使另一个阶级挨饿时，自由就是虚幻的。当富人可以利用囤积垄断操纵其同胞的生死大权时，平等也是虚幻的。当反革命日益操纵物价而3/4的公民无力购买时，共和国同样是虚幻的”。随后，巴黎发生了洗衣妇截留塞纳河上肥皂运输船，强制低价抢购，事后又向国民公会请愿的事件，在首都重新掀起了限价斗争。雅各宾派的政策远未能将群众联合到自己周围。然而，形势的发展使雅各宾派无法再按老样子统治下去。从7 月下旬起，前线局势急剧恶化，英、荷、汉诺威的军队在北部，普、奥军队在东部，西班牙、撒丁等国的军队在南部，都攻入了法国领土，西部海岸又被英国海军封锁。共和国军队到处在败退。旺代叛乱军接连取胜，正向马恩-卢瓦尔郡首府昂热进军。吉伦特派领导的联邦派叛乱已蔓延到60 个郡的部分地区。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也已异常严重，8 月份指券已贬值到只相当票面额的22％。几乎陷于困境的雅各宾派政权，被迫开始重新审定自己的政策，考虑向群众作出更大的让步。恰在这时，巴黎发生了大规模群众武装示威，促使雅各宾派实行了政策上的转变。9 月3 日传来消息说，地中海上的法国重要港口土伦被英军占领，当地王党宣布在押的路易十六之子查理为国王路易十七。愤怒的巴黎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于9 月4 日和5 日连续举行了武装示威。当时，领导巴黎公社的埃贝尔派已接过了疯人派的口号，站在了示威群众一边。埃贝尔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肖梅特到国民公会代表群众发表了讲话。肖梅特提出的要求是：全面限制生活必需品价格，成立由无套裤汉组成的革命军，逮捕嫌疑犯，设立断头台等等。4 日一天国民公会没有通过相应的决议。罗伯斯比尔的发言更是老调重弹，硬把群众运动说成是贵族煽动的。5 日，群众示威的规模更大。他们打着“向暴君开战！向贵族开战！向囤积者开战！”的标语牌，向国民公会请愿。肖梅特再次到国民公会发言，指出制造饥饿的唯一罪魁就是富人与包买商。同他们斗争的唯一手段只能是恐怖。他要求建立革命军到各地巡逻，成为“公正而坚定的法庭”和“防止阴谋的打击力量”。巴黎48 区的代表和雅各宾俱乐部的代表也发了言。罗伯斯比尔含糊其词地表示，国民公会对群众的要求“已给予注意”，很快就离开了会场。9 月5 日国民公会的主席是接近埃贝尔派的比约-瓦雷纳，对群众的要求是支持的。会场上，支持请愿者的代表很多。在激烈辩论之后，救国委员会代表巴雷尔作了综合报告，肯定了请愿群众的要求。于是，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以加速审判，接受巴黎公社的口号“将恐怖提上日程”，制定全面限价的法令等等。9 月5 日的决议标志着雅各宾派政权开始转入恐怖统治。

随后，根据决议制定的各项具体法令陆续颁布出来。9 月5 日就已决定，将革命法庭一分为四，四个庭同时进行审判。9 月9 日成立革命军的法令公布。革命军包括6000 名步兵和1200 名炮兵，全由巴黎无套裤汉组成，名单由各区革命委员会在25—40 岁的公民中选定。革命军的任务是保证限价法令的实施以及征发、分配、运输粮食等事项。9 月11 日颁布了粮食、面粉、饲料限价法令，取消第一次限价时由各地自定价格的做法，实行全国统一价格，还规定了保证军队给养、进行征发的若干条款。9 月17 日发布了体现恐怖政策的重要法令即嫌疑犯法令。法令划定了嫌疑犯的范围，规定一切嫌疑犯均要逮捕。嫌疑犯名单由各地革命委员会提出。9 月29 日的全面限价法令是恐怖年代中的代表性经济立法。它规定对40 种生活必需品实行最高限价。

其中，盐、肥皂、烟草实行全国统一价格，燃料按1790 年的价格提高1/20，其余一律按1790 年价格再提高1/3。薪给和工资则按1790 年水平再提高1/2。凡违犯法令者以嫌疑犯论处，情节严重的处10 年徒刑。还宣布，此法令实行一年。这是大革命中的第二次限价，几乎全部接受了疯人派的主张。为适应新政策的施行，10 月10 日国民公会根据圣茹斯特的报告通过了建立革命政府的法令。法令宣布，在和平到来之前，法国的临时政府为革命

政府，由救国委员会监督所有行政部门、各部部长和军队将领。这就建立了以救国委员会为中心的、适应恐怖统治需要的集权政治体制。这与不久前丹东在8 月1 日的提议是一致的。12 月4 日，又根据罗伯斯比尔的报告通过了革命政府组织原则的法令。

这时，救国委员会的人数已增多了。9 月6 日，接近埃贝尔派的比约-瓦雷纳、科洛-德布瓦被选进委员会。连同8 月14 日进入委员会的卡尔诺、普利厄（科多尔人），共12 人，被称为“大救国委员会”。同时，1792 年10 月17 日成立的国内保安机关——治安委员会也加强了，瓦迪耶、乌朗、阿马尔等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人被选入该委员会。治安委员会是救国委员会之外地位最重要的机构，人们习惯地称它们为“两委员会”。9 月以来政策上、体制上的变化，就是恐怖统治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许多相应的、派生的具体政策。不难看出，恐怖统治主要有两方面：经济恐怖和政治恐怖。以全面限价法令为标志，包括严禁囤积居奇法令、粮食饲料等限价法令、10 月27 日建立供应委员会法令、10 月29 日在巴黎实行面包配给制法令、1794 年2 月24 日商品价目表和对批发商与零售商利润额的限制以及关于商品运输费的规定等等，是经济恐怖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体制，属于“统制经济”。统制经济具有战时性质，故而它还包括无偿征发军饷和军需品的规定。以嫌疑犯法令和救国委员会集权体制为特征，包括改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设立断头台、由革命委员会决定嫌疑犯身份、中央特派员在各地方和军队中拥有一切大权、无套裤汉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十分显赫、各革命团体对敌斗争的加强等等，是政治恐怖的主要内容。

恐怖统治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雅各宾派被迫实行的，因而在初行时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国民公会也收到许多表示支持的信件。在一段时间里，恐怖统治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经济上，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的现象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遏制，投机商人敛迹了。指券贬值停止下来，而且在大量增发的情况下出现了币值的回升。以建立恐怖统治的9 月份为转机，指券从8 月份只相当于票面额的22％，回升到10 月份的28％，12 月更达到48％。这不仅说明经济混乱得到一定克服，而且表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大为加强了。

在对敌斗争方面，恐怖统治的作用更为突出。群众踊跃参军，积极参加镇压叛乱，迅速扭转了危险局面。10 日2 日，政府军攻克里昂，最后平息了联邦派叛乱。10 月17 日和12 月23 日两次击败旺代军主力，旺代叛乱基本崩溃。溃散的叛乱分子和另一些叛乱者，不久又在卢瓦尔河以北和布列塔尼郡一带掀起了朱安党人叛乱。其主要成份是被击溃而逃走的旺代叛军，逃避兵役者和政府军中的逃兵，还有一些王党分子及宗教狂热分子等。但这次叛乱在规模上和影响上都远不及旺代叛乱。在抗击外国干涉军方面，法军于10月16 日打败了奥地利主力军；12 月19 日赶走英国人，收复土伦；普鲁士、西班牙军队也都被击败。到1794 年初，全部外国军队都被赶出国土，共和国军队反攻出去，进入外线作战。对敌斗争的胜利，表明恐怖统治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下一步应该是恢复正常秩序。

尽管恐怖统治在保卫共和国、拯救革命方面有不容抹煞的作用，但是它仍然带来了许多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后果。在恐怖统治期间，违反法制，滥行杀人的现象相当严重。在法律上没有逮捕权的革命委员会却在大量发出逮捕证。这种滥施恐怖的做法，首先是由救国委员会搞起来的。这时的救国委员会实际上以罗伯斯比尔为首，他的主要合作者圣茹斯特负责监督和举报各派别的活动；库通充当提案人，委员会的许多提案是他起草的；卡尔诺负责军事；比约-瓦雷纳和科洛-德布瓦负责管理各郡事务；原属平原派后转向罗伯斯比尔派的巴雷尔，则是委员会的发言人；普利厄（科多尔人）、普利厄（马恩人）、兰代、埃罗•德•塞舍尔等负责内务和行政工作。他们是在经历了同封建势力进行殊死斗争，又同政敌立宪派特别是吉伦特派的角逐之后，才独揽大权的。因此，常常具有一种复仇、惩罚和排他自保的情绪。对于发生过叛乱的地区，他们的惩罚总是十分严厉。里昂是发生过王党与联邦派叛乱的城市。在平定叛乱时，巴雷尔声称要毁灭该城，“在这个可耻城市的废墟上树个碑，载明自由的敌人的罪行和对他们的惩罚。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说明一切：‘里昂曾向自由进攻，里昂已不存在’”。委员会派库通、富歇、科洛-德布瓦作为特派员去里昂。他们在那里不加区别地枪杀居民，毁坏建筑物，十分残暴。曾发生叛乱又一度被英国占领的土伦，被收复后也遭到惩罚。特派员巴拉斯、弗雷隆在土伦杀死了大批叛乱者和普通群众。卡里埃在南特组织“马拉连队”，肆意搜查民宅。将数以百计的被捕者驱入河中集体溺毙或集体枪杀。类似事件还在其他一些地方发生过。对于已经被捕的人，尤其是雅各宾派的政敌，更是不肯放过。在10 月16 日处死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后，于10 月31 日将在押的21 名吉伦特派成员全部处死，其中包括布里索、维尼奥、让索内、拉索斯等等。他们原是革命中第一批共和主义者，曾为革命立下很大功劳，只由于同雅各宾派领导人政见不同，就遭到杀戮。11 月7 日，他们又将罗兰夫人送上断头台。此外，一批立宪派成员，包括国民议会的第一位主席、巴黎市长、网球场宣誓的领导者巴伊在内，也被杀死在断头台下。另外，还出现了违反人权原则，破坏信仰自由的“非基督教化”运动。这是由在外省的特派员们带头搞起来的。它不顾法国绝大多数人世代信仰天主教的事实，企图人为地消灭基督教。富歇在尼埃夫尔郡就下令禁止在教堂之外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在首都，埃贝尔派充当了先锋。他们强迫巴黎主教高贝尔辞职，还接管了巴黎圣母院。高贝尔被迫于1793 年11 月7 日率其教属到国民公会，声明放弃他的信仰。公社则将圣母院改成了“理性庙”，强制人们去搞无神论的“理性崇拜”。11 月底，公社又封闭了所有的教堂。尽管有不少反抗派教士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但这与一般群众的宗教信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非基督教化”运动的矛头却对准了整个天主教甚至新教虽然救国委员会和罗伯斯比尔指责了这一破坏信仰自由的做法，国民公会也据此于12 月8 日通过了保证信仰自由的法案，但是最早打破传统信仰的还是国民公会本身。1793 年10 月5 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实行共和历法的决议，否定基督教的格列历法（即公历），表明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新纪元。共和历以9 月22 日共和国成立之日作为元旦，一年仍分12 个月①，每月30天，每10 天为一旬即一个来复。休息日定为第十来复日，以此取代了格列历法即公元纪年的7 日一周的礼拜日。12 个月之外的5 天或6 天，称为“无套裤汉日”。这个取消天主教信仰、废除礼拜日的共和历法，为“非基督教化”运动开了先例。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恐怖统治在主导方面确实挽救了革命，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无视法律、恣意妄为、草菅人命等风气在一部分官员中盛行起来。权力过于集中的救国委员会实际上已将自己凌驾于国民公会之上 。日益脱离社会。权势欲在滋长，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于是，那些权势很高、炙手可热的人物，便不再肯于放弃已经完成了使命的恐怖统治了。

然而，恐怖统治原是一种战时体制，其打击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可是它的客观使命又是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恐怖统治是向资本主义过度时期在特殊条件下采用的一种非常手段，并不是归宿。一旦危机克服，就应终止，并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的正常秩序。从掌权的雅各宾派领导人来看，他们原来是不赞同实行恐怖统治的。当他们被形势所迫而接受恐怖手段之时，也认为这是战时措施。罗伯斯比尔在1793 年12 月25 日就说过：“革命政府需要非常行动，因为现在是战争时期”。所以在1794年春，他们采取了一些放松恐怖的政策。但是，在恐怖年代里养成的那种排他自保和权力欲膨胀的心态，又使他们要继续利用恐怖手段翦除异己，维护权力，因而不肯果断地终止恐怖。这就违背了客观历史潮流。1794 年春季以来罗伯斯比尔等掌权者的政策，就是在这种矛盾状态下实施的。雅各宾专政内部的斗争 1794 年3 月，救国委员会将埃贝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逮捕并送上了断头台。埃贝尔派以巴黎公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为据点，与无套裤汉运动相结合，对国民公会施加了很大压力。埃贝尔派控制的公社并不拥护救国委员会的集权，而是强调地方自治，宣传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教上的无神论，在经济上主张向所有富人进攻，打击包括小商贩在内的一切商人，并且要求加强恐怖。尽管当时已经打败了国内外敌人，恐怖政策已经没有必要了。以他们的成员隆森为司令的革命军，不断干出无视法律的残暴行为。早在1793 年12 月5 日，罗伯斯比尔就谴责过这个派别，提出要“制止那些无法无天的、与外敌阴谋正相吻合的狂乱行为”。镇压埃贝尔派后，接着采取了一些放宽恐怖的政策，包括3 月29 日解散革命军，4 月1 日下令允许零售商可以不再向政府申报存货情况，4 月29日颁布新限价法令，使商品价格和利润都明显提高。这是大革命中的第三次限价。

此外，从1794 年初开始，对工资的规定也严格执行起来。全面限价法令也对工人工资规定了最高限额，按1790 年水平提高1/2。但由于前方战事吃紧，为保障前线需要和后方的安定，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一规定，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大大超过了法定限额。法军得胜后，这一规定严格实行起来，使工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纷纷咒骂“可恶的限价”。1794年春巴黎多次发生工人风潮，罢工请愿屡屡出现。救国委员会和镇压埃贝尔派之后新改组的巴黎公社，对工人运动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政策。他们逮捕请愿者和罢工领袖。公社在5 月4 日发布的公告中声称：“我们将象法律本身一样铁面无情，将把违反法律拒绝干活的工人送交法庭治罪”。同时，无套裤汉运动也开始受到压制。随着埃贝尔派被镇压，巴黎各区革命委员会的地位降低了，有不少委员会被改组。民众革命团体在高压政策下“自动解散”了，自愿合并于雅各宾俱乐部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心目中，“限价”已和降低工资成为同义语，受到诅咒。罗伯斯比尔的威望也逐步消失了。但是，罗伯斯比尔等采取的这些退缩性的政策只是局部性的，在整体上并没有取消恐怖统治的体制。经济恐怖即“统制经济”所要求的限价政策、无偿征发军用物资、强制发行公债等等，仍在继续施行。政治恐怖更是依然如故。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主人——资产阶级，即这场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阶级，无法再容忍下去。

在国民公会中，过去由于认识到形势需要而力主实行集权政治的丹东，这时又敏感地察觉到了恐怖统治的弊端。他对于那些破坏法制、滥行杀人的现象深感焦虑，于是在1793 年11 月22 日提出了“珍惜人类鲜血”的著名口号。四天之后他又在国民公会上提出，只能对真正的敌人实行恐怖，而对软弱的公民则要给予帮助。因为“我们的革命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12月7 日他再次提出：“应当承认一个政治上的事实，那就是在被捕的人中有三种情况：一部分应处死，大部分应由共和国监视，还有一些完全可以释放，这不会给共和国带来危险”。丹东强调要把司法与人道结合起来，结束恐怖统治，恢复法治原则。到1794 年3 月19 日，丹东在处境已很危险的情况下，还在发言中大声疾呼，要相信大多数人是爱国的，绝不可把“坚强的爱国者和戴着爱国主义假面具的坏人混淆起来”。他还到罗伯斯比尔家中与他面谈，提出：“我们只应进行对共和国有利的打击，不应把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混为一谈”。对此，罗伯斯比尔拒不接受，而且冷着面孔反问：“谁说我们杀害过无辜的人？”丹东的这些理智、清醒和维护法治的主张，使他得到了“宽容派”的称号。这一派的主要人物还有1789 年7 月13 日在罗亚尔宫花园发表热情演说鼓动革命的德穆兰，以及法布尔-戴格朗丁、夏博等等。

德穆兰在他的《老哥德利埃》报上猛烈抨击罗伯斯比尔，指出在国民公会中甚至不存在英国国会里那样的言论自由。

丹东派中虽然有些人在经济活动中有污点，丹东本人在生活上也不检点，但是他们的意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也是切中法国时弊的。然而，罗伯斯比尔等不能容忍与他们政见相左而且又享有较高威信的人。罗伯斯比尔竟然在国民公会上宣布：“丹东是吉伦特派和祖国敌人事业的继承者”。于是，3 月31 日将丹东派主要人物逮捕。次日，在为此而感到惊惧的国民公会上，勒让德尔大胆地为丹东辩护，而且尖锐地指出：“有人害怕他的答辩会击破对他的一切指控”。因此他提议将被捕者召到国民公会来陈述意见。一些与会代表恢复了勇气，要求对勒让德尔的提议进行表决。但是，罗伯斯比尔用威胁性的发言压制了代表的要求。随后圣茹斯特宣读了长篇指控书，以似是而非的语言为丹东罗织了大量罪行，迫使会议以无奈的心情通过了控告丹东的决议。在法庭上，丹东、德穆兰、拉克鲁瓦等人的辩护非常有力，以致法庭无理剥夺他们的辩护权，停止继续审讯，强行宣判了他们的死刑。4 月5日，年仅35 岁的丹东及其同伴被送上断头台。罗伯斯比尔以残暴的手段处死持不同见解的革命家和政治派别，完全违背了人权宣言规定的原则和他自己曾多次阐述过的民主政治原理。以他为首的政权并未因此而得到加强，反而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在国民公会中，很多代表对他产生不满情绪，一些人在责骂他是“独裁者”。甚至在两委员会中，反对他的也大有人在。被镇压的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残余力量在逐步联合起来，平原派也日益倒向他们一边。反对罗伯斯比尔的人在国民公会中实际上已占多数。

5 月7 日，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上提出了建立崇拜“最高主宰”节日的议案。他硬说，法国人民相信灵魂不灭和“最高主宰”的存在。他所说的“最高主宰”，昭示给人们的主要是热爱共和国、遵守秩序、崇尚道德与公道之类，这表明处在困境中的罗伯斯比尔想以此来重新唤起群众对革命政府的热情。同时，体现罗伯斯比尔自然神论的“最高主宰”，不过是继埃贝尔派“理性崇拜”之后的“非基督教化”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它同样无法被群众理解和接受。6 月8 日罗伯斯比尔主持第一次“最高主宰”节仪式时，独自手捧鲜花、麦穗走在前面，紧随其后的国民公会代表队伍中，不时发出“独裁者”、“暴君”的议论声，旁观的群众则反应十分冷淡。

就在这时，库通在救国委员会提出了改变革命法庭审判程序的法案。按照库通的意见，今后的审判要取消辩护人和陪审员，取消预审制，在直接审判中可以不需证据而根据“推理”定罪，凡确定有罪者，一律判为死刑。这显然是一个失去法理的扩大恐怖的荒谬议案。国民公会在讨论时对此进行了修改，使之有所缓和。而当时罗伯斯比尔没有出席会议。6 月10 日，他来到会场，坚持按原来议案形成法令。国民公会被迫予以通过。这就是令人生畏的牧月法令（当天是共和二年牧月22 日）。牧月法令使恐怖急剧扩大化了。法令颁布前8 个月时间里，巴黎被判决处死者平均每周32 人，已属杀人过多。自法令颁布起到7 月27 日罗伯斯比尔倒台，平均每周的死刑数竟骤然增至196 人，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不仅如此，被处死的人中，原特权等级所占比例已很少了。6 月间只占死者的16.5％，7 月更降到5％。其余都是资产阶级、军人、官员，尤其是无套裤汉（占40％以上）。对于罗伯斯比尔来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罗伯斯比尔这种使人人自危的暴虐做法，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国民公会及所属各委员会中，反罗伯斯比尔的情绪和人数都迅速增加了。政见各异的人们在反对罗伯斯比尔这一共同点上联合起来。在这一联合中起主要作用的多是原来宽容派的人物，如塔里安、弗雷隆、巴拉斯、富歇等等。他们在恐怖年代里担任特派员时，都曾有过滥施恐怖的暴行，甚至有生活腐化的行为。后来则赞同丹东原来追随埃贝尔派的两委员会成员，如科洛-德布瓦、比约-瓦雷纳、瓦迪耶、阿马尔等等，这时也成为罗伯斯比尔的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公会中人数最多的平原派，这时站在了罗伯斯比尔的对立面，从而使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中陷于孤立。真正坚定地同他站在一起的两委员会成员，只剩下了圣茹斯特、库通，勒巴等几个人。

从6 日19 日起，当选为国民公会主席的都是罗伯斯比尔的反对者。尤其是在7 月19 日，科洛-德布瓦在刚刚遭到罗伯斯比尔的指名攻击后，便被会议选举为主席。反对派的攻击日益公开化。他们把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库通比作古罗马时的“三巨头”。在救国委员会中，一些人开始当面怒斥罗伯斯比尔，治安委员会中除勒巴外，几乎一致对他进行谴责。在这种情况下，罗伯斯比尔于7 月26 日（共和二年热月8 日）进行了反击。他在国民公会发表长篇演说，一方面表示自己是同国民公会站在一起的，大家都是爱国派；另一方面却大力攻击本来由他领导的两委员会，尤其是治安委员会。他把所有反对他的活动一概扣上“阴谋”活动的帽子，而把自己说成是自由的代表者。他声称：“现在存在着破坏公共自由的阴谋；其力量来自于国民公会中进行扰乱的一个罪恶联盟；在治安委员会及其各机构中有这个联盟的同谋者；⋯ .救国委员会一些成员也参与了阴谋；这样组成的联盟正在谋求毁灭爱国者和祖国”。这个强栽罪名的威胁性讲话，一度惊呆了代表们，以致大家通过决议将这篇讲话印发全国。但是，瓦迪耶首先起来发言，随后康邦、比约-瓦雷纳、邦塔波尔等纷纷走上讲台，对罗伯斯比尔进行了激烈的谴责。会议又撤销了刚刚通过的决议。罗伯斯比尔遭致失

败，愤然离开会场。当晚他在雅各宾俱乐部重复了这个讲话，得到支持。对立的双方都在准备次日的交锋。热月9 日（7 月27 日）国民公会一开会，圣茹斯特便走上台去宣读他准备了一夜的发言。但是，塔里安很快就打断了他的发言。会场上响起一片“消灭暴君”的呼声。罗伯斯比尔两次要求发言都被拒绝。最后，会议通过了逮捕罗伯斯比尔的决议。同时被捕的还有圣茹斯特、库通、勒巴、罗伯斯比尔之弟奥古斯丁等。这就是大革命史上的“热月政变”。

罗伯斯比尔等人被捕后，曾被公社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昂利奥营救出来。但是，他们行动不力，夜里又被巴拉斯指挥的国民公会武装力量重新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公社的人员。7 月28 日下午，所有被捕者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六、热月党与督政府

1、恐怖统治的结束

热月政变是结束恐怖统治，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重大转折点。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的观点，加入宽容派，反对恐怖政策。主义过渡的规律。马克思论及热月政变后法国的社会状况时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代表是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这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统治，是结束了同无套裤汉联盟关系的资产阶级统治。热月党只是反对罗伯斯比尔的各派人物的联合体，他们的出发点不同，政见也不一致。政变后，在如何对待恐怖体制的问题上，热月党人分成了三派。坚决主张废除恐怖统治的一派，是原来的宽容派人员以及转到他们一边的平原派成员。他们被称为“新宽容派”，在国民公会中占有多数。主要人物有塔里安、弗雷隆、梅兰（蒂翁维尔人）等。另一派人仍然主张维持恐怖统治，他们只是反对罗伯斯比尔，并不反对整个恐怖统治。这派人多数属于原山岳派、埃贝尔派，还有两委员会的老委员们。他们的代表者是巴雷尔（恐怖时期由平原派转向山岳派）、瓦迪耶、迪昂等。其余人倾向于废除恐怖统治，但常持某种观望态度。他们多由原平原派的成员组成，重要代表人物有杜里奥、布尔东（瓦兹人）、梅兰（杜埃人）等。这三派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较量。

政变后第一天，救国委员会的发言人巴雷尔就谴责了宽容政策。次日，他代表两委员会发言，提出这次政变不过是“局部的震动，毫不改变政府对内对外的政治措施、行政措施和革命措施”。对此，新宽容派断然起来反击。勒库安特尔、蒂博等提出，要改组和清洗巴黎各区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在激烈争论之后，会议通过了平原派的意见，决定对法庭以及国民公会所属的各委员会，每月改选1/4 成员。7 月31 日，据此改选了救国委员会。当选的6 名新委员有5 名属于新宽容派和平原派。8 月1 日，又改选了治安委员会，5 名当选者均属新宽容派。这表明，主要的权力机关已转入宽容派手中。

随后，政策上也就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终于结束了恐怖统治。8 月5 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释放一部分不合法律手续而逮捕的嫌疑犯。前5 天就释放了478 人。后来，释放人数更多，速度也更快了。由于获释者中也有些贵族，遭到左派的激烈抨击。对此，塔里安在8 月中下旬两次发言予以驳斥。他说：“我不承认共和国里还有什么等级。依我看，只有好坏公民之分。一个人奉公守法，出身贵族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是流氓无赖，即使身份是平民，又有什么用处？”“国民公会决不可再让共和国分裂成两个阶级：可怕的阶级和害怕的阶级，迫害者和受迫害者”。他实际上是提出了以是否守法作为划分好坏公民的标准。迪布瓦-克朗塞更明确地讲出了释放嫌疑犯的更深层的原因：“由于把那些将自己的金钱投入到流通中去的人都怀疑或控告为投机商，商业已全面毁灭了”。在释放嫌疑犯同时，对过去的“恐怖主义者”也进行了追究。这既是清算旧账，也是打击现存的对手。塔里安的追随者梅厄于8 月26 日发表了小册子《罗伯斯比尔的追随者》，指名攻击了一些现任的国民公会代表。在国民公会中就不断有人出来控告“恐怖分子”特别是两委员会的那些老委员。而且逐渐将予头进一步指向雅各宾俱乐部。就在这时，国民公会于9 月21 日收到了驻马赛特派员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他们逮捕了一名企图制造类似“九月屠杀”事件的罪犯，但在押解途中被一伙武装暴徒劫去。为维护法律，他们搜查了当地雅各宾俱乐部。这份报告使新宽容派成员们更加强了对雅各宾俱乐部的攻击，认为它就是恐怖主义的渊薮。当时，由许多纨袴子弟组成的“金色青年”组织，不断寻衅殴打雅各宾俱乐部和老山岳派成员。“金色青年”的活动得到了新宽容派代表人物弗雷隆的支持。10 月，法庭对热月政变之前就已被逮捕的南特市革命委员会贪污案犯进行审理，被告在供词中谈到了卡里埃在南特任特派员时犯下的一次溺死140 人和枪杀3000 人的罪行。他们要求卡里埃出庭对质。卡里埃并不否认这些事实，愿意承担责任。由于他是国民代表，享有豁免权。国民公会遵守法律，于10 月28 日先通过了终止代表豁免权的程序，按程序于11 月11 日才将其逮捕。经法庭审讯后，卡里埃被判处死刑。11 月12 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此举标志着政治恐怖的结束。与此同时，还取消了经济恐怖。8 月25 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宣布可以在指定的市场以外进行粮食、饲料贸易，实际上是开放了市场。9 月7 日又下令放宽粮食限价，使价格提高1/4。但是，统制经济、限价政策仍在维持着，甚至到9 月29 日全面限价法令原定实行一年的期限已满时，也没有正式宣布取消。直到12 月24 日国民公会才通过废除全面限价的法令。至此，经济恐怖完全终止，经济自由原则得到恢复。随着恐怖统治的终结，原来因反对这一主张而获罪遭贬的吉伦特派也洗掉了罪名。

这年12 月至1795 年3 月，国民公会陆续召回了全部吉伦特派代表，包括参与过联邦派叛乱的人在内。但左派的处境却更加恶化了。1795 年2 月，国民公会决定将1794 年9 月21 日迁入先贤祠的马拉遗体移出该地。3月2 日，巴雷尔、比约-瓦雷纳、科洛-德布瓦、瓦迪耶等两委员会的老委员，因被控告而遭拘禁。这时，新宽容派的统治地位已确立起来。通常所说的热月党的政策，指的就是新宽容派的政策。热月党的对内政策 热月党的对内政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在处理王党叛乱和天主教问题上就表现得很明显。1793 年底开始的朱安党人叛乱是当时主要的叛乱活动。当时率军镇压叛乱的迪洛将军，由于经常不加区别地杀人、焚烧房屋、掠夺牲畜，以致迫使2 万多原未参加叛乱的农民投奔了叛军。虽然他在1794 年5 月被撤换，但恶果已造成，给平叛造成了困难。8 月，热月党国民公会再次撤换将领并且宣布，赦免叛军士兵中被胁迫或误入歧途者，只捕杀其官员。新上任的平叛将领奥什则贴出告示，对放下武器、归家务农者，一律保障其安全、财产和自由。1795 年2 月，国民公会代表与叛军首领夏雷特谈判达成协议，叛乱者停止武装活动，政府予以赦免，并帮助返回家乡者重建房舍，恢复经济。这就使叛乱暂时平息下来。热月党摒弃了恐怖统治时期进行的“非基督教化”运动，他们承认了天主教是法国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这个事实，在1795 年2 月宣布，恢复天主教的活动，但是永不发还已没收的教产，不准在教堂以外进行宗教集会、游行或其他仪式，教会必须遵守政府法令。

以上所述，就是人们常常称之为“热月反动”的内容。“反动”一词（réaction）原是物理学中的名词，指物体运动的进退方向，并无褒贬之意。当时的人们使用“热月反动”一词，以及至今国外多数史学家使用这个词时，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是借用物理学名词形容社会现象。它意味着热月党国民公会从恐怖统治的过激政策上退回来。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倒退，并不否定恐怖统治曾经起过的重要作用。热月党人属于共和派，基本上都是当年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弑君者”。因此，他们只退到了原来吉伦特派纲领的基础之上，对于社会上经济实力最强的金融资本的利益以及反映这一利益并在革命中立下大功的君主立宪派，他们仍然采取敌视的态度，这就很难求得经济的复苏和政治的稳定。同时，他们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时，也因袭了恐怖统治的做法，动辄逮捕，送上断头台。这也是不利于实现稳定的。此外，他们取消了统制经济体制，恢复了经济自由，但是对刚刚摆脱束缚的经济状况，又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随着限价政策的废除，长期受压抑的物价如脱缰野马般地暴涨起来。如果以1790 年巴黎的生活指数为100，1795 年1 月就是580，3 月为720，4月达到900。伴随而来的是货币贬值的惊人加剧。1794 年12 月，指券值只相当于票面额的20％，1795 年4 月又跌到8％，7 月更达到3％。热月党人只是沿用以往增发指券的办法，别无良策。结果使通货膨胀更趋严重，国家财政也陷入了困境。共和三年雪月（1794 年12 月21 日至1795 年1 月19 日），财政收入为5700 万锂，而支出则高达4.28 亿锂，赤字惊人。而仍在受热月党人敌视的金融界则将信誉很高的硬币控制在手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着金融流通领域。这就使热月党更加困难。

广大群众再次受到物价高涨的祸害，为面包和燃料而终日奔波，仍不能糊口。1794 至1795 年冬季又出现了罕见的严寒，巴黎几乎每天都有冻饿而死的人曝尸街头。要面包，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和请愿不时发生。而在这时，国民公会却将代表和政府官员的薪水提高一倍，从而更激怒了人民。热月党竟然再次使用了恐怖时期惯用的手段，促使国民公会于3 月21日通过了《特别公安法》，宣布凡辱骂国民公会代表者要送交法庭审讯，在国民公会附近聚众闹事者要镇压，为首的处死，参加的流放。这激起了反抗运动的爆发。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 共和三年芽月10 日（1795 年3 月30 日），巴黎群众举行集会，喊出了“要面包”，“要一七九三年宪法”等口号。显然，群众在怀念共和二年限价时的情景。芽月12 日（4 月1 日）的群众示威规模更大，而且冲进了国民公会。但是，运动是自发的，只是在会上高呼要面包，要社会救济等口号，提不出更具体的主张。国民公会根据《特别公安法》鸣起警钟，皮什格吕将军率军队将群众驱散，次日又清洗了圣安东区。国民公会也趁机打击左派，将已被拘禁的巴雷尔等三人（瓦迪耶已逃走）流放圭亚那，又逮捕了支持群众的阿马尔、迪昂康邦、雨格等代表。4 月10 日，国民公会下令解除一切“恐怖主义者”武装，收缴了大批枪枝，并进行了大逮捕。这就是大革命史上的“芽月起义”及其失败的结局。镇压芽月起义后，热月党国民公会不仅没有使经济状况好转，而且在5月15 日将巴黎面包配给量降到每人每天不足半磅。16 日又通过决议，宣布凡印有国王头像的指券一律终止流通，只能用以购买国有财产（尚未卖完的没收的地产）。然而，恐怖时期已经将印有国王头像的面额50 锂以上的指券废除，留下的只是50 锂以下小面额指券，主要在一般群众手中。因此，这个法令的主要受害者是群众，这就激起了新的起义即“牧月起义”。牧月1 日到4 日（5 月20—23 日），巴黎人民举行了规模不亚于1792年8 月10 日的武装起义。群众从国民自卫军营房夺得武器，攻入国民公会。左派代表迪卢瓦、罗姆、古戎、迪科努瓦等支持群众并提出：释放芽月起义时的被捕者，组成四人非常委员会以取代治安委员会并接管其文件和办公地点。会议通过了这些议案。群众撤离了会场，以为取得了胜利。起义的第二天，群众占领市政厅，自行选举了市长和公社检察长。这时，国民公会已调来军队，逮捕了一批左派代表，取消了前一天的决议。消息传来，群众立即再次攻打国民公会并取得胜利，会议重新许诺了起义者的要求。第三天、第四天，政府军对群众进行了镇压，终于将起义平定。接着又是大逮捕。被捕者中有6 名被处死，后被称为“牧月烈士”。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是法国大革命中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尾声。

镇压两次起义后，国民公会的政策明显右倾，为王党势力的抬头提供了机会。大批逃亡贵族的家属或党羽竟然公开要求发还他们已被没收的财产。在舆论上，他们也日益猖狂。王党报纸（如《珍珠报》）的订户大量增加。这时，亡命国外的贵族们也加紧了活动。在意大利的维罗纳，王弟普罗旺斯伯爵周围聚集了不少贵族。1795 年6 月8 日，在押的“路易十七”因病死去（年仅10 岁），自封为“摄政王”的普罗旺斯伯爵便在6 月24 日发表告臣民书，自立为“路易十八”，继承了其侄的“王位”。他声称，要惩办“弑君者”恢复天主教与贵族旧日的地位。这个消息又促使国内已平息的朱安党人蠢蠢欲动，并与国外建立了联系。

6 月27 日，一批逃亡贵族率领约4500 人乘英国军舰在法国西海岸登陆，占领了奥雷城。奥什将军即刻率部前往迎战。登陆军战败，退到基贝隆半岛，暂时形成对峙局面。奥什将军于6 月30 日收复奥雷，封锁了半岛。7 月21日法军发动总攻，一举歼灭敌军，包括前来接应的朱安党人在内共俘敌8000人。

基贝隆战役是热月党打击王党复辟活动，维护革命成果的重要战役。随后，其政策明显左倾，以打击王党势力为主。8 月18 日，下令将原准备从逃亡者名单上除名予以赦免的人，一律逐出巴黎。9 月6 日又下令恢复革命以来所颁布的一切打击反抗派教士的法令，已回国的原放逐者，两周内必须离开共和国。

这时，巴黎的形势又紧张起来。这在相当程度上是过去的君主立宪派搞起来的。8 月份国民公会通过了新宪法。宪法规定，现国民公会的代表要在即将按宪法选举的新立法机构中占有2/3 席位。这是热月党保障自己统治地位，防止王党和雅各宾派残余进入立法机构的措施。这也使得立宪派东山再起的希望落空。于是，立宪派和王党共同进行了反对活动。巴黎富人集中居住的勒佩尔蒂埃区成了他们煽动武装暴动的活动中心。对热月党政策不满，又使芽月和牧月受到镇压的一批群众怀着报复的心理，站到了王党一边。在紧张的气氛下，国民公会急忙下令调集军队。为了抢先发难，王党分子和立宪派于10 月2 日在法兰西剧院集会，共有15 个区的百余人参加。会上不断高喊“打倒代表”、“打倒三分之二”的口号。当晚国民公会成立了五人非常委员会，而且破例地向曾经遭受他们打击的“恐怖主义者”发出呼吁，并释放被捕者，组成了1500 人的“八九年爱国营”。10 月3 日又撤销了4 月10 日颁布的解除恐怖主义者武装的法令。就在10 月3 日（共和四年葡月12 日）这一天，王党暴动开始了，参加者达2.4 万人之多。由于率领政府军的梅努将军拒绝与“恐怖主义者”（即八九年爱国营）为伍，并擅自与叛军谈判，非常委员会将其逮捕，改命热月政变时指挥过军队的巴拉斯率军平叛。巴拉斯连夜召来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将军，命其负责指挥。波拿巴便命当时的骑兵营长缪拉急速调集大炮。10月4 日，波拿巴指挥炮兵很快就将暴动镇压下去。他由此而得到了“葡月将军”的美称。镇压葡月暴动是继基贝隆战役之后，热月党在粉碎王党阴谋、保卫革命成果方面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使得8 月通过的宪法得以正式生效。这就是共和三年宪法（或称1795 年宪法）。

2、督政府的成立

 1795 年宪法仍规定法国为共和国。它规定的立法机构为两院制，上院称元老院，由250 人组成，下院500 人，就称五百人院。行政机构是由5 名督政官组成的督政府，是集体的行政首脑，下设各部。督政府由立法机构任命。另外设独立的司法机关。上下两院均由选举产生，选举权有财产资格限制。两院成员仍按革命以来的习惯称“国民代表”而不叫“议员”。代表每两年改选1/3，督政官每年改选一人。1795 年宪法既以共和政体区别于1791 年宪法，又以规避权利平等的提法和实行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权而区别于1793 年宪法。它是一部保障资产阶级独占统治的，带有革命高潮时期若干痕迹的宪法，体现了热月党新宽容派的基本纲领。宪法草案报告人布瓦希•丹格拉斯讲得十分清楚：“应该由优秀人物来统治。最优秀的人物就是最有教养和最关心维护法律的人。目前，除极少数例外，这种人应从下列人们中去发现：他们拥有财产，热爱其财产所在的国家和保护其财产的法律以及维护其财产的安定环境；⋯ .有产者统治的国家是有社会秩序的，无财产者统治的国家则处在自然状态之中”。

10 月27 日，新的立法两院开幕，当天任命了督政府，开始了督政府统治时期。首次选出的5 名督政官是：原属吉伦特派的拉勒维里埃-勒波，原属斐扬派的勒贝尔，军事工程师勒图尔内，出身贵族的巴拉斯，原救国委员会负责军事的委员卡尔诺（他是在两哀耶斯不愿就职时补上的）。他们都是“弑君者”。

督政府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经济状况混乱，国库空虚，政治形势不稳。督政府对于自己的职责是清楚的。它在11 月5 日发表的公告中宣布，政府在政治上要“积极对王党作战，发扬爱国主义，严厉镇压一切乱党，消除所有派别意识，禁绝任何报复念头，促成和协的统治，实现和平”。在经济上则要“重开生产之源，再振工业与商业，消灭投机活动，使艺术与科学得以新生，再创财富和社会信誉”。应该说，这个纲领性的公告的确是切中时弊的然而，要真正实现它，绝非易事。大革命中成为痼疾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已恶性发展到失控的地步。督政府成立后第三天即10 月30 日，巴黎金融市场上一个金路易（相当20 锂硬币）在下午2 时的开盘价是3700 锂指券，晚间收盘时竟升到4800 锂。1796年2 月，指券贬值到只有票面额的0.35％，几乎成为废纸。这与督政府一上台就增发300 亿锂指券有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直线上升，督政府成立后第一个月，巴黎1 磅面包已卖到45 法郎，不少区将面包配给量降到每天1/4 磅，远不能果腹。从大革命爆发到拿破仑帝国倒台的25 年中，共和三年是死亡率最高的一年，死者中10 岁以内的儿童占一半左右。与此同时，社会上却出现了一批暴富者。这个暴富集团主要是由国有财产大买主、军需供应商和一些政客、将军组成的。革命以来，1791 年和共和二年曾两次出现购买国有财产的高潮。督政府时期又出现了第三次。这是因为货币贬值，使国有财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富豪们便趁机大量买进，特别是那些大商人和驻各地的特派员。军需品供应商攫取的利益更多。1792 年以来，法国的对外战争始终没有停止过。督政府的军需品供应基本上是由旧制度时期已是供应商的巨子们承包的。他们组成股份公司，几乎垄断了全部军需品的供应。例如，博丹公司承包桑布尔-马斯河军团的供应，福拉夏公司承包意大利军团的供应，巨商中的首富乌弗拉尔包揽了全国海军的食品供应。政客和将军们聚敛财富，则主要靠大商人的行贿和在战争中进行抢劫。博丹公司就以借钱给约瑟芬的办法，以求其情夫巴拉斯在订货上给予关约瑟芬原是贵族博阿尔内子爵的夫人，生有一子一女。其夫上断头台后，她宣布离婚，免除株连。旋即照。大商人迪维利耶在拉纳将军与其副官之女结婚时，提供了新娘的嫁妆费。乌弗拉尔则靠影响很大的塔里安夫人卡巴露丝和巴拉斯得到了海军食品供应权。这种官与商的勾结并有一些高级妓女穿插其间，勾勒出当时腐败的情景。不过，除骄奢淫逸的巴拉斯外，其余督政官在生活上还是比较严肃的。

然而，他们缺乏整体意识，相互间既很少共同议政，又不参与立法活动，更热衷于扩大个人的影响。整个行政系统表现得效能低下，且不稳定。督政府成立时依例设6 个部，3 个月之后增设了警务部。在督政府存在的4 年内，出任过部长的人达32 个，平均每人任期不足一年。部长们和督政官们一样，都热衷于招募私人秘书，建立个人指挥的于公务无益的机构，造成机关重叠，人员臃肿。此外，督政府沿袭旧例派驻各郡的特派员，他们多半原籍就在所驻地区，更易于培植私人势力。按规定，他们直接对内政部长负责，有权搁置地方政府的命令，地方官出现空缺时，他们可提名补缺。这样，全国政府系统就出现了两个中心：各地特派员的势力集团和首都的各种官僚机构。这样的政府是很难产生高效能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了巴贝夫平等派运动

4、巴贝夫平等派运动

 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曾参加大革命，接近埃贝尔派，从左的角度反对罗伯斯比尔，在恐怖时期曾因此被捕。故而，他曾为热月政变而欢呼。革命前，巴贝夫就受摩莱里著作的影响，初步形成了财产公有的主张。当他发现热月党只是代表有产者利益时，便于1794 年9月同他们分道扬镳。10 月4 日他将自己的《出版自由》报改名为《人民保民官》，并借用古罗马保民官的名字，自己改名为格拉古•巴贝夫。他因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而被捕。在狱中，他结识了意大利革命家邦纳罗蒂，成为亲密战友。1795 年10 月出狱后，他们在先贤祠俱乐部活动，继续宣传共产主义。1796 年2 月督政府查封该俱乐部，巴贝夫等转入地下活动，组织起平等派。平等派组织严密，分为“地下督政府”、“革命联络员”、“爱国者”、“民主主义者”等四个层次。巴贝夫的理想是建立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律公有的大国民公社。在公社中人人必须劳动，产品交公共仓库，每个人都平等地从仓库中领取同样的生活必需品，包括最细微的物品在内。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农业共产主义。巴贝夫坚持要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革命专政，以此来实现其理想。按计划，他们定于1796年5 月11 日发动武装起义。因叛徒格里泽尔告密，督政府于5 月10 日将其投靠热月党新贵，巴拉斯即是其情夫之一。后嫁给波拿巴，波拿巴称帝后成为皇后。1809 年被迫与拿破仑离婚。

5、果月政变•花月政变

 在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督政府曾在1795 年12月宣布可用黄金、粮食作价缴纳资本累进税，如缴纳指券则按1％折算。但是没有人肯将黄金、粮食交出。随后又发行了强制认购的公债，仍然收效甚微。1796 年2 月理财专家拉梅尔取代费博就任财政部长，积极进行了币制改革。他宣布废除指券，改为发行土地信用券，两者兑换率为30∶1。土地信用券以尚未售出的国有财产为保证金。当时，国有财产估价约为15 亿锂，而土地信用券的首批印发量是24 亿锂。这就使信用券失去了信用。信用券发行后，很快被一些巨商用来购买了一批国有财产。随着信用券的迅速贬值，使国库空留下大量日益无用的纸币。1797 年2 月，督政府宣布恢复硬币制度。硬币是被信任的，但是在国内外局势很不稳定，政府又缺乏起码威信的条件下，人们不肯抛出硬币冒险。工业上资金短缺，流通中通货紧缩，公务员和工人经常领不到薪水和工资。这种严重的货币不足现象，使刚刚获得丰收的农民有粮却卖不出去。督政府的财政状况只得到些微的改善，并不能真正缓解。

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广大群众情绪低沉的现象，大革命高潮时期那种激情不见了。从革命开始以来，人民群众曾信仰过人权、平等、自由、宪法、共和主义、恐怖统治等等，并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但是过了七八年之后，除去极少数商人和富裕农民之外，革命并未给群众带来明显的好处。人们崇敬过的领袖人物一批接一批地上了断头台，群众感到无所适从。后来又经历了芽月起义、牧月起义和巴贝夫运动被镇压的打击，消沉情绪就更趋加深。在共和五年（1796 年9 月22 日—1797 年9 月21 日）进行的初级议会选举中，大多数公民不愿参加投票。在萨尔特郡，除首府勒芒投票者占选民的80％外，全郡平均只有28％的选民投了票。上莱茵郡首府科尔马也只有28％的投票率。另外，在上加龙的图鲁兹和科多尔的第戎，投票率分别为29％和50％。

人民的消沉情绪给王党分子的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基贝隆战役、葡月暴动中受到严厉打击之后，王党已意识到很难用武力实现复辟，开始转向以合法斗争为主要手段，力求通过选举进入政权机关。选民们的消极情绪和王党的蛊惑性宣传产生了明显的后果。1797 年3 月至4 月进行立法两院1/3成员改选时，王党候选人取得胜利。5 月20 日立法两院开幕，刚刚被撤职的具有王政倾向的将军皮什格吕，被选为五百人院主席。老斐扬派分子、留恋君主制的巴尔贝-马尔布瓦当选为元老院主席。5 月26 日改选一名督政官时，倾向王政的巴泰勒米取代了勒图尔内。立法机构被王党势力所操纵，使复辟的危险性陡然增加。由共和派控制的行政机关督政府，开始受到了来自立法机关的指责和攻击，它的财政、军事等政策都在被否定之列。王党的立法机关甚至通过决议，要求赦免逃亡者，恢复天主教，撤换某些部长。在复辟危险面前，勒贝尔、拉勒维里埃、巴拉斯等督政官决定以武力制服他们。巴泰勒米坚决反对，卡尔诺不愿合作。于是，三名督政官直接采取行动，将两院准备保留的部长撤职，任命了新人，包括外交部长塔列朗。同时向军队发出呼吁，得到了意大利军团司令波拿巴的支持。奥热罗将军被派到首都，带来了意大利军团对两院的抗议书。1797 年9 月3 日（共和五年果月17 日）奥热罗率领巴黎周围驻军开进城里，4 日（果月18 日）进入立法机关所在地土伊勒里宫，逮捕了皮什格吕等人。波拿巴的弟弟吕西安接任了五百人院主席。两院分别被迫到指定地点开会，并在刺刀胁迫下通过《公安法》，将33 名议会代表和卡尔诺、巴泰勒米两名督政官、一批反抗派教士和前任官员逮捕并流放圭亚那。还通过决议宣布198 名代表的当选无效。这就是果月政变。

政变后补选梅兰（杜埃人）和纳夫沙多为督政官，组成了第二督政府。这时，法军在战争中取得一些胜利，但国内财政、经济的困难依然存在。第二督政府利用政变后较为有利的形势，进行了税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财政部长拉梅尔在理顺税收和改革税制上作出了贡献。他承袭了制宪议会以来按重农学派理论安排税收的准则，明确了4 种直接税：第一，土地税。作为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占各项税收之首位。第二，营业税。这是对商业许可证征收的，占商店房租的1/10。这对于营业额少的小商贩和季节性商贩很不利。第三，动产税、奢侈税、属人税。从1798 年底开始，动产税从租地人地租中征收。奢侈税是对奢侈享乐的征税，包括使用家仆、乘坐马车等等。属人税类似人头税，税额为三天的工资，贫穷者免纳。第四，门窗税。1798年11 月设立，对所有住家居民征收。每个窗户收20 生丁，每扇门收1 法郎①。门窗税一直沿用到1925 年。税制改革使督政府在共和六年、七年财政上有所缓解，货币情况也比较稳定。但是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共和六年的财政赤字仍高达2.5 亿法郎。因此，督政府在共和七年恢复了间接税，其中包括极不得人心的报刊证书印花税和商品入市税等。这些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政治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果月政变后督政府政策左倾，主要打击王党势力。于是雅各宾派的残余力量得以抬头，在1798 年进行的选举中获胜。深感震惊的督政府于5 月11 日（共和六年花月22 日）宣布106 名代表当选资格无效。这就是花月政变。从果月政变到花月政变，督政府在政策上左右摇摆，历史上称之为“秋千政策”，反映出政局的不稳。群众对政府已失去信心，1799 年举行初级议会选举时，投票的选民只有1/10 左右。资产阶级则在追求花天酒地的享乐生活，1799 年巴黎的舞厅就有1500 家。他们对政治已很冷谈，只盼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造成良好的投资环境。

督政府只能更多地依靠军队。1797 年10 月波拿巴征服意大利，与奥地利签订了康波福米奥和约。但督政府并未停止军事行动，法军于1798 年2月占领伯尔尼，吞并日内瓦。5 月，波拿巴又率军开始了对埃及的远征。但是，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从1798 年4 月起，以英国为首的第二次反法同盟又逐渐组织起来，俄国、奥地利以及德意志的和意大利的一些邦参加进来。法国很快就处于劣势的地位。1799 年时的督政府已无力抵挡联军的进攻。立法两院对督政府的治国不力提出指责，并指名攻击拉勒维里埃、梅兰（杜埃人）等督政官，迫使他们在6 月18 日（牧月30 日）辞职。这就是“牧月事件”。到6 月20 日，5 名督政官几乎全是一年多时间里通过政变、辞职和正常改选更换的。这5 个人是：巴拉斯、西哀耶斯、戈依埃、罗歇-迪科和穆兰。起主要作用的是西哀耶斯这位大革命的元老。这时形势已很混乱，督政府在果月、花月两次政变中打击了立法两院，两院又在牧月事件中搞掉两名督政官。在混乱中，各派政治力量都在趁机扩大影响。7 月6 日雅各宾俱乐部在巴黎重建，维持了3 个月。在西部和南部又发生王党叛乱，到8 月才镇压下去。

这种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混乱，证明精疲力尽的督政府已不可能有所作为。建立强有力的政权已成为稳定形势的当务之急。拿破仑•波拿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1 月9 日（共和八年雾月18 日）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雾月政变是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标志。

第三节 拿破仑帝国

一、雾月政变

拿破仑的上台 督政府末期的形势表明，仅仅利用军队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不能真正使局势稳定下来。情况的演变使得民主共和制度本身的存在已发生了问题。通过果月政变和花月政变，督政府以暴力手段强行否认合法当选的代表，并且造成行政机关打击立法机关的现象。这证明，督政府的无能使它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克服一时的危机，这就为军人参政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个时期出现的特殊历史条件使民主共和制让位给集权体制，文人政府让位给军人政权，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且，仅仅是强暴的军政府也不可能稳住局势，热月党人在使用暴力镇压各种反抗者方面每次都是成功的，但从来也未能真正稳定下来。因此，新的集权政府还必须有能力解决造成混乱现象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问题。

当时，老谋深算的督政官西哀耶斯已开始看到，共和三年宪法不宜再实行下去了，改变体制，实现稳定，结束革命，是使国家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但是，如果按照法定程序修改宪法，需要历时9 年。因此，西哀耶斯要借助一把“宝剑”来达到目的。他选中了茹贝尔将军。但由于茹贝尔在1799 年8月15 日阵亡，才不得已转向波拿巴将军。远征埃及的波拿巴从其弟吕西安•波拿巴处得知国内形势后，怀着谋取大权的目的，将军队交付给克莱贝尔将军，便急忙赶回国去。10 月9 日他在弗雷茹斯登陆，18 日来到巴黎。他受到了渴望稳定的人们的普遍欢迎，各派人物相争与他接触。但是波拿巴厌恶派别斗争，更喜欢以军事号令的方式行事。他接受了西哀耶斯的策划，在吕西安和一些军官的参与下，制定了发动政变的计划。不管西哀耶斯如何选择人才，当时真正具备发动政变、执掌大权能力的，只有波拿巴。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在激烈斗争的年代里选择了支持雅各宾派的立场，曾发表抨击吉伦特派的小册子《博盖尔的晚餐》。1793 年在收复土伦的战役中，他立下战功受到奥古斯丁•罗伯斯比尔的赏识和巴拉斯的信赖。在热月政变后虽一度失势并受到审查，但是在镇压葡月暴动时又被巴拉斯起用，赢得声誉。1796 年27 岁时出任意大利军团司令，以出众的军事才能征服被奥地利统治的意大利地区，并从前方给督政府送来款项5100万法郎，济其燃眉之急。果月政变时又是他派奥热罗将军帮助督政府取得成功。他处事果断，才能突出，军功卓著，政治上也颇具声望，因而得到人们的拥护和信任。然而，他从来不是个民主主义者。他迷信暴力，蔑视一切，个人权力欲极强。虽然熟读卢梭的著作，但是更膺服伏尔泰的开明君主制学说。正是这个人被当时的历史环境推上了政治舞台。

根据他们的策划，政变要用合法的方式进行。首先通过两院中的温和派代表，去制造国家在危难中的舆论，并以雅各宾派又要恢复国民公会与救国委员会的谎言相恐吓，使人们相信任命波拿巴为首都部队司令的必要。同时，由西哀耶斯带头辞去督政官职务并策动其他人辞职，造成行政首脑空缺，以便使波拿巴上台。在制定这个计划中，塔列朗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11 月9 日（雾月18 日）政变计划开始实行。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辞职，巴拉斯在塔列朗劝说下也放弃职位。不肯辞职的戈依埃和穆兰被软禁。两院中元老院接受了他们的安排，任命波拿巴为司令。10 日（雾月19 日）两院移至圣克卢开会。已部署好军队的波拿巴来到疑虑重重的元老院，对元老们发表演说指出，五百人院中有人企图恢复恐怖统治，对此要进行镇压。“你们已经没有共和三年宪法了⋯ .这部宪法已不是救国图存的方法⋯ .必须另立宪章，另有新的保证”。在慑服元老院后，他带着士兵闯进五百人院。那时，五百人院刚刚进行完效忠宪法的宣誓，波拿巴进入会场后立即遭到严厉谴责，在“打倒独裁”、“不予法律保护”的呼声中他被人抓住衣领声讨。波拿巴在士兵保护下退场，一度情绪沮丧。西哀耶斯劝他动用武力。于是他和吕西安去召集军队，得到支持。军队随即进入五百人院会场，将大部分代表逐出会场。当晚，两院中接受或被迫接受政变的代表举行会议，解散了督政府，推举波拿巴、西哀耶斯、罗歇-迪科建立临时执政府。两院各组成25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取代了立法两院。会议决定宪法要在6 个星期内制定，仍然要坚持人民主权、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实行分权制等原则。实际上这已是空泛的言词和不切实际的愿望。

以上就是有名的雾月政变。它从议会方式开始，以武力胁迫完成，又用合法的形式最后予以粉饰。后来，这几乎成为近代各种政变的典型模式。实际上，以波拿巴为第一执政的临时执政府的建立，已昭示了从民主共和制向军事独裁制的转变。这与法国大革命创立的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这一点上，它是大革命的对立物。但从政变的背景来看，建立集权式的政权又是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客观需要。这又使它与大革命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诚如恩格斯所说：“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

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①然而，独裁体制毕竟不是资产阶级管理国家的正常方式，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一旦实现稳定，就要恢复议会政治，否则就难免倒台。因此，波拿巴政权克服混乱、实现稳定的成就越大，步伐越快，它的寿命也就会越短。共和八年宪法波拿巴的施政方针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政变后第四天官方《导报》就发表一则《公告》说：“法兰西要求伟大、持久。动荡会失去这些，因而它呼吁稳定。⋯ .它要求政府行动统一。它希望代表们属于安分守己的保守派，而不是吵吵闹闹的革命派。最后，它要求摘取十年牺牲的果实。”波拿巴要求制定的宪法应该“简短而不明确”。只有“不明确”，才能由他任意解释。12 月24 日，宪法制成公布。这就是共和八年宪法。宪法草案原是西哀耶斯主持制定的，以元老院作为权力中心，行政首脑要受元老院约束。这是体现议会政治特点的宪法。对此，波拿巴不能容忍。他亲自召集宪法委员会进行修改，成为最后公布的宪法。

宪法仍宣布法国是共和国，但具有高度中央集权的性质。权力的中心是执政府，由3 名执政组成。宪法史无前例地列出了3 名执政的名字：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原是平原派政治家，著名的法学家；第三执政勒布伦，原属吉伦特派，后来是元老院成员。立法机构为三院制，包括元老院、立法院、保民院。分别由60 人（后增至120 人）、300人、100 人组成。名义上议员由普选产生，但程序很特殊：市镇（公社）从公民中指定1/10 的人，这些人再选出1/10 的人即到了省级，从省级人员中再选出1/10 便是全国一级的，称为“名流”（notabilité），执政府从“名流”中任命元老院，元老院再从“名流”中遴选另两院人员。元老院为终身职，另两院每年改选1/5。在执政府之下设参政院（又译参事院），参政院下设政府各部。地方上仍划为省、大区、市镇三级，省长、副省长、5000 居民以上的市长，均由第一执政任命。省和大区参议会的成员，也由第一执政任命。在塞纳省3 个大区中，巴黎市为第三区，再分12 个市区，但不设市长。省长直接在巴黎市政厅办公，省警察长管理巴黎治安。在立法程序上，由第一执政身边的参政院提出议案，保民院进行讨论但不能表决，立法院进行表决但不准讨论（人们戏谑地称它为“三百哑吧院”），元老院最后审议，再由第一执政批准颁布。这显然是一部处处突出第一执政的集权式宪法。它没有提及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只规定保障个人家庭的安全。在公布宪法时执政府发表了《告法国公民书》，最后一段话是：“宪法规定的各项权限必须是强大的和稳定的。公民们：革命已稳定在革命开始时提出的若干原则之上，革命已告结束”。这个革命已结束的宣布，在当时人心思定的情况下，是受到普遍欢迎的。

新的国家机器建立了起来。立法三院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革命以来各届议会的代表。参政院的29 人，完全由波拿巴任命，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军人。内政部长是吕西安•波拿巴，还有外交部长塔列朗、作战部长贝尔蒂埃、警务部长富歇、财政部长戈丹。戈丹是革命前财政总监的得力助手，是有才干有经验的理财能手。这是一个效能较高的国家机器。这个政府的官员配备体现了波拿巴的用人原则。这就是不分派系，一律以归附于他的统治和确有才干作为任用的标准。有些人在“品德”上名声不好，但却富有才能，如塔列朗、富歇等，依然被委以重任。这就在政府系统和立法机构中消除了入立法机构。这里从第一种解释。以往那种因派别偏见引起的不必要的纷争，提高了效率。

二、从执政府到帝国

拿破仑的内政 波拿巴上台后，执行了以实现稳定为首要目标的政策，顺应了克服混乱、巩固大革命成果的客观历史潮流。在对内政策上，他以较为灵活的策略对付各种反对力量。对于当时已实际上失去反抗能力的雅各宾派残余分子，他无所顾忌地使用了高压政策，支持警务部长富歇放手镇压，甚至不惜采取强行栽赃的不光彩手段。1800 年10月至12 月发生的3 次企图刺杀波拿巴的事件，都被用来作为借口，大批逮捕并流放雅各宾派分子。而对真正构成主要危险的王党势力，波拿巴则采取了镇压与安抚相结合的政策。他下令禁止在1 月21 日举行纪念处死路易十六的活动，大量封闭王党报纸。在西部王党叛乱复活后，他派布吕纳将军（帝国时为元帅）前往镇压，严令枪决一切手持武器的或煽动叛乱的人。与此同时，他也采取了不少安抚与和解的政策。他终止了公布新逃亡者名单的政策，而且在1800 年3 月至1802 年5 月，几次发布命令，允许逃亡者回国。最后一道命令宣布，凡肯于宣誓效忠新政权者，均可回国。一些老恐怖主义者如瓦迪耶、巴雷尔，1789 年革命的元老如拉法耶特，甚至因参与王党活动而获罪的人如果月政变时放逐的元老院主席巴尔贝-马尔布瓦以及许多旧贵族，都陆续回国了。到1802 年初，回国者已占逃亡人数的4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波拿巴从回国的人员中还任命了一批官员。巴尔贝-马尔布瓦、波塔利斯、弗勒里厄、尚帕尼等，都进了参政院。波塔利斯还成为《民法典》的4 名起草人之一。波拿巴的这些做法，既表现出对自己的政权很有信心，又在相当程度上革新了革命以来，特别是恐怖年代以来比较僵硬的政策。这使得政治局势向着稳定的方向发展，在保住大革命基本成果的同时，又可避免再有基贝隆半岛那样的事件发生。

在用安抚的政策削弱旧势力方面，波拿巴的宗教政策很引人注目。他认为，革命中那些“自由”、“平等”一类的口号已不能笼络人心，利用绝大多数法国人世代信仰的天主教是有必要的。而且，如果将天主教抓在自己手中，也可剥夺王党势力进行煽动的一种思想武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在1801 年7 月同罗马教皇签订了《教务专约》（又译《政教协议》），1802年4 月在立法机构通过。波拿巴宣布，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可公开举行宗教仪式。教皇也作出让步，承认法国永远取消什一税；主教由第一执政任命，教皇授职；本堂神甫由主教任命；教士薪俸由法国政府支付，教皇不以任何方式干扰教会财产的购买者。这实际上是在维护革命成果的原则上对天主教实行的改造。波拿巴没有承认天主教是国教，而且在他颁布的新教信仰组织法中明确宣布，承认新教的地位。建立帝国后又承认了犹太教。即使如此，仍有不少人反对承认天主教。于是波拿巴不经教皇同意又发布天主教信仰组织法，宣布不经法国政府同意，教皇不能随意向法国教徒发圣谕、召集主教会议、授圣职等等。1802 年4 月18 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革命以来的第一次礼拜仪式。这样的宗教政策是将天主教改造为新政权工具的重要步骤，它对缓和矛盾、促进稳定很有积极的作用，也受到了人们的拥护。

波拿巴十分清楚，改革财政和重振经济是执政府的当务之急。执政府建立时，国库现金只有16.7 万法郎，近乎一文不名。面对这种困境，波拿巴政变后做的第一件事却是宣布废除督政府的某些类似恐怖年代的经济立法，诸如强制公债、军需品征发等等，这起了稳定资产者情绪的作用。随后，财政部长戈丹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他首先将财政管理权集中到中央，于11 月24 日下令取消地方政府分配与征收直接税的权力，设立了直接税行政总署。各省设分署。根据1800 年3 月18 日法令，由国家直接派税收人员到各省、大区、市镇执行收税任务。这些人员出发时要预付一部分税款作为保证金，从而提高了他们的责任感。波拿巴深知，必须调动法国最富有的金融界的兴趣。还在1799 年11 月27 日，就下达了恢复期票证券制度的法令，交易所重新活跃起来。在税收上，开征时都发行了税收期票。人们购买期票，在该项税款收齐后，政府贴现偿付并付较高利息。这种类似包税制的做法，使谙熟此道的金融界感到兴奋，纷纷购买，使国库在较短时间内便得到了充实。自然，这同波拿巴政权享有的威望是直接相关的。期票证券的恢复和投资国税的活跃，使银行业又兴隆起来。1800 年2 月13 日两家大银行在政府支持下合并组建了法兰西银行，拥有资金3000 万法郎。它一成立就购买了税收期票300 万法郎。法兰西银行的股票为每股1000 法郎，还得到政府提供的资金。它的200 名最大的股东实际上操纵了法国金融市场，并从中推选15 人组成银行董事会。1806 年该银行改由政府控制，并取得独家发行纸币的特权。这个银行作为金融中心，对振兴法国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执政府进行的币制改革也取得了成功。它实行银本位制，将黄金、白银的比价定为1∶15.5。依此铸造发行的银法郎（因铸造时间而被称为“芽月法郎”）币值稳定，第一次实现了币值与票面值相符。“芽月法郎”一直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成功的财政与税制改革，使执政府的财政预算到1802 年至1803年奇迹般地实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这是从旧制度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币值的稳定对经济复苏起了很好的作用。

波拿巴重视工商业，推行了类似重商主义的政策。为增加出口换取更多金属货币，执政府建立统计局，对经济进行调查统计，并下令一律以公制为准统一度量衡。还成立了全国工业促进会，商业管理总委员会，举办了工业博览会。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尤其是对英国商品征收高关税。1799 至1802 年，法国外贸总额增长了2.4 亿法郎。拿破仑的对外战争 波拿巴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更为显赫。面对国内各阶层对内稳定、对外和平的企望，执政府也举起了和平的旗帜。政变后波拿巴鉴于国内的混乱局势，曾向英、俄、奥三国君主建议停战，但遭到了拒绝。在必须仓促应战的条件下，他确定的外交方针是：稳住普鲁士的中立地位，争取俄国退出反法同盟，全力摧毁奥军，然后集中力量打击英国。后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并得到了实现。当时，由梅拉斯统率的驻意奥军主力于1800 年4 月向法军发起进攻，将马塞纳将军围在热那亚。波拿巴命莫罗将军率部在莱茵战线与奥军作战，自己则带领预备部队不足4 万人远征意大利，去同梅拉斯的13 万奥军厮杀。5 月6 日他离开巴黎时，政界许多人士认为他回不来了，甚至在准备接替第一执政的人选。波拿巴率军从风雪交加的大圣伯纳德山口翻过阿尔卑斯山，于6 月初到达米兰。法军突然地从后面出现在奥军面前，是出乎梅拉斯意料的。6 月14 日两军在马伦哥地区遭遇，展开大战。善于利用炮兵和骑兵的波拿巴，指挥法军以少胜多，取得决定性胜利。梅拉斯被迫求和。同年12 月莫罗将军在霍亨林登也大败奥军。奥地利不得已于1801 年2 月9 日同法国签订吕内维尔和约，承认法国对莱茵河左岸领土的占领（即以莱茵河为“自然疆界”），承认法国对比利时和意大利北中部地区的占领，并接受法国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的“姊妹共和国”。法国则同意奥地利继续占有威足斯。法军战败奥地利，促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的瓦解。俄国退出了同盟，普鲁士保持了中立，而且由于英国在海上实行的封锁政策损害了它们的商业利益，以致它们同瑞典、丹麦共同组成了保护商业同盟。英国已完全陷于孤立。此时，波拿巴已集中力量准备同英国作战。执政府发布公告说：“全体法国公民，你们希望和平，你们的政府比你们更迫切地希望和平⋯ .但是英国政府拒绝和平”。法英之间直接交手似已难免。然而，此时的英国已无意再战，它不仅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而且国内的农业歉收和爱尔兰问题也困扰着它，致使一向主战的首相皮特在1801 年2 月辞职。继任者是倾向和议的阿丁顿。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在1802 年3 月25 日签订了亚眠和约。和约规定，英国将它在西印度群岛和印度所占领的法国殖民地归还法国，并且要从马尔他岛和埃及撤军，但是没有承认法国的“自然疆界”及“姊妹共和国”。法国则承认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取锡兰（斯里兰卡），从西班牙手中取得特立尼达。亚眠和约以大大有利于法国的内容使波拿巴赢得了光荣的和平。在短短几年内，波拿巴以其出色的才干和过人的精力为法国赢得了稳定、发展和荣誉。督政府时期法国面临的困境被摆脱了，在国内稳定，国外和平的环境中，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波拿巴的功绩是巨大的。

波拿巴以神奇的速度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就，从而也就遮掩了他的恣意妄为，给他膨胀着的个人野心提供了方便的条件。1802 年4 月，他利用立法院、保民院改选的机会，将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督政府时期教育政策的设计者多努以及舍尼埃等20 余名反对派清除出保民院。在军队中也进行了清洗，包括莫罗将军在内。经过清洗的立法机构对波拿巴表现得更为顺从了。保民院在5 月6 日提出，应在全国对波拿巴的功勋给予表彰，以示“全国的谢意”。5 月8 日元老院更作出决议，重选“公民拿破仑•波拿巴”为执政，并连任10 年。“拿破仑”这个教名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是意味深长的。5 月19 日，元老院根据波拿巴的提议决定成立“荣誉军团”。荣誉军团的成员由波拿巴从有功的文武官员中选定，分为15 个大队，每队250 人。每年从国有财产中拨给每队20 万法郎。这很象封建时代的俸禄。军团长由波拿巴担任。荣誉军团类似旧制度下的骑士团，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波拿巴个人效忠的组织，为后来的帝国贵族集团准备了条件。“荣誉”是波拿巴用来取代“自由”、“平等”、“人权”等大革命原则的基本口号，也是他用来鼓动法兰西民族主义的口号。

在成就突出、威望大增的情况下，波拿巴对连任10 年执政的元老院决议是不满足的。他暗示，应举行公民投票，由法国人民决定是否由他担任“终身执政”。投票的结果是，赞成者330 万票，反对票只有8000 余票。于是元老院在8 月2 日正式宣布拿破仑•波拿巴为终身执政。为适应这一变化，8 月4 日元老院颁布法令，即共和十年宪法。据此，第一执政不仅有权缔结条约、任命第二、第三执政，而且有权向元老院指定自己的继承人。这就向世袭制靠近了一步。此外，元老院的权力增强了，保民院和立法院则削弱了。至此，波拿巴通过《教务专约》争取了宗教势力，依靠荣誉军团又掌握了世俗权贵，本人则拥有了终身职位而且可以指定继承人，所差者只是帝王的称号了。

波拿巴的施政虽带有专断的色彩，但是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还在1800年8 月，他就设立了由4 人组成的民法典起草委员会。起草民法典是大革命时期就已开始了的事情。当时的主持人便是此时的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1793 年、1794 年、1796 年起草者先后将三种文本交立法机构讨论，均未获通过。波拿巴亲自督促起草工作，1801 年1 月就公布了草案。参政院对此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讨论，召开会议达107 次之多，波拿巴直接主持了其中的55次。民法典的最后定稿于1804 年3 月21 日正式公布实行，名为《法国民法典》，1807 年改名《拿破仑法典》。《民法典》共有2281 条，分为3 篇、35 章。它宣布保护私有制度，规定一切动产、不动产的私人所有权都是绝对的，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法典根据法律上公民平等的原则，规定一切人都享有民事权利。对于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契约，法典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规定了一系列保障契约自由和契约法律效力的条款。法典在父权、夫权、妇女地位、离婚事件、继承权等问题上，有明显的封建家长制和男子为主宰的色彩。但在整体上，如恩格斯所说，这部法典“总括了革命的全部法规，在法律上承认了整个这种完全改变了的秩序”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颁布《民法典》后，波拿巴称帝的步伐加快了。他迫切需要成为世袭的君主是有自身考虑的。尽管他在法国已经取得主宰一切的地位并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这一切都是靠治国的成就和战场上的胜利取得的。如果遭到失败，既得的东西还可能失去。而那些传统的世袭帝王则没有这种忧虑。他们在政治上受挫或在战争中失败，并不会改变其帝王的称号和地位。这是很令波拿巴钦羡的。波拿巴后来曾向奥地利的梅特涅明确地表述过他与封建君主的这种区别。同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也给波拿巴称帝提供了某种“理由”。亚眠和约签订后，法英双方都没有认真遵守。波拿巴在德意志、意大利、荷兰、瑞士一直进行扩张活动，英国也迟迟不肯从马尔他撤军。1803年5 月12 日，英国召回了驻法大使，并开始截击和劫持法国商船。5 月18日正式对法宣战，使战端重开。法国西部的王党势力又死灰复燃，重新开始活动并极力与莫罗将军进行联系。逃亡英国的朱安党头目卡杜达尔重新潜回国内，被放逐的皮什格吕将军也回来了。1804 年2 月、3 月间，富歇先后抓获了莫罗、皮什格吕、卡杜达尔等人。据一些阴谋分子供认，他们在“恭候”一位波旁王子到来。这些复辟活动以及英法重新开战，更使波拿巴有了称帝的根据：与其让波旁家族复辟，还不如由波拿巴称帝，以杜绝旧王朝的妄想。于是，他周围的人在制造舆论，宣传应该由他称帝以“完成不朽大业”。实际上，波拿巴称帝并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变化。作为第一执政，他的权力早就不亚于甚至已超过一个帝王了。已察觉到这一趋势的保民院提出了由波拿巴称帝的主张。5 月4 日，元老院对波拿巴正式劝进：“元老院认为，把共和国托付给世袭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掌管是法国人民的最大利益”。5 月18 日以元老院法令形式修改共和十年宪法，宣布法国改制为帝国，第一执政为皇帝，号拿破仑一世。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元老院还就设立世袭的“法兰西人的皇帝”一事进行公民投票，结果350 万票拥护，反对的只有2000 多票。12 月2 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加冕礼。

三、大帝国的盛衰

帝国建立时，正值英法重新开战之后。拿破仑首先任命了18 名元帅，其中包括贝尔蒂埃、内伊、达乌、缪拉、苏尔特、马塞纳、拉纳、奥热罗、布吕纳、贝尔纳多特等富有军事才能的骁将。随着帝国的强盛，1806 年又分封了一批世袭贵族爵位。与封建时代不同的是，这些贵族的封地是名义上的，而且是在附庸国家，贵族并无领主权利。如勒费弗尔元帅享有但泽公爵封号，并不能去波兰但泽坐享领主权。拿破仑的帝国贵族集团日益扩大，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旧日的贵族，但资产阶级出身的占大多数。

随着帝国的建立，政体、官制都改变了，但是基本政策并没有变，仍然坚持执政府时期的施政方针。过去的第一执政专权演变为皇帝专断。拿破仑不允许权力旁落，也不准对其决策加以议论。1807 年他废除了保民院，立法院的作用也急剧降低。只有俯首于他的元老院和相当于他的秘书班子的参政院在亦步亦趋地跟着他的调子活动。在经济上，继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尤其重视推进工业革命，鼓励机器的发明创造。政府曾以高额奖金张榜招贤，以求制造麻纺机。对农业也给予重视，鼓励垦荒和培育良种。然而，常年的战争，使工业革命的进展受到阻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法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来源，同在战争中的扩张与掠夺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外战争的继续是为了与英国作战，拿破仑于1805 年初在布伦等几个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港口建立了布伦大营，准备渡过拉芒什海峡攻打英国本土。同时，与西班牙建立了法西联合舰队，驻直布罗陀海峡一带，准备渡海时北上配合作战。没有常备陆军的英国急忙拼凑新的反法同盟。1804 年4 月英俄缔约，联合起来。由于帝国建立后拿破仑将所占的意大利共和国改为王国，自任国王，由继子欧仁•博阿尔内①为副王；又将卢卡地区封给妹妹埃丽莎•波拿巴作为公爵领地，从而激怒了奥地利，奥地利于8 月也加入了同盟。这就是第三次反法同盟。瑞典和那不勒斯随后也加入了。俄奥联军的开始行动使拿破仑不得不将7 个军从布伦大营调至莱茵河。9 月底各军到达指定地点，切断了奥军前锋部队同后方的联系。10 月20 日，拿破仑在乌尔姆全歼了这支奥军。但是，10 月21 日在另一个战场上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加海角与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相遇，展开大战。结果法西联合舰队几乎全军覆灭，纳尔逊也在受重伤后身亡。虽然失去统帅，英军却获全胜，依然掌握着制海权。法国则失去了渡海攻打英国的可能。然而，这并不能阻挡拿破仑在陆上的进军。乌尔姆战役后，法军长驱直入，于11 月13 日攻下维也纳，然后便北上进击俄奥联军。当时，俄奥两国主力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二世的直接督阵下，集聚在普拉岑平原一带。拿破仑诱使敌军在奥斯特利茨村进行了决战。12 月2 日即拿破仑加冕一周年之日，法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联军死伤、被俘者达3.5 万人，而法军损失还不足4000 人。联军的大炮、辎重也尽归法军。12 月26 日法奥签订普列斯堡和约，奥地利承认法国对意大利的占领，将威尼斯、伊斯特利亚、达尔马提亚割让给意大利王国；又将斯瓦比亚、提罗尔分别割让给了法国附庸符腾堡和巴伐利亚；还要向法国大量赔款。俄军逃回本国，奥地利割地赔款，第三次反法同盟实际上已瓦解。由拿破仑统治的、远远超出本国疆域的大帝国建立起来。拿破仑在1806 年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这个大帝国。在意大利，除占据北部、中部地区的意大利王国之外，他还在南部取消了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统治，任命其兄约瑟夫为那不勒斯国王。在德意志，建立了以杜塞尔多夫为中心的伯格大公国，任命妹夫缪拉元帅为大公。7 月，更将南部、西部的14 个邦（后增至16 个）组成为“莱茵邦联”，由拿破仑任“保护人”，可在那里征兵收税。8 月1 日，宣布莱茵邦联退出德意志帝国。存在了约9 个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解体了。皇帝弗兰西斯二世被迫放弃尊号，改称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一世。另外，拿破仑还将其弟路易封为荷兰国王。

拿破仑在德意志的扩张，特别是莱茵邦联的建立，使已经保持了10 年中立的普鲁士感到了极大的威胁。普王威廉三世与俄国进行谈判，得到了支持。英国也对普鲁士给予津贴。于是，1806 年9 月第四次反法同盟又形成了。10 月1 日普王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军从莱茵河右岸地区撤出。10月7 日拿破仑收到通牒，8 日便离开巴黎率军出征。出征后第六天即10 月14日，在耶拿地区与普军主力会战，大获全胜。27 日拿破仑进入柏林，并在各地扫荡残敌。11 月8 日最后一支普军投降，距拿破仑出征刚好一个月。拿破仑取得军事胜利速度之快，使得普鲁士盟友俄国还未及出动。但是，已遭失败的普王却不肯议和，仍寄希望于俄国。拿破仑挥师东进，到达波兰，于11月27 日进入华沙。深受俄普奥瓜分亡国之苦的波兰人民曾把他视为“解放者”加以欢迎。12 月26 日法军与开进波兰的俄军交锋，胜负未分。1807 年2 月双方在埃劳（东普鲁士）大战，仍然相持不下，双方损失都很严重。巴黎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出现下跌现象。法军未能迅速取胜，主要是因为拿破仑惯用的战术不适应东欧的大平原。5 月，法军终于攻下了包围达两个月之久的但泽港。6 月14 日，在埃劳东北的弗里德兰，法军同俄普联军进行了大会战，取得巨大胜利。随后，法军占领普鲁士全境，并推进到俄国边境的涅曼河。俄国求和，沙皇与拿破仑于6 月25 日在涅曼河上新建的华丽船只上进行了未透露内容的会谈。7 月7 日和9 日法国先后同俄、普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提尔西特即今苏联的苏维埃茨克市）。

根据和约，战败的俄国未损失任何领土，反而拿破仑同意俄国在东欧和北欧自由行动。俄国承认了莱茵邦联以及法国在意大利、德意志、荷兰的全部行动，而且与法国订立了反英同盟。11 月7 日，俄国对英宣战，加入大陆封锁体系。显然，法俄以别的国家为牺牲达成了妥协。拿破仑对待普鲁士是十分苛刻的。除保留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外，普鲁士丧失了其余大片领土。其易北河以西领土的大部分划入了新成立的、由拿破仑幼弟热罗姆为国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原来普鲁士在瓜分波兰时占领的土地被改为华沙大公国，由拿破仑的附庸萨克森国王兼任大公。普鲁士还要向法国赔款1 亿法郎。条约使普鲁士人口从1000 万降到493 万。提尔西特和约表明，拿破仑对外战争的性质已完全变为霸权主义的了。

在此之前，几次战争主要是由反法同盟方面挑起的，企图扑灭法国革命。尽管拿破仑有着很强的霸权主义野心，但是其战争在客观上仍具有反干涉的性质。第四次反法同盟被击败和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使以后的法国对外战争失去了反干涉的性质。欧洲大陆上已没有堪称法国敌手的国家，倒是拿破仑在扮演欧洲的主宰并力图建立一个大陆体系。

大陆封锁体系  还在1806 年11 月21 日，拿破仑在柏林就发布敕令，宣布封锁不列颠诸岛，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只一律不准驶入帝国控制的任何港口。这就是大陆封锁政策的开始，也是拿破仑企图建立大陆体系以扼杀英国的起点。1807 年10 月13 日拿破仑在其设朝听政的枫丹白露行宫（巴黎南部）再次发布敕令加强大陆封锁。1807 年11 月23 日和12 月17 日他在意大利又两次发布米兰敕令，宣布任何商品必须有原产地证明，确属非英国及其殖民地的产品，方可进入大陆；一切中立国的船只凡曾在英国靠过岸的，货船一并没收；曾屈从于英国要求的中立国船只即视为“已剥夺国籍”，可予捕获。

严厉的大陆封锁政策曾使英国出口额锐减，蒙受很大损失。英国当即宣布从海上封锁大陆，同时力图打开英货进入大陆的通道。中立国葡萄牙成了重要的通道之一。拿破仑对此不能容忍，还在发布枫丹白露敕令的前一天即10 月12 日，就命朱诺将军率兵远征葡萄牙。为稳定西班牙并促使其借道行军，10 月27 日与西班牙签订条约，许诺事后将葡萄牙南部划归西班牙。然而，在朱诺出征之日，拿破仑却组成了进攻西班牙的军团。法军开到葡萄牙时，自知不敌的该国王室于11 月29 日逃往殖民地巴西。30 日法军进入里斯本。1808 年3 月初，进攻西班牙的法军开始行动，23 日攻占首都马德里。5 月，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被迫宣布将王位赠与拿破仑。于是拿破仑于7 月初将其兄约瑟夫调至西班牙为国王，封其妹丈缪拉继任那不勒斯国王。

这时，拿破仑的大帝国除法国本土外，已包括三大地区，它们是整个亚平宁半岛即意大利地区；伊比利亚半岛即西班牙、葡萄牙地区；德意志的大片领土以及相连的华沙大公国、比利时与荷兰地区。其兄约瑟夫，其弟路易、热罗姆，其妹丈缪拉，其继子欧仁•博阿尔内在这些地区中担任国王、副王之职。波拿巴家族似乎建立了一个“家天下”的体系。但是，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是他的那些亲族有着很强的离心倾向，使拿破仑难以驾驭。约瑟夫表示：“如果有人要我仅仅为法国的利益去统治西班牙，那就别指望我会这样做”。缪拉则在那不勒斯培植私人势力，扬言：“作国王不是为了听从别人指挥”。路易在荷兰无视大陆封锁法令，放任走私英货的活动。如同封建时代君主与诸侯的矛盾一样，拿破仑与其亲族的矛盾是协调不了的。

最严重的矛盾还在于被占领地区广大人民对拿破仑统治的反抗。西班牙人民以游击战的方式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度将约瑟夫赶出了马德里。杜邦将军在镇压时遭到惨败，被迫投降。1808 年11 月拿破仑不得不率军亲征，几经交战也未能平息西班牙的反抗斗争。在这之前，葡萄牙在英国支持下也打败了法军。根据8 月30 日签订的条约，法军撤出了葡萄牙。在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热罗姆也曾一度被反抗者赶出首都。提罗尔地区也发生了武装起义。在提尔西特和约中蒙受奇耻大辱的普鲁士，进行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而且吸取法国的经验改组军队，迅速恢复国力。所有这一切，形成了拿破仑无法遏止的反抗运动。

此外，法国的宿敌英国，依然是拿破仑难以应付的劲敌。1809 年1 月，英国联合奥地利又组成了第五次反法同盟。此时，在西班牙久战不克的拿破仑被迫留下30 万大军，急忙返回国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他带领1810 年才达到入伍年龄而被提前预征的军人，于1809 年4 月12 日离开巴黎奔赴前线。5 月12 日拿破仑在连破敌军后进入维也纳，随后又去追击奥军主力。欧洲各国未料到拿破仑在仓促间仍会迅速取胜，故而普鲁士曾暂停支付对法赔款，教皇则宣布将拿破仑革出教门。拿破仑立即进行报复，7月6 日，法军进入罗马，将教皇逮捕。就在同一天，法军与奥军主力在瓦格拉姆进行了决战。经过艰苦奋战，法军击溃奥军，奥地利求和。10 月14 日双方签订肖恩布鲁恩和约，奥地利对法赔款7500 万法郎，割让部分领土，损失人口350 万。至此，拿破仑占领的别国领土已相当本国面积的3 倍，统治的外国人口达7500 万。但是大帝国已盛极而衰，内部矛盾日趋严重了。拿破仑帝国的衰落 除去其亲族的离心倾向外，法国人民以及资产阶级本身，也逐渐收回了对拿破仑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大陆封锁政策是首要的原因。这个政策曾为法国和欧洲大陆带来一些好处。由于免除了英货的竞争，使部分工业得到了发展；为得到过去依靠进口的商品，兴起一些新的工业部门；为制造某些代用品，出现若干新的发明创造等等。

但是，大多数传统进口商品是无法自行解决的。依靠进口原料的工业停产了，进出口业务和航运业瘫痪了，法国传统的具有优势的出口商品——奢侈品市场凋零了。而且，由于封锁造成的机会，德意志西部、中部和比利时、捷克等地的工业发展起来，成为法国的竞争对手。所有这一切，都严重损害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拿破仑是在强迫资产阶级为了波拿巴皇朝的利益作出牺牲，这是违背当年资产阶级拥护他的初衷的。大量人民生活必需品如食糖、咖啡、香料等的奇缺甚至绝迹，也使群众十分不满。少许的走私货则奇货可居，价格较前上涨5—12 倍。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财政收入也在下降。海关税收急剧减少，国内营业税大幅度降低。仅1808—1809 年，关税就从6000 万法郎降至1150 万法郎。帝国被迫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法兰西银行发行的纸币，从1806 年的6300 万法郎猛增到1812 年的1.11 亿法郎。同时，拿破仑的政策给广大法国人民也带来了日益深重的灾难。除去物价高涨使人民日趋贫困外，他永不休止的征兵以及连年战争造成的部队伤亡，不仅给无数家庭带来痛苦和悲伤，而且也造成法国劳动力大量减少，破坏了生产。征兵是对法国人民征收的“血税”。另外，工业凋敝使得失业人口激增，1811 年巴黎失业工人就达2 万。农业也发生了严重歉收，1811 年秋至1812 年秋小麦价格上涨一半。在广大人民度日艰难，乞丐、游民日益增多之时，皇族、官员、少数暴发户资产者却大发横财。皇帝的年俸为2500万法郎，皇太后100 万法郎，塞纳省长3 万法郎，参政院成员2.5 万法郎，军需供应商、向国家放债的大银行家和经营与欧洲大陆贸易的工商业巨子，更是大发横财。而普通工人一年所得还不足900 法郎。贫富分化更加深了社会矛盾。

拿破仑日益向封建传统靠拢也严重地伤害了大革命以来法国人民已具有的近代公民意识。在宫廷里，拿破仑重建传统王朝那种繁缛的朝仪，从1811年起又为廷臣安排席次，等级森严。他从1808 年就创立了帝国贵族制度，仍袭用了亲王、公爵、伯爵、男爵等封号。宫廷官制则设大选侯、大总督、大法官、大司库、大司马、帝国首席大臣、元帅等职位。他所封的贵族头衔多达一千数百个。这种家天下、贵族化的封建倾向正是大革命所摧毁的。而且，帝国贵族集团并不具有旧贵族那种世袭的和血缘的纽带，也没有传统的忠君观念，仅仅是拿破仑以个人的权势制造出来的一群人。一旦拿破仑失势，这个贵族集团也必然会“树倒猢狲散”，各奔西东。实际上，拿破仑对这个贵族集团也不真正信任。从1807 年起，不少有才能、有见解的官员被排斥了，包括夏普塔尔、塔列朗、富歇等等。起用了一些二流人物，可以是好雇员，但却不能成为好助手。

为了使自己处处象个正统皇帝的样子，拿破仑于1809 年12 月与不能再生育的约瑟芬离婚，于1810 年4 月娶古老的哈布斯堡皇朝的女大公、奥皇之女玛丽•路易丝为皇后。玛丽•路易丝是前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侄女。在亲缘上，拿破仑成了路易十六的内侄女婿。这个联姻使法国人自然想起了17 年前被处死的另一个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1811 年玛丽•路易丝生下一子，拿破仑封之为罗马王，就是从未登基过的“拿破仑二世”。拿破仑将自己降低到封建帝王的水平，拜倒在正统主义面前，既伤害法兰西民族的感情，又不能见容于那些传统的封建君主。

一切情况表明，拿破仑的政权及其统治的大帝国，已经困难重重，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没落道路。它在完成了稳定局势、巩固革命成果的使命之后，逐步走向反面，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要遭到倒台的命运。

四、帝国的覆灭

资产阶级的不满，社会上的厌战情绪，各被占领地区的反抗运动英国从未停止的敌对行为，帝国经济与财政的困难，兵源日渐枯竭和军队素质的下降等等，使拿破仑陷入了困境。然而，称帝后愈加膨胀了个人野心的拿破仑不相信厄运的来临，倾全力为他的波拿巴皇朝图谋长久的“基业”。他只迷信强权，声称：“要主宰世界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强大。力量最强大就无所谓错误。”他决定远征俄国，以新的对外征服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几次败给法国的俄国并未丧失元气，仍是东欧举足轻重的大国。它虽然加入了大陆体系，但从未认真执行过大陆封锁政策。作为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国和工业品进口国，俄国港口对英货一直是开放的。拿破仑对奥尔登堡公国的兼并更使俄国恼怒，因为奥尔登堡公爵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妹丈。于是俄国开始和英国接近。沙皇更在1810 年12 月31 日下令对法国及其盟国从陆路运来的商品提高关税，而对英国和中立国从水路运来的商品实行优惠。这使法俄关系进一步走向破裂。

1812 年初，拿破仑开始募集征俄大军。感到威胁的亚历山大一世于4 月8 日提出，要法军全部撤到易北河以西遭到拿破仑拒绝。到5 月中旬拿破仑已纠集了70 万大军其中附庸国士兵占一大半来自法国本土者只有20 万。6月24 日至25 日拿破仑带领约40 万人渡过涅曼河进入俄罗斯领土。俄军将领采取边战边退的方式，不与法军决战。广阔的俄罗斯平原为俄军的战术提供了方便却使擅于速战速决的法军丧失了优势。后方供给十分困难的法军在长时间疲劳行军和缺乏给养的情况下，大量减员，逃兵猛增。8 月16 日与俄军在斯摩棱斯克发生遭遇战时，作战部队只有16 万人了。虽然法军在战斗中取得胜利，但战后可调动的军队已剩下不足13 万。这时，重新被沙皇起用的老将库图佐夫在莫斯科附近的鲍罗金诺设营布阵，以逸待劳准备歼灭疲惫的法军。9 月5 日至7 日法军向俄军阵地发起进攻，双方展开大战。俄军虽准备充足，但还是未能挡住法军进攻以损失5 万人的结局，再次败退。法军也损失了3 万人。9 月14 日拿破仑进入已撤退一空的莫斯科所部军队已不足10 万。这时莫斯科发生大火，三日不熄。拿破仑艰难地在这座空城度过一个月，急切盼望彼得堡派人前来议和，但却杳无音讯。在无力坚持的情况下，于10 月19 日被迫下令撤军。在提前到来的严寒中，饥饿的法军已失去了以往那种战斗能力。在撤退途中，库图佐夫的军队、哥萨克骑兵以及农民游击队不停地追打袭击。11 月16 日法军进行了在俄国境内的最后一战，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得以摆脱敌军，渡过别列津纳河。退出俄国领土后，拿破仑只剩下残兵1 万人，又收拾失散士兵4 万余共得5.5 万溃不成军的队伍。由于11 月初便得到巴黎发生未遂政变的消息，心急如焚的拿破仑于12月5 日兼程赶回巴黎。仅仅半年时间，便将帝国大军消耗殆尽，使拿破仑政权元气大伤。他到元老院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后不准备再战，但他的皇位和法兰西的命运是一致的，需要给他一定年限去“从事建设”。然而，欧洲敌国已不再容许他取得喘息的机会。

1813 年2 月28 日，普鲁士与俄国签订了共同对法作战的条约，第六次反法同盟形成。拿破仑紧急拼凑15 万军队，于4 月15 日离开巴黎率军前往迎敌。在完全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拿破仑凭藉其指挥才能，仍然在5 月2 日和20 日取得两个战役的胜利，将俄普军队打败。6 月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奥地利出面进行调停，未获成功，遂于8 月加入同盟，对法宣战。英国则向同盟各国提供了大量经费。普鲁士利用两个月的停战期将军队扩充了一倍。双方战端重启时，同盟各国已有军队51 万。拿破仑也凑起了44 万人，但是武器弹药却极为缺乏。10 月18 日至19 日双方在莱比锡进行了大会战。这次战役被称为“民族之战”，即决定欧洲各民族命运的战斗。原为拿破仑元帅，后成为瑞典国王的贝尔纳多特，此时也加入反法同盟对其原来的皇帝作战。在会战中，同盟国投入32 万大军，对抗只有16 万人的法军。交战中双方各损失约6 万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由于一直同法国协同作战的萨克森军队突然倒戈，拿破仑遭到失败，突围返回巴黎。拿破仑退位•王朝复辟 这时，庞大的帝国已陷于土崩瓦解状态。莱茵邦联解散了，荷兰已没有法军，西班牙也被放弃了，瑞士不再承认法国的保护，意大利重被奥军侵入，那不勒斯王缪拉业已降敌。法国又回到1793年时的情景，面临着各国的入侵。

1813 年12 月4 日，同盟各国发表宣言，声称应由拿破仑个人承担全部战争责任，法国人民与此无关。1814 年1 月25 日拿破仑离开巴黎前往迎战联军。行前将皇后、皇子托付给长兄约瑟夫照看。从此他再也未能同妻儿见面。2 月1 日他被三倍于己的联军打败，瑞典、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军队攻入法国领土。拿破仑同意进行和平谈判。但很快发现联军部署上的弱点，又迅速出击，于2 月中旬分别击败普军与奥军。但因兵力过少，难以全歼，以致三国军队终于会合，加强了攻势。3 月14 日英军占领波尔多。3 月20 日拿破仑在阿尔西战败。21 日里昂失守。30 日莫尔蒂埃元帅和马尔蒙元帅战败投降。联军进抵巴黎城下。这时，巴黎已组成以塔列朗为首的临时政府，得到元老院的承认。31 日联军进入巴黎，包括沙皇和普鲁士国王。塔列朗与联军进行了谈判。4 月2 日元老院通过了废黜拿破仑的决议。同时还通过了再制定新宪法的几条原则：保留立法机构、维持军队并保持军官的官阶与薪金、承认继续偿还公债和出卖国有财产、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实际上是要联军扶植的复辟王朝承认大革命的基本成果。

在莱比锡会战后，反法同盟诸国在法国前途的问题上已出现分歧。俄国主张由瑞典王贝尔纳多特返回法国取代拿破仑；奥地利则主张由拿破仑之子继位，由皇后玛丽•路易丝摄政，维持波拿巴皇朝；英国认为应使波旁王朝复辟。塔列朗在与联军谈判时，以正统主义原则说服了各国，决定由波旁王朝复辟。塔列朗认为，只有正统王朝才可能使法国各阶层接受，避免产生新的混乱。这不失为恢复国家稳定的颇有见地的主张。正因为达成了妥协，元老院于4 月6 日宣布，邀请路易十八回国登王位。当时，拿破仑已回到枫丹白露，仍然准备继续再战。但是他身边的几名元帅承认大势已去，不肯受命。拿破仑不得已于4 月4 日宣告退位，20 日被押送去地中海的厄尔巴岛。联军决定将该岛作为其私产，他可在岛上继续使用皇帝称号，领取年俸。5 月3 日，路易十八回到巴黎，实现了复辟。他回到离别24 年的故国，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设想的完全恢复旧制度，事实上已没有可能性了。同时，为避免发生新的革命，沙皇也劝诫复辟者不可造次。于是，路易十八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于6 月颁布钦赐宪章，几乎全部接受了元老院提出的那些原则。随同他回国的逃亡者和一切极端派王党分子反对宪章，并进行各种报复，诸如回乡鞭打农民，教士在布道时恶毒诅咒革命者和所有购买国有财产的人等等。在他们的压力下，路易十八也作出种种让步，为他们安排高官厚禄，同意对军官们只发半薪，还借口财政困难大量增税。此外，北部地区还被联军占领着，人们喜爱的三色旗又换成了波旁王朝的白百合花旗，为深遭人民痛恨的基贝隆半岛登陆者建立起表彰的纪念碑，反动的叛军头目卡杜达尔被追封为贵族。所有这一切都是法国人民难以容忍的，对比之下，他们更回忆起刚刚失去的帝国的“荣誉”。已在厄尔巴岛上被禁10 个月的拿破仑，始终注视着国内的局势，并未放弃东山再起的野心。在他感到时机又已来临时，就在1815 年2 月28 日带领900 名卫兵离岛偷渡回国。他们避开英国海军的监视，于3 月1 日在法国登陆，奔向格罗诺布尔，一路上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到达里昂时工人和市民热烈地拥戴他。复辟王朝派已经归顺的内伊元帅前去捕捉拿破仑，而内伊见到故主后又投入了皇帝的怀抱。3 月20 日拿破仑在“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中回到巴黎，路易十八再次出逃。重登帝位的拿破仑在自由派思想家贡斯当协助下，制定了帝国宪法补充条款，提高立法机构的权力，承认新闻自由并扩大了公民权利。在对补充条款进行公民投票时，赞成票155 万张，只有5700反对票。

正在维也纳举行国际会议的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代表们，无不为这个奇迹而震惊。英、俄、普、奥立即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以70 至80 万大军向法国扑去。拿破仑在仓促间竟然也募集起70 万军队。但是，由于武器、马匹奇缺、真正带到战场去的不过12 万人。6 月15 日他率军进入比利时。与之对垒的有9 万英军和12 万普军。6 月16 日拿破仑击退布吕歇尔统率的普军。内伊元帅与威灵顿率领的英军进行了交战，互有伤亡。17 日双方都调兵遣将进行部署。18 日展开了决战，即著名的滑铁卢战役。开始时是英法军队激战，法军稍占优势。下午5 时许，摆脱了法国追击部队的布吕歇尔赶来，加入战斗。于是形势突变，拿破仑败阵而归，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败回巴黎的拿破仑于6 月22 日第二次宣告退位。7 月3 日法国向联军签署巴黎投降书，8 日路易十八重新复位。拿破仑被送往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1821 年5 月5 日在该岛去世。从拿破仑重建帝国到第二次退位，共计97 天，接近100 天，历史上称这个短暂的政权为“百日”。对拿破仑个人来说，“百日”可说是个罕见的奇迹，而对法兰西民族来说，它只是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恩格斯说：“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然而，法国大革命所开辟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并不会因为拿破仑帝国的覆灭而停止前进的步伐。

 

第五节 美国革命

 

一、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特点

从17 世纪起，英国步西班牙的后尘，开始在北美大陆建立殖民地。1607年伦敦公司依据国王的“特许状”，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的詹姆斯河口建立了詹姆斯城，从而揭开了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序幕。至1733 年为止，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共建立了13 个殖民地。

英属北美殖民地上的居民大多数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居民中也有不少爱尔兰人，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瑞典人，瑞士人及少数犹太人等。他们除少数是地主贵族和特权商人外，大部分是下层劳动人民。这些欧洲人来北美的目的各异。他们中间有的是为了逃避本国政府的迫害和天灾人祸，有的是为了追求信仰自由和美好的生活。还有少数人是怀着发财致富的“淘金梦”来到北美的。居民中的黑人则是以奴隶身分被从非洲贩运到这里的。北美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在欧洲移民到来初期对他们十分友好，以礼相待，向他们传授生产技术，提供各种帮助。但是移民却恩将仇报，凭借武器和物质上的优势，驱逐或屠杀印第安人，强夺其土地。白人移民的暴行激起印第安人的英勇反抗。1675—1677 年的“腓力普王之战”震撼了北美。印第安人领袖美塔科姆率领1 万多人摧毁了许多白人居民点，给白人以沉重打击。斗争坚持了两年才告失败。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印第安人无力对抗白人。英属殖民地上的印第安人绝大部分被赶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

在殖民地上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既有资本主义制度，又有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的租佃制和奴隶制度。

18 世纪中叶，北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日益加快了步伐，尤其在造船、冶金、纺织、面粉加工、锯木和玻璃制造等行业发展最快。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集中在北部各殖民地，尽管它们尚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段，但它们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方向。

在中部殖民地盛行半封建的租佃制，这是从英国搬来的，并且与大土地所有制联系在一起。比如，在纽约殖民地，大地主往往田连阡陌，250 万英亩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地主手中。其中仅约翰逊一家就独占5 万英亩土地。这些大地主当中有大部分原来是英国的贵族。这些大地主通常都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佃农。纽约殖民地的许多地区，几乎有5/6 的居民是佃农。大地主任意抬高地租，残酷地剥削佃农。为了维护大土地所有制，在大多数殖民地上还实行长子继承法，大地主死后土地由长子一人继承。在南部和中部殖民地上还实行限定嗣续法，禁止大地主出卖土地；也禁止没有身分的人继承土地财产。这无疑是封建法规的残余。不过，这种半封建的租佃制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它只限于中部殖民地的某些地区。因为北美殖民地有广阔的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劳动者占地是比较容易的，尽管殖民地当局禁止随便占地。因此在中部、北部殖民地上盛行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在这个制度下，农民是小土地所有者，也是劳动者。但是他们实际上处在大商人的剥削之下，因为他们的剩余产品通常是经过大商人之手转卖到市场上去的，而大商人往往大大压低收购价格，高价出卖。在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制度中还有白人契约奴制和黑人奴隶制度。

在十三个殖民地上到处都有白人契约奴，他们的来源有四个方面：第一，殖民地上因欠债而无力偿还者，他们被法庭判为契约奴；第二，英国贫民想到北美而缺少路费者，他们往往卖身为奴，以偿路费；第三，被拐骗的乞丐、儿童等；第四，英国的罪犯。这些白人契约奴都按照契约上的规定为主人服劳役，通常他们必须当五至七年的契约奴，期满才能获得自由。比白人契约奴的地位更低得多的是黑人奴隶。黑人奴隶遍及十三个殖民地，但是分布是很不平衡的。在北部、中部殖民地上，黑人奴隶较少，他们一般是家内奴隶，有的在白人主人家中从事家务劳动，有的在手工作坊里和白人主人一道劳动。90％以上的黑人奴隶集中在南部殖民地的种植园里。黑人奴隶制度比古代的奴隶制度更野蛮和惨无人道。黑人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没有结婚、受教育及拥有财产的权利。他们每天像牲口一样在皮鞭驱赶下，在炎热的种植园中从事重体力劳动，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8—19 个小时。奴隶主可以任意鞭打甚至杀死奴隶，还可以把他们转让或出卖。种植园主既是地主和奴隶主，又是农业资本家。他最大限度地榨取奴隶的血汗。奴隶生产的产品主要作为商品在欧洲市场上销售。因此，北美的黑人奴隶制度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北美殖民地上复杂的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也十分复杂。有农民反对大地主高额地租的斗争；有工人反对工场主的罢工；有契约奴的暴动；有此起彼伏的黑人暴动，仅有记载的黑奴起义便达250 次之多。

为了统治和管理北美殖民地，英国建立了一整套的统治机构。这一机构是双重的：一是在英国政府内部设置的管理殖民地的贸易局；二是英国派驻北美的总督及官员（仅限于王家殖民地）。按照英国控制的程度，在独立战争前夕，北美殖民地可以分成3 类：（1）王家殖民地：由英王派来总督直接统治，一共8 个：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纽约，新泽西，新罕布什尔，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2）业主殖民地：由殖民地的业主（英王把北美大片土地“赏赐”给其宠臣或大贵族，受地者称为“业主”）任命总督，再由英王批准。这类殖民地有3 个：马里兰、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3）自治殖民地：总督由殖民地有产者选出，但也要由英王批准。自治殖民地有罗德艾兰和康涅狄格。王家殖民地在英王的直接控制下，业主殖民地间接受其控制，只有自治殖民地受英王控制的程度最小，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但是在13 个殖民地中有8 个殖民地是王家殖民地，因此英王直接控制了绝大多数的

殖民地。在王家殖民地上，总督代表英王，并且在参事会的协助下进行统治。参事会，由总督遴选并且由英王任命。

英国统治集团满心希望以这样的政治安排来巩固对于北美的殖民统治。但是事与愿违，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在北美殖民地的社会政治结构中逐渐成长了民主因素，这些民主因素不仅使北美居民享受较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民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而且也削弱了英国在北美统治的基础，从而为美国独立战争铺平了道路。殖民地的民主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比较民主化的议会。早在17 世纪前半期，殖民地创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了议会。这是英国背景与北美特殊环境的产物，即从英国移植过来的，但是在北美的特殊坏境下，它比英国议会有更大的民主性。首先，议会不但由选举产生，而且选民比英国选民范围更广。诚然，各殖民地几乎都对选民规定了财产资格：一般地只有拥有年收入在40 先令以上的土地的人才能有资格参加选举。但是，北美地广人稀，穷人取得土地的机会很多，只要肯努力劳动，都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因此，北美成年男子（白人）大多数享有选举权。而英国选民的比例就少得多。其次，到18 世纪中叶，英国有不少新兴城市没有被划为选区，所以这些城市的居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但是在北美，一旦一个居民点的人口增长到一定数量，就立即成为选区。这样，北美选区制度比英国更为合理。北美议会，作为立法机关的下院（上院是参事会兼任），是代表殖民地居民利益的，它从一开始就与总督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它富有反抗性，桀骜不驯是其特点。经过长期斗争，到18 世纪中叶，大多数王家殖民地上的议会扩大了权力，不但享有立法权、财政权，而且还从总督手中夺取了一部分行政权。议会与总督的斗争，几乎与殖民地时代相始终。

第二，经济生活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民主。诚然，北美有剥削制度，有的剥削制度（如黑人奴隶制度）还很野蛮残酷。但是，就白人而论，谋生是比较容易的。北美有广阔的处女地，垦殖者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人们相对容易取得土地。劳动者只要肯流汗，不难得到温饱。而且如果他有一技之长，勤苦耐劳，再遇上机会，就很可能上升为富人，甚至跻身于绅士集团的行列。当然，穷人致富并不是普遍的现象。小土地所有者人数较多。白人契约奴给主人劳动5 至7 年后，不但可以得到解放，而且还可以领到小块土地及农具。

北美的贫富差距也不象欧洲那样悬殊，这里没有百万富翁，没有国王，无产者人数较少。

第三，北美不存在传统的封建特权，没有等级制度。北美殖民地上固然存在高踞于人民头上的有钱有势的上层集团（又称为绅士或贵族集团，他们由大土地所有者、大商人、大种植园主构成），但是他们与欧洲的封建贵族有本质上的区别。北美贵族之形成不是靠封建君主的封赠，而是靠经济力量。他们不是靠特权或门第，而是靠个人努力，个人的才干及经营能力。他们虽然独占殖民地上的各级官职及议员，但是他们大多数是通过竞选及选举而上台的，而不是靠世袭及门第。与僵化了的欧洲封建贵族不同，他们充满活力，他们兢兢业业地从事经济活动，而不是坐吃山空，游手好闲。

第四，北美殖民地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盛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中央集权的对立物，是由当地居民直接参政、自己管理自己而不受外来权威干预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在此种形式下，人民享有一定限度的参政权。在新英格兰各地，地方自治以市镇为单位，年满21 岁的成年男子都参加市镇大会。大会选举市镇行政委员会、其他官员及出席殖民地议会的代表。大会还提出、讨论和通过议案，处理地方重大事务，如征税、分配土地、制定地方法规以及为学校和教会制订章程。市镇大会民主气氛在初期十分浓厚，“几乎每一个居民都可以自由地在会上发表他们的见解和主张。”尽管后来市镇自治机构逐渐官僚化，为上层分子所把持，但是它仍保存相当的民主性，居民仍享有选举市镇官员及批准行政委员会作出的决议的权利。

然而，也不能夸大北美的民主：第一，北美的代表制很不公平，因为农民聚居的西部诸县人口虽然多，但是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少，富人聚居的东部诸县人口虽然少，然而在议会中的代表席位却多。第二，与上述这些民主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不民主、反民主的现象。如贵族集团控制整个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人民言论出版自由得不到保障，还存在残酷的刑法等等。第三，殖民地上还盛行白人契约奴制及黑人奴隶制度。这都是与民主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在这个社会里，民主因素是新生的、先进的事物，它的阵地越来越扩大。而且，这些民主的现实也不能不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在殖民地居民中流行一种自由平等的风气。一个作者1756 年在《宾夕法尼亚日报》上评论道：“这个省的人民一般说来在生活上是过得去的⋯ .他们享受和喜爱自由，他们中间最卑微的小人物也认为他有权利得到大人物的殷勤招待”。

一个英国官员在1760 年写道：在北美，“在民主政府下，一切令人难堪的身分差别都消失在公众的平等之中。”上层分子也能以较平等的态度待人。18 世纪60 年代一位当代人在新泽西看到了这类现象。他写道：“我看到绅士们，当他们不从事公务时，就在他们的农场上劳动，以便为他们底下人做出榜样；而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劳动者在主人的客厅里和主人坐在同一个餐桌上吃饭，一同话家常。”民主精神在居民中也日见抬头。人们爱好自由，反对外来权威的干预。伯恩比在1759—1760 年访问了北美。据他描写，弗吉尼亚人特别“高傲地珍惜自己的自由，忍受不了任何限制，几乎不能容忍任何高高在上的权力的控制，甚至有这种想法他们都受不了。”

北美人民的这种思想状态，使得他们无法忍受1764 年以后英国对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侵犯，因而反英的独立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北美人民的民主精神，在殖民地的宗教生活中也有所反映。在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中，宗教起了巨大作用。殖民地也是一个宗教社会，几乎人人都是教徒。殖民地的宗教几乎容纳了欧洲大陆上的各个教派，其中以清教和英国国教的信徒最多、影响最大。清教徒聚居在北部地区，国教徒集中在南方，中部地区各教派杂居。殖民当局和上层集团利用宗教作为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于是成立所谓“官方教会”。北部几个殖民地的清教徒统治集团以“公理会”作为官方教会；南部一些殖民地上的国教徒以“圣公会”作为官方教会。“公理会”强迫居民信奉清教，“圣公会”强迫居民信奉国教，不许其他教派的教徒进入本殖民地。后来这些官方教会虽然放松了一些限制，默认其他教派的存在，但是却强迫他们缴税来供养官方教会的教士。并且限制他们的宗教活动，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及担任公职的权利。官方教会还多方迫害异教徒。17 世纪末，新英格兰的“公理会”还制造迫害异派教徒的“巫觋事件”，有200 多人受到迫害。宗教压迫给北美殖民地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人民受到了宗教思想的禁锢；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受阻。

富于民主精神的北美殖民地人民为争取信仰自由和反对宗教压迫进行过长期斗争。早在17 世纪初期，罗杰•威廉斯和郝清生夫人就曾坚决反对马萨诸塞的宗教迫害政策，为信仰自由，教派平等及政教分离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 世纪后期，斗争规模逐步扩大，各殖民地都出现了反抗宗教压迫的请愿和抗议活动。在英国革命的影响下，一些地区还爆发了武装起义，象马里兰新教各派反对天主教贵族的起义、1688 年纽约和马萨诸塞的起义等。这些起义均在局部地区打破了宗教专制，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但真正打破“坚冰”的，是18 世纪30—40 年代的“大觉醒运动”。“大觉醒运动”是一场大规模反对宗教专制、争取信仰自由的思想解放运动。运动发起者以宗教复兴为旗帜，把矛头对准宗教压迫的精神支柱——官方教会的教义，以“灵魂自由”为口号，鼓吹“民主平等”、“信仰自由”、人民主权和反暴政的革命思想。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卷入这个运动，猛烈地冲击了殖民地的官方教会。结果，官方教会虽然没有被冲垮，广大群众却在运动中提高了觉悟，受到了教育，民主意识进一步加强。

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与启蒙思想的传播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 英国统治阶级在北美经营殖民地的目的，在于把殖民地变为他们榨取和掠夺的对象，变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及廉价的原料供应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660 年，颁布了“列举商品法”，规定：殖民地上的某些商品如烟草、砂糖、棉花、靛青等只能输往英国，如要输往外国，必须先在英国卸货，由英国商人经手再运往外国。颁布这项法律的目的，显然是想把北美殖民地变为英国工业的原料供应地，使英国工业资本家买到廉价原料。1663 年，又颁布“主要商品法”，它规定：一切从欧洲输入北美的商品（只有少数例外），首先必须在英国靠岸卸下，由英国政府征税，然后装船运走，其用意是保持英国商品在北美的市场，以便与欧洲外国商品竞争。这项法律是把殖民地变为英国独占的商品市场的第一步。此后，英国又在殖民地设置税关，以征收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的商品入口税。

17 世纪后期和18 世纪初，英国工业家感到北美殖民地的工业发展很快，殖民地的工业品有与宗主国商品竞争之势，因而英国政府又开始实行限制北美工业的政策。1669 年，禁止北美由一个殖民地将羊毛和毛织品运往另一个殖民地，以便保护英国羊毛产品在殖民地的销路。翌年，英国议会又取消英国羊毛织品出口税，使其有力量与殖民地生产的羊毛织品竞争。由于北美的波士顿、纽波特和纽约等城市发展为制帽业中心，到1732 年英国政府又颁布“制帽条例”，禁止由一个殖民地出口帽子到另一个殖民地，并且规定帽业作坊不许使用两个以上的徒弟。1750 年，英国议会又通过“制铁条例”，规定了殖民地的铁块、铁条输入英国时可以豁免入口税，同时禁止殖民地建立制钉、制铁板等工业。但是，在1763 年以前，英国在北美及世界其他地区忙于对法战争，因之无力亦无暇严厉执行这些限制北美殖民地发展的政策。而且，在对法战争中也迫切需要北美殖民地的合作，因而也有意放松这些政策的执行。结果，北美的工业家们便有恃无恐地生产英国所禁止的商品，商人们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而不理睬英国的法律。因此，北美的工商业得以顺利发展。到18世纪60 年代，北美殖民地经济蒸蒸日上，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虽然农民家庭手工业在整个工业中仍占压倒的优势，但是分散的手工工场已经发展起来。一些商人把羊毛、亚麻及棉花等原料供给家庭手工业者，由他们加工为纺织品，然后付给报酬。这样的家庭手工业者实际上已经变成受这些商人剥削的工资劳动者了。这种分散的手工工场在北部殖民地上越来越多。同时也出现较大规模的集中的手工工场，如造船厂、锯木厂、酿酒厂、铁厂、玻璃工场等。新英格兰及中部殖民地的工业技术有的已达到欧洲的先进水平。铁制品不仅输往南部殖民地，而且行销于西印度群岛。生铁和铁条的出口量在1745 年为2000 吨，到1771 年又增至7500 余吨。在工业中有显著发展的是中部北部的造船业，其生产出来的船舶，质好价廉，以致连英国都大批购买。1775 年，英国海上贸易所用船只，有30％是从北美购来的。而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有75％是靠北美制造的船舶进行的。新英格兰是造船业的中心，1772 年它建造的船舶占全殖民地总数的68％，新英格兰的捕鱼业也发展到相当可观的地步。商人雇用水手从事大规模的捕鱼，渔船有时远航至南美和非洲海岸。18 世纪60 年代，新英格兰的捕鱼业每年总收入平均为25.5 万美元。在独立战争前夕，殖民地对外出口额增加到2000 万美元。1775 年北美殖民地从事运输的船只有2000 艘，水手为33000 人。诚然，在整个经济中，农业仍占很大的优势，对外贸易也是入超的，但是殖民地工商业的发展已达到足以威胁宗主国的程度。

随着农业、工业及贸易的发展，原来处于隔绝状态的各殖民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到18 世纪中叶，新英格兰各主要城市已由许多桥梁、渡船和道路网连结起来。从纽约到费城和波士顿，从波士顿到查理斯顿均有道路可通。内河和沿海水路把各殖民地之间的壁垒打通了。北方工业品南销，南方农产品北运。费城、波士顿和纽约发展为2—3 万人口的城市，成为北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统一的北美市场形成了。

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各殖民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而英语便是这个共同的文化的媒介。北美居民在开拓新世界的艰苦斗争中，养成了一种特有的性格——勇于创新、富于进取和个人奋斗的精神。

因此，到18 世纪中叶，在北美英属殖民地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民族——美利坚民族。随着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民族自觉也日益增长。

诚然，在北美殖民地上随处可以看到英国的影响，北美的许多事物不过是英国的再版或模仿品。殖民地上的政治制度、法律、宗教、风俗习惯乃至伦理道德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英国的。甚至在文学方面也受到英国文学的强烈影响。

而且到1750 年左右，北美居民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忠于英国的。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三：第一，北美居民绝大多数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对英国都怀有乡土之情。第二，北美需要英国的保护。在1763 年以前，北美殖民地受到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威胁，这里的居民渴望得到母国的保护。第三，南方殖民地上的种植园主与英国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贸易关系：他们在英国出卖南方的产品烟草，同时又从英国购买奢侈品。

但是在这种对母国依恋的情感下面隐藏着一种富有北美色彩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潜流。新世界的环境不仅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塑造出新的思想方式和新的文化心理结构。北美大多数人意识到新世界的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广阔的空间和无尽的资源，预示着一片光明、美妙的前景。他们充满了乐观进取精神，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改造自然，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都有自己的梦想和憧憬。他们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这种信念使他们感到自己是与旧世界不同的新人。北美人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就是民族自觉的最鲜明的表现。

启蒙思想的传播 然而，美利坚民族也不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民族，在独立前的100 多年中他们也不断地从欧洲先进思想中吸取滋养。在此期间，英国的所有的先进思想都横越大西洋，在北美殖民地上广为流传。在17 世纪英国革命中出现了平等派民主思想，反映这种思想的平等派小册子也传到北美来。为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作辩护的辉格主义著作，如英国启蒙大师约翰•洛克的《论政府的两篇论文》，也在18 世纪的北美拥有许多读者。18 世纪在英国又产生了激进的辉格主义者，他们攻击辉格、托利两党的寡头统治，提出一系列改革的要求：扩大下院的权力，扩大选举权，实行出版自由，根除贪污等等。这些激进主义者的思想主张也在北美得到了传播。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思想，还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也在北美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英、法启蒙思想的薰陶下，在北美殖民地上也产生了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其杰出代表便是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年）和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 年）。富兰克林出身于波士顿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年轻时当过排字工和印刷工。经过刻苦自学，他成为一位知名学者和政论家。后来他经营印刷所和办报，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医院和大学。他曾经从事电的实验，由于发明避雷针而名播遐迩。他从事科学研究不单纯是从兴趣出发，同时也是为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以增进人民的幸福。他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但是从他的书信和言论中仍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想倾向。他歌颂勤劳，指出：社会贫困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爱好劳动的人们必须把自己劳动的第一批果实分给——这在他们是不得已的——寄生的、懒惰的人们。”他赞颂农业而反对工商业，认为农业才是增加财富的唯一正当方法。但后来他的态度有所转变，也认为工商业是必要的。他特别反对英国对殖民地工商业的限制。

富兰克林对劳动人民十分同情，认为：“个人幸福是政治社会的最终目的”。他反对奴隶制度并要求废除它。1775 年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反奴组织“被非法奴役的自由黑人救援会”，主张黑人和印第安人应享有和白人同等的权利。他在政治上主张实行普选制和一院制议会。

他坚持殖民地利益，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但是他不愿与宗主国进行坚决斗争，反对流血革命，主张殖民地统一，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自治。但独立战争爆发后，他的觉悟提高了。他坚决拥护美国独立，捐出个人财产支持战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杰弗逊出身于弗吉尼亚一个种植园主家庭，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1760年他入威廉-玛丽学院学习，广泛阅读有关法律、政治、哲学、文艺和数学等书籍，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深受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洛克的思想影响。他相信理性，热爱知识；反对愚昧，反对迷信。他认为人的知识可以引导人类走向更富裕、更美好的康乐之域。他相信人类幸福应该是人类一切努力的目标。在他看来，人的思想一旦从禁锢下解放出来，就会取得丰富的知识，就可以创造无限的物质财富，人类生活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改进。他反对一切武断的权威，对一切事物都抱一种大胆怀疑的态度。在哲学上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认为宗教纯粹是个人的私事。在政治思想上，他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竭力维护人们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他主张建立人民广泛参政的民主共和国，要求实行普选制，一切重大问题应诉诸人民的投票表决，因为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正确的。

他十分憎恶一切传统力量，要求消灭传统的拘束。他指出：任何一代人都没有权利为后一代人制定法律。后代人也不应受前一代人所制定的法律的约束。他提倡每隔20 年就对法律或宪法进行一次复查，以便使法律或宪法能符合当代人民的要求。

在社会思想上，他特别反对奴隶制度，认为它是一种罪恶，是对于人的自然权利的侵犯，因而主张解放奴隶。1770 年在他当律师时，有一个黑白混血儿奴隶向法院控诉，要求给他自由，理由是：他的祖母是一个白人妇女与黑人男奴隶的女儿，而按照弗吉尼亚的法律，奴隶的身分不是依据肤色，而是依据母亲的身分。杰弗逊免费为这个奴隶作辩护。他在法庭上辩护时不但依据法律，而且也依据自然权利学说。他指出：“在自然法则下面，一切人生来都是自由的，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对自己的身体有支配的权利。”

三、矛盾的激化•武装斗争的开始•宣布独立

矛盾的激化 到18 世纪50 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在政治经济上已臻成熟。各个殖民地上都有了选举产生的议会，这些议会在制度上日趋完善，它们的权力已经大得足以与总督相抗衡，在王家殖民地上它们已经成为对抗英国、保卫殖民地利益的重要的政治武器了。与此同时，北美经济也有显著的发展，不但达到自力更生的地步，而且在某些部门已经与英国竞争了。可见，北美已经具备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所应具备的条件。但是，北美人民还没有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想法，他们满足于自己在大英帝国内所处的地位，这从富兰克林的话里可以得到证明，他在1751 年在谈到英国时，甚至把英国比成“一个聪明而善良的母亲”，把大英帝国说成是一个“大家庭”，并且表示削弱这个“大家庭”的任何一部分都会削弱整个“大家庭”。

但是，到1763 年英法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反过去对北美殖民地的宽容态度，而开始剥夺北美人民长期以来所享有的自由，并且把新的压迫加在北美人民头上。这就引起了北美人民的反抗，而英国又不肯让步，以高压手段对付北美人民的反抗。这就是独立战争爆发的基本原因。

1763 年对法战争（七年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结束，于是英国便腾出手来，严厉执行过去长期未能实行的一系列限制殖民地经济的法律，并且把重点放在缉查走私上面。它派出许多军舰到北美海岸游弋，专门查禁走私船只。这样一来，以走私为特点的北美对外贸易一落千丈，往日繁华的港口顿时冷落下来，大批水手失业了。

同一年英国政府又颁布命令，禁止殖民地居民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迁。这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其背景是当时英国尚未制定西部的土地政策，害怕人民到西部去会给西部土地问题带来麻烦。但是，殖民地居民却认为英国颁布这个禁令是为了保障与西部印第安人作毛皮生意的英国商人的利益。当时北美有许多劳动者想到西部去谋生；南方奴隶主也想到西部经营种植园经济；土地投机商更迫不及待地希望到西部囊括土地。而这个禁令一颁布，这些梦想都化为泡影。

但是，英国犹以为未足，在1765 年以后又向殖民地居民征税。英国过去连年战争，军费沉重，国债激增。此外，对法战争结束后，英国夺取了法属加拿大，因之它在北美的领土大大扩张，为了保卫辽阔的帝国疆域，也需要巨额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征收新税已经势在必行。但是，英国统治当局却决定把税的负担转嫁在殖民地居民身上。1765 年颁布的“印花税法案”和1767 年颁布的“唐恩森德法案”就是向北美人民征税的措施。这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强烈的抗议。他们用抵制英货的行动来回答英国的苛政。在反对印花税的斗争中，人民中间还出现“自由之子”等群众团体。到1770 年为止，英国政府让步了，先后废除了这两项征税法案，只保留一项茶叶的入口税，以示英国政府仍有权向殖民地征税。

然而殖民地人民并没有因英国让步而放松警惕。他们为了迎接未来的战斗，建立了革命组织。在塞缪尔•亚当斯和杰弗逊等人的倡议下，各殖民地都成立秘密团体——“通讯委员会”，以加强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和统一行动。同时，殖民地人民对于英国保留茶税一事异常愤慨，所以从1770 年起就发起了“不饮茶”运动，以示抗议。这时，也有一些殖民地商人从荷兰走私运来大批茶叶，因此英国的茶叶法成为一纸空文。1773 年为挽救濒临破产的东印度公司，英国允许公司将茶叶运到北美倾销，不收入口税，并允许不经殖民地的入口商之手而直接卖给零售商。据估计，这种办法将使公司的茶叶价格比走私入口的茶叶便宜50％。但是在反英斗争的高潮中，殖民地人民认为自由比喝便宜茶叶更重要。各地均召集会议，决心不让东印度公司的茶船靠岸卸货。但是到达波士顿的茶船拒绝群众的要求。于是在1773 年12 月16 日夜，波士顿的人民群众在夜色苍茫中登上茶船，把价值15000 英镑的茶

叶掀入大海。

英国政府大发雷霆。1774 年3—4 月，英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几项高压法令，主要内容为：封锁波士顿港；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权；英国官兵在殖民地犯罪者必须送往英国或其他殖民地审判，马萨诸塞司法当局无权过问；在波士顿市内驻扎英国军队。这在北美被称为《五项不可容忍的法令》。为了执行上述法令，英王任命北美英军总司令盖治将军为马塞诸塞总督，妄图以武力迫使殖民地屈服。

但是，人民决不向英国的淫威屈服，没有一个工人响应英国的号召去参加英国兵营的修筑工作，也没有一个农民把粮食出卖给英军。波士顿人民的英勇斗争吸引了其他殖民地人民的关注。各地纷纷以人力、物力支援波士顿人民。为了协调各殖民地的行动，弗吉尼亚议会呼吁召开由各殖民地代表参加的会议，共同“商讨各殖民地不幸的现状”。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热烈响应。

1774 年9 月5 日到10 月26 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除佐治亚因总督阻挠未派出代表外，其他12 个殖民地共有55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绝大部分人是地主、资本家或种植园主的代表。大会围绕着北美与英国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民主派帕特里克•亨利号召北美人民团结起来，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他高呼：“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和新英格兰人之间的区别已不存在，我现在不是弗吉尼亚人，而是美国人。”占多数

的保守派采取了妥协性的步骤：向英王上请愿书，要求取消高压性措施；但同时又表示愿意继续效忠于英国。在会议期间，殖民地人民到处召开大会，通过决议案，表明对时局的态度。马萨诸塞的《苏福克决议案》号召人民起来坚决反对《五项不可容忍法令》（即“五项高压法令”），抵制英货，与宗主国断绝一切商业往来，以武力反抗英国的压迫。

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英国政府取消对殖民地的各种经济限制和“五项不可容忍法令”，并且表示在英国接受这些要求前，中断同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但是英国对这一温和要求也加以拒绝，并调兵遣将，准备诉诸武力。武装斗争的开始 在大陆会议寻求与英妥协时，各殖民地人民却在加紧进行备战活动。各地纷纷建立了地方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组建民兵，特别是组成了一支装备精良、反应敏捷、战斗力强的人民武装部队“一分钟人”（即一分钟内就能行动起来）。各地还建立了驿马队、情报队，修建了军火库以储存枪支弹药。到了1775 年，北美大陆已经出现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革命形势。人民群众决心为捍卫民主和自由，与英国决一死战。

1775 年4 月18 日，北美英军总司令盖治派两个团的700 名士兵从波士顿出发到附近的康科德去搜查通讯委员会的秘密军火库，并企图逮捕通讯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科克二人。通讯委员会的情报人员瑞维尔和德维斯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把英军的行动通知当地的通讯委员会。19 日“一分钟人”在莱克星顿与英军相遇。双方冲突开始，响起了“莱克星顿枪声”。英军继续北上，破坏了康科德的军火库。但是他们在那里遭到400 名“一分钟人”的进攻，并在逃跑途中遭到袭击，死伤273 人，残兵狼狈地逃回波士顿。殖民地方面仅损失90 余人。这是北美人民的武装力量第一次与英国正规军交锋，它揭开了北美人民反英战争的序幕。莱克星顿的胜利鼓舞了殖民地人民，三天之内，这一支民兵队伍就壮大到2 万多人。他们并没有满足于取得的战果，乘胜把英军的老巢——波士顿

团团围住。

在武装斗争开始和群众积极参加战斗的形势下，1775 年5 月10 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十三个殖民地都派代表参加会议，富兰克林和杰弗逊第一次与会。这时各地人民一致要求大陆会议能担当领导武装斗争的任务，并且支持人民自发的军事行动。但是，为温和派所控制的大陆会议对于群众的这个合理要求无动于衷。只有到后来当人民的自发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会议才勉强承当了领导殖民地民兵作战的任务，并且在1775 年6月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殖民地军总司令。华盛顿立即北上就任。在军事行动展开的过程中，北美各地的民兵锻炼成为纪律严明、战斗力很强的正规军。大陆会议还通过“必须采用武力的宣言”，通过关于发行纸币，征募志愿兵，改编民兵为“大陆军队”的决议。

1776 年3 月，华盛顿军队在得到一些重型大炮之后，猛烈攻打驻守波士顿的英军，迫使英军撤出波士顿，退到哈利法克斯（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但是在大陆会议看来，北美的这些军事措施及军事行动，仅仅是迫使英国对殖民地让步的手段而已。一旦英国作出让步，放松对殖民地的压迫，它仍愿放下武器与英军握手言欢，复归于好。这一年7 月大陆会议向英国国王提交一份请愿书，仍要求和解。只有个别领袖提出了独立的要求。比如激进派领袖塞缪尔•亚当斯早在1774 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开会后不久就提议发表一个独立宣言。

当时北美广大群众虽然非常不满英国的高压政策，但是他们仍幻想英国会让步，会取消十余年来的压迫政策。舆论的变化 由于北美大多数人幻想同英国和解，独立这个字眼在当时几乎成了危险的字眼，很少人敢说出口来，公开提出独立要求的人就更少

了。但是，到1776 年上半年，舆论陡然变化，要求独立成为广大人民的普遍呼声了。这是以下几种情况促成的：

第一，英国对北美的残酷镇压。在1775 年武装斗争开始后，英国统治集团就凶相毕露，它决心用屠刀把北美反英斗争淹没在血泊里。它把有3 万兵力的部队调到北美来。1775 年10 月英国海军放火焚烧了缅因的法尔摩斯城；1776 年1 月英国战舰大肆蹂躏弗吉尼亚农村。英国的这些暴行从根本上消灭了北美人民的幻想，他们不得不从独立中寻找出路。

第二，潘恩的《常识》在北美的畅销。到1775 年为止，在北美广大群众的心目中，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仍有相当的威信。北美的革命领袖们在过去10 年的反英宣传中把英国加在北美人民身上的一切压迫都归咎于英国内阁，同时却把英王捧得很高，把他描写为灵魂纯洁的、心地仁慈的君主。因此，北美人民虽然愤恨英国政府的压迫，但却把希望寄托在乔治三世身上，希望他能把居心残忍的大臣们免职，并且取消大臣们十余年来所实行的压迫政策。这样，乔治三世就成了人心倾向独立的巨大障碍。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出来扫除这个障碍的便是汤姆•潘恩。潘恩1737 年出生在英国，37 岁以前是在英国度过的。他是一个贫穷的胸衣工人之子，早在13 岁时就继承父业，靠飞针走线糊口，后来又任政府的收税员，勉强维持温饱。1774 年他离开祖国来到北美，不久就成为一家杂志的编辑，并且写了不少涉及时事的文章。他看到北美人民反英斗争的最大弱点就是目标模糊，人们拿起武器与英军作战，但不是为独立而战，一般人对英王仍有幻想，对大英帝国仍有留恋。与此同时，他也看到领导斗争的革命领袖过于谨慎，不敢宣布独立。他认为这大大影响了反英武装斗争的力量，使得英国有可能把北美革命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为了鼓励北美人民更勇敢地走上战场，他感到有必要破除人们对于国王的幻想，并且把作战的目标告诉他们，向他们指出：北美独立就是战争的目标。总之，潘恩决定把“人民的思想感情从依附［于英国］转到独立，并且从君主制转变到共和的政府形式”。这就是他拿起笔来写小册子《常识》时的想法。

《常识》是在1776 年1 月发表的。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大胆地呼吁独立，并且痛切地陈明英国统治有百害而无一利，独立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写道：英国过去之保护北美殖民地，完全着眼于本身的利益，并不是为了爱护北美人民。他指出独立的好处甚多，独立不但给北美人带来自由，而且还能使他们享受经济繁荣；相反地，如果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则只能延长北美人民的痛苦。他特别揭露乔治三世的专制暴虐，说他是一个“冷酷的、脾气恶劣的法老”，“大不列颠的戴王冠的野兽”，下决心消灭北美自由的就是他。

他说：国王不是内阁的傀儡，内阁是受他支配的。国王用津贴和官职去收买下院，因而在下院选出一个充当国王傀儡的多数，由这个多数产生的内阁就成了他手中的工具。国王的所作所为，使得英国成为一个暴虐专制的国家。

《常识》刚一问世，立刻就被人抢购一空，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在人口不到300 万的北美殖民地上竟销售12 万册。《常识》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它一举扭转了北美的舆论，彻底摧毁了英王在殖民地人民心目中的优美形象，使他成了一个暴虐的独夫，从而切断了殖民地人民心中残存的对英王和英国的最后一根感情纽带。小册子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推动他们倾向独立，独立逐渐地成为普遍呼声。正如约翰•米勒所指出的：“随着1776 年1月《常识》的发表，潘恩打碎了把革命冻结起来的坚冰”。

但是，独立成为北美人民普遍的呼声是一回事，大陆会议宣布独立是另一回事。到1776 年4、5 月间独立固然成为人民的一致要求，大陆会议在这个问题上仍徘徊不前。

大陆会议之所以终于决定宣布独立，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各界人民的推动。各地群众到1776 年春纷纷写信给大陆会议，要求赶快宣布独立。约翰•亚当斯写道：“要求独立的邮件每一天象洪流一样涌向我们这里”。直接反映人民要求的各殖民地的革命议会或代表大会也纷纷写信给大陆会议代表，要求宣布独立。马萨诸塞的约瑟夫•浩利写信给塞缪尔•亚当斯道：“防止不和和纠纷的唯一办法，便是趁热打铁。人民的血太热了，以致不容许延迟——如果不马上宣布独立，一切都会陷于混乱”。总之，来自各方的压力，对于大陆会议之最后宣布独立，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二，出于争取外援的需要。北美革命领袖们在对英战争开始后不久，就清楚地认识到争取外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他们看来，要想战胜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霸主，没有外援是不行的。同时他们也看清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英国是在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之后才建立了自己的海上霸权，从而也就树立了这三个敌国。这些敌国都伺机复仇。现在北美举行反英战争，正好为这三个国家提供现成的时机。因而争取这些国家的援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1775 年3 月，通讯委员会派出塞拉斯•狄安到法国，试探法国大臣维热内的意见。但是法国对于帮助不想与英国正式割断联系而只希望在大英帝国内部享受一定自由的北美，不感兴趣，它表示只有北美断然宣布独立，才能援助它，并且与之建立联盟。对于法国的这个态度，北美许多革命者是清楚的。弗吉尼亚的怀斯发问道：“我们以什么身份进行交涉？作为大不列颠的臣民，还是作为叛乱者？如果我们向法国宫廷提供贸易，当我们承认是［英国］居民时，他们会款待我们比款待布里斯托尔或利物浦更好吗？不，我们必须宣布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民。”对于这一点，大陆会议也逐渐认识到了。汉密尔顿和理查德•亨利•李都认为如果北美宣布独立的话，法国一定会支持殖民地的反英斗争。总之，为了争取外援，也非宣布独立不可。这也是推动大陆会议的许多领导人倾向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北美到1776 年上半年已具备独立的条件。这时，北美从中央到地方都形成了革命政府，而王家政府纷纷瓦解。各殖民地都成立革命议会，在它的下面又设置安全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在基层，各市镇教区也都有通讯委员会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同时，大陆会议在实际上也扮演了中央政府的角色，因为在大陆会议下面设置了类似财政部、外交部、商业部及海军部的机构。这样，北美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条件。这个既成事实也是推动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决定宣布独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这里不能忽略弗吉尼亚的先锋作用。弗吉尼亚代表会议在1776年5 月15 日向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们发出一项训令，要求他们向大陆会议提出宣布独立的建议。在收到这个训令后，弗吉尼亚的代表理查德•亨利•李便于6 月7 日向大陆会议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大陆会议通过。这个决议案中有言：“联合殖民地是——而且有权利是——自由而独立的诸邦，它们解除了对于英国国王的一切臣属的义务，因而它们与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联系应该完全解体”。

但是，中部几个殖民地的代表在大陆会议上反对这个决议案，所以大陆会议决定把独立问题的表决推迟到7 月1 日，希望在这以前能说服中部殖民地。但是实际的表决是在7 月2 日举行的。在表决中，只有纽约的代表弃权，其余的十二个殖民地的代表一致投赞成票，于是关于独立的决议案获得通过。7 月4 日，大陆会议又通过了《独立宣言》。独立宣言 其实在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之前，弗吉尼亚代表会议已经于6 月12 日发表了《权利宣言》，这是弗吉尼亚的民主派梅逊起草的。《权利宣言》列举了人民所应享受的一系列自由和权利，并且证明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政府官员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可以说，这个《权利宣言》应该是后来法国大革命期间发表的《人权宣言》的蓝本。但是它的重要意义被《独立宣言》掩盖了，因为《独立宣言》更全面更深入地阐明了民主原则。

《独立宣言》出于杰弗逊的手笔，它不但体现了他个人的民主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北美广大人民的内心愿望。

《独立宣言》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陈述了资产阶级的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的思想，它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他们固有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形式的政府损害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且成立新的政府，而新成立的政

府，要奠基于这样的原则上，以这样的形式组成它的权力，以期它最能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幸福。⋯ .”这就是说，在人类中间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就有理由把它推翻。

第二部分列举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压迫北美人民的种种事实，并且说明这种压迫就是侵犯了北美人民的基本权利。从以上两个部分很自然地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北美人民应该推翻英国国王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北美应该独立。这个结论构成了第三部分的内容。这样，宣言根据理论和事实说明美国宣布独立是理所当然的，是合乎天理人情的。这是宣言的中心思想。

同时，作者还在这篇宣言中阐明了美国作为新生国家立国理论基础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则。第一，关于平等的理论。作者认为平等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治平等，每个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都有权利直接或间接参加国家管理。二是经济上的平等。他主张建立“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社会。这是针对殖民地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提出的，虽有某些幻想成份，但是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第二，自然权利学说。即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是自由平等的，这些权利不是创世主或权威的恩赐，而是大自然所赋予的，因此是不可剥夺或割让的。这种学说提高了人民的地位，承认了个人的尊严，从理论上摧毁了专制主义存在的基础。杰弗逊发展了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用“追求幸福”去代替“财产权利”作为人们的自然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理论上的一场革命，因为它打破了否定现世生活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或天堂的中世纪宗教观念。他指出人不是为受苦而活着，追求幸福是人人都应享受的、不可转让的权利，而促进人民的幸福是政府的重要目的。第三，人民主权学说。杰弗逊指出：人民是主权者，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是服从人民意志的，是为了人民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的。第四，人民革命权利的理论。杰弗逊以自然权利论和人民主权论为基础，指出：既然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如果一旦政府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侵犯人民权利，并成为祸国秧民的压迫者且不可救药时，人民就有权利举行革命或起义来推翻它，不管这个政府是封建专制的还是曾经是民主的。

《独立宣言》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宣布人民的权利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比法国的《人权宣言》早13 年，所以马克思称它是“第一个人权宣言”。但是必须看到：它所阐明的自由平等原则，只停留在字面上，在资产阶级社会它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护身符。《独立宣言》的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北美人民的革命斗志，成为北美人民争取独立的旗帜。在它的激励下，人民斗志昂扬地走上战场，为实现独立的伟大目标而战斗。

四、艰苦的战争•光辉的胜利

艰苦的战争 独立战争开始时，英国是一个头号的资本主义强国。它不但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及精锐的陆军。此外，它还统治着广大的殖民地，有十分雄厚的人力物力。相反地，北美殖民地的工商业都比英国落后，在物力财力方面与英国相比，都是望尘莫及的。北美人民就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走上战场的。当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时候，他们不但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而且也有必胜的信念。因为英国政治首脑的腐朽无能在过去十余年的一系列事件中暴露无遗。而且武装冲突开始以来英国军队之连遭挫败，进一步证明英国当局指挥战争和治理大英帝国一样颟顸无力。当然，北美方面也遇到军事上的挫折。1775 年秋北美派出一支军队远征英属加拿大，目的是鼓动加拿大人参加北美的反英斗争。但是到1776 年春，这次远征以失败而告终。在大陆会议看来，远征失败虽然有军事上的原因，但是政治上的原因是主要的：加拿大人并不想起来反抗英国的统治。因此，远征加拿大的失败并没有动摇大陆会议的领袖们对于反英战争胜利的信

念。

北美领袖们的这个信念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北美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他们认识到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北美人民实现自由的最大障碍，只有打败英国军队，才能获得自由。这种对于自由的渴望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由于渴望自由，华盛顿麾下的士兵才能在战场上克服一切困难。战士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由于缺少鞋穿，在雪天行军时，脚磨破了，雪地上印满了殷红的血迹。但是他们都能劳而无怨，以饱满的精神追击敌人。

由于渴望自由，北美军民才能在打击敌人时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他们有时躲在房屋后，有时藏在树林中，随时随地出其不意地狙击敌人。当然，北美人也有自己特殊的优越条件。他们几乎人人有枪，也人人善于使枪。北美人之人人习武，是欧洲人望尘莫及的。与这样习武善战的北美人民为敌，英军当然处处吃亏。

可见，北美打的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使得英军无法占领美国的土地。地方民兵虽然可以处处折磨英军，但是在打正规的阵地战时，就无能为力了。因此，要想克敌制胜，最后迫使英军投降，美国方面在战场上还需要两个重要的条件。

第一，组织训练正规军。在华盛顿就任总司令后，几次战斗使他认识到建立正规军的重要性，他请来普鲁士军官斯图本帮助他训练正规军。于是，正规军与民兵配合作战就成为独立战争中美军作战的特点。第二，军事统帅的胆略和主动精神。华盛顿和他的几位军事副手就具备这个条件。下面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在大陆会议通过关于独立的决议那一天（1776 年7 月2 日），威廉•霍将军以英军统帅的资格率领数千英军在纽约州的斯塔登岛登陆，不久之后，英国舰队也到达这里。此后，英国人力物力源源运到。到夏末，在斯塔登岛集结了3 万英军。

作为对手，华盛顿的兵力也与其相埒，但是却全是民兵，而且当时华盛顿指挥战争的经验远逊于霍将军。

因此，在1776 年8 月27—28 日的长岛战役中，美军遭到沉重打击。华盛顿率领残余部队撤到特拉华河西岸。然而华盛顿没有因战败而气馁，他积极准备新的战斗。同时，他也细心视察敌情，在入冬后他发现英军蛰伏，处于冬休状态。1776 年12 月25 日夜里，他趁英军懈怠不备，冒着严寒率军渡过特拉华河，奇袭特伦顿，俘虏英雇佣军1000 人，美方仅损失5 人。这次胜利表明华盛顿具备了为军事胜利所必需的胆略和主动精神。在战争中，英军统帅霍将军身上存在严重的缺点，他的这些缺点也成为美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霍将军是一位旧式军人，他为人谨小慎微，墨守成规，严格按照兵法书籍上的条文行事，缺乏机动灵活性，不能在瞬息万变中当机立断，比如，当华盛顿军队逃到特拉华河西岸后，他却下令士兵休息，而没有乘胜追击。他还有一个缺点，即在制定战略计划时顾此失彼，考虑不周。

1777 年初，根据霍将军制定的战略计划，英国当局决定派出三支队伍到欧尔巴尼会师：第一支由柏高英将军率领从加拿大出发，经过张伯伦湖；第二支在巴利•圣•列格尔中校率领下也从加拿大启程经过安大略湖和摩瓦克河；第三支由克林顿将军统率，从纽约溯哈得逊河北上。这个计划从战略上来看，有严重的漏洞和失误：第一，英国兵分三路，使得美方有可能集中兵力予以各个击破。第二，两支纵队从加拿大出发到目的地，路途遥远，必然遇到运输及供应上的困难，加上长途跋涉，必然造成士卒疲惫不堪，这就使得美军有可能以逸待劳伺机歼灭敌人。而且，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三支英军没有很好地配合。在时间上，柏高英出发过早，没有等待另外两支纵队同时行动。而且克林顿将军在离开纽约北上之前，曾要求霍将军增援部队，但霍将军当时正集中兵力攻占费城，无法派兵北上增援。

1777 年6 月，柏高英首先自加拿大启程，7 月攻下了提康德罗加，然后继续前进。但是队伍在抵达距哈得逊河20 英里的地方时，遭到附近美军的袭击，行动受阻。结果英军经过三个星期才攻下爱德华要塞。但这时英军在供应上又出了问题，于是柏高英便派出军队到附近大肆劫掠。当地农民纷纷起来抵抗，弄得英军进退失据，狼狈不堪。圣•列格尔的队伍动身较迟，当进军到摩瓦克河附近时，遇到当地居民的袭击，被迫返回加拿大。

当柏高英队伍在爱德华要塞一带因供应不足而无计可施和圣•列格尔在摩瓦克河沿岸不断挨打的时候，克林顿才最后领兵出动。在他的队伍到达距离欧尔巴尼60 英里的地方之前，柏高英部队已退到萨拉托加，尚未来得及安营扎寨，新英格兰的农民就个个手持武器从四面八方赶到，这时美军也开到这里，把英军团团围住。弹尽粮绝的英军已经无路可走，不得不在1777年10 月17 日放下武器，向美军投降。

法国的参战 萨拉托加大捷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是推动法国参加反英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而法国之参战，又是美国最后取得独立战争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法国参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以美国这样一个力量薄弱的国家，要想战胜英国这样一个世界头等海上强国，如果没有象法国这样一个强国的大力援助，是十分困难的。

美国在宣布独立后（1776 年9 月），就派富兰克林和阿瑟•李赴法，目的在于争取法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及与美国订立条约。1776 年12 月抵达巴黎后，富兰克林便向法国军官们展开游说，在军官中引起共鸣，因为法国军官都迫不及待地想报七年战争之仇。但是富兰克林的成就不大，美军在战场上的初期失利，使得法国政府不相信美国的实力，不敢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也不敢与美国缔结条约。当时法国执行两面的外交政策：一方面秘密以金钱

及武器援助美国，另一方面在英国面前表示严守中立。但是，1777 年萨拉托加大捷扭转了法国的态度。这次大捷表明美国人有力量打败英军，并迫使其投降。1778 年法国同意与美国签订两个条约，一个是友好商业条约，该条约承认美国，约定在商业上互助。另一个便是美法同盟条约，法国答应畀予美国以一切必要的援助，美国同意法国在西印度夺取领土。双方还约定：不与英国单独讲和，只有美国独立得到保证，方能放下武器。1778 年6 月法国终于参战。西班牙也在法国的怂恿下参加反英战争，但是却比法国参战晚一年。最后，到1780 年英国的另一个宿敌——荷兰也参加了反英战争。1780年普鲁士与俄国成立武装中立同盟，以抵制英国对于中立国的侵犯。不久，丹麦、瑞典及奥地利也加入了这个同盟。

这样，到1780 年美英战争扩大为国际性的战争。对于法、西、荷等国来说，这是争夺商业殖民霸权的战争；对于英国来说，这是反革命的战争；惟有对于美国来说是正义的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完全陷于孤立。法、西、荷参战后，战争便从北美扩大到东印度、西印度及欧洲。英国到处受敌，英国海军在法、西、荷诸国海军的攻击下，丧失了海上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结局。法国也直接援助北美：洛桑波伯爵率领的6000 法军，台斯当伯爵率领的法国舰队（17 艘舰）及得•格拉塞率领的另一个法国舰队（28 艘舰）先后来到北美。法国舰队前来援助是对美国的大力支持，因为美国这时还没有建立海军，只有一些私掠船。

不过，法、西、荷等国参战后，并没有立即使北美战场改观。光辉的胜利 在萨拉托加惨败后，英国统帅霍将军提出辞呈，由克林顿将军接任英国统帅。克林顿改变了战略，放弃了夺取哈得逊河流域的计划，决定把军事行动的重心转移到美国南部，留下一部分兵力在北部从事消耗战。1778 年底以后，克林顿的军队进入佐治亚，占领了萨凡纳，然后北上侵入南卡罗来纳，1780 年5 月攻陷了查理士顿。随后，克林顿命令康华里将军统帅8000 人的军队继续从事南方战役，自己则率另一支军队到北方去增援驻守罗得艾兰纽波特的英军，因为法国远征军正在攻打这个港口。

康华里部队继续向北进军，在南卡罗来纳的坎姆登附近重创美军（1780年8 月16 日）。但是当他进一步向前推进时，遇到了武装居民的奋力反抗。1780 年12 月，华盛顿派格林将军南下指挥南方战场的战事。格林是一位有魄力的军人，他采用迅速猛打和迅速后退的战术，沉重地打击了康华里，接连挨打的康华里的部队在1781 年北上，很快侵入弗吉尼亚境内。格林并没有跟踪追击康华里，而是南下攻打查理士顿及萨凡纳，目的在于使南

方的英军疲于奔命，无力驰援康华里。

这时，华盛顿亲自率军从北方赶到，在法军（其兵力为美军的两倍）的配合下，从陆海两面夹攻康华里，把他逼到约克镇附近。当时英军本想与英国舰队取得联系，但是被德•格拉斯指挥的法国舰队切断了这个联系。陷入重围并且失去外援的康华里部队被迫向美军投诚，这是1781 年10 月19 日的事。

英军在约克镇的投降，标志了北美战场上的战争的结束。尽管英国此后在世界上其它地区继续向法国和西班牙采取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一年左右以后也停止了。

在此期间，在美、法、西、英的外交人员之间，信件往来甚为频繁。这些信件表明：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已经不成问题，问题是如何确定美国疆界。西班牙希望把美国领土限制在大西洋沿岸与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法国在制服了英国之后，也不希望美国强大。美国派出的议和代表是富兰克林、约翰•杰伊和约翰•亚当斯三个人。

大陆会议在发给他们的训令中要求很低，只满足于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但是这三位美方代表没有按照这个训令行事，也没有遵守美法同盟条约的规定，他们单独与英国议和并且坚持要求扩大美国疆土。结果，英国承认以密西西比河作为美国的西部边界，以北纬31 度作南部边界。但是他们未能争取到与英国港口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1783 年9 月3 日，英美两国在巴黎签订了和约。

五、杰弗逊与民主改革

在反英战争中，在美国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在改革问题上形成了两大派：激进派（或民主派）和保守派，前者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让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有发言权，要求消灭一切前资本主义剥削和减轻贫富悬殊现象；而后者代表贵族集团的利益，反对政治民主化，主张维持现状，维持贵族集团在经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保守派在大多数州掌握了政权。

在改革的过程中，两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某些问题上保守派达到了目的，但是激进派也争到了许多民主成果。

首先，在1776—1780 年间，在大多数州都制定了州宪法（只有罗得艾兰和康涅狄格二州是例外，因为它们仍保留殖民地时代的宪章——特许状），使得州政府受到成文宪法的约束。各州制定成文宪法，是改革中的重大的民主成果。一部成文宪法是防止暴政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可以防止政府为所欲为。在专制国家，君主政府之所以能够任意侵犯人民权利，就是因为那里没有宪法。美国诸州之制定宪法也是世界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因为它们开创了成文宪法的先例。英国虽然很久以来就有了宪法，但是英国宪法是不成文的，它由许多法律、先例及习惯构成。

不过，各州在制定州宪法时，往往不遵循民主的程序。当时各州的领袖们急于制定宪法，以便使得州政府的工作早日走上正轨，所以就让现成的州议会或州代表会议（州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制定宪法，而没有召开一个为了制定宪法而特别选出的制宪会议来担当这个最庄严的任务。1778 年马萨诸塞的州宪法就是采取这个方式制定出来的，所以遭到人民群众的拒绝。他们说：宪法应由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制宪会议）自己来制定，然后把它交给政府，而不应该预先由政府制定它，然后把它“恩赐”给人民。他们指出：如果一个政府能够制定自己的宪法，那么这个政府也就可以任意改变宪法，从而堕落为暴政。结果，1780 年马萨诸塞召开一个人民选出的特别制宪代表会议，由它制定另一部宪法。

其次，各州的政治进一步民主化了，这在州宪法的内容中有所表现。各州的宪法都附上了“权利法案”，其中列举了政府在任何借口下都不得侵犯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出版自由，请愿的权利，陪审审判制，人身保护法，禁止建立常备军等等。

各州的新宪法都宣布共和制。独立以前，在殖民地实行的是君主制，因为英国国王就是包括北美殖民地在内的大英帝国的元首，殖民地居民就是他的臣民。而新的州宪法则宣布彻底摧毁国王的“职位”而成立共和国。

州政府官员一律由选举（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在革命前，只有自治殖民地的总督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王家及业主殖民地的总督及参事均由英王或业主任命。新的州宪法改变了这种情况，有8 个州的州长由选民选出，有6个州州长由州议会选出（实际上是间接选举）。在佐治亚，州以下的地方官也由选举产生。各州完全消灭了世袭制。

州长权力削减了，而议会的权力增大了。在殖民地时代，总督作为英王的代表（指王家殖民地），是压迫的象征，而议会是人民选出的，它是保卫殖民地利益的人民代表机构。因此人民在这次革命中普遍要求增大议会权力而减少州长的权力。人民的这个要求在州宪法中得到了反映。过去王家殖民地总督对议会的立法有否决权，现在大多数州的宪法限制了州长的否决权。

北卡罗来纳甚至取消了州长的否决权。在纽约，由一个“修正委员会”（由州长及数名法官组成）行使否决权。殖民地时代，总督掌握大部分官吏的任命权，现在州宪法限制了这个权利。在纽约，由州长和参事会共同行使官吏的任命权，而且在决定中州长只有一票。在新泽西州，任命权划归立法会议。一些州宪法还容许立法机关弹劾州长。

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对此持异议。他认为州长的权力太小，而议会的权力太大。他说，现在的州长与过去的总督不同了。现在的州长代表人民而不代表英国王家政府，他应该享受更大的权力，而不致危害人民的利益。他的意见未获采纳，于是他又想出另一个办法，那就是限制立法机关的权力，把它分为上下两院，一项法律必须获得两院通过。本来，民主派（包括富兰克林）欢迎一院制议会，反对设置上院，因为它带有贵族气味。但是约翰•亚当斯却相信上院具有重要的功能，即上院中的有财产的议员可以缓和下院中人民代表的过激的立法行为。在亚当斯的劝告下，所有的州（宾夕法尼亚是例外）都实行议会的两院制。

不过，在实行议会两院制的同时，对于参事会也进行了改造。在殖民地时代，参事会是由英王任命的，它为总督献策，兼立法机关的上院，还接受和审理下级法院的上诉案件。这样兼行政、立法、司法三任于一身，久已为人们所不满。新的州宪法把参事会与上院分开，也把参事会与司法机构分开，将它改名为州务会议（行政机关），另成立单独的上院和上诉法院。同时，州务会议不再由上级任命，而是改由议会选出，有的州还由选民选出。州务会议能控制州长，比原参事会只是总督的助手地位明显提高。

选举权也扩大了。各州的宪法对于殖民地时代有关选举权的财产资格作了改变。有9 个州降低了财产资格。在佛蒙特州实现了成年男子（白人）的普选制。在宾夕法尼亚，一切纳税人均有权利投票。

州议会也民主化了。州议会虽然一般保留了两院制，但是增加了民主成份。（1）州上院议员通过选举产生；（2）议会选举时间缩短，一年改选一次；（3）在某些州实行比例代表制。殖民地时代的代表制很不公平，有利于上层分子而不利于农民，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州及该州以北的诸州实行了比例代表制：各选区在议会中的代表席位与其人口成正比例，这是有利于农民的。此外，许多州的社会进一步民主化了。

在许多州，旨在维护大土地所有制的“限定嗣续法”及“长子继承法”被废除了。

在革命期间，在许多州也实现了宗教自由。在一些州，英吉利国教（圣公会）失去了官方教会的地位，居民不再为了维护教士生活而纳税了。在新英格兰诸州，公理会继续保持其官方教会的地位，只是到19 世纪才失去这个地位（新罕布什尔是在1817 年，康涅狄格是在1818 年，马萨诸塞是在1833年）。在弗吉尼亚还实行刑法的改革，缩小了死刑的范围，只有谋杀罪及叛国罪才判处死刑。并革除了一些野蛮的、残酷的刑罚，实行罪罚相称的原则。在改革浪潮中，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也受到冲击。早在1774 年7 月，罗得艾兰就颁布法律，宣布反对奴隶贸易，以后进口的奴隶一律予以解放。在这项法律的前言上写道：“那些愿意享受自由的一切益处的人们本身也应该把人身自由扩充到别人身上”。大陆会议在1774 年也同意停止奴隶贸易。康涅狄格、特拉华、弗吉尼亚、马里兰、南北卡罗来纳都在70—80 年代先后通过法律，禁止进口奴隶。北部中部诸州也宣布废除奴隶制度。马萨诸塞的法院根据州宪法作了关于奴隶制度是非法的裁决。到1790 年为止，该州的奴隶制度已被消灭。其他北部中部诸州也先后制定了废除奴隶制度的法律。奴隶制度之所以在北部中部被废除，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不适合于大规模的奴隶制。反奴隶制的浪潮对南方也有所冲击。有些奴隶主对于压迫奴隶一事感到不安。弗吉尼亚立法会议在1782 年通过法律，允许个别的奴隶主解放自己的奴隶。到1790 年为止，弗吉尼亚已有1 万名奴隶被自己的主人解放出来。

在中部诸州，半封建的大地产租佃制开始瓦解了。在反英战争中，有不少北美人同情英国，甚至甘愿为英军效力，从事破坏美国革命的活动。他们被称为托利党人（或效忠派），许多州的州政府采取措施制裁他们，没收他们的财产（包括土地）。在中部诸州，许多托利党人是大地主，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后，分成小块拍卖，结果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落到劳动者手中，因而扩大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综上所述，各州的改革涉及许多方面，民主成果是相当丰硕的。美国革命之所以取得如此广泛丰硕的民主成果，首先是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查尔斯•巴克尔写道：在革命期间，“抗议的政治”甚为发展。在18世纪70 年代的10 年中，“选举宣誓、对代表的训令、群众大会、委员会及协会之出现，都从立法机关的大门外加强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压力，增加了对于政治决策的影响。”

人民群众在革命期间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早在1776 年上半年，纽约市技工委员会就提出了“谁应该在国内进行统治”的问题，他们热烈希望在美国建立“一个自由的、人民的政府”。工匠们纷纷讨论独立后的新政府的形式，一致要求建立与殖民地时代不同的政治制度。纽约的一个工匠告诉大家说：必须丢弃只有“富人”才有权利当官的观念；关于“人民过于愚昧所以不能管理国家大事”的论调，只不过是富人造谣。费城一个工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不是工匠和农民构成美利坚人民的百分之九十九吗？

如果这些人由于职业的关系而不能参加选举他们的统治者或选择政府形式的话，立即承认完全由绅士组成的英国国会的管辖权，难道不是最好的吗？”

在群众中间要求实现社会经济平等的思想也开始流行。弗吉尼亚的伦道夫上校在1784 年抱怨道：“独立的精神变为平等的精神了”。

群众不但提出上述的民主要求，而且也不断地对各州的代表会议或州议会施加压力。

掌握政权的保守派慑于群众的力量，不能完全忽视人民的愿望。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如果对人民的要求置之不理，也不利于全局。因为只要反英战争进行下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夺取胜利所必不可少的，而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就不能不对人民作一些让步。

民主成果的取得也是与民主派领袖杰弗逊的领导分不开的。他不但是民主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而且也是民主改革甚至整个美国革命的精神领袖。他一开始就认为反英战争正是争取内部民主改革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因为这场战争激起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热情。利用这种热情来推行改革，可以减少许多阻力。为了在自己家乡弗吉尼亚推行改革，他放弃了大陆会议派给他的出使法国的光荣使命，回到弗吉尼亚，参加州立法会议，专心致志于四项改革工作：取消限定嗣续法，废弃长子继承法，实现宗教自由，实行普及教育。因为在他看来，完成这四项改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说：这些改革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制度，靠这个制度就可以根除古老的或封建贵族的每一根纤维，并且为真正共和主义奠定基础”。在从事改革工作时，杰弗逊认识到教育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关键。在他看来，为了建成一个民主共和国，只是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因为教育是民主的基础。在一个广大群众愚昧无知的国家，政治民主只能是建立在沙堆上的楼阁。他指出：在任何国家，掌权者都有蜕化变质和实行暴政的可能。他认为防止权力堕落为暴政的有效手段，便是发展教育，使广大群众都掌握文化知识。

弗吉尼亚州立法会议所完成的几项重大改革，都是和杰弗逊的提倡和推动分不开的，尽管他的教育改革的努力遭到失败。他也为弗吉尼亚草拟了一部民主的州宪法草案，希望在弗吉尼亚实现他的民主理想。他在这部宪法草案里为州政府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无代价分配土地的办法（凡州内无地者均可以分到50 英亩的土地），以及普选制。不过他的宪法草案未获采纳。

在从事改革活动时，杰弗逊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那就是把弗吉尼亚建成一个模范的民主共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参加国家管理，人人享受自由平等的权利，每个人都过着有道德、有文化的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上述民主改革都是人们有意识地完成的。这次革命也引起了许多偶然的、伴随的社会变化，其中许多变化促进了财富的重新分配。战争既制造了新的暴发户，也毁灭了旧的富有者。损失惨重的是商人，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他们的商路被英国海军切断，无法继续与海外作买卖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把商船改为私掠船，去抢劫英国商船，但是收入很不稳定。

南方种植园主也受到经济上的打击，因为战争影响了他们的烟草及大米的销售。弗吉尼亚滨海地带种植园主的地位一蹶不振。但是在另一方面，许多人靠战争富了起来。军队需要农民供应大量粮食，农民索价甚高，因而这些农民发了财。通货膨胀也造成了一些人发财的机会。反英战争需要浩繁的军费，但是革命政府不愿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而大陆会议也没有征税的权力，所以大陆会议和州政府只能靠印刷钞票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结果便是市面上钞票充斥，物价猛涨。这个形势也便宜了农民，他们一方面以高价出卖粮食，另一方面以贬值的货币偿还债务。但是更占便宜的是投机商人，他们在市场囤积居奇，倒卖紧俏商品，因而发了大财。

正是因为这次革命在对内方面取得上述多方面的丰富成果，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称美国革命为“双重革命”——对外反英战争和对内争取民主的斗争。但是也不要夸大对内的斗争，因为反英斗争是决定性的，只有反英斗争的胜利才能保证对内斗争的民主成果。我们也不应忽略美国革命的局限性。因为在这次革命中，有两大民主任务未能完成。

第一，没有废除南方的奴隶制度。美国革命是反对英国的“奴役压迫”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南方一些奴隶主感到奴隶制度与自由平等的原则格格不入，因而多方寻求废除奴隶制度而又不致造成自己的经济破产的道路。但是他们终于没有找到这样一条两全其美的道路。

杰弗逊在从事弗吉尼亚的民主改革时，曾拟出一个解放奴隶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弗吉尼亚应该逐步解放奴隶，而且应把得到解放的奴隶送到西部腹地，帮助他们成立一个自由独立的黑人国家。但是后来鉴于废除奴隶制度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他的这一计划被束之高阁。所以，弗吉尼亚虽有一些奴隶获得奴隶主赐予的自由，但仍然维持着奴隶制度，南方其他诸州亦然。南方奴隶制度的保存，为19 世纪中叶的美国内战埋下了种子。

第二，西部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战后，美国领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原来被英国划为禁区的西部土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大片土地）并入美国的版图，后来又实行国有化。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以民主的方式无代价地分配西部土地。但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实行了拍卖政策。1777 年11 月15 日大陆会议通过宪法《邦联条例》，至1781 年才经各州批准生效。按此宪法建立的中通过的土地法规定：西部土地按大块出卖，每块不小于640 英亩，每英亩1美元。因出卖的面积太大，地价太高，一般劳动人民难以买到，而只有利于大种植园主和土地投机商。在战时大陆会议曾向每个士兵发放土地券，持券者战后可到西部领到小块土地。但因士兵大多出身贫困，急于用钱，因此不等领到土地便把土地券廉价出售了。土地券大量流入投机商手中。由于革命没有用民主方式解决西部土地问题，所以劳动人民便自行去西部占地。占地是人民争取以民主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表现。只有到1862年政府颁布了“宅地法”，西部土地问题才得到民主的解决。

六、谢斯起义•《联邦宪法》

谢斯起义 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军队复员，市场上对于粮食的需求大减，粮价猛烈下降。马萨诸塞州的农民收入锐减，他们无力偿债，因到期不能偿债而入狱者不知凡几。这种苦况，逼得许多农民走投无路，他们便铤而走险。1786 年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有名的谢斯起义，为首的是退伍老兵丹尼尔•谢斯。

起义从1786 年秋持续到1787 年上半年，以失败而终。当时民主派领袖杰弗逊以公使身份寓居巴黎，他得到起义的消息后，对起义者深表同情，特别是赞许了农民的反抗精神。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表示：“反抗政府的精神有时是如此可贵，以致我但愿这种精神一直保持下去。在不公正时，它这种反抗精神将时常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比丝毫也不表现出来要更好。”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里他又用下面的话歌颂人民起义：“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但是国内的保守派却把谢斯起义看作是洪水猛兽，既吓得丧魂失魄，又恨得咬牙切齿。约翰•亚当斯竟大骂起义者为“没有良心和原则的叛徒”。对于人民起义的恐惧渗透了保守分子的每一根血管，正是这种恐惧对于保守派的制定新宪法运动起了催化作

用。

但是，这个运动的源头，必须到《邦联条例》中去找。在1776 年宣布独立后不久，大陆会议就着手起草全国宪法——《邦联条例》。《邦联条例》于1777 年11 月15 日由大陆会议通过，1781 年开始实施。按照这部宪法，成立起来的美国国家组织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各州保留了很大的独立性：宪法允许各州享有征税、征兵及发行纸币的权力。各州也有权规定出入口税。国家有事时，中央政府只能请求各州提供军队。中央需钱时，只能向各州摊派款项，而且各州可以拒绝提供金钱。

第二，中央最高机构是一院制的邦联国会，每州选出代表2 至7 人，但最高机构便是邦联国会。

每州代表在投票时，只是投1 票；中央不设置国家元首，只是在国会下面设立一个诸州委员会，委员由各州选出（每州1 人），在国会休会时管理经常性事务。

第三，中央权力极小，邦联国会只能宣战和媾和，派遣对外使节，调整各州的争端和掌管邮政。它没有权力管理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它只有在各州的同意下，才能与外国订立有关贸易的条约。它完全依靠各州来维持国家秩序，无权干涉各州内部事务。即使某一州发生内战，它也只能作壁上观。

因此，美国俨然是由13 个独立国家组成的松懈的国际同盟。《邦联条例》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主要是因为在制定这部宪法时，民主派占上风。民主派根据殖民地时代的经验，生怕中央权力太大，会压制人民的自由，侵犯人民的权利，会产生暴政。但其他势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一是南方种植园主。南北经济制度不同，利害关系迥异。南方代表害怕中央权力太大，会为北方商人所利用，把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强加于己。第二是小州代表。他们之所以反对中央权力加强，是因为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会使大州有可能通过中央政府来压迫小州。

保守派早在1781 年《邦联条例》生效之前，就起来反对它。他们认为按照《邦联条例》组织起来的中央政府过于软弱，无力阻止人民运动的发展，无力镇压人民的暴动，无力保护私有财产。他们要求强化中央权力。后来在各州制定出新的州宪法之后，保守派感到州宪法的民主成份太多，这会使各州的民主力量得势。为了抵销各州的民主力量，也必须强化中央权力，因此保守派强化中央权力的要求更加强烈。保守派的这个态度在伦道夫的言论中表露无遗。他在1787 年制宪会议上宣称：主要危险来自“我们的［州］宪法的民主成份。人民所行使的政府的权力会把其他部门吞没。

没有一部［州］宪法规定了足以抑制民主的办法。”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进一步加强了保守派强化中央权力的要求。许多有势力的经济集团在《邦联条例》下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他们要求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公债持有者集团希望战后能由中央政府偿还公债。但是按照《邦联条例》的规定，国会没有征税的权力，当然也就无力偿还公债。因此公债持有者集团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便由它来偿还公债。

在《邦联条例》下，各州各自为政，各州都有关税壁垒，币制不统一，市场不统一，以致国内贸易受到阻碍。软弱的邦联政府也无力在国外保护美国商人的利益。美国商人在外国港口饱受歧视和凌辱，美国政府也爱莫能助。因此商人也有强化中央政府的要求。在《邦联条例》下，各州有权发行纸币，滥发纸币的结果，纸币贬值，使资产阶级放债人大吃其亏。所以他们也不满《邦联条例》。在西部，印第安人时常袭击白人，但是《邦联条例》下面的中央政府无权维持军队，因而无力保护西部的白人。因此到西部从事土地投机的商人也要求加强中央权力。

保守派中间有许多人与上述各种经济集团有联系，因此他们基于经济利害关系，特别有强化中央权力的要求。

而且，当时美国是一个新生国家，处在欧洲大国虎视眈眈之下。英国之承认美国独立是被迫的，它总想伺机寻衅。驻在美国西北边境内的英军，在战后仍不肯撤走，并且勾结印第安人不断地骚扰美国居民。美国南部及西部与西班牙属地毗邻，西班牙也敌视美国，时常怂恿印第安人侵袭美国居民区。这些情况使美国有识之士感到忧虑。美国许多政治领袖也有同感，他们认识到，为了使这个用八年流血换来的新生国家免于夭折，只有强化中央权力之一途。

这样，强化中央权力便成为保守派及爱国人士的一致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到18 世纪80 年代上半期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了。一个制定新宪法的运动勃然兴起。

不过到1786 年以前，美国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不同政见。南方种植园主和小州的政客们都对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怀有戒心，对这个运动持观望态度。但是1786—1787 年的谢斯起义震动了整个统治集团。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强化中央权力的必要性及迫切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镇压人民运动。因此南方及小州的统治集团都捐弃原来的成见及顾虑，同意参加这个运动。

联邦宪法1787 年5 月25 日，亦即把谢斯起义镇压下去不久，就在费城召开了一个制定宪法的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开到9 月17 日。出席会议的代表有55 人，其中大部分是保守派，为首者是汉米尔顿。只有3 个民主派代表，那就是富兰克林、梅逊和路德•马丁。

在会议上，代表们唇枪舌剑，争论得异常激烈。争论主要是围绕大小州之间的矛盾和南北方之间的矛盾展开的。大小州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国会代表名额的分配上。以弗吉尼亚为首的大州主张各州国会代表人数应与该州人口成正比例。人口少的小州代表坚决反对这个主张。新泽西州要求各州代表名额相等。南北方之间的争论反映了南方奴隶主和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争。南方代表主张：在产生代表时，黑奴人口应该计算在内，为的是保证南方在国会中有更多的代表；但在纳税时黑奴就不应该计算在人口之内，为的是少交税款。北方代表则持相反的态度。他们主张在纳税时黑人应计算在人口之内，在产生代表时则不应该计算在人口之内。此外，南北方在关税及奴隶贸易问题上也针锋相对：南方诸州反对国会有征收关税的权力；北方则要求禁止输入奴隶。双方各不相让，南方以退出邦联相威胁。但是，与会代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意见几乎完全一致。第一，与会者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政府，以便有力量偿还公债、保护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和镇压人民反抗，有权力征税及调整对外贸易及州际贸易。第二，大多数与会者在反民主反人民方面也是一致的。他们认为：民主是危险的，必须加强中央权力来抵销州宪法中的民主成份。格利声称：国家所蒙受的不幸都来自“过度的民主”。一些代表的发言，明显地暴露出对人民的仇视。汉米尔顿声称：“一切社会都分为少数人和多数人。前者是富裕的，出身名门的；后者是人民群众，们很少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有人甚至公然要求建立君主制。狄金森称：“一个有限制的君主制⋯ .（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之一⋯ .从来就没有任何共和制度带来同样的好处”。这些人想拥戴华盛顿为国王。但是华盛顿拒绝接受，他坚决反对恢复君主政体，因为他经过长期反英斗争，从内心里仇视君主制。而且他也认识到君主制违反历史潮流，不得人心。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联邦宪法》，以代替《邦联条例》。这部新宪法使得保守派如愿以偿，因为宪法中的许多内容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第一，联邦政府的权力大大加强，它获得如下权力：征税、征兵发行纸币、规定度量衡、制定工商业政策、决定军事及外交政策、决定对外和战、管理邮政及对外贸易等等。联邦政府还有偿付国债的权力。

第二，国家元首为总统，他拥有很大的权力，不但享有行政大权，而且还有对于国会立法的否决权。更重要的是他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在战时可以行使独裁大权。他和他的内阁不向国会负责，国会的不信任票不能促成总统及其内阁辞职。总统是选民间接选出，就是说，先由各州选出复选人，其人数与该州出席国会的议员人数相等，然后再由复选人选举总统。总统可以连选连任，宪法没有限制他的任职届数。无怪乎杰弗逊称美国总统制为君主制的“新版”加强总统权力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是为了更有效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和保护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宪法还特别规定：总统在各州的请求下，可以派军队到各州去镇压叛乱。

第三，国会由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由各州议会选出，每州派2 名，任期6 年，每2 年改选1/3。众议院由选民直接选出，每州所选出的众议员人数与该州的人口成正比例，众议员任期为2 年。法律只要由国会两院通过，总统批准，即可生效。但是一切征税法案均应由众议院提出。国会有权直接向国民征税，包括关税及国产税。国会有权调整国外及州际贸易，这样就可以清除州际关税壁垒，从而有利于创立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国会也有无限权力征兵，也有权在紧急时期调动民兵，这样一来就可以镇压任何地方的人民起义。

第四，设置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法官由总统任命，但必须得到参议院的同意，其任职是终身的。最高法院对于在联邦宪法、联邦法律及条约下面发生的一切案件都可以行使最高审判权。最高法院还有解释一切法律及条约的权力，如果它认为某些法律或条约违反宪法精神时，可以宣布其无效。不过，联邦宪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最高法院享有这个权力，只是在1803年（当时约翰•马歇尔是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以后，最高法院才篡夺了这个权力。

第五，实行三权分立。如查尔斯•比尔德所指出的，制定宪法的保守派为了抵销人民群众及民主力量对政府的影响，在宪法上设置了重重障碍。鉴于州宪法所确立的州议会权力至上，容易造成“过度的民主”，对上层有产集团不利，因此便在联邦宪法中贯穿了三权分立的原则，来消弭人民群众对联邦政府发生的影响。他们知道，在联邦政府机构中，唯有国会的众院议员是各州选民直接选出的，因此群众对于众议院的影响，是在意料之中的。在这个情况下，为了限制众议院的权力，他们便在众议院上面设置了参议院以便减少人民对于政府的影响，因为参议院是各州立法会议选出的，距离人民更远一些。

尽管如此，保守派还不放心，他们害怕万一人民对国会发生影响，于是又设置拥有大权的总统，以图抑制国会的权力——他有否决国会立法的权力。对于国会及总统还不放心，还担心它们受到选民的影响（因为国会和总统都是选举产生，尽管有的是间接选举），保守派又设置一个最高法院，企图用它去钳制国会及总统的行动。孟德斯鸠之提倡“三权分立”原则，目的在于限制君权，而现在美国保守派之在联邦宪法中确立“三权分立”的原则，都是为了限制人民的权力。当然这个“三权分立”原则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可以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权力机构相互牵制、相互均衡，以防止任何一个权力机构流于专权。如上所述，固然总统可以限制国会的权力，最高法院可以限制国会及总统的权力，但是反过来，国会也可以限制总统的权力，参议院甚至有弹劾总统及审判总统的权力；总统及参议院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方面的决定权，也可以对法官起制约作用。三个权力机构之间的这种互相制约、均衡的作用，可以防止出现独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资产阶级民主。需要指出的是，联邦宪法对于人民的民主权利只字未提。

这样，联邦宪法所确立的全国政府，既可以有力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及限制人民和民主力量的影响，又可以满足保守派所代表的各个经济集团的经济要求。因此，联邦宪法的制定不能不说是保守派对民主派的胜利。

然而这部宪法并不是象比尔德派历史家所说的那样，是一部仅仅有利于这几个经济集团的所谓“经济的文件”。它也反映了全民族的利益。因为它确立了一个真正的全国政府，它用一个名符其实的国家去代替《邦联条例》下面的一个松散的、众多的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这一方面有利于一个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有助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使得这个新国家有可能维持足够的权威和足够的军队，以对付英国和西班牙的威胁。仅仅这一点，这部宪法就是一个进步性的文件。而且，这部宪法也包涵了许多民主因素。

（1）确立了共和制。首先宣布共和制的是各州，州的这个行动得到联邦宪法的认可。可以说，美国是近代史上全世界第一个在幅员广阔的土地上建立共和制的国家。这个事实驳倒了孟德斯鸠关于在幅员广阔的国家不可能建立共和制的观点。其实，共和制在美国的建立也良非偶然，因为共和主义在北美比在欧洲有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共和主义传统在殖民地上始终是强大的，移居到这些殖民地上的大多数人是同情在17 世纪英国革命中产生的英吉利共和国的宗教不同意见者。而且北美的政治制度一开始就在事实上接近共和主义，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社会的政治制度。

（2）实行民选政府制度。国会是选举产生，总统也是选举产生——至少在形式上把资产阶级革命家所标榜的关于政府应该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上的理论付诸实施。这也在全世界上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3）宪法体现了文官政府的权力高于军权，及文官政府控制军事大权的原则。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因为可以避免出现军事独裁或军事政变。

（4）宪法规定了修改宪法的程序，这体现了杰弗逊的思想。杰弗逊认为死人不应该统治活人，上一代人所制定的宪法不应该束缚下一代人，下一代人必须结合当代的实际对宪法作必要的修改。

《联邦宪法》之所以具有上述一系列民主成份，也是不难理解的。第一，尽管制定宪法的大多数人与各种经济集团有联系，但是他们并不象比尔德所理解的那样个个都是斤斤计较本集团及个人利益的自私的“斗筲小人”，在他们中间不乏有文化素养的、有开明的政治头脑的、识大体的为国为民的人物。虽然他们也关心本集团本阶级的物质利益，也多半热衷于当官掌权，但是他们也不能不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国家的繁荣昌盛、社会安宁、国家的长治久安及国防的安全。而且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毕竟是革命领袖，是为国家民族的自由而奋斗的领头人，还保留着一些革命锐气，他们是可以突破狭隘的个人打算的。第二，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久经磨炼的政客，他们认识到，如果不把人民在这次革命中所争取到的果实中的大部分保留下来，如果不向人民让步，势必激起新的人民暴动。这样说来，《联邦宪法》是保守派向民主派妥协的产物，它调和了这两派的矛盾。《联邦宪法》也调和了以下三组矛盾。

第一，调和了中央集权派与地方自治派之间的矛盾。弗吉尼亚的麦迪逊是中央集权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制宪会议上，开始时曾坚持这个立场。他主张中央政府应该对地方政府行使绝对的控制权，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建立更好的秩序和各州之间的关系和谐”。民主派一般反对中央集权，他们要求最大限度地保持各州的权力。但是制宪会议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妥协。最后通过的《联邦宪法》固然比起《邦联条例》来说大大加强了中央的权力，但是它并未建立中央集权的体制，它把相当多的权力保留给各州。换言之，它确立了一个联邦制，它既避免了《邦联条例》的极端，又避免了中央集权的弊害，既把各州团结成为一个国家，又保障了地方的一定程度的自治地位，这样就可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首创性。在18 世纪后半期，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至少是大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在这个时代环境中，独有美国革命家创造了“联邦制”，这不能不说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第二，它调和了大小州之间的矛盾。它规定：参议院议员名额每州不论大小，均为两名。众议院议员名额则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使大小州都享受好处。

第三，各州众议员名额及直接税的数量，都与各州的人口成正比例，其中黑人奴隶人口则按3/5 计算（5 名奴隶只等于3 个人），这就调和了南北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3/5”也给这部宪法打上了种族歧视的烙印。由此可见，《联邦宪法》是调和了保守派与民主派、中央集权派与地方自治派、大州与小州、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四组矛盾的产物。美国长期比较稳定的秘密就在这里，这说明了宪法制定者的智慧。

宪法颁布后，各州的民主派分子尖锐地反对这部宪法，认为它给联邦政府的权力太大，扼杀了人民的民主权利。领头反对宪法的是弗吉尼亚的梅逊和亨利。

虽然遭到民主派的反对，宪法终于得到各州的批准。这一方面是由于保守派的宣传及收买起了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保守派向群众保证：一旦宪法得到批准，将把《权利法案》以修正案的形式加进新宪法中去。为了履行诺言，保守派占优势的国会于1790 年通过了10 条修正案，这些修正案规定了一系列自由：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及建立陪审制度。

北美独立战争是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一次伟大历史事件。从性质上来说，它不但是一次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即“美国第一次革命”，因为它完成了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从而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列宁指出：“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由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马克思在评价这场革命的国际意义时也说：“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响了警钟”。

领导这次革命的是资产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但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人民群众——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黑人。正是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战争和改革，才使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第六节 拉丁美洲革命运动

一、革命前的拉丁美洲

革命前的拉丁美洲在16世纪，除巴西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外，拉丁美洲的其余地区几乎全部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到17 世纪，荷兰、英国和法国先后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巴西东北的土地，建立了荷属、英属和法属圭亚那；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得到了牙买加等岛屿；法国占领了原属于西班牙的海地。但一直到19 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仍占有拉丁美洲绝大部分，是拉丁美洲的主要殖民国家。

拉丁美洲殖民地同英属北美殖民地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给这两个地区的社会和历史发展带来了极不相同的后果。英属北美殖民地是移民殖民地。殖民地社会主要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原有的居民印第安人被屠杀，或被驱赶到偏僻的居留地。早期的移民大多来自英国，他们不但把英国的经济制度，而且也把议会制度带到北美来。1763年以前，英国对殖民地的经济基本上采取放任政策，因此殖民地居民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经济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自由。

但是，西、葡属拉丁美洲殖民地却与英属北美殖民地迥异其趣。西、葡在殖民地上实行专制统治。西班牙国王曾宣称：拉丁美洲殖民地是他的私有财产。他在国王政府下面设立的“印第安事务院”是掌管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最高机关。国王把殖民地划分为若干行政区，由他委派总督直接统治。到18 世纪时，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共设4 个总督区：新西班牙区，包括今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北美西南部的大片土地；新格兰纳达区，包括今哥伦比亚、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秘鲁区，包括今秘鲁和智利；拉普拉塔区，包括今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葡萄牙在巴西设立一个总督区，由国王任命的总督进行统治。

殖民地各城市一般都设有市参议会，其成员由总督指派，或由当地大地主中选出。参议院的权力很小，往往只限于讨论税收、公用建筑以及有关印第安人的问题。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殖民地实行残酷的剥削。在18 世纪以后，殖民地上盛行大庄园制。印第安人公社的公有土地被宣布为庄园地主私有的财产，耕种小块份地的印第安人成为佃户，须缴纳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庄园地主还利用借债，采用以工抵债的手段，迫使破产的印第安人去当雇工，其中不少沦为债务奴隶。

此外，在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盛行种植园奴隶制，用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当奴隶。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疯狂地掠夺贵重金属，到处寻找金银产地。开发矿藏除了使用黑人奴隶外，还实行一种特殊的徭役制度——“米达制”，强迫印第安人每年要送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在墨西哥为4％，秘鲁为14％）去矿场工作。繁重的劳动，饥饿和虐待，很少有人能活着返回。在16 到18 世纪中，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共掠夺黄金250 万公斤，白银1 亿公斤。葡萄牙殖民者仅在18 世纪就从巴西掠夺了价值10 亿美元的黄金和金刚石。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为了维护宗主国贵族地主和商人的利益，对殖民地经济采取严厉的统治和垄断政策。在农业方面，它们禁止殖民地养蚕，种植葡萄、橄榄、亚麻等作物，以保证宗主国的绸缎、葡萄酒、橄榄油和亚麻布能在殖民地高价出售。它们还强迫种植能给殖民者带来暴利的农作物，如棉花、甘蔗、烟草、蓝靛、可可等，限制粮食生产，造成殖民地生产单一作物的畸形经济。在工业方面，它们禁止殖民地开采和加工铁矿石，禁止生产宗主国出口的棉布、毛呢等产品。

在对外贸易方面，它们禁止殖民地同宗主国以外的国家直接贸易。西班牙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则实行“双船队制”，以便由西班牙垄断殖民地贸易。所谓“双船队制”，即开放一个西班牙港口（塞维利亚后改为加的斯）和两个殖民地港口（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和巴拿马的波多白罗），每年由两个西班牙船队来回航行一次。宗主国的残酷掠夺和压制政策，造成了拉丁美洲经济长期停滞。天主教会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教堂遍布各地，直至穷乡僻壤，单墨西哥就有12000 所教堂。教会在“传播基督文明”的幌子下，强迫印第安人信仰天主教，麻痹他们的反抗意志。教会还设立宗教裁判所来镇压反抗殖民统治的“异端”。教会也是最大的殖民剥削者，不仅向居民征收什一税和圣礼费等，而且占有殖民地土地的1/3 以上。总之，教会势力渗透到殖民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18 世纪末，拉丁美洲财产总值有1/3 至1/2 掌握在教会手中。这一庞大的反动势力，对拉丁美洲社会发展起着窒息作用。殖民统治的危机 到18 世纪下半期，拉丁美洲殖民地社会经济冲破了宗主国的种种限制而缓慢地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生产纺织品、皮革、陶器、铁器、玻璃、肥皂、糖等的手工工场及造船厂。1793 年墨西哥的克雷塔罗城就有20 家生产呢绒的手工工场，雇用工人1500 余人。拉普拉塔的科恰班巴城，1788 年有2000 名纺织工人，1798 年增加到8000 人，每年要用原棉近100 万磅。

18 世纪末，古巴的榨糖工场有478 家，糖的生产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4。阿根廷的拉普拉塔大草原发展了畜牧业，早在17 世纪就向外输出肉类和皮革，1783 年出口的牛皮达140 万张，主要供应英、法等国。在巴拿马、古巴、阿根廷和巴西兴起了造船业。巴西的优质木材一直畅销国外。此外，拉丁美洲各地普遍生产的棉花、咖啡、烟草、可可等，很大部分是运往欧洲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殖民地在经济上摆脱宗主国束缚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从而推动着殖民地走上争取独立斗争的道路。

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引起了殖民地社会各阶级、各种族人民的普遍不满。19 世纪初，拉丁美洲全部居民已将近2000 万，其中西属殖民地人口最多，约有1600 万人。西属殖民地社会的最上层是“半岛人”，即直接来自西班牙的白人，不到30 万人。他们占据了殖民地行政、军事和教会的高级职位，把持着殖民地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半岛人不在殖民地作永久居留，只是把殖民地看作发财致富的场所。在殖民地出生的白人后裔称克列奥人，即土生白人，约300 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地主或资产阶级，但受到半岛人的歧视，只能充当下级官吏和教士。印欧、白黑和印黑混血人种约有530 万人，多半是工匠、店员、小商人、小土地所有者和牧民。他们名义上是“自由人”，但没有公民权，不能承担公职。社会最底层是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印第安人约750 万人，绝大部分是佃农和债奴。黑人奴隶约70 万人，在种植园或矿场承担最沉重的生产劳动。在葡属巴西，黑人占总人口的一半，几乎都是在种植园劳动的奴隶。他们和其它混血种人构成了巴西广大被压迫的劳动群众。

在独立战争前，拉丁美洲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十分突出，各劳动阶层不仅遭受殖民统治的压迫，还受土生白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但当时占主要矛盾的还是民族矛盾。在西属殖民地，从克列奥人到印第安人和黑人，各种族各阶级一致要求争取民族独立，推翻以半岛人为代表的殖民统治。印第安人和黑人是民族独立运动的主力，克列奥人要求发展殖民地经济，对宗主国的种种限制不满，参加了民族独立运动，并充当了运动的领导者。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人权宣言》等的传播，促使当地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日益增长，为拉丁美洲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准备了思想基础。宗主国统治力量的削弱，为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17 世纪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强国地位为荷兰、法国和英国所代替。西、葡两国固守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财富，被王室贵族的奢侈生活和战争所消耗。1796 年，西班牙被迫与法国签订同盟条约，加入对英国的战争。由于英国海军的封锁，西班牙商业愈益衰落。1805年特拉发加海战中，西班牙舰队被英国海军歼灭。1807 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被迫参加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英国更加强对两国海岸的控制，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交通联系被切断。随后，两国本土也被法国侵占。这使西、葡两国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海地革命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首先在海地爆发。海地位于加勒比海海地岛的西部。1492 年12 月，哥伦布到达海地岛，将它取名为“小西班牙”，1502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殖民者把岛上原有的25 万印第安人虐杀殆尽，在这里建立了最早使用黑人奴隶的种植园。1697 年，西班牙被迫同法国签订莱斯维克条约，把海地岛的西部即海地割让给法国。因法国称海地岛为圣多明各岛，故当时海地被称为法属圣多明各，东部仍归西班牙，被称为西属圣多明各，即今天的多米尼加。

法国占领海地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奴隶种植园，从非洲运入大批黑人奴隶。仅1789 年一年内，就运入黑人奴隶4 万人。通过黑人奴隶辛勤劳动，使海地逐渐繁荣起来。1791 年，海地有792 个甘蔗种植园、2810 个咖啡种植园、705 个棉花种植园、3097 个蓝靛种植园。这年，海地的蔗糖产量占世界首位。1788 年，海地出口到法国的商品总值达800 万英镑，它的出口量比整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出口量多1/3。1789 年，法国出口贸易总值1700 万英镑，其中出口到海地的总值就达1100 万英镑。海地角、太子港、累凯等城市，都已发展为重要的海港和经济中心。海地遂成为法国海外最富庶的殖民地，被称为“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颗明珠”。独立战争前，海地共有人口54.5 万人，其中黑人奴隶48 万人，黑白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①约2.5 万人，白种人4 万人。白种人，即法国殖民者，既是法国殖民统治的代表，又是海地的统治阶级，不仅占据了当地行政和教会的一切重要职位，而且掌握了海地的经济命脉。他们多数是种植园奴隶主和大商人，靠压榨黑人奴隶血汗而攫得惊人的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黑白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一般都是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名义上与白种人享有同等权利，实际上受到严厉的种族歧视，他们不能担任军官、律师、医生、教士以及公共职务，不能聚会和佩带刀剑，甚至穿的衣服也不能和白人一样。黑人奴隶被剥夺一切权利和自由，遭受各种虐待，从事极其繁重的劳动。

二、革命的经过

法国殖民者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政策，引起海地各阶层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此伏彼起。黑人奴隶为争取自由权，不断地用逃亡和起义等方法，来反抗殖民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几乎每隔5—10 年要发生一次黑人奴隶起义，其中以1671 年、1691 年和1718年的起义规模最大。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海地的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日益加深，最终以民族矛盾表露出来，造成法国殖民统治的深刻危机。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1790 年10 月，海地的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在维特森•奥热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要求根据《人权宣言》享受与白人同等权利的公民权。由于没有提出废除奴隶制度，因而没有得到广大黑人奴隶的支持，很快地被法国殖民军镇压下去。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揭开了海地革命的序幕。1791 年8 月22 日，秘密集中在海地角附近盖门森林的200 余名黑人奴隶，在“争取自由”、“宁死不当奴隶”的口号下起义。起义的烈火迅速向海地各地蔓延。起义军冲击殖民机构，惩办殖民官吏和种植园主，分掉种植园主的粮食和实物，并放火烧毁种植园。仅头两个月内，起义军处死了殖民① 指赎了身的黑人奴隶，他们表面上“自由”，实际地位与奴隶差不多。官吏和种植园主2000 余人，烧毁了180 个甘蔗种植园和900 个咖啡和蓝靛种植园，迫使殖民者大批逃离海地。

在起义的过程中，涌现出了杰出的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杜桑•卢维杜尔（1743—1803 年），原是海地角北部布雷达种植园主的奴隶，后提升为马车夫。他曾研读过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向往自由平等，痛恨奴隶制度和殖民统治。起义爆发后，他发动烧毁所在的种植园，带领1000余名奴隶加入起义军队伍，并成为起义的领导人。在他统率下的起义军逐渐壮大，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屡次击败前来镇压的法国殖民军队。西班牙和英国都垂涎海地，并担心海地革命的烈火蔓延到附近各岛，因而都想借反法联盟与法国开战的机会侵占海地，扑灭那里的革命。1793 年3月，西班牙殖民军从西属圣多明各（即海地岛东部）侵入海地。杜桑领导的起义军一时没有认清西班牙殖民者的侵略面目，轻信了他们将给黑人奴隶以“自由”和“公民权”的诺言，于5 月加入了西班牙军。到1794 年，西班牙军和杜桑的部队已占领除海地角等城以外的整个海地北部地区。可是，西班牙殖民当局拒不执行在占领区废除奴隶制的诺言，杜桑遂与西班牙决裂，发兵进攻西班牙驻军。在几个月内，几乎收复了被西班牙军占领的所有海地领土。接着，起义军挥戈西进，抗击入侵的英国军队。英国以对雅各宾派废除殖民地奴隶制不满的法国种植园主的请求为借口，于1793 年9 月从牙买加出兵，占领了海地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包括莱奥甘纳、太子港和马尔•圣尼古拉港等重要城镇。杜桑率领的起义军曾多次挫败英军。1795 年，英属牙买加爆发黑人奴隶起义，打乱了英军在海地的作战计划。同年7 月，西班牙殖民军从海地撤走，英军陷入孤军作战境地，加上海地流行黄热病，大大削弱英军战斗力，使英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1798 年2 月，在阿尔蒂波尼特河谷平原，杜桑起义军与英军决战，英军几乎全军覆没。4 月，起义军包围太子港。10 月1 日英军向杜桑投降。在6 年的武装干涉中，英军伤亡达10 万余人，其中死亡4.5 万余人，耗费1 亿多美元。1801 年1 月，为了巩固胜利，杜桑又率领起义军占领了海地岛东部的西班牙殖民地（西属圣多明各），统一了整个海地岛。随后，杜桑选拔任命一批黑人和混血种人担任各级行政官员，建立起以他为首的新政府。

7 月1 日，新政府公布了海地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海地仍为法国殖民地；永远废除奴隶制；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提倡自由贸易等，并规定杜桑为终身总督，有权选择继承人。海地实际上成了一个独立国家。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执政后，妄图在美洲重建法兰西殖民帝国。他于1800 年从西班牙手中取得北美的路易斯安那，并决定利用与英国签订亚眠和约而取得暂时休战的机会，征服海地。1801 年12 月，拿破仑任命他的妹夫勒克莱尔为远征军司令，罗尚博为副司令，率领55 艘战舰和29000 名法军，远征海地。1802 年1 月，法国远征军在海地登陆。海地军民在杜桑的领导下，采取坚壁清野，灵活机动的战术，一度给法军沉重打击。4 月，起义军在克雷塔皮埃洛战败，杜桑被迫向法军投降。勒克莱尔强迫他回到海地西部的埃纳里种植园，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5 月，勒克莱尔接到拿破仑要逮捕杜桑等海地革命领导人的指令后，邀请杜桑去戈纳伊夫，为实现海地和平进行谈判。6 月7 日，乘杜桑应约赴会之机，背信弃义地将他逮捕，解往法国。第二年4 月7 日杜桑死于狱中。杜桑的被捕和牺牲，以及法国又决定要在海地恢复奴隶制，激起了海地人民的极大愤慨。1802 年8 月，杜桑的战友德萨林和克里斯托夫率军起义，继续坚持战斗，各地积极举旗响应。法军顿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加之瘟疫流行，法军死亡人数与日俱增，勒克莱尔也患黄热病死亡。

1803 年10 月，起义军攻克太子港。11 月19 日，法国远征军司令罗尚博眼看难以挽回败局，下令投降。在整个远征中，法国共派遣6 万人的军队侵入海地，其中死亡者达3.5 万人，不少人被关进监狱。只有8000 人逃生，他们在乘船回国途中全被英国海军俘去，可谓全军覆没。11 月29 日，海地正式公布由德萨林等签署的《独立宣言》，庄严地宣告：“我们恢复了我们原有的尊严，维护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宣誓：永远不把我们的权利委弃给任何强国。”1804 年1 月1 日，德萨林在杜桑被捕的戈纳伊夫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告海地独立德萨林担任终身执政。9 月，德萨林宣布自己为皇帝，号称加克奎斯一世。

经过12 年的浴血奋战，始终没有超过2 万人的海地起义军，由于杜桑等人的正确领导，广大黑人和混血种人的支持，打败了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三大殖民强国的侵略军，砸碎了殖民制度和奴隶制的枷锁，争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从而为拉丁美洲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西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的两个阶段 1810 年，西班牙本土绝大部分拿破仑的军队占领。

在这一形势的推动下，西属拉美殖民地的革命的烈火普遍燃烧起来了。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10年至1815 年。各地人民革命情绪高涨，纷纷举行武装起义。留在殖民地的“半岛人”，由于失去本国的支持，力量也大为削弱，革命势力有如摧枯拉朽，很快地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至1811 年，除秘鲁外，都初步建立了独立政权。但是，新生的独立政权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一般都没有提出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经济纲领，也没有采取动员广大群众的有效措施。领导革命的土生白人大多是地主，不敢发动广大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参加革命。同时，各地区各自为政，力量分散。1814 年，随着拿破仑帝国瓦解和西班牙波旁王朝专制统治恢复，殖民地各地建立的独立政权，先后都被西班牙军队摧毁。到1815 年，除拉普拉塔以外，大部分地区又恢复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第二阶段是从1816 年至1826 年，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从以往的挫折中吸取教训，提出了革命的目标和纲领，较广泛地发动群众，广大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参加了战斗。同时，打破地区界限，整个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的革命烽火连成一片，彼此配合，互相支援。虽然各地的革命斗争也遭受不少挫折和困难，但至1826 年，终于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主要在三个中心地区展开，即墨西哥和中美地区、南美北部地区、南美南部地区。

墨西哥和中美的独立战争 墨西哥盛产金银，土地贵族和天主教会势力很大，殖民统治力量也较强，阶级矛盾尖锐。广大的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参加斗争，使独立战争具有强烈的反殖民统治和反封建性质。墨西哥独立战争最早的领导人伊达尔哥（1753—1811 年），是土生白人，出身于大庄园主的家庭，早年深受欧洲启蒙主义者思想影响。1803 年起担任印第安人集中的多洛雷斯教区的神甫。他在自己的教区传播法国革命有关平等、民主和人权的思想，揭露殖民当局的残暴和腐败，使多洛雷斯有“小法国”之称。1808 年，伊达尔哥参加了克雷塔罗城的一个旨在推翻西班牙人统治的秘密团体“文学和社交会”。1810 年，拿破仑军队占领西班牙的消息传到墨西哥后，伊达尔哥与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一起决定于12 月8 日起义，宣布墨西哥独立。不幸，这个计划被泄露。西班牙殖民当局于9 月15 日下令搜捕起义的参加者。当伊达尔哥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立即起义。9 月16 日清晨，伊达尔哥等人释放了监狱中的囚犯，逮捕镇上的西班牙人。然后，像平常一样敲响教堂的大钟，当附近数千名印第安人在教堂前聚集后，伊达尔哥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并高声问道：“你们愿意成为自由人吗？300 年前，可恨的西班牙人从我们祖先手里夺走的土地，你们愿意夺回来吗？”顿时，人群振臂高呼“绞死这些西班牙强盗！”接着他领导群众高呼：“美洲万岁！”“打倒坏政府！”这就是墨西哥历史上著名的“多洛雷斯的呼声”。这一响亮的呼声，宣告了墨西哥独立战争的开始。在伊达尔哥的号召下，由印第安人组成的起义军从多洛雷斯出发，一路上捣毁庄园，严惩殖民者。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纷纷加入起义军行列。9 月，攻克瓜那华托城。10 月，起义队伍扩充到8 万人，占领了墨西哥中部的不少地区，一度逼近墨西哥城。11 月起义军进入瓜达拉哈拉后，伊达尔哥就着手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府和组织解放地区的行政管理机构；颁布法令，宣布废除奴隶制，把殖民者侵占的印第安人的土地归还原主，取消人头税等苛捐杂税；还出版了革命报纸《美洲觉醒报》。1811 年1 月，西班牙殖民当局调集军队8000 人前来镇压起义者。在瓜达拉哈拉郊外的决战中，起义军战败。伊达尔哥在率军向北转移的途中，遭到敌人伏击被俘。7 月30 日，伊达尔哥被害。他的首级被送到瓜那华纳，放在铁笼子里示众达10 年之久。

伊达尔哥牺牲后，何塞•莫雷洛斯（1765—1815 年）继续领导墨西哥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莫雷洛斯是个混血种人，当过马夫，后任乡村神甫。起义发生后，他立即投奔起义军，不久，被伊达尔哥派往南方卡拉库阿罗地区发动革命。莫雷洛斯坚定勇敢，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几个月内就组成了一支近3000 人的队伍。他吸取了伊达尔哥失败的教训，避免与敌人作大规模的正面交锋，开展游击战。1811 年底，墨西哥南部除首都和一些大城市外，几乎都被莫雷洛斯领导的起义军所控制。1813 年9 月14 日，莫雷洛斯在奇尔潘辛戈召开了国民会议。会上通过了他起草的名为《民族意识》的重要文件，号召“赶走西班牙强盗”，“摧毁专制政权代之以自由政府”。文件还要求永远废除奴隶制，取消徭役和苛捐杂税等。11 月6 日，国民会议通过了《墨西哥独立宣言》，宣告墨西哥独立。1814 年10 月22 日，国民会议颁布了墨西哥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墨西哥美洲自由制宪法》，确定墨西哥为共和政体。

但是，随着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复辟，墨西哥殖民当局得到宗主国的增援，加强了对解放地区的进攻，使起义军屡遭失败。1815 年9 月底，莫雷洛斯在护送国民会议代表向北方的特华坎转移时，中途遭敌人袭击，不幸被捕就义。起义军的余部，分成小股，在山区坚持游击战。1820 年3 月，西班牙发生了革命，斐迪南七世被迫恢复1812 年宪法。消息传来，墨西哥人民也要求颁布和执行这部宪法。这一形势，使上层土生白人开始担心宗主国的革命火焰蔓延到墨西哥，同样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提出脱离西班牙统治的号召，以便夺取独立运动的领导权。这时，殖民军上校军官，专门镇压南部游击队的梅斯卡河地区军队司令奥古斯丁•伊图维德（1783—1824 年）摇身一变，声称赞成独立，并与游击队开始谈判。1821 年2 月，伊图维德在伊瓜拉城公布了他的独立纲领，即“伊瓜拉计划”。它提出了三项保证：实现墨西哥国家独立，维护天主教的特权，团结一切种族。

为了实现伊瓜拉计划，伊图维德提出了建立所谓“三保证军”。伊图维德这一纲领和伊达尔哥、莫雷洛斯的独立思想相比，显得十分保守和不彻底，但是，在大规模的人民起义遭到镇压的情况下，它毕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独立的愿望，因而逐渐被广泛接受。许多城市宣布脱离殖民当局，拥护伊瓜拉计划。不少游击队及其领导人也加入到伊图维德的三保证军中来。这支军队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墨西哥大部分领土。9 月27 日，伊图维德率三保证军进入墨西哥城，宣布墨西哥独立。这样，代表上层土生白人利益的伊图维德窃取了革命果实。1822 年5 月，他在旧势力的支持下，公然恢复帝制，自称奥古斯丁一世。但是，这一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的，不久军队和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1823 年3 月，伊图维德被迫退位，流亡欧洲。11 月，制宪议会召开。1824 年1 月31 日，制宪议会正式批准了国家独立和共和政体。墨西哥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墨西哥南部的中美洲，殖民统治时期与墨西哥同属新西班牙总督区管辖，但它由设在危地马拉城的都督府直接统治，下设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5 省。在墨西哥独立战争的影响下，1821年9 月，中美洲地区宣布独立。1822 年1 月，合并于墨西哥。1823 年7 月，又脱离墨西哥，组成中美洲共和国联邦，首府设在危地马拉城。1838 年，中美洲共和国联邦解体，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分别成了独立的主权国家。南美北部的独立战争 南美北部的独立战争的重点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最早的革命领导人弗兰西斯科•米兰达（1750—1816 年），是个土生白人，出生于加拉加斯一个富商家庭。年轻时曾在西班牙军队中当军官，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以后投身于委内瑞拉民族独立运动。但是，他不相信人民力量，把希望寄托在欧洲强国的支援上。1806 年，米兰达在国外组织志愿人员，两次在委内瑞拉登陆，由于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都遭到了失败。1810 年4 月9 日，拿破仑军队占领西班牙的消息传到委内瑞拉首府加拉加斯后，当地群众驱逐了殖民官吏，成立了以土生白人地主和商人为主体的“最高执政委员会”。委员会以被拿破仑废黜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的名义执政。各地纷起响应，支持和承认这个新的政权机构。12 月，米兰达回到委内瑞拉。他组织和领导“爱国协会”，进行独立和成立共和国的宣传。

1811 年3 月2 日，委内瑞拉首届国民代表会议在加拉加斯开幕。在米兰达和玻利瓦尔等为首的爱国力量敦促下，会议于7 月5 日通过《独立宣言》，宣告委内瑞拉共和国诞生，史称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并组成了以米兰达为首的共和国政府。可是，米兰达政府既没有采取措施满足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又没有镇压反革命活动。1812 年春，加拉加斯等地发生强烈地震，遭受破坏甚大。值此新政权尚未巩固之际，盘踞在加勒比海岸的西班牙殖民军队勾结当地大地主和教会高级僧侣，乘机向共和国发动进攻。米兰达率军迎战，屡遭失败，迫于形势，与西班牙当局签订了投降协议。7 月底，西班牙殖民军占领了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被扼杀。同时，西班牙殖民当局又撕毁协议，背信弃义地逮捕了米兰达，并把他解往西班牙监狱，1816 年7 月14 日死于狱中。米兰达被捕后，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 年）继续领导委内瑞拉人民进行斗争。玻利瓦尔是个土生白人，出生于种植园主和大工商业者家庭，青年时代曾留学欧洲，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主张西属拉丁美洲独立后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失败后，他逃往卡塔赫纳（今哥伦比亚北部城市），在那里重整旗鼓。1813 年3 月，玻利瓦尔率领1000 余人回到委内瑞拉。在爱国力量的配合下，8 月7 日收复加拉加斯。玻利瓦尔随即召开市政会议，宣布成立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不久，西班牙殖民军得到增援，进行反扑，1814 年7 月，重占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失败。玻利瓦尔先流亡到牙买加，后转到海地。1816 年3 月，玻利瓦尔在海地政府的支持下，率领250 人回委内瑞拉。6 月中旬被西班牙殖民军打败。玻利瓦尔返回海地，重新组织力量。12 月，再次打回委内瑞拉。这次他改变了作战策略，不是首先去攻打加拉加斯等大城市，而是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后，占领奥里诺科河流域农村地区，作为革命的根据地。玻利瓦尔吸取了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宣布废除奴隶制，答允胜利后给参加独立战争的人分配土地。这样，使大批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踊跃参加革命军队。1818 年10 月，在安戈斯图拉（今玻利瓦尔城）召开了国民代表会议，成立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玻利瓦尔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和爱国武装最高统帅。1819 年6 月，玻利瓦尔开始向新格兰纳达东部（哥伦比亚）进军。他率领一支2000 余人的队伍，穿过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翻越险峻难行的安第斯山，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8 月7 日在波亚卡河战役中大败西班牙殖民军，一举解放了波哥大。12 月11 日，由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组成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宣告成立，玻利瓦尔被选为共和国总统。此后三年中，玻利瓦尔采取军事行动肃清国内残存的西班牙殖民军。1821 年7月光复了加拉加斯。1822 年5 月，解放了厄瓜多尔首府基多，厄瓜多尔宣布独立，并加入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至此，南美北部地区完全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南美南部的独立战争 南美南部独立战争的重心是拉普拉塔地区。这个地区离宗主国较远，经济落后，殖民统治力量也较薄弱。

1810 年，西班牙被法国占领的消息传来后，拉普拉塔总督区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示威运动，要求取消殖民统治。5 月25 日，由土生白人领导的革命力量赶走了总督，建立临时政府，控制了阿根廷的局势。接着，巴拉圭人民举行起义，逮捕西班牙殖民官吏，建立了临时政府。同时，乌拉圭、智利也都发生人民起义，但不久都被西班牙殖民军镇压下去。到1814 年，南美南部的独立运动暂处于低潮，除阿根廷和巴拉圭外，又都沦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领导拉普拉塔地区独立战争的杰出领导人是何塞•圣马丁（1778—1850年）。他出生于阿根廷富裕的船主家庭，曾在西班牙军队服务，参加过反对拿破仑占领西班牙的战争。1812 年，圣马丁从西班牙回到阿根廷，投入了拉普拉塔地区的解放斗争。1813 年2 月，他指挥的骑兵打败了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进犯的西班牙殖民军，保卫了临时政府政权。1814 年，圣马丁被任命为北方军司令。

1816 年3 月，拉普拉塔地区国民代表会议在图库曼召开，在圣马丁等人敦促下，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宣告阿根廷正式独立。圣马丁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革命远见。他认为为了巩固阿根廷已取得的独立，彻底摧毁西班牙殖民统治，必须摧毁西班牙在南美最顽强的保垒——秘鲁；为了解放秘鲁，不能向北取道交通不便，敌人防守严密的上秘鲁，而是越过安第斯山，出敌不意，进攻智利，然后再从智利由海路北上进攻秘鲁。圣马丁的设想得到阿根廷政府的大力支持，为此调任他为与智利接壤的库约省省长，圣马丁以门多萨为基地，筹建解放智利的军队。阿根廷政府将这支军队命名为“安第斯军”，任命圣马丁为总司令。1816 年底，安第斯军发展到了5500 人，其中大多是黑人和混血种人。1817 年1 月，圣马丁带领安第斯军开始翻越安第斯山，经过三个多星期艰苦行军，终于越过高达4000 多米终年积雪的两个最艰险的隘口，进入智利。接着，在查卡布科山战役中击溃西班牙殖民军。1817 年2 月14 日，在奥希琴斯领导的智利起义军配合下，解放圣地亚哥。1818 年2 月12 日，智利宣布独立。为了准备进军秘鲁，圣马丁在阿根廷政府和智利政府的支持下，花了两年时间，组织和训练了一支有4500 人的军队。1820 年8 月，圣马丁挥师经海路北上，在秘鲁南部登陆。1821 年7 月12 日攻克利马，28 日秘鲁宣告独立，圣马丁出任护国公。可是，西班牙殖民总督逃窜到秘鲁北部，即上秘鲁，纠集近2 万殖民军继续负隅顽抗。为了协同一致解放整个秘鲁，实现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1822 年7 月26、27 日，圣马丁和玻利瓦尔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举行了单独会谈，商讨协同作战计划，但未能达成协议。会后，圣马丁即辞去了秘鲁护国公职务，经智利返回阿根廷，不久去欧洲，寄居法国。圣马丁引退后，玻利瓦尔带领他的军队进入秘鲁，成了秘鲁的保护人和执政。1824 年12 月9 日，在阿亚库乔决战中，由玻利瓦尔战友苏克雷指挥的秘鲁、智利、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包括殖民总督和14 名将军在内的近3000 名西班牙官兵，迫使殖民总督签署投降书。1825 年8 月，上秘鲁宣告独立，为了纪念玻利瓦尔的功绩，取名玻利维亚。1826 年1 月，盘踞在南美最后一个据点卡亚俄港的西班牙殖民军残部，向秘鲁政府投降。至此，西属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胜利结束。巴西的独立运动1807 年，拿破仑的军队侵入葡萄牙。1808 年3 月，葡萄牙摄政王若奥带领他的疯母、女王玛丽娅一世和大批贵族官僚，连同国库财产，在英国舰队的护送下逃到巴西。从此，葡萄牙王室直接统治巴西，巴西成了葡萄牙帝国的中心。葡萄牙王室迁到巴西以后，为了缓和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若奥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开放所有巴西的港口，允许巴西同其他国家通商，取消贸易垄断，降低商品进出口税，同意巴西发展自己的工业等。这些措施暂时满足了巴西种植园主和部分资产阶级的要求，但广大人民群众的处境并没有改善。同时，葡萄牙王室的直接统治，强化了对巴西的殖民剥削。王室及其所属行政机构和军队的庞大开支，都由殖民地负担，捐税不断加重。因之巴西人民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不断掀起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葡萄牙王室一面派兵镇压巴西人民的反抗斗争，一面又玩弄政治欺骗。1815 年，宣布成立“葡萄牙、巴西和阿尔加维联合王国”。

1816 年，玛丽娅一世死去，若奥为联合王国国王，称若奥六世（1816—1826 年）。巴西形式上与葡萄牙处于平等地位，实际上仍是殖民地，权力完全操纵在葡萄牙王室手中。但是，武装镇压和政治欺骗都不能阻止巴西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1817年3 月，伯南布哥省首府累西腓爆发了巴西独立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导火线是当地驻军中的巴西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对葡籍高级军官的不满。军队起义很快地和当地群众的反抗殖民者的斗争结合起来。起义群众逮捕了省长，宣告成立共和国，组织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发布了告人民书，号召永远结束王权暴政，建立自由独立的巴西共和国；取消苛捐杂税，废除等级特权和鼓励世俗教育等。对废除奴隶制度的问题，告人民书中只是说政府希望“以正义与合法的方式来逐步解决”。

起义的烽火向附近各省蔓延，一时在巴西东北地区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若奥六世得知起义的消息后，调集大批军队进行镇压，起义群众在坚持了76 天的战斗后失败。起义的领导人多遭杀害，被捕的起义群众达2000 人。1820 年葡萄牙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新建立的葡萄牙议会要求若奥六世回国。1821 年4 月，若奥六世回国，他的儿子佩德罗继续留在巴西执政。随后，葡萄牙议会通过了关于巴西恢复15 年前完全依附于葡萄牙原状的法令，并命令佩德罗回国。这时，巴西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遍及全国，面临爆发新的革命形势。1822 年10 月12 日，佩德罗在巴西种植园主和大地主的拥护下，被尊为皇帝，称佩德罗一世。12 月1 日，举行了加冕典礼，宣告巴西独立。宗主国葡萄牙力量较弱，巴西独立斗争遇到的外部阻力较小，因之独立运动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巴西内部革命力量也不强大，资产阶级十分弱，没有能力担当起革命的领导责任，致使葡萄牙王室能够与巴西大地主和种植园主结成联盟，掌握了独立运动后期的领导权。巴西的国家独立，不像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通过武装斗争，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实现的，并带有与宗主国分立和分离的性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与宗主国仍保留着密切的联系。独立后，不仅保留了君主制，政府大权仍由原葡萄牙贵族掌握，而且保存了大土地所有制和奴隶制。后来巴西人民再经过70 年的战斗，才在1888 年废除奴隶制，1889 年推翻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历史意义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波及地区之广，卷入人口之多，斗争时间之长，在近代世界殖民地革命斗争史上都是空前的。这个波澜壮阔的独立运动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沉重地打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腐朽封建势力，同西欧和北美资产

 

 

第七节 17 世纪初到18 世纪中叶东方诸国的衰落

 

一、明末清初的中国

1、明末农民起义与清军入关

明朝万历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土地兼并加速，皇室权贵官僚豪绅田连阡陌，而耕种土地的农民却饱尝无地少地之苦。农民虽然对地主没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但是在经济上受地主的残酷压榨。更使农民难以忍受的是专制政府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已。满族崛起东北，时常侵扰边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明朝多年用兵于辽东，为了筹措“辽饷”，一再增加田赋及其它捐税。为了完纳赋税，小农往往卖屋卖田，甚至卖妻鬻子。而且，藩王宗室、缙绅土豪横行州府，任意鱼肉乡民，甚至以杀人为儿戏。

在政治上更是一片黑暗。皇帝朱翊钧长期深居宫中，不见大臣，不理朝政，沉湎于声色之中。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权倾中外，他主持东厂（特务机关），对全国实行血腥统治，而且到处“剥民财，侵公帑”。对他的专横肆虐稍加议论，“辄被禽僇，甚至剥皮刲舌”。这种黑暗统治激起了一些有正义感的读书人的反抗。以顾宪成为首的一批士大夫组织“东林党”，他们讽议朝政，抨击宦官专政，要求改革，刷新政治。面对“东林党”的反抗运动，魏忠贤及其爪牙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大兴冤狱，终于用血腥手段把这一场正义斗争扑灭。

把手无寸铁的士大夫运动算是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然而对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反动统治者却是束手无策。从万历时起，农民暴动已经零星发生于许多省份。到崇祯二年（1629 年），陕北起义勃然爆发，于是起义之火燃烧到大半个中国。1644 年，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武装部队攻进北京，统治中国近300 年的明王朝终于覆灭。

明末天下大乱，给偏处东北地区的满族人的崛起以可乘之机。1636 年后金皇太极在沈阳即位，改国号为“清”。1643 年皇太极死，幼子福临嗣位，年号顺治，叔多尔衮摄政。翌年，清军勾结防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长驱直入北京，颠覆了农民政权。在定都北京后不久，清政府就挥师南下，但是遇到全国各地人民的英勇抵抗。只有到1662 年清军才最后消灭南明（1644 年以后在南方成立的明朝的残余政权）的势力，征服了整个中国。

2、清朝前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清之际社会经济的残破，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第一，停止圈地。清军入关之初，为了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曾于顺治元年下令圈地，圈地前后持续了20 余年，共圈占土地16 余万顷，占全国耕地面积500 余万顷的1/30。被圈的土地都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这些地又称为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是无主的荒地。虽然有“拨补”的规定，但是往往不能兑现，或只拨给盐碱不毛之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结果，大量汉人沦为满洲贵族的庄客，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因之，圈地对于中国的农业起了破坏作用。康熙八年（1669 年），下诏停止圈地，凡该年所圈之地，立即退还汉民，另由山海关、张家口等地旷土换补给旗人。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又规定，民间所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圈地的停止，缓和了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第二，招民垦荒。垦荒扩大了耕地面积。顺治十八年（1661 年），全国共有田5492577 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增加到6078429 顷。这个措施既缓和了人民的贫困，又利于生产的发展。

第三，蠲免租赋。清初，政府整理赋役簿籍，统一赋役制度，丈量土地，审查户口，使钱粮征额符合实际，凡抛荒土地之田赋，不论有主无主，一律免除。从顺治到康熙的几十年内，在全国和各省一再实行田粮赋役蠲免的措施。因之，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

第四，摊丁入亩。明代实行一条鞭法，规定丁银摊到地亩上征收，但实际上丁银迄未废止，农民负担很重。有鉴于此，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清政府宣布：以前一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该年全国人口为2462 万，丁银为335 万余两），以后继续增加的人口，不再多征。这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并非免除丁银。到雍正时，清政府又进一步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平均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实行几千年的人头税基本上取消了。这就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这些措施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清代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表现在耕地的扩大上面，粮食产量也提高了。清代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在江南、湖广、四川、福建等地区，上田每亩可产五、六石或六、七石。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工商业也开始繁荣起来。经过明代专制政府的摧残及清军入侵战争的破坏已经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萌芽又有欣欣向荣之势。在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开设的手工工场。乾隆时，苏州地区“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这种情况明嘉靖万历间即已有之。江南丝织业中出现这类简便的劳动力市场，殆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乾嘉之际，南京的织机已逾3 万张。采矿业中雇工的规模很大。康熙时，“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随逐随聚”。

清代前期，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又有所滋长，但发展仍很缓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清政府仍然执行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本抑末”的政策，对新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商业、商业性农业，都课以重税。第二，清政府厉行闭关政策。清初，实行海禁政策。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曾一度开放海禁，并设立了四个海关（澳门、漳州、宁波、南京）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但这种松弛政策在实行了20 多年以后，又转趋严厉。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决定只留粤海关一处，关闭了其他三关。第三，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从而促使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更加牢固。而地主和商人剥削来的钱财，又主要用于购买土地，很少投入手工业，这就影响了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

3、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清入关后，虽然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但还没有完成全国真正统一的任务。康熙皇帝经过极大的努力，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粉碎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分裂活动，终于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三藩”即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贵州；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镇守福建；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他们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康熙十二年（1673 年）下令撤藩，他们便起兵反抗，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才被平定。

1681 年，郑经（郑成功之子）死，郑氏集团发生内讧。1683 年，清政府乘机派大将施琅出兵台湾，郑克塽（郑经的次子）降，台湾与大陆重归统一。次年，清政府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明清之际，居住在中国西北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康熙年间，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日益强大，准噶尔汗噶尔丹合并了厄鲁特四部，并向东进攻漠北喀尔喀蒙古。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清军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大败噶尔丹。三十六年（1697 年），噶尔丹势穷自杀。此后，清廷在漠北蒙古实行盟旗制度，任命当地贵族为札萨克（旗行政长官）。

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率准噶尔部进入西藏，攻陷拉萨。清军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远征西藏，驱逐策妄阿拉布坦，并扶植达赖六世在西藏的统治。雍正五年（1727 年），清廷在西藏设立了两个驻藏大臣。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隶属关系的加强。

总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在辽阔的疆土上，生活着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等50 多个民族，他们都对祖国的历史作出了贡献。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由封建专制皇权来统治的。清沿明制，不设宰相，一切由皇帝独裁。雍正即位后，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设军机处，后逐渐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核心机构。但军机处实际上只是皇帝处理军务政务的办事机关，其主要作用仍在于加强皇权。

清代的地方行政机构，也基本上沿袭明制，但把督抚制度固定化。总督管辖一省或二三省的军民政事，地位次于总督的是巡抚，管辖一省。督抚的设置，体现了皇权在地方的加强。

清朝十分注意保持满族贵族在政权中的核心地位。清朝前期，中央与地方的要职，大都由满族贵族占有。为了压制汉族地主的反满思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狱。如康熙五十年（1711 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著《南山集》，书中叙述了南明抗清的事实。被告发后，戴名世以“大逆罪”立即处斩，被株连死者100 余人，流放数百人。文字狱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扼杀了一切有生机的思想。但清廷在维持满族贵族利益的同时，也不能不适当照顾汉族地主和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利益，所以就实质而言，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的各族统治者的联合政权。

4、学术文化

明清之际是剧烈动荡的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历史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这时，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伟大的思想家。

黄宗羲（1610—1695 年），是历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批判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是天下之大害。他反对无条件的忠君思想，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还驳斥了“重农抑末”的传统思想，认为工商业与农业一样，“盖皆本也”。他在晚年，对明史下了很大功夫。所著《明儒学案》62 卷，是学术史专著的创举。

顾炎武（1613—1682 年），是讲求“经世致用”的杰出历史学家。他治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反对明末士大夫“空疏不学，游谈无根”的恶劣学风。他广泛地搜集史事，进行地理形势、风俗、物产的实地考察，以研究古今的变革，找出“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的办法。《曰知录》是他的代表作。顾炎武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实践，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有清一代的朴实学风。乾嘉考据学派继承了他的研究问题必须注重实证的治学方法，但把他的经世之学蜕变为单纯追求书本知识的繁琐学术，则背离了他治学的根本宗旨。

王夫之（1619—1692 年），是卓越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物质性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精神性的“道”则是由“器”产生的。“天下唯器而已矣”，“据器而道生，离器而道毁”。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王夫之的历史观也是进步的，他反对复古派的“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指斥他们是“奉尧舜以镇压人心”。他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历史哲学理论，把发展规律叫做“理”，把历史发展趋势叫做“势”，认为“势因理成”，“迨已成理，则自然成势”。清王朝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以后，对学术文化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办法。第一，继续提倡八股文，尊崇孔子和程朱理学。第二，大兴文字狱。第三，查禁对清朝不利的书籍，并寓禁书于修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编成的《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通过普遍征书而销毁或删改部分书籍。《四库全书》客观上保存了大量文献，但也窜改了不少著作的原来面貌。

但清廷的文化政策，并不能完全控制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吴敬梓、曹雪芹等杰出的小说家。吴敬梓（1701—1754 年），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早年热衷科举，后因科举不利及生活日益贫困，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所著《儒林外史》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题，深刻揭露了那些得到科名以及得不到科名的士人的种种丑态，是一部成就卓越的讽刺小说。曹雪芹（约1715—1764 年），满洲正白旗“包衣”出身，祖上几代历任江宁织造。所著长篇小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主线，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封建贵族家庭盛衰史的描写，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晚期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暴露了地主阶级的荒淫腐朽与种种罪恶。小说的艺术结构严密，语言洗练，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在中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应属上乘的佳作。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东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需要耶稣会士帮助他们开展一场“征讨”中国的“精神战争”，而野心勃勃的耶稣会士为了扩大新的教区，也愿与殖民势力结合。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 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 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 年）等，也较著名。

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学西被”也在进行。来华的耶稣会把一些中国经典译成拉丁文。耶稣会士法国人冯秉仁还把《通鉴纲目》（1777—1783 年出版）译成法文，法译本名《中国通史》。来华的传教士还以通信方式向本国广泛介绍了中国的文化、历史、典章制度和文学作品。

中国儒家的政教伦理思想，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发生了一定的影响。18 世纪的法国正酝酿着一场大变革，专制政权和教会的反动统治成为启蒙运动的抨击对象。新发现的中国文化，不论对其解释是否正确，却向法国启蒙思想家提供了反专制、反教权的思想武器。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落后，但在精神文明方面最不带迷信和成见，最讲究容忍和明智。中国人“具备完美的伦理科学，而这在所有各门科学中占第一位”。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也对中国文化十分赞扬。他认为中国和欧洲两大文化源泉相互交往，对双方都是大有裨益的。他借用儒家所谓的“秩序”和“道德”中的实用哲学，来表达他对当时德国分裂割据局面的不满。

二、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1、德川幕府的专制统治

15 世纪后半期，由于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封建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室町幕府完全陷于瓦解，日本社会在政治上的统一名实俱亡，开始出现了群雄争霸的混战局势。但是到了16 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又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逐渐走上了新的政治统一。在这个过程中，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基本上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割据局面。但丰臣秀吉死后，在封建领主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内战。在1600 年的关原之战中，德川家康战胜拥护丰臣氏的大名联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603 年，德川家康被后阳成天皇任命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建立了幕府，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1615 年，德川家康在大阪之战中消灭了丰臣氏的残余势力，使日本终于摆脱了长期的内战，完成并巩固了国家的统

一。

但是，在江户时代实现的国家统一，只是相对的。因为当时在日本虽然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政权，但幕府的直辖领地只占全国土地的1/4 强，其余的大部分国土则被分割为200 多个半独立的“藩国”。于是，在日本便形成了由幕府和藩国共同构成的封建统治制度，即所谓“幕藩体制”。在整个江户时代，由德川家世袭的历代将军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他的

政厅——幕府是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幕府的主要官员是：辅佐将军掌管全国政务的“大老”（非常设，1 人）、“老中”和“若年寄”（各4 人）；分别管理寺社、幕府财政以及江户市政的“寺社奉行”、“堪定奉行”和“江户町奉行”，等等。幕府为了统治它的庞大直辖领地和直接隶属于它的重要城市，还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地方政权机构。

作为中央政权机关的幕府，对分布于全国各地的200 多个藩国也拥有最高的统治权。各藩的统治者——大名必须效忠于将军，执行幕府颁布的一切法令。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防止大名叛乱，幕府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大名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措施，并对他们实行极其严密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交替参觐制度。它把全国的大名分成两部分，让他们轮流去江户居住。他们大体上是一年住在自己的领地，一年住在江户，而其妻子则要长期住在

江户作为人质。

但是，分布于全国的200 多个藩国对幕府仍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各藩的大名是世袭的封建领主。大名由于同德川家的亲疏关系不同而分为三类：德川家同族的大名称为“亲藩”；关原之战前就已归顺德川家康的大名称为“谱代”；在这次战役中被征服的大名称为“外样”。“亲藩”和“谱代”是将军统治的重要屏障，而“外样”在政治上则受到将军的严密防范。在经济上，大名是领地的所有者，并因此而有权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封建年贡。在政治上，大名虽然对上要服从幕府的统治及其所颁布的各项法令，但在藩内他们都称得上是专制独裁的“君主”，在行政、军事、司法、税收等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为了行使这些权力，大名在藩内建立起一套独立的政权机构，并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在江户时代，天皇在政治上不仅被剥夺了统治大权，而且还受幕府设置于京都的“所司代”的严密监视。天皇的领地只有3 万石，加上其他皇族和公卿的领地也不过12 或13 万石，甚至还比不上一个中等的大名。但是，由于天皇被认为是创造日本国家的神的子孙，具有超人的身份，因此他在德川时代仍不失为整个封建秩序的最高精神权威，历任将军的“征夷大将军”称号也都是天皇授予的。

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是建立在幕藩领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当时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全部属于封建领主阶级所有。在幕府的直辖领地中，约有1/3 作为采邑赏赐给部分直属于将军的武士“旗本”和“御家人”。大名也同样把他们的一部分领地赏赐给自己的陪臣。各级领主的土地均作为份地由农民耕种。农民对份地享有世袭的耕作权，为此他们必须向领主缴纳封建年贡——地租。地租基本上采取实物的形态，按分成制的办法来征收。

在德川幕府初期，地租率约为全部收成的40％、即所谓“四公六民”。在江户时代，封建领主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幕藩制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代表封建主阶级的利益对广大的农民群众实行统治和镇压。直接统治农民的地方长官，在幕府的直辖领地是“郡代”和“代官”，在各藩是“奉行”和“代官”。在每个村庄还没有“村长”、“组头”和“百姓代”等“村方三役”，负责传达和执行官府的法令，管理村的行政和征收年贡等事宜。幕藩领主还在农村普遍地实行“五人组”制度。组内各户若有滞纳贡赋或犯罪行为时，五人组全体人员需负连带责任。幕府为了加强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把居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并为每一个等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士即武士是统治的等级，农、工、商是被统治的等级，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自由。幕府的法律甚至规定，如果平民对武士“不礼貌”，武士可以把他们杀死而不算犯罪。这就使武士等级的每一个成员都握有对平民的生杀大权。

在江户时代，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理学），受到幕府的赏识和推崇，成为维护幕藩体制的官学。因为它把一些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规范合而为一，如用天地上下的关系证明等级制度的合理，把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说是万古长存的“天理”。所以儒学家受到将军的器重，被招为近臣。各藩主也大兴儒学。他们聘请儒学家，刊行儒家著作，设立藩学，实行全面的儒学教育。经过幕府和各藩的强行推崇，儒家学说广泛地渗入社会的各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对外关系方面，德川家康实行的是锁国政策。他和第二代将军秀忠曾多次发布禁止天主教的法令。从1633 年2 月至1639 年7 月，幕府又连续五次颁布“锁国令”，其主要内容是：（1）禁止日本船出海贸易和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偷渡者处以死刑；（2）取缔天主教传教士，对潜入日本者应予以告发和逮捕，以防天主教在日本的蔓延；（3）对驶抵日本的外国船实行严密的监视，贸易活动也由幕府进行严格的管制。德川幕府确立的“锁国体制”，维持了200 余年。在此期间，日本成为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只同荷兰、朝鲜和中国继续保持一定的贸易关系。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幕府的统治，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同时也是为了防范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渗透，维护日本国家的独立。但锁国政策使日本在国际上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几乎完全割断了日本经济同世界市场的联系，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就使本来已经落后了的日本，进一步被资本主义的西方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2、幕藩体制下的日本社会

将军和大名是武士等级的上层，他们拥有数量不等的领地，靠剥削领地内的农民过着寄生的生活。大名的领地最多的达100 余万石，最低的也有1 万石。其平均数，“谱代”大名为44607 石，“外样”大名为80133 石。在直属将军的武士中，被赐与采邑者约占12％，其余的88％则领取禄米。在各藩的武士中领取禄采者也普遍居多数，有的藩则全部领取禄米。据估计，武士的平均禄米收入为35 石以下，相当于富裕农民的经济水平。武士领取的禄米来源于领主向农民征收的封建年贡。因此他们也间接地参与了对农民的剥削。尽管禄米的数额不高，但却足以维持武士及其家属不劳而获的生活。

在江户时代，大名和武士都离开农村，聚居在领地内的城下町（以城廓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由于实行交替参觐制，大名们还要率领大批的家臣轮流地到江户城居住，被迫过着双重的城市生活。当时，日本的武士连同他们的家属总数约达200 余万人。此外，他们还雇用了许多奴仆。为了满足这些人的消费需要，大批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也纷纷涌入江户和各藩的城下町，他们被称为“町人”。于是，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江户的人口在1731 年就已达百万，大阪的人口在1721 年为38.2 万，京都的人口在1715 年为35.8万。此外，当时在日本还有许多拥有二三万或七八万人口的中、小城市。居住在城市的大名和武士，只靠农民缴纳的年贡米或禄米，是无法满足其全部生活需要的。为了从市场上购买其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他们不得不出售年贡米或禄米，以换取货币。正如获生徂徕（1666—1728 年）在《政谈》中指出的：过着城市生活的武士，须“将禄米卖钱使用，不依靠商人不能维持生活”。其他城市居民的生活，自然也必须依靠市场的供应。适应领主经济商品化的需要，早在近世初期就形成了以幕府直辖的三都——江户、大阪、京都为中心的全国市场。三都中的江户，作为大米和其他物品的消费市场，在全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邻近京都的大阪，首先是领主们贩卖年贡米——藏米的中心市场。在江户时代中期和后期，每年从各藩国运进大阪的藏米达100 万至150 万石。其次，它也是全国各种物资的中心集散地。1714 年由全国各地运入大阪的商品共119 种，总值为白银28.6 万余贯。由大阪运往各地的商品共91 种，总值为白银95 万贯。这样，大阪便成为幕藩领主的商品流通中心或全国性的中心市场了。

伴随领主经济的商品化，在城市出现了一些主要是为领主阶级服务的商业、金融机构和享有特权的大商人、高利贷者。为了出售以年贡米为主的各种年贡物资，许多大名在大阪设立了“藏屋敷”（仓库），在1747 年共有89 处。实际主持“藏屋敷”业务的主要是大阪的一些富商和高利贷者，他们除负责保管和出售各种年贡物资外，还经常以此为担保贷款给大名。在大阪、江户、京都和其他城市，还有许多组成为行会——“株仲间”的特权商人。他们以向幕府缴纳称为“冥加金”的营业税和特许费为代价，取得了垄断了某些产品的营业特权。大阪的“二十四组问屋”和江户的“十组问屋”是最著名的特权商人行会，它们均以居住在江户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主要的主顾。大名们依靠出售年贡米仍常常不能维持其奢侈的寄生生活。因此，在大阪、江户和京都等大城市又出现了一些被称为“两替商”和“扎差”的大高利贷者，其中以大阪的鸿池和江户的三井最为富有。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封建领主的生活日益奢侈，收支失去平衡，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早在17 世纪后半期，就已出现了“国用不足年事已久，上下困穷日甚”的现象。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拜倒在商人高利贷者的金钱势力面前。太宰春台（1680—1747 年）在《经济录拾遗》中写道：“今世诸侯，不论大小，⋯ .都是对富商卑躬屈膝，以期能向他们借钱，并仰赖江户、京都等地的商人以维持生计。”藩主的经济如此拮据，一般武士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

在江户时代，拥有份地的农民称为“本百姓”。每一户“本百姓”的人口约4—6 人，占有的土地面积平均为1 町到1 町5 反，可收获大米10 至15石左右。这是当时日本小农经济的标准形态。这种本百姓，在17 世纪和18世纪前半期，约占农民总数的90％；此外，还有10％的无地农民，即所谓“水吞”。可见，当时日本存在着颇为发达的小农经济，农民尚未发生明显的阶级分化。

如前所述，幕藩领主对广大农民的统治与剥削是十分残酷的。德川家康曾公然宣称：“对于农民就是不要让他们死，也不要让他们活”。为了保障领主的年贡收入，幕府对农民的经济活动实行了严密的控制。1643 年幕府颁布了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1673 年又颁布了限制分田的法令。此外，幕府还多次颁布严禁水旱田种植桑、棉花、烟叶、甘蔗等经济作物的法令，强迫农民从事水稻的种植。幕府甚至以发布文告的形式，要求农民“耕种要勤勉，生活要节俭”，以“便利于地头征收年贡”。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幕藩领主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18 世纪初，幕府将直辖领地的地租率改为“五公五民”，而大名的领地有的还要高于此数。在幕藩领主的残酷剥削下，广大的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仅能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存。据田中丘隅在《民间省要》（1721 年）一书中记载：“所谓农民，是和牛马一样的，他们受着苛重赋税的压迫，⋯ .以致丧失财产出卖妻子，或受辱而死去者不可胜数。”广大的农民群众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据统计，在整个17 世纪共发生416 次农民暴动，而18 世纪的头50 年就爆发了314 次。

但是，德川幕府建立后在日本出现的和平环境，还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农民的反抗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领主的剥削。例如，幕府自17 世纪80 年代起就不再通过“检地”，重新确定土地的收获量，以增加农民的年贡负担。这就使农民有可能保留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据统计，耕地的面积，1600 年约150 万町步，18 世纪初增加到297 万町步。大米的实际产

量也不断增长，1600 年为1973 万石，1645 年为2313 万石，1700 年为3063万石。进入18 世纪以后，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于领主经济商品化和国内市场发展的有力刺激，“四木三草”（桑、茶、楮、漆和红花、蓝靛、麻）、棉花、烟草、油菜和大豆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不仅将这些经济作物的产品投入市场，而且开始出售剩余的大米，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米的消费量增大了。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为农村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从而促进了它的发展。1736 年，从各地运往全国中心市场大阪的白布已将近118 万反。在农民向市场出售的产品日益增多的同时，

他们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随之增加了。在种植棉花、油菜和蓝靛等经济作物的地区，使用购买的肥料，如青鱼、油糟等的农户越来越多。农家的生活也同市场发生了联系。进入18 世纪，在农村开始出现了酒店、油店、点心铺、布店和当铺等。这在农家的支出中也得到反映。例如在18 世纪20 年代，仙台藩耕种约一町步土地的农家，在33贯589 文的总支出中，有20 贯936 文（61％）为货币支出，其中14 贯919文为生活消费方面的支出。上述事实说明：农民已逐渐地转化为小商品生产者，从而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准备了条件。

三、莫卧儿帝国

1、莫卧儿帝国的建立

巴布尔是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他是帖木儿的直系后裔，母系出自成吉思汗。他以蒙古祖先征服者光荣感的心态和才能，在既定的生活条件下，从事新的征战，建立了莫卧儿帝国（1526—1857 年）。巴布尔早年继承父业，但在撒马尔罕屡遭失败后，遂改变恢复中亚帝国

的计划，于1504 年以喀布尔为基地，重续旧日帖木儿在德里的事业。在德里素丹政权衰落之际，巴布尔于1505 年、1519 年和1520—1524 年多次入侵印度。旁遮普总督道拉特汗为了反对德里素丹依布拉欣，在1524 年乞援于巴布尔。1525 年11 月，巴布尔率2 万左右军队进入印度，并在1526 年4 月同德里素丹依布拉欣的10 万大军会战于德里附近的帕尼帕特。激战半日，德里军惨败，依布拉欣战死。这就是印度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帕尼帕特战役。

这次战役结束了德里素丹王朝的历史，揭开了莫卧儿帝国的历史篇章。巴布尔登上德里王位之后，在1527 年的坎瓦哈之役中战胜了以拉其普坦族长拉纳•桑加为首的印度教王公联盟。他采用类似帕尼帕特战役中的炮轰前沿、骑兵抄后的战术，打败了七八倍于己的敌军。1529 年，巴布尔又在巴特纳附近的哥格拉河战役中，打败了欲为依布拉欣复仇的阿富汗人的联军。到1530 年巴布尔去世时，莫卧儿帝国的版图已包括西到喀布尔、东到孟加拉的地区。巴布尔是一位杰出的统帅、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他的《回忆录》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巴布尔死后，他的长子胡马雍继位。他的主要敌人是孟加拉的阿富汗人。阿富汗的领袖舍尔汗于1539 年率军同胡马雍决战，胡马雍求援于喀布尔和坎大哈的兄弟，遭到拒绝。6 月，在乔沙战役中胡马雍全军覆灭，本人逃走。舍尔汗占领德里，建立了阿富汗人的苏尔族王朝。舍尔汗不但把领土扩展到孟加拉、比哈尔和马拉瓦邦，而且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多有建树。他实行开明政治，对印度教采取宽容政策；他建立了有效力的中央集权体制，执法公正；他改革税制，计田优劣征收，发行银卢比；他兴修道路，设驿站，联系首都阿格拉与孟加拉、拉其普坦等地的“大干道”至今仍是印度的公路干线之一。他的田赋改革是以后阿克巴改革的蓝本。

1545 年舍尔汗在战争中被炸死。1555 年，胡马雍在流亡15 年之后回到德里。在流亡伊朗期间，他进一步受到伊朗文化的薰陶，由逊尼派信徒改奉什叶派，并带回了对莫卧儿帝国有深远影响的伊朗文化。在伊朗的帮助下，胡马雍得以复国，但在1555 年7 月重占德里与亚格拉不久，自图书馆楼失足而死。

2、阿克巴与印度的统一

1556 年2 月，在拜拉木的辅佐下，年幼的阿克巴继位。11 月，拜拉木率兵与苏尔王朝旧臣希穆在帕尼帕特进行决战，史称第二次帕尼帕特战役。这次战役结束了阿富汗人与莫卧儿人在印度争霸的历史，为阿克巴进一步统一印度奠定了基础。

1560 年3 月，阿克巴自理国政。为了统一印度，他进行了一系列战争，经过30 多年时间，先后征服了马尔瓦（1567 年）及其以南的拉吉普特地区、古吉拉特地区（1572—1573 年）、孟加拉和比哈尔（1574—1576 年）、西北边区的喀布尔（1585 年）、克什米尔（1586—1587 年）、信德（1588—1590 年）、坎大哈（1595 年）和德干诸邦（1591—1599 年）。实际上，在16 世纪80 年代，他就把帝国的疆土由中亚细亚边界，向东伸展到阿萨姆，向南伸向文底耶山，古吉拉特和孟加拉国的吉大港，都在帝国范围之内。

阿克巴在扩大帝国版图的过程中，实行了一系列新政策。早在1562 年，他娶拉吉普特公主为妃，这是一种政治联盟，破坏了拉吉普特的统一，许多印度教君主到莫卧儿王朝中做官。他从此开始，实行“事业对才能开门”的用人政策，不仅吸收了詹浦尔的巴格万•达斯、曼•辛格这样有才能的皇亲国戚，也起用托达尔•马尔这样出身中产阶级的印度教徒，出色地管理财政。在古吉拉特战争中，他于7 日内骑马疾驰阿麦达巴德的传奇式行军，随员27人中，15 人是印度教徒，其中3 人是画家。婆罗门音乐家马赫什•达斯是他的好友。

阿克巴宗教上的宽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政局的稳定和统一。他的母亲是开放的什叶派，他的老师拉蒂夫的“和万物”的教导，他的印度教徒妃子的影响，都是促成这种政策的因素。1563 年，废除了印度教徒在各地朝圣的香客税。1564 年，废除了对非穆斯林的人头税。30 年后，允许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臣民恢复信仰。他也多次请果阿的葡萄牙传教士入京传教。1578 年以后，他允许各宗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耆那教、袄

教）在宗教讨论庭和私觐殿辩论宗教与真理的问题。传说他在1581 年企图创立新宗教“一神教”，欲集诸教之长，使民归一。1579 年他的“无谬误”敕令规定，在发生宗教矛盾时，皇帝是最高仲裁者。他虽离开了伊斯兰教的某些传统，但他一直是遵守该教教义的。所不同于一般伊斯兰教徒的，是他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广泛地综合了各种宗教之长。他的宗教观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理想。

在行政管理上，阿克巴集中了国家的行政、军事和司法等方面的最高权力。他下面的主要大臣是相当于宰相职务的迪万、军务大臣米尔•巴克什和总务、司法大臣。地方设15 个省（苏巴），省下是县（沙卡尔）、乡（巴尔加纳）。阿克巴的政治特点是化行政为军事组织，官吏多授予军级，称为“曼萨布达尔制”。曼萨布达尔分33 级，最高者可拥有1 万士兵。拥有5000名士兵以上的曼萨布达尔，只能由皇室王子担任。各级曼萨布达尔主要履行军务，也同赋税与司法有关。军队的来源是由各省长及军事采邑的封建主提供。

军事采邑制是莫卧儿帝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皇帝虽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但他的直属领地只占1/8 左右。他把其余土地以军事采邑（扎吉尔）形式分封给封建贵族。这种采邑不是世袭的，只有服役期间皇帝才授予这种采邑。这种封建主称为扎吉达尔，他有向国家提供骑兵的义务，提供骑兵的数目由封地大小而定。阿克巴任命军务大臣主管军事采邑，以防止扎吉达尔把采邑变为世袭领地。另一种土地占有形式称为柴明达尔制，它由承认莫卧儿帝国主权的边远地区的封建主组成，向帝国纳贡并提供士兵。“黄金时代”中的危机 阿克巴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使莫卧儿帝国开始了兴盛时代。1605 年他去世时留下的是印度历史上空前统一强大的王朝。在莫卧儿帝国历史上，沙加汗时期（1627—1658 年）被称为“黄金时代”。实际上这个时代从贾汉吉时期（1605—1627 年）便已开始。但在延续阿克巴兴盛的同时，已孕育着许多危机。

阿克巴的这两代继承者在执行多民族国家、宗教宽容和印度统一这三条主要政策时，已有所变化。贾汉吉1606 年即位后，在讨伐长子反叛的斗争中，处死了锡克教第五代教主。尽管他在《回忆录》中认为不是出自政治上的考虑，但此举使锡克教派成为帝国的对立面。他虽尊重印度教，但却杀死了阿克巴的宗教事务顾问艾卜勒•法兹尔。1615 年他同拉吉普特人的同盟更为巩固，在德干的政策也在继续，在中亚使坎大哈得而复失。1611 年他娶伊

朗的米尔•努•妮莎为皇后。皇后及其家族对朝廷的伊朗化影响大大加强了。

沙加汗继位后，于1633 年吞并德干的阿马德纳加邦。1636 年俾查浦尔向莫卧儿帝国称臣。德干政策至此基本实现。在西北，1638 年得到的坎大哈，在1649 年又为伊朗占领。1646 和1647 年，在争夺中亚世袭领地的战争中，莫卧儿帝国人财两失。但沙加汗在他本土上的权力，仍然是巩固的。沙加汗背离了阿克巴宽容的宗教政策。1632 年拆毁了贾汉吉时期修建的印度教纳拉斯庙。在纳拉斯，还毁掉几十所印度教庙宇。在征服德干的过程中，他不能容忍什叶派统治的邦国，在条约中包括了歧视该派的条文。不过，他除了上述措施之外，再没有其他行动。现在保留下来他给皇子奥朗则布的信中，还告诫不要歧视印度教徒。

经过100 年发展，莫卧儿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莫卧儿人是杰出的建筑师，在沙加汗时期，这种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德里的红堡、朱木那寺院、莫迪寺院，特别是亚格拉的泰姬陵，成为当今世界的八大奇迹之一。但是皇室贵族和官吏，十分奢侈。沙加汗制作的孔雀皇冠，耗时7 年，耗资1000 多万卢比。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费用，大兴土木的费用，全部落在人民身上，仅农业税收就提高了一倍多。德里的宫廷比凡尔赛宫更壮丽豪华。当贵族们挥霍享受的时候，古吉拉特和德干正遭受可怕的饥荒。

1657 年9 月，沙加汗病重，他的四个儿子围绕争夺王位进行了残酷的战争。战争主要发生在儿子拉达和另一个儿子德干总督奥朗则布之间。1658 年6 月，奥朗则布在亚格拉打败达拉之后，把沙加汗囚禁起来。沙加汗饮泣吞声，默默看着他的三个儿子被长子奥朗则布处死，他也在1666 年正值74 岁时死去。

4、奥朗则布与莫卧儿帝国的盛衰

1658 年，奥朗则布称帝，号称“阿拉穆吉尔”（世界主宰）。即位后，他于1663 年东征阿萨密，1666 年进剿吉大港葡萄牙海盗，扩大了东部版图；又于1686 年和1689 年先后征战比加浦尔和高康达，从而使莫卧儿帝国的疆域达到了顶点。

奥朗则布可能是莫卧儿帝国最有才干的君主。他以自己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才能把帝国推向了鼎盛时期。但他又是第一个全面改变阿克巴的宗教政策、非常坚决和顽强地把帝国变成伊斯兰教国家，结果使帝国衰落的君主。他在长达50 年的统治中，全力维护极少数伊斯兰封建主集团的利益，企图在迫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居民的基础上统一帝国，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绝望的斗争。

他认为他统治的使命不仅是征服，而且是使印度伊斯兰化。开始，他的步伐是谨慎的，即先在穆斯林中恢复伊斯兰的正统地位，设立检查制度，取缔非教行为及惩治反教言论，以及在宫廷习俗中取消印度教习俗。尽管这种趋势令印度教徒吃惊，但惩罚的手段并未加在他们头上。1665 年开始，他颁布了第一道打击印度教商人的法令，规定伊斯兰教商人只缴2.5％内地关税，而印度教徒商人则需缴5％的内地关税，两年后，伊斯兰教商人根本不必缴税，而印度教商人则维持原关税率。

这项措施的目的，包含着减轻伊斯兰封建主的债务负担和增加国库收入的内容。因为债主全是印度教徒，而负债者几乎都是伊斯兰教徙，致使法令带有迫害印度教徒的性质。然而，这项措施既不能阻止伊斯兰教贵族破产，也不曾充裕国库，于是奥朗则布决定向印度教的寺院经济开刀。他没收了印度教寺院的大批财富，把寺院的土地变为分封新采邑的土地。剥夺印度教寺院财富和土地的措施激起了反抗。1669 年，奥朗则布得知印度教徒在贝纳勒斯等地聚会讲演，盛怒之下发布了第一道“毁坏异教徒的一切庙宇和一切学校”的命令。在他的命令之下，古吉拉特的萨姆纳斯庙、贝纳勒斯的吠什瓦纳斯和麦特拉的凯沙瓦•拉伊等印度教著名寺院被捣毁，麦特拉被改为伊斯兰巴德。1678—1680 年拉吉普坦境内庙宇毁坏殆尽。据统计，一年之内，乌带浦尔毁寺132 所，齐扎尔63 所，斋浦尔66 所。1679 年，就是在阿克巴废止人头税的105 年之后，奥朗则布下令对印度教徒恢复征收人头税。这项迫害政策主要落在了印度教农民身上，它意味着把这部分居民的沉重税收增加了1/3。奥朗则布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增加国库收入。农民人口占全国居民的80％，这项收入总数相当可观，仅古吉拉特一省每年总额就超过了500 万卢比。第二个目的是强迫印度教徒改信伊斯

兰教，改宗者可以豁免人头税。当印度教徒起而反抗时，奥朗则布即以残酷手段镇压，用大象把人活活踩死。恢复人头税，破坏了莫卧儿人同拉吉普特人的传统联盟，摧毁了帝国的基础。同时激怒了马拉特人，他们的领袖西瓦吉在致奥朗则布的抗议书中指出：“印度斯坦大皇帝由于贪图乞丐碗里的东西，从婆罗门教徒和耆那教徒，从瑜伽教徒、苦行僧、贝拉吉斯人等身上征收人头税，毁灭了帖木儿家的声名和荣誉。这一丑行将迅速从西传到东，并将记录在史册上”。

迫害印度教徒的命令和措施接踵而来。1671 年，奥朗则布下令把大部分印度教徒官员逐出国家衙署和税收机关，并用穆斯林官员来取代他们的工作。1695 年，禁止一切印度教徒（拉吉普特人除外）穿着绸缎、骑坐良马、乘骑大象和携带武器。这种迫害政策，同样涉及其他异教。1675 年，锡克教第九世教主特古•巴哈杜尔因不肯对伊斯兰教徒行互抱礼而被杀。奥朗则布狂热的宗教政策，削弱了帝国的经济实力。它在政治上的后果更为严重，一方面把少数伊斯兰封建主和绝大多数印度教居民对立起来，另方面又把印度教王公、僧侣、官吏、商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不但莫卧儿帝国的社会基础空前削弱，而且又失去了聪明懂行的大批印度教徒官吏，引起了行政和税务管理上的混乱。为了挽救莫卧儿帝国的危机，奥朗则布号召伊斯兰贵族减缩开支，不用舶来的奢侈品，过俭朴和勤奋的生活。他本人以身作则，经常早晨5 时起床，工作到深夜。他下令解散宫廷的乐舞人员，拆去德里皇宫的黄金装饰。但这些措施没有多大效果，于是又用夺取印度南部新土地的办法来寻找出路。

南印度最强大的马拉特邦是信仰印度教的马哈拉什特拉族人。早在它的创建人西瓦吉（1627—1680 年）时期，就成为莫卧儿帝国的劲敌。西瓦吉虽然是一个连自己姓名都不会书写的人，但善用人，精娴游击战术，军队纪律严明，对伊斯兰教采取宽容态度，因而他曾于1664 年和1670 年屡败莫卧儿军队。西瓦吉死后翌年，即1681 年，奥朗则布离开首都，从未北回，进行了26 年（1681—1707 年）的德干战争，其中最后20 年是同马拉特人的战争。奥朗则布以顽强的、甚至是顽固的精神，来占领印度半岛的南端。他在处死了西瓦吉的继承者桑布以后，仍遇到了马拉特人出乎意外的、长期有组织的抵抗。他耗费了许多时间，人马和金钱去夺取马拉特人的要塞，但不久要塞又被马拉特人夺回，而且其他地区的马拉特人又发起了反攻，并夺去了莫卧儿帝国的领土。实际上，1700 年以后，德干的许多地区成为马拉特人的附庸。奥朗则布的军队由于长期战争已经疲劳不堪；抢劫行为败坏了军队的

风气，大量随军仆役和妇女也使军队失去了战斗力。例如在1700 年的一次行军中，50 公里路程竟走了35 天。对马拉特的战争耗尽了奥朗则布的国库。拿破仑说过：“西班牙的溃疡断送了我”，而马拉特战争的溃疡断送了奥朗则布。

1707 年3 月，89 岁的奥朗则布死于阿马德纳加。他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并被马拉特人、锡克人强大势力包围的莫卧儿帝国。无怪乎这个老皇帝在弥留之际给他儿子马扎姆的信悲痛地写到：“我孤身而来，孑然而去⋯ .我在各处所进行的战争都是受茫然无措、惶恐无已的情绪支配的，正如水银般动荡不安、行将踏上最后旅程的我本人一样。”

果然，他死后不久，许多有势力的总督，如奥德的萨达特•阿里、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的穆西德•库里汗、海得拉巴的尼扎姆•乌里•穆拉克，都宣告独立。拉吉普特也恢复了独立。1761 年1 月，在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中，入侵印度的阿富汗军队打败了占领德里的马拉特军队，使印度失去了唯一可以抵抗西方殖民入侵者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特人打倒，马拉特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

5、文化和社会生活

莫卧儿宫廷是上层文化活动的中心。阿克巴热爱学者而且对宗教和哲学有浓厚兴趣，吸引了亚洲各地的学者。胡马雍的母亲，奥朗则布的女儿都爱好绘画、建筑和鼓励文学。当时印地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克夏瓦•达斯、苏尔达斯和图西尔达斯，后者用印地文改写的史诗《罗摩衍那》在人民中广为传诵。

莫卧儿王朝有着波斯化的君主和中亚的血缘，因而在绘画和建筑上都把二者与印度民族传统结合起来。绘画方面形成了莫卧儿派，波斯人阿杜斯•萨马德是先行者，巴沙万和达斯万拉进一步创新。波斯、莫卧儿绘画风格与印度派的接触，曾出现了印度派以拉吉普特形式出现的复兴。从世界和印度博物馆收藏的莫卧儿绘画中可以看出，画师们不仅着色鲜艳，结构严谨，而且描绘了印度社会的各种生活状况。

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建筑艺术，并非莫卧儿时代人们的独创。但莫卧儿皇帝们的富有和豪华条件，创造了建筑艺术的宏大气魄和包容印度、波斯、土耳其的综合风格。阿克巴作为京城建筑的法提普尔•西克里城，就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构思融汇的范例。泰姬•玛哈尔陵、红堡、伊蒂马德尔•道莱陵，以及克什米尔的莫卧儿花园、加尔各答附近的平交尔花园，都表现了很高的审美观念。由于阿克巴时期信仰自由的增长，印度教徒传统式的庙宇建筑有所发展。被沙加汗毁坏的麦特拉的比尔•辛格庙最为著名。德干地区的建筑艺术成就，如比加浦尔的果尔•刚巴兹的屋顶，比罗马万神殿的屋顶还大，依布拉希姆•劳吉陵的美丽可同泰姬•玛哈尔陵相提并论，而建筑技巧也不在莫卧儿人之下。

和上述宏大气魄相联系的，是这一时代印度宫廷和贵族们穷奢极欲的生活。开这一代之风的是阿克巴，以节俭著称的奥朗则布也无法抑制这种风气。各代皇帝在征战旅途中，也不忘记用奢侈的红色帐幕作为禁地的标志，帐幕成为活动着的豪华城市的中心，就象移动着的亚格拉或德里一样。各级贵族也不例外。谢斯达•汗到德干指挥南方战事，随身带400 名舞女和其他全套上流生活用具。欧洲的目击者证实，小官僚们在都城或战场上，也都过着奢侈生活。

在饮食、服饰等生活方式上，也反映出上层的奢侈之风。大贵族的日常衣着是用锦缎、印花丝织品和软棉布制作的。他们的食物是加了香料的富于营养的肉米饭、比里安里等波斯食品。印度教的贵族家庭，也用波斯和中亚贵族们的豪华盛筵代替了俭朴食物。稀罕的水果、秘制的名酒、刺激食欲的精致烹调品等从罗马、中国、埃及传入波斯而发展了的东西，迅速为印度教或伊斯兰上层所欢迎。许多以莫卧儿皇帝命名的菜肴，如“沙加汗肉”、“贾汉吉的克巴布”等等，一直流传到现代。

衣服的式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柏林博物馆珍藏的贾汉吉画册中，可以看出离首都很远的喀齐和万纳加尔君主，也穿起莫卧儿人的服装。拉吉普特贵族的画像也表明，从曼•辛格起，除了印度教徒的种姓标志之外，看不出服装上同伊斯兰教有什么不同之处。这同16 世纪初人们对印度教徒穿着伊斯兰教徒服装持反感态度大不一样。当然，这只是就上层而言，一般印度教群众仍然缠着他们的腰布。总之，在服装、社交和娱乐方面，上层普遍

接受了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

伊斯兰教文化和印度教文化的交流，表现在思想领域方面具有单向性。印度的伊斯兰教徒从外面的伊斯兰文化泉源吸取养料，但回报的很少。这个时期在印度没有产生对世界伊斯兰文化主流有很大影响的文学、哲学和宗教著作。但伊斯兰教对印度教有巨大影响，如克比尔和那•纳克就是受了伊斯兰教的严格一神论的影响的著名印度教徒。

音乐在莫卧儿帝国时代放射着光辉。阿克巴和他的两位继承者都在积极鼓励它的发展。阿克巴喜爱的唐珊、马赫什达斯都是著名的音乐家。直到奥朗则布时期，朝廷和德里才禁止音乐演出。但在各地王国中，音乐仍然是生活的重要部分。瓜略尔王公唐瓦尔在自己的地区形成了独特的音乐派别。德干的各王公都维持着一支乐师大军。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上层虽在鼓励音乐，音乐在社会上却被视作贱业，形成了专业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差别，以至演变成现代北印度的格局。在南印度，音乐家的社会地位较高，许多大音乐家成为婆罗门。直到现代，音乐继续是各阶层的共同遗产。

印度妇女的整个社会地位并未改善，但也有一些多才多艺的贵族妇女，如莫卧儿公主杰罕纳娜，亚马那加的钱德•比比、马拉特的塔拉贝。奥朗则布的女儿泽布尼萨是有名的诗人，她的名诗《马克西》流传至今。西瓦吉的母亲吉加贝富于母爱，意志坚强，在家庭是专制的，但能为照顾子女利益而完全牺牲自己。宗教和习惯传统，仍然是印度女性的力量泉源。

关于城市的情况，荷兰作家迪拉什的记载和论述证明，莫卧儿时代的拉合尔比伦敦或巴黎的规模都大。亚格拉的美丽河滨、壮观的城堡和由尖塔、钟楼、殿堂、庭园、水池组成的泰姬•玛哈尔陵，显示了它的卓越地位。德里、阿拉哈巴、贝拿勒斯都是帝国的主要城市。苏拉特是帝国主要港口，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商人都在这里设工厂，它的关税收入构成帝国财政的重要部分。在欧洲人建立的果阿、孟买、马德拉斯、本地治里等城市中，有“白城”与“黑城”之分。“白城”是欧洲人住宅区，有富丽堂皇的宅邸、繁荣的商业区和林立的军事堡垒。在“黑城”中，居住着当地穷苦的手工业者、商人及劳苦群众。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盘踞沿海一带，劫夺海上印度船舶，虏掠沿岸居民，把这些人变卖为奴。印度这时虽不是殖民地或附属国，可是殖民奴役的危险已大难临头。

历史学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宫廷年代志作者记载了当时的事件，虽然对皇帝有很多歌颂的话，但不乏史料价值。巴道尼的《历史文选》，从反对的态度，叙述了官方隐瞒的阿巴克时期的历史。尼扎姆-乌德-丁的《阿克巴通史》，从赞扬角度书写了这个时代的历史。费里特撰写了各地公园的历史。阿克巴本人的回忆录详细记载了自己的生活，颇有文采。奥朗则布在即位第十一年，颁布诏令，废除皇史官，而且禁止私人撰写历史。因此，这个时期的历史缺少当时的直接记载，以至不得不根据他死后的秘密记载研究当时情况。

17 世纪后期，印度的文化出现明显地衰落的趋势，社会生活也在内有分裂和外有外患威胁的情况下，向复杂化方向发展。

四、奥斯曼帝国的强盛与衰落

1、穆军默德二世攻占君士坦丁堡

15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一度衰落，到15 世纪中期，国力逐渐恢复。1451 年，穆罕默德二世即位，登位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夺取君士坦丁堡。1453 年，土军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从此成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或称斯塔姆布尔。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它的新纪元，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幅员广阔的大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瓦解了欧洲反土联盟的政治中心，确保了土军从安纳托里亚进入欧洲的通道，把欧亚两部分领土连在一起。1459 年，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塞尔维亚，1463 年占领波斯尼亚，1465 年占领黑塞哥维纳，1479 年占领阿尔巴尼亚。接着，他占领了热那亚在黑海地区的殖民地和商业重镇卡发。在此以前，取得了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宗主权，并于1475 年把亚速夫和克里米亚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1481 年，穆罕默德二世病逝。向亚非的扩张 16 世纪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继续扩张的同时，把扩张重点转移到了亚洲和非洲。1503 年巴耶塞特二世（1481—1512 年）在同威尼斯签订的和约中，得到了杜拉佐•雷盘托和麦塞尼亚之后，草草收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帝国的东方受到了伊朗什叶派的挑战。谢里姆一世（1512—1520 年）迫使巴耶塞特二世退位而登位后，即着手反对其东部邻国——伊朗的斗争。1514 年，谢里姆一世的15 万远征军，经过千里跋涉，到达伊朗首都附近的卡尔狄朗河谷，只剩下几万人。以逸待劳的伊朗8 万骑兵前来迎战，但他们没有步兵，也没有枪炮。土耳其的新军发挥了作用。他们选用大口径炮猛轰敌人阵地，随即用步枪进击，大败伊朗军队。伊朗国王易司马仪负伤逃走。土耳其军队进入大不里士，从这里将700 名优秀的工匠掠回到君士坦丁堡。1515 年，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归属奥斯曼帝国。

雄心勃勃的谢里姆一世，计划扩张他在阿拉伯东方的势力，但是在这里，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国——埃及的马麦鲁克人国家，成为最大的障碍。早在15 世纪，在马麦鲁克军阀集团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经济迅速衰落。统治者不关心生产的发展，漠视水利灌溉和农业生产。他们不仅用沉重的捐税掠夺农民，特别是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而且动辄没收富商财产，对商业课以高额关税。他们甚至对乞丐在街道和大路上拾来作燃料的牛粪也实行课税。

16 世纪初，叙利亚人民对马麦鲁克军阀集团的愤怒已达到极限。因此，1516年6 月，当谢里姆一世的军队在叙利亚北部出现时，得到封建主的支持，也没有遇到人民的反抗。土军在同叙利亚的马麦鲁克军队在阿勒波的决战中，

充分发挥了骑兵、炮兵和步兵的协调作用和大炮步枪的威力，使仅有刀、矛和弓箭的马麦鲁克骑兵遭到惨败。总司令、马麦鲁克素丹坎苏•古里企图用古老的手抄本可兰经①的诵读来弥补原始武器的不足，但他自己也来不及逃走而被马踩死。阿勒波战役成为叙利亚人起义的信号。大马士革的市民袭击马麦鲁克军阀的官邸。谢里姆一世凯旋入城后，许多市民成为土军掠夺的牺牲品。在巴勒斯坦，土军几乎没有进行战斗。陷于瓦解而从南巴勒斯坦撤退

的马麦鲁克军队，遭到了贝都因部落的袭击。

1516 年12 月，谢里姆一世从大马士革出发，次年1 月初大败马麦鲁克军队后进入开罗。坎苏•古里的继承者素丹突曼贝试图组织抵抗，但没有成功。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埃及的贝都因人出卖，1517 年4 月13 日被绞杀于开罗。1518 年，谢里姆一世回到亚德里雅那堡时，在思考着西进计划。1520年9 月2 日，他从伊斯坦布尔回到亚德里雅那堡的途中病死。谢里姆一世在位8 年期间，把奥斯曼帝国领土增加了一倍。使帝国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尤其是在同埃及作战时，他俘虏了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个哈里发穆塔瓦基勒。这个哈里发被关到伊斯坦布尔国家监狱后，将管理所有正统伊斯兰教徒的职权交给了谢里姆一世。从此谢里姆一世在讲道坛上祈祷时便自称哈里发。1517 年8 月，他以哈里发的资格，接管了麦加克尔白天房的钥匙。奥斯曼帝国的素丹成为哈里发，这对于帝国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宗教中心，是一个重大事件。

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和西阿拉伯建立起政权后，谢里姆一世就得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城之仆”的荣誉称号。不过帝国与埃及的关系是松散的。据第一位负责管理埃及财政的著名学者舍木斯•丁•卡马尔的估计，帝国从这个新占领地所得到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封建关系和封建制度方面，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战争中，支持马麦鲁克的叙利亚封建主，被剥夺了部分土地。在个别地区实行了军事采邑制。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特里波里、赛义德、哈利巴地区，分设4 个总督。总督是素丹政权在本省的最高统治者，他通过拥有特权的当地阿拉伯封建主向居民征收捐税，捐税多为货币。素丹政府竭力削弱阿拉伯封建主的努力，利用宗教纠纷和政治竞争挑起他们之间的内讧。但是，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平原地区不同，黎巴嫩保持了半独立地位。1585 年，黎巴嫩的军队劫夺了由新军护送的商队以后，埃及总督的军队进入黎巴嫩，残酷洗劫当地居民。以后许多地方发生了起义，遭到了土耳其军队的镇压。

苏里曼一世的征战 1520 年，年仅26 岁的苏里曼继位，1566 年去世。他在位46 年期间，正是奥斯曼帝国的全盛时代。除了政治、文化的建树外，对外征战用去了他大部分时间。苏里曼一世的征战，首要目标是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是奥斯曼帝国与中欧的交通孔道。它掌握在匈牙利人手中，是苏里曼一世所不能容忍的。他看到这时匈牙利封建集团正忙于内讧而忽略边疆的防守，于是在1521 年出兵10 万，攻占贝尔格莱德，巩固了北部边疆。苏里曼一世的第二个征战目标是罗得岛。该岛位于爱琴海东，靠近小亚细亚，是伊斯坦布尔至开罗的必经之地。1522 年，土耳其军队水陆并进，以10 万之众，猛攻罗得岛。岛上骑士团仅600 人，加上普通士兵不过6000 人。但他们防守严密，顽强抵抗，被围9 个月之后，才作了有条件的投降，即曼得岛归土耳其，保障所有撤退骑士的安全和自由，岛上的基督教徒居民免税5 年。罗得岛上的骑士们开始迁到克里特岛，最后移居荒凉的马耳他岛。由于他们的惨淡经营，加上以后贸易发达，马耳他又成为地中海上的要冲。在欧洲的各国争执中，苏里曼同法国站在一边，反对匈牙利。1526 年应法国之邀，土耳其军队入侵匈牙利，第一次占领布达城，全城都被焚烧。1529年9 月，苏里曼支持瓦弗得•约翰•扎波里亚夺取匈牙利王位，第二次占领布达城。事后，他又进攻奥地利的维也纳，但由于供应不足，对方防守严密，于10 月15 日退兵。1532 年，他再次出兵匈牙利，目的在于攻陷维也纳，然而竟被匈牙利小镇冈斯守军阻止8 个月而不能前进。及至攻下该镇时，军队锐气已挫，被迫撤回伊斯坦布尔。1540 年，为了扩张领土，又占领布达城。1543 年，占领匈牙利大部分领土。但是匈牙利人继续反抗。1566 年，苏里曼率师前往征讨匈牙利，但是死于军中。

在亚洲，苏里曼先后于1534、1548、1553、1554 年屡次征战伊朗，把亚美尼亚大部、格鲁吉亚部分地区并入土耳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包括巴格达在内，也都由伊朗并入土耳其版图。在非洲，的黎波里和阿尔及利亚亦被占领。这两地的占领，有赖于海军的力量。苏里曼继前几任素丹之后，起用希腊人赫伊尔丁•伯尔伯罗萨建设海军，于1538 年普列维萨之役中大破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绰号叫巴尔巴罗萨（黄胡子）的赫伊尔丁是一个有名的海盗，被封为卡普丹帕夏（海上贝勒贝），同时兼任爱琴海上各岛总督。由于苏里曼有敏捷的政治手腕，笼络了许多海盗，每当他进行海战时，海盗们便成群结队地参加他的舰队。由于这批人难于驾驭，以至于在战争时期使奥斯曼帝国声名狼藉，而且在和平时期又不断引起外交麻烦。不过，土耳其的海军发展很快，海军中的新军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因而，它不仅在地中海拥有强大势力，而且在红海、波斯湾方面也很活跃，也门和亚丁先后成为它的海军基地。

2、社会经济制度

苏里曼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大帝”，土耳其人尊称他为“卡奴尼”（立法者）。在扩张领土方面他超过前辈，在内政方面，也改善并完成了他的祖先所建立的各种制度。

在土地制度方面，根据1530 年苏里曼颁布的法典，确定了素丹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他直接占有的土地称为“米尔”，是最肥沃的土地。他分封给皇族的俸田称为“哈斯”，占有者常为达官贵人，如大臣、大区头领和军法官等。他赏赐给伊斯兰寺院的供养田称为“瓦克夫”。供养田有一部分是私人转让和捐赠的。还有一种称之为“木尔克”的土地，它是可以买卖而不与国家服务相联系的私田。帝国在上述土地占有形式之外，广泛存在着独特的、保证军官薪俸的军事采邑制。有功的军人分别被授予“提马尔”或“扎米特”两种军功田封地。前者收入约在3000—2 万艾克切，战时必须为国家提供2—4 个骑兵服役，或者2—4 个水手在海军服役。后者收入约在2—10 万艾克切之间，受封人必须亲自服役，并带上自备粮食武器的4—20 名士兵出征。各军事封地组成为旗（“山贾克”），旗由统领（“贝伊”或“贝格”）治理。贝格有权封授6000 艾克切以下的小块封地。这就给贝格封授亲信的机会。1530 年苏里曼一世颁布的法典（“卡奴纳默”）中收回了这项特权，但并未能消除滥用职权的行为。统领之上的是“贝勒贝”（省督），最初只有两个，后来增加了许多。封建领主为增强实力而不得不注意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从而适应军事征战的需求。16 世纪末，全国已有1 万个采邑，保证了帝国军队的兵源。法典规定了农民固定于国有和采邑土地上，不经领主允许不能离开。破产的农民不能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对城市经济发展起了不良影响。

苏里曼法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政权。素丹是军队和国家的最高主宰，是“主在人间的影子”，即伊斯兰教的哈里发。首相是素丹的代表，以主席资格主持由主要官员组成的大臣会议。为制约首相权力，设立了6 人组成的“宫相”。法律确定了新军组织制度，使之成为帝国军队的核心。他们虽只占军队1/10，但由于经过特别训练，组织严密、纪律严格、装备精良，因而有效地抑制了军事采邑制封建主的分裂企图，加强了中央权力。此外，帝国政府对财政税收实行中央集权，设在安纳托里亚和鲁米利亚的财政官，负责核算中央政府的收支。

等级制是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特征。全国分为乌列马（宗教封建主）、阿斯凯里（军事封建主）、梯加里（商人与所有市民）和拉雅（农民）四个等级。乌列马作为伊斯兰教上层和阿斯凯里一起组成了以素丹为首的特权阶级。伊斯兰教会和宗教法官（卡迪）掌握着司法和文化事务。梯加里，特别是拉雅是无权者。他们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非伊斯兰教的人，还要缴“吉泽”（人头税）。等级制的永恒主题是封建主阶级的“纯正性”与“不可侵犯性”，以及政教合一。

米勒特制是奥斯曼帝国宗教宽容政策的表现。这是土耳其人从阿拉伯人那里继承下来并赋予新内容的宗教自治制度。主要内容是：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或氏族（即“米勒特”）在不损害帝国利益并承担规定的税捐义务的基础上，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字、拥有专门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享受充分的内部自治权。它创始于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后，任命真纳狄奥为希腊正教大主教之时。苏里曼一世批准成立了希腊正教、犹太教、亚美尼亚格里高利教等米勒特。1536 年，苏里曼一世同法国法兰西斯一世签订的条约中，又形成了天主教的米勒特。这个米勒特的监管人是法国驻奥斯曼帝国的使节。

这个制度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当15 和16 世纪西欧残酷迫害异教徒之际，奥斯曼帝国却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1590 年前后，仅伊斯坦布尔一地就有2 万左右的犹太人。这个制度有助于多民族、多宗教的稳定，也有利于经济发展。

行会制度对城市经济和居民日常生活具有广泛的影响。它源于穆斯林手工艺人和商人的“阿希”组织，完善于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吸收拜占庭行会制诸多因素之后。在帝国全盛时期，首都行会分为57 个行业，共组成1000 多个行会。行会组织统一价格，对日用品实行专卖，回收旧币，严格规定原料、加工生产，并且组织对外贸易。素丹政府对行会实行监督。行会制度的内部自治，在一定程度上给手工业者带来了安全，它的闭塞性又限制了手工业者的主动性，并不利于商人的竞争性。但是，帝国的商业由于伊斯兰教的传统，特别是对东西方贸易陆路和海路的控制，在15 和16 世纪出现了黄金时代。被称为“东西方金桥”的伊斯坦布尔，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帝国的繁荣隐藏着危机。对商业的重税、长期征战和海盗活动，以及地区之间的隔离，阻碍了广大市场的形成。商道被用于封建掠夺的目标。这些，促使西欧国家寻找和发展通往东方的新航道。

6、文化的发展

奥斯曼帝国建立和全盛时期的文化，有许多独特之处，在许多领域都有卓越的表现。

土耳其人的历史著作在早期多模仿波斯人，而且大部分是不系统的传奇或记载，因而从中很难了解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及最初几个世纪的情况。

但是奥斯曼帝国以来的历史，却从土耳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有价值的记载。这些著作对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有详细叙述，一般都是出自目击者，有些还是出自亲身参加的高级官员之手。第一部关于民族历史有条理的作者是巴塞特一世（1389—1402 年）时期的托钵僧阿默德•阿希克巴沙札德。

16 世纪以后，帝国政府任命了正式史官写作历史。该世纪后期，出现了萨阿德•阿尔丁父子写的《历史之皇冠》的通史性著作。17 世纪中期的编年史学家克亚齐布•契列比（1609—1657 年）的著作《世界志》、《大事年代记》是有代表性的著作。他的《动物图书辞典》搜集了阿拉伯、土耳其、伊朗等中东作家的资料和著作目录。库乞拜伊的《对当今局势的控诉》具有丰富的关于17 世纪土耳其封建社会矛盾的资料。

在地理学方面，皮利•赖伊斯绘制的大西洋地图和航海指南图是当时站在前沿的作品。前者是他任海军大将期间绘制并于1515 年献给素丹的，后者是1529 年献给素丹的。这两幅地图都是很久以后才被发现的。哈只•赫勒法在1648 年将《世界概览》献给素丹，1654—1655 年将麦卡脱和洪迪亚的《小地图集》译成土耳其文，1656 年出版了奥斯曼海上力量史著作。

在法学方面，穆罕默德二世的法典值得称道。这部法典分三部分：1453—1456 年间颁布帝国臣民的义务和权利；1477—1478 年间颁布了帝国及统治阶级的组织结构；执政晚年颁布经济组织、财产和税收法规。但是，苏里曼法典在受益于拜占庭帝国法律学的同时，充分吸收了古典伊斯兰法，并以此为基础，以各民族传统法为辅，制定了世俗法，所以更值得称道。1530 年编订完成了奥斯曼帝国的最大法典——《群河总汇》。1532 年又整理完成了

相当于宪法的完整的埃及法典。正是“立法者”苏里曼使帝国的法律系统化、制度化，标志着法学的发展。

土耳其的建筑颇有独特风貌。以“布鲁萨式”的绿色清真寺为代表的早期建筑，是一个长方形的没有装饰的圆柱大厅，5 个殿堂上都有一排4 个圆顶。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改建该城索非亚教堂为清真寺，并以长达100 多年的时间扩修大清真寺，开创了建筑的新时代。这种混合型的建筑都是内部有中央圆顶，4 个同样宽的半圆形屋顶之间的4 个圆柱支撑着圆顶。从6 排上下排列的窗户照射进来的光线使寺内通明。在周围有通廓环绕，尖塔耸立在寺上，使整个建筑显得堂皇肃穆，成为历代素丹统治权力的象征。许多清真寺旁附设图书馆，附近还建有经学院。素莱曼在伊斯坦布尔旧皇宫以北建造的富丽的清真寺，使阿亚索非亚清真寺黯然失色。它的设计师是著名的建筑家锡南（1489—1578 年）。锡南作为建筑总监，共建造了75 座大清真寺、49 座小清真寺、49 所学校、7 所《可兰经》研究院、17 个公共施食站、3 所医院、7 座高架桥、7 座桥梁、27 所宫殿、18 个商队客栈、5 个金库、31 个澡堂和18 个殡仪馆。他的惊人的精力和纯熟的技巧，标志着土耳其建筑艺术的高峰。

土耳其人特别善于运用诗歌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形式。13 世纪的诗人苏丹•维列德用土耳其语写成《塞尔柱诗歌》。在他之后，尤努斯•埃姆列（约在13—14 世纪间）的乡土风物和农村田园的口头诗歌，开创了口头文学的时期。他的诗歌在帝国广为流传，而且被人们模仿。1404—1405 年间被作为异端在阿勒波被处决的胡鲁菲雅教派诗人的奈西米，用安那托里亚东部和阿塞拜疆的方言写诗。16 世纪时，巴格达的诗人福徂也使用了这些方言。一般

认为，土耳其诗歌的创始人是阿里•阿什伊克（卒于1522 年）。这位属于伊斯兰教托钵僧团苏非派成员的代表作《外国流浪者之书》，是哲理诗集。书中强调文化是宇宙的灵魂，人民是国家的灵魂。春天、爱情和悲伤，是涅札蒂（1460—1509 年）抒情诗的主题。穆罕默德•阿卜杜•巴基（1526—1599年）被称为土耳其抒情诗之王。他的诗歌动听精炼，使肤浅的诗意不为人们察觉。17 世纪诗人维伊西（卒于1628 年）和涅菲（卒于1635 年）在讽刺诗集《对伊斯坦布尔的规劝》和《命运之箭》二书中，对封建贵族进行了大胆、尖锐而深刻地揭露。后者因此被穆拉德四世处以绞刑。同时代杰出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基•卡尔法（卒于1658 年）在讣告中称涅菲是自己时代在讽刺诗领域内无与伦比的抒情诗人。

奥斯曼帝国文明的启蒙导师是塞尔柱人。它在行政、宗教、法律、教育等方面受益于阿拔斯王朝及其他古典伊斯兰文化。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拜占庭文化渗入了奥斯曼文明的机体。部分蒙古人的智慧融进了它的政治制度。《世界史概览》一书承认，“一直到伏尔泰时代，土耳其和中国仍是文明生活的榜样，欧洲人只能投以羡慕和尊敬的眼光”。

5、科普利里家族的实际统治

苏里曼去世之后，奥斯曼帝国没有立即衰落。他的宰相索科利把帝国的余威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此后虽占领了塞浦路斯、突尼斯及伊朗的边境地区，甚至1668 年还征服克里特岛，而这一切并不能挽救帝国走向衰落。帝国是跨三大洲地区、几十个民族和许多宗教的复合体，新军的专横蜕变，政府的腐败和宫廷的内讧，不断腐蚀着这个庞大的政治大厦。长期的征战耗尽了国力。素丹政权与封建主之间为划分领地的斗争，由于战争不再能扩大领土和带来大量战利品而尖锐化了。

17 世纪欧洲国家手工工场的商品输入，动摇着帝国的行会组织，而需要用金钱来购买这些商品的封建主，则提高租税，从而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

农业和手工业的衰落，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在许多地区发生了反抗运动。1656年，80 高龄的穆罕默德•科普利里任宰相。1661 年他去世之前，他的儿子继任宰相。此后科普利里家族在半个世纪中世代相传地作宰相，以素丹的名义主管国家。科普利里家族认为，只有复活帝国原有军事实力和进行新的掠夺战争，才能巩固素丹政权、镇压反抗运动和制止国家解体。这一方针遭到不关心素丹政权的封建主们的反对，斗争经常表现为宫廷政变。17 和18 世

纪中，在位的14 个素丹中有6 个被推翻。科普利里家族的宰相们无力解决土耳其封建制度的内部危机于是进行了对东欧和俄国的征战：1663—1664 年对奥地利战争，1672 年对波兰战争，1677—1678 年对俄战争，1683—1698 年对奥地利、波兰等联军战争。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土耳其军队惨败，宰相卡拉•穆斯塔法•科普利里没有他的前任宰相们那样幸运（例如1663—1664 年从威尼斯手中夺取克里特岛），而被震怒的素丹斩首。1699 年奥斯曼帝国在卡罗维兹和会上同奥地利、波兰、威尼斯签订了和约，同俄国签订了休战协定。根据和约，奥斯曼帝国被迫将德兰斯瓦尼亚直到特梅斯瓦尔的地区、几乎整个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

克罗地亚大部划归奥地利；将卡曼尼支、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划归波兰；将摩里亚、达尔马提亚划归威尼斯。1711 年，亚速又被俄国占领。卡罗维兹和约是奥斯曼帝国在一场胜负分明的战争中第一次作为战败国一方而签订的一项和约，它被迫把长期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异教敌人。和约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已从对欧洲的进攻转为防御。

奥斯曼帝国在向欧洲大陆扩张方面遭到的失败固然意义重大但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帝国的走向衰落就更加明显。从17 世纪起，由于荷兰和英国侵入亚洲，由于世界贸易转向公海，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大部分对外贸易，东地中海几乎变成了一汪死水。

伊斯坦布尔的起义 17 世纪后半期和18 世纪前半期，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掠夺政策加重了农民和工商业者的赋税负担。素丹集团驱使成千上万民工修建豪华宫殿与别墅的劳民伤财行为，引起了首都人民的愤怒。土耳其在1730 年1 月对伊朗战争的失利，使首都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素丹宣布中止正在修建的宫殿，下令拆毁未完成的建筑物。但这些措施并未能阻止起义的爆发。

1730 年9 月17 日，3000 名新军和市民在艾特•美丹广场集会，要求审判宰相及其他高级官员。领导者是当过水手的商人巴特罗纳•哈利尔。第二天，起义者已达到1 万多人。艾哈迈德三世为保全性命，下令处死宰相伊布拉金•帕沙及其他官员，将尸体交给起义者。10 月10 日，在起义者坚决要求下，艾哈迈德三世让位给他的侄子麦哈穆德一世。11 月14 日，新素丹以邀请起义领袖巴特罗纳•哈利尔及其助手参加军事会议为名，随即杀害了他们。这一天就有400 多名起义者被害。接着又把起义期间所有名列新军籍的人遣散回乡。

1731 年2 月，素丹只对服役多年的新军发饷。3 月13 日，300 名反对这个措施的新军在艾特•美丹广场集会抗议。政府派兵镇压，起义者进入军营，进行抵抗。4 月底，起义被镇压下去。8 月，新的反素丹密谋被破获，300 人遭到杀害。但是，直到1732 年，首都才恢复秩序。在两年的残酷镇压过程中，有5 万人被杀。这次起义是帝国大厦动摇的迹象之一。

6、对俄战争的失败

 俄国是18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新劲敌。俄国的大举南下，对帝国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危险。1711 年，土耳其军队打败俄军后，订立了有利于土耳其的普鲁斯和约。此后俄国经20 多年的外交和军事准备，在1736 年打败了土耳其军队。俄国要求把黑海一带，从高加索到多瑙河河域割让给俄国；承认摩尔达维亚等地独立并归俄国保护；俄国舰队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由于法国的干预，俄国的希望告吹，但它的南下政策却因此而加紧准备。同时，为酬答法国的帮助，奥斯曼帝国同法国订立条约，给予法国治外法权、特惠通商原有特权之外，又加上通过帝国领土经商、保护法国水手、手工业者和教士的特权。

1763 年欧洲诸国七年战争结束后，俄国立即开始实施西侵波兰、南略奥斯曼帝国的战略方针。1772 年俄联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波兰，随即挑动奥斯曼帝国的门的内哥罗、佐治亚等地分离和越境逮捕逃亡的波兰人，破坏土耳其的中立。1769 年，俄国军队首先进攻摩尔达维亚。这次俄土战争到1774年结束。长期的军事落后使土耳其军队在陆路和海上都遭到了惨败。同年订立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俄国夺得了黑海要塞刻赤、耶尼卡拉和金布仑，夺得了高加索的大小卡巴拉，俄国舰队可以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奥斯曼帝国被迫承认克里木和库班独立，给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居民以大赦，并把法国和英国的特惠权也赋予俄国。俄国有权在伊斯坦布尔建立和保护东正教教堂。这个条约涉及军事、政治、外交、商业、宗教各方面，是自彼得一世以来，俄国从奥斯曼帝国夺得最多的战果。

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签订以后，俄国步步南逼。1783 年，俄国征服了鞑靼人，结束了克里木的独立。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对条约自行解释，认为土耳其同克里木仅为宗教关系，并于1787 年通牒威胁土耳其放弃摩尔达维亚、佐治亚等地的统治权，并把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这样，1786—1791 年俄土又发生战争。土耳其军队再次失败。俄国夺取奥查科夫要塞，并与克里木合并。

在18 世纪，奥斯曼帝国版图日益缩减，国力不断削弱，而俄国的南进政策已渐见成效，在黑海的地位已经巩固。从进攻地位完全退入防御地位的奥斯曼帝国，似乎只有在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对立中才能够存在，这样就产生了19—20 世纪的东方问题。

7、军事采邑制的破坏

18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封建土地所有形态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军事封建采邑制的破坏。无条件的和世袭的土地所有制，越来越取代了有条件的和终身的军事采邑土地所有制。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明显地表现为采邑领主土地所有制的衰落。17—18 世纪时，从大采邑领主、军官及素丹亲信者中间，分化出一个显贵（“亚赞”）阶层。这些人在首都和各省城周围，夺取了许多采邑，有的达到40—50 个采邑。此外，素丹还分封给显贵们大块封地。在形式上显贵们的许多封地算作素丹的土地，实际上显贵们已把封地变作私有财产了。这些新土地所有者把农民变为分成制农民和无地雇农，使他们失去了世代相传的份地。采邑领

主土地所有制的衰落，使大多数领主对素丹政府已不负有义务，而对各省有更多依赖。这就造成本来不是由经济、文化、语言和历史联系起来，而是靠军事征战形成大帝国的固有离心倾向，大大地加强了。

农民经济的衰落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的根本原因。当欧洲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帝国的农业、工业和运输业继续停留在远古时期祖传的水平上。农民用原始工具和生产方法经营土地，收成一部分用于原始农具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另一部分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为封建剥削者所夺取和消耗。租税承包人的权力越来越大，而贪婪程度随着他们地位的固定而增长。他们和地主勾结起来，成为新的土地贵族，并只对眼前的租税感兴趣而不关心小农福利与土地保养。这些人苛刻的、无节制的征税，导致农耕的衰退和小农的破产。封建主的挥霍享受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增长而更加肆无忌惮。

为了得到英国与荷兰的毛呢、俄国的毛皮、威尼斯的玻璃、印度的香料与宝石，他们用小麦、棉花、羊等农牧产品付偿。为获取大量农产品，他们对农民进行灾难性的掠夺。当时农村存在着连环保制度：如果一家农户死亡，就让邻居承担它的义务如果整村农民都逃亡了，就征收邻村的租税。结果，许多农村耕地荒芜，成为“死地”。18 世纪末，“死地”竟占全国可耕地总面积一半以上。

在农业衰落的同时，商业和工业也在走下坡路。帝国的富商只是作为二等公民而存在，政治上受到限制。在这里，发财致富的不是来源于经济，而是来源于政治或财政，即靠做官得来的。这些人对投资开发并不热心，按当时流行的说法，钱不是花光完事，便是被死死积蓄在家里。工业中同业公会的消极作用已充分暴露出来，特别是安于现状和忌讳冒尖的传统，无法同欧洲的工业品相竞争。

8、文化的衰落

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帝国的精神状态也显示出危机。奥斯曼人是古典伊斯兰文明的继承者和革新者，他们在继承这种文明的同时，把缺乏接受文化的能力也继承下来。伊斯兰文明在其创建及繁荣时期，曾经向希腊化的东方、伊朗、中国、印度开放，而并未面向西方。这在当时西方落后的条件下是无可非议的。但在中世纪末期这种做法已经过时。奥斯曼人却继承了这种过时的传统，而且由于军事征战中连连打败欧洲对手而加强了这种传统。军事征战也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手段之一，各种知识、技术仍可通过人员、行业、工匠进行交流。但缺乏接受文化的能力、学习愿望以及轻视工业、贸易和重视政治、军事、宗教、农业的传统，妨碍了奥斯曼文化的发展。

奥斯曼帝国是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兼而有之的军事帝国。在帝国军事威力貌似强大的社会现象后面，隐藏着伊斯兰各族人民对自己文化完美性的无比和永远优越感的深层社会心理。一旦军事征战惨败，改变和摆脱过程又那样艰难。在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由于旧的传统丧失了，新的创造力量还未出现，奥斯曼文化生活和智育活动陷于痛苦之中。全盛时期素丹和宰相们的那种爱好和从事文学创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简朴的民间艺术和

民间诗歌、通俗体裁的尝试，虽然依旧流行，但并未突破伊朗古典作品的影响。诗人们创作的主题，是对社会弊端的抨击和辛酸的悲叹，他们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人民对前途的失望。追求华丽词藻、矫揉造作，成为散文的一代风气。

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埃弗利亚•舍里比的《旅行家见闻录》。这位出身军人世家、长期从事戎马生活的作家，在和平时期遍游帝国各地。他的游记反映了对寓言和奇迹的偏好，其价值在于提供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丰富社会生活史料，被认为是帝国文学和伊斯兰文化史上前所未有之作。

 

第八节 西欧列强的海外殖民扩张及其后果

 

地理大发现后，首先向海外发展实行殖民扩张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但是到16 世纪末和17 世纪初，荷兰、法国及英国也走上殖民扩张的舞台，它们不但取代了西、葡两国的地位，而且互相争夺海上霸权，最后取得胜利的是英国。欧洲列强海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也是殖民主义者疯狂地掠夺、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过程，他们通过掠夺和榨取养肥了西欧的资本主义，从而加速了工业革命的到来。与此同时，以中国为首的东方诸国实行闭关自守，满足于现状不求进取。因此，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正是在这个时期确定下来。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区之间联系的加强，为19 世纪末世界之形成一个整体，打下了基础。

一、荷、法、英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

1、葡萄牙、西班牙海上霸权的丧失

16 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商业殖民帝国。两雄并立，展开了争霸斗争。结果，西班牙获胜，在1580 年合并了葡萄牙。葡萄牙虽然在1640 年恢复独立，但是经过这次合并，它的地位一落千丈，海上贸易衰落了，许多海外殖民地被后起的荷兰夺去了。不过，葡萄牙在失去从前的优势后，仍旧保有不少殖民地：在南美有富饶的巴西，在非洲有安哥拉及莫桑比克，在印度有果阿和第乌岛，在中国有澳门。

葡萄牙争霸失败及衰落的原因，首先是本国缺乏雄厚的工业基础。其次是没有军事实力去保卫海外基地。最后，葡萄牙的东方商业帝国是由分散于许多地方的要塞、据点及港口组成，最容易被各个击破，而荷兰人就利用了葡萄牙的这个弱点。

西班牙也好景不长，从16 世纪末逐渐走下坡路。尼德兰革命使得西班牙失去荷兰这个富庶的属地，这是对它的霸权的一个沉重的打击。1588 年英国海军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有力地削弱了西班牙的海上实力。1655年，英军攻占了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中的重要海岛——牙买加。在1658 年的对英战争中，西班牙又失去欧洲西海岸的重要商港——敦刻尔克。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 年）的结果，根据乌特勒支条约，西班牙又进一步丧失了欧洲的属地，把南尼德兰和在意大利的领地割让给奥地利，把对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奴隶贸易独占权送给英国。

这样，西班牙一步一步衰落下去。不过，它在海外仍保有庞大的殖民地：在美洲有墨西哥、新格兰那达、秘鲁、拉普拉他、智利、加拉加斯、危地马拉和佛罗里达以及西印度群岛的古巴、波多黎各、东部圣多明各；在亚洲有菲律宾及部分吕宋岛。

西班牙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在16 世纪，西班牙一方面时常卷入欧洲大陆的王朝战争与宗教战争，另一方面又进行多次海上战争，这样就分散了力量。这与英国后来所奉行的方针形成鲜明的对比：英国置身于欧洲大陆的事务之外，只是在大陆均势遭到威胁时才介入欧洲事务，这个方针使得英国有可能集中全力去从事海外殖民扩张。第二，西班牙对于殖民地的统治和限制太严，这阻抑了殖民地的工农业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移民），从而使得西班牙在争霸战争中得不到殖民地的有力帮助。第三，西班牙的工业落后（其原因在第一章第一节中谈过），造成国力不振，从而使得西班牙在争霸战争中缺乏经济后盾。

荷兰的殖民扩张早在17 世纪上期，西班牙就失去霸权，代之而兴起的荷兰成为头等贸易及殖民强国。荷兰商人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贸易；他们拥有庞大的商船队，仅从事捕鱼和运鱼的船只就有6400 艘。波罗的海的全部贸易，对印度的贸易，对美洲的贸易都掌握在荷兰人手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根本无力与荷兰商人竞争；荷兰商人甚至在英国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上也压倒了英国商人，仅仅与巴巴多斯做买卖的荷兰商船就是英国商船的两倍。荷兰商人不仅在英国领海上捕鱼，而且还在英国市场上倾销。他们甚至侵占了英国对其殖民地的贸易地盘。

荷兰也夺取了广阔的海外殖民地：除了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的南非好望角殖民地、锡兰、印度马拉巴海岸、科罗曼德海岸及马六甲外，还占有北美的新尼德兰，南美的圭亚那，非洲的海岸殖民地，东方的爪哇、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一部分、马鲁古群岛和西里伯斯。在1622—1642 年强占我国领土台湾，但是我国民族英雄郑成功在1661—1662 年率大军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

荷兰之兴起，原因有以下数端：第一，它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好几条大河都从荷兰入海，荷兰有优良的港口面对英国及大西洋，背后有德国为腹地。因此，自古以来，欧洲两股贸易要道（从伯尔根到直布罗陀，从芬兰湾到英国）都经过荷兰。沿着这两股商道往来运送的商品有：来自比斯开的盐和鲱鱼，来自地中海的葡萄酒，来自英国及弗兰德斯的呢绒布匹，来自瑞典的铜和铁，来自波罗的海的谷物、亚麻、大麻、木材及木制品等。荷兰人就是靠贩运这些商品发家致富的。在西班牙、葡萄牙建立海外殖民帝国之后，荷兰的商船在里斯本和塞维利亚装载来自殖民地的产品，然后把它们贩运到全欧各地。在归途中，荷兰商船又把波罗的海的谷物和海船用具贩运到西、葡两国。最后荷兰商船垄断了全世界的航运业。荷兰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第二，1566 年尼德兰革命爆发后，西班牙军队残酷地掠劫南尼德兰的安特卫普。结果，安特卫普的工匠、商人及银行家都逃到阿姆斯特丹，他们随身带来的技术和资金，既有利于荷兰的工业，也有利于荷兰的海上扩张，因为海上扩张是需要大量资金的。第三，荷兰之所以能够独霸世界航运业，也得力于荷兰商人所利用的平底船，这种船造价便宜，载运量亦大。第四，独占贸易公司是荷兰向海外扩张的有力的组织形式。与封建专制主义的西、葡不同，荷兰向外发展不是由政府包办，而是通过独占贸易公司进行的。

荷兰在1602 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和在1617 年成立的西印度公司就是这样的商业组织。参加殖民扩张的不是贵族骑士，而是有商人和富于冒险精神的新教徒（加尔文教徒）参加的独占贸易公司。公司是私人集资筹建，按股份多少分红，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它选出董事会，后者再选出经理会，由经理会主持日常事务。公司根据政府颁发的特许状，可以享受许多特权，甚至可以建立自己的陆海军，有权力宣战媾和，有权力建立殖民地和管理殖民地。荷兰正是利用了独占贸易公司这个强有力的工具建立起自己的殖民航运霸权的。

2、英法的海上争霸及英国的胜利

但是，就在荷兰人在17 世纪执世界殖民贸易牛耳之际，英、法两国起来向荷兰挑战。

17 世纪，法国在美洲建立了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两个殖民地，并且开始征服印度，在印度沿海建立了本地治里、昌达那加等贸易站。法国又在西印度夺取马提尼克及瓜德罗普两个岛屿，在非洲侵略马达加斯加、占领戈雷及塞内加尔河口。

英国在17 世纪初也开始了殖民活动，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开始建立殖民地，到1733 年已经建立了13 个殖民地。同时，英国也侵入印度，到1688年为止，英国在印度已经占领了3 个重要据点：加尔各答、圣•乔治要塞（在马德拉斯）及西海岸的孟买。在西印度，英国占有牙买加、巴巴多斯及巴哈马，在非洲占有冈比亚及黄金海岸。同时，英、法两国的商人也积极参加了海上贸易活动。

首先与荷兰发生冲突的是英国。英国从共和国刚刚建立时起，就狂热地从事于大规模的海军建设：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中建造的军舰比整个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所建造的还要多，1652 年秋决定建造的军舰便有30 艘。在军事准备有头绪之后，英国国会便从1651 年起颁布了好几项《航海条例》，它们规定任何商品都不得输往和输出英国殖民地，除非由英国船载运，所谓英国船系指在英国或其殖民地上建造、为英国及其殖民地所拥有的船，或者

至少有3/4 的船员是英国人或英国殖民地上的人。为了迫使荷兰人接受《航海条例》的规定，英国在1652—1674 年间发动数次对荷战争，给荷兰以致命的打击。结果，荷兰不仅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而且也丢失了在北美的殖民地新尼德兰，英国在取得新尼德兰之后，把它改名为纽约。此后，荷兰便失去海上霸主地位。

荷兰之所以败于英国之手，基本原因在于它缺少自然资源，更缺少工业基础作为海外扩张的后盾。而且荷兰只知道发展航运业，集中力量建造商船，而相应地忽视了海军的建设。结果荷兰商船时常遭到英法私掠船的袭击和劫掠。

在打败荷兰这个敌手之后，在海上与英国争霸的只剩下法国这个劲敌了。因此，1688 年“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政权刚一确立，英国就开始了与法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长期斗争。英国为了打败法国，在欧洲大陆上与反对法国的国家建立同盟，用金钱和武器资助它们，叫它们与法国作战，自己则集中海军力量，在海外打击法国。英法争霸一共通过四次重要战争：圣•奥格斯堡同盟的战争（1689—1697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 年）及七年战争（1756—1763 年）。

战争波及世界各地：在北美，在非洲及印度。通过这几次战争，特别是七年战争，法国的损失很大，它在印度的势力几乎全部被英国排挤出去。法国虽然被允许保留其沿海几个贸易站，但是不能在印度维持军队，这样就被剥夺了征服印度的可能。在北美，法国只剩下纽芬兰沿岸两个小岛及西印度几个岛屿；在南美法国只保留圭亚那这个据点，英国则夺取了法国整个圣劳伦斯流域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土地以及格林纳达岛（在西印度）。这样一来，在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强国。

为什么在英法长期海上争霸中英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一个原因是法国对欧洲霸权的兴趣比对于海外殖民扩张的兴趣更大。自从16 世纪以来，法国统治者就处心积虑夺取在意大利的地盘，并且与哈布斯堡王朝争雄长。只有到波旁王朝被推翻之后，到了19 世纪，法国才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海外殖民扩张。而英国则自从17 世纪革命以来，就把经营海外事业，争夺海上霸权放在首要地位。

另一个原因在于：英国向殖民地移民的人数要比法国多。到1688 年为止，有30 万英国移民聚居在北美英属殖民地的沿海地带，而法国移民只有2万人，他们散居在加拿大及密西西比河流域。而法国移民少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1）法国政府严禁法国新教徒移往殖民地，而英国则对新教徒向海外移民采取放任态度。（2）法国国内土地肥沃，法国农民留恋故土不愿远徙海外；而英国农民则在圈地运动的影响下流离失所，只好到海外谋生。（3）英国也有少数乡绅到新世界去。物价上涨和固定地租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同时由于他们多半信仰清教，也失去了担任官职的资格。英属殖民地上的移民人数众多，在英法战争中大大增强了英方的战斗力，成为英国在北美战场上打败法国的主要原因。

英国的工业发达，是英国胜利的第三个原因。在1550—1650 年间英国的工业增长速度很快，正是在这期间奠定了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三十年战争增加了对于军事物资的需求，因而刺激了英国采矿业、冶金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来自德国、法国及弗兰德斯的移民带来的新技术，也促进了这个发展。

到17 世纪，呢绒工业依然是英国的主要工业部门，它的产品的出口给国家带来巨额的收入。煤的开采也有很大的增长，产量从1550 年的200 万吨增至1700 年的300 万吨。煤作为燃料广泛地应用在各种工业部门。这个时期的大炮、火药、硝石、玻璃、纸张、明矾及盐的生产也有显著的进步。法国工业在产量方面与英国相埒，然而法国人口为英国人口的三倍以上，而且法国工业倾向于奢侈品的生产，而英国工业则以纺织品及金属制品为主，因而

在质的方面超过法国。英国工业的发展，既有利于建设强大的海军，也成为对法战争的有力的经济基础。

第四个原因是英国素来就重视海军的建设，到18 世纪英国海军之强，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英国海军在英法战争中作用最大，特别是它切断了法国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联系，因而使法国海外殖民地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欧洲列强之间海外殖民扩张也好，列强之间的海上争霸也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掠夺、榨取海外殖民地。欧洲殖民者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榨取，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酷，都是骇人听闻的。

我们中国人特别不应忘记荷兰人对我国台湾同胞的压榨。在荷兰人统治台湾期间，对居民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使台湾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荷兰殖民者强占大片土地，把农民变为农奴，强迫农奴每年上缴谷物：上等田每年每10 亩地交18 石，中等田缴15 石6 斗，下等田缴10 石2 斗。荷兰殖民者还强迫高山族每年上缴5 万张鹿皮。

在北美殖民地，英国商人把一些不值钱的玩具以骇人听闻的高价出卖给印第安人，因而从印第安人手中骗去巨万的财富。在西印度群岛，殖民者建立大规模的种植园，使用黑人奴隶劳动，每年靠奴隶血汗积累了不计其数的高额利润。英国殖民者在征服孟加拉后，仅克来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一人就从孟加拉国库中盗走价值23 万英镑的金银财宝。1757—1765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国库中夺走价值526 万英镑的财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

印度通过垄断贸易也大发横财。仅食盐一项，所得利润就达200—300％，1793年一年的食盐垄断就为英国的殖民者带来80 万英镑的利润。与殖民相伴随的奴隶贸易，每年使奴隶商人赚到无法估计的巨额利润。

殖民掠夺加速了欧洲国家的原始积累过程，为工业革命的到来作了准备。但是这都是以殖民地人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300 年的殖民扩张和掠夺，造成千百万人民的死亡。在美洲的殖民过程中，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整个整个的部落被消灭。到1541 年，仅西班牙殖民地被歼灭的印第安人就不下1500 万人。罪恶的奴隶贸易又使非洲丧失1 亿左右的壮年黑人。在欧洲殖民强盗的掠夺下，殖民地的社会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停顿甚至倒退。

二、西方世界优势的形成

从16 世纪初到18 世纪中叶，东方终于在社会前进的竞赛中输给西方了。西方之所以能跑在前面，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西方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迅速走向世界，竭力向海外挺进，他们霸占了世界主要贸易航道，夺取了重要战略据点，把许多地区和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任意加以宰割，用殖民地的民脂民膏养肥了自己，从而养肥了本国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它是以世界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的，如果不掠夺海外，不掠夺全世界，资本主义是无从发展的。18、19 世纪之交英国之所以从一个蕞尔岛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其奥秘就在这里。其次，文艺复兴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及掠夺榨取行为提供了精神上的准备。新兴资产阶级在着手开创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前，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在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影响下，人们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来世，他们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所以在现世受苦受难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很难期望人们有所作为，并且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然而，文艺复兴把人们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的昏睡中唤醒，使人们意识到人生的价值，从而产生了为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人生观及奋发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第三，宗教改革的积极作用。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与封建制度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是后者的强有力的支柱。天主教会还严禁放贷取利及发财活动，用宗教的伦理道德去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因此，天主教及其教会是新兴资产阶级前进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但是，宗教改革大大削弱了天主教会，并且把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从天主教的禁忌下解放出来，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且，在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所宣扬的宗教理论——“神定论”，从精神上、心理上推动、鼓舞资产阶级在掠夺人民及积累资本的道路上无顾忌地前进。

第四，西方在国内有良好的政治环境。西欧的君主专制政府建立在与资产阶级联盟的基础上，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扶持和保护的政策。比如，法国路易十四在位时期，财政总监科尔伯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对进口的外国工业品课以重税，同时又努力发展本国工业，鼓励工业品出口。他还疏浚运河，改进道路，以利国内商品流通。又比如在英国，专制政府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为了保证工业的劳动力，君主政府实行

一系列“血腥的立法”去强迫流浪者当雇工。但是必须指出，专制政府的这种作用只限于早期，到晚期，亦即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专制制度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了。

那么，东方落后的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东方几个大帝国都是皇权至上。中国明、清两代皇帝“自操威柄”，内阁、军机处都不过是皇帝的办事机构而已。奥斯曼帝国的素丹是“主在人间的影子”，国家和军队的最高主宰。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建立了完备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在日本，德川家康也继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之后，改组和强化了日本的封建秩序，建立起幕藩体制的封建统治制度。东方的强大的统治权力有助于巩固传统的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和结构。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占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残酷地剥削农民，致使封建的自然经济难以解体，资本主义纵有微弱的萌芽，也难以成长。

第二，东方封建国家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打击工商业。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代表中央集权的王权需要新生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彻底战胜地方封建领主；而新生的资产阶级则需要王权的保护，以发展自己的事业。东方则不然。专制主义的中央政权不但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反而固守农本经济，摧残工商业。清朝雍正皇帝说：“朕观四方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农商，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也有“四民”之分，武士居首，以下依次是农、工、商。大宰春台（1680—1747 年）在《经济录》中说：“民之业有本末，农为本业，工商贾为末业”。奥斯曼帝国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在四个等级中，宗教封建主和军事封建主是其中的头两个。西欧的王权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东方的皇权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前者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成长，后者导致自然经济的固守和封建社会的延续。

第三，东方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明清两朝几度厉行海禁，既对海外贸易实行严格限制，又不保护海外华侨。日本德川幕府也在1633—1639年间，连续五次颁布锁国令。奥斯曼帝国一味热衷于新的军事征服，多次企图进入中欧，但就在它两次围攻维也纳（1529 年、1683 年）不下的期间，海上贸易已被西欧国家夺走了。繁荣的海上贸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东方轻视或忽视这个条件，只能落后于历史的进程。

第四，东方国家维护传统的教化，禁锢非正统的思想。中国明、清两朝都崇奉程朱理学，明末阳明“心学”一度流行，但其实质与前者一样，都是以维护封建秩序为宗旨。明、清推行八股取士的制度，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封建王朝还屡兴文字狱，摧残文化。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也受到尊崇，成为幕藩体制的官学。16—17 世纪的东方文化虽然有很多的成就，但没有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稍后的启蒙运动那样声势浩大的新思潮。先进人物如李贽、黄宗羲虽然敢于批判封建礼教和君主专制，但毕竟只是少数人的呼声。资本主义的幼芽既得不到国家政权的扶植，也得不到舆论的声援。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礼教仍然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的作用。

三、世界地区联系的加强

1、世界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

西欧向海外殖民扩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多方面的、深刻的。首先，它导致了人种的重新分布。1500 年以前，世界各地的人种是相互隔离的，黑人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及少数几个太平洋海岛上。蒙古利亚人种住在中亚、西伯利亚及东亚，而高加索人种住在欧洲、北

非、中东及印度。但是到1760 年，这种分布情况大大变化。在非洲，荷兰人在海角地区建立了一个永久居留地。到1760 年为止，荷兰人已步步向北扩展，并且已开始渡过奥伦治河。这样，白人渗入了南非。

美洲人种的变化最大。在1492 年以前，美洲印第安人人口估计在1400万至4000 万人之间。但是不管印第安人的原来人口实际数目多少，欧洲人之入侵美洲给印第安人带来的灾难之大，是肯定无疑的。在白人入侵后，印第安人到处成群成群地死去，原因甚多，有的被白人杀死，有的在强迫劳动中死于过分劳累，有的死于白人带来的新的疾病，更有的死于白人征服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创伤。在地理大发现以后的100 年间，印第安人人口减少90—95％。加勒比海的岛上及热带沿海地区的印第安人蒙受的打击最大，因为这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在一个世代之内就灭绝了。例外的只是南美热带高地及低地（巴西及巴拉圭等地）的印第安人，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生存下来。到20 世纪，只有热带地区的印第安人的人口恢复到1492 年以前的水平，至于其余地区的印第安人人口仍远远低于原来的水平。

在印第安人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欧洲白人及非洲黑人大批涌到美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上，除了印第安人之外，还有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白人和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由于白人男人比女人多，许多白人男子娶印第安女人为妻或妾。于是出现了印欧混血人种，他们的人数在许多地区超过欧洲人及印第安人。在西印度群岛，由于印第安人灭绝了，成为当地主人的英国人、法国人及西班牙人便从非洲掠夺、贩运黑人奴隶，迫使他们在种植园中劳动。后来黑人人口竟大大超过了白人。黑、白人结婚的也不少，出现黑、白混血儿。

结果，美洲成为世界上人种混合最甚的地区：既有土著印第安人，又有外来的欧洲白人及非洲黑人，既有欧、印混合种人，又有黑、白混合种人。其次，西欧的海外殖民扩张，也促进了世界动植物的大交流。移到美洲的白人把旧世界的各种家畜（特别是马、牛和羊）以及农作物（小麦、燕麦、大麦及裸麦）带到新世界。西班牙人也向新世界引进欧洲各种水果，如橄榄以及葡萄。与此同时，美洲的特产也流向世界各地：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番薯（地瓜）、花生、各种豆类以及南瓜、可可等。可以有把握地说，今天世界植物食品中至少有1/3 来自美洲。

此外，美洲印第安人也向世界提供了两大经济作物——菸草和棉花。最早吸烟的就是印第安人。在1500 年以前，在新、旧世界都出产不同品种的棉花，但是今天的经济棉花主要来源于美洲印第安人培育的品种。值得注意的是，美洲产的几种药品，也在近代医疗中被广泛使用，如南美的古柯可以制成可卡因和奴佛卡因；南美产的马钱子可以制成麻醉药；美洲产的金鸡纳树可以制成专治疟疾的奎宁；美洲产的蔓陀罗可以解痛，药鼠李可以用作缓泻剂。

一言以蔽之，地理大发现及西欧人的殖民征服，大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西欧的海外殖民扩张的另一个重大后果，便是世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也密切了，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关系。到18 世纪后期，大陆之间的贸易的发展规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在1500 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在亚欧大陆上从一个地区运货到另一个地区，而货物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及香水。但是到18 世纪后期，这种数量有限的奢侈品贸易已经发展为生活必需品的大宗贸易了。大西洋贸易尤其如此，新世界的种植场生产的大量菸草、砂糖、咖啡及棉花等大部分运往欧洲出售。因为种植场生产的是单一作物，所以种植场需要进口一切日常必需品，其中有粮食、鱼、布匹及金属用具。这些种植场也要求进口劳动力，所以就导致三角贸易的繁荣——从欧洲把甘蔗酒、布匹、枪枝及金属用具运往非洲，从非洲运奴隶到新世界，再从新世界运砂糖、菸草及白银到欧洲。当然也从欧洲运日用必需品到美

洲。这个时期新兴的大宗全球贸易的另一个分支便是西欧与东欧之间的贸易，西欧进口的是原材料，特别是粮食，因为西欧人口增长，农田变为牧场。

在但泽（波罗的海粮食贸易的主要港口），从1550 到1600 年间裸麦价格上升247％，大麦的价格上升187％，燕麦价格上升185％。这大大刺激了东欧粮食及其他原料出口的增加，所以在这几十年间波兰及匈牙利向西欧的出口价值通常为进口的两倍。波兰、匈牙利、俄国及巴尔干诸国则进口纺织品、武器、金属产品及殖民地商品，出口的则是粮食、牛羊、皮革、船上用品及亚麻。

西欧对亚洲的贸易，与西欧对美洲、西欧对东欧的贸易相比要小得多，其原因有二：第一、西欧纺织工业家反对进口亚洲诸国的棉织品。东南亚的纺织品在西欧颇受欢迎、质轻、鲜艳、价廉，而且可以洗濯，因之一个时期大批输往西欧，结果英国纺织工业家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通过法律，禁止进口印度棉织品。另一个原因是：很难找到可以在亚洲市场上出卖的产品，因为亚洲人对于欧洲商品不感兴趣。一句话，到18 世纪末欧洲开始工业革命之前，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只有到工业革命后，欧洲用机器生产廉价的纺织品后，才向亚洲出口大宗纺织品。随着世界规模的经济联系的加强，国际的劳动分工第一次大规模地实现了。

美洲和东欧（包括西伯利亚）生产原料品，非洲提供劳动力（奴隶），亚洲提供奢侈品，而西欧则在指挥着这些全球性的贸易，并且越来越集中力量于工业生产。

但是这种劳动分工是以残酷的剥削为代价的。美洲出口的原料品是由种植场上的奴隶生产出来的，巴西、西印度及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南部的种植场经济为世界市场提供大宗原料品，但是这些原料品的生产是建立在黑人奴隶制上面的。东欧之向西欧出口大宗粮食，也是以农奴制的发展为代价的。西欧对于粮食的需求，推动中欧及东欧的地主加强对于农民的剥削（一周要求农民在地主土地上劳动6 天）。为了达到迫使农民完成徭役的目的，国家通过法律一步一步地限制农民移动的自由。最后，他们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奴。

但是，世界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却给西欧带来无限的好处。西欧是世界贸易的指挥者和受益者。他们从奴隶贸易、甘蔗及菸草种植业以及东方贸易中收取最大的利润。最重要的是，新的全球贸易对于欧洲经济的刺激作用。如在前面已经谈过的，在18 世纪晚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金全是从海外殖民掠夺及贸易中积累起来的，这次工业革命也是海外市场对于欧洲制造品的需要增长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在世界经济中跃居先进地位。

全球均势的变化在此期间，全球的政治关系也发生基本变化。西欧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教徒面前被封闭在西欧的小天地内了。相反地他们由于在南方控制了印度洋而包围了伊斯兰世界。另一方面俄国由于征服了西伯利亚而在北方包围了它。与此同时，西欧人由于他们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供自己经济榨取和殖民的广大领土，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抗伊斯兰教徒的能力。这一切意味着全球均势的重大变化。过去，穆斯林世界曾经是强大势力，它向各个方向扩张——向东南欧，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向中亚及东南亚。而现在，则四欧列强崛起了，这个新的势力活动场所是全球，而不仅仅是欧洲。但是这个势力（先是西、葡，后来是荷、法、英）只能有效地控制新大陆——美洲及后来的澳大利亚，而在非洲、印度、它的势力只能达到沿海一带。在西非由于气候的不适应，西欧人尚未能渗透到腹地。在印度，西欧人到1758 年为止，也只限于在沿岸从事商业活动，只有到18 世纪末英国人才利用莫卧儿帝国的解体而开始征服印度腹地。

2、全球文化的交流

由于西欧向海外殖民扩张，这个时期全球文化交流也加强了。在新大陆，由于土著人或者被剿灭，或者被驱逐到穷乡僻壤，英国人就可以亲身把本国的文化带到新大陆去，然而即使这样，印第安人在格兰德河以北仍然对白人的文化发生影响。在初期接触时，印第安人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很有自信，认为自己的文化至少与入侵的白人相等。1744 年在一次会议上白人建议印第安人把子女送到威廉斯堡接受欧洲型的教育，但是他们反对，甚至提出相反的建议：要求英国绅士送一二十打孩子到印第安人那里接受教育，并且相信印第安人会把他们教育成懂礼貌的人。因此，富兰克林在1784 年写道：“我们称呼他们为野人，因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我们不同，我们认为我们的风俗习惯达到文明的极致，但是他们和我们也有同样的想法。”白人诚然有组织，有人力，也有力量去剥夺印第安人，把整个大陆都接管过来，但是归根结底他们发现：他们在自己的词汇、文学、服装、医药中接受了印第安人文化的许多特点，甚至在栽种食用农作物方面也从印第安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印第安人对于拉丁美洲的文明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比如在建筑中使用砖坯，或者使用不锯的松木作为大梁或椽。甚至把一块毛毯披在肩上，也来源于印第安人。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地区盛行的罗马天主教，便是受到印第安人的信仰的强大影响。尽管印第安人的神的名称被取消了，印第安人还是把这些神的特性加到处女玛丽亚及圣徒身上。比如他们相信天主教的万神殿上的神像能治病，能左右天气，能保祐人们免灾，因为过去他们相信印第安人的神就是如此神通广大。

但是，从总的说来，西欧文化在新大陆基本上压倒了印第安人文化。至于在世界其它地区，由于历史文化条件之不同，对待西欧文化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土耳其人就很看不起西欧文化。在17、18 世纪，当土耳其走下坡路时，他们仍然轻视基督教徒。1666 年大维齐对法国大使说：“难道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一个不信教的人，是一头猪，一条狗，吃粪的吗？”土耳其人之所以对于欧洲及欧洲人抱轻视，傲慢的态度，主要缘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仇恨和斗争。在印度次大陆，当葡萄牙人在果阿立住脚之后，在1560 年引进宗教裁判所时，印度当地人对此十分反感。在1600—1773 年间，有73 个人由于信仰异教而被用火刑处死。印度人立即注意到这个宗教的如下弊端：它把人投入监狱，加以折磨并且活活烧死，只是因为这个人不信正统宗教。欧洲冒险家在印度的无法无天的狂暴行为，使印度人更加憎恶他们。一个印度人在1616 年告诉一个英国教士说：“基督教是恶魔的宗教；基督教徒酗酒；基督徒做了很多坏事；基督徒打很多人；基督徒好骂人。”

早期来华的西欧传教士，由于他们在天文学、数学等方面有较高深的造诣，得到中国少数学者的尊敬，甚至成功地使他们皈依天主教，如明末学者徐光启，他不但信仰天主教，而且也向这些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但是大多数中国学者既拒绝西方科学，又拒绝天主教。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学者发现基督教在许多地方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

尽管中国人、印度人、土耳其人在这个时期对欧洲人的文明没有什么好感，欧洲人对于他们的印象却很好，他们首先很熟悉奥斯曼帝国，对它很尊敬、称赞和理解。

在17 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又从土耳其转到中国。在17 世纪及18 世纪的早期，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当西方人学到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及政治制度时，油然产生一种崇敬的心情。中国被尊为一切文明的典范，这是由于它的孔子伦理学说，它的科举制度，它的重视文治轻视军事征服，它的精美的手工艺品，其中包括瓷器、丝绸及漆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 年）赞美中国皇帝康熙“为超乎一切人之上的伟大的⋯ .君主，是神一般的人，他靠智力管理一切，然而他也是靠教育取得品德和智慧的⋯ .因而获得统治的权利”。只有到18 世纪中期以后，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才开始减弱，这部分地是由于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劣迹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也是因为欧洲人开始萌生侵略中国的野心。

正如欧洲人的兴趣在17 世纪从土耳其转移到中国一样，到18 世纪晚期，这个兴趣转到印度，有少数知识分子埋头于研究印度文化。欧洲一般公众在这以前很久就知道印度，并且由于读到关于德里的“大莫卧儿”的富有和豪华的报道而惊叹不止。在1658 到1660 年间，在德里当帝王家庭的医生、法国人弗兰索阿•伯尔尼尔看到著名的孔雀王座后，作了如下的描写：“大莫卧儿帝国皇帝有七个豪华的宝座，一个宝座镶满了钻石，其他的宝座有的

用红宝石，有的用绿宝石或珍珠镶嵌而成。”欧洲人对印度的文化的理解是从肤浅到深入。印度梵学家不愿意把他们的神圣的学问传授给外国人，但是也有少数欧洲人，主要是耶稣会神父们，取得了梵文的知识，包括文学及哲学。德国哲学家叔本华醉心于印度哲学，正如莱布尼兹醉心于中国的文化一样。1786 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在孟加拉的亚洲学会上宣称：“梵文，不管它多么古奥，是有令人惊奇的结构；比希腊文更为完备，比拉丁文更为丰富，比二者中任何一个都更为优美高雅。”1600—1760 年间，东西文化交流显然比以前有更大的进展。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的开明专制，奥地利玛丽亚•特利萨及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之来华传播欧洲的自然科学，等等，从广义上言之，都是“西学东渐”的表现。但是这个时期“东学西渐”也是很明显的。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之大量翻译介绍中国古代经典及文学、哲学作品，大大影响了欧洲知识界，可以这样说：这个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特点是：第一，东西文化是对等交流的；第二，“东学西渐”是以深层次的哲学及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而“西学东渐”，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对此后东方国家的近代化具有深远影响。这样，到1760 年为止，世界地区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之打破世界地区隔绝状态，是向世界连结成一个整体的目标迈进的第一步的话，那么1760 年实现的世界地区联系的加强便是第二步。

 

第三章 工业革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8 世纪后半期，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了19 世纪，工业革命又从英国先后扩散到法、美、德、俄等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后果之一，便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与工人运动的发展。19 世纪前半期，法国的里昂起义，德国的西里西亚工人暴动，英国的宪章运动，均表明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高了国际工人的阶级觉悟，于是又产生了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在各国成立的国际支部，团结了各国的工人阶级，其中，巴黎支部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1871 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就是和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分不开的。

 

第一节 英国工业革命

一、工业革命的背景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8 世纪60 年代，而不发生在100 年前或1000年前？这个问题可以在地理大发现后西欧的海外殖民扩张及殖民掠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中找到主要答案，即西欧的海外殖民扩张及殖民掠夺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第一，西欧的海外扩张为欧洲的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品、枪支、金属用品、船舶及船舶用具提供了日益广阔的市场。英国的伯明翰之所以成为大的工业中心，就是由于它为海外殖民地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工业产品：为印度提供斧头，为北美的土著居民提供战斧；向古巴及巴西运送铁链、手铐及铁颈圈，以供奴隶佩戴。为了满足海外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欧洲的工业家必须改善他们的生产技术。英国米德兰的制钉工业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应付殖民地对于钉子的日益扩大的需求，它发展了轧钢机和切割机，从而增加了钉子的产量。这种技术上的改进，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二，海外殖民扩张，推动了西欧手工工场的发展。为了满足海外市场

越来越大的需要，西欧企业主也创立了“分配加工制”（ Putting —outsystem），亦即分散的手工工场制。不久，分散的手工工场又发展为集中的手工工场，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工业组织的雏形。手工工场不仅为以后的大工业生产奠定了劳动组织的基础，而且也培养了为以后的大工业所必需的工人队伍。

首先，手工工场内细致的劳动分工，使每一个工人只专门从事一种简单的机械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简单、机械的劳动，使工人的肢体和技能只在单方面发展，渐渐降低了智力劳动的能力，从而促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虽然它使工人的劳动获得技术上、操作上的日益完善和熟练，但同时它使工人的劳动日益丧失其独立性而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这样的工人就是未来大机器生产所需要的。

其次，手工工场中的劳动分工，导致了生产工具的专门化，每一种工具都只有一种特定的用途和性能。这就为以后的大机器的发明，创造了技术前提，因为机器实际上就是由简单的工具结合而成的。

最后，手工工场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也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先驱。由此可见，手工工场的发展为从手工劳动过渡到机器生产，也就是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第三，西欧的海外殖民掠夺，也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有了巨额财富，企业家才有可能把这些财富转化为资本，去建造厂房，购置机器和雇佣工人。欧洲商人为了搜刮财富，是不择手段的。在北美，贸易公司的商人把一些不值钱的小物件以骇人听闻的高价出卖给印第安人，因而攫取了巨额财富。英国海盗专门以抢劫西班牙的运银船为生。而西班牙的白银则来自秘鲁和墨西哥的银矿——殖民者强迫印第安人像奴隶一样从事采矿劳动，他们的白银沾满了奴隶的血汗。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明目张胆地抢劫印度国库中的金银财宝，然后运回国内化为资本。美洲殖民地上的黑人奴隶制度的发展，也使得从事奴隶贸易的欧洲商人大发横财。英国布里斯托的商人之所以腰缠万贯，就是因为他们从事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当地一位观察家写道：“该城市的每一块砖都凝聚了奴隶的鲜血。”

第四，地理大发现后260 余年的西欧对海外的殖民掠夺，也培养了发财的狂热及唯利是图的精神。人们为了发财而不惜采取各式各样的卑鄙的、暴力的手段。在中世纪，一个人赚钱过上非分的舒适生活，曾被认为是罪过。但是到了17、18 世纪，观念大变，金钱欲及贪财之心，刺激着每一个商人。过去参加行会的商人满足于固定的价格及固定的利润，而后起的股份公司所追求的是尽可能高的利润。这种心态，是触发工业革命的精神上的动因。总之，地理大发现后，西欧的海外殖民扩张及殖民掠夺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系列条件，而这些条件到18 世纪60 年代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开始于18 世纪60 年代的主要原因。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只有英国具备了进行工业革命的各种条件和因素，而这些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

意大利曾一度执欧洲经济之牛耳，但是在地理大发现后，它就落在后面了，因为主要商路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西班牙在16 世纪曾在经济上占优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上卷第二章四节已作分析），让位给西北欧国家。荷兰在17 世纪享受过黄金时代，但是它缺乏为机器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劳动力资源及水利。而中欧及东欧诸国，由于没有在地理大发现后走向海外殖民扩张，所以就不具备为工业革命所必需的技术条件、海外市场及资本。剩下的是英、法两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它们的优劣。其一，在贸易方面，本来两国在1760 年前后几乎是并驾齐驱的，甚至法国稍微走在前头。但是，法国的人口为英国的3 倍。而且在1763 年法国又被英国逐出加拿大及印度，所以对外贸易一下子就落到英国后面了。此外，在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舰队之封锁海上，又使法国对外贸易额下降到1788 年的一半，直到1825 年以后才得以恢复。其二，英国很早以来就在煤炭生产上居于领先的地位。由于森林储备已经所剩无几，英国很久以来就利用煤炭作冶铁的燃料。在1789 年以前，英国每年生产大约1000 万吨煤炭，而法国产量只有70 万吨。其三，英国在冶铁工业方面走在了前头。1780 年英国的铁产量只为法国的1/3；到1840 年则超越了法国，为法国产量的3 倍以上。其四，英国的工业产品，都是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最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所以市场销路甚广。相反地，法国注重奢侈品的生产，市场上的销路极为有限。其五，英国也有为工业革命所必需的更多的流通资金。英国从贸易中赚到的利润，比其他国家更多。英国宫廷花销及军事费用都比法国少，以至英国的税很轻，因此民间的资金也更充裕。而且，英国的银行业发展更早，更有效率，它可以为个人和公司的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英国除了在上述几方面比法国具备了更优越的进行工业革命的条件之外，它还在其他方面独占鳌头。

（1）英国殖民者不仅用一本万利的方式，而且常常是在“不垫支一文铜板”的情形下，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无情的掠夺。在英国的海外掠夺中，奴隶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8 世纪末，每年从非洲运出的多达10 万的黑奴中，大约有1/3 是英国奴隶贩子经手的。1718 年从非洲运到美洲的黑奴共10.5 万人，其中3.8 万人由英国奴隶贩子经手。英国殖民者不仅在英属殖民地，而且也在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从事贩奴勾当。根据1713 年的乌特勒支条约，英国取得每年向西班牙属美洲殖民地运送4800 名黑奴的权利。由于当时盛行以走私的方式贩运奴隶，英国人贩运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奴隶人数不止此数。总之，从海外掠夺来的财富大量流入英国，这是其他国家自叹弗如的。

（2）英国最大的优势，而且也是其他国家所缺少的，便是存在大量的无家可归的流动人口，这也是工业革命所必需的。这些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开始于15 世纪末，发展到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初达到顶点。1688 年“光荣革命”后掌握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利用政权为本集团谋利。自从1709 年议会通过第一个圈地法案以来，圈地法案件数逐年增加。1717 到1727 年间有15 件，1728 到1760 年间有226 件，1761 到1769年有1482 件，而在1797 到1820 年间竟达到1727 件。在1714 到1820 年间，在英国一共圈占600 万英亩以上的农民土地。圈地运动的动力是城市发展及人口的增加引起的粮价上涨。地主把圈占来的土地一般地都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新式农场主），后者采用最新式的耕作方法经营土地，如轮耕制，发展优良品种，用科学方法饲养耕牛，使用某些简单的农业机器（如马拉的翻土机及自动的条播机等）。耕作方法的改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威斯康特•康恩申德在自己的农场上采用轮耕法，把每英亩小麦产量从10 蒲式耳提高到24 蒲式耳。罗伯特•贝克威尔采用科学饲养方法，结果在1710 到1795 年间，初生牛犊的体重平均从50 磅提高到148 磅，菜牛从370 磅增加到800磅，初生羔羊从18 磅增到50 磅。因此，圈地运动客观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变成一无所有的游民，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他们有的被迫在农场当日工，靠微薄的收入糊口。但是大多数人走投无路，这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恰好可以解决劳动力的来源问题。

（3）英国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也是其他国家不能望其项背的。富于企业才能的人荟萃在英国，他们多半是加尔文派新教徒。1685 年法国国王取消“南特敕令”，迫使许多有创业精神的加尔文派新教徒人才离开法国逃到英国来。这些加尔文派教徒一般地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而且有一种负责精神。因此在他们中间涌现出许多发明家及企业家。特别是加尔文教徒的勤俭精神使得他们能够把积累起来的财富作为资本投到企业中去，而不肯浪费在奢侈的生活中。这种人才也正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

（4）英国还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的国内市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早就出现了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在16 世纪，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已显露出不同的特色，各地区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使各地的地方市场逐步向统一的民族市场发展。到了17、18 世纪，随着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大，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的增长对国内市场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影响。17 世纪末，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1/4 强。其中仅伦敦一个城市就有人口约50 万人。大量的中、小城市大多为一些小城镇和乡村所围绕，成为一个个繁荣的工、商业中心。这样的中心布满了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更多。因此，在18 世纪时，英国人口虽少于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但是它的国内市场发展水平，在欧洲却是首屈一指的。

（5）在英国，由于行会制度比较薄弱，所以商品生产的自由竞争更可顺利地发展。虽然在革命前工、商业中曾存在着垄断专卖权，妨碍工、商业的发展，但经过革命，这些垄断特权都取消了。有一些古老的工业部门，如羊毛制造业，行会的行规存在的时间比较久，但到18 世纪工业革命前夕，这些 bushel 的音译，1 英蒲式耳＝36.37 升。行规已只剩下一些形式上的残迹。而那些新兴起来的工业部门，如棉纺织业，一开始就是在完全的自由竞争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自由竞争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新技术的发明和采用。最后，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四面环海，全国各个地区距离海岸线都不远，特别是工、商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都设立在沿海岸的河口上，各地的工业原料和产品可以经过海道运往别的地区。到18 世纪后半期，英国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公路建筑和运河开凿工作，国内布满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和贯穿全国各主要工业地区的运河。这大大促进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前提条件。

二、工业革命的过程

棉纺织业中的机器发明 在英国各个工业部门中，机器的最早采用，并不是在英国的传统工业羊毛手工工场中，而是在一个新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这是因为，虽然羊毛加工业是英国发展最早、最兴盛的工业，但是它作为一个古老的工业部门，旧的传统，老的行会行规等限制很多，给技术革新带来很多障碍。而棉纺织业在英国是一个年轻的工业部门，没有旧传统和行会的束缚，容易进行技术革新和开展竞争。同时，棉纺织品的价格比毛纺织产品便宜，市场需要量大，为满足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以增加产量，所以对技术革新的要求比较迫切。英国原来并不生产棉花，这从英文“棉花”（cotton）一词含义的变化也反映出来，直到17 世纪，cotton 一词还是指英格兰北部的粗羊毛制成的

绒。后来棉花从外国输入后，它才有了现代的词义。印度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的国家，后来棉花种植从印度传到了地中海各国。在14 世纪又传到了弗兰德斯。16 世纪末，弗兰德斯的一些工人移居英国，才把棉纺织业传到了英国。到17 世纪中叶，英国人在曼彻斯特建立了自己的棉纺织工业。在此以前，英国人穿的棉织品大都是从印度输入的印花布。这时英国人已有了自己的棉纺织工业，原棉也非来自东方，而是从新的棉花产地南美洲输入。南美

的原棉先运到英国利物浦港口，然后转运到兰开夏郡。兰开夏的气候，其温度和温度，都非常适合棉纺织工业。于是，英国人在这里开办的棉纺织工业手工工场不顾各种人为阻挠而迅速地发展起来。为了防止外国商品的竞争，1700 年，议会又颁布法令，严格禁止从印度、波斯、中国输入印花布。棉织品受到英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欢迎，市场需要量不断增长。为了提高生产率，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许多人都努力从事技术革新。1733 年，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一项重要的新技术，机械工和织工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在此之前，织工织布时，只是用手把梭子在经线之间掷来掷去。这样的方法，既费气力，又无法进一步加快速度。同时，在一个人将梭子掷来掷去时，织布的宽度不可能超过手臂的长度，所以如果要织较宽的织品，就需要两个或更多的工人。凯伊的飞梭改用手拉动绳子，使梭子在滑槽上来回滑动，既省力，又加快了速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1760 年飞梭已被应用到纺织工业的各个部门，织布的速度因而提高了一倍。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速度，纺纱却跟不上织布的需要，产生了供不应求的矛盾，妨碍了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1761 年“奖励工艺协会”发

出文告，号召人们创造能加快纺纱速度的机器。1765 年，织布工兼木匠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多轴纺纱机，它可以由一个人操作同时纺出8 根纱线。哈格里夫斯用自己的女儿珍妮的名字来命名这部新的纺纱机。以后，“珍妮纺纱机”不断加以改进，不久它已能同时纺出80 根纱线，而且各地纷纷采用，到了80 年代末，英国全国已有“珍妮纺纱机”2 万架左右。在棉纺织业特别发达的兰开夏郡，“珍妮纺纱机”很快就代替了旧式的纺纱机。1768 年，钟表匠凯伊在木匠海斯的协助下发明了水力传动的纺纱机，它比珍妮纺纱机更省力，效率更高。不过，水力纺纱机和“珍妮纺纱机”各有优缺点，前者纺出的纱比较精细，但不牢固，后者纺出的纱比较牢固，但比较粗糙。到1779 年，工人塞缪尔•克伦普顿发明了将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的水力纺纱机，这种机器纺出来的纱，既精细，又牢固。人们把这种机器称之为“骡机”，因为它好像马和驴生出的具有两者优点的骡子一样。纺纱机经过不断改进，很快将纺纱的速度提高了100 倍，这又使得织布的速度显得落后了。于是提高织布的速度，又成为许多人不断探索的问题。1785 年，埃德蒙•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把织布的速度提高了40 倍。上述的纺织工业中的第一批发明，首先是应用到棉纺织业中的，以后又

扩展到其他纺织业如羊毛、呢绒等工业部门中。采煤业、冶铁业中的技术革新•瓦特的蒸汽机 纺织机发明以后，由于大量制造机器，对金属的需要量急剧增长。而当时英国铁产量有限，在1720年全国只有60 个高炉，每年只能生产1.7 万吨生铁；生铁不敷国内需要，质

量也不如外国如瑞典等国的好，价格反而比瑞典的高。因而每年还要从瑞典、俄国、西班牙和英国的美洲殖民地进口。如何改进英国本土的铁的生产并提高产量，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16 世纪时，炼铁是用土法吹炼的，到17世纪改为水力鼓风炉，效率提高了5 至10 倍，然而仍赶不上国内的需要。直到1735 年亚伯拉罕•达比发明了新方法，即将生石灰掺到矿石中去，同时用煤作燃料增加鼓风的力量，生铁的产量才迅速增加。1784 年亨利•科特发明了搅炼法，生铁可以炼成熟铁。在此之前炼钢的方法也已发明。从80 年代起，冶金业和采煤业中的技术改造速度加快。有了充足的铁和钢以后，机器生产就具备了较好的条件。

到了18 世纪中叶，由于冶金业和采矿业的发展，大规模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造起来，但是这时的动力主要是利用河流里的水力。在这方面，有很多缺点，因为在英国水力资源并丰富，只有在彭奈恩山脉和苏格兰—威尔士一带，才有河流湍急的地方，其余地区的河流流速缓慢，不足以作为工厂的动力。因此工厂都必需建立在河流湍急的偏僻的山谷等处，但这些地区交通不便，而且远离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所以动力问题，又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急迫的问题。

本来早在1698 年托马斯•萨夫里已发明了蒸汽唧筒，用以抽干矿井里的水。1706 年铁匠纽科门也发明了一种蒸汽唧筒。但它们都还不能用来发动机器。作为发动机器的蒸汽发动机，是詹姆斯•瓦特发明的。瓦特出生于苏格兰，曾到格拉斯哥大学当实验员。他好学善思，研究了多种学科。对古代文物、法学和美学都有丰富的知识。他生活在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代，每一项新的技术革新，都受到他的密切注视。1765 年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实验室里已发明了一种蒸汽机，不过，这个蒸汽机和纽科门的差不多。以后，瓦特又在新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提高蒸汽机的效能，终于发明了能用作发动机的“万能蒸汽机”。

1789 年瓦特得到了万能蒸汽机的专利权。这种机器很快就在全国广泛应用。除用在纱厂之外，还应用到冶金厂、面粉厂，并在后来应用到运输业中，导致了运输工具的改造。有了蒸汽机作动力，只要有煤作燃料开动蒸汽机，就可根据需要建立工厂，不再受到河流的限制。由于英国煤的蕴藏量非常丰富，建立工厂十分方便。蒸汽机的广泛利用，使英国到处都建立起大工厂。那些高耸入云的烟囱，喷出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打破了原来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恬静——历史已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二节 工业革命的扩散

 

到19 世纪，工业革命逐渐地从英国这个工业革命发源地扩散到欧洲大陆，甚至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最初，工业革命的扩散面临各种障碍。首先，英国有一项法律，禁止机器出口。其次，欧洲大陆上的各种情况不利于工业化：如政治分裂、农奴制度、政治动荡、革命和战争等等都妨碍工业革命的进行。但是，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上述那项法律也在1825 年被废除。而且，英国工业家到19 世纪30 年代已积累了大量过剩资本，在欧洲大陆寻找投资场所，这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机器的出口。阻碍工业革命扩散的其他障碍也一个一个地消失了。因此，欧美诸国先后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

下面分别介绍各国工业革命的过程及特点。

一、法国工业革命

法国本来就是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国家。18 世纪末的大革命摧毁了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为法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向工厂制度的过渡扫清了道路。此外，法国是英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很容易受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因此，法国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大陆国家。早在18 世纪后期，在法国的个别工业企业中就已经开始使用机器和蒸汽动力，但是，由于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法国政局动荡不定，政权更迭频繁，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因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机器的采用陷入停顿。直到1815年拿破仑帝国倾覆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以及战争创伤的逐步恢复，法国的工业革命才真正大踏步地前进。

象英国一样，法国的工业革命也是从轻工业开始的。自19 世纪20 年代起，机器和工厂制度首先在纺织业各部门中得到推广。到1848 年革命前，全国的棉纺纱机已达11.6 万台，丝织机达9 万台，仅里昂一地就有丝织机6万台。大型棉纺织工厂多达566 家，原棉消费量由1830 年的320 万公斤增加到1846 年的650 万公斤。毛纺织业和麻纺织业中也出现了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型工厂。机器的采用提高了生产效率，纺织品产量剧增，在法国出口商品中占居了首要地位，其中，毛纺织品已在国际市场上与英国展开竞争。制糖、造纸、印刷等工业部门也开始使用机器。蒸汽机的数量迅速增加。在1820年时，全国只有39 台蒸汽机，到1848 年增加到5200 台，总功率达到6.5万匹马力。

重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起步较迟，不过，在19 世纪30 至40 年代，也开始采用某些新设备和新技术，如冶铁业中开始使用焦炭作燃料，替代了木炭，还出现了鼓风高炉，推广了搅炼法。1847 年，生铁产量达到60 万吨，钢产量达到1.3 万吨。煤产量由1815 年的88 万吨增加到1848 年的400 万吨。在金属加工业中，出现了汽锤、滚轧和切削机床，初步奠定了机器制造业的基础。铁路建筑也开始了。30 年代初，法国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到40 年代末，铁路总长度接近2000 公里。

到19 世纪中叶，法国工业生产在世界上占第二位，其工业总产值在1847年达到40 亿法郎，相当于1827 年的3 倍。但是，与英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40 年代初，法国的煤产量只及英国的1/12，生铁产量和铁路长度分别为英国的1/4。

50 年代后，法国工业革命进入完成阶段，其重心转向重工业。第二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诸如提供贷款和补助金、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资助铁路和港口建设、改善交通、兴办公共工程、鼓励外国投资、大量引进英国的人才与技术等，这些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法国工业的高涨。在50 至60 年代，焦炭炼铁法基本上普及，占冶铁业的92％。贝氏炼钢法和西门炼钢法被引进国内，并且得到迅速推广，使得钢铁产量大幅度增加。到1870 年，生铁产量达到138 万吨，钢产量达到10 万吨，煤产量达到1330 万吨。蒸汽机的使用更加普遍，1869 年时全国共有3.2 万台，总功率达到32 万匹马力，相当于20 年前的5 倍。铁路建筑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到1870 年，铁路总长度接近1.8 万公里，全国铁路网基本建成。

轻工业的发展继续保持着较高的速度，各种新发明和新机器不断涌现，如针织机、缝纫机和各种木材加工机器等相继应用于生产过程。越来越多的企业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这20 年内，法国的工业总产值翻了两番。到60 年代末，机器大生产已成为法国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至此，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法国的工业革命具有不同于英国的鲜明特点。首先，从资本原始积累方面看，法国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主要不是通过大规模圈地的暴力方式，而是通过租税盘剥进行的。尽管法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圈地现象，但其规模和影响远不能与英国相比。此外，对外殖民掠夺虽然也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之一，但由于法国在18 世纪前半期在同英国的争霸战争中连遭失败，丧失了原有的大片殖民地，其殖民剥削的范围大大缩小，因而殖民掠夺对于原始资本积累的意义在法国也不像英国那样突出。

其次，从工业革命的进程看，小企业的长期和大量存在以及大企业的发展迟缓是法国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70 年代初，即法国工业革命完成时，平均每家企业雇用工人还不到3 人，1000 人以上的大企业只有100 多家，而雇用一二人的小企业多达数10 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这种状况与法国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工业结构有密切关系。在法国，服饰业、高级化妆品和奢侈品制造业历来十分发达，直到19 世纪末仍在法国工业体系中占有相

当大的比重。1860 年时，仅巴黎一地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人就有6.3 万人。这类工业多以手工劳动为主，适合采用分散型的小企业形式，不宜集中，因而阻抑了大型企业的发展。

在工业结构中小企业大量存在的同时，法国农业中小农经济长期占居优势。法国的大多数农民在18 世纪末的大革命中，都获得了一小块土地，以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汪洋大海般的小农阶级。按理说，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它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两级分化，导致地产日益集中，但是，由于十分猖獗的高利贷资本作祟，法国小农的分化极为缓慢。1881 年时，占地10公顷以下的小农户仍占农民总数的90％以上。

此外，高利贷资本特别活跃是法国工业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早在封建统治时代，法国的高利贷就比较发达。革命后，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高利贷资本又获得进一步发展，几乎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19 世纪中叶成立的几家大银行，主要是从事利息优厚的国债和证券交易，以及对外贷款等信贷投机活动，很少直接投资于工业企业。1869 年，巴黎的交易所拥有307种有价证券，总数达330 亿法郎，几乎超过当时法国工业总产值的两倍。小企业的大量存在造成企业经营分散，阻碍了新机器、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小农经济把大批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影响了工业劳动力的供应，并且造成农业生产落后和农民的贫困，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发达的高利贷资本吸引了大量社会流动资金，从而减少了工业企业的投资；再加上煤、铁资源贫乏，能源短缺，造成工业成本昂贵，影响了法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上述种种不利因素，法国工业革命的规模和取得的成就远不及英国，同时，在发展速度上也比不上同期的美国和德国。

二、美国工业革命

美国的工业革命几乎是与法国同时开始的。美国之所以较早发生工业革命，是由于国内外两方面都存在有利条件。就国内条件而言，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为工业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社会，旧的行会传统和习惯势力异常微弱，因而有利于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此外，通过第一次独立战争，美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就国外条件而言，美国远离动乱的欧洲，南北有弱国为邻，东西有两大洋保护，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使美国有可能长期保持和平安定局面，较少遭受战争破坏，有助于工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使美国有条件打着中立国的旗号，利用欧洲战争，坐收渔翁之利。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美国乘机发展了自己的航运业和海外贸易，攫取了大量财富。

美国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金还有以下几个来源：第一，奴隶贸易。从事这种可耻贸易的主要是北部、中部商人，他们从中取得惊人利润。第二，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这主要是凭借暴力和欺骗手段实现的。第三，西部土地投机。美国有许多人（其中包括政客）靠它发了大财。第四，联邦政府偿还国债的政策。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及各州政府发行了大量公债，战后公债券贬值，持有公债券的劳动人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票面价格的1/10的低价出卖，购买者多为从事投机的富有的大商人及政客。后来联邦政府根据财政部长汉米尔顿的建议，按票面价格偿还公债，于是，这些投机者转手之间发了大财。这些不义之财也转化为工业资本。美国还有一个潜在的广阔的国内市场，因为西部处女地不断地吸引着移民前往开垦，而西部的开发就意味着国内市场的扩大。

19 世纪初，杰弗逊政府以低价从法国手中购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路易斯安那地区，这使美国版图增加一倍。19 世纪40 年代，美国又通过侵略战争从墨西哥抢来120 万平方英里的辽阔土地。美国的领土扩张，不但意味着土地的增加，而且也带来了地上地下的无尽宝藏，这就使得美国人在从事工业革命时不愁没有能源和原材料。

外国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进美国，为美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据统计，1790—1860 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达500 万人。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其中不少人是熟练的手工业者，他们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工业的技术革新，如美国第一架水力纺纱机是英国移民制造出来的，无烟煤炼铁法是德国移民首先试验成功的。这样，美国到19 世纪前半期已完全具备了工业革命的条件。

1789 年，塞缪尔•斯莱特仿制英国水力纺纱机成功，并在罗得艾兰建立美国第一家纺纱厂，从而揭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序幕。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1814 年）后，美国彻底摆脱了对英国的经济依赖，工业革命遂全面展开。在30—50 年代，棉纺织业率先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随后，在毛纺织业、面粉业、食品业、制鞋业、服装和木材加工业等部门中，也普遍使用了机器，轻工业初步实现了机械化。

冶铁业也出现重大技术进步。从1834 年起，先后采用了热风炉和无烟煤炼铁法，后又引进英国的搅炼法，生铁的产量和质量都明显提高。冶铁业的发展促进了采煤业的发展，蒸汽机在煤矿中普遍推广。1860 年，全国煤产量达到1820 万吨，相当于1820 年的（30 万吨）60 倍。

在美国工业革命初期，大部分机器是从英国购买来的，但是美国在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和设备时，不是简单地照搬和模仿，而是加以创造性的改进，从而能迅速研制出更为先进的机器，这成为美国工业革命的一大特点。美国政府还较早地实行了专利制度（1790 年美国第一届国会就通过了“专利法案”），因之各项发明不断涌现，像轧棉机、缝纫机、收割机、电报机等发明都是出自美国人之手。此外，美国最先采用和推广了机器零部件的标准化生产方法，使一些机器零件可以通用互换，从而降低了机器的生产成本。这些都是推动美国机器制造业迅速发展的有利因素。

到19 世纪50 年代末，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在美国主要工业部门中都已占主导地位，工业革命大体完成。不过，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当时，工厂主要集中在北部，南部仍盛行种植园奴隶制，工业十分落后。1861 年内战的爆发，一度给工业革命带来不利影响，如北方一部分棉纺织工厂因失去南方原料供应而陷入停工，但不久以后，北方工业便重新走向兴旺。林肯政府实行的战时通货膨胀政策，使资本家能够获取比平时更多的利润，因而有条件扩大投资和改进技术。战争还扩大了政府订货，其中，像武器装备、军服等军需物品要求有相同的式样和规格，只有机器生产才能满足这个要求，再加上战时劳动力的相对缺乏，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机器的发明和工业革命的进展。

内战的胜利消灭了南方奴隶制度，恢复和巩固了联邦的统一，扫除了阻碍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同时，内战摧毁了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势力，使资产阶级独掌了国家政权，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有利工业发展的政策，如实行保护关税，建立国民银行制度和统一币制，资助铁路建筑，大力支援农业，发展教育，增加智力投资，重视生产组织的合理化和科学管理等，这一切都推动了工业革命在广度上和深度上的进一步发展。北部的大量资金、技术和设备在内战后不断地流入南部各州，促进了南方农业的改造和工业的兴起。到19世纪70 年代末，美国工业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宣告完成。

与西进运动密切联系、互相促进、同步发展是美国工业革命所独具的特点。18 世纪末，当工业革命在东北部起步时，美国西进运动也刚刚开始。一批批的东部移民像洪水似地涌入西部地区，一望无际的西部荒原逐步得到开发。最先的移民在西部拓荒种地，建立居民点，发展农业，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及日用工业品完全仰仗于东部，这就为东部制造业扩大了国内市场。反过来，西部新农业区的开辟，又为东部城市和工业人口提供了充足的粮食。特别是由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劳动力奇缺，加之西部的地理环境也适合机械化大农业生产，因此，西进运动推动美国农业较早地实现了机械化。从1820年马拉耘田机问世后，割草机、脱粒机、马拉收割机、小麦播种机、玉米栽种机、谷物捆扎机和其他各种搬运机械相继出现。其中，马拉收割机是当时① 即美国东部居民向西部地区扩张、移民和进行开发的群众性运动。这个运动开始于 18 世纪末，结束于19世纪末和20 世纪初。

世界上最先进的，其效率比英国的收割机快两倍多。到1855 年，全国共有这种收割机1 万台。在农业机械化方面，美国走在了其他各国的前面。西部垦殖区在原料、市场方面所拥有的优势，强烈地吸引着东部制造业逐步西移。自19 世纪中叶起，食品加工、屠宰、罐头、木材加工、农机制造、煤炭、钢铁等工业陆续扩散到西部地区。随着西部工业的兴起，西进移民的开拓能力进一步增强，使得西进洪流有可能向更荒僻的“远西部”涌进，从而把工业革命的浪潮进一步引向西部边远地区，直至太平洋沿岸。60 年代以后，即工业革命大体完成后，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美国工业向西扩散的势头依然未减，结果导致工业中心逐渐西移。60 年代前，大西洋沿岸各州生产的工业品约占全国的80％，到1890 年降为58％，原来以农业为主的俄亥俄、印第安那、伊利诺斯等中西部各州发展成为新的工业中心。

受西进运动的影响，美国的交通运输业发展特别迅速。由于人口不断西迁和开发西部的需要，美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改善东西部的交通运输条件。19 世纪20 至30 年代建成的伊利运河和俄亥俄—伊利运河，把密西西比河、五大湖和太平洋连接成一体。由政府投资修筑的坎布兰大道于1852 年竣工，又从陆上提供了一条沟通东西部的交通要道。更重要的是，从30 年代起，在政府的鼓励和资助下，全国掀起修筑铁路的热潮，在几十年内便建成了横贯大陆的5 条铁路干线。这样，一个以铁路为骨干的全国水陆运输网建成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加速了美国工业革命的进程。

正是在西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美国先于法国、德国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工业强国。

三、德国工业革命

德国的工业革命晚于英、法、美三国，这主要因为德国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局面，以及16 世纪以来农奴制的再版和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国内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影响了工业革命前提条件的形成。因此，直到19 世纪30 年代，德国才真正踏上工业革命的道路。不过，在最初的20 年内，德国工业革命进展缓慢。到1848 年革命后，德国工业革命才蓬勃开展起来。在50—60 年代，开发新矿山、建设新工厂、修筑新铁路的投资热潮盛极一时。到60 年代末，工厂制度已在各先进工业区占了主导地位。1871 年普法战争后，国家实现了最后统一，并从法国手里夺取了煤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还获得了50 亿法郎的战争赔款。这些都大大增强了德国的政治经济实力，进一步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到70 年代末，德国工业革命终于宣告完成。

长期的政治分裂，使德国无力开拓海外殖民地，因此，德国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金主要来自对国内的掠夺，其主要方式是在解放农奴时向农民索取赎金。从1807 年开始，以普鲁士为首的多数邦国逐步实行了农奴制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允许农民通过缴纳赎金或割让土地赎免与土地有关的封建义务。赎金额相当于农民常年地租额的25 倍（后降为18 倍），倘若割让土地，则为农民土地的1/3—1/2。通过这种改革，地主贵族攫取了大量赎金和土地，据统计，仅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就掠夺农民赎金10 亿马克。贵族地主们除利用这笔赎金把原来的封建庄园逐步改造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外，还将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于工业，从而转化为工业资本。赎免了封建义务的农民，在获得了人身和择业自由的同时，开始了急剧的分化。除少数人上升为富农外，绝大多数人走向破产，沦为雇佣劳动者，因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德国还成立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集中社会上的游资，引导资金流入工业领域。此外，德国工业落后及工业利润丰厚也吸引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向德国投资。这样，通过多种渠道，大量资金投入德国工业，解决了工业革命缺少资金的问题。

国家的分裂使德国工业革命面临的市场问题特别尖锐，但是，这个问题通过关税同盟的建立得以缓解。1819 年，普鲁士联合部分小邦成立了北德意志关税同盟。后来，又相继成立中德和南德关税同盟。1834 年，这几个关税同盟联合组成德意志关税同盟。关税同盟内部禁止设立关卡，实行免税贸易，采用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这就缩小了国家分裂状态的消极影响。同时，关税同盟对外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实行统一税率，并先后与英、荷、比等国签

订了双方平等的商约，改变了德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当然，农奴的解放也扩大了国内市场。

与直到工业革命后期交通运输业才发生革命变革的英、法两国不同，在德国工业革命中，以铁路建筑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革命处于领先地位。19 世纪30 年代中期，当工业革命刚刚起步时，德国的第一条铁路——富尔特—纽伦堡铁路便建成通车了。从40 年代起，铁路建筑业迅速发展，到1872 年，全国铁路总长度达到22426 公里，超过了法国和英国。与此同时，德国还大力修筑公路，开凿运河，建设港口，发展内河航运和海上运输。1850—1870年间，德国的船舶吨位增长了80％。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变革。大规模的铁路修建给予采矿、冶金、煤炭和机器制造业以巨大推动，促使德国工业发展的重心较早地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从1848 至1875 年，德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直超过轻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始终领先于消费资料的生产。当然，这与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也有着密切关系。那时，普鲁士正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铁血政策”，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普鲁士政府大量订购军事物资，鼓励军火生产，因而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到1870 年时，德国的煤产量达到3400 万吨。生铁产量139 万吨，钢产量17 万吨，分别比1850年增长了4.1 倍、5.6 倍和28 倍。机器制造厂在1861 年时已达300 家，雇用工人近10 万人。由于较早实现了工业重心的转移，德国迅速建立起雄厚的工业基础，保证了其他行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物资及装备能够得到及时而充足的供应，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全面发展，这一点成为德国工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国家政权积极干预是德国工业革命的另一突出特点。为尽快摆脱落后局面，促进经济腾飞，德国各邦政府都充分发挥了国家政权干预经济的作用，大力推进工业革命。其主要措施有：实行高关税政策，以保护民族工业；兴办国营企业，资助私营企业；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经验；招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组织成立科学研究团体，及时介绍国外新技术和科研新成果等。在国家干预方面，普鲁士堪称表率。早在工业革命准备时期，普鲁士政府就组织成立了技术委员会，颁布了专利法，还两次派遣工商局长鲍斯去英国参观学习。30 年代末，普鲁士政府制定了铁路法，以加强对铁路建设的统一规划、指导和监督。40 年代，由政府拨款设立了铁路基金，资助私人铁路公司。从1848 年起，政府开始直接投资修建铁路，到60 年代时，国有铁路已占普鲁士铁路总数的一半以上。普鲁士政府还兴办了许多国营煤矿和炼铁厂，如鲁尔煤田的煤矿几乎全部是由国家经营的。

国家干预对于工业革命影响最为深远的还在于政府重视发挥智力作用，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大力促进新技术的开发研究。工业革命初期，德国一方面积极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努力发展教育，以尽快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1825 年，普鲁士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到60 年代，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5％，基本实现了普及教育。与此同时，各邦政府还兴办了多种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职工补习学校。在普通中学中，增设了自然科学课程，在高等学校中，贯彻教育、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方针。这些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科学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文盲率降低到欧美各国的最低水平，还培养出一大批像西门子那样的集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于一身的优秀人才，获得了发电机、电炉、煤气发动机、电车、合成染料等一系列重大发明。到70 年代末工业革命结束时。德国不仅在生产技术上消除了与英国的差距，而且在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方面超过了英国，走在了世界前列。正是因为重视教育，重视发挥智力作用，所以，德国工业革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取得了远比英、法等国更大的成就。

四、俄国工业革命

19 世纪30—40 年代，工业革命的浪潮越出了西欧，扩展到东欧的俄国。俄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在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下艰难而缓慢形成的。自18 世纪以来，俄国的农奴制手工工场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日益发展，并且成为主要形式。到19 世纪50 年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多达2800 家，工场内还出现了精细的分工。同时，农村手工也有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农村工业中心，如莫斯科周围是毛纺织业中心，弗拉基米尔省是棉纺织业中心。还出现了一批像伊凡诺夫村那样专门从事一种手工业的工业村。工场手工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共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国内技术基础。俄国工业革命初期的许多工厂主，如莫洛佐夫、普罗霍洛夫等，都出身于农民手工业者。

俄国工业革命的资本主要来自商业利润和对“边区殖民地”人民的掠夺。近代初期，俄国的国内外贸易都十分发达，除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商业中心外，在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还有大量的店铺和定期集市。1851 年，全国商人共计18 万人，商业资本约为9 亿卢布。大批发商多从事对外贸易，包买商、行商和“商农”则奔走于城乡各地，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运到城市和集市去卖，再把农民需要的货物运到农村出售。活跃的商业资本

使全国在经济上融为一体，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全俄统一市场。许多商人利用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对农民进行掠夺式的盘剥，积累起巨额财富，其中，一部分人把所得财富投入工业生产，成为工业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

自18 世纪起，沙皇政府加紧对外扩张，先后吞并了黑海沿岸、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并且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征服。这些地区构成俄国的“边区殖民地”，它们对于俄国工业革命前提条件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俄国工业落后，产品质量差，无力打入西欧国际市场，而农奴制又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因之，“边区殖民地”的开拓，为俄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同时，“边区殖民地”自然资源丰富，不仅为俄国工业革命提供了许多必要的原料，而且扩大了俄国商人的财源，因为他们可以出口这些原料，从中牟取厚利，从而加速了资本的积累。

政府的税收制度是俄国原始资本积累的另一手段。沙皇政府在征收商品税方面实行包税制，这就给承包商人提供了发财机会，如酒税承包商马芒托夫、班纳尔达克等人，都积累了上百万卢布的财产，他们后来都成为大公司的创办人。此外，政府自己也把一部分税款直接投资于国营企业和铁路建筑，使其转化为工业资本。政府还把一部分税收以国家贷款、津贴或“奖金”的形式资助给企业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私人资本积累的不足。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是俄国工业革命的国际条件。19 世纪前期，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法国、比利时的工业革命正在深入发展，它们的榜样和经验对于俄国工业技术的变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具备了上述各种条件，俄国还在农奴制的统治之下便开始了工业革命。

从19 世纪40 年代起，俄国首先在棉纺业中采用机器，建立工厂。到1861年，纺锭达到200 万个。继纺纱业之后，织布业、毛纺织业、造纸业等也开始向工厂制过渡。然而，由于受农奴制度的束缚，60 年代前俄国工业革命进展缓慢。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缴纳的巨额赎金为发展大工业增添了新的资金来源；获得解放的2000 多万农民为大工厂提供了充足的自由劳动力；农村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扩大了国内市场。因此，在60—80 年代，俄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大大加速。采用机器的大工厂在轻工业各部门中迅速取代了手工工场。在冶金业中，贝氏炼钢法和平炉炼钢法得到推广。交通运输也发生革命变革，在国内大河上出现了汽船。铁路修建也加快了步伐，在1866—1880年间，新修铁路达1.85 万俄里。还出现了石油、机器制造等新兴工业。总的说来，到19 世纪80 年代末，工厂制度在各主要工业部门中都已占主导地位，俄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因为俄国技术落后，资本积累不足，所以外国资本和技术在俄国工业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俄国工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俄国的许多大型企业从一开始创建便为外国银行家所操纵，重工业基本上为外国资本所控制。有不少企业是外国资本家直接投资开办的，如顿尼茨最大的冶金企业新俄罗斯公司是英国人约翰•尤兹创办的。在70—80 年代，外国资本占俄国资本总额的1/3，90 年代增加到1/2。机器设备大部分从外国引进，主要来自英国。1860 年以前的30 多年间，输入俄国的机器价值增长了73 倍，仅1856—1860 年的4 年间就达到310 万卢布。英国一家公司的驻俄代理人路德维希•努普是一个著名的掮客，经他手用英国资本在俄国共建了122 个纺织厂，其中，由他直接经营的克兰霍姆工厂是俄国也是欧洲最大的棉纺织厂，因此，克兰霍姆这个地方被人们称为“俄国境内的一块英国领土”。

俄国工业革命的另一特点是发展极不平衡。在地理上，工业分布不均，绝大多数工业企业集中在欧俄地区，在东部和东南部边远地区，特别是在“边区殖民地”，直到工业革命结束时，仍保持着原来的农业社会形态，工业经济微不足道。在时间上，起伏波动较大，高涨与低落交替出现，一会儿是“滥设公司”的狂潮（如60—70 年代初），一会儿又陷入停滞与萧条（如1872—1877 年间），缺乏持续、稳定的发展。在产业结构上，各行业发展不够协调，轻工业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发展迅速，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迟缓。交通运输业较为落后，全国铁路网到90 年代末才基本建成，而且许多铁路干线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修建的，经济意义不大。某些重要工业部门，或者极为薄弱（如金属加工业），或者付诸阙如（如农机制造业）。农业机械化基本上还未起步。在工业内部，一方面建起了一批采用机器的大工厂，另一方面靠手工劳动的旧企业和农村手工业仍大量存在，甚至有所增加。在个别地区和行业中（如乌拉尔的冶金业中），长期保存着农奴制企业的残余。

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和技术落后是俄国工业革命的又一特点。由于俄国没有建立起发达的机器制造业，因而企业设备供应不足，更新缓慢。特别是政府长期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使本国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垄断地位，削弱了革新生产技术的内在动力。个别新发明即使出现，也难以及时应用和推广，如金属切削机的发明在俄国被埋没了50 年之久，直到西欧国家采用后，俄国才开始采用。另外，俄国劳动力价格低廉，资本家宁愿采取增加工人、实行多班制的办法来扩大生产，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俄国居多数，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加之俄国文化教育落后，国民文化水平和工人的劳动素质比较差，所以，俄国的工业生产效率虽比工业革命前有大幅度提高，但仍远远落后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19 世纪90 年代，在俄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棉纺织业中，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仍比英国低1/2 到2/3。乌拉尔地区14.2 万工人每年生产的矿石、铁和钢，在比利时只用1.1 万工人即可完成。

总之，俄国工业革命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落在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后面。

 

第三节 工人运动的发展•宪章运动

一、工人运动的发展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惊人的发展。以英国为例，从1770 年到1840年，每个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提高20 倍，因此，英国工业生产得以迅猛增长。英国原棉消耗量从1800 年的5200 万磅，增加到1840 年的45590 万磅。生铁产量1720 年为25000 吨，1840 年增至139640 吨。煤产量1770 年为260 万吨，1836 年增至3000 万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建成了纺织、钢铁、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到19 世纪50 年代取得了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的垄断地位。

工业革命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由于采用机器进行生产，工厂越建越多，生产规模大了，工人人数多了，实现了大批生产。在手工工场时代，与手工工场并立的是行会手工业作坊。在工厂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手工工场和手工业作坊逐渐地被挤垮了。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终于取得了统治地位。

工厂制度的确立，完全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在手工工场时代，工人大都同农村保持一定的联系，在劳动之暇从事耕种。机器大工业完全割断了他们同农村的联系，剥夺了他们最后一点点独立活动的自由。现在，他们除了出卖劳动力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无产阶级的形成。因为破产的独立手工业者都加入了无产阶级队伍。于是社会日益分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但产生了工人阶级，而且也给工人阶级带来苦难。在工厂里，工人变成了机器的简单的附属品，他们跟随着机器运转，而失去了劳动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因为工作单调乏味，很不利于工人的身心健康。机器的采用，也把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卷进劳动力市场。1835 年，在英国棉纺织厂21.9万工人中，13 岁以下的儿童占4.9 万，13 岁至18 岁的少年占6.6 万，成年妇女占6.7 万，由于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由于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源源不断地流入无产者的行列，形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于是工厂主竭力压低工资。1810 年英国纺织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为42 先令6 便士，1825 年又下降到25先令6 便士。

在工人住宅区，房屋简陋，天空浓烟密布，街道狭窄拥挤。在英国，有的工人家庭祖孙三辈人挤在一间矮小的房屋里。兰开夏有的工人家“是一间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张三条腿的圆桌，一只箱子，没有床，只是墙角有一堆陈麦秸，上面盖有两条脏床单。”以法国里昂工人为例，他们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8 小时，得来的工资还不能换取一磅面包。因此，工人阶级被迫起来斗争。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的斗争采取了破坏机器的斗争方式，这是因为当时工人觉悟很低，他们还没有认识到造成灾难的根源不是机器，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破坏机器运动最早发生在英国，当时称作“卢德运动”。

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强，特别是觉悟的提高，工人开始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在英国，19 世纪初就出现工人的组织，并且争取到工人的结社权利。到处都出现工会组织。工会领导了1825 年开始的罢工斗争。工人阶级还用武装斗争去反击资本家的剥削。在19 世纪前半期最著名的工人起义是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

里昂是法国丝织业中心，30 年代初，这里的丝织工人已有9 万人之多。工人受到资本家敲骨吸髓般的榨取，劳动繁重，工资微薄。1831 年11 月21日，工人开始罢工，到23 日就发展为武装起义，武装工人控制了全城。起义坚持到12 月3 日，被政府军队镇压在血泊里。1834 年里昂再次爆发了工人起义，结果又失败了。

西里西亚是德国的纺织业中心，是亚麻布的主要产地。这里的纺织工人一面受到厂主的日益加重的剥削，一面还须向封建地主缴纳所谓“纺织税”。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工人们饥寒交迫，不胜其苦。1844 年6 月4 日，西里西亚纺织业重镇——彼得尔斯瓦尼达渥的织工们在企业主茨凡奇格尔的住宅窗下唱革命歌曲，遭到军警的毒打和逮捕。此事成了织工起义的导火线。翌日，愤怒的工人起来战斗，他们的武器不过是斧头和石块，因而敌不过前来镇压的政府军队。轰轰烈烈的起义也归于失败。

但是，在19 世纪前半期的工人运动中，表现出高度觉悟、高度组织的是英国宪章运动。

二、英国宪章运动的背景

19 世纪20—30 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的商业和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壮大起来，他们志得意满，进而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1832 年议会改革，他们的政治要求得到满足，登上了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在议会改革运动中支持了资产阶级，但是结果一无所得，政治上依然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1832年议会改革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他们决定掀起一个争取工人选举权的运动。这是宪章运动的政治背景。

但是，工人阶级之发动宪章运动，也是英国工人阶级本身的阶级意识提高的结果。

工人阶级自发的阶级意识 在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的实践，工人阶级也逐渐自发地感觉到，大工业的一切生产过程和产品实际上都是他们的血汗结晶。所自然地意识到自己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像大工业这样的大规模生产，工人靠单个的或少数人，永远也无法取得掌握这些大企业所有权的地位，工人如果想改善自己的地位，真正成为工业生产的主人，只有走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道路。但是在政治上，工人们还没有发展到形成自觉的要求和理论。在工人阶级的一家报纸《人民之声报》上的一篇文章（1831 年元旦）中，工人宣布其政纲是：“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工人们是中间和上层阶级的支持者，他们是生产过程中的神经和灵魂，因而又是国家的神经和灵魂。”但与此同时，此文又宣布工人将和自由资产阶级采取联合行动。

整个来看，这时工人阶级的觉悟表现为下列一些特点：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大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同时又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未能得到相应的报酬；也认识到靠个人的努力无法在大工业制度下争得应有的物质改善和社会地位。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提不出独立的纲领和目的，所以就只好跟着工业资产阶级走，常被资产阶级鼓动人心的宣传所迷惑。在1832 年的议会改革斗争中，工人阶级就是跟随资产阶级后面行动的。

工人思想中的新因素 在工人阶级为争取议会改革而斗争的过程中，有少数工人在斗争的实际锻炼中已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这表现在：有的工人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从而提出不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而要开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伦敦“全国工人阶级联合会”的机关刊物《贫民卫报》上有一篇文章，就阐述过这样一种观点。这篇文章是匿名发表的。有人认为作者可能是一个纺织工，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该报主编布朗特尔•奥布莱恩。

工人阶级意识中的第二个新的因素是关于大罢工的思想。一部分工人认识到，工厂是由工人开动并进行生产的，如果工人一 齐停止工作，对资产阶级和政府将是很大的威胁。在《贫民卫报》周围的工人中，有人在1832年出版的小册子中就发挥了这样的见解。

第三个新思想因素，是一部分工人开始从信任议会依靠议会的思想中解放了出来，认为议会也是维护统治的工具，特别是1832 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后，工人仍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使他们大为失望。在不满、愤怒之余，越来越多的工人认为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议会身上，也不能跟着资产阶级只为争取议会选举权而奋斗，而应该找一条工人阶级的独立道路。以上这些关于阶级斗争、大罢工、摆脱议会民主的幻想等都是工人阶级思想中的新因素，也是工人阶级从自发的斗争逐步萌发出自觉意识的表现。1832—1834 年的立法和政治斗争 围绕着议会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对英国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阶级是一次很好的政治教育，他们在激烈的斗争实践中，思考并了解到很多问题。有些工人及其领导人，开始试图从理论上来寻找有关现实政治问题的答案。原来工人中曾存在着一种自然权利的思想，即“适当的工作，应获得适当的工资”。但是经过1832—1834 年几年之间的斗争，有些工人已认识到，在现存地主、资产阶级当权的制度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有一部分工人的报刊已发表一种论点，即阶级斗争是社会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在当时的工人报纸《先锋报》、《危机周报》中就登载了论述这种思想的文章。

1832 年议会改革后，由于选举权的扩大，新当选的议员中，辉格派占了多数。当权的统治阶级一心一意为本阶级谋利。虽然新选出的议会在1833年也通过了一些改善工人状况的立法，如工厂法，禁止除丝织工业之外纺织工业雇佣9 岁以下的童工，从1835 年起，13 岁以下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9 小时，禁止童工做夜工等。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议会仍然对工人采取敌对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它对待工会的态度和它在1834 年制订的济贫法上。

自从1824 年废除结社法令，1825 年颁布了新的结社法后，工会运动蓬勃发展。特别在1832 年议会改革后，工人发现自己在改革运动中受骗了，所以就回过头来，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工人自己的组织上，工会运动发展更快。1834 年2 月正式成立了“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几乎包括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工人。会员人数很快就达到了50 万人。工会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只有社会中真正有用的和有智慧的阶层，才能管理国家事务”。政府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进行镇压，将一些工会会员逮捕。有的地方的资产阶级也配合政府对工会会员进行迫害，并威胁工人不准参加工会。1834 年在多塞特郡，有6 个农业工人被控在成立工会分会的仪式上采用了不合法的宣誓誓词而被逮捕，并被流放到澳大利亚。这一案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工人纷纷集会表示抗议。在一次伦敦的抗议示威中，有10 万群众参加。工人们对议会改革后的新政府的反工人的真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当时英国工人中把辉格派称为“虚伪、阴险和扼杀自由的辉格派”。

1834 年8 月议会通过的新的济贫法，对刺激工人运动的发展也起到很大作用。新济贫法代替了1631 年通过的，以后在1722 年、1782 年、1795 年陆续补充的旧的济贫法。旧的济贫法，使资产阶级每年大约负担700 万镑巨款，用这笔巨款对贫苦无告者施以救济，这样既增加资产阶级的负担，又影响工厂的劳动力来源。所以资产阶级力图改变这种规定。新的济贫法规定设立劳动院，领救济金的人必须到劳动院参加劳动才能领取。同时劳动院中的生活水平不能高于院外任何地区。领救济金的人到了劳动院以后，父、子、夫、妻等一家人都要分开居住。劳动院中的恶劣条件和监狱差不多，工人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新济贫法的起草人和这个法案以后的主要执行者艾德温•查德威克在谈到劳动院时说道：“劳动院制度意味着一切救济金要通过劳动院，它的目的要使劳动院成为一个受约束的、令人生厌的地方⋯ .它使救济金管理人员成为最严厉的工头和懒人与游手好闲的人所碰到的最吝啬的出纳员，这样，穷人除了万不得已之外，不会来请求救济”。这样的劳动院，自然受到工人强烈反对。新济贫法首先在英国南部和东部的农业地区实行，1837 年又推行到北部。因之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对新济贫法的骚动。许多劳动院被捣毁，有些执行新济贫法的人的房屋被焚烧。所以在英国大部分地区，新济贫法未能推行下去。

1837 年英国又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更趋恶化，不满情绪更为增长。工人们纷纷提出要求新的议会改革，反对新济贫法，要求10小时工作制，争取工会权利、出版自由等。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迫切需要把全国工人的运动统一起来，并制订出一个各方面都同意的统一纲领。同时，工人通过以前的斗争已经认识到，当地主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机构的时候，他们的要求是无法达到的。工人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够争取工人的解放。这样就产生了宪章运动。

三、宪章运动的兴起•第一次请愿书

“伦敦工人协会”的成立1836 年6 月，一批先进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在木匠洛维特的领导下，组织了“伦敦工人协会”。其宗旨是：用一切合法手段废除统治阶级的各种反动立法，争取人民自由权利，使社会一切阶级处于平等地位，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该会于1837 年2 月28 日在海滨的皇冠和铁锚酒家开会，提出了一个包括6 点要求的请愿书，当场有3000 人签名表示赞成。5 月和6 月间，“伦敦工人协会”的领导人和议会中的一些激进的议员在一起开会，大家同意根据6 点要求起草一个文件，由洛维特负责执笔，这就是“人民宪章”宪章交普莱斯及其他有关人员审阅后，于1838 年5月8 日公布。

与此同时，5 月间伯明翰的“政治联盟”也发表了它的关于议会改革的国民请愿书，内容除第五点外，几乎和上述6 点要求完全相同。“人民宪章”的6 点要求是：（1）凡年满21 岁，精神健全的男子（目前因犯罪而坐牢者除外），都有选举权。（2）无记名秘密投票，以保障选民可充分地自由运用其投票权。（3）议会议员不应有财产资格的限制，以便使各选区得以选举他们最爱戴的人。（4）议员应支付薪金，以便使当选议员的人能离开原来的职务，用全部精力为国家利益服务。（5）平均分配选举区。按照各地区选民的人数分配代表名额。（6）议会每年改选一次。

另外，“人民宪章”中也包含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如取消谷物法，保障企业家“应得之利润”等。不过，“人民宪章”的核心内容是以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1776 年已为激进派卡特莱特首先提出，以后又有科伯特等人不断为之斗争。而“人民宪章”和以前的要求所不同的是：它是由工人阶级独立提出来的，同时，对工人阶级来说，这6 条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它实现社会改革的一种手段和第一个步骤。不过，宪章派人士中对如何去实现这些要求，却没有明确的主张，以致后来在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上，产生了分歧。

1839 年宪章派的国民公会 人民宪章公布后，立刻引起各地工人的热烈响应。很多地方的工人召开大会表示对宪章的支持。当时由于白天工人要上班劳动，所以就改在晚上开会。开会时熊熊的火炬照红了夜空。政府对此非常恐惧，于1838 年12 月下令禁止夜间的火炬游行和集会。

“人民宪章”公布后，宪章主义者就筹备召开了一次国民公会，所谓“国民公会”（Convention），是18 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所使用过的一个名词。在法国革命之后，英国的伦敦通讯会社、1817 年的汉普顿俱乐部都曾用过这个名词，尽管当时并没有人对国民公会的含义作过清楚的解释。不过，这个名词本身使人联想起过去的革命，人们知道这将是一种比现存的议会更为民主和更能代表人民的机构。至于这个机构究竟起什么具体作用，人们的理解却不一致。

1839 年2 月4 日，第一届宪章派的国民公会在伦敦召开了。与会者对国民公会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它只是一种会议，它的目的是团结一切宪章派的力量去争取议会通过“人民宪章”。另一种则认为国民公会本身就是一个权力机构，它将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还有很多宪章派只把注意力放到促成国民公会的召开，至于它以后将起什么作用，要留待以后去解决。

国民公会中宪章派的分歧 由于对斗争和策略的意见分歧，宪章派中分为几个不同集团。通常将他们分为“道义派”和“物质力量派”，这样的称呼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可以将它分为左、右翼和中间派。

左翼，也就是一般所称的“物质力量派”。这一派人主张，如果议会不采纳人民宪章的要求，就将用一切手段进行斗争，包括总罢工甚至武装起义。这派的主要领导人为布朗特尔•奥布莱恩和裘利安•哈尼。实际上，奥布莱恩的政治态度有时也发生动摇。只有哈尼是真正坚定的左派。哈尼（1817—1897 年）出身于一个水手家庭，当过印刷工，后为记者。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靠工人阶级自己去进行斗争；主张进行武装起义。他对“伦敦工人协会”中的一些领导人甚为不满，认为他们只宣传消极的顺从，不能完成工人斗争的使命。1838 年他与洛维特分裂，退出了“伦敦工人协会”，另与奥布莱恩等共同创立了“伦敦民主协会”，吸收低薪工人参加，并出版自己的报纸。

右翼，即通常所谓的“道义派”。这派人主张用和平的向议会递交请愿书的方式来争取实施宪章，达到自己的要求。这派的主要领导人是洛维特。另外，阿特乌德等人也支持这派的要求。中间分子。这一批人忽而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忽而又主张用暴力的方式，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奥康诺说：“可能的话我们就采取和平方式，必要的话，我们就采取暴力。”

三派在会议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领导权掌握在洛维特等人手中，所以决定采取和平请愿的方式。

宪章派内部的分歧和宪章派的社会阶级成分比较复杂有一定的关系。在参加宪章派的社会各阶层人士中，主要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以里兹为中心的北部及中部的纺织工人。第二部分是高薪的熟练工人。第三部分是大工厂的工人。以上三部分人由于在生产体系中地位不同，组织性、战斗性及政治认识也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及他们的领导人，对宪章运动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也各有不同的看法。

1839 年5 月，在国民请愿书上签名者已达20 万人。宪章派决定将请愿书递交给议会。6 月14 日重达50 公斤的请愿书被放在一个用彩旗装饰起来的长担架上抬到了议会。但是7 月12 日议会在讨论请愿书时，以235 票对46 票将之否决。消息传出，国民公会讨论对策，决定在8 月12 日举行总罢工以示抗议。各地工人也纷纷举行示威。7 月15—17 日，伯明翰的工人占领了该城。其余许多城市，也都要求采取行动。但是宪章派内部意见不统一，而且也缺乏充分准备。7 月22 日奥布莱恩提议取消总罢工。接着国民公会休会。8 月底复会后，各派互相指责，未作出实际决定。9 月14 日第一届国民公会宣告自行解散。

部分物质力量派在失望之际，成立了一个秘密集团，其中有南威尔士的代表约翰•福洛斯特、约克郡的彼得•布塞、北方各郡的代表约翰•泰勒。他们决定武装起义。11 月3 日起义在新港爆发，由福洛斯特率领的数千矿工，在雨夜中袭击新港，以营救被囚禁在新港狱中的宪章派领袖亨利•文森特。但政府事先接到了叛徒的告密，将起义队伍击溃。福洛斯特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被捕。福洛斯特被判死刑，后在各地群众抗议之下，改为流放。奥康诺和奥布莱恩也被判18 个月徒刑，另有450 名宪章派人士被捕。新港起义是宪章运动中唯一的一次武装斗争。这次起义的失败，宣告宪章运动最初阶段的结束。

四、全国宪章协会•第二次请愿书

全国宪章协会的成立 宪章派的领导人鉴于前一阶段的失败原因之一是组织涣散，所以就着手调整并加强组织。1840 年春，全国各地的宪章派组织改组工作大致完成。许多宪章派组织着手选举代表到曼彻斯特，筹备全国性的组织。7 月24 日全国32 个城市和地区的代表在曼彻斯特通过决议，成立“全国宪章协会”。它规定，加入这个组织者必须填写志愿书，表示赞成宪章运动的原则，领取会员证，交纳会费，并参加所在地区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可以说，“全国宪章协会”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雏形。曼彻斯特全国宪章协会建立后，各地也按照计划纷纷成立各地方的宪章协会。至1841 年2 月底，约有70 个城市建立起约100 多个宪章协会的分会。与此同时，以前的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像斯蒂芬斯、斯特基等退出了宪章运动，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全国宪章协会的宗旨。原来宪章运动中的右翼领导人洛维特也拒绝参加全国宪章协会。

宪章派与反谷物法同盟 当宪章派的国民公会1839 年在伦敦开会的时候，反谷物法同盟也在伦敦召开它的第一次全国会议。反谷物法同盟是工业资产阶级针对抬高粮价、削弱工业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的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力主取消谷物进口税的组织。它主张自由贸易的放任政策，以降低工业原料的价格，实际上也企图引诱工人群众脱离宪章运动。1840 年反谷物法同盟召开了200 多次群众会议，递交了763 件请愿书。他们宣传说，只要废除谷物法，就可以改善群众的生活。

宪章派的全国宪章协会同反谷物法同盟展开了斗争。全国宪章协会的领导人认为：“废除谷物法并不错⋯ .当我们获得了宪章之后，我们一定要废除谷物法及其他一切不合理的法律。但是如果你们放弃要求宪章的活动，而去帮助那些自由贸易者，他们可不会帮助你们去争取宪章。”他们号召工人们不要再受反谷物法同盟这些“中产阶级”的欺骗。

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与宪章派运动同时分别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宪章运动中的右翼人士曾脱离宪章运动而转到反谷物法同盟方面去，直到1846年谷物法被取消为止。

第二次请愿书（1842 年） 1840—1841 年，在宪章派的全国范围的抗议和营救之下，被逮捕的宪章派领袖相继获释，宪章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1842 年夏，宪章协会的会员已达到48000 人左右。1842 年春，宪章派提出了一个新的第二次请愿书。这次请愿书与第一次

请愿书不同，它不仅提出了政治要求，而且也提出了社会经济要求，也就是“刀子和叉子”，即饭碗问题。其中提出了人民宪章中原有的6 条要求，并列举了英国现存选举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指出现在的英国议会“仅仅代表某些党派，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的贫穷、痛苦和意愿则漠不关心”，此外还揭露了英国国内贫富悬殊的情况；“女王陛下每天收入和个人用款164镑17 先令10 便士，而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每天每人的收入则不到4 便士。”同时，请愿书中还指出工人阶级待遇低下，劳动时间“超出人们所能忍受的限度”及工厂里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它要求，“选举权的、纸币的、机器的、土地的、出版物的、交通工具的、宗教信仰的”垄断权应取消，而垄断权的取消还不能使工人摆脱穷困，要使工人摆脱穷困，还必须使人民拥有一种能制止所有垄断和压迫的权力，也就是政权。

在第二次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有330 万人，它在1842 年5 月被送交议会。由于请愿书有6 英里之长，必须切去一段之后，才能送进议会大厅，所以送到议会的只是文件的一部分。在议会讨论这个请愿书时，大多数议员反对，结果以49 票赞成287 票反对而被否决。议员马考莱在发言中表示反对请愿书中关于普选权的要求时说，普选权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威胁。这种说法，和1647 年在普特尼辩论会上，克伦威尔反对平等派关于普选权的理由如出一辙。罗素勋爵也反对普选权，他的理由是：“我们的社会很复杂，财产的分配很不平均，如果议会由普选产生，就可能破坏或动摇那些在维护社会完整方面最有效的制度。”

1842 年大罢工 议会对第二次请愿书的否决，引起了工人激烈的抗议，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从7 月底到8 月初，宪章运动达到了最高潮，运动的中心是曼彻斯特。8 月12 日曼彻斯特工会在致兰开夏劳动者的呼吁书中，号召进行斗争，并且不能仅仅为了工资，而是要争取通过宪章。在许多工厂，工人实际上成了主人。

英国政府惊慌失措，8 月12 日任命惠灵顿公爵指挥武装部队，准备对工人进行镇压。8 月15 日内务大臣詹姆斯•格雷罕姆在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表示严重不安。稍后，他在下院发言时说，1842 年是痛苦的和可悲的一年，是危险最大的一年。

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是宪章派领导人始料未及的。宪章派领导人在临时召集起来的曼彻斯特会议中，虽然发表宣言，宣称赞成扩大和继续目前的斗争，直到人民宪章变成法案为止，但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有效的措施。包括奥康诺在内的宪章派领导人，害怕罢工可能发展成为起义。8 月27 日，奥康诺在《北极星》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北部工人进一步扩大罢工。罢工的工人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终于在1842 年9 月遭到政府镇压。以庇尔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在英格兰逮捕了大约1500 人，其中约100 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服劳役。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 1842 年宪章派失败之后，一连数年间宪章运动处于低潮，这一方面是由于宪章派内部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和当时的整个客观环境有关。从英国工人运动和一般政治历史来看，40 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已开始向新的斗争形式和新的要求发展，但是宪章派的主要领导人却仍旧未摆脱原来的激进主义路线。英国整个的社会经济形势，已进入了所谓的“维多利亚”的稳定时期。1846年自由贸易派取得了胜利，谷物法被取消了；1847 年在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之后，通过了10 小时工作日的法案。30 年前欧文主义者所争取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工业革命发展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势将被相对稳定和繁荣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缓和的活动方式所代替。

在上述的环境下，当1842 年第二次请愿书被否决连同总罢工也遭到失败之后，宪章派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况，这时只有少数左派人士在哈尼和琼斯的领导下，继续主张用激烈的手段进行斗争。他们与侨居伦敦的外国革命者一起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的“民主派兄弟协会”（1845 年9 月），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一切力量来实现宪章派的原则。但是其余大多数宪章派人士则认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强使议会接受宪章派的要求，只有暂时退却，进行长时期的宣传和准备。洛维特等人因而转到教育工作方面去了，另有一些宪章派人士走向了自由贸易运动，而奥康诺则试图另寻出路。

早在1843 年，奥康诺提出了一个土地计划，企图用恢复小农制度的办法来解救失业的或在业的贫穷工人的困苦。1845 年4 月，宪章派集会于伦敦，会上通过了奥康诺的计划，决定成立一个土地合作协会，后改称“全国土地公司”。该组织的宗旨是：购买土地，使贫穷的工人在这块土地上定居，因为工人有土地可种，是摆脱资本家剥削的最好办法。但是该组织也提醒工人：必须迅速争取议会通过宪章，因为土地协会只能解决局部现实的问题，而实现宪章却能使这个土地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根据奥康诺的计划，1846 年在里奇曼沃思附近的苍鹭门建立了奥康诺村，又购置了一些土地，使宪章派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刚开始时，这个计划受到许多工人，特别是那些刚刚从小生产者转变过来的工人的拥护，1846年9 月，就有6000 人购买了约1 万份股票；1847 年11 月，又有42000 人购买了股票，土地公司筹措到8 万镑资金。但是由于管理不善，终于在1848年破产。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显然是受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影响，而且反映了工业革命后大批丧失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的愿望。但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奥康诺村”的居民每人有自己一份土地，除了交一部分租金给土地公司外，其余都归自己所有。而欧文在王后林所建立的共产村，理论上是每个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分配。

五、1848 年宪章运动

宪章运动的复兴 当奥康诺醉心于建立小农制的土地计划时，宪章派中的哈尼和琼斯仍在为他们原来的主张坚持斗争。1847 年英国又发生了经济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实际工资降低，在这种环境下，宪章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奥康诺在这一年当选为议会议员，这是宪章派唯一的一次当选，它对宪章派争取在议会通过人民宪章的活动，起到了鼓舞的作用。1847 年11 月20日，《北极星》报上刊登了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致英国全国工人的呼吁书，号召工人们在新拟订的请愿书上踊跃签名。在1847 年11 月和12 月，许多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哈尼和琼斯以及其他一些宪章派领导人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英国选举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下院的代表只代表贵族和资产阶级，而英国有6/7 的成年男子却被剥夺了选举权。

在宪章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之际，1848 年春，又传来了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英国的宪章派和工人群众更为振奋。在1848 年春，各地举行群众大会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到4 月初，几乎每天都有上百次的群众大会。在新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达550 万人，超过了前两次请愿书的签名人数。第三次请愿书的基本内容包括下列一些原则：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人民是一切政权的基础，工人应享有对劳动产品的权利。在议会中没有代表

而必须向政府交纳赋税，这是暴政。只有实行工人和劳动阶级代表制订的法律，才能使国家的富源和经济资料，获得最完美的发展和最合理的管理。以上这些原则，应该变为国家的法律。

1848 年4 月10 日游行示威的失败 1848 年4 月4 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新的“国民公会”，有36 座城市的47 名代表参加。会上哈尼和琼斯主张武装起义，而奥康诺则认为只能用和平请愿的方式，双方意见不一，最后决定在4 月10 日组织示威游行，把请愿书递交议会，如果请愿书被议会否决，国民公会就将草拟一份致维多利亚女王的陈情书，要求将议会解散，并要坚持斗争，直到宪章成为法律为止。

各地宪章派响应4 月10 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号召，政府对此深感惊慌，一个贵族写道：“宪章派所引起的恐怖正在增长，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严重的行动。”英国政府为了镇压示威，于4 月7 日发布公告，加以恫吓，同时任命79 岁的“铁公爵”惠灵顿统率大批军队集中于伦敦，这支军队包括12 万正规军和15 万名临时警察。

4 月10 日早晨，伦敦全城布满了军警。10 点钟，以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为首的游行队伍开始行进，到达肯宁顿公地时，人数已达数万人。但在这个紧要关头，宪章派领导人下不了决心。伦敦警察局长警告游行队伍不准到议会去，否则就要进行镇压。奥康诺在威胁面前表示屈服，他答应将游行队伍解散，仅由委员会用三辆马车装载着请愿书，将之送交议会。游行队伍失去领导，不知所措，随之解散。

1848 年以后宪章运动的衰落 4 月10 日的游行示威失败之后，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英国北部工业地区。当年4、5 月间，在兰开夏等地几乎每天都有群众集会，英国政府加强了镇压措施。6 月间进行了大逮捕，琼斯等数十名宪章派领导人被捕入狱。就在这时，法国的6 月起义和德国的1848 年革命遭到失败，宪章运动遂走向衰落。这时资产阶级也展开了反攻。在经济上，工人们以前斗争取得的一些成果都被取消了。以前的一些旧制度又恢复了起来。在工厂中，不论童工或女工，都实行15 小时工作制，并实行实物工资。在政治上，政府取消了人民举行露天集会和递交请愿书的权利，如果要递交请愿书，人数不得超过12 人，并且禁止阅读民主派的报纸。琼斯在《寄语人民》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讲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英国“在它的殖民地，太阳永远不落，可是在英国鲜血也永远流不干；在技术上它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技术的威力却被用来代替工人，使那些被迫失业的工人忍饥挨饿，家家工厂都比兵营更残酷，比监狱更痛苦，比战场更危险。”宪章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它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六、宪章运动的最后阶段

宪章派的分裂 1848 年示威失败后，宪章派内部有些人认为工人阶级在当时的英国还不足以单独充当社会的推动力量，它应该与资产阶级合作。奥康诺也加入了这一派。但是也有一些宪章派人士坚持工人阶级的组织应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们与上述温和路线发生了严重分歧。

1849 年12 月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代表。会上温和派占了上风，在新选出的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占了多数，他们推行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遭到宪章派内部其他一些人的反对，6 个温和分子自动退出了执行委员会。他们另外组织了一个“全国宪章同盟”，并宣称，他们的新方针是：“促进与各种改革流派的友好和亲密关系。”

温和派的活动，引起伦敦以及爱丁堡、兰开夏郡、约克郡等地的宪章派的不满。1850 年5、6 月间，上述各地的宪章派举行集会对温和派进行谴责。1850 年7 月，琼斯刑满出狱，他仍坚持原来的激烈路线，并在英格兰、苏格兰各地50 多个城市周游，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宪章派组织而努力。1851年3 月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的国民公会。琼斯和哈尼都参加了。会上通过了一个新纲领，纲领在序言中说：“国民公会所保持的意见是：如果政治变革不伴随着社会变革，那么这种政治变革将毫无结果。如果宪章运动不与社会科学相结合，那么宪章运动将会彻底失败。”纲领还提出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包括实行土地国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生产合作的原则，信贷事业国有化，废除国债等。另外还提出，全体公民都有权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海陆军实行民主化，每个公民都有携带武器从事军事活动的权利等。这个纲领与以前的宪章派纲领相比，在思想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它表明，宪章运动已发展到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它的基本要求，就是通过递交请愿书，实行选举改革，然后通过选举，取得议会多数，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宪章派的新报刊和“工人议会” 为了宣传1851 年通过的新纲领，琼斯等宪章派领导人着手筹办新的机关刊物。同年，在琼斯发起之下，开始出版《寄语人民》杂志，同时在全国组织了代销网。到1852 年1 月时，《寄语人民》的销售量已达到了3000 份，并在58 个城市中行销。接着琼斯又着手筹办新的机关报纸。琼斯对报纸的作用非常重视。他在《寄语人民》的一篇文章中说：“对运动来说，第一个最重要的事乃是机关报。它是交流斗争经验，与地方党组织建立联系的工具；是动员、说服、解释、辩护和教育的工具；它是基本的联系环节，前进运动的旗帜和组织工具。”事实上，1851 年《寄语人民》杂志出版后，宪章派中的激烈分子已把它作为宪章派的机关报，而不再相信以前的机关报《北极星》了。除了《寄语人民》之外，1852 年5月，琼斯等人又出版了《人民报》。在出版这些报刊中，曾得到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支持。他们不但为之写稿，而且还曾帮助过它的编辑工作。在琼斯等人的努力下，1854 年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宪章派的代表会议。会议宣布自己是“工人议会”。琼斯当选为会议主席，马克思被选为名誉代表。马克思虽然未参加这次会议，但给大会送去一封信，信中说：“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具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①“工人议会”闭幕后，本来预定在当年内再召开一次，但终于未能开成。同时，自1853 年以来，在各地广泛开展的罢工运动，到1854 年5 月时，也由于缺乏经费而逐渐平息。以后虽然琼斯等人还力图把宪章运动复兴起来，但未能成功。1858 年《人民报》停刊，整个宪章运动也告终结。即使琼斯本人也放弃了原来宪章派的纲领，而走上了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合流的道路。

从1848 年到1858 年的宪章运动，是宪章运动走向衰落的阶段。不过，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比以前几个阶段的发展水平更高。而且，在工人运动史上，这一阶段的宪章运动正是40 年代宪章运动同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国际之间的中间环节，两者之间是通过1848—1858 年的宪章运动联接起来的。

宪章运动衰落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宪章运动的衰落，除了它本身存在的一些缺点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客观因素。宪章运动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的目标是要通过实行普选制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像这样的形式和性质的运动，只有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代才可能发展。在30 年代初到50 年代，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如1832 年议会改革的斗争，1846 年废除谷物法的斗争，1847 年争取10 小时工作制的斗争，1849—1852 年资产阶级为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展开的反攻等。在这样的条件下，宪章运动得以号召群众广泛开展斗争，使运动一浪接一浪地发展。但是自从1848 年以后，英国社会历史已开始发生变化，在以后的20 年中，英国的经济走向高涨，减少了失业，工人生活得到改善。虽然也发生了1857 年和1866 年两次经济危机，但持续的时间比以前短，英国很快就从危机中恢复了过来。其次，19 世纪中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了“世界工厂”，产品行销全球，在国际市场上首屈一指。同时，英国又占领了广大的殖民地，如加拿大、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到1850 年时，英国的殖民地已达170 万平方英里，人口达1.6 亿。此时的英国已具有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即广大的殖民地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这样，英国的资产阶级就可以将从殖民地剥削来的超额利润，分一部分改善熟练工人的生活。同时，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引起了英国人大批向这些地区移民。据统计，1851 年英国向海外移民的人数已达335966 人。1852 年上半年6 个月中，移民人数更达到365992 人。其中有很多是工人或小生产者，这样就缓解了国内的紧张局势和矛盾。

另外，宪章运动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它所要求的政治、经济变革，在当时还没有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去加以实现，而工人阶级本身也没有达到足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133 页。以担当实现这些任务的水平。它缺乏组织性，没有统一的政党，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工人队伍中产业工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来自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或破产农民他们留恋过去的小生产者地位，在斗争中不够坚定，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所吸引。而他们要对付的资产阶级，却正在发展之中，而且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和经济管理才能。在1832 年议会改革之后，工业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新老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他们共同与工人阶级为敌。

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英国历史及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的独立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在宪章运动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英国，他们同宪章派取得了密切的联系，并研究了它的经验，这对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发生了重要影响。宪章派的斗争也为当时英国劳动人民争取到一些胜利，如1846 年谷物法的废除，1847 年的10 小时工作制等。而且，由于宪章运动声势浩大，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府每当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为了避免宪章运动的重演，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另外，宪章运动失败后，数以千计的运动参加者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也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当中有些人迁居到美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把民主思想的种子带到了这些地方，为这些地方民主运动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第四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及理论来源 19 世纪40 年代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阶级斗争、思想文化和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时代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针对新的实际进行的巨大的理论改造和划时代的理论创新。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已进入完成阶段，大工业在生产的各个部门普遍地建立起来，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工业革命的进展也十分迅速。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大工业开始在一些生产部门中建立起来，尽管手工工场和小手工业的生产仍然在经济上占优势地位。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比英国、法国落后。但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促进了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在19 世纪30、40 年代，工业的发展也很迅速。资本主义生产在英、法、德等国的迅速发展，使它固有的生产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1825 年在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大约每隔10 年左右就爆发一次，并波及到愈来愈多的国家，到1847 年发展为世界性的危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给劳动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一个被称为体现理性，将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制度，竟显得如此狰狞，使人们深受震动，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固有矛盾的逐渐暴露，为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可能。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创造了社会经济的前提。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创造了阶级的、政治的前提。因为它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大批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和农民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生产资料逐渐地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中。这样，“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尽管自由资本主义已相当发展，却远远没有消除原始积累时期打下的残暴烙印，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不断加强，它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愈益猛烈。从19 世纪30 年代开始，连续爆发了1831 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1836 至1848 年英国宪章运动以及1844 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这表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仅仅为改善生活条件反对个别资本家的经济斗争，发展到为争取政治权利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同时，这也表明无产阶级不仅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阶级，而且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和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要实现社会主义只有依靠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既迫切地要求革命理论的指导，又为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的需要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有史以来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则是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直接的理论来源。

产生于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反映了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它的主要代表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黑格尔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对辩证法作了重要的贡献。他认为整个世界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矛盾是发展的内在根源。这种辩证法思想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辩证运动的主体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是“绝对精神”。他的辩证法是为论证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服务的。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他认为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不依赖任何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人的意识和思想不过是物质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但他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在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时，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部分，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及其唯心史观，创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威廉•配第创立，经过亚当•斯密的发展，到大卫•李嘉图完成。“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奠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是他们的主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家财富的真正的来源，错误地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创造的，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制定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种种弊病进行了分析，力图找出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他们对未来的理想社会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设想。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空想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产阶级已成为历史发展伟大动力的历史新条件下，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理论。

此外，19 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有机体细胞结构”学说、“能量守恒及转化”学说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发展”学说，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用阶级斗争观点撰写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等，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理论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卡尔•马克思于1818 年5 月5 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莱茵省是当时德国资本主义工业最发达、政治生活很活跃的地区。他的父亲是个自由主义的开明律师，充满着启蒙学派的精神。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树立起为人类幸福献身的崇高理想。1835 年进入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他的专业是法律，但却用更多的时间学习哲学和历史。柏林大学是黑格尔学派的中心，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组织“博士俱乐部”，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1841 年大学毕业，不久就取得博士学位。这时，他在哲学观点上基本是唯心主义者，在政治观点上是革命民主主义者。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立即投身于反对封建专制和争取民主的斗争。《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马克思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姿态，猛烈地抨击了普鲁士出版法和反动的书报检查令。1842 年他开始为自由主义的《莱茵报》撰稿，不久被聘为该报的主编。在编辑工作中，马克思接触到下层人民的贫苦生活，了解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产生怀疑。他在发表于《莱茵报》的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公开地为政治上、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农民进行辩护，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并指出这种贫困状况是由官僚制度的本质决定的，整个国家制度又是由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决定的。这说明马克思已突破了黑格尔关于国家的唯心主义学说，向唯物主义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这一时期，他也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问题已“具有欧洲的意义”，“应该把它当做目前的重要问题”，进行“理论论证”。

1843 年，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进行迫害，马克思被迫离职，迁居到克罗茨纳赫小镇。他带着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遇到的许多实际和理论问题，特别是国家问题，在书斋里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写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部未完成的手稿中，他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倒转过来，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的立场。1843 年10 月，马克思为筹办《德法年鉴》杂志迁居巴黎。在那里，他直接接触到具有革命传统的法国无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这对马克思世界观的进一步转变起了重大作用。1844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标志着他已最终地转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了。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他提出了政治解放（资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的思想。马克思虽然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功绩与作用，但又指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一切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他进一步解决了由什么力量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第一次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作了精辟的论述。文章还指出：先进理论是群众斗争的精神武器，群众是能够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只有把群众的斗争和理论的批判结合起来，才能变革旧的制度。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就对经济问题发生了兴趣。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进一步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恩格斯寄给《德法年鉴》的文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又给了他一个直接的启示。从1844 年初，马克思开始研究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他综合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写下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此文中，马克思从“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脱离了劳动者，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者相对立。他们生产的财富越多就越贫穷，劳动成为劳动者的一种自我折磨，资本家则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产品，从而造成劳动者同资本家的对立的发展。异化劳动的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理论分析的萌芽形式。马克思还试图对社会作出全面的考察，他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个表述已经包含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理论论证，将共产主义运动置于经济的历史运动的基础之上，这就使社会主义开始具有了科学性质。因此，《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最初尝试，但它还是一部不很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 年11 月28 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一个工厂主家庭。1837 年，由于父亲的坚持，他没有读完中学，就被送到巴门的商业营业所当办事员，一年后又被送到不来梅的一家贸易公司任职。但是，恩格斯对经商毫无兴趣，他利用空闲时间自修，如饥似渴地阅读论述宗教、哲学和政治问题的进步著作。他还仔细地观察了当地劳动者的生活，对他们的悲惨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同情。通过这些活动，恩格斯清算了自己从小受到

的宗教教育，增强了对专制制度的憎恶，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841 年他到柏林服兵役，同时利用公余时间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积极参加青年格尔派的活动。在柏林期间，恩格斯曾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撰文驳斥普鲁士专制主义的代言人“基督教哲学家”谢林。1842 年他受到费尔巴哈著作的影响，开始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转向唯物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是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入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那么恩格斯则是从研究英国社会状况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完成这一转变的。1842 年11 月，恩格斯到英国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当职员。赴英途中，他曾与马克思作过短暂的初次会面。当时，处于工业革命完成阶段的英国刚刚经历了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冲击。资本主义生产的庞大规模和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都使恩格斯感到惊讶。他抛弃了社交活动与宴会，把空闲时间用来调查和研究，经常深入工人住宅区，观察工人的贫困状况。恩格斯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宪章派活动家以及流亡英国的德国“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建立了联系，经常在晚上参加他们的一些公开的集会和讨论。同时，他系统地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无数的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能够为自己打通一条走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

1843 年11 月，恩格斯发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根据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传播的情况，指出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共产主义“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②这说明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点的形成。接着，他为《德法年鉴》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指出竞争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它不断地引起危机，使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只有“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③在《德法年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他批判了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鼓吹的“崇拜英雄”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出无产阶级是从事伟大民族事业的唯一有前途的阶级。这些著作表明恩格斯也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创立 1844 年8 月，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回国途中，在巴黎第二次会见马克思。他们发现彼此在一切理论方面完全一致，从此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开始了共同系统地制定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理论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德国哲学思想体系”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来进行的。1844 年9—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恩格斯回到巴门后，于1845 年完成了《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同年春，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1846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再次合作，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 年，马克思又写了《哲学的贫困》，并发表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全面地制定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初步创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1.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通过对一系列具体的哲学、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分析，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得出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科学结论，“接近了”关于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在书中还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原理，论证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类认识的基础、标准和目的。马克思把实践范畴作为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础，从而与以往的哲学划清了界线。恩格斯称这个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全面地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概括地说明：“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作者还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生产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形态、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等等；指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规律，指出两者间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根源；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自然历史过程，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2.剩余价值学说的萌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他们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取得的进展又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行变革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经过深入研究，马克思开始从劳动价值入手，探索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1844 年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时，对劳动价值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在《神圣家族》中，他已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两年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开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初步原理，揭露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的剥削实质。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原理。他通过具体的事例证明，资本家所以能获得利润，是因为工人所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了工人以工资形式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在这里，马克思还没有提出“剩余价值”的概念，更没有明确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对于确立剩余价值学说具有关键意义的基本概念。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两部著作证明，马克思当时“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②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思想，后来经过马克思长达20 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完整的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

3.社会主义从空想向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是“两个伟大的发现”。“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已全面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也以萌芽的状态出现了。这就使社会主义在从空想向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还以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理论论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正像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代替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一样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也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历史的这种进步趋势，决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通过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解决。他们又提出：资本主义还造成了实现这一革命的社会力量，即革命的无产阶级。从这个阶级的实际生活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共产主义学说，正是这个革命阶级的地位、利益和作用的理论表述。

马克思、恩格斯还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了科学预见，揭示了人类社会这一更高形态的基本特征。他们将共产主义称之为最高的、不受单个国家所限制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形式，称之为没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消灭了三大差别和旧式分工，因而使个人体力和智力都能得到真正全面的、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指出：“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这种联合“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②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力于创立革命理论的同时，积极参加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确信，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仅需要革命理论指导，而且需要有一个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为了传播革命理论，他们于1846 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讯委员会很快就同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形成一个广泛的通讯网，彼此交换情报，讨论各国的共产主义宣传问题。为了建立革命的政党，他们十分重视对“正义者同盟”的争取。因为这个由德国的流亡者和工人建立的组织，在当时已发展成为有法、英、波兰和瑞士等国工人参加的国际性组织。但是，同盟的指导思想十分混乱，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流派对它的影响非常严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同当时流行的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蒲鲁东思想展开了斗争，使同盟中愈来愈多的成员和领导者接受了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并决定对同盟进行改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1 月接受邀请参加了“正义者同盟”。接着，同盟中央发出“应该实行全面改组”的通告，宣布即将召开同盟的改组大会。

1847 年6 月，恩格斯出席在伦敦召开的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大会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实际上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由恩格斯和沃尔弗起草的新章程草案。这个章程草案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并规定同盟的目的是：“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①。1847 年11 月底至12 月初，同盟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都出席了。大会讨论并批准了同盟的新章程。这个章程将草案中关于同盟目的条文修改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还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个宣言，即“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这次大会表明，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具有国际性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已经建成了。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着手完成起草宣言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写过两个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执笔写成《共产党宣言》，由同盟的中央委员会付印出版，于1848 年2 月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

《宣言》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宣言》以这个基本思想为指导，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虽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明，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已不再能适应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社会化的大生产必然要求消灭私有制，代之以与它相适应的公有制。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巨大的生产力，而且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个武器的人——现代工人阶级。现代工人阶级处于被奴役的最下层，又是大工业的产物，因而是现代社会中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并肩负着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宣言》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宣言》作为党纲阐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目的和策略原则。《宣言》指出，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它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它的策略原则是，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但是它“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宣言》还驳斥了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诬蔑，批判了形形色色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

《宣言》最后满怀信心地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完成。列宁在1895 年指出：“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二、第一国际

五六十年代的工人运动 1848 年革命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19 世纪50、60 年代，新的工业热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它的“黄金时代”。这时，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取得世界的工业霸权。1860 年，它的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36％，英国成为向世界各地供应工业品的“世界工厂”。法国工业革命的进展也很迅速，在许多工矿企业中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被广泛利用，工业生产几乎增加了两倍。德国的工业革命起步虽晚，但在50、60 年代迅猛发展，在20 年中工业生产大约翻了两番。美国的工业革命在北部地区已于50 年代完成，内战结束后又逐渐在南部及其他地区兴起，仅20 年工业生产就增加了将近3 倍。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生产开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也随之形成。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已完全确立并开始形成为一个世界体系。

1848 年以后资本主义虽然进入经济繁荣的年代，但却摆脱不了它的基本矛盾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857 年，爆发了新的危机，它首先出现于英国，接着就蔓延到欧洲大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重新高涨起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到19 世纪60 年代，欧洲产业工人已达874 万人，此外还有手工业工人1123.5 万人。在50、60 年代，工业的

发展虽然是史无前例的，但工人群众的贫困却没有相应的减轻。从1857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又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这就引起了各国工人的反抗。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日益提高。1859 年，伦敦的建筑工人举行罢工，打破了宪章运动失败以来英国工人运动的长期沉寂。在这次罢工胜利的基础上，出现了各行业工人的联合组织——工联伦敦理事会。法国的工人运动从60 年代初开始也重新活跃起来。在1863年立法团选举时，工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这是法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斗争。他们在1864 年又迫使第二帝国取消了禁止工人结社的勒夏普利埃法。德国工人也争得建立工人组织的权利，于1863 年5 月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大洋彼岸的美国，1863 年初也建立了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形成的条件下，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日益带有国际性的特点。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当资产阶级采用从国外招雇廉价劳动力的办法来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时，工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和加强国际团结的必要性。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欧、美和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不仅激起了各国工人的深切同情，也使他们的国际团结思想进一步增强。1862 年夏伦敦举行世界博览会，300 多名法国工人代表前往参加，受到英国工会联合会的热情接待，双方就国际团结问题进行了商谈。1863 年1 月22 日，在伦敦召开支援波兰起义的群众大会，英国工联领袖奥哲尔代表工联写了告法国工人书，呼吁加强国际团结和建立国际工人组织，并邀请法国工人组织派代表到伦敦参加一次国际性会议，声援波兰人民的斗争。法国工人广泛地讨论了英国工人的呼吁书，热烈支持英国工人的倡议。总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日益增强，成为这个时期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为建立国际无产阶级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准备了条件。

但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居领导地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派别严重影响着工人运动。如英国的工联主义、德国的拉萨尔派以及流传于法国、西班牙、瑞士、比利时等国的蒲鲁东派和后来的巴枯宁派等等。为了适应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和团结工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50、60 年代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马克思在贫病交迫的困难条件下，总结1848 年革命的经验，写出了一系列光辉著作。同时，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为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作出伟大贡献。1859 年克思把研究的初步成果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部书中《资本论》的基本构思已大体形成。从1861 年起，马克思开始撰写《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还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写了许多评论文章，揭露各国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理论工作的同时，也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骨干作了巨大努力。他们竭尽全力在道义上、物质上帮助各国的工人领袖，并从理论上培养、提高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和英国宪章派左翼领袖哈尼、琼斯等密切联系，指导他们办好《人民报》；帮助德国流亡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等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干部问题上为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准备了条件。

1、第一国际的成立

1864 年9 月，在伦敦圣马丁教堂召开了声援波兰人民起义的国际性工人大会，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近2000名工人代表参加。马克思接受大会筹备组织的盛情邀请，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根据法国工人代表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决议，选出21 人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1866 年底改称总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委员。10 月初，临时中央委员举行会议，决定这个组织的名称为“国际工人协会”，并选出主席、总书记、财务委员及各国通讯书记，组成常务委员会。英国工联领导人奥哲尔当选为主席，马克思任德国通讯书记。但实际上，马克思一直被公认为国际的领袖，几乎国际所有的纲领性文件和决议草案，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或体现了他的思想。恩格斯当时住在曼彻斯特，没有直接参加国际的领导，但他同马克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10 月初举行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还选举了负责起草国际宣言和章程的专门委员会，马克思也当选为委员。起草委员会中的意大利工人代表沃尔夫、法国工人代表律伯和英国工人代表韦斯顿先后提出了他们草拟的宣言和章程草案。但内容杂乱无章，十分冗长，而且理论见解也模糊不清。马克思重新改写了《成立宣言》，并拟定一个新的《共同章程》，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在起草委员会顺利通过，11 月1 日又被总委员会一致通过。

马克思起草这两份文件时，充分考虑到当时工人运动的水平和复杂情况，认为宣言的内容既要保持革命原则的纯洁性，又能争取在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工联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群众，这样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马克思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他在《成立宣言》中肯定了工人阶级争取当前利益斗争的必要性，说明英国工人阶级争得10 小时工作日立法是一次重大胜利，合作社运动也是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但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因为资本家和地主“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为了取得解放斗争的成功，工人阶级不能只靠人数决定胜负，而“必须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不能“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③也就是要建立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政党。宣言还指出：只有加强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宣言和《共产党宣言》一样，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作为结束。《共同章程》阐明了国际的目的、任务、组织原则和组织结构。章程首先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①国际工人协会建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②章程规定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各支部或联合会选派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听取总委员会的报告，选举总委员会。在大会休会期间，由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指导国际各地组织和支部的活动。

《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为国际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表明国际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群众性革命组织。

2、促进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斗争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就积极在各国成立支部。在法国，1865 年成立了国际的第一个支部——巴黎支部，全部会员都是蒲鲁东主义者，其领导人是托伦。随后，其他一些城市，如里昂、马赛、鲁昂、圣太田、卡恩等地也成立了国际的支部。到1867 年，法国已有26 个国际支部。在英国，从1865 年起，一些工联组织和工人群众便陆续参加了国际。到同年9 月下旬，国际已有1.4 万名英国工人会员。此后，全国各地的一些工联组织又相继参加了国际，到1868 年仅伦敦就大约有50 个加入国际的工联。因此，英国的工联成为国际的主要群众基础和支柱。但是，英国工联的全国领导机构——伦敦工联理事会，为保持其独立性，拒绝将自己的名称改为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而只是宣布与国际“合作”。除工联外，在英国参加国际的还有争取国会选举改革的工人组织“全国改革同盟”以及一些合作团体。在德国，由于普鲁士和其他一些邦国禁止任何团体与国外其他组织发生联系，先进的工人只能以个人资格加入国际。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传播国际思想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在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也先后成立了一些国际的支部。国际不仅致力于在各国建立支部，而且努力把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支持和参加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及一切进步运动。马克思强调要“实现劳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并且指出：“一般说来，这一问题包括国际协会的全部活动”。

在第一国际时期，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的经济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基本斗争形式。对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人的罢工，国际都曾给予声援和支持，与资产阶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866 年春，伦敦和爱丁堡的成衣工人举行大罢工时，资本家从德国、丹麦招募工人破坏罢工。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便呼吁德国工人拒绝前往，并劝说已到英国的外国工人回国，或帮助他们另找工作，对保证罢工的胜利

起了很大的作用。1866 年10 月，英国编筐工人举行罢工，资本家从荷兰、比利时招募工人进行破坏，国际又劝说并帮助这些人返回自己的国家。1867年2 月，因为资本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巴黎3000 名铜器工人举行罢工。国际当即发表公开信，号召英国工人给予经济援助，英国许多工联组织慷慨地向法国工人提供贷款和捐款，使罢工得以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1867 年3 月，当伦敦火车司机罢工时，总委员会呼吁法国司机以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名义，拒绝英国资本家的招募，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使英国火车司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1868 年4 月，日内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国际日内瓦委员会组织5000 人的声援集会，总委员会也发动募捐给予经济支援，使罢工取得胜利。此外，总委员会对1868—1869 年英国工人的罢工、1868 年11 月到1869 年春瑞士巴赛尔织带工人的罢工、1868 年12月法国棉纺织工人的罢工等，也都给予了声援与支持。由于得到国际的声援与支持，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从而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信心，增强了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的威望也日益提高。总委员会也十分关心各国的民主运动，积极支持各国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60 年代英国展开了争取选举法改革的群众运动。马克思认为：这一运动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它的胜利将进一步扫清封建残余，为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无产阶级在运动中也将进一步团结起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地位。因此，他和总委员会不但支持国际会员参加这个运动，而且也积极组织工人参加斗争。马克思还为无产阶级确定了在运动中应采取的策略：无产阶级在运动中应作为独立的阶级来行动，决不能充当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一定要提出普选权的要求。如果激进资产阶级公开承认无产阶级的普选权要求，就可以和他们建立同盟，但要不断揭露他们的妥协和叛卖。在国际会员的推动下，1865 年建立了“全国改革同盟”，委员中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总委员会的代表（主要是英国工联领袖）各占一半。该同盟领导了群众性的选举改革运动，促进了1867 年国会改革的进行。

第一国际成立后，对民族解放运动也非常重视。总委员会对1863—1864年波兰民族起义给予大力支持，曾于1864、1865、1866 年三次发表声援波兰的决议，并从1865 年起连续三年与波兰流亡者共同召开了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在1867 年1 月22 日的纪念会上，马克思亲自发表演说，痛斥了压迫波兰的各国政府，并提出一项决议案：“没有波兰的独立，欧州的自由就不能确立”。总委员会也很重视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1867 年在马克思主持下，总委员会对英国政府判处4 名芬尼党成员死刑一事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谴责，坚决要求赦免爱尔兰革命者。在国际内部反对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当第一国际建立时，马克思主义还只是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在工人运动中尚未占统治地位。而“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①这就决定了在第一国际的内部，必然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这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展开的。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或通过交换意见来实现的。在国际活动的前期（1864—1868 年），主要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蒲鲁东虽然于1865 年1 月逝世，但在国际前期蒲鲁东主义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小资产阶级比较多的国家仍非常流行。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多数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发起人，在国际内也有很大的影响。蒲鲁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19 世纪50、60 年代是资本主义工业高涨时期，在竞争中被排挤而面临破产威胁的小资产阶级普遍幻想建立一个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从这种愿望出发，蒲鲁东提出一个建立所谓“自由”社会的改革方案。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贫富不均，是违反平等原则的，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私有制，是违反独立的。他的任务就在于设计和建立一个综合“平等”和“独立”的、超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形式，即所谓“自由”社会。它在社会经济方面是以“个人领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的社会。所谓“个人领有”，就是小私有制。

为小私有者，并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来代替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把社会一切建立合作社、作坊和小工厂，从而实现直接的、公平的产品交换。他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保证小生产者的独立和平等。然后，小生产者再用它的财力逐步购买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废除资本，就可以实现小生产者永世长存的美好世界。“自由”社会在政治方面，是一个“各人只管自己”、“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蒲鲁东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既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也反对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甚至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与服从”。同时，他还反对社会革命和任何政治斗争，反对罢工和工人成立工会，甚至反对妇女参加生产。

国际成立后，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拒绝接受马克思制定的基本路线，妄图把他们的错误理论强加给国际，成为国际前期的主要危险，因而遭到了马克思和国际许多代表的批判。1866 年9 月举行的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在合作制、工会、罢工以及妇女劳动等问题上展开争论，蒲鲁东主义者的错误论点为多数代表所批驳。大会在《关于合作制》的决议中指出：合作运动只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之一，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在工会和罢工问题上，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成立工会组织可以加强工人的团结，以对抗资本家的进攻；工人举行罢工可以限制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工会和罢工都是必要的。但决议也指出：不要夸大工会的作用和罢工的意义，工会也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目的之内，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迫群众的解放。关于妇女劳动问题，大会承认妇女加入工业生产是进步现象，它增强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力量，同时也可以使妇女摆脱家庭事务圈子。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争取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日内瓦大会之后，国际工人协会按照章程每年都举行代表大会。在国际前期召开的代表大会还有1867 年瑞士洛桑大会、1868 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会。在洛桑大会上，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争论特别激烈。大会提出了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交通邮电事业国有化的主张，但蒲鲁东主义者坚持要保存小土地私有制。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就此作出最后的决议。在布鲁塞尔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又提出保存小土地所有制的主张，重新挑起争论。会前，马克思曾向总委员会作了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经济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也不能保留小农所有制，因为它阻碍机器的采用和大生产的发展，所以实行土地公有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马克思的观点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得到支持。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经济的发展将使土地公有成为社会的必需，国家应将土地、矿山和铁路交通交给社会共同使用。蒲鲁东主义者在大会上遭到彻底失败，并于会后开始发生分化。它的左翼（瓦尔兰等）逐渐倾向马克思主义，自称“集体主义者”。其右翼则日益削弱，他们在第一国际内的势力从此一蹶不振。

工联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也是总委员直接依靠的唯一群众性组织，因此在国际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工联的领导人在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中是支持马克思的，但他们坚持工联主义，夸大工会的作用而忽视政治斗争，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而只热衷于争取所谓“公平工资”。马克思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和教育。1866 年6 月，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肯定了成立工会及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性，但也指出不应夸大这种斗争的作用，因为它还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只是对它的结果进行斗争，从而无法根绝雇佣劳动制度。因此，必须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批判了工联领袖在爱尔兰问题上采取的沙文主义立场。

在第一国际的后期（1868—1876 年），在国际内部出现了以巴枯宁为首的“阴谋”集团。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又领导了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米•亚•巴枯宁（1814—1876 年）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原来是沙皇的军官，后来流亡到国外，参加了1848 年德国革命。被捕后押回俄国，遭到长期监禁和流放。1861 年，他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日本，经美国来到西欧。

从1865 年起巴枯宁侨居意大利，1867 年又迁往瑞士，在这个期间他逐渐形成一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巴枯宁和蒲鲁东一样也反对一切国家和否认任何权威，认为“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才是理想的、自由的社会。同时，他也主张“完全放弃一切政治”，反对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巴枯宁主张用暴力立即消灭国家。他认为“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消灭国家之后资本便会自行消亡，劳动人民也就可以立刻得到解放”。但他鼓吹的暴力革命，不是依靠无产阶级进行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是采取密谋策略利用流氓无产者和破产农民进行的“暴动”，并幻想在24 小时之间便一举消灭国家，“摧毁一切”，实现所谓“社会清算”。此外，他还鼓吹只要废除继承权，就可以消灭私有制，实现“各阶级平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反映了丧失任何得救希望的、已经破了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绝望情绪。它在经济比较落后的西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及法国的非工业区影响最大，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破产的小资产者极多。

巴枯宁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危害，不仅在于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还在于他所策划的分裂国际组织的阴谋活动。1868 年秋，巴枯宁组织了宗派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他要求总委员会允许这个同盟的整个组织加入国际。遭到拒绝后，他表面上接受总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宣布解散同盟，于1869 年混入国际，但在暗地里却原封不动地把这个组织保存下来。巴枯宁指望依靠它在即将召开的巴塞尔大会上取得多数，然后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的手中。但他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遭到失败。1869 年巴塞尔大会的选举结果，巴枯宁分子没有一个被选入总委员会。

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同巴枯宁分子在继承权问题上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巴枯宁分子认为，继承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因此，要求大会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马克思为总委员会写了《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指出继承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存社会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它是私有制的结果而不是起因。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在继承权方面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但它的伟大目标在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大会进行表决时，巴枯宁分子的提案因赞成票未超过半数，而没有为大会通过。这样，巴枯宁分子篡夺国际领导权和纂改国际宗旨的阴谋，均遭到失败。

3、第一国际的解散•历史意义

  1871 年3 月18 日巴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巴黎公社。为了声援巴黎的无产阶级，国际总委员会曾多次派代表参加英国共和派召开的群众大会，促使他们通过支援巴黎公社革命的决议。总委员会还专门派委员赛拉叶到巴黎，与当地的国际组织及公社的领导人联系。国际的巴黎各支部在这次革命中也起了非常卓越的作用。公社被镇压后两天，总委员会又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法兰西内战》，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歌颂了巴黎工人的丰功伟绩，揭露了敌人的凶残。因此，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国际也进行了疯狂的迫害。法国政府在1871年6 月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通知，号召共同“讨伐”第一国际；同年法国政府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对加入国际的人剥夺其公民权并处以监禁和罚款。德国政府于1871 年5 月29 日以“叛国”罪判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年监禁。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也都对国际的支部和会员进行了迫害。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内部也有许多人背叛了国际。英国工联领袖、总委员会委员奥哲尔等人宣布退出总委员会；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等人则公开投到反动政府的怀抱。总委员会谴责了他们的背叛行为，并把他们开除出国际。巴枯宁分子也乘机加紧了分裂国际的活动。巴枯宁本人一面攻击公社革命是“犯罪行为”，是“蠢事”，一面妄图利用他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来取代国际。他还把瑞士的汝拉联合会拉过去、作为反对国际的基地，并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收罗信徒，分裂当地的国际支部、成立巴枯宁的宗派组织。这就使国际的处境更加困难。

为了制定巴黎公社失败后无产阶级的行动路线，粉碎巴枯宁分子的分裂阴谋，国际于1871 年9 月在伦敦召开秘密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拟定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强调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运动与政治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指出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社会革命和消灭阶级，必须“组织成为政党”。会上还指出了工人与农民建立联盟的任务。会议也讨论了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问题，揭露了同盟的分裂活动。巴枯宁分子拒绝出席伦敦会议，于同年11 月在瑞士洛桑维耳耶召开宗派性的“代表大会”，到会仅16 人。他们公开反对伦敦会议的决议，攻击总委员会滥用职权；要求“支部自治”和“自由联合”。为了回击巴枯宁派的进攻，马克思、恩格斯于1872 年春写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揭露了这个阴谋集团的分裂活动和两面派手法。1872 年9 月，国际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在彻底揭露巴枯宁派的阴谋活动后，把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还通过决议，决定将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美国。总委员会迁到纽约以后，左尔格当选为书记，但因无法与欧洲劳动者保持联系，实际上停止了活动。1876 年7 月，第一国际在美国费城举行最后一次代表会议，宣告解散。

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立了伟大的功勋。首先，它用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教育了各国无产阶级，使国际主义深入人心。其次，在国际内部斗争中，通过批判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错误思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最后，它推动了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并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骨干，为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列宁说：“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立下了伟大的功绩，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三、巴黎公社

第二帝国的危机及其崩溃 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经济上的繁荣，使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一度比较稳固。但进入60 年代以后，帝国面临严重的挑战，不仅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日益增强，资产阶级也起来反对第二帝国了。1866 年至1867 年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法国的阶级矛盾，终于使帝国在60 年代末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

在1848 年6 月起义失败后，遭到严重催残的法国无产阶级，进入60 年代以后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日益成长壮大。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产业工人的队伍扩大了，到60 年代末，法国已有300 多万工人。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人的货币工资虽然有所提高，但因物价和生活费用提高得更多，实际工资多企业实行12 小时工作日。在帝国后期，工人运动重新高涨，他们不仅进行经济斗争，而且积极开展政治斗争。1862 年，巴黎印刷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在1864 年举行立法团补选时，巴黎工人发表“六十人宣言”，宣布工人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工人只有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团，才能干预国家政策。在这一年，巴黎工人还利用勒夏普利埃法的废除，开始组织工会，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1865 年，在法国成立了国际的第一个支部——巴黎支部，随后在一些其他城市，如马赛、里昂、鲁昂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国际的支部。

随着国际支部的成立，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工人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工人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无产阶级开始成为帝国统治的重大威胁。在第二帝国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帝国的压迫，处于无权的地位。进入60 年代以后，他们又在大资本的排挤下纷纷破产，对帝国的不满日益加深。在1848 年曾参与镇压六月工人起义的小资产阶级，开始向无产阶级靠拢，逐渐地革命化了。新雅各宾派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他们继承了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主张推翻第二帝国的反动统治，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

在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虽然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但在经济上却无微不至照顾他们的利益，从而使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成为帝国的主要社会支柱。但1860 年法国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新商约，降低了进口商品的关税率，使英国的商品大量涌入，严重损害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三世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又使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出现了庞大的赤字，从而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资产阶级也起来反对第二帝国了。

60 年代初，在法国出现了一个称为“自由联盟”的反对党。它的成员既有奥尔良派的旧权贵，也有从事自由职业的年轻共和派。他们要求选举自由、言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742 页。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并主张建立真正的议会制度，成立向议会负责的内阁。在1863 年的选举中，“自由联盟”获得200 万张选票，32 个议席，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1866 年至1867 年爆发了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法国是这次危机受害最大的国家之一，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普遍锐减，股票行市一落千丈，大批企业和工厂破产。这次危机持续了两年多，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以往各次危机。它激化了法国的阶级矛盾，促进了反政府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在经济危机时期，亚眠、马赛、鲁贝等城市的工人掀起巨大的罢工浪潮。1869—1870 年，里卡玛尔矿工和克勒佐制炮厂工人的罢工非常激烈，工人同政府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时，工人群众的组织职工会、合作社、互助会等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869 年，巴黎的40 多个工人团体统一为“工会联合会”，并与国际的支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际在法国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了。到1870 年春，法国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建立了国际的支部，国际会员达20 万人左右，在巴黎、里昂、卢昂和马赛还成立了4 个国际支部联合会。起初，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人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很快便从中分化出以瓦尔兰和弗兰克尔为代表的左派。到60 年代末，他们已掌握了国际巴黎组织的领导权。在左派的领导下，国际支部在工人中间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1869 年，一个资产阶级政论家担忧地说：工人中“十个有九个是社会主义者或准备作社会主义者的人”。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讨论政治斗争和革命任务问题，提出建立公社政权的要求，积极准备迎接新的革命的到来。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也加强了。参加了“自由联盟”的奥尔良分子梯也尔指责政府：“种种错误无一不犯”。资产阶级共和派通过报刊积极开展反对第二帝国的斗争，公开要求推翻帝国的统治，在法国重建共和制。1868 年，它的著名领袖列昂•甘必大在为一名受政府迫害的共和派记者辩护时，在法庭上无情地谴责了第二帝国，指出它的起源就是犯罪，它的行为就是残暴，并且预言它将很快地走向灭亡。

1870 年1 月10 日，共和派记者奈尔被拿破仑三世的弟弟庇尔•波拿巴枪杀。这一暴行激起了巴黎人民的强烈革命情绪。共和派的一家报纸公开发出革命的呼吁：“法国受这些强盗（指波拿巴及其一家）血手的摆布已经18年了。法国人民，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为了抗议皇室的暴行，巴黎人民在1 月12 日举行了20 万人参加的游行大示威。工人高呼“打倒波拿巴！”“共和万岁！”等口号。这一事件集中地反映了法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它表明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已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中。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拿破仑三世企图用对外战争来转移人民的视线。皇后欧仁妮就说：“如果没有战争，我儿将不能做皇帝了。”拿破仑三世选择的战争目标是普鲁士，因为他担心德国成为强大、统一的国家，同法国争夺欧洲的霸权。当时南德的4 个邦尚处于北德意志联邦之外，因而拿破仑三世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阻挠普鲁士统一德国。普鲁士也想通过一场战争打败法国，从而完成德国的统一，并夺取法国的重要矿区阿尔萨斯和洛林。

1870 年7 月19 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由于战争是法国挑起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德国的统一，因此这场战争在法国方面是侵略性的，在德国方面是防御性的。战争开始后，法国因士气低落，指挥混乱，连吃败仗，暴露了第二帝国政府的腐朽无能。8 月中旬，法军主力被普军分割包围。由巴赞元帅率领的一支军队被围困在北部要塞麦茨，由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另一支军队被包围在与比利时接壤的色当要塞。在9 月1 日的色当决战中，法军大败，宣布投降。9 月2 日，拿破仑三世连同在色当的法国官兵全部作了俘虏。色当的失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9 月3 日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4 日就在巴黎暴发了革命。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拥入波旁宫立法团会议厅，要求废除帝制，恢复共和。接着，共和派议员甘必大在市政厅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且建立了临时政府。政府中大多是资阶级政客，奥尔良派保皇党人特罗胥将军任新政府首脑，资产阶级共和派儒尔•法弗尔任外交部长，甘必大任内务部长。无产阶级虽然在这次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因组织上还很脆弱，他们的领袖又多半被囚禁在帝国的监狱中，因而使资产阶级乘机独占了政权。3 月18 日起义和公社的诞生 色当战役后，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很快就占领了法国整个东北部，并向巴黎推进。这时，普法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随着第二帝国的崩溃，德意志统一的障碍已经消失。但普鲁士却继续进行掠夺法兰西人民的战争，企图侵占法国的领土。这样，战争在法国方面就转为正义的防御性战争，在德国方面则转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在人民群众坚决要求抗击普鲁士侵略的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声明要抗战到底，并自称为“国防政府”。但事实证明，它实际上是个卖国政府。还在共和国成立的当天晚上，“国防政府”首脑特罗胥就对他的同僚说：“目前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挡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事。”外交部长法弗尔在给内政部长甘必大的信中供认，他要“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因为，当时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但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国防政府”对工人阶级是十分恐惧的，它担心武装了的工人阶级在战胜普鲁士侵略者之后，就会掉转枪口来反对法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因此，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由于它采取了投降政策，普鲁士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顺利地向法国纵深推进，于9 月19 日包围了巴黎。

9 月4 日革命后，巴黎无产阶级表现了极大的抗战热情。他们强烈要求“国防政府”普遍武装人民，抗击普鲁士侵略者。在群众压力下，政府被迫同意除原有国民自卫军60 个营以外，再建60 个新营。巴黎工人冲破了政府的规定，到9 月30 日共建立了194 个新营，约30 万巴黎工人和小资产被武装起来了。新建的无产者营是抗击普鲁士侵略和实现巴黎公社革命的主力军。巴黎人民的组织程度也迅速提高。早在9 月5 日，巴黎20 个区就分别选出本区的监察委员会。9 月11 日，各区的监察委员会又共同选出一个领导机构——巴黎20 区国防共和中央委员会（简称“20 区中央委员会”）。于是在巴黎出现了一个和资产阶级政府相对峙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它成为巴黎人民斗争的领导核心。在20 区中央委员于9 月17 日公布的纲领中，提出了关于治安、粮食和防务等问题的主张，得到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

国防政府害怕武装起来的巴黎人民，加快了投降活动的步伐。10 月27日，被普军包围在麦茨的17 万法军投降。消息传来后，巴黎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卖国政府，才能拯救法国。10 月31 日，根据20 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巴黎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但由于缺乏准备和统一领导，这次起义失败了。1871 年1 月22 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结果又失败了。此后不久，20 区中央委员会就与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共同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推翻政府的寡头政治和工业贵族”，让工人参加政府。面对人民革命的威胁，资产阶级加紧卖国活动。1 月28 日，“国防政府”同德国签定了停战协定，规定解除法国正规军的武器，立即缴付2 亿法郎赔款，并限期召开国民议会，以批准德国提出的和约草案。1871 年2 月8 日国民议会召开，选举梯也尔为新政府首脑，“国防政府”解散。2 月26 日梯也尔在凡尔赛同德国签订了和约草案，3 月1 日国民议会正式批准。这一卖国

条约规定，法国要向德国赔款50 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军继续占领法国6 个北方省份。

在梯也尔政府加紧卖国活动的同时，巴黎无产阶级也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斗争。1871 年2 月15 日，3000 名国民自卫军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并选出由20 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3 月15 日，正式建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第一国际会员瓦尔兰、阿西、阿尔诺等当选为中央委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取代20 区中央委员会成为巴黎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心，实际上它是一个和梯也尔政府相对峙的工人阶级政权。马克思指出：“正是它在3 月18 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梯也尔政府把充满革命情绪的巴黎无产阶级视为心腹之患，当和约被国民议会批准从而正式结束了普法战争后，便全力投入了发动内战的准备。梯也尔政府开始向巴黎调兵遣将。在和约草案签订前，巴黎仅有政府军1.2 万人，宪兵3000 人。3 月8 日至17 日，梯也尔在德国政府支持下，从外省挑选1.5 万至2 万人调入巴黎。德国政府还准备释放战俘，以加强梯也尔政府的实力一切准备就绪后，梯也尔政府于3 月17 日在巴黎召开会议，通过了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强行解除工人武装，并逮捕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3 月18 日凌晨，政府军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很快便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的停炮场。该区的妇女发现政府军企图拖走大炮后，立即敲响警钟。广大群众和国民自卫军兵士闻警迅速赶来，包围了政府军。许多政府军士兵转到了巴黎工人方面，并逮捕了一些反动军官。梯也尔解除巴黎武装的阴谋破产了。

偷袭蒙马特尔高地，是梯也尔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开始。巴黎无产阶级决定用武装起义也回答梯也尔的挑战。3 月18 日上午11 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命令瓦尔兰率领部队开向蒙马特尔。同时，在伯利维尔等区的工人武装击退了政府军，并缴获了不少枪支。午后2 时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扩大起义。起义者开始向巴黎市中心推进，很快便占领了陆军部、警察局、市政厅和其他政府机关。梯也尔见大势已去，狼狈逃往凡尔赛。政府的其他官吏和警察、宪兵也竟相出逃。资产阶级政府在巴黎的统治土崩瓦解，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为临时革命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取得了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胜利。

对德战争的失败及围城时期的痛苦，无产阶级的失业与小资产阶级的破产，群众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卖国行为的不满，工人对新的社会制度的朦胧向往——这一切便是推动巴黎人民举行革命的原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3 月18 日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次革命具有很大的自发性，谁也未曾有意识、有计划地准备它。革命的胜利也是由偶然的条件促成的，即巴黎的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是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3 月18 日革命胜利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本应当立即向凡尔赛进军，消灭反革命的巢穴，但它却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公社的选举上。3 月19日，中央委员会接连发表公告，号召“巴黎人民请各回本区，进行公社选举”，以表明他们“无意于谋取刚被群众风暴推翻的那些人的位置”。这体现了起义者大公无私的真诚的民主精神，但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而失去消灭敌人的大好时机，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3 月26 日，巴黎举行了公社选举，当选的公社委员共86 人。由于从资产阶级住区选出的21 名代表相继退出，因而不久又进行了补选。在公社委员中工人约30 名，其余是新闻记者、职员、教师和医生等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委员中有37 名是第一国际会员，30 人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约40 人是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其中许多人同时兼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数公社委员分别属于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新雅各宾派，只有少数委员是无党派人士。

3 月28 日，在巴黎市政厅举行隆重的公社成立典礼，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将政权移交给公社的代表。聚集在市政厅前面的几十万巴黎人民欢呼“公社万岁！”“共和国万岁！”庆祝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诞生。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 巴黎公社成立后，在与凡尔赛分子进行殊死战斗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公社在政治方面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立法、行政合一的政权机关，并大胆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实验。3 月29 日，公社颁布法令，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同一天，它又下令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装——国民自卫军。公社还废除了旧的警察和司法机构。它建立了由选举产生的治安委员会取代警察局，负责维持秩序和社会治安；同时还选出司法委员会，组织新的民事法庭，颁布新的诉讼陪审条例，以完善司法程序，保护人民的正当权利。这些措施是公社摧毁旧国家机器的重要步骤。

在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压迫人民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公社也摧毁了它的精神压迫工具，即“僧侣势力”。4 月2 日，公社通过政教分离法令，宣布不准教会干涉国家事务，取消宗教预算，剥夺教会财产，查封或征用一部分教堂，将教会势力从学校中清除出去等。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实行立法、行政合一的公社委员会制。由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会既是立法机构，又是行政机关。公社的委员们不仅讨论和制定法律，而且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为了适应这种工作上的需要，公社委员会成立了执行、军事、司法、治安、粮食、财政、劳动和交换、社会服务、对外联络以及教育等10 个专门委员会，由公社委员分别担任这些委员会的委员。

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人民的主宰，公社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第一，实行公职人员的民主选举制。公社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国民自卫军营以下的指挥官，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法官、公证人）和工厂企业的负责人，均通过选举产生。但职能机构的负责人，如邮政局长、税务局长、警察局长及其下属，国民自卫军营以上指挥官，则实行委任制，以保证工作效率。公社实行的选举制体现真正的民主原则。选举不受任何限制，是名副其实的普选制；选举程序简便，有利于劳动人民；实行无记名投票，不许任何人干预选举。任命制也是本着民主的原则，先由群众提名，经过集体酝酿讨论，然后才任命。第二，保障人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公社在《告法国人民书》中申明：“通过选举或竞选任命”的“公职人员和公社官吏”，应该是“经常受到监督的、可以更换的。”为了便于群众监督，

公社通过各种形式让人民了解公社的工作。公社还要求公社委员及各级领导人向人民报告工作，通过选民大会听取群众意见，答复群众的质询。公社委员及其他公职人员还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要求，随时撤换。失职者或不称职的领导人，公社一旦发现，或者在人民检举经过查实之后，一般说来是要被撤职的。第三，取消高级官员的高薪制。4 月1 日，公社通过法令，指出“鉴于到目前为止，各公共机关的高级职务均享有高薪，因而被视为可钻营和私授的肥缺；鉴于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内，既不应有闲职，也不应有高薪”，“规定各公社机关职员最高薪金每年为6000 法郎。”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法国熟练工人的工资。公社还规定兼职不得兼薪，以保证上述法令的切实执行。

这三项措施，是公社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伟大实验。公社在社会经济方面实行了许多旨在保护工人利益的措施。4 月20 日，公社颁布禁止面包房夜工制的法令，以保证面包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有机会参加政治活动。4 月27 日，公社通过禁止任意罚款和非法克扣职工工资的决定，限制企业主对职工的剥削，保障职工的工资收入。5 月12 日，公社通过关于包工合同法令，要求“凡是能够直接同工人协会签订的一切包工合同，都要委托给工人协会”，以免承包人从中渔利，法令还规定不得随意降低承包价格。公社还实行了一些改善小资产阶级处境的措施。如公社于4 月17 日通过关于债务无息延期偿付的法令，规定一切债务一律无息，三年内分期偿付，大大减轻了小资产阶级的债务负担。

公社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实行的最有意义的改革措施，是在4 月16 日颁布的关于将逃亡业主所遗弃的工厂转交给工人协作社的法令。它规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其任务是：统计被遗弃工厂的数目，编制关于这些工厂现状的清册；提出使它们迅速复工的切实措施；拟定工人协作社的章程；成立仲裁委员会，以便在企业主归来时规定把工厂转让给工人协作社的条件以及应向厂主交付的赎金数额。这个法令的实质是用赎买的方式把一部分工厂从私人所有转为集体所有，因而它在一定范围内触及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公社还进行了工人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试验。5 月3日，罗浮尔军械厂的工人根据公社的指示，制定了该厂的管理章程。它规定：工长以上各级领导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受工人监督，不称职者可随时撤换；成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厂内各项工作。公社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公社教育委员会负责人瓦扬曾明确提出，应使每个受教育者受到“全面教育”，“使公社革命能够通过教育改革来巩固其实质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4 月28 日，他签署命令，要求各区“把宗教教育加速改造为世俗教育”，排除教会对学校的控制。公社还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待遇。它号召学生要“听从教师的教导，尊敬他们”，并将教师的薪金由原来“低到可笑的程度”平均增加一至三倍。

公社在普及初级教育和兴办职业教育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公社提倡和鼓励文学艺术为革命斗争服务。它邀请先进的艺术家、建筑家参加公社成立的艺术委员会，负责管理博物馆，举行展览会以及确定艺术教育的方针。公社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它欢迎外国革命家参加公社和担任公社的领导职务。3 月26 日，匈牙利革命家弗兰克尔当选为公社委员。3 月30日通过的《公社选举委员会总结》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其中写道：“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 .外国人可以加入公社，并建议批准公民弗兰克尔的当选。”参加公社的外国战士来自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俄国、意大利等国家。据统计，仅波兰人就有500 人。5 月6 日，公社又拆毁了象征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旺多姆纪念柱，并将旺多广场改名为国际广场。

保卫公社的战斗和公社的历史意义 梯也尔政府逃到凡尔赛后，由于只有残兵败将1.5 万余人，一时无力镇压公社革命，就一面玩弄谈判阴谋，一面集结军队，伺机进行反扑。到4 月初，凡尔赛军队已到达6.5 万人。于是从4 月2 日起，凡尔赛当局开始对巴黎发动突然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巴黎西北部的一些据点。

凡尔赛军队的进攻，激起巴黎群众的革命义愤，要求向凡尔赛进军的呼声顿时高涨起来。4 月3 日凌晨，公社调集4 万名国民自卫军战士，分三路向凡尔赛进军。由于缺乏周密的作战部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国民自卫军遭到惨重损失。公社著名将领杜瓦尔和弗朗斯壮烈牺牲，2000 多名战士被俘。4 月6 日，经过改编的凡尔赛军队重新向巴黎发起进攻。从这时起一直到5 月初，公社和凡尔赛的战斗主要在巴黎西、南郊进行。4 月7 日，凡尔赛军队占领了西郊的涅依桥。20 日又占领了西郊的塞纳河左岸地区。但他们向南郊的进攻却被公社击退；于是梯也尔就开始用大炮不断轰击巴黎。5 月9日，巴黎西南隅的伊西炮台被轰平后失守。5 月10 日，梯也尔在德国提出的使法国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作为交换条件，俾斯麦立即释放10 万俘虏，以加强凡尔赛的军事力量，并允许凡尔赛军队通过德军防线从北面进攻巴黎。

公社成立后，在它的内部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派别：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由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组成，少数派则大都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之间在加强专政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多数派主张必须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把大权集中于几个人手中，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少数派则认为这样做会破坏民主，容易形成专制独裁。由于军事形势日趋严重，布朗基主义者米奥在4 月28 日提出了成立拥有全权的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遭到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但在5 月1 日的公社会上却以45 票赞成23 票反对获得通过。投赞成票的主要是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人士，投反对票的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在选举第一届社会拯救委员会时，由于蒲鲁东主义者进行集体抵制，当选的5 名委员都属于多数派。但因他们的威望不高，未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公社的军事形势也在进一步恶化。

5 月9 日，公社改组了社会拯救委员会，但新的委员会仍为多数派所控制。紧接着他们又清洗了公社委员会内的一些少数派委员。5 月15 日，少数派发表宣言，对多数派提出批评，并表示不再参加公社会议，准备回到各区参加保卫公社的战斗。少数派的宣言公开暴露了公社内部的分歧，在巴黎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通过群众集会和报刊，敦促两派消除分歧，重新团结起来。为了顾全大局，少数派15 名委员在5 月17 日重返公社参加会议。在保卫公社的最后战斗中，两派成员又进一步携起手来，同凡尔赛匪帮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5 月20 日，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发动了总攻。5 月21 日，他们从圣•克卢门攻入巴黎，接着又在夜间占领了巴黎的另外4 座城门。到5 月22 日黎明，通过这5 座城门进入巴黎市区的敌人已达9—10 万之众。公社战士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巷战，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五月流血周”。5 月22 日，公社委员会发表《告巴黎人民和国民自卫军书》，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巴黎人民同仇敌忾，不分男女老少都积极投入了保卫公社的浴血战斗。他们把每一条街巷、每一座建筑物、每一道墙壁都变成阵地；把一切能够利用的东西都拿来修筑街垒，日夜同敌人进行殊死决战。

5 月23 日，凡尔赛军队在俾斯麦同意下，穿过德军防线，开始从北面和东北面攻进巴黎。27 日，巴黎大部分地区已陷于敌人手中，战斗继续在梭蒙高地和拉雪兹神甫公墓进行。27 日夜间，梭蒙高地被敌人占领，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约200 人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同5000 名凡尔赛匪徒展开殊死的搏斗。28 日晚，敌人攻占公墓，弹尽粮绝的公社战士全部殉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公社失败后，凡尔赛匪帮以极其残暴的手段进行报复。在白色恐怖中，有3 万人遭到屠杀，5 万多人被逮捕，其中有4.6 万人被送到军事法庭受审。在审判后，又有200 多人被处死刑，13000 余人被判处各种徒刑或苦役，2000多人被流放。面对敌人的疯狂迫害，公社战士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公社将领东布罗夫斯基和公社检察长里果被俘后，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公社委员费烈在法庭上控诉了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他正气凛然地说：“我是巴黎公社的委员，现在落在征服者的手里，他们要我的头，让他们拿去吧！我决不会忍辱贪生。我已经自由地活过，也要自由地死去。”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从主观上说，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因而使公社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3月18 日革命后，公社没有乘胜向凡尔赛反革命巢穴进军，消灭已濒于瓦解的梯也尔政府反动军队。公社对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不够坚决，甚至没有取缔在巴黎出版的反革命报刊。在同凡尔赛的战争中，公社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中心，并错误地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并利用它对凡尔赛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此外，在公社委员会内部，忽视必要的集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在宗派斗争上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从而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但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缺乏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历史条件。70 年代初的法国，尚处于资本主义的“青年时代”，小生产仍占绝对的优势，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因而，公社革命所要消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

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永远不可磨灭。巴黎公社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偿试，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在总结它的经验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奴役他们的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所以，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这是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巴黎公社还提供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用真正民主的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来取代它的初步经验。马克思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巴黎公社在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政府方面做得不够坚决，留下了沉痛的教训；那么它在实行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方面所进行的大胆实验，却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公社实行的民主选举制以及保证选民享有真正的监督权、罢免权和取消高级官员的高薪制等措施，是防止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有效措施和伟大创举。公社还创造了立法和行政合一的新的国家形式。它有利于克服资产阶级议会的弊端，使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的自由不致流于形式乃至欺骗，值得借鉴。但因没有实行权力的划分，难以收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之效；一个机构既管立法又兼行政，也有无法兼顾之弊。公社实行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和具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的法令，也为利用国家政权排除资本主义，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巴黎公社是19 世纪初期以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峰和总结，同时它也使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吸收和归纳了历次工人斗争的经验与成果，从以往的共和要求、普选运动以及1848 年提出的建立“社会共和国”的主张，发展到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成为19 世纪最伟大的社会革命，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巴黎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因而它既不可能取得胜利，也不可能阻止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公社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必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发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世界市场的形成

 

19 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的时期。首先，在这个时期，汹涌澎湃的民族统一运动、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浪潮席卷欧洲和北美洲，资产阶级从此掌握了政权。这大大加速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日本明治维新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在革命后，日本也向着发展资本主义的目标迈进。其次，在这个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诸国，把这些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把它们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在这个入侵活动中，英国走在了最前面。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是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到19 世纪中叶，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它的工业产品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畅销无阻；再就是因为英国在西欧列强中拥有的殖民地最多，它的殖民地遍及东、西半球，有“日不落国”之称。可以说，这时期已经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亚、非、拉美诸国在不同程度上均成为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第一节 欧美的民族民主运动•改革运动

 

一、英国1824—1867 年的改革

19 世纪初英国的济经状况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持续了20 多年（1792—1815）的全欧洲范围的战争停止了。英国得以把注意力重新投入到国内事务上。这时，由于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又攫取了大量殖民地，这给它的工商业发展又带来很大好处。所以在1815 年以后的一段时期，英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从18 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这时已经扩大到英国几乎一切生产部门。不仅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和机械化的过程迅速发

展，而且采煤、冶金等重工业部门也飞快地增长。由于蒸汽机和第一批铁路的出现，对金属和煤的需要量越来越大，这就刺激了重工业部门的发展。1814 年史蒂芬逊建造了第一个火车头，接着在1815—1818 年间又建造了一些新型的机车。第一条铁路建成于1825 年，这是从斯托克顿到达林顿的全长40 公里的铁路。1829 年，在经济上具有更重要意义的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全长48 公里的铁路线通车。本来在19 世纪头几年，在一些工厂和矿山中，已建造了一些简便的轨道，由马拉的带轮子的车辆在上面行驶。火车发明以后，运输速度和运输量都大大提高了，这对当时的生产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农业的改造，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 世纪初，经“清洗领地”阶段，从15 世纪末开始的圈地运动至此彻底完成。在1815 年以后，仅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自耕农，作为一个阶级最后完全消失，英国的农业完全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轨道。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表现之一的生产过剩危机，在19 世纪初的英国也开始出现。最初，1815 年和1819 年的危机还具有局部性质，而到1825 年的危机时，已成了第一次全面的周期性的危机了。

在经济危机期间，英国各生产部门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包括纺织工业和冶金业在内的生产和销售，都大幅度降低。同时，英国的经济具有较大的对外国市场的依赖性，特别是纺织业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输往国外市场销售的。但是自从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实行“大陆封锁”、英国实行反封锁政策以后，当时各个国家都不得不发展自己的生产，所以到这时，对英国产品的需要量相对减少。这也是导致英国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因素。

托利党专权•“彼得卢屠杀” 19 世纪初，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托利党独揽大权，土地贵族实行只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使广大人民，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在内，都处于无权地位。特别是下层群众，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由于几次生产过剩危机，生活急剧恶化。1815 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谷物法，规定只有当国内市场上的粮价达到80 先令1 夸脱（1 英夸脱＝1.137 升）。时，才准许国外的粮食输入英国。这样就使国内粮价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不但普通人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而且也大大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粮价高涨，势必使资产阶级提高付给工人的工资。同时，由于英国提高了粮食入口的关税，某些农业国为了报复，也提高了对英国的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妨害了英国产阶级向外国出口工业产品。

这时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继续发展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无产阶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经济剥削、政治压迫都集中在他们身上，这引起了无产阶级的不断反抗。原来在工业革命开始时期的“卢得运动”又一度复活。1816 年在英国东部许多郡中都发生工人捣毁机器的事件。在勒波罗地区，工人捣毁了50 多台机器。不过，这是英国“卢得运形式。在三四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工人走上了组织工会、进行罢工斗争的道路。1820 年纺纱工和织布工组成了全国性的总工会，造纸工人联盟和铸工联盟也出现了。

失业工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积极行动起来。1817 年，曼彻斯特的失业工人组织了向伦敦的进军。他们打算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在行进途中，像士兵一样背着折叠起来的毛毯，所以这次运动又称“负毯者进军”。面对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托利党政府惶惶不安。1812 年，利物浦勋爵即着手镇压群众运动。1817 年1 月28 日，摄政王乔治在从议会回家途中遭到群众辱骂和投掷石头，利物浦勋爵政府就以此为借口，要求停止实行人身保护法。在议会讨论这一提案时，辉格党反对派领导人格雷勋爵和罗素勋爵表示反对。同时，许多城市都举行群众大会，反对政府这一行动，并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维护宪法。但是，在下院讨论这一议案时，以托利党占多数的议员以165 票对105 票通过了暂停人身保护法。政府根据这一决议，立即禁止一切集会，如不遵守，则判处死刑。许多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受到迫害。

但是群众运动在短暂消沉之后，到1819 年又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里兹等城市中兴起。1819 年8 月16 日，在曼彻斯特的彼得广场，约8 万名工人、手工业者等集会。与会者高举旗帜，要求取消谷物法，实行普选权，给人民以自由。但当大会的主要发言人汉特刚走上讲台发言时，一队早已准备好了的警察和骠骑兵冲向群众，他们用马刀砍死了11 人，砍伤数百人。这次在彼得广场上血腥的镇压，被称为“彼得卢屠杀”，因为屠杀群众的士兵是

参加反拿破仑时的滑铁卢战役的团队；他们对待手无寸铁的平民，就像在战场上对待敌人一样。“彼得卢屠杀”之后，政府又颁布了一些被称之为“堵嘴法令”的法令，禁止不经政府批准的集会，对报刊规定了很高的税率，使民主派报纸无法出版。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1819 年的生产过剩危机过后，1820 年英国的经济开始回升。那些脱离了西班牙统治的拉丁美洲各国，成了英国商品的外销市场。在英国经济状况好转的同时，在政治领域，有一些统治阶层的人感觉到应该给工业资产阶级以适当的照顾。除了辉格党之外，在托利党中的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如乔治•康宁等，也认为应该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以争得势力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的支持。

托利党中的保守分子，当时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在1822 年去世，首相利物浦延揽了乔治•康宁以及罗伯特•庇尔等一些自由主义托利党人入阁。这届内阁在1824 年颁布了取消1800 年的反结社法令，给人民以组织工会和社团的自由。虽然，在1825 年又公布了一个条例，不准强迫其他不自愿罢工的人参加罢工，但从此之后，组织工会已属合法，新的工会纷纷成立。1826 年，政府又对谷物法进行修正，规定英国国内粮食价格每夸脱高达66 先令以上时，即可进口粮食。这一措施，多少能使粮价保持在不致过高的水平上，同时也有利于资产阶级同外国的贸易来往。但是这些微小的改革和局部措施，已不足以消除群众的不满。何况，从1825 年起又发生更大的生产过剩危机。许多生产部门生产缩减，随之而来的是工资降低，失业人数增长。国王乔治四世在1826 年议会开会致词中也不得不承认：到处都是贫困！

20 年代末，工人运动在许多地区如约克郡、兰开夏郡等地重新高涨起来。这时工人运动的一个特点是越来越具有政治倾向。大多数工人已逐渐认识到，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不能只局限于经济要求，而要进行政治斗争。如以威廉•洛维特为首的一批工人在他们的“全国联盟”所创办的《贫民卫士》报上就提出了议会改革，实行普选权，秘密投票等主张。未来的宪章派领导人奥布莱恩也经常为该报撰稿。

工人运动在城市重新高涨之际，农村中也不断发生农民的骚动。农业工人、农村手工业者和一些由于农业生产危机遭到破产的小农场主都参加了农民骚动。农民骚动开始于肯特郡，然后蔓延到英国南部及东南部各郡。骚动者捣毁打谷机，因为打谷机的使用使许多农业工人找不到工作，同时他们还焚烧地主的庄园和粮仓。农民还向各地发信件，申诉他们的痛苦，表示他们运动”。“斯文”一词在英文中原意为秋千，又有绞索的意思。农民所以这样自称，是为了表示他们或者受苦受难，死于贫困，或者参加反抗斗争，宁愿上绞刑架。

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 城乡劳动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日益走向政治斗争的道路，促使激进民主派更加急迫地要求议会改革。早在反法战争结束之后，在英国国内就已成立了一些要求议会改革的团体。其中著名的有“汉普顿俱乐部”，这一名称来源于17 世纪革命时下院的反对派著名领导人汉普顿。该俱乐部的主要领导人物是卡特莱特。它的成员除了资产阶级，还有中等阶层人士及手工工人。它的口号是争取扩大议会选举权，平等划分选区，议会任期一年等。

除了汉普顿俱乐部外，在英国同时还成立了其他一些俱乐部。在这些俱乐部和主张议会改革的人当中，有些人态度温和，如边沁等人，他们从契约论的国家学说出发，认为国家是由于人们缔结协约而产生的，现在国家只保护土地贵族的权益，而丢掉了对社会其他阶层的义务，所以应该扩大议会选举权，以便使更广大的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派人还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发展工商业。在议会改革运动中，另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如理查•卡莱尔、亨利•汉特等，特别是威廉•柯伯特影响更大。柯伯特认为，国家的财富都

是由下层劳动群众创造的。他要求地主应该把土地归还农民。同时，他认为国家政权被一小撮人掌握，因而应该实行议会改革，给人民以选举权，使人民有决定国家政策的权力。

柯伯特、汉特、卡莱尔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受到英国17 世纪的平等派和18 世纪末民主派的思想及18 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影响，但是他们把理想的政治溯源于古代，而他们的斗争是为了恢复“昔日正义事业”，希望恢复英国人民以前所享有的权利。

激进民主人士在英国各地周游、召集会议，号召进行议会改革，并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同时，他们还出版报纸，宣传他们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卡莱尔的《共和党人》报和柯伯特的《每周政治指南》。1816 年，柯伯特出版了他的报纸的廉价版，发行量达数万份，远超过了当时一般的报纸，影响甚大。

在要求议会改革的运动遍及全国各地并日益高涨的大环境下，1830 年1月，由托马斯•阿特武德领导的一个激进民主主义团体在伯明翰举行大会，成立“保卫社会权利政治联盟”，提出要求社会中、下等阶层应享有议会的平等代表权的纲领，并主张用递交请愿书的和平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个联盟成立之后，其他城市纷纷仿效。在伦敦，1830 年3 月成立了以普莱斯为首的“首都政治联盟”，他们与伯明翰的“保卫社会权利政治联盟”保持密切联系，共同进行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这些政治联盟的成立，对鼓动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争取议会改革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作用。参加这一运动的，不仅有社会中、下层人民，而且许多工业资产阶级也积极参加。在英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中，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在此期间，西班牙发生的革命（1820年）、希腊革命（1821 年）和比利时发生的革命（1830 年），都在英国国内引起广泛的同情。特别是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国内的改革运动。面对这种局势，辉格党领导人考虑到，如果把议会改革列入自己的纲领中，在1832 年进行的下届议会改选时，可能有助于战胜托利党。于是，辉格党领导人格雷伯爵也宣布主张选举改革。

他在1830 年11 月向下院的演说中说：在地平线上正集结着乌云，暴风雨就要来了。只有赶紧进行议会改革，才能避免这次风暴的袭击。1832 年国会改革 当要求议会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内阁首脑惠灵顿公爵却固执地反对一切关于改革的建议。他表示，英国的议会制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他的讲话引起群众激烈的抗议。惠灵顿公爵倒台后，国王

乔治四世任命主张改革的辉格党领导人格雷勋爵组阁。格雷一面派军队镇压工人的罢工和农村的骚动，一面向议会提出改革方案，以缓和国内的强烈不满情绪。但是改革法案提出后在1831 年4 月和10 月先后被上院所否决。议案在1831 年12 月第三次提出时，又遭到上院的阻挠。这时全国群情激愤，特别是不列斯托尔等地，群众骚动更为强烈。以乔治四世为首的当权者惶恐万状，决定让步。1832 年6 月，改革法案终于获得通过。

1832 年议会改革法案规定：降低选举资格，城市的居民凡年收入在10镑以上的房户主和年租在10 镑以上的房客都有选举权；农村中的选举资格是年收入在10 镑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和年收入在50 镑以上的租地农业家也取得了选举权。同时取消了56 个人口不到2000 人的“衰败选区”以及这些选区原有的111 个代表名额。将32 个小的选举城镇的代表名额各减少1 名。对143 个代表名额重新作了调整。增加了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新兴起的大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兹等的代表名额。1832 年的议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它带来了适应于工业革命以后所发生了的社会变动，刷新了政治制度。在1688 年“光荣革命”以后，只有金融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现在工业资产阶级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了。但是在争取议会改革斗争中出力最大的工人阶级却被排除在选举权利之外，他们照旧处于无权的地位。

工业革命的完成 19 世纪中叶是英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正处在它的资本主义的成熟时期。虽然也发生过1857 年和1866 年的经济危机，但不论在时间上或规模上，都远不如三四十年代时危机的长久和严重。在各个工业部门，生产都在迅猛发展，生产技术也不断提高。除了原来发达的轻工业之外，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也发展起来。英国成了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号称“世界工厂”。从1850年到1870 年，英国的纺织厂从1932 个增加到2483 个；机器纺锭达到3000万个，比美国或法国多4 倍；羊毛工厂从1998 个增加到2579 个。从产量来看，1848 年的生铁产量为200 万吨，1870 年时已增长到600 万吨；原煤1855年时产量为6150 万吨，到1864 年增长到9200 万吨，铁和煤的产量都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特别是廉价的、大批生产的钢，已逐渐取代铸铁和锻铁。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由于铁路和汽船的广泛应用，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 世纪中叶时，英国的铁路网的总长度达到10600 公里，路轨已采用钢材，负荷量更重。在水上运输方面，50 年代时，英国有汽船1000 艘，到了60 年代已达到5000 艘左右，造船的材料也已用金属代替木材。当时英国拥有的汽船数占全世界的一半。汽船运输对英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英国的海外贸易在整个英国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直到19 世纪中叶，在英国的水上运输中，帆船仍然比汽船多。

19 世纪中叶英国的对外贸易 19 世纪中叶，世界各个地区基本上都已卷入到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之中。因此，在世界贸易中占垄断地位的英国，获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利润。据统计，1850—1870 年的20 年中，英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增加了约2 倍。英国的贸易额在世界总贸易额中占很大的比重，1850 年世界贸易总值为145 亿马克，而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就达52亿马克。到1870 年，世界贸易总值增长到374 亿马克，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

易额增长至140 亿马克。

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输出品多为工业制成品，如棉织品，1850 年输出总值2800 万镑，1870 年输出7100 万镑，占英国对外输出品数额的第一位。毛织品的出口也有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钢铁和煤的输出额增长更大。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英国在全世界居领先地位，它的机器出口额也居世界第一位。1850 年英国输出的机器总值约100 万镑，到1870 年时增加到530 万镑。作为“世界工厂”并在世界贸易中占垄断地位的英国，使许多国家在经济上都从属于它。即使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在经济上实际也是英国的半殖民地。

英国之所以在19 世纪中叶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并超过其他国家，是由于下列一些原因：英国最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在生产技术上利用机器和蒸汽作动力进行产生的英国，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过那些继续使用手工劳动的其他国家。同时，当英国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正是全世界资本卷入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中的时候，这大大便利了英国在全世界推销它的产品，同时掠夺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原料，加之在交通运输方面，英国依靠其迅速发展起来的铁路和汽船，使它的商品流通比任何国家都快。有些国家在海外运输上，还得借助于英国的交通工具。另外，19 世纪中叶，英国已占有了印度、加拿大、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锡兰、南非开普敦等广大的殖民地，当时英国殖民地的面积达1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5 亿人。这些殖民地成了英国廉价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

英国之成为“世界工厂”及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垄断地位，意味着这时已经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形成，又意味着世界地区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可以说，19 世纪中叶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向世界连结成一个整体的目标迈进的第三步。自由贸易的实现 与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相适应，英国在19 世纪中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过去，英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17 世纪50、60 年代开始实行的“航海条例”、“列举商品法”、“主要商品法”以及1815年开始颁行的“谷物法”都体现了重商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是完全为英国大商人、大船主及大地主的利益服务的，局部地也是为了保护英国的工业（如“列举商品法”及“主要商品法”）。但是到19 世纪20、30 年代以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力量愈益强大，于是上述重商主义政策就越来越不适应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了。先以“航海条例”来说，根据这个条例，垄断航运业的英国大商人、船主可以任意抬高进口原料的价格，这自然不利于工业资本家。“列举商品法”及“主要商品法”的主要目的是使北美殖民地成为英国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及商品倾销市场，这对17、18 世纪的英国的幼稚的工业来说，是起了保护作用的。但是到19 世纪前半期，强大的英国工业已经不需要国家来保护了，相反地，这个政策只能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因而不利于英国工业的发展。如前所述“谷物法”对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也很不利。因此，1832 年议会改革后，上台掌权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便开始了争取废除上述一系列重商主义法律的斗争。到1846 年终于迫使议会废除了“谷物法”。“航海条例”也在1849 年被取消了。此外，在1846—1849 年间，议会又取消了200 种左右的商品进口税。这些措施意味着自由贸易的实现。

英国不但在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且也要求外国实行这个政策，以利于英国的商品畅销世界。而强迫外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是与其炮舰政策分不开的，即英国统治集团不惜发动侵略战争打开外国的大门。如1840 年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1854 年参加克里木战争， 1856 年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等，都是这一政策的体现。

自由贸易政策在表面上是平等的，实际上是极不平等。因为，英国的廉价商品会挤垮工业落后国家的商品。英国推行的自由贸易，只能加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手工业者及农民的破产，摧残它们的民族工业。19 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9 世纪中叶，英国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富国。然而巨额财富主要都落到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占全国人口不到2％的地主、金融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业资产阶级，占有国民收入的36.5％，而占人口80％以上的劳动群众，却只占国民收入的40％。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1863 年在下院发言时也承认：“财富和威力的惊人增长，完全只限于有产阶级。”在英国的工商业和财富急速增长的同时，穷人的数目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加了。据统计，1855 年穷人数目为851369 人，而1856 年就增长到877767 人，以后逐年增加，到1863 年时达到1097382 人。1866 年经济危机到来时，穷人的数目更大大地增加了。在社会各阶层中，工人的生活状况格外困苦，特别是女工和童工，受到残酷的剥削，物质上、精神上都处于悲惨的境地。工人群众的工资待遇，并未由于生产的发展而提高，而是降低了。1857 年经济危机期间，造船、冶金、煤矿中的工人工资降低了15—20％；1866—1867 年经济危机期间，很多部门的工人工资降低了10—20％。而大批的失业工人，更是流离失所，走投无路。1858 年在纺织工业的中心城市曼彻斯特，有22％的工人失业，在冶金工业中心城市舍菲尔德，大约1/2 工人完全失业或部分失业。

50—60 年代的英国工人运动 宪章运动失败后，引起工人运动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即生活困苦、工资低、失业增加，加上政治上的无权地位，所以工人运动仍旧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在50—60 年代，工人运动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一批工人组织的所谓“新模范”工会。它以1851 年威廉•牛通和威廉•阿兰建立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为开端，以后其他工会纷纷仿效。

这种“新模范”工会的特点是：在组织上具有狭隘的行会习气，它只以行业系统来组织全国性工会，只限于工资较高的熟练工人才能参加，会费较高。设有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实行集中领导，它的指导思想已不再是把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只是在于经济互助。它有一种理论，即认为：劳动力价值受供求法则支配，所以要限制劳动力的供应，以保持他们的就业机会和高工资。有一个工会的领导人对此曾说过：“当缺乏鸡蛋的时候，鸡蛋是珍贵的，当缺乏工人的时候，工人是高贵的”。在这些工会中，最有影响的少数人形成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金塔（Ju-nta），意为小集团。

第二种是以合作运动为主要形式。合作运动由1843 年成立的所谓“罗奇德尔先锋”首开其端，这是在罗奇德尔城兴办的一个工人合作社，它按照工人购买物品的数量来分配红利。随后，其他各地纷纷仿效，到60 年代，英国共有454 个这类合作社。

第三种是以互助会为主要形式。地方性的互助会早已存在，但在19 世纪中叶，全国性的互助会也迅速发展起来。这些互助会活动范围狭窄，它们各立门户，互不团结，只关心本身的利益，而置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于不顾。

上述情况使工人阶级内部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错综复杂的关系。19 世纪中叶发生的几次国际事件，在工人阶级内部引起不同反响，促使工人内部的分歧更加扩大。原来在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之间，英国工人阶级对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般都是支持的。但是在1854 年英国参加克里木战争后，一部分工人跟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如科布登、布莱特等人反对战争，因为这部分资产阶级害怕战争妨碍他们的对外贸易。但是另一部分工人则拥护对沙皇政府进行战争，因为沙俄是镇压波兰人民和匈牙利人民的刽子手。对于1857 年的“印度叛乱”——士兵起义，以琼斯为首的一批工人为印度的士兵起义辩护，但是更多的工人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影响，主张镇压起义的印度士兵，即使一向主张和平的布莱特也主张用武力镇压起义者。

19 世纪中叶，英国工人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权被工人阶级上层熟练工人所掌握。这部分工人待遇较高，他们不主张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英国全国的工会，也主要由这部分高薪熟练工人所组成。当时英国全国共有工人800 万人，但熟练工人阶层的人数不到150 万人。参加到工会中的工人在60 年代时还不到工人总人数的1/10。这时的工会收取的会费很高，非一般贫苦工人所能问津。这样的工会被称之为“老工联”，以别于19 世纪末成立的以非熟练工人为主体的“新工联”。

在上述工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阶级妥协和经济主义，他们只着眼于提高工资，加强互助，救援失业工人和生病工人等。这些工会的领导人所提出的口号是：“诚实的劳动，合理的工资”、“防御而不是进攻”。他们认为，工人同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号召工人与资本家合作共同搞好生产。“老工联”中有些领导人，在几十年中一直身居工会的高等职位，渐渐官僚化，脱离了工人群众，在工人组织中也渐渐形成了一个集中的官僚核心。第一国际与全国职工联合会 工人阶级的基层群众不满上层分子小集团的行为，便另组织了一些工会，并发动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工人们感到有进一步联合起来的必要，于是在木工、矿工、纺织工中先后成立了职工联合会。在伦敦和另外一些城市还成立了工会会议。伦敦的工会会议出版了报纸《蜂窝》，它的编辑是乔治•波特。《蜂窝》报反对“金塔”工会官僚小集团，主张建立全国性的职工联合会。终于在1868 年，全国职工联合会在曼彻斯特建立了，当时拥有会员11.8 万人。

1864 年9 月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时，英国工人积极参加，许多职工联合会都加入了第一国际。1869 年时，英国的第一国际会员有9.5 万人。但是许多职工联合会领导人与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他们也反对支持1871 年的巴黎公社。后来除了厄普加特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领导人都退出了总委员会。

当1861—1865 年美国内战时期，英国政府支持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干涉美国内战，英国工人阶级在第一国际的号召下，激烈抗议政府干涉美国内战的企图。另外在60 年代，英国在酝酿和进行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也积极参加。不过，有的工会领导人追随资产阶级激进派，没有提出自己独立的改革纲领。

总的来看，在这个时期，英国在生产技术上居世界首位，在资本主义关系方面，也最为成熟。客观条件对社会主义运动更为有利，但是英国的工人运动却相对落后，自从宪章运动失败后，再未出现过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更没有形成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议会与两党制 这一时期适逢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 年），她力图在政治上发挥重大影响，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这时的英国立宪君主制进一步发展，国王的地位虽然名义上很重要，但实际上仍是“统而不治”。真正的实权仍然掌握在议会和由议会多数党所组成的内阁手中。外交大臣巴麦尊因为在制订外交政策中，未考虑女王的意见，而引起女王的不满，但她也无可奈何。她的丈夫阿尔伯特虽一再努力，但是除了争得一项权利——女王同大臣谈话时他可以旁听之外，无任何别的实际权力。

在议会里，虽然经过1832 年的改革，但由于改革很不彻底，土地贵族仍旧在议会里有很大势力。不过，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势力，也不断增长。在议会里，存在着两党制。1832 年改革后的年代里，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改名为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党仍然交替地操纵着英国的政治。保守党仍然代表土地贵族特别是大农场主的利益，但50—60 年代时，与殖民地的商业有关系的大船主和大商业资产阶级也和他们联系在一起。在庇尔之后，狄斯累利成为保守党的领袖，他鼓吹“新托利主义”或“小托利主义”。但50—60 年代，保守党的统治不能再长久维持，自由党已站到了首要地位。

自由党在50—60 年代时，已不仅代表大地主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部分地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巴麦尊是自由党的著名领袖，曾16次当选为议会议员，多次成为内阁成员。他善于玩弄花言巧语，反对改革，是资产阶级理想中的一个政治家。在巴麦尊死后，格莱斯顿成为自由党的主要领导人。

除了上述两个交替掌握实权的大党之外，还成立了一些小党。其中一个是“自由贸易促进党”。这个党代表了曼彻斯特一部分纺织工厂主的利益，他们在40 年代末和50 年代初展开活动，其著名的领导人为里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他们的主要政治主张是：廉价政府，减少关税，自由贸易。在托利党中，有一些主张贸易自由的所谓庇尔派也与他们联合，形成了所谓“大自由党”。这些小的政治集团，在政治上势力不大，不能影响两个大党操纵国家政治的基本格局。而工业资产阶级在1832 年议会改革后，虽然参加到政权中去了，但经过宪章运动的震撼之后，他们宁愿保持从18 世纪就已逐渐形成的两党制，并且容忍两个党中的实权都操纵在少数名门贵族手中。

在两党交替执政的过程中，19 世纪前半期保守党占优势，50—60 年代则由自由党长期执政。在1848—1868 年20 年之间，自由党执政16 年。即使在自由党在野的4 年中，虽然由保守党执政，但事实上也执行了本质上和自由党相似的政策，如废除谷物法，推行1867 年的议会改革等。这是因为，在19 世纪中叶，英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正处于欣欣向荣之际，加上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以后处于衰落和分裂状态中，在工人内部改良主义、“经济主义”思想盛行，不足以构成对资产阶级的威胁，所以资产阶级宁愿采取自由放任的改革。这时英国的国家机器也比较薄弱，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保障较多，是全世界少数政治上比较民主自由的国家之一。

1867 年的选举改革 1832 年议会改革后，选举权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广大的中、下层人民迫切要求进行一次新的议会改革。在这种形势下，自由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拉拢选民，便表示主张新的议会改革。但是保守党却坚持反对改革，因为如果扩大选举权，可能会使他们丧失议会中的席位。这使他们在群众中的声誉日益低下。保守党内一部分人为了挽救保守党的政治颓势和声誉，也表示准备实行改革，扩大选民范围。然而保守党内的一些右翼分子却坚决反对这样的主张。

19 世纪60 年代初，在英国展开了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其中主要有两股力量，即：在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科布登和布莱特领导下建立的“全国改革联盟”与由英国职工联合会和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领导的争取改革的运动。以上两股力量，以第二种力量的作用较大，实际上它在这次议会改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强大的争取选举改革的群众运动面前，自由党为了把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就决定与资产阶级激进派进行联合。1866 年，自由党的领袖格莱斯顿与布莱特的激进派缔结了联盟，并拟定了新的选举改革方案，由格莱斯顿于送交议会。但是议会里的保守党议员反对这个改革方案，方案被否决了。格莱斯顿被迫辞职，由保守党的德比勋爵代其组阁。

改革方案被否决的消息传出以后，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地区都展开争取改革的斗争，群众到处举行集会。7 月23 日，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举行群众大会时，遭到政府禁止，但群众将铁栅栏拆毁，冲进了公园，要求立即实行改革。在其他城市，如爱丁堡、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参加这些大会的群众总数达20 万人左右。到1867年春，争取议会改革的运动进一步高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867 年5 月6 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群众达20 万人。

在工人和其他阶层劳动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保守党内阁为了保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并争取在下届议会选举中不致失去议会多数，不得不表示支持议会改革，并着手拟定改革方案。1867 年7 月15 日，议会下院通过了第二次议会改革方案，起初保守党内有些贵族还表示反对，但德比内阁以总辞职相威胁。如果德比辞职，则自由党将取而代之。这样，上院的一些贵族才不得不表示同意，批准了改革方案。1867 年8 月15 日，改革方案成为法律。

这一改革方案规定，在城镇，选举权应给予每一房主和租户，也给予支付租金每年不少于10 镑和居住不少于一年的房客。在各郡，选票给予从私产或承担租金中每年所得不少于5 镑的人。短期租户如有12 镑收入，也可获得选举权。另有46 个“衰败选区”被取消，所空余出来的席位，分配给各大城市。选民的总数从135 万人增加到225 万人，但是妇女仍无选举权。

1867 年的议会改革是继1832 年以后，废除“衰败选区”的第二阶段，它完成了工业资产阶级争取参加政权的斗争。贵族地主的势力进一步降低了，在“衰败选区”被取消后，贵族地主不能够再随心所欲地选送代表到下院去了，资产阶级在下议院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不过，直到这时，英国仍然只有1/2 的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工人中只有高工资的熟练工人才获得选举权。劳动群众长期以来为之奋斗的普选权仍远未实现。

二、俾斯麦与德国的统一

统一运动的政治经济背景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德意志邦联”又复活了，邦联议会虽然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但是它却成为反动派压制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工具。德意志仍旧是大小邦林立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各邦君主纷纷取消了革命期间颁布的宪法，恢复了革命前的专制统治。

奥地利皇帝宣布1849 年宪法作废。在普鲁士，容克贵族仍旧控制政府、军队和法院，恢复了书刊检查制度，并且把学校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这次革命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在革命的震撼下，感到有必要在政治上作一些调整，以缓和下面的情绪，因此，国王在1848 年和1850 年前后颁布两部宪法，成立两院制议会，上院议员由国王任命，下院议员通过选举产生。但是，由于实行三级选举制①，下院落到大资产阶级和容克的控制之下。而且，下院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只有表决法案及预算案的权力，而且上院权力很大，如果上院反对，下院所通过的法案都归于无效。国王享有统治国家的“神圣的权利”，他是军队、教会和文官的首脑，他有否决议会立法的绝对权力。内阁大臣向国王负责，他们可以向议会提出法案。因此，在实行宪法后，普鲁士不过是一个用议会装璜起来的专制国家。实行宪法并不能改变普鲁士国家的反动本质。

然而，德意志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50—60 年代，全德出现了工业建设的热潮，大规模的工厂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爱森的克虏伯钢铁公司及柏林的波西格机车工厂在1860 年就已闻名世界了。基础工业，如煤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发展，由于铁路网的扩大而加速。1846 年全德生产煤320 万吨，到1860 年增至1230 万吨，1871 年又上升到2940 万吨，为法国和比利时产三级选举制：所有选民依纳税多少分为三个等级，纳税最多的是第三等级，人数最少；纳税次多者是第二等级，人数较少；纳税最少者为第三等级，人数最多。但三个等级选出的代表人数相等量之和。全德生产的铁，1850 年为52.9 万吨，1875 年增至200 万吨。

这个时期，德意志工业之所以得到这样大的发展，是因为：第一，1848年革命失败后，解放农奴的过程加速（详情见后），从而增加了人口的流动，为工业提供了更丰富的自由劳动力。第二，工业投资增加了，向工业投资的既有外国人，也有本国的合股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德范围内，普鲁士的工业走在最前面，普鲁士的鲁尔、西里西亚及萨尔等地区的工业居全德首位。

普鲁士工业发展有两个特点：第一，政府直接插手工业生产，它独占了萨尔布鲁坎及西里西亚的煤炭生产，政府成为全德最大的煤炭生产者，由政府向各个工业企业提供燃料，这就加强了工业生产的计划性。第二，普鲁士的工业生产与军事工业的发展密切相联。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力图使工业发展为军事服务，普鲁士的铁路网都是按战略上的需要修建的。鲁尔工厂之生产大炮，更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农业资本主义在德意志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早在19 世纪初，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邦已经对封建农奴制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允许农民赎免与土地有关的封建义务。1848 年革命进一步加速了农奴制改革的步伐。1850 年3 月2 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降低了农民赎免封建义务的赎金额，允许农民通过出让部分土地的办法赎免封建义务。普鲁士政府还设立了土地银行，向农民贷款，这大大加快了农民赎免封建义务的进程。从1850 年到1865 年，普鲁士共有64 万户农民办理了赎免手续。其他各邦也实行了改革，解放了农奴。

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地主从农民手中掠夺了大量的赎金和土地。据统计，仅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就攫取赎金10 亿马克，土地11.3 万摩尔根①。另一方面，千百万农民摆脱了封建依附枷锁，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就使得许多大地主有可能改变土地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力，采用机器生产。

下述情况也促进了普鲁士农业向资本主义过渡：德意志城市的发展和工业人口的增长，以及英国废除谷物法后进口粮食的增加，都刺激了国内外市场上的粮价上涨。在粮价上涨的刺激下，愈来愈多的容克地主把封建庄园经济改造为资本主义农场经济。有的地主还因地制宜，开办酿酒厂、面粉厂、制糖厂、锯木厂等农副产品加工业，少数富有的容克地主甚至投资于铁路建筑和证券交易。

这样，在德意志，在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统一运动的兴起 资本主义愈发展，国家的分裂状态就愈难以令人忍受，资产阶级对此尤感切肤之痛。不同的邦有不同的国籍法，这大大限制了邦与邦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从而使煤铁资源丰富的少数工业中心难以得到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各邦不同的货币、不同的度量衡制度和不同的工商业法律阻碍着商品的流通；由于诸邦林立，缺乏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政权去保护海外贸易；更重要的是，国家分裂阻碍德意志开拓海外市场，建立海外殖民地。

因此，德意志资产阶级对于统一的要求是十分强烈的。当然，资产阶级在要求统一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要求政治改革，希望在政治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广大人民也喁喁然希冀国家早日结束分裂局面，因为分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阻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小邦林立给人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发展，阻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小邦林立给人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各邦之间的相互倾轧更使他们感到痛苦。对于统一和自由的要求，到50 年代末形成一个强大的运动。1859 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德意志人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争取统一及政治自由的热情在消沉了十年之后重新昂扬起来。人们通过唱歌、射击、民族服装展览和体操表演等娱乐活动来表达内心对于统一及自由的渴望。1859 年7 月，图林根的民主派和普鲁士的自由派在集会上要求用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去代替邦联议会。同年8 月，一些邦的自由派领袖集会于爱森纳赫，发表一个呼吁书，号召成立一个政党，为统一而努力。同年9 月，民族同盟成立，推选汉诺威的自由派领袖鲁道夫•翁•贝尼格森为第一任主席。这是第一个全德性的政治组织，它联合了德意志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参加同盟的，既有北部、中部的著名的政客，也有许多名流学者，如经济学家赫尔曼•舒尔兹•德利赤、历史学家亨利•翁•特列茨克和约翰•古斯塔夫•德洛伊森等。到1862 年，同盟盟员已达到2.5 万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北部及中部德意志。同盟在大多数邦都建立了组织。同盟的宗旨是支持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

参加同盟的学者们从理论上论证由普鲁士领导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展示了自由发展的历程，这个自由体现在国家及其制度之中，最后将在德意志的统一中得到最圆满的体现。他们相信历史本身就证明普鲁士注定要统治全德意志。德洛伊森在自己的著作中赞扬普鲁士，而极端仇视奥地利，并且看不起小邦，认为小邦是统一道路上的障碍。这些人虽然热烈地歌颂自由，但是又相信只有在一个像普鲁士这样强大的国家里才能实现自由，才能发展有价值的文化生活。有的学者为了统一宁愿牺牲立宪政府的自由主义理想。他们的口号是：“即使最强硬的普鲁士军事统治，也比小邦林立所造成的悲惨状态更好。”当然，也有一些自由派盟员一方面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另一方面也相信普鲁士在自由派的推动下，会逐渐地变为真正的君主立宪国家。这个同盟还有一个思想倾向：重视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决不耽于幻想。弗洛贝尔在1859 年写道：“德意志民族已经厌倦于原则和理论、书本上的东西和高尚的理论。它所缺少的是力量、力量、力量，无论谁，只要他给它（指德意志民族——引者）以力量，他就会得到荣誉，这个荣誉比他所能想象到的更多。”在国际舞台上，他们只看到力量的角逐，而且认为每个国家都在追求本身利益的自主的人格。德洛伊森甚至把列强协调的观念看得一文不值，他毫不掩饰地宣称：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德国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民族同盟”不仅得到学术文化界人士的支持，而且也得到金融家及工业家的赞助，其中有西门子及麦尔（北德意志洛伊德船舶公司的创始人）。

德意志资产阶级及其知识界的代表支持普鲁士领导统一，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在他们看来，普鲁士是军国主义国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由它用武力统一德国是游刃有余的。第二，普鲁士在经济上所采取的政策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早在19 世纪30 年代，普鲁士就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关税同盟”就是在普鲁士的倡导下建立的。第三，普鲁士在镇压1848 年革命后实行立宪，成立议会，尽管是虚伪的，但是却引起了资产阶级对它的幻想。第四，普鲁士是德意志民族爱国主义的故乡，在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走在最前头，因而普鲁士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中间有很大的号召力。但是，在19 世纪50、60 年代的德意志也存在反对统一的分裂势力。首先是奥地利的统治阶级。他们希望维持在“德意志邦联”这个招牌掩盖下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他们满足于奥地利在邦联议会中的领导地位（奥地利代表主持这个议会）。他们之所以对德意志统一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奥地利有自己的帝国，这个帝国统治着匈牙利人、克洛茨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北意大利人。奥地利统治阶级首要的任务是巩固这个多民族帝国的统治，而不是其他。奥地利不但对统一不感兴趣，而且还反对统一，特别反对由普鲁士领导统一，这是因为这会加强普鲁士而削弱奥地利在中欧的地位。诚然，奥地利在19 世纪中期也想建立一个经济统一体，曾计划成立中欧关税同盟，包括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广大领土，但是这个计被普鲁士挫败了。其次是南部、中部各邦的君主也是反对统一的力量。这些邦在普奥两国的斗争中一直起着平衡的作用。这些邦的君主之所以反对统一，主要是因为统一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统一只能走普鲁士道路 但是，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问题只是在于通过什么道路实现这个统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呢？还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道路？这个问题取决于当时德意志的力量对比。

那时，德意志存在着三个主要的希望国家统一的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代表容克阶级的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按理说，通过革命手段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首先应当由资产阶级来承担，然而，“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习惯的德国风度，出世得太迟了。”直到19 世纪中期，德国资产阶级才出世，而那时欧洲无产阶级已经以战斗姿态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因此，当德意志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它不仅看见，在它后面有一个阶级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看见，在它前面整个欧洲都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德意志资产阶级无力承担统一德国的历史任务。由于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西欧国家，德意志的无产阶级也出世较晚。尽管他们十分关心国家的统一，但是在组织上还很脆弱，尚未成立自己的政党。所以，无产阶级也没有力量完成统一大业。只有普鲁士王朝能够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是因为：第一，普鲁士王朝所依靠的是一个力量雄厚、生气勃勃的容克阶级。客克地主自从17 世纪以来就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他们不但独占了普鲁士政府、军队中的要职，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财力雄厚的统治阶级，与没落腐朽、暮气沉沉的封建地主阶级不同，容克阶级虽然在政治上极端反动，然而却是一个富于进取的阶级，他们有力量、有能力支持普鲁士王朝完成统一大业。第二，普鲁士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其现役军人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占欧洲第一位，每年的军事拨款在预算总额中的比例也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军队训练有素，有铁的纪律，因而战斗力很强。他们的军事统帅也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因为普鲁土自从17 世纪以来，就不断靠对外战争扩大疆域。第三，普鲁士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农业，这成为其强大军事力量的重要源泉。第四，普鲁士有完善的行政系统和教育制度，从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工作效率高的、忠于职守的管理人才。在康德哲学熏陶下，普鲁士官僚都养成一种自觉的工作责任心，这不仅是普鲁士国力强盛的重要根源，而且也为它领导全德统一提供了重要条件。第五，容克作为普鲁士的统治阶级素来好战，抱有无止境的领土野心。他们多年来就梦想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德意志，而且，容克大部分已资产阶级化了，他们和资产阶级一样，也迫切要求统一以便于自身经济的发展。因此，德意志的各种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只有普鲁士王朝有力量完成统一任务，决定了统一只能走“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的道路。

然而，普鲁士之所以能够通过王朝战争道路实现德国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普鲁士的宰相俾斯麦的才干和主观努力。奥托•翁•俾斯麦（1815—1898 年）出身于布兰登堡省的一个容克地主家庭。他从柏林大学毕业后，在某一专区公署当过候补官员。公职人员生活使他感到厌烦，一年后，他返故里经营地产。他改变旧的经营方式，采用新式农具，雇用无地雇农耕种，还开办砖瓦厂、石灰厂等。他与许多大银行家过从甚密，并通过他们进行证券投机。可见，俾斯麦是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容克。在政治上，俾斯麦是一个顽固的专制主义者、自由主义的敌人，具有强烈的权力欲。他崇尚暴力，讨厌“人文主义者的喋喋不休的说教”。1848年革命期间，他曾劝国王使用武力镇压革命，并在自己庄园内着手组建武装，准备进军柏林“勤王”。因此，他获得了“头号保守派容克”的名声。他全盘继承了容克的专横暴戾的作风，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但有时在给妻子的信中又洋溢出诗人般的情感；他刚愎自用，喜欢发号施令，但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又能装出礼贤下士、谦虚和蔼的样子；他既气度恢宏，又胸襟狭窄。他思维敏捷，能在错综复杂和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巧妙地利用各派政治力量，把握恰当的时机，采取果断行动。在任普鲁士驻邦联议会的外交代表期间（1851—1859 年），他不仅熟悉德意志的政治形势，而且对奥地利有深刻的了解。他认识到，奥地利是德国统一的主要障碍，为了完成统一，就必须打败奥国。1859 年，他得知意大利反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写信建议政府派兵把奥地利从德意志驱逐出去，以实现德国的统一。可惜他的建议未获采纳。

至于俾斯麦的上台及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大显身手，则是以一场“宪法纠纷”为序幕的。宪法纠纷 1858 年，普鲁士国王之弟威廉就任为摄政，1861 年即位为国王，称威廉一世。他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掌权后就决心用武力统一全德，因而热衷于军事改革，以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他相信，强大的军队不但有助于加强王权，而且也是统一德国的强有力的工具。1859 年，他任命著名的军事家阿尔布雷特•翁•洛恩为陆军部长，并委托他草拟军事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不但涉及纯技术性的改革，如全军要装备新型武器等，而且也涉及兵制的改革。计划要求把现役年限从2 年延长到3 年；把每年征兵数目从4万增至6.3 万人；在战争动员时，把后备军中的年轻士兵征召到正规军中去；把后备军的军官归并于正规军军官团；要求议会增加拨款，以充军事改革费用。 因其兄腓特烈•威廉四世患严重的精神病，不能理事。1860 年2 月，以这个军事改革计划为内容的法案被提交到议会下院。下院中的自由党人本来是拥护普鲁士用战争手段统一德国的，所以对于法案中关于增加每年征兵数目一事欣然同意，但是反对把现役年限从2 年延长到3年，这是因为他们看到政府之要求把现役期限增加一年，是想在第三年里向士兵灌输反动的忠君思想及绝对服从的观念。他们特别反对的是对于后备军的变动。后备军保存了19 世纪初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斗争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且，与正规军不同，后备军的军官都出身于中等阶级。因此，自由党人把后备军看成是人民武装，是有志于自由主义改革的人们的希望所在。在他们看来，现在把后备军的军官归并到正规军军官团中去，无异于消灭普鲁士军队中所仅有的这块自由的阵地，对于普鲁士的政治改革的前途不利。

由于自由党人坚决反对，政府撤回法案。洛恩企图甩开议会，强制推行军事改革。于是，自由党人让步了，他们在1860 年5 月投票赞成拨款950万塔勒，以供军事改革一年之用，同时以政府不执行自由党人所反对的那些改革项目为条件。然而，威廉和洛恩对此不予理会，而着手进行军事改革：把增补的部队改编成新的军团。政府这一专横无理的作法，虽然引起自由党人的不快，但是到1861 年，他们又一次投票同意临时拨款，条件是政府必须把现役期限缩短到两年。自由党领袖的这种妥协态度引起党内左翼分子的不满，后者不仅反对妥协，而且也主张利用讨论军事改革的机会向政府提出议会改革的要求。他们终于在1861 年脱离自由党，而另外成立“德意志进步党”。参加进步党的多半是大学教授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奋斗目标有二：第一，加速德意志统一的步伐；第二，在普鲁士实行自由主义改革。实际上，进步党的纲领要求与“民族同盟”是基本一致的。

在1861 年12 月的选举中，进步党获得110 个席位，成为下院中最大的党团。为防止政府不经议会的同意而擅自进行军事改革，进步党人在下院中坚持要求在预算中详细明确地列举经费开支的项目，目的是防止政府把非军事性的经费用于军事改革。这个要求是针对威廉一世和洛恩的，威廉一世在一怒之下，把下院解散了。但是， 1862 年5 月举行选举的结果，进步党取得更大的胜利，他们得到135 个席位，再加上其他反对党的支持，进步党完全控制了下院。面对进步党的强大力量，洛恩和其他将军们同意把现役年限定为两年，一些进步党人也准备接受。但是，威廉一世很强硬，他反对两年的现役期。在这个情况下，下院拒绝为军事改革拨更多的款。双方僵持不下，军事改革面临搁浅的危险。在绝望之余，国王一度甚至打算退位。这时，洛恩提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政府可以在不取得议会支持的情况下治理国家。他向国王推荐铁腕人物俾斯麦来支撑局面。威廉一世此时也看到只有像俾斯麦这样有魄力、有手腕的人，才能帮他渡过难关，所以同意启用俾斯麦。1862 年9 月20 日，俾斯麦返抵柏林，①两天后就同意就任宰相，因为他在与威廉一世的晤谈当中，二人的见解不谋而合。俾斯麦上任后不久，在9月29 日的议会预算委员会上公开宣布了他的政治观点，他说“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威力⋯ .普鲁士必须保持它的威力，等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了⋯ .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 年和1849 年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这一段话把俾斯麦专横跋扈、崇尚暴力的面孔暴露无遗。不过，俾斯麦善于玩弄政治手腕，尽管他向威廉一世坚决表示要毫不动摇地支持他与议会的斗争，但他也清楚地看到，在他应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外交问题之际，让国内的严重危机继续发展下去是不明智的。所以，他在上任之初，装出与议会和解的姿态，用好话哄骗进步党领袖。但进步党人拒绝了他伸出的橄榄枝，再一次表示：不经下院的同意，支出军费是不合法的。于是，俾斯麦在1862 年10 月宣布议会休会。从此，开始了无议会的统治，亦即俾斯麦的军事独裁时期。他在不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征税，以便推行军事改革计划。为了压制舆论，政府还下令限制新闻出版自由。俾斯麦还为他的独裁统治狡辩，他曲解1850 年宪法说：这部宪法虽然要求政府的预算每年都要由议会通过，但是它对于在预算问题上政府与议会发生争执时应该如何解决问题没有规定具体办法。他还说，普鲁士不是英国，这里的内阁不向议会负责；在发生宪法上的纠纷时，只有国王有权力决定一切。俾斯麦之所以敢于实行独裁统治，而不把进步党人看在眼里，是因为他看清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弱点：他们虽然要求政治上的自由，但是他们更迫切的要求是统一，只要普鲁士政府满足他们这个要求，他们也会甘愿放弃自由的。面对俾斯麦赤裸裸的独裁统治，进步党一筹莫展。虽然他们也想使用暴力，但是它的领袖们认为，在武装到牙齿的普鲁士军队面前，人民的武装起义只有失败之一途。他们组织群众抵制征税的努力也毫无效果。他们也试图与工人阶级接触，在工人中间建立教育协会，以提高他们的道德文化水平，但同时却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工人的社会政治要求。工人曾要求进步党接受普遍选举权的原则，但是却被拒绝了。而且，德意志工人在60 年代初开始有独立的阶级觉悟，不愿跟进步党人走。1863 年5 月，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样，进步党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俾斯麦一意孤行地推行军事改革。在进步党人没有认识到联合工人阶级的重要性的时候，俾斯麦却认识到了。他在1863 年5 月秘密会晤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拉萨尔，到1864年4 月为止，两人经常接触，并且达成协议：拉萨尔保证他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俾斯麦的统一计划，俾斯麦则允诺实行普选制。这样，俾斯麦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领袖勾结在一起了。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软弱无力和拉萨尔与俾斯麦的勾结，使俾斯麦赢得了国内政局的安定，于是，他便有恃无恐地推行“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计划。

俾斯麦与对奥战争 经过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普鲁士的军队成为欧洲大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普鲁士加强军队力量的首要目的是用它去进行反奥战争，但是，在发动对奥战争之前，德意志与丹麦之间突然发生了领土纠纷。什列士维格和霍尔斯坦两个公国位于丹麦与易北河之间，都是丹麦国王的私人领地，但是，霍尔斯坦也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并且与什列士维格不可分地组成联盟。霍尔斯坦居民大多数为德意志人，丹麦人居少数；什列士维格的居民大多数为丹麦人，德意志人居少数。1863 年底，丹麦国王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把什列士维格划入丹麦版图。此举立即引起德意志人的反对，在全德出现了爱国热潮。各地的“民族同盟”和学术团体也行动起来，他们举行群众大会，向邦联议会写信，要求把两公国合并到德意志邦联，许多人还表示要参加对丹麦的战争。俾斯麦积极准备对丹战争，因为他希望在对丹战争胜利结束后制造普奥之间的领土纠纷，以便发动对奥战争时有所借口。而且，他也想把对丹战争作为未来对奥战争的预演。当时奥地利不甘落后，也跃跃欲试地想打一场对丹战争。1864 年1 月，普奥结成同盟，共同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丹麦国王放弃正式合并什列士维格的打算，否则以兵戎相见。丹麦拒绝了。于是在1864 年2 月1 日，普奥军队出动，在两周内就占领了整个什列士维格。同年7 月，丹麦军队全面崩溃。8 月初，丹麦国王被迫签订“维也纳和约”，把什列士维格和霍尔斯坦割让给普奥两国。8 月21 日，普奥双方达成“加施泰因协定”：什列士维格归普鲁士管辖，霍尔斯坦归奥地利管辖；普鲁士有权在霍尔斯坦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敷设电缆。作这样的安排是俾斯麦的诡计，它埋下了后来普奥战争的火种。同时，通过这次战争，俾斯麦还摸清了奥地利军事力量的底细。

在对丹战争结束后，俾斯麦展开“多边外交”活动，为的是在对奥战争中孤立奥地利。他深知，统一德国就等于破坏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安排的欧洲秩序，因而列强是不会作壁上观的。首先他必须稳住英国，为此他对英竭力表现出亲善的姿态：与英国达成协议，降低普鲁士的关税。但是，他更重视俄、法两国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两个国家不会坐视普鲁士统一德国，因为德意志的分裂曾使得俄国有可能向西扩张，使得法国有可能占领莱茵河流域的土地。早在1863 年爆发波兰民族起义时，俾斯麦曾使普鲁士充当俄国镇压起义的帮凶，因而得到俄国在普奥战争中信守中立的承诺。至于法国，俾斯麦摸清了拿破仑三世的脾气：他好虚荣，有领土野心，想靠扩张法国领土来提高自己的声誊，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1865 年10 月，俾斯麦会晤拿破仑三世。晤谈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显然拿破仑三世表示同意普鲁士向奥地利进攻，俾斯麦则暗示不反对法国取得领土“赔偿”，即由法国兼并卢森堡、比利时或者普鲁士的莱茵省的一部分。俾斯麦也确信德意志许多邦会在战争中站到奥地利一边：小邦的君主害怕德国统一会剥夺他们的统治地位；小邦的自由派害怕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巴伐利亚及符腾堡的天主教徒会使得这两个邦袒护天主教的奥地利。这样，奥地利的力量就会增强。为了抵消奥地利的力量，俾斯麦在1866 年4月与意大利订立同盟条约，约定如果战争在3 个月内爆发，普意两国合作，共同进攻奥地利；普鲁士同意在对奥战争胜利后，意大利恢复威尼西亚。这样，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俾斯麦造成了一个不利于奥地利的国际形势。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高枕无忧，他还要为对奥战争安排一个安定的后方。1866 年4 月9 日，他向德意志邦联议会提出一个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提案，要求在普遍、直接选举的基础上选出一个全德议会，以便对邦联进行改革：建立全德铁路、邮政、电报和电话的管理机构；实行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统一货币、度量衡、关税和商业立法等等。这个提案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是却起了很大的迷惑人心的作用。普选制引起工人阶级对于普鲁士的幻想；改革建议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从而缓和了进步党的不满；而且也安定了不稳的局势。在丹麦战争胜利结束后，德意志许多地区爆发了人民群众反对普鲁士强权政治的运动，但是在俾斯麦提出这个提案后，这个运动就平息了。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俾斯麦便借口奥地利对霍尔斯坦管理不善，对奥地利横加指责。这就激怒了奥地利，双方互不相让，终于导致1866 年6 月14 日战争的爆发。

在战争中，德意志大多数邦（包括南德诸邦）站到奥地利方面对普作战。普鲁士方面只有一个重要的同盟者——意大利。普鲁士曾要求萨克森、汉诺威及黑斯—卡塞尔动员参加普鲁士方面作战，但是遭到拒绝。于是，普鲁士“兴师问罪”，只用3 天时间就占领了这3 个邦的领土。7 月3 日，普奥两军决战于萨多瓦，普军大获全胜。当时，普王威廉一世和将领们都主张乘胜进军，占领南部各邦，直捣维也纳，强迫奥地利割地赔款以示惩罚。但是，俾斯麦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过分凌辱奥地利和南部各邦，不仅会加强反普势力，妨碍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而且有可能招致法国出兵干涉。他力排众议，坚持适可而止。在俾斯麦的努力下，普奥双方于7 月20 日达成停战协定。8 月23 日，在布拉格签订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放弃了对霍尔斯坦的统治，同意普鲁士吞并汉诺威、黑森、拿骚和法兰克福；更重要的是，奥地利同意解散德意志邦联，同意美因河以北诸邦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除要求奥地利缴纳少量赔款外，没有割取奥地利一寸土地。对战败国的这种宽大处理，表现了俾斯麦的恢宏气度和政治灵活性，为后来对法战争中争取奥地利保持中立打下了基础。普奥战争是俾斯麦统一德国道路上的关键性步骤。1867 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宣告成立，它由美因河以北的19 个邦和3 个自由市组成，囊括了德意志2/3 的领土和人口。

同年开始实施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是俾斯麦的精心“杰作”，它既保持了普鲁士在联邦中的统治地位及普鲁士国王在政府中凌驾一切的权力，又处处罩上了民主的外衣。宪法的主要内容如下：普鲁士国王为联邦的永久主席，他不但有行政大权，而且也有对外宣战和媾和的权力，并且以总司令的身份统率联邦武装力量。普鲁士首相兼联邦总理，他向主席负责而不向联邦议会负责。联邦议会的上院由各邦的代表组成，在全部43 个代表中，普鲁士代表占17 个，而且上院议长由总理兼任，这保证了普鲁士对上院的控制。为了安抚自由派（自由派在普鲁士以外的德意志各邦拥有很大的势力），也为了讨好工人阶级，俾斯麦又成立了根据普遍、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方法选出的下院。但实际上他对下院的权力作了很大的限制：下院所通过的法案，必须得到上院的批准才具有法律效力；军队编制和军事费用都永远固定下来（称之为“铁的预算”），下院无权过问；下院只能每隔3 年讨论非军事预算（这只占预算总额的1％）的分配问题。显然，俾斯麦不想让下院掌握实权，只是利用它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安全阀。他曾私下对人说：他是想用“议会主义去摧毁议会主义”，希望用一个毫无实权的下院的滑稽表演来败坏议会制度的声誉。但是，“北德意志联邦”的成立，标志着德国统一的初步完成，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铺平了道路。因此，俾斯麦在德国资产阶级中的威望大大提高。过去反对俾斯麦的进步党现在愿意和俾斯麦和解。新选出的普鲁士议会以压倒多数票追认了自1862 年以来俾斯麦政府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所支付的一切费用。俾斯麦也不失时机地伸出和解之手，承认议会享有决定预算的权力。

“宪法纠纷”至此烟消云散。进步党也发生分裂，其中多数人另外组成民族自由党，该党成为俾斯麦“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路线的忠实支持者。在19 世纪50—60 年代的德意志，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二者不可兼得，资产阶级终于舍政治自由而取民族统一，这对德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普法战争与统一的完成 北德意志联邦之成立并不意味着统一事业的大功告成，因为南部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斯—达姆斯塔4 邦仍然置身于联邦之外。这4 个邦的君主们害怕加入北德联邦会丧失自己的统治地位；民主派不信赖俾斯麦，担心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会侵犯人民的权利。然而，俾斯麦对南德诸邦采取了和解的态度，既没有因为它们在普奥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而惩罚它们，也没有强迫它们加入北德联邦。但是不久，俾斯麦利用了法国的侵略野心，促使南德诸邦转变了态度。在普奥战争结束后，法皇拿破仑三世要求俾斯麦同意他把莱茵河西岸的巴伐利亚和黑斯—达姆斯塔的部分领土合并于法国，作为对于法国在普奥战争中守中立的报偿。俾斯麦拒绝了，而且立即把拿破仑三世的这个意图通知给巴伐利亚国王及南德诸邦政府，从而在南德诸邦造成了恐惧法国的心理。利用南德的这种心理状态，俾斯麦遂与它们缔结了秘密的攻守同盟条约。

在个形势下，只要打一场普法战争，就可以激发南德诸邦的民族感情，就可以推动它们与北德联邦合并。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在战争中，南德诸邦与北德并肩作战，符腾堡及巴伐利亚的军队和普鲁士军队一样，都对德意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从而在全德激起了爱国热潮。南德诸邦的分离主义被这个热潮所压倒。1870 年11月，代表北德联邦的俾斯麦与南德4 邦政府之间缔结了联合的条约，南德4邦正式与北德联邦合并，成立“德意志帝国”。1871 年1 月18 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正式即位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终于完成。国家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此后，德

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跨入了世界先进国家之林。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洲和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这导致了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主角。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他为促进统一而推行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战争政策，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一个“从上面进行的普鲁士革命者”，不自觉地充当了1848 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因此，应当肯定俾斯麦的历史功绩。由于德国的统一是由普鲁士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完成的，统一后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的君主制度、官僚警察制度和军国主义传统，容克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些封建残余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三、意大利统一

在1848 年革命失败后，意大利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外国的奴役更变本加厉了。不但伦巴底和威尼斯二省照旧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直接统治下，而且还增添了新的外国势力：奥地利军队驻扎在托斯坎尼等国，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在罗马教皇国的法国军队不肯撤走。外国势力竭力阻止意大利的统一，因为意大利的分裂有利于他们的宰割和奴役。1848 年革命失败后，大多数国家又恢复了专制制度，废除了革命时期颁布的宪法。只有撒丁王国保留了1848 年宪法，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而且，也只有撒丁王国是不受外国奴役的独立国家。撒丁王国实行两院制的议会制度，保障了资产阶级自由，掌握政权的是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摆在意大利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便是通过驱逐外国势力和消灭分裂状态完成统一。

统一运动中的两条路线 在如何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两个派别——民主派和自由派有着不同的主张。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战争，驱逐外国侵略者，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包括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则主张用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驱逐外国势力，实现统一，通过有限的资产阶级改革，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劳动人民的愿望。这一派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是共和主义者、“青年意大利”的创始人马志尼，他的思想在中小资产阶级和青年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也得到了城市工人和贫民的支持。1848 年革命失败后，他在意大利各地多次组织武装暴动，希望通过起义来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武装斗争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但是马志尼所依靠的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和城市劳动人民，而对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民问题却不重视。他也提出给农民一定的物质利益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他看不到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不主张破坏旧的土地关系，甚至害怕实行土地改革。他说：“我们不要求改变合法获得的权力，不要求土地法，不要求违背个人特长的无益作法，不要求没收财产。”因此，民主派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结果走上了靠少数人暴动、暗杀等活动来实现统一的道路。马志尼天真地认为：只要少数人一起义，就会立即得到群众的响应，革命就会遍及全国，取得胜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组织了1853 年2 月的米兰起义、1854 年刺死帕尔马大公、1856 年刺伤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二世、1857 年那不勒斯远征等行动，但是由于群众不了解这些行动的意义，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这些行动并没有导致革命的发生，反而遭到了反动势力对民主派的残酷镇压，使民主派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例如，那不勒斯远征的本来目的是发动一场人民革命以推翻那里的君主统治并进一步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但是在远征队伍在那不勒斯登陆以后，由于事先没有作群众的组织准备工作，人民群众不了解远征队的意图，不但没有给革命者以支持，反而在反动当局的挑拨下，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远征军首领皮萨卡尼好不容易率领一小部分人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却在桑扎村被当地农民包围，皮萨卡尼下令不准向农民开枪，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牧师的挑唆下把他们27 个人活活地杀死了。马志尼派的这些努力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者以自己的英勇斗争、鲜血和生命唤起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和斗争勇气，为即将到来的民族统一运动的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民主派对统一运动作出的巨大贡献。

然而在另一方面，马志尼统一计划的屡次失败也使许多原来的民主派人士逐渐脱离了他的路线，开始把统一的希望寄托于自由派身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导人是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还在1848 年革命的前夕，他主办了《统一报》，宣传废除专制制度的政治改革，认为“最好的法律在专制政府统治下也不会起任何作用。”1848年革命后，撒丁王国萨伏依王朝的新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也能容忍自由派思想，所以撒丁王国不但保留了1848 年革命时期的政治制度，而且继续实行改革，加富尔担任了财政大臣，执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很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拥戴。1852 年他担任了首相，继续推行政治经济改革。

在经济上，他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以资助铁路、港口和商船队的建设，取消了一些限制性的工业法规，降低了关税，鼓励工商业活动和发展对外贸易。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上，他又不断加强国防力量，以实力与奥地利对抗。在政治上，他主张政教分离，允许一定范围的言论自由，允许报纸刊载反奥文章，允许意大利其他地区的人到皮埃蒙特政治避难。1848年革命后，意大利各地的许多革命者为了逃避迫害而来到皮埃蒙特，仅伦巴底—威尼西亚地区就有2 万家迁到皮埃蒙特。1852 年米兰起义爆发后，奥地利当局没收了意大利流亡者在伦巴底—威尼西亚地区的财产，加富尔就向议会提出一项法案，对需要照顾的流亡者发放津贴。对意大利的敌人奥地利，加富尔也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奥地利对皮埃蒙特报纸刊登反奥文章向皮埃蒙特政府提出抗议，说这是煽动奥管区的意大利人造反，加富尔拒绝了这一抗议。他答复说，皮埃蒙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有新闻自由，政府无权干涉。他还讽刺说，这些报纸在奥统区是禁止发行的，所以他看不出会起什么煽动作用。

加富尔的这些措施增强了撒丁王国的国力，提高了撒丁王国在意大利和整个欧洲的地位和声望，不但得到了意大利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也博得了许多温和的民主派的好感，特别是在马志尼派组织的起义多次失败之后，许多中小资产阶级也开始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加富尔身上。1855 年9 月，1848 年革命时的威尼斯共和国总统、著名共和派领导人曼宁发表声明说：“共和党，虽然受到那么多的诽谤，为了祖国大业，再一次采取了克制和牺牲的行动。它相信万事之首应该是建立意大利；它对萨伏依王朝说：‘建立意大利，我就站在你的一边⋯ .’”1857 年，加富尔筹建了“意大利民族协会”，让曼宁担任主席，加里波第担任副主席，把相当大的共和派力量集中到他的间接领导之下。然而，在如何实现由萨伏依王朝统一的问题上，加富尔与民主派的主张仍有不同。民主派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深知人民革命的力量，所以主张以革命的方式统一祖国，而加富尔是贵族出身，不了解人民群众，而更多地看到的是革命的一些破坏性和对君主立宪制的威胁，所以希望通过外交和王朝战争的方式来完成统一。然而，撒丁王国的力量又不足以对付像奥地利这样的大国，所以他极力想依靠法国的帮助把奥地利从意大利土地上驱逐出去，实现由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的目的。为了这一目的，在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中，撒丁王国站在英法一方参加了战争。后来他又力主国王放弃个人的爱情而与法国皇室联姻。1858 年7 月21 日，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在普隆比埃尔会晤，双方商定：法国将在一场撒丁王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中支持撒丁王国，出兵20 万，帮助撒丁王国把奥地利从伦巴底和威尼西亚赶出去，建立一个包括撒丁王国、伦巴底和威尼西亚以及教皇领地罗曼那在内的上意大利王国，归萨伏依王朝统治。作为报答，皮埃蒙特将把萨伏依和尼斯两地割让给法国。

1、1859 年对奥战争•统一运动的第一阶段

从普隆比埃尔回国后，加富尔便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加强军队，筹集军费，修筑要塞，组织意大利各地的“意大利民族协会”成员筹划起义配合战争。1859 年1 月10 日，国王艾曼努尔二世在皮埃蒙特议会开幕时讲话，公开发出警告：“我们对意大利各地区向我们发出的痛苦呼喊并不是无所知觉的。”同一天，皮埃蒙特与法国接着，皮埃蒙特开始进行总动员，召集预备役人员，并且从意大利各地征召志愿人员入伍。大批的伦巴底和威尼西亚人越过边界加入皮埃蒙特的军队，每天都有数百人之多，总共约2 万人。为了使相当多不愿在国王军队中当兵的共和派发挥作用，加富尔让议会颁布了志愿军条例，建立了志愿军基金。他把加里波第召回国，商定由加里波第领导并指挥这支志愿军。所有这些针对奥地利的战争准备工作都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加富尔的目的是刺激奥地利开第一枪，赢得舆论上的胜利。加富尔的这一目的终于达到了。4 月23 日，奥地利向皮埃蒙特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限皮埃蒙特3 天内必须答应解除总动员，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皮埃蒙特拒绝了通牒。29 日，奥军越过界河，打响了第一枪。

战争开始阶段，奥地利军队进入皮埃蒙特，占领了几个小地方，双方没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5 月23 日，加里波第率志愿军进入伦巴底，攻占了瓦莱斯和科摩两城。6 月4 日，在马金塔战役中法国—撒丁联军获胜，占领了米兰，加里波第又占领了布莱西亚和伯尔哥摩。6 月22 日，法撒联军和奥军在索尔菲利诺发生激战，法撒联军获胜，奥军退守威尼西亚的曼图亚等四大要塞。

与此同时，意大利各地的爱国运动迅速高涨。4 月27 日，托斯坎尼发生了由民主派领导的起义，大公利奥波德逃走。5 月，帕尔马起义，女公爵逃走。6 月，摩地那起义，统治者被赶走。接着教皇领地之内的罗曼那也发生起义，摆脱了教皇的压迫。起义各地都建立了由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的临时政府。

拿破仑三世被意大利的革命形势所吓倒，害怕意大利统一会打乱他在意大利中部建立法国势力范围的计划，为了阻止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他没有通知撒丁王国便单独和奥地利讲和，并于7 月11 日在维拉弗朗加签订了和约。和约规定：奥地利把伦巴底割让给法国，由法国转让给撒丁王国，但威尼西亚仍归奥地利；恢复摩地那和托斯坎尼等中意各邦的君主统治。这一条约对加富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破坏了他的统一计划，因此他要求撒丁王国继续单独同奥地利作战，但被国王拒绝，加富尔便在这一天辞职了。11 月10日，皮埃蒙特政府与奥地利签订条约，承认了维拉弗朗加和约的条款。加富尔辞职前夕，暗中指使意大利中部各邦的临时政府首脑，要他们设法制止民主派或旧君主重新掌权。1859 年8、9 月间，托斯坎尼、摩地那、帕尔马和罗曼那的临时政府先后选出了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任“专政者”。他们采取了共同的防卫措施，加里波第也率志愿军来到中意大利，负责统一指挥各邦的武装。各邦都宣布和撒丁王国合并，在艾曼努尔二世迫于法国压力不得不拒绝以后，各邦的“专政者”又强行实行撒丁王国的法律制度和政府制度，使合并成为既成事实。在这种形势下，想恢复旧君主的统治的企图无法得逞，再加上英国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对抗法国，也反对在意大利中部各邦强行恢复旧君主的统治。1860 年1 月15 日，英法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外部势力不得干涉意大利的内部事务，意大利中部各邦应由公民投票决定自己的归属。

1860 年3 月，加富尔重新担任首相。他在中部各邦搞了一次全民投票，正式肯定了中意各邦合并于撒丁王国。4 月，在法军的监视下，萨伏依和尼斯也举行了所谓的公民投票，正式将这两地划归法国。这样，到1860 年春，撒丁王国的统治阶级利用了人民革命斗争和外交手段，初步完成了意大利的局部统一。

2、西西里起义和加里波第的远征•统一运动的第二阶段

 1860 年春天，意大利人民的统一运动又出现新的高潮。这是由西西里的农民起义引起的。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下的西西里人民一向遭受极残酷的封建剥削。贵族地主占有全部可耕地，租佃条件十分苛刻，赋税极其繁重，农民除了缴纳捐税和地租外，几乎一无所有。1860 年4 月，西西里人民奋起反抗，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王国政府派出大批军队进行血腥镇压。消息传到意大利北部之后，人民立即向加里波第呼吁，请他率远征军去支援。加里波第是在50 年代开始走上与萨伏依王朝合作进行统一意大利的道路的。但是他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不同：一方面，他同意由萨伏依王朝统一意大利。在远征西西里前不久，他写信给西西里起义的领导人皮洛说：“要记住，纲领是：意大利和艾曼努尔。”另一方面，他与下层人民群众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且长期从事人民革命战争活动，深知人民群众的力量，对加富尔以尼斯（加里波第的家乡）换取法国支持来完成统一的作法十分不满，坚决主张用人民革命战争的方式完成祖国的统一。

为了进行远征，民主派组织了“千人志愿军”，让加里波第指挥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具有相当浓厚的民主旅色彩，其成员大多数来自深受共和派影响的伦巴底—威尼西亚地区，有一半人来自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家庭，有一半是工匠和工人，加里波第的几个助手都是民主派。5 月5 日，加里波第率军从热那亚启程，渡海前往西西里，5 月11 日在西西里的马尔萨拉登陆。加里波第的队伍受到西西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援，人们纷纷拿起武器协助作战。同时，北方人民也掀起了援助加里波第的声势浩大的运动，3 个月内，又有2 万多名志愿军来到西西里加入了加里波第的队伍。撒丁王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意大利民族协会”和“千人长枪基金会”向志愿军提供武器和资金。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援助下，加里波第和西西里人民一道，很快打败了政府军，7 月初占领了整个西西里岛。

5 月14 日，加里波第在萨拉米宣布以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名义任“专政者”，命令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重新组织地方议会，并颁布法令取消了许多不合理的税收，规定每个参战农民可以从公共土地上分得一块土地。但是加里波第同时也拒绝了农民提出的分配地主土地的要求，甚至同意派兵镇压抢夺地主土地的农民，这就使他在后期渐渐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对于加里波第的胜利，加富尔内心是很矛盾的。他想利用加里波第实现统一，又担心统一运动会变成一场革命，而使撒丁王国失去统一运动的领导权和英法等国的支持。西西里解放后，加富尔派代表劝说加里波第立即使西西里和撒丁王国合并，企图以此来控制西西里，阻止加里波第进军那不勒斯，但被拒绝了。加富尔认为，只有在那不勒斯发动一场“革命”，使那不勒斯立即和撒丁王国合并，才能阻止加里波第的进军。但“人民只相信加里波第领导的革命”，对加富尔的计划根本不感兴趣。加富尔又让国王艾曼努尔命令加里波第不要渡过海峡进攻那不勒斯。加里波第这样答复国王的命令：“意大利目前的局势不允许我服从您的命令⋯ ，如果我现在无视人民的呼唤，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使神圣的意大利的事业毁于一旦。所以，请允许我这一次不服从您的命令。一旦我完成了我的义务，把人民从可恨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我将在您的脚下放下我手中的宝剑，在我的余生中永远服从您的命令。”

8 月18 日，加里波第率领志愿军16000 人越过墨西拿海峡，在两西西里王国的卡拉布里亚地区登陆。人民以起义来迎接加里波第的到来。起义的人民封锁住西班牙波旁王朝军队向北逃跑的道路，1 万多名波旁王朝军队在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和起义群众的夹击下，于8 月30 日在索弗里亚村向加里波第缴械投降。从此，波旁王朝军队望风披靡，许多军队不战而降。9 月3 日加里波第进入萨普里，9 月6 日占领萨勒诺，首都那不勒斯的军队狼狈逃窜，9月7 日，加里波第进入首都那不勒斯。加里波第进入那不勒斯城后，以行动表明了他主张由萨伏依王朝统一意大利的态度。进入那不勒斯城的当天晚上，他下令把停泊在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的舰队直接交由撒丁王国海军指挥。他还请停泊在那不勒斯海湾的撒丁王国军队参加那不勒斯城的防卫，并任命了许多加富尔派的人当临时政府部长，甚至还留用了一名波旁王朝的部长。这些措施使加富尔都感到吃惊不已。另外，加里波第没有立即乘胜追歼波旁王朝的军队，使它残存在那不勒斯境内，这就使加里波第进攻教皇国的计划无法实行。加富尔也竭力阻碍加里波第向教皇领地进军，他让科苏特等加里波第的朋友写信劝说加里波第不要进攻教皇国以免和法国军队发生冲突；同时，拿破仑三世也害怕民主派在南意大利掌权，同意了加富尔的要求，让撒丁王国的军队进攻教皇领地的马尔撤和安波里亚两地区。为了防止加里波第在撒丁王国军队之前进入教皇领地，8 月中旬加富尔下令停止向加里波第运送志愿人员和作战物资。

9 月11 日，3 万多名撒丁王国军队攻入教皇领地，9 月29 日全部占领了马尔撤和安波里亚两个地区，然后向那不勒斯推进。这时加富尔向加里波第建议让南意大利实行公民投票，对南意大利并入撒丁王国进行表决。加里波第不顾马志尼派的许多人如克里斯皮的反对，同意公民投票。民主派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表决结果，南意大利合并于撒丁王国。1860 年11月初，艾曼努尔二世在加里波第的陪同下进入那不勒斯，接受全部权力。

1861 年3 月17 日，都灵议会正式宣布成立意大利王国，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为意大利国王。不久，加富尔重申：在法国的同意下，在“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的原则”下，罗马应该成为意大利的首都。但是，1861年6 月加富尔去世，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进入政治上不稳定的时期，平均每年换一个首相，因而没有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致使包括罗马在内的大部分教皇国仍处于意大利王国之外，意大利的威尼西亚地区还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下，统一事业并没有最后完成。

3、意大利统一的最后完成

为了完成最后统一，加里波第等民主派曾多次组织志愿军试图用武力解决问题，但是受到政府的阻挠。意大利统一的最后实现是通过外交手段取得的。1866 年，普鲁士和奥地利爆发战争，意大利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意军在战斗中不断失败，只有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屡获胜利。最后由于奥地利被普鲁士战败，根据维尔纳和约，威尼西亚归还意大利。

1870 年7 月，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不得不调回驻罗马的军队。9月初，意大利军队和加里波第的志愿军进入教皇辖地，20 日占领罗马。根据公民投票，罗马合并于意大利，教皇被剥夺世俗权力，避居凡蒂冈。至此，意大利统一最后完成。1871 年1 月，意大利王国首都由佛罗伦萨迁到罗马。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特点是：它始终贯串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最后以“自上而下”道路的胜利而结束，因此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都留下许多后遗症。在经济上，封建的土地制度——世代永佃制被保留下来。1866 年实行的民法保留了许多奴役性条款，如规定夫妻不得离异，已婚妇女从属丈夫等。所以广大农民和下层群众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生活日益恶化。在政治上建立的是君主立宪政体，世袭的国王保留着很大的权力。他统率武装部队，任命内阁部长，有权否决议会的法案，有权任命参议员等等。虽然按惯例政府是向众议院负责，但众议院的选举是非常不民主的，有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当时全国只有2％的人有权选举众议员，所以国家政权实际上是操纵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手中，连中小资产阶级都被排除在政权之外。

尽管如此，意大利统一的完成无疑地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为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很多障碍。统一后的意大利各邦间的关税壁垒消除了，统一了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铁路和公路的建设蓬勃开展起来，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推动了意大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四、俄国1861 年改革

1、俄国农奴制危机

 19 世纪前期，西欧主要国家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先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是，俄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全国90％的人口是农奴，他们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饱受贵族地主的压迫、虐待和剥削。农奴在地主的折磨下，死亡率极高，1836—1851 年农奴人口减少50 万人。地主不但任意虐待农奴，而且还可以像出卖牛马一样出卖农奴，这是俄国农奴制的特点。

沙皇制度是最残暴的君主专制制度，军队、警察、特务是沙皇最得心应手的统治压迫工具。警察、特务遍布全国，他们专门伺察、监视人民的一言一行。军队驻扎全国各地，随时待命，一旦发生农民暴动，立即前往镇压。严厉执行书刊检查制度，剥夺了人民的出版、言论自由。全国人民噤若寒蝉。沙皇制度的国家机器的重大使命便是维护封建农奴制度。但是，沙皇制度的残暴统治挽救不了黑暗的农奴制度。到19 世纪前期，俄国农奴制度已经走向衰落。在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下，商品生产从内部瓦解着俄国农奴制。1846 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俄国的粮食出口激增。1850 年出口的小麦近44 万吨，比20 年代增加了两倍。出口粮食有利可图，推动着地主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增加农民每周的劳动天数，缩少农民的份地；有些地主甚至完全收回农民的份地，迫使农民每天都为他们劳动。农民的地位已经下降到近乎奴隶。然而，强迫劳动不但不能提高生产率，反而使生产率越来越低。剥削农奴已经无利可图。某些生产出口粮食的地区，特别是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地主开始采用雇佣劳动代替农奴劳动。这样，农奴制度已走向衰落。

同时，农民阶级的分化也日益显著。少数富农通过扩大粮食生产和经商而发财致富，成为农奴关系掩盖下的农村资产阶级。他们利用剥削贫农的大量金钱，赎取了人身自由。农民的两极分化，也是农奴制衰落的重要表现。在农奴制衰落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发展起来。1804 年，俄国有1200 家手工工场，到50 年代末发展到2800 家。30 年代末，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1858 年，仅莫斯科一省就有蒸汽机158 架。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人数也不断增加。在1861 年改革前，共有工人86 万名。同时，工业中自由雇佣劳动也逐渐超过农奴劳动。自由雇佣工人在全部工人中的比例，1804 年为48％，1860 年上升到87％。但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远远落后于西欧。18 世纪末，俄国的生铁产量和英国相等。但到19 世纪50 年代中期，俄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了两倍，而英国增长了近30 倍，俄国的生铁产量仅为英国的1/15。同期，俄国的铁路有1500 公里，而英国有1.5 万公里，德国有1 万公里。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反映出俄国工业水平之低。俄国出口的是农产品，进口的是工业品，它已逐渐沦为西欧各国的原料供应地。

农奴制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满足工业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在地主巧取豪夺下，广大农民也一贫如洗，无力购买工业品，严重地限制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很明显，到19 世纪中叶，农奴制已成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废除农奴制的斗争 在俄国思想界，围绕着废除农奴制问题，到1840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派别——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但不赞成采取革命手段消灭它们，而是主张通过渐进的改革，废除农奴制，建立西欧式的君主立宪制，以实现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斯拉夫派反对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认为西方国家因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变得腐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就是西方社会的“溃疡病”。他们认为俄国发展的道路是独特的，发展的基础是俄国农村公社。他们主张在保留农村公社及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这样地主就会和农民在农村公社内和平相处，农民也不会反对沙皇政府。农村公社将会给俄国带来社会安定及经济繁荣。因此，斯拉夫派拥护沙皇制度，仅渴望在沙皇制度下享有言论自由。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实现以沙皇俄国为中心的斯拉夫人的联合。到1848 年，西方派又分裂为革命民主主义派和自由派。革命民主主义者与坚持旧立场的自由派不同，是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多数人出身小官吏、低级僧侣、小市民和农民家庭，还有贵族家庭的背叛者。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废除农奴制和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到50、60 年代，他们成为俄国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有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

亚•伊•赫尔岑（1812—1870 年）在青年时期立志献身革命，1847 年因受沙皇政府迫害流亡国外。1857 年开始出版《钟声》杂志，号召俄国一切进步力量为农民的解放和实现民主而斗争。他还在伦敦建立了一个革命组织。赫尔岑的革命精神，唤醒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新的革命一代。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年）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社会活动家。他熟知农民的悲惨境遇，理解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认为只有农民革命才是农民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因而他对统治阶级不抱任何幻想。他在抨击农奴制的时候，积极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废除农奴制，必须先消灭专制制度。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是比赫尔岑更为坚定的革命者，但他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同赫尔赫一样有空想思想。他认为俄国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通过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尼•亚•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 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和学生。他嫉恶如仇，毫不留情的批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但是，这些以废除农奴制度为己任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并不是孤立的，与他们遥相呼应的是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在1825—1855 年的30 年间，农民运动发生500 次以上，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被农民斗争困扰的沙皇和贵族坐卧不宁，他们力图通过对外战争来摆脱国内的困境。

2、克里木战争

1853 年，俄国终于发动侵略土耳其的战争，这个战争发展为克里木战争。这次战争也有其国际背景。19 世纪前期，土耳其帝国衰落了，这就引起欧洲列强的凯觎，俄国和英法都虎视眈眈，想趁机宰割这个老大帝国。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地方，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是东西方贸易必经之路，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为黑海通往东地中海的咽喉，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因此英法俄等列强都想控制两个海峡及君士坦丁堡，而其中俄国野心最大，因而与英法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俄国从18 世纪末起就接二连三地侵夺黑海北岸的土耳其土地。俄国企图进一步控制土耳其境内的海峡，以便向中近东地区扩张，并向巴尔干伸张势力。1833 年，俄国利用土耳其内部困难，强迫土耳其签订温卡尔—斯凯列西条约，土耳其同意俄国军舰通过海峡，同时却禁止其他国家的军舰进入海峡。这使俄国在近东的地位大大加强。当时土耳其已经成为英法两国的商品市场，但是它们还不满足，都想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俄国势力的扩张，自然引起了英法的不安和反对。

1841 年温卡尔—斯凯列西条约期满，英法乘此机会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缔结了关于海峡的国际条约，它规定：在土耳其处在和平时期，外国军舰一律不得开入海峡；一旦土耳其发生战争时，只有得到土耳其允许的国家才有权通过海峡。这在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俄国军舰通过海峡的权利。在1848—1849 年革命中，俄国派军队帮助奥地利把匈牙利革命镇压下去，由是俄国在国际反动势力中间的地位突然抬高。俄国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恢复自己在土耳其丧失的地位，于是开始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准备攻打土耳其。同时，俄国国内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沙皇专制制度面临覆灭的危险。为了摆脱困境，进行对外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这时，西欧进入资本主义高涨时期，英法资产阶级加紧争夺国外市场，它们都渴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土耳其的市场，因此对于俄国侵略土耳其的野心都很不安。为了对付俄国，英法都积极“援助”土耳其，尤其是法国以大量贷款和军火供应土耳其。土耳其愈益靠近英法。巴勒斯坦“圣地”问题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很久以来，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就在“圣地”管辖权问题上发生争执。1852 年8 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圣地”的管辖权归于天主教会。而俄国是东正教国家，沙皇便以此为借口，于1853 年6 月派大军入侵土耳其，俄土战争由是爆发。这一年11 月，土耳其舰队在黑海南部被俄国海军歼灭。土耳其的军事惨败，促使英法于1854 年3 月对俄宣战。英法联合舰队向俄国的沿海城市发动猛烈的攻势。但是，英法政府不打算彻底摧毁沙皇的统治，因为它是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柱，一旦失去它，欧洲革命可能又会爆发。因此，英法就把战争局限在克里木半岛上。这场战争的性质，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在战争中，俄军士兵虽然勇敢顽强，但是落后和腐败使俄国毫无胜利的希望。俄军仍旧使用滑膛枪，其射程仅是英法联军来复枪的1/3。俄国海军战舰仍旧是帆船，而联军已更新为先进的汽船。俄国南方没有铁路，军用物资全靠大车运送，弹药、粮食供应极度不足。联军却在克里木半岛的占领区修筑了铁路，能及时地补充作战物资。除此之外，俄军还缺乏必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甚至没有作战地图。军官也利用战乱侵吞公款、贪污军需物品。结果，1855 年秋，俄国军事重镇塞瓦斯托波尔被联军攻陷，战争很快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856 年2 月，双方在巴黎订立和约。根据和约，黑海中立，不准俄国在黑海保留舰队及在黑海沿岸设立要塞。战败使俄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俄国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这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同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英法之间的战争。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俄国统治者从政治昏睡中清醒过来，他们认识到：只有废除农奴制，尽快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才是俄国的出路。改革的背景 克里木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农民苦不堪言。政府加重农民的赋税以充军费，使得农民在旧的不满上又添了新的不满。结果，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运动。仅1860 年就发生108 次农民暴动。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震撼了贵族地主的统治。

在农民运动的推动下，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准备革命。早在1859 年5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彼得堡成立秘密革命组织，并主动与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在伦敦的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准备发动公开的起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组织还制定了比较彻底的纲领，坚持“自下而上”的革命，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消灭农奴制，使农民无代价地分到土地。1860 年末到1861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起草了题为“领地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的宣言，揭露沙皇的真面目，号召农民准备起义。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份宣言还没有发出就落到警察手里。

由于沙皇政府拥有强大的军事警察机器，加上农民的觉悟尚低，力量涣散，革命民主主义者难以把分散的农民运动汇合成全面的革命。这样，1859—1861 年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民主运动没有合流，“自下而上”地消灭农奴制的革命道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却迫使沙皇政府走上了“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

早在1856 年3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对莫斯科贵族谈及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他认为：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从1857 年开始，沙皇政府着手改革的准备工作。负责改革工作的是由高级官吏和大农奴主组成的“农民事务总委会员”。改革草案的基本原则是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亚历山大二世在最高国务会议最后审定改革方案时说：“诸位会相信，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凡是能做的一切都做到了。”

1861 年3 月3 日（俄历2 月19 日），沙皇签署了《1861 年2 月19 日宣言》和《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法令》。3 月5 日，上述“宣言”和法令”正式公布。

3、1861 年改革的内容

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首先宣布农民实现人身自由。地主再也不能买卖、交换农民，也不能干涉农民的家庭生活。农民有权用自己的名字订立契约、从事工商业活动，拥有动产和不动产，以及进行诉讼；还可以改变身份，成为市民或商人。其次，规定全部土地仍属地主所有，农民可以按照规定赎买一小块土地。赎金数额高出土地实际价格二三倍。赎金的20—25％由农民支付现金，其余由政府以有息债券代付，农民需在49年内向政府还本付息。最后，为了管理农民，又规定把农民组织在原来的村社中。村社的公职人员由农民选举产生，但必须执行政府的一切法令，并隶属于地方行政机构。在村社上面又设置一个由地方贵族担任的调停人，负责处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以保障地主的利益。同时，村社实行连环保，以约束农民按时完成各类赋役。这样，过去受个别地主支配的农民，现在落入地主地方政权的管理之下。

1861 年的改革，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一次大规模掠夺。农民在改革中分到的土地，按1861 年市价计算仅值5 亿多卢布，但到1905 年为止，农民共交付赎金20 亿卢布。农民虽然付出高昂的赎金，但分得的土地的面积比改革前减少了，质量也更坏了。因为地主在改革过程中把最好的土地割走，把最坏的土地留给了农民。在黑土地带，地主平均割去农民使用土地的1/4，在全国平均为1/5。改革前地主和农民共有的水塘、牧场及森林也都归地主所有。改革后，全俄每个农民平均分到3.4 俄亩土地。由于耕地减少，经济上不能自立，他们不得不在受奴役的条件下向地主租地。获得“解放”的农民又在“工役制”或“对分制”的形式下，重新遭受地主的盘剥。这些剥削方式都是农奴制的残余。

改革措施实施后，沙皇政府欺骗农民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引起广大农民的极度不满，农民运动又席卷全国。仅在1861 年到1863 年间，就发生了2000多起农民暴动，但都遭到沙皇军队的血腥镇压。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也遭到逮捕，被判处苦役或流放。农奴制废除以后，沙皇政府又在其他方面实行一系列改革。1864 年，在省、县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自治会议和自治局）。1870 年，在城市建立杜马和自治局。但是，地方自治机构都控制在地方贵族手中，城市自治机构被城市大资产阶级所操纵；而且自治机构受到行政当局的严格监督，职权也很小，只能管理地方经济、卫生和教育。1864 年，还参照西欧模式进行司法改革，建立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实行公开审判。司法改革在当时各项改革中是比较彻底的，但仍带有农奴制色彩。政治案件往往由行政部门处理，被捕的革命者不经审判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些事实表明，改革没有触动沙皇专制制度。

1861 年改革虽然是在农奴主主持下进行的，但就其内容而言，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废除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统治权力，使2100 多万农民从农奴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为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又对政治上层建筑作了局部调整。这些变革毕竟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农奴制的废除成为俄国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五、美国内战

1、北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9 世纪前期，美国通过购买、武装颠覆和发动战争等手段，实行领土扩张。1803 年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纳地区（包括现在的阿肯色、衣阿华、密苏里、内布拉斯加和路易斯安纳等12 个州），1810年，侵入西班牙所属的佛罗里达西部，1818 年，又出兵侵占佛罗里达东部，并于次年胁迫西班牙政府将它卖给美国；1835 年策动美国移民在墨西哥的得克萨斯搞武装暴动，成立得克萨斯傀儡国，1845 年将这块土地合并为美国的第28 个州；1846—1848 年挑起侵墨战争，夺得了包括现在的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4 个州和科罗拉多及怀俄明州的一部分的辽阔领土。同时，美国又在1846 年以战争相威胁，从英国手中夺取了俄勒冈地区的一部分。最后，美国在1867 年又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

这样，到19 世纪中叶，美国的领土已经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土地从1783年的205 万平方公里扩大到内战前的777 万平方公里。美国领土扩展的过程，也是土著居民印第安人被剿灭、其土地被掠夺的过程。到19 世纪末，印第安人从原来的100 多万减到24 万。仅在1802—1822年的20 年内、就有1500 万英亩土地被掠夺。美国还在东亚扩张势力。1844 年。它强迫中国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的《望厦条约》，除得到像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得到的一切特权以外，还获得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还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853—1854 年，美国用炮舰迫使日本放弃“锁国政策”，为美国和其他殖民强盗侵略日本打开门户。1866、1867 年，美国曾两次入侵朝鲜，但均被朝鲜人民击退。领土扩张和海外掠夺，加速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790 年，塞缪尔•斯莱特引进新式纺纱机。以此为标志，美国进入了工业革命阶段。从1810—1860年的50 年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9 倍，仅次于英、法、德，居世界第4 位。

在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同时，农业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发展。在19世纪初，北部、西北部的小农经济还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但这种自然经济由于东北地区进入工业革命后。逐渐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少数富裕农民把积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通过雇佣工人，扩大经营而成为农业资本家；另一方面，广大贫苦农民受到剥削、压迫而走向破产，不得不受雇于人，成为农业工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形式，列宁称之为“美国式道路”，以区别于“普鲁士式道路”。

新兴的农业资本家所经营的农场，有的规模很大。如迈克尔•沙利文拥有8 万英亩土地，使用一二百名雇佣工人，饲养5000 头羊。资本主义农场一般都采用机器和先进技术。19 世纪中叶，美国农业中耕地、碎土、播种、收割、打谷等都已用机器。由于大农场的出现和机器及先进技术的采用，农业产量大大提高。到19 世纪中叶，芝加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谷仓。必须指出，移民在美国资本主义工农业迅速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仅在1820—1860 年的40 年中，移民总数就超过了500 万。1848 年以前，到美国的移民主要是农民和熟练的手工业者，1848 年以后，则主要是产业工人。他们移居美国不仅补充了美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带去了欧洲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1848 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美国资本家曾诱骗数万华人前往作苦力。1862 年加利福尼亚矿工中，华人超过半数。内战后10 年中，运往美国的华工达10 万之众。他们参加修建美国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联邦中央太平洋铁路，后来又参加了北太平洋铁路和南太平洋铁路的建筑。中国华工为开发美国西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2、南部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不过，美国工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只限于北部和西北部，美国南部却是沿着另一条道路——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奴隶制度未被独立战争的炮火摧毁，反而受到1787 年联邦宪法的保护。本来，美国南部奴隶制经济因为生产效率低、成本高，到18 世纪末已奄奄一息，不少奴隶主已开始自动释放奴隶。但在1793 年，小学教师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将清除棉籽的手工劳动变为机器操作，效率提高149 倍，配以蒸汽机推动，效率更提高1000 倍。由于此时西欧一些先进国家以及美国北部都开始了工业革命，对棉花的需求量陡然增加，因而使得种植棉花有利可图。于是，南部种植园奴隶主便拚命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并大量贩入黑奴建立新的蓄奴州。南部奴隶制因此而绝处逢生。及至内战前夕，南部的黑奴已增加到400 万人，共有15 个蓄奴州，把南部变成了“棉花王国”。以黑奴劳动为基础的美国奴隶制经济，一开始就依赖资本主义市场，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组成部分，它的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原动力是追求剩余价值、增殖财富。它不同于古典奴隶制，而属于商品奴隶制。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每一滴血汗，它比古典奴隶制带有更大的残酷性。黑奴的生命极限才是奴隶主进行敲骨吸髓地剥削的极限。黑奴在监工的鞭打下劳动，每天工作长达18 或19 个小时，被剥夺了一切自由，甚至连建立家庭的权利也没有。即使原先身强力壮的黑奴，也往往劳动七八年就活活累死。由于片面发展种植园奴隶制经济，南部工业远远落后于北方。内战前，在全国工厂总数中，南部只占15％；在全国工业投资总额中，南部只占9.5％；在工资劳动者总数中，南部只占8.5％；在全国工业总产量中，南部只占8％。

南北两种经济制度之间具有不可调合的矛盾。北部需要大量自由雇佣劳动力，南部奴隶主却把几百万黑奴禁锢在种植园内；北部需要大量的棉花等工业原料，南部奴隶制经济却具有殖民地经济性质，产品多数输往英、法及其他欧洲国家；北部需要南部作为商品销售市场，一贫如洗的黑奴却无力购买任何工业品；北部资产阶级需要提高关税以保护自己的工业，控制联邦政府的南部奴隶主却极力降低关税，以购买廉价的外国商品。南北双方上述矛盾，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以及领土的扩大，废奴运动的发展和黑人反抗斗争的加强而日益激化。

3、两种制度矛盾的激化

两种制度固有的矛盾在争夺西部领土的斗争中加剧了。在领土扩张中，不断有新州加入合众国。种植园奴隶主力图把每个新州变为蓄奴州。从经济上讲，奴隶主主要把资金投放到购买奴隶和土地上，所以无力改良土壤，无力施肥，对土地实行掠夺式耕作，以致一块土地在几年之后便失去地力而无法继续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限制奴隶制的扩张，奴隶制便有消亡的危险。因而，“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却是联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规律。”从政治上讲，增加蓄奴州个数有利于奴隶主增强在参议院中的势力。按美国宪法规定，众议院代表席位与所代表的人口成正比例。南部各州人口增长大大缓慢于北方各州，因而奴隶主很难取得众议院多数席位。但参议员名额无论州大州小，各州均有两个。每增加一个蓄奴州，即是在参议院中增加了两个奴隶主利益的代表。北部资产阶级也力求把每一个新州变为自由州。在自由州里，小农经济可以避免奴隶制经济的排挤得到发展。小农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向工业提供粮食和原料，也有利于扩大工业品市场。当然，自由州的增加，对北部资产阶级控制国会同样有利。广大农民、失业者和新移民站在北部资产阶级一边，坚决反对把新州变成蓄奴州，以便他们能自由地获得土地。

     从19 世纪20 年代起，双方争夺西部土地的斗争愈演愈烈。不过在这些斗争中，北部资产阶级一再退让妥协，南部奴隶主则得寸进尺。1819 年以前，自由州与蓄奴州数目相等，所以南北双方在参议院中的势力是平衡的。1819 年，密苏里申请以州的资格加入联邦。由于该州奴隶制存废问题对于南方在参议院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所以南方奴隶主疯狂地要求把密苏里确定为蓄奴州。一连数月双方争执不下。1820 年3 月，国会的南北方代表终于达成妥协。国会通过了妥协案：确定密苏里为蓄奴州，同时从马萨诸塞州分出一个新州——缅因州作为自由州。更重要的是，它还为尚未建州的西部广大土地划定了奴隶制与自由制的分界线——北纬36 度30 分以南为奴隶制区域，以北为自由制区域。

然而，南部奴隶主并不满足于这次妥协，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奴隶制扩展到整个西部。他们的这种野心在1854 年国会讨论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建州时暴露无遗。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均位于北纬36 度30 分以北，按《密苏里妥协案》规定，应成为自由州。但奴隶主却强迫国会授权新州居民自己决定奴隶制的存废。《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通过，奴隶主反动武装便冲进堪萨斯，企图用武力强行建立奴隶制。奴隶主的暴行激起北部工人、农民、废奴主义者的极大愤慨，他们自动武装起来，在堪萨斯与奴隶主反动武装进行流血斗争。堪萨斯事件表明，两种制度的矛盾已发展为武装冲突。马克思称这一事件为美国内战的开始。

在堪萨斯内战中，北方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顽强、英勇的战斗精神，使得南方奴隶主认识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并不可靠。到1857 年，他们又利用联邦最高法院作为扩张奴隶制的工具。这一年最高法院通过了“德累德•斯科特判决”，宣布：今后奴隶被带到任何地方都是主人的财产。这就是说：奴隶制度在全国一切地方都是合法的。因此，这个判决激起了北方广大人民的义愤。两种制度的矛盾也因北部废奴运动的发展而尖锐起来。废奴思想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萌发，废奴运动也于那时兴起。到19 世纪30 年代，北部废奴运动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833 年全国性废奴组织“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废奴运动的兴起。废奴运动著名领袖有劳埃•加里森、温德尔•菲利普斯及黑人弗里得里克•道格拉斯等，北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黑人及先进的知识分子是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们到处进行消灭黑奴制的宣传鼓动，并组织起所谓“地下铁道”，协助南方黑奴逃到北方和加拿大。到1840 年，这个协会已有2000 个地方组织，会员达25 万人，至少办有25 种报纸。

    19 世纪40 年代以前的废奴运动声势大，但战斗力不强，主要原因在于主张用道德说教去感化奴隶主的派别在运动中占支配地位。1840 年废奴派发生分裂：一派拥护政治行动，主张废奴派成立政党，参加竞选，通过立法手段消灭奴隶制；另一派继续坚持道德说教的方式。到50 年代，暴力革命派愈益得势，他们既反对道德说教，又反对政治行动，认为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消灭奴隶制度。约翰•布朗起义是暴力革命思想的具体实践。1859 年10 月16 日，布朗带着他的3 个儿子、13 个白人和5 个黑人，在弗吉尼亚州境内的哈泼斯渡口发动武装暴动，占领了当地的联邦军火库，开始解放奴隶。经过两天激战，终因众寡悬殊，被奴隶主反动武装镇压下去。约翰•布朗暴动的失败证明：单凭感情的冲动，在一个奴隶主拥有强大武装的国度里举行武装暴动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但是，这次暴动的失败触动了全国，把奴隶制问题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并且有力地激励了反对奴隶制的力量。

    19 世纪40—50 年代，废奴运动队伍也迅速扩大。有人估计，仅仅由于1852 年斯托夫人出版的小说《黑奴吁天录》的影响，就有200 万人成了废奴主义者。奴隶制的危机当北部经济高涨，废奴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南部奴隶制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南部是农业区，但十分缺乏劳动力。外来移民极少到南部去；奴隶价格扶摇直上，1828年每名奴隶售价700美元左右，到1860年时上涨至1800美元，致使南部人口增长缓慢。奴隶制经济效益极低，到50年代，已到了几乎无利可图的地步。投资大，利润少，使大多数种植园主负债累累。内战爆发时，南部奴隶主向北部银行家和商人借债总数已达4亿美元。

    到50 年代，南部奴隶主寡头政治统治也遭到了非奴隶占有者的强烈反对。在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等州，经过斗争，一切自由白人都取得了选举权。南部废奴主义者公开提出了逐步解放奴隶的要求。有的废奴主义者还当选为州立法议会议员或市长。

    这一时期，黑人奴隶密谋事件及起义此伏彼起，在各州掀起反抗斗争的浪潮。他们的活动往往有贫穷白人支持、参加，表明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在南部已处于孤立境地。

到50—60 年代，由于美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奴隶主的政治优势也丧失了。首先是西北部的成长。在过去几十年中，民主党之所以有力量，关键在于南部奴隶主与西部农民之间结成了联盟。开放西部国有土地、拆除关税壁垒是二者共同利益所在。但奴隶主无限制地扩展种植园的野心却与西部农民争取土地、发展小农经济的要求相悖，因而随着奴隶制向西北部的扩张，二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农民逐步离开了民主党，转而支持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民主党力量极大地被削弱了。

其次是共和党的崛起。共和党成立于1854 年，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以反对奴隶制为目标的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及黑人的联合组织，其领导力量是工业资产阶级。共和党形成不久，便把全国各派反奴隶制势力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下，自由党、自由土地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以及瓦解中的辉格党北方派都参加了进来。到1855 年末，北方所有的自由州都建立起了共和党组织。1856 年，共和党参加竞选总统，在11 个州获胜，这表明它得到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巨大支持。共和党的崛起严重威胁着奴隶主的政治统治。

最后是民主党自身的分裂。民主党由北部民主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组成。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上，两派各执一端。南部民主党人成立于 1848 年，提出“自由土壤、自由言论、自由劳动、自由人民”的政治口号，是一个新兴的反对奴隶制的政党，是共和党的前身。北部民主党人坚持“居民主权原则”，即由居民自己投票决定所在州的奴隶制存废。堪萨斯流血斗争引起民主党内部第一次分裂。在1858年关于奴隶制的大辩论中，裂痕进一步扩大。在1860 年的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公开分裂，形成南北两个民主党，各有自己的纲领和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分裂不但进一步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也为共和党在1860 年大选获胜提供了方便。

4、内战的爆发及第一阶段

1860 年，美国进行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阿伯拉罕•林肯当选。林肯的当选，成为美国内战爆发的导火索。

林肯（1809—1865 年）出生在肯塔基州一个农民家庭。从7 岁开始帮助父母放牛、开地和打柴。年岁稍大一点，又当过雇农、船夫、小店铺里的伙计，后来又当过乡邮员和土地测量员。他一生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但是他刻苦勤学，利用一切机会向人请教、借书，终于通过自学成为一位博学的人。他阅读范围甚广，特别努力钻研法律，结果当上了伊利诺斯州的律师。他曾4 次被选进伊利诺斯州立法会议，而且在联邦众议院中任过一届众议员（1847—1849 年）。1856 年他加入共和党。他反对奴隶制度，认为奴隶制度违反自由平等原则。他说，不能以种族优劣为借口替黑人奴隶制度辩护。但是他不是废奴主义者，因为他反对立即废除奴隶制度，反对干涉南方诸州现存的奴隶制度。他只是要求限制奴隶制向西部扩张，他认为，如果把奴隶制度固定在原来的地区内而不让它进一步扩展，则它在一定的时期会逐渐自行消灭。他尤其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用暴力手段去推翻南方奴隶制度。他在1856 年说过：“不要弄错了，选票比子弹更有力量。”林肯之反对奴隶制度，也是和他之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他说过下面的话，以证明资本主义比奴隶制度优越得多：“希望二字对于人的努力和幸福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如果你用鞭子强迫奴隶梳大麻的话，他在一天之内连75 磅也梳不出来，但是假如派他梳100 磅，同时答应按他做的工作全部付给报酬的话，他将给你梳出150 磅。”他之拥护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制度，也是由于他在这个制度中看到了人们的自由。他说：“⋯ .我很高兴看到一个劳动制度盛行于新英格兰，在这个制度下，劳动者当他愿意的时候就可以罢工，在这里他不被强迫在一切环境下工作，而且也不被束缚住和（不管你给报酬与否）被强制去劳动！我喜欢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容许一个人离开工作，当他愿意的时候。我希望这个制度到处施行。我之所以反对奴隶制度的理由之一，正是在这里。”

然而，林肯之拥护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有条件的，他只拥护一个以社会流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他喜欢把经济机会开放给一切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工人也有机会成为资本家。他说：“什么是劳动者的真正状态呢？我以为最好是让每个人自由地、尽可能迅速地取得财产。有些人将富有起来⋯ .我愿意最贫困的人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和任何其他人同样致富。”

    林肯的这种思想产生于他对于穷人的同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现实。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由于美国有广阔的处女地，经济机会较多，穷人上升为富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的确也有一些劳动者通过勤劳而跻身于富人行列。但是林肯在为这个思想信念所陶醉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穷人不可能全部上升到资本家的地位，更没有预料到在他逝世后，随着垄断组织的出现，穷人或劳动者上升为资本家的道路完全被堵死了。可见，林肯所向往的那种社会秩序毕竟是空幻的东西。在1860 年的竞选纲领中，共和党明确地宣布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扩张。因此这次大选的胜利意味着奴隶主把奴隶制扩大到西部去的希望完全破灭，这也意味着奴隶制面临灭亡的前景。

    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奴隶主决定在林肯就职以前发动叛乱。南卡罗来纳等7 个州先后宣布脱离联邦，并于1861 年2 月4 日宣布成立另外一个名为“美利坚诸州同盟”的国家，将弗吉尼亚里士满定为首都，推举“野心勃勃如恶魔，冷酷无情似蛇蝎”的戴维斯为总统。林肯就职后，曾试图同奴隶主谋求和解，但遭拒绝。奴隶主叛乱武装于4 月12—14日首先炮轰并占领了政府军守卫的萨姆特要塞。4 月15 日，林肯政府正式宣布对南部同盟作战。内战爆发了。之后，南部又有4个州参加叛乱。南方奴隶主之所以敢于发动这一场内战，是由于他们对于局势作了主观片面的估计。

    首先他们认为北方缺乏军事人才，当时美国的许多知名将领都是奴隶主出身，他们在林肯当选总统以后，纷纷南下参加叛乱。而且他们知道北方对战争毫无准备，南方则早有充分的准备。早在1860 年冬林肯大选获胜后，南方就通过其在北方的代理人布卡南总统把大批武器运往南方，还从欧洲购入大量武器弹药，并且积极训练军队。其次，他们指望得到英国的援助。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手中有一张王牌——棉花。南方诸州是英法棉纺织工业原料的主要供应者，一旦断绝棉花供应，英法尤其是英国的棉纺工业将陷于停顿，这就必然迫使两国进行武装干涉。一个叛乱分子得意忘形地吹嘘棉花的作用说：“我们所指的是那小小的、细弱的棉线，一个小孩子可以弄断它，但是它却能够把世界绞死。”

     但是，叛乱者没有考虑到南方的根本弱点：第一，双方在物质力量上相差悬殊，北方有强大的工业，1860 年全国有107 座纺纱厂，其中南方只有6座；在北方，银行资本在1860 年超过4 亿美元，而南方只有2200 万美元；1860 年北方人口为2234 万人，南方只有910 万人，其中400 万是黑人。可见北方不论在人力或物力上都远胜于南方。第二，北方在政治上也处于比南方更为有利的地位。正义是在北方，北方人民同仇敌忾。林肯政府可以指望得到北方广大人民的有力支持。相反地，在南方，奴隶主失道寡助，不仅400万黑奴反对他们，而且白人中间的广大下层人民也反对他们。如前所述，南方小农在政治上无权，在经济上受大种植园主的排挤，因而与奴隶主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北方虽然在人力、物力及政治方面比南方优越得多，但是在内战第一阶段时，北方在军事上连遭失败。1861 年7 月在马纳萨斯一役，北军被打得溃不成军。1862 年北方虽然在西线上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从南方手中夺取了几个战略据点，但是在东线却连受挫折。1862 年夏的“半岛战役”以严重的失败而告终。南军乘胜北上，甚至直接威胁了首都华盛顿。

    北方在战场上的屡次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北方缺乏战争准备，士兵都是仓促之间召集的，没有训练，将领中也缺少将才。总之整个北方没有来得及进行适应战争需要的调整。以林肯为首的北方政府一开始就宣布恢复国家的统一（或拯救联邦）是战争的主要目标。林肯特别坚持这个目标。他的这个态度遭到激进派和废奴派的反对，他们要求政府为解放南方奴隶而战，把解放奴隶作为北方进行战争的最高目标。

    林肯的上述态度显然是正确的。当时美国所面临的严峻的现实是：南方分裂出去，国家分为两半，而且南方分裂主义者还企图勾结英法干涉美国内战，美国有重新沦为列强的殖民地的危险。退一步讲，即使事情没有恶化到这个地步，国家的分裂也将严重地阻碍美国的进步发展，使方兴未艾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可见，林肯把恢复联邦的统一摆在首要位置上，说明他高瞻远瞩，能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但是，在内战第一阶段上，林肯坚持不肯实行解放奴隶的政策。1861 年8 月30 日在密苏里战场上指挥作战的弗雷蒙特将军发布一道局部解放奴隶的命令，宣布在密苏里州境内任何人，凡是参加敌人方面作战的，他手中的奴隶一律予以解放。林肯得知后，便马上取消了弗雷蒙特的命令，而且将他免职。可见，林肯反对解放奴隶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那么，林肯为什么反对解放奴隶呢？

本来，林肯是反对奴隶制度的，但是一旦就任合众国的总统，他就身不由己了。他说：“我自然是反对奴隶制度的。然而我从来也不理解一当上总统就可以有无限的权力按照这个判断和感觉以总统的身份行动”。实际上，在内战初期，他之反对解放奴隶与他的性格和思想倾向有莫大的关系。他为人老成持重，从不“盲目急躁”，而是“一步一步前进”。①在他看来，解放奴隶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必须缜密考虑其利弊得失，不应该匆忙地作出决策。而且，林肯一贯反对走极端，除非客观环境逼迫他这样做。他认为立即宣布解放奴隶就是一个走极端的作法，所以他表示反对。

但是，林肯之拒绝解放奴隶，还有两个具体原因。第一，是由于战略上的考虑。内战爆发后，边境诸蓄奴州肯塔基、马里兰、密苏里及特拉华，由于种种原因未参加叛乱。前三个州都是大州，是联邦士兵的重要来源地，是首都华盛顿的屏障，更重要的是联邦进攻南方的重要战略基地。林肯耽心，一旦宣布解放奴隶，就会把这几个州推到南方叛乱者的怀抱，这将葬送整个内战的前途。据林肯自己透露，弗雷蒙特的命令曾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战场上有一个整连的志愿军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放下武器回家。第二，林肯总是优先考虑白人工人的利益，而把黑人奴隶的利益放在从属地位。他耽心解放奴隶会造成对白人工人极为不利的后果，因为自由黑人在劳动市场上与白人工人的竞争，会造成白人的失业及工资的下降。林肯之拒绝解放奴隶，在北方引起了共和党内激进派的批评，随着战争的拖延（内战初起时，北方人一般地都估计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未料想到战争持续4 年之久），这个批评也越来越猛烈。激进派指出，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摧毁作为战争根源的奴隶制度。有人说：林肯是“为了维持现状而进行这一场战争的，殊不知战争正是现状所引起的。”国会中的激进派议员甚至表示要停止向军队拨款和供应军需品，借以迫使林肯让步。来自人民群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到1862 年，北方已有100 多个人民团体散发传单，要求解放奴隶。林肯静静地倾听激进派及其他人的批评和谴责，也彬彬有礼地听取一些废奴派代表团的意见。在激进派、废奴派以及广大群众的压力下，到1862年7 月，林肯终于不得不考虑解放奴隶。他看到，激进派是这场战争的坚决的支持者，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对战争的进行是不利的。但是，林肯之决定实行解放奴隶的政策，还有以下几种更为重要的原因。

    第一，到1862 年7 月，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但是北方在军事上进展迟缓，这导致了北方参军热情的锐减。而且，据一些州长的反映，有反对奴隶制情绪的青年都不愿意报名参军，因为他们认为联邦军队不是为解放奴隶而战的。结果，北方的兵源大减。在这个情况下，林肯认识到解放奴隶有助于解决兵源问题：一则可以鼓起北方青年参军的热情，二则可以推动南方奴隶逃到北方参加军队。他认为此外还可以瓦解南方赖以维持战争的种植园经济。1862 年9 月，林肯对一个代表团说：解放奴隶“无问题将把对于南方极其重要的劳动者拉过来，从而削弱叛乱者的力量”。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假如不采取解放奴隶的政策的话，人力是不可能平息这个叛乱的。⋯ .解放奴隶会给我们带来在南方土地上生长起来的20 万人（指黑人——引者）。它还会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它使敌人减少同样多的东西。”

    第二，当时英国政府正在着手承认“南部联盟”，并且积极准备出兵干涉。美国的外交官们提醒林肯说：只有实行解放奴隶的政策，才能击败英国干涉美国内战的计划。林肯认识到，解放奴隶可以促使英国工人及国际舆论同情和支持北方，从而有利于破坏英国武装干涉的企图。他的言论反映了他的这个认识，他对一个代表团说：我已认识到“解放奴隶会在欧洲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后果。”

    第三，这时，联邦已经牢牢地控制住边境诸州，即使宣布解放奴隶，也不怕它们投向南方了。因此，林肯原先的顾虑也解除了。

总之，解放奴隶关系到是否能平息这一场叛乱的大问题。为了夺取内战的最后胜利，以便恢复联邦的统一，林肯除了解放奴隶外，别无选择。

1862 年9 月24 日，林肯终于发布了《解放宣言》，宣布从1863 年1月1日起，叛乱诸州的奴隶全部获得自由。不过，《宣言》也有其局限性：第一，它没有涉及边境诸州的奴隶。后来只是通过大批奴隶逃亡，这些州的奴隶制度才走向瓦解。第二，它只是让南方奴隶得到自由，被解放的奴隶既没有得到土地，也没有取得选举权。

但是，《解放宣言》的积极意义是不容抹煞的，因为它一发表，马上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南方奴隶成批地逃亡，他们纷纷来到联邦军队营地，要求参军杀敌。 1864 年，联邦部队中的黑人团队增加到166 个，达到12.6万多人。《宣言》也使英、法工人阶级清楚地看到，正义在北方一边。他们积极开展活动，迫使政府最终放弃了武装干涉美国内战的企图。1862 年5 月24 日，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规定凡支持、拥护共和国的成年公民，从1863 年6 月1 日起，只要缴纳10 美元登记费，就可从国有土地中领取160 英亩土地，耕种5 年后，成为私有财产。《宅地法》极大地鼓舞了联邦军队中广大士兵的战斗热情。在军事上也实行了改革。早在1862 年末，林肯政府就清洗了军官中的亲奴隶主分子，提拔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军事人才。1864 年初又改组军事领导，实行统一指挥作战；任命有卓越军事才能的格兰特为“全军大将军”（即陆军总司令）。

    这些革命措施和改革，大大地增强了北方军队的战斗力，也有力地鼓舞了北方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从1863 年夏开始，北军转入反攻。这一年7 月，北军取得盖提斯堡大捷，战争主动权从此完全操在北军手中。1864年，北军从东西两面同时对南军展开强大攻势。格兰特将军所率部队在东线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把南军主力逼到叛乱者首都里士满附近。在西线，谢尔曼大军于1864 年攻克南方军事工业重镇亚特兰大后，开始有名的“向海洋进军”，直捣萨凡纳。年底，萨凡纳为北军攻占，至此，南部同盟被截为两段。1865 年4 月9 日，南军主力罗伯特•李将军的部队陷入北军层层包围之中，只好向北军投降。持续4 年之久的美国内战，以北方获得最后胜利而告结束，美国重新恢复了统一。在战胜南部叛乱分子的军事斗争中，工人、农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北军的每1000 个士兵中，有421 个工人，487 个农民。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在后方与内奸进行顽强斗争，为北部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黑人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整个内战期间，有25 万黑人参加了作战，至少还有25 万黑人在军队其他岗位上服役。有68170 人牺牲了生命。50 万黑奴从种植园逃跑，不但使南部经济濒于破产，还牵制了奴隶主10 万兵力。

    英法工人阶级的国际支援也从外部促进了北方的胜利；林肯政府一系列革命措施的实施，调动、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并使北方巨大的经济军事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这些都是北方取胜的重要因素。

4、南方重建

在南方叛军主力投降后第5 天，亦即1865 年4 月14 日，林肯被刺，翌晨逝世。林肯是美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之一，他品德高尚，是一位气度恢宏的杰出的政治家，他识大体，处处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善于采纳人民的意见，甚至是反对派的意见。

    林肯逝世后，副总统约翰逊就任总统。他是一个亲奴隶主分子，上台后不久就宣布大赦，几乎赦免了所有的叛乱分子，准许他们在宣誓效忠联邦后享受一切政治权利。在约翰逊的庇护下，奴隶主分子在南方各州又得势了，他们控制了各州的立法行政大权，并且采取各种手段开始迫害黑人。他们组织起恐怖团体“三K 党”，专干残酷杀害黑人的罪恶勾当。他们还在南部各州推行“黑人法典”，几乎剥夺了黑人的一切自由权利，如不准黑人拥有土地，不许集会，不许和白人接触，对黑人仆役可以任意实行体罚等等。约翰逊的妥协政策及奴隶主的重新得势，引起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人民的支持下，共和党的激进派在1866 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1867 年，国会不顾约翰逊的反对，强行通过了激进派重建南方方案，从而开始了民主重建南方的时期。

    激进派的重建方案宣布：按约翰逊有关重建宣言建立起来的各州政府无效；对南方10 个州实行军管，划分为5 个军区，由总统任命的军区司令统辖；给予包括黑人在内的全民以选举权，而剥夺“参加叛乱或犯法律上的重罪的人”的选举权，凡参加叛乱的人，均无资格成为州立法议会代表，也无资格担任州政府的官员。

     在激进派重建南方期间，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了投票选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一些黑人当选为州、县级立法议会议员或政府官员。甚至有两名黑人当选为联邦参议员，16 名黑人被选为联邦众议员。在南卡罗来纳州立法议会中，黑人获得一半席位。由于黑人代表的努力，南方各州都废除了“黑人法典”，并制定了保障黑人人权的法律。各州“黑白混合政府”还拨出大量款项创办黑人学校，使黑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各州政府还进行了司法及地方政府的改革；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推行奖励工商业政策；对铁路实行补助等等。激进派对南方的重建，促进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资本主义改造，使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成为泡影。随着奴隶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在内战后的种植园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新出现的分成制，标志着奴隶制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尽管还保存了一些奴隶制残余。激进派重建的局限性也是显然的。第一，它只是从政治上着手建设民主的南方，并没有在保障黑人和贫穷白人的经济权益方面作根本性的改革，特别是没有按广大黑人和贫穷白人的愿望和要求，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第二，南方民主政府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以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致使三K 党得以肆意迫害黑人。

到1870 年以后，北部资产阶级感到自己的政治统治权在南部已经巩固，也由于南部奴隶主逐步资产阶级化，二者的阶级利益日趋接近，更由于北部工农运动的发展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北部资产阶级便开始与南部种植园主妥协。1872 年，格兰特政府颁布特赦令，恢复了参加原南部同盟政府首要分子的公民权。1877 年2 月，共和党总统海斯宣布将北方军队撤出南部各州。各州的“黑白混合政权”相继瓦解，南部重新落到前奴隶主的宰割之下。

19 世纪50 年代末及60 年代初，美国北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南方种植园奴隶制度之间的矛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内战正是这两种制度矛盾发展的结果。陷于走投无路困境的奴隶主统治集团，为维护和扩展奴隶制度，凭借尚存的政治、军事实力，铤而走险，挑起了内战。北部人民起来迎战，终于用炮火摧毁了在美国领土上延续了200余年的罪恶的黑奴制度。

    美国内战实质上是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给战争进程及其结果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美国内战又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美国内战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粉碎了奴隶主的政治势力，使工业资产阶级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使得工业资产阶级能够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内战消灭了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奴隶制度，为资本主义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在美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内战也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为黑人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但是，内战后黑人并没有得到彻底解放，他们受到极其严重的种族歧视与追害。他们争取真正解放的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二节 自由主义思潮

 

一、从人权理论向自由主义的演变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既是理论学说，又是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思潮，它是17、18 世纪天赋权利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在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主义一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主流。19 世纪的欧洲史，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以及随后而来的维也纳会议和封建复辟逆流，是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接连发生的巨大政治变动。这些变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欧洲各国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工业革命则引起了物质生活的巨变，使西欧各国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不再能适应这种新的经济环境。于是，反对复辟逆流和要求适应工业革命发展潮流的各种改革以及革命运动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和大工业发展造成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既使得新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产生出来，又使得原有的阶级发生分化，引起整个社会阶级结构的重新组合，形成一些意向各不相同的社会利益集团（或称群体）。这些利益集团都要在社会变动的大浪潮中争取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其中，尤以工业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和工人运动表现最为强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19 世纪后，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产生了许多“主义”。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也还存在保守主义思潮。这些“主义”反映了当时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同时并存的社会状况，反映了各阶级、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的不同意向。保守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反动。最早表达出保守主义思想的是英国国会议员爱德蒙•伯克（1729—1797 年）。他从政治、宗教、伦理等各个方面全盘否定法国大革命，但也表示赞同渐进的改革。1815 年后，保守主义在复辟时期的法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是梅斯特尔（1754—1821年）和博纳尔（1753—1840 年）。他们是代表封建复辟逆流的思想家，不仅将启蒙学者和大革命的所有活动家咒骂为罪犯，而且极力颂扬传统的农业社会。他们仇视自由、平等、民主与共和制度，同时也反对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非人格化”。他们主张完全恢复天主教昔日的地位。

总之，保守主义者把现存社会视为上帝的旨意，强调服从权威，维护宗教的至高地位，不准打破社会的均衡和历史的连贯性。不过，作为一种逆历史潮流的思潮，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已无力取得稳固的地位和众多的支持者。民族主义产生于18、19 世纪之交。它主张各民族都有权利保持和发扬自己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传统，并且在政治上建立统一的民族主权国家。

在中世纪，欧洲人的基督教世界主义和世代居住地的狭隘地区观念，远远胜于民族意识。中世纪晚期一些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才使民族意识逐渐有所强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才使民族主义真正产生。

大革命中“国民”概念的提出，卢棱“人民主权”学说在某种程度上的实践，逐渐形成了民族自决的观念。个别领导人提出了法兰西民族是“世界第一民族”的说法。在全体法国人都卷入政治斗争的环境中，开始懂得了决定自己民族命运的道理。拿破仑以战争方式将法国这种“民族国家”的形象传给了欧洲，唤醒或激起了各地区的民族意识。而拿破仑的扩张主义和军事占领又使民族独立的意识强烈发展起来。于是，既有保守主义因素，又有自由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学说形成了。这时，明确表达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普鲁士被迫与拿破仑签订丧权辱国的《提尔西特和约》之后，他于1808 年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一文，明确提出，成为一个民族的根本，在于民族精神。他说，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是优于法兰西或其他西欧精神的。他反对崇拜法兰西文化，主张弘扬德意志民族文化，懂得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使德意志民族成为其他民族的榜样。后来，民族主义很快成为遍及欧洲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处在俄国、奥地利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压迫下的各民族，以及处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各民族（如德意志、意大利），都纷纷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于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欧洲形成了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

    在所有各种社会思潮中，自由主义处于主导地位。因为它最典型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尤其是反映了工业革命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大趋势。自由的口号在17、18 世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很响亮。那时，自由的含义几乎都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而确定的。为反对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它强调公民生而俱有的自然权利，即天赋人权，这种人的自然权利主要包括私有财产、人身安全、思想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经营企业和订立契约自由等等权利。这是当时自由主义思想家和革命者们的原则和理想。这种人权理论在摧毁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风暴中，成为十分锐利的思想武器，得到了千百万群众的热烈拥护，发挥了极大的威力。进入19世纪之后，人权学说仍然在发挥着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依旧是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后形势的变化，它已不能完全适应发展的需要了，于是出现了从人权理论向自由主义思潮的演变。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是反对维也纳会议后封建反动逆流的自由主义，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适应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自由主义。它的主要方面已不仅仅是与封建专制的对抗，而是对政府决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导向性理论了。因此，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形成不少学派。它阐述的理论有许多方面直接针对国家的职能，即要求国家的立法者和决策人以自由主义作为治国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便是不干涉主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主张，恰好是工业革命后自由竞争兴起的反映。另外，由于工业革命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形成，特别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使得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强烈地感到必须明确表示出自己独特的阶级利益。所以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还带有明显的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倾向。最后，自由主义还体现出改革与进步的精神，反对当时掌权的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的独占统治。

    19 世纪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的主要自由主义思想家有：法国的邦雅曼•贡斯当、英国的耶利米•边沁和约翰•穆勒（又译密尔）、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等。此外还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二、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学说

    法国的自由主义是在反对拿破仑独裁统治、尤其是在反对复辟王朝的极端派王党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拿破仑时代，贡斯当（1767—1830 年）已是女作家斯塔尔夫人自由主义沙龙中的核心人物，复辟时期他更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灵魂。

    贡斯当既反对君主专权和神权主义，也反对大革命时期那种雅各宾主义。他极力主张“人身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财产享用自由”。但是，他的自由主义与18 世纪的人民主权学说并不相干。他断言，大革命时期盛行的平等只是“全体受个人压迫”，而民主不过是“独裁的普遍化”。在人民主权的名义下，只能产生最大的专制。他所强调的自由是有产者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自由。他着重提出，个人可以离开国家的干涉而保持必要的独立性，私人比国家权力更重要。尤其应该承认，财富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在任何场合都比其他力量更现实、更灵活。因此，自由也是一种特权，只能由有产者享有。如果将政治权利给予有产者以外的人，他们就要企图夺取财产。在他

看来，财产权并不属于天赋权利，而是后天的权利。这个结论也包含了对贵族世袭财产权的否定。

    贡斯当明确提出，国家必须保证不干涉私人生活，尊重私人的财产权。而且，由于财富就是力量，所以应该由有产的“中间阶级”（即资产阶级）来掌权。他说， 18 世纪“革命的最大收获”，就是“使中间阶级得以管理政治事务”。对这一收获必须加以巩固。为使富人掌权，议会便不应是人民代表机构，而只应是公共意见即有产者操纵的舆论的体现。因此，应该建立起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

贡斯当的自由主义主要地是针对法国复辟王朝的，带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质。但是，它也反映了19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与工业资本主义要求的自由放任主张是相呼应的。贡斯当的主要代表作是《立宪政治教程》，特别是其中的第一卷《政治原理》。继贡斯当之后出现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列克西•托克维尔（1805—1859 年）。

托克维尔同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生活在法国从七月王朝到第二帝国的动荡政治环境之中和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之下。社会变迁提出的新问题，已不能从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学说中全面找到答案。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和本国的历史演变，写出了《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两部代表性著作，对自由和民主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世袭的财产和地位已不可能维持不变，而且大众的平等愿望也会日益强烈。平等就是指寻求工作、得到晋升、获得尊严与荣誉方面的平等，并不是财产权上的平等。这里就包含了个人奋斗，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求得发展。他提出，与这种平等社会相适应的，只能是民主的政府。因此，他反对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但是他又提出要避免实行民主制度时可能出现的两种危险；一是无政府状态，即用人民的随心所欲去代替政府作决定；二是权力过于集中在立法机构手中。为了使民主与自由并存，他主张仿效美国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原则，特别是要重视法制、地方自治和结社自由。这样，就可以正常地发挥自由的力量，限制国家的干涉。

三、边沁的功利主义和穆勒的自由学说

    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最快的国家。自由主义思潮在英国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功利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英国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耶利米•边沁（1748—1832 年）。边沁出身于伦敦一个律师家庭，青年时即从事写作。他的作品涉及到伦理、政治、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主要代表作有《道德与立法原理》、《政府论断篇》等。边沁强调，人的全部活动、道德和立法的活动，都只能依据一个原则，即功利。他解释说，功利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力争有利的东西而避免有害的东西。在功利这个原则面前，“品行最坏的人和德行高尚的人，其行为动机都是一样的。无论什么人都想增加自己的幸福。因此，尽力保障人的快乐和利益，不仅是个人的动机，也应成为立法者的目标。”

    边沁明确表示，旧的法律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制定的；社会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旧法律中的大部分就已不合潮流了，需要加以修改。这个论点反映了当时工业资产阶级反对谷物法和要求改革国会选举制度的愿望。边沁提出，修改法律的依据，不应是一般所说的那种抽象而绝对化的天赋权利即人的自然权利，而应该是他所阐述的功利主义。因此，首先应该研究一种行为将会带来快乐，还是带来痛苦。这样，才能明确立法的原则，那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现了这一点就是真正实现了功利主义。

根据上述观点，边沁抨击了英国现行的君主立宪制度，特别是由土地贵族把持的上院。他指出，由贵族议员世袭的上院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违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他提出的改革主张是建立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实行分权和法制，合理地分配和运用权力，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融洽。为此，最高权力应归议会行使，官吏要在立法权的控制下行使行政权。议会应是一院制的，由成年男子普选产生，但文盲不应有选举权。议会要每年改选一次，选举时要无记名秘密投票。议会议员必须保证按选民的意志行事，既不受行政权的约束，也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不难看出，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一运用到具体政治主张之中，就表现出它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意愿。关于政权机构的职能，边沁也是主张不干涉主义的。他认为，立法者最应该关切的是保护公民的“安全”和私有财产。此外不应再干预其他方面。因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求乐避苦”，即按功利原则处世。人的“快乐”就是对生存、安全、富裕的追求和满足。每个人的个人利益的总和就构成社会利益。所以社会利益是抽象的，个人利益才是唯一现存的利益，财产的安全又是个人得到最大幸福的必要条件。所以保障安全应是国家的唯一职能。对经济生活则不应干涉。边沁同时也承认，国家要制定法律，以便制止邪恶。  不过，他认为法律本身也是一种祸害。因为法律一旦制定和实行，就要使人们承担权利和义务。对于个人来说，义务就是一种负担，就意味着失去某种自由，从而就成为痛苦。

因此，人们承担的义务越多，对自由的限制就越多，痛苦也就越多。所以，立法者必须在法律要制止的邪恶与法律本身带来的祸害之间进行衡量和选择，以尽最大努力去制止“邪恶”和减少“祸害”。边沁的反对“祸害”，实质上就是不干涉主义。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以及据此而阐述的政治学和法学思想，由于反映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意愿而盛行一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开了实证主义之先河。

    以边沁思想继承者自居的穆勒，是19 世纪中叶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1806—1873 年）是积极传播边沁思想的詹姆斯•穆勒之子，青少年时便深受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曾组织过“功利主义社”。1858年他所就职的东印度公司撤销后，穆勒便专事著述，主要代表作是《论自由》和《论代议制政府》。

   穆勒在政治上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致力于新的国会选举制度改革，对宪章运动也怀有同情心理。穆勒开始著述活动时，谷物法已废除，第一次议会改革早已实现，自由主义已经上升为英国的国策。因此，尽管穆勒自命为边沁的继承者，但是已经不再完全按边沁的公式赤裸裸地宣传功利主义了。他对功利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为自由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他抛弃了边沁不加区别地强调追求“快乐”的论断，认为快乐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他主张，理性的、有道德情操的快乐比仅仅是感官上的快乐要更高尚，更有价值。“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要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因此，当一个人追求快乐时，应该平等地顾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功利的标准不应该是追求者一己之幸福，而应是与这一追求有关的所有人的幸福。这与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宣传的行使自由不得损害他人自由的主张相吻合。可见，与边沁所断言的人有自私的本性不同，穆勒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感情。他声称，基督教的“己所欲者，施之于人”正是功利主义的精神所在和理想境界。

然而，穆勒在强调人的社会感情时，决没有否定个性自由。相反，他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论证了个性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价值是穆勒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他指出，老一辈功利主义者向往开明政治，为的是追求效率而不是追求自由。这就忽视了个性自由的价值。实际上，组成国家的全体个人的价值才是国家的价值。个性自由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和必要条件，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尽管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必须服从某种权力，以维持社会的存在和福利，但是个性自由却是全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动力。于是，至关重要的是调整好“个人独立”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明确政府应该在什么样的范围和限度内去干涉个人行动才是正当的。他认为，社会和法律应制止或制裁的，只能是危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对个人的干涉，只能出于“自我防卫”。此外便不得干涉个人的自由。

穆勒认为，自由包括思想、言论、信仰、志趣、贸易、经营、联合、个性发展、追求幸福等各个方面。其中，他十分强调思想、言论自由。如果不允许形成意见并无保留地发表意见，那就将在人类智慧与德性方面造成毁灭性后果。穆勒坚决反对压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认为那是一种罪恶。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能压制，而应该让真理在同错误的辩论中显出正确与光辉，使人们接受和信服。不过，如果某种意见成为导致祸害的煽动，那就不再能享有绝对的自由。正因为穆勒非常强调个人的发展和个性自由，所以在政府与个人关系问题上，他提出了“放任主义”和“不干涉原则”。基于这些见解，穆勒主张建立真正“民主制”，既能满足多数人要求，又能保护少数有教养者利益和意见的代议制政府。因此，必须再扩大选举权，包括给妇女选举权，而且要给少数有教养者以两票以上的选举权。他认为，对于有教养者实行“保护少数”的做法，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原则。

    穆勒从更广阔的角度上论证个性自由，比当时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更全

面、更系统地论述了个人自由的意义，使他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应当指出， 19 世纪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潮反映了随着工业革命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上述自由主义者宣扬的所谓保障个人的“自由”和“价值”，平等地顾及“一切人”的利益，等等，表面上似乎具有超阶级的性质，但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自由无疑具有特定的阶级内容，即自由成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特权，而后者得到的只是出卖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自由。在剥削制度下，自由总归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享有，而劳动人民是享受不到真正自由的。因此，上述自由主义的种种主张，尽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具有反封建或反专制政府的积极意义，但其以所谓的改良来抹杀阶级斗争，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企图也是昭然若揭的。

四、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19 世纪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的突出成就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在18 世纪中叶，英国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就数以千计。1776 年，被誊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1723—1790 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创立了第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在其后几十年里，大批学者都以斯密的继承者自居，著书立说，解释和发展斯密的学说。其中，大卫•李嘉图（1772—1823 年）和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 年）是成绩最突出的。这些人的学说被统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批学者以科学抽象的方法论证了劳动价值理论。斯密最早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并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明确指出了创造交换价值的是社会劳动。李嘉图对斯密的价值学说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发展，精辟地提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原理。

    古典经济学家赞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秩序”，它奠基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因为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生产的分工与商品的交换调节起来，使人们彼此满足了需求，从而促进社会的利益。显然，这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指市场调节规律。它不是人为的主观臆造，而是“自然秩序”，有更大的优越性。正是基于这种理论，他们主张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他们要求让“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自然秩序”不受干扰地存在，不要用人为的制度去加以控制。政府只需发挥保卫国家的职能，并维持某些公共工程，其余的就该让“看不见的手”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强调完全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16 至18 世纪盛行的重商主义的传统政策。李嘉图还特别批判了农业保护主义，其矛头指向了保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阶级，分别与工资、利润和地租相联系，这也是一种“自然秩序”。李嘉图对此论证说，地租、工资和利润是成反比例运动的，地租增长就会降低利润，影响资本家积累的积极性，但却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所以，为增长国家财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地主的利益并废除谷物法。古典经济学家们还认为，工人也需要忍受暂时的苦难。

    马尔萨斯从人口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永远快于生产增长是一种“自然规律”。因为人口总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等到人口增长到生活资料维持其生存的极限时，就要出现饥荒、瘟疫或战争。所以应该用“堕胎”（包括避孕）、“灾难”和“自我抑制”来控制人口。工人失业和贫困就是人口过多造成的。政府不应再用济贫法去维持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论”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它向人类敲了限制人口增长的警钟。但是他抛开社会制度，从人类作为生物的属性出发，制造了一个抽象的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劳动群众失业和贫困，都归因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掩盖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失业和贫困的真正根源，公然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由“人口自然规律”所决定的，是永恒不变的，从而反对社会革命。这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实质。

    显而易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它是对重商主义理论的否定，而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对重农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它还从经济学角度阐述了某些与功利主义学说类似的思想。它和功利主义等社会政治学说一样，都带有工业资本主义来临的时代特点，因而是19 世纪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实证主义产生于19 世纪30、40 年代，其奠基人和主要代表者是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 年）。

孔德出身于一个税吏家庭，1818 年起担任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圣西门的秘书。后因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圣西门发生根本性分歧，关系破裂。从1824 年起，孔德开始创立自己的学派。他立意从实证知识出发去研究社会整体，以建立起“社会科学”。他写下许多著作，主要代表作为《实证哲学教程》和《实证政治体系》。他被誉为“社会学之父”。孔德的实证主义学说产生在法国的七月王朝时期。那时，法国经历了18世纪末的大革命，又经过复辟王朝的统治，到1830 年七月王朝建立才真完成打倒封建制度的任务，使资产阶级的统治稳定下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德对社会的和谐与“团结”十分重视，主张调和矛盾，遵重秩序。同时，他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注重现实和实际利益的属性，因而成为实证论者，并以此来解释整个社会，开创社会学。他的实证主义是针对神学和形而上学提出来的，既反对封建主义的残余，又反对大革命造成的过激情绪。所谓实证，带有“确定”、“存在”、“实用”的意思，即指现实的、有用的东西。他的两个核心的口号是“秩序”与“进步”。

孔德在阐述他的社会学时，根据“秩序”与“进步”的基本思想提出，社会学包括两部分：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社会静力学是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探索并指明家庭、国家和宗教的结构与职能。孔德认为，这些都是保证社会和谐和社会秩序的基本机构。家庭、国家、宗教等机构的职能与结构合理了，社会的平衡也就能保持了。社会动力学则是研究社会体系的历史发展。孔德以人类的精神发展为标志，将社会的进步划分为三个阶段。公元1300 年以前为“神学阶段”。那时，人们在探求一切事物的本质，但却不可得。于是就把一切归之于神灵，用神力的影响来解释世间的现象。               

因此，宗教神学便在思想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就使人们盲目地崇拜和迷信权力及军事首脑，过着军事生活。这是一种君主政治和绝对权威的时代。神学阶段也对社会有过有益的影响，但毕竟是暂时性的。它最终要退化并变为腐朽。1300—1800 年是“形而上学阶段”即“抽象阶段”。这个阶段是革命创造的，用抽象的概念和知识代替了神学，而且用抽象力量去探索事物的本质和说明事物的现象。这些抽象概念便是契约论、自由、平等、人民主权、民族独立等等信条。这是个形而上学政治时代，是个民族国家和人民主权的时代。以形而上学反对神学是必要的和进步的。但是这种进步性只是破坏了旧东西，却不能提供新东西，因而是消极的。从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来看，形而上学政治是失败的。因为它产生无政府状态，造成混乱和不确定的原则。

所以，形而上学的基本教条是危险的，只能使知识陷于混乱，并不能真正反对神学和认识事物的本质。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科学的力量，是由他所开创的实证学说。所以，这要在第三阶段即1800 年之后的实证阶段中得到实现。

     在孔德心目中，“实证阶段”是“科学阶段”，也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最后阶段。这时，人们已经承认，要想得到绝对的概念是不可能的，于是不再去研究事物的本质，而是去研究现象。这种研究，不应运用形而上学的那种简单否定与破坏的思想，而应采取实证主义的态度，即以被证实了的事实和被承认了的关系为对象。只要把各种局部现象的联系认识了，就能通晓过去与现在并预测未来。这种靠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获得的“科学知识”，就可取代专断的法律。

因此，实证主义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力量。孔德说，实证阶段的社会是按“工业方式”组织起来的，资本家与工人各尽职守，实现合作与博爱。社会既然是个和谐的整体，那么个人主义的功利论、自由放任的原则以及完全的代议制民主便是不可取的，侵犯私有财产也是不容许的。因为功利论等主张只看到了人的利己主义的本能，忽视了人性中的利他倾向和社会感情。利己主义是不可少的，但是更高尚的本能与冲动也是存在的，就是“利他倾向”。所以，不应强调人的权利，因而不应实行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应该强调人的义务，实行利他主义。这样，社会就会在“团结”中前进。实证政治的任务就是巩固这种团结。

因此，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即政府是必要的。为了维护这种“社会团结”，孔德主张建立一种膜拜“社会”或“人类”的实证宗教，即“人道教”。孔德解释说，所谓社会就是“大我”，是一种道德实体或爱的化身。孔德的“大我”也像基督教的上帝一样，是一种超现实的精神实体。其教会也有各类神职人员和繁琐的膜拜仪式。孔德的学说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已确定地取代了封建制度之后，资产阶级要求社会稳定、社会和平的意愿，以及资产阶级重现实、重实利的特性。同时也反映出法国工业发展水平较低，以致自由主义经济主张和政治民主要求还未成为当务之急的时代课题。但是，他的实证主义的继承感与现实感，对后世则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第三节 日本明治维新

   

到19 世纪中叶，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下的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但是，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后，不但避免了半殖民地的命运，而且在维新后不久就积极向邻国——中国和朝鲜发动侵略，用侵略所得养肥了自己，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说，日本的强盛，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对中国的奴役与掠夺。日本明治维新也是“西学东渐”的最突出的表现。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便是通过向西方学习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明治维新是东方向西方学习的成功的典范。

一、明治维新的背景

 1、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德川时代（1603—1867年）的日本处于封建社会。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初期，就日本社会经济的整体来说，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 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为明治维新准备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

    在德川时代，由于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耕地面积在1600 年为150 万町步，18 世纪初为297 万町步，到1864 年达到305万町步，即在整个德川时代增加了1 倍多。农产品的产量在1600 年为1800万石，18 世纪初上升到2600 万石，到1871 年则已增长到3200 万石。

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性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桑、茶、棉花、菜籽、烟草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显著提高。特别是靠近大城市（大阪、京都）的一些地区，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19 世纪前半期已超过了稻米的种植面积。农业生产开始出现了地方分工，如棉花的主要产地是以摄津、河内为中心的畿内地方，以尾张、三河为中心的东海地方与濑户内海的周边等三个地区。养蚕业的主要地区是关东的上野、常陆、武藏、下总，中部的信浓、甲斐、越前、加贺，以及近畿地区的山城、播磨、丹后等地。

在德川时代，农村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同农业分离。18 世纪末，日本生丝产量比17 世纪末增加了4 倍。丝织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分为养蚕、制丝和织物三个部门。在越后的“小千谷绉绸”产地，一些村民把自己的土地租给邻村的农民，自己则专营丝织业。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十分显著。19 世纪初，运往大阪的白棉布，比1736 年增加6 至8 倍。棉纺织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也出现专业性的分工，如脱籽、弹花、纺纱、染色、织制等。随着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分工，形成了许多手工业中心。如当时的摄津、和泉、纪伊和淡路等地是纺纱的中心；和泉、摄津、大和和淡路等地是织制白棉布的中心；和泉、摄津和纪伊等地是织制条纹布的中心。与纺织业发展的同时，其他手工业如陶瓷、造纸、制糖、酿酒等也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发展起来。

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农村自然经济的日益解体，加速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大量贫苦农民失去了土地，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富农手中。同时手工业逐渐脱离农业和地域性分工的发展， 1 町步约为99.2 公亩。内市场进一步扩大了，这就为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准备了条件。

由小手工业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方面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另一方面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主。在日本，商业资本对生产者的控制是以包买主的出现开始的。以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为例，在19 世纪中期，出现了许多被称为“木棉寄屋”的农村商人即包买主，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产品，再转售给大阪的棉布批发行，切断了生产者同商品市场的直接联系。随后他们又进一步采取“换棉”和“出机”的形式直接控制了生产者。所谓“换棉”是商人供给皮棉，由农村手工业者在家纺成纱或再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现款，或分给一部分产品作为工资。这样就进一步切断了生产者同原料市场的联系。所谓“出机”是商人供应棉纱和织机，由手工业者在家里织成布匹，商人则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完全依靠由资本家供给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实际上已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后来“出机”资本家便设立自己直接经营的作坊，从贫苦农家招募“机织下女”即女工从事生产。这种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在当时已为数不鲜。

    同时，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也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企业主。例如在棉织业比较发达的尾西地方，就有许多棉织业的手工工场主，并非原来的农村商人，而是一些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就他们占有的耕地面积来看，只不过是个中农，但他们依靠经营手工业副业发财致富，于是扩大自己的作坊，使用雇佣工人，成为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主。

    到了德川幕府统治的末期，在日本，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已经十分广泛，并在一些先进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19 世纪中叶，棉织业甚为发达的尾西，仅鹈多须代官所辖区内，拥有6 台以上织布机的作坊就有92 家，占作坊总数（322 家）的28.6％，共拥有织布机818 台，占这个地区织布机总数（1435 台）的57％。在个别地区，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如在足利就出现了拥有数十台甚至200 台织机的手工工场。此外，丝织业手工工场也很发达，仅以关东地区为例，在19 世纪中叶约有丝织业手工工场200 多家，每个工场拥有织机6 至10 台。但总的说来，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还不高，它虽已开始进入“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但还处于它的初期发展阶段。

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绝大多数享有世袭耕作权的农民世世代代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从事耕作，向领主缴纳沉重的实物地租——“年贡”。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使农民非常贫困，杀婴、堕胎的现象普遍发生，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在农村，有许多富农和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承包开垦新田，把新田出租给农民，成为新地主。还有的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向贫苦农民放贷，在债务人过期无力偿还时，便将他们抵押的土地据为己有，于是他们也成为新地主。新地主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封建领主，因此他们必须按年向领主缴纳年贡；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向租佃土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每年生产所得有70—80％被领主和新地主夺去。新地主除出租土地者外，还有人雇佣长工或短工亲自经营农业，变成经营地主。这些新地主固然靠剥削农民、雇农而存在，但是他们本身也受封建领主的榨取和压抑。无论是受封建领主直接剥削的农民，还是在新地主和封建领主双重剥削下的农民，他们的处境都十分悲惨，他们往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因此，在幕府统治末期日本的农村中充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反封建的主要动力。据统计，在1590—1867 年间，日本共发生2809 次农民暴动，平均每年多达10 次以上。进入19 世纪以后，农民暴动更加频繁，仅1801—1867 年就发生1169 次，平均每年达17 次以上，在推翻幕府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在日本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的资本主义因素主要产生和发展于农村地区，因此农村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活动基地。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经济上的发展又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要求。但因幕府末期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不高，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他们还不是“现代的资产者”，而是经济力量比较弱的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经营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同时，还经常投资于土地，成为新地主，因而具有了地主、资本家一身而二任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又是十分软弱的，并具有很大的妥协性，没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革命。除工场手工业资本家外，在日本还有一些享有特权的大资产阶级，如三井、鸿池、小野、住友等特权商人。他们是伴随着领主经济的商品经济化成长起来的。他们主要是一些享有特权的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同封建主有密切的联系，其活动的主要基地是城市。他们同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利益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着局部的利害冲突。

因此他们虽缺少革命的要求，但并不拒绝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变革。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的新地主，对无地的农民进行的地租剥削依然是封建性质的。但是，在德川幕府统治下，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仍有很大一部分被封建主以年贡的形式所占有。因此，新地主同封建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同时由于他们也常常兼营工商业，与资产阶级有密切关系，因此在政治上倾向于资产阶级。

    农村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被称为“豪农豪商”，后来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特权的大资产阶级在倒幕运动的初期阶段虽然是动摇、观望的，在胜利已在望时也投向了倒幕阵营。但如果不是因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在统治阶级的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化，倒幕运动的兴起和胜利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德川统治时期，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属于武士等级所有，他靠剥削农民过着寄生的生活。在政治上，他们享有绝对的统治权，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但就武士等级的内部来说，它的各个集团和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差悬殊，因而在他们中间发生了种种对立和矛盾。例如，外样大名（其主要代表为西南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的藩主）无权过问幕政，并备受将军的限制，一向不满于幕府的专制统治。一些下级武士由于被削减俸禄，生活水平下降，也产生了“恨主如仇”的不满情绪。这些矛盾严重地削弱了幕府的统治力量。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武士等级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大批下级武士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手工业生产以维持生计。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随之发生变化，逐步转化为同幕藩体制相对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在下级武士中经营商业或组织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也不乏其人。有些人甚至以从富有的商人家族中间收容养子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或者是同富商通婚、甚至过继给他们作养子，来解救自己的经济困难。这就使他们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者在经济利益上逐渐趋于一致。此外，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改业为教师、医生等，补充了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学于兰学①家，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并深受兰学家的朴素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朦胧愿望。

通过上述途径，部分下级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世界观逐渐地向资产阶级方面转化，成为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成功地领导了倒幕维新运动。

2、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与尊王攘夷

 就国际环境而言，明治维新运动是在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严重威胁下爆发的，这一外部条件催化了这场革命的提早发生。

早在19 世纪初，英、俄、美政府纷纷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均遭幕府拒绝。1825 年幕府重申“驱逐令”，指示各藩炮击一切靠近日本港口的外国船只，打死一切企图在日本登陆的外国人。1840 年英国挑起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幕府害怕继续采取过激行动会引起冲突，于1842 年修改了驱逐令，指示各藩允许外国船只在日本某些港口加煤上水。但是西方的侵略者并不满足于日本的这种有限开放。美国政府率先企图用武力相威胁，强迫日本开国。

1853 年7 月和1854 年2 月，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舰队两次强行驶入江户湾的浦贺港。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于1854年3 月在神奈川（今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被迫同意开放下田、函馆两港口，美国船可以在这两个港口加煤上水，并得到粮食等物品的供应。条约还允许美国在上述两港派驻领事，并享有最惠国待遇。不久，英、俄、荷等国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 1858 年（安政五年）7 月，美国又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规定除下田、函馆外，增开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四个港口和江户、大阪两个城市，并给予美国领事裁判权、议定关税权、建居留地权和自由贸易权等特权。接着荷、俄、英、法等殖民强盗又援例强迫日本签订类似条约。因这些不平等条约均签订于安政五年，故通称“安政五国条约”。1859 年7 月正式开港通商后，大量的外国工业品充斥日本市场。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因无力竞争，受到严重打击。生丝、棉花的大量出口，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本国的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许多手工工场纷纷破产，不少织工流离失所。日本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西方商人和各国使馆人员还利用日本黄金价格低于世界市场的情况，用白银套购黄金（日本金银比价为1∶5，欧美比价为1∶15），攫取暴利，使日本黄金大量外流。仅1859 年6 月到12 月，日本流出的黄金达100 万两。结果引起市场混乱，物价暴涨。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日益贫困，下级武士的处境也大为恶化。

    资本主义国家和沙皇俄国利用它们攫取的特权，在日本建立居留地，驻扎军队，粗暴地干涉日本内政。1863 年，长州藩炮轰一艘美国船，后来又炮轰法国和荷兰军舰。英、美、法、荷四国为了报复而组成联合舰队，于1864年9 月炮轰下关，登陆后大肆烧杀。长州藩的武装无力抵抗联军，只好求和。日本江户中期起通过荷兰书籍传入的西方学术。——锁国后，日本仅与西方国家中的荷兰有贸易关系。四国向日本索取300 万两白银的赔款，才告罢休。

    幕府的腐朽的专制统治、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及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遭受悲惨命运的前车之鉴，不能不使得日本一些有识之士担忧祖国的前途，考虑日本的出路。这些人主要来自西南诸藩的下级武士，因为这里接触西方先进思想较早，许多下级武士早已向往西方的文化科学。而且这些下级武士中的不少人已与新兴资本主义发生联系，他们最关心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些人士认识到：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必须打击、驱逐外国势力，实行开国进取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改革幕藩体制，革除弊政，必须借“王政复古”（恢复天皇的最高权力）之名，以行改革幕藩体制之实。因此，他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并且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尊王攘夷”运动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运动的代表人物有绪方洪庵、佐久间象山、桥本左内和吉田松阴等。

   “尊王攘夷”的志士们虽然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热情，坚决要求击退外国侵略者，以保卫国家民族的独立，但是与盲目排外的封建顽固分子不同，他们都清醒地看到：为了消灭西方入侵势力，必须向西方学习，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成果吸收过来为己用。当时在日本思想界居统治地位的是儒学和国学（日本学），但是他们敢于冲破旧的思想牢笼，大胆地提倡新学，要求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这在当时的日本说来，是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也表现了这些志士们的胆识。这里有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志士是受中国先进人士魏源的思想的启发，因为魏源就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尊王攘夷”的志士们对旧学还有一定程度的留恋，还不想与旧学一刀两断，而是力求把旧学与洋学调和起来，并且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救国方案。

   “尊王攘夷”派的先辈佐久间象山很早就认识到西方列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并且提出“以夷之术防夷”的方略。他说：“故余谓巧乎今之世，而欲明兵法，非兼取洋法不可。”但是他认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还是有用的，所以他主张在保留东方道德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科学技术。桥本佐内也有类似的思想倾向，他说：“仁义之道，忠孝之教由吾开，器技之工，艺术之精取于彼。”吉田松荫是佐久间象山的学生，他在恩师的教导下，思路极为开阔，既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又关心世界大势，注意海防。1854 年他在佐久间的协助下，曾企图偷渡美国留学，结果失败。但是他在倾心于西学的同时，仍未能忘情于旧学。他通过讲《孟子》来批判幕末政治，他说日本之所以陷入危机，是由于“幕府诸藩将士皆心术不正，不能为国家为忠义而死”。他特别提倡“忠君”思想。

   “尊王攘夷”派的这种思想倾向与中国清末士大夫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尊王攘夷”派内部也有的志士在思想上更前进了一大步，不但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且进而要求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如横井小楠就是一个例子。他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深受影响，于是提出“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口号，倡导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并且主张以欧美国家的社会制度为典范以改造日本社会。他在1860 年著《国是三论》一书，对西方各国的社会制度作了肯定的评价，他尤其赞赏英国议会制度。他说：“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无论大小，必源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他认为，英国之所以战胜中国清朝，除因富国强兵外，还因实行了议会政治，统一了民心。他能从社会根源去寻找英国战胜中国的原因，因而比“东洋道德西洋艺术”高出一筹。但是，横井小楠在思想深处也未能与儒家思想彻底决裂。他自幼接受程朱理学思想，认定中国“三代之治”是人类社会理想的极致。他称颂英美的政治制度“符合三代之治教”。这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如出一辙。

   有不少志士还设帐授徒，向青年学子灌输“尊王攘夷”思想。吉田松荫在从事政治活动之余暇还成立“松下村塾”，从事讲学。他从社会各个阶层广收门徒，而不问其贫富贵贱，目的是从各方面网罗人材。他在讲学中不但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也传授各种知识，使学生通晓国家大事，开扩眼界，以培养有学识、有度量的治国人材。因此从“松下村塾”的学生中涌现出不少著名的爱国志士，如高杉晋作和久坂玄端就有“松荫门下双璧”之称。吉田的门徒中还有一些人后来成为明治维新的开国元勋，其中有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及井上馨等。

 3、倒幕运动

最初，“尊王攘夷”派还不想推翻幕府，只希望幕府能够拥戴天皇，驱逐西方入侵者。但是到1858 年幕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订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后，这些志士便萌生了倒幕的思想。如吉田松荫就是如此，他在《议大义》一文中愤怒地痛斥幕府“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他号召人民起来诛讨卖国的德川将军，以便粉碎外国侵略者。不久，吉田进一步认识到，为了倒幕，必须发动“草莽”的人们，他说：“只有那些不再为封建君主效力的浪人、爱国的豪农豪商和粗食陋衣的农民等出身卑贱者，即被称为‘草莽’的人们，才能献身于救国斗争”。他在著名的《草莽崛起论》中说：“三千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草莽崛起”思想的产生，是倒幕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吉田便和其他志士到京都进行活动，并且与天皇及近臣秘密策划“倒幕”。但是密谋泄露了，吉田等志士在1858 年10 月被幕府逮捕。包括吉田在内的7 名志士被处死刑。在行刑那一天，吉田松荫高声朗诵着辞世之诗，从容就义。吉田松荫遇害后，他的学生们发展了他的倒幕思想。久坂玄端提出了“草莽联合论”，他认为“宜先将政府置之度外，各藩有志之士相互联合”，主张打破藩界而实现“草莽”之士的横向联合。高杉晋作又把“草莽联合”论发展到“草莽武装”论，这就为倒幕斗争指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倒幕运动比起尊王攘夷运动有更大的进步：（1）它用武装倒幕代替和平的幕政改革。（2）倒幕派虽然仍有浓厚的尊王思想，但是又赞成按照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改造日本政治。高杉晋作不但提出“草莽武装”的思想，而且还把它付诸实践。高杉晋作的爱国思想非常强烈，他“蒿目时艰”，对祖国的命运忧心如焚。1862 年他在中国上海目睹中国人民惨遭英法联军的蹂躏，心中受到很大的震动，决心把日本从外国人的欺压下解救出来。他认为，要想拯救日本，必须先打倒幕府，而为了打倒幕府，就必须把人民武装起来。1863 年夏，在他掌握了长州藩政之后，他在豪商白石正一郎的帮助下，在长州藩组织了第一支草莽武装——“奇兵队”。这是由爱国武士、豪农豪商、农民、渔民、猎人、僧侣等组成的新型队伍。他说：“食肉之士人等辈不堪用⋯ .如欲编组新兵，务须矫正门阀之弊，不问士庶，加厚俸禄，专募强健之人。”他为了组建新兵，夙兴夜寐，不辞辛劳。前原一诚为他赋诗曰：“军谋终夜剪青灯，晓闪旌旗气益增，凛冽寒风面欲裂，马蹄踏破满街冰”。这可以说是高杉晋作的艰苦卓绝精神的真实写照。长州藩的其他志士们也组织了类似的人民武装。不久长州藩已成立有5000 人的新式武装队伍。长州藩成了倒幕运动的基地。在此情况下，幕府决心粉碎这个基地。在1864—1866 年间一共两次前往征讨，但是第二次征讨以失败而终。幕府征讨长州的失败，大大鼓舞了其他反幕府的藩主，他们纷纷联合起来。1869 年6 月出现了萨摩、土佐同盟，同年9 月又出现了萨摩、长州和安艺的同盟。此时，国际形势也有利于倒幕力量。英国与日本倒幕派接近，愿意支持倒幕运动。为了对付倒幕势力，幕府便勾结法国。从1865 年起，幕府聘请法国教官，组织新式军队，从法国购买武器，并从法国取得贷款。为了换取法国的援助，幕府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同意由日、法两国的富商合资经营“日法贸易公司”，使法国垄断日本对外贸易。

二、1867—1868 年的革命

 1、戊辰战争

 1867 年反对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突然死去，由年仅16 岁（满14 岁半）的睦仁继位，是为明治天皇。公卿岩仓具视早在1866 年就开始同情倒幕派，现在他看到天皇年幼，便利用这个时机秘密在公卿们中间进行“王政复古”活动。很快地倒幕派便与岩仓发生联系，建立了倒幕派—公卿的统一战线。1867 年10 月14 日，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倒幕派领袖通过公卿，从天皇睦仁手中弄到一份给萨摩、长州二藩的“讨幕密敕”，“密敕”要求二藩派军队征讨幕府。当时，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席卷京都、大阪、横滨、江户等幕府管辖区。幕府的根据地关东一带的农民也起来响应。这样，幕府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于是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在1867 年10 月24日主动向朝廷提出辞职：将政权交还给天皇（“大政奉还”）。但是，萨摩、长州二藩的倒幕派态度非常坚决，他们按照既定计划把大军开到京都。1867 年12 月9 日，在萨摩、长州两藩的军队的协助下，倒幕派发动政变，以天皇的名义发布“王政复古”的诏书，宣布废除幕府将军制，将政权归还给天皇。诏书还宣布在天皇下面成立由“总裁”、“议定”、“参与”三种官职机构组成的天皇政府。在这个新政府中，虽然有倒幕派参加，但是保守派势力很大。在政变后第二天的政府会议中，在保守派与倒幕派之间展开了斗争。保守派主张保留德川将军的土地和军事大权，但是遭到倒幕派的坚决反对，最后会议决定要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并且下令责成德川庆喜交出土地、人民和军权。当时德川庆喜正住在江户，手下尚有1 万兵力。当“辞官纳地”的命令下达到他那里时，庆喜以人心动摇为借口，拒不接受命令。而且幕府军队中的官兵也支持庆喜。1868 年1 月26 日，幕府军队分为两路，向京都进发，妄图推翻新政府。1 月27 日，幕府的两路军队分别在鸟羽、伏见（二地均在京都西南）与倒幕派军队遭遇。经过3 天激战，倒幕派军队大获全胜。德川庆喜由海上逃归江户。4 月，政府军兵临江户城下，德川庆喜被迫开城投降。占领江户后，政府军继续征讨东北地方的叛乱诸藩，于10 月初平定了这一地区。第二年3 月又出兵北海道，在5 月18 日（阴历）攻下幕府残余势力固守的军事要塞五稜郭。历时一年半的国内战争以政府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统治日本长达265 年的德川幕府终于被彻底推翻。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农历戊辰年，史称“戊辰战争”。

2、废除封建制度的措施

革命胜利后不久，1868 年7 月，新政府宣布改江户为东京，确定东京为日本首都，9 月8 日，定年号为明治。因此，1868年革命及革命后的一系列改革称明治维新。“维新”一词来源于中国《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868 年革命胜利后，新政府即采取几项重大措施，把封建国家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国家，尽管仍保留不少封建残余。1868 年4 月27 日公布“维新政体书”，规定天皇有无限权力，在天皇下面设有太政官，以辅佐天皇，太政官下面设置行政、议政和司法三个部门。表面上是三权分立，实质上大权集中在天皇及其重臣手中。因此，革命的结果是在日本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个政府中，显要职务均由亲王、公卿和藩主担任，但是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因为实际负责处理政务的，主要是出身于下级武士的倒幕派领袖。而且，通过不断改组，他们逐渐排除了公卿和藩主。1871 年后，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是公卿外，担任参议和省卿（相当于部长）的实权职位的几乎都是萨、长、土、肥四藩的倒幕派领袖。早在1868 年3 月，新政府就宣布了它的政治纲领——《五条誓文》。其内容虽然未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甚至还有一些军国主义色彩，但是却表现了新政府改革封建旧制度（“破旧来之陋习”）和积极向西方学习（“求知识于世界”）的决心。

   首先，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废除封建制度，实施改革：

   1.废藩置县。1869 年6 月，新政府利用在“戊辰战争”中获得全面胜利的有利形势，诱使各藩的藩主自动“奉还版籍”于朝廷，把藩主变为藩知事（地方官）、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1871 年7 月（阴历）又以武力为后盾，宣布“废藩置县”，免除全国各藩知事的职务，一律迁往东京居住；废除藩制，把全国划分为3 府72 县，由中央政府任免知事。这就一举消灭了封建割据，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并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成为维新运动中的一次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2.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和取消武士特权。在“奉还版籍”时，新政府就废除了公卿之称，改为华族，一般武士改为士族。1872 年3 月，正式确定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的身份制，在幕藩体制下居于被压迫等级的农、工、商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随后，又逐渐剥夺了旧统治等级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废除了对平民的各种封建性限制，并准许华族、士族与平民通婚，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旧统治等级中武士的特权主要包括：统治权、封建财产权和垄断军职的特权。在推翻幕府的统治和消灭地方的政权之后，明治政府又废除了一般武士均可对平民“格杀勿论”的特权，从而彻底剥夺了武士过去享有的统治权。在幕藩体制下，将军和大名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均享有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封建年贡的权利，隶属于他们的武士也通过领取傣禄的形式参与了对农民的剥削。这种剥削形式虽然伴随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废除而消失，但旧领主和武士仍由新政府发给俸禄。这成为新政府的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于是它便逐渐减少俸禄总额，最后于1876 年8 月用发给“金禄公债”的方式赎买了武士所享有的这种封建财产特权。武士垄断军职的特权也早在1872 年随着征兵制的实行而被剥夺了。这样，武士作为一个特权等级被消灭了。其上层因领

得高额的“金禄公债”，转化为地主和资本家；广大的下级武士则变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或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

   3.土地改革。在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新政府又着手确定土地所有权。1868 年12 月（阴历，下同）新政府宣布：“各村之地面均应作为农民占有之土地。”1872 年2 月又明令解除幕府所颁布的永世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宣布“自今以后，允许四民买卖和私有”。同年7 月，进一步通告在全国丈量土地，发给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以土地执照，确认其土地所有权。这意味着不仅在幕末出现的新地主取得了完全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多少年来一直受领主直接剥削的广大自耕农及富农也成为真正的土地所有者。接着在1873 年7 月发布“地税改革法令”，规定：凡持有土地执照者，均要向政府缴纳地税，地税的税率应为土地价格的3％，不因年景的丰歉而有所增减。地税一律用现金缴纳，而不以农产品的价格变动为转移。土地价格由政府规定，而政府规定的价格很高，以致地税也很高，甚至与幕府时代的封建年贡不相上下。此外，政府还按地税的1/3 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附加税——村费；将旧税法水田交纳实物，旱田交纳货币或实物的规定改为一律用货币交纳。上述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使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幕藩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自耕农和新地主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但是，已经丧失了份地的农民却未因实行改革而重新获得土地。据估计，1872 年在全部耕地中，自耕地约占71％，佃耕地约占29％。由于部分地主雇工自营耕作，因此属于地主所有的土地已经超过了全部耕地的1/3。在改革中，明治政府还使新地主出租土地，进行地租剥削合法化，并保证他们可以获取高额的地租（1873 年地税改革时，在全部收获中，地税等占34％，地租占34％，归佃农的仅占32％）。通过出租土地，在地租的形式下榨取佃农剩余产品这种剥削形式，决定了新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半封建的性质。但是，新地主可以像每个商品所有者处理自己的商品一样去处理土地。他们同佃农之间已不存在人身的依附隶属关系，而只是租佃土地的契约关系。原则上，订立和解除这种契约都是自由的。因此，新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已经不是纯粹封建性质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是半封建的、即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性质

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至于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则属于近代的“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因此，通过改革在日本大体上确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明治政府实行的土地税制也属于近代税制，地税额虽不低于封建时代的年贡，但却成为明治初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

三、明治政府的建国三大政策

    明治初期，日本的社会经济还很落后，集中的手工工场虽然在先进地区比较发达，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分散的手工工场仍占统治地位。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商业资产阶级，由于缺乏经营资本主义工业的经验，一时还不肯把资金投到工业中去，重工业几乎不存在。同时，由于受到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制约，日本仍没有摆脱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威胁。明治政府为了摆脱落后，为了摆脱受外国奴役的地位，以争得民族独立，并且进而称霸东亚，在改造封建国家的同时，大刀阔斧地进行国家的建设工作。维新元老的目标便是把落后的、弱小的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及经济力量的资本主义强国。为了进行建设，有远见卓识的元老们一开始就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为了学习西方，他们决定派遣一个庞大的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各国进行考察。这个使节团由全权大使岩仓具视率领，伊藤博文为全权副使。该使节团的使命是与欧美各国谈判修改条约，①并且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等进行全面考察，作为日本建设的参考。使节团在1871 年11 月启程，到1873 年9 月前分批回国。在考察期间不断地往国内写信，随时介绍情况，以便国内及时地学习到西方的先进经验。明治元老们就是参照这些考察报告进行近代化建设的。为了建设日本，他们提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建国的指导方针。

 1、“殖产兴业”

明治政府实行殖产兴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1870 年12 月成立工部省，作为全面负责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机关。工部省首先接管了幕府和各藩经营的矿山和工场，创办了官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并且兴建铁路。1873 年11 月又成立内务省，与工部省配合，共同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内务省利用国家资金，创办了千住呢绒厂、新町纺纱厂和爱知纺纱厂等近代化的“模范工厂”。其目的是让它们起示范作用，以推动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在1880 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把官营企业转让给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享有特权的大资本家。这标志着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它放弃了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针，转而实行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由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保护，从80 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工业革命席卷一切工业部门，而以纺织业为重点的轻工业发展得特别迅速。在1885—1890 年的短时期内，棉纺厂就从20 个增加到30 个，纱锭也从7 万个增至28 万个。棉纱的产量也增加大约8倍。到1890 年，日本已从棉纺织品进口国变成为一个棉纱出口国。

 2、“文明开化”

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在19 世纪70—80 年代推行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文化科学、生活方式等，借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运动。教育改革在文明开化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培养建设资本主义新国家所需要的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新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国家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近代学校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在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影响下，一些洋学家和思想教育界名流于明治6 年（1873 年）成立了研究和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创办机关刊物《明六杂志》，积极宣传改革思想，提倡自由主义、欧化主义，对日本人民进行启蒙教育。明治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改历”、“易服”、“剪发”等，以改变中世纪的风俗习惯，倡导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3、“富国强兵”

明治政府三大政策是互相联系的。在维新元老心目中，“富国强兵”是最高目的，而“殖产兴业”及“文明开化”只不过是手段而谈判修改条约一事，未获结果。在“富国强兵”政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取消旧的军制及建立新的军制。提出改革军制的是山县有朋，他认为改革军制的目的就是“内以镇压草贼，外足以伸张对峙之势力”。可见，“富国强兵”不但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镇压人民及对外侵略。军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便是模仿西方，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的常备军。1872 年颁布征兵诏书和1873 年颁布征兵令，标志着建设新军的开始。实行征兵制就是军制上的革命，就是取消封建武士军队，剥夺武士垄断军队的特权，从民众中征兵，建立资产阶级军队。在建立新式军队的同时，解散了在维新初期由诸藩军队改编的旧式军队。但是，实行征兵制也包含了不平等的因素，官吏、专门学校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而且富人只要缴纳代役费270元者，亦可以免除兵役。新式军队称为“皇军”，向军人灌输忠于天皇的封建思想。1878 年颁布的“军人训诫”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且以所谓“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的行为准则。“武士道”精神是纯粹的封建性的东西，其主要内容是：“忠君”、绝对服从、不怕死及野蛮的侵略思想。“富国强兵”政策的贯彻，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就走上了疯狂的对外侵略的道路。

   明治维新是在作为社会形态更替的前提条件的资本主义关系及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的催化作用，为了克服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而提早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同时面临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任务。在国内，它的主要任务是摧毁德川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消灭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割据状态，实现国家的统一，并使日本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它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强加给日本的殖民枷锁，克服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维护日本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在当时日本的具体条件下，民族革命任务的最终完成，有赖于民主革命任务的顺利解决，因此，民主革命的任务成为明治维新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明治维新取得的积极成果主要是：（1）它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社会由落后的封建历史发展阶段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阶段，并在这个基础上使日本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2）它为日本摆脱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创造了条件，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能够继续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因此，明治维新基本上完成了民主和民族革命的任务，扭转了日本民族的历史命运，是日本历史上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事件。但是，明治维新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这首先表现在，日本虽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中仍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如天皇制，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等。因此，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又是不彻底的。其次，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日本虽然通过明治维新顺利地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但却迅速地走上了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的道路，成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不仅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四、近代日中两国的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

19 世纪中叶，日中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但到近代，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命运竟是这样的不同：日本迅速地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则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总的说来，决定两国不同发展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从1853年培里叩关算起，到1868 年戊辰战争结束，经过短短15 年的时间，封建专制的幕府统治就被推翻了。这就为日本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和维护国家的独立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中国从1840 年鸦片战争算起，经历了72 年的漫长岁月，才在1911 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比日本晚了40 多年。在这个期间，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步履维艰，始终无法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近代时期日中两国的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不同时期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也不尽相同。就两国进行社会变革的内部条件而言，19 世纪中叶在日中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但就全国而言，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因素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等方面，中国是落后于日本的。这对日本实现向近代社会变革是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两个国家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坚固程度和内部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社会变革时期它所形成的阻力也是完全不同的。19世纪中叶，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是幕藩领主的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则是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这两种土地所有制虽然都是封建性的，但前者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是“硬化了的私有财产”；后者却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土地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领主制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地主制则不然，它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包容性，其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因为在土地自由买卖的条件下，商人高利贷者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而转化为地主，这不仅缓和了土地权和货币权的矛盾，而且形成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在经济上的三结合，结果地主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巩固了。

在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日中两国的差异是：（1）中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强大的中央政权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镇压来自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日本是封建的幕藩制国家，一方面存在着作为中央政权机构的幕府，因而具有集权政治体制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全部国土又被分割为200 多个藩国，保留了由领主在自己藩国内实行统治的政治格局。由于一些藩国，主要是外样大名统治的藩国和幕府长期对立，甚至发生公开对抗，这就为革新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19 世纪90 年代中国戊戌维新失败后不久发表的《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社会论中国政变》一文就指出：在日本由于存在着同幕府处于对立地位的藩国，使“志士有所凭藉，这是倒幕运动能够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2）日本除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将军外，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国家君主——天皇。不满于大权旁落的天皇及其小朝廷虽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复过去的统治地位，但社会上一旦出现反对幕府统治的政治势力，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政治工具为自己的夺权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以天皇的名义来动员和团结社会上的各种势力。中国的皇帝则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是全国唯一的最高政治权威。“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普天之下的万民，必须绝对服从和信奉皇帝一人，他不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且是一切权力的实际源泉。因此，在中国不存在可以用来对皇帝的统治地位进行公开挑战的其他权威。中国皇帝的统治地位，较之日本的幕府将军无疑具有更大的稳定性。（3）在选拔和任用官吏的制度方面，日本实行的是门阀制、世袭制，中国实行的则是科举选官制。日本的武士属封建的统治阶级，按照门第的高低在武士的内部又分为20 余个等级。幕府和各藩政府的各种职务，均依武士的等级身分分配并可世袭。这种门阀制度，阻碍了封建的政权机构吸收新鲜血液，以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它也使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因无缘获取较高的职务，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并终于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中国实行的科举制却可以把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引到中央政府来，这对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调整官僚机构以增强它的活力起到了一定作用。（4）清王朝既腐朽透顶，又冥顽不化，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是一个很大的阻力。正是由于日中两国旧的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因此两国的封建制度在调节社会矛盾的机制方面也有明显的区别。在日本，由于领主制占统治地位并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因此富裕的农民和商人、高利贷者即使购买了土地也不能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更不能因此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跻身于统治等级的行列。而门阀制、世袭制又使被压迫等级以及统治等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封闭式的社会结构，是同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以及阶级关系较少变化的状况相适应的。一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就会因无法调节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土地权和货币权的对立而陷于瓦解，并最终导致整个封建制度的崩溃。在地主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以末致富”的商人和“力农致富”的农民，都可以爬上地主阶级的阶梯。如前所述，科举制度又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社会流动的，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特别是土地权和货币权的矛盾的社会机制。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三个主要剥削集团，官僚则是它们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在中国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的“四位一体”，维护封建制度成为它们共同的根本利益。这就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剥削集团和统治力量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把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的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

   在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日中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社会变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 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过细的说起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 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通过对19 世纪中叶以前日中两国的全面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 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中日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

   第二，为了实现近代化，必须首先变革国内的封建旧制度。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度充分发展的国家。它的社会经济的内部结构比较坚固，并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同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又是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的机制。日本的情况则不然，同中国相比，日本封建制度的发展显然是不充分的，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使它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对于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封建旧制度所造成的阻力也显然要比日本大得多。

   第三，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颇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旧的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在中国，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的学说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日本的情况则不然。商品经济的冲击，民族危机的意识和欧洲近代科学文化的影响，使日本在被迫开国后就形成了一支主张倒幕维新的革新势力，维护封建旧制度的幕府则陷于极端孤立的地位。这些就是导致近代时期中日两国不同命运的主要内部原因。就进行社会变革的外部条件而言，19 世纪中叶日中两国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的威胁，并被迫签订了内容大体相似的不平等条约。开港通商后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灾难，其严重的程度也相差无几。但相对来说，日本的处境是较为有利的，并曾受惠于中国。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这就使日本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美国的历史学家马士和宓亨利就曾经讲到幕末日本的幸运，他们说：“日本虽处于一种军事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在进行攻守战事的能力上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果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要来进攻，日本只有听其为所欲为。只是由于欧洲各国常常彼此攻伐，中国又是多年来一直扮演着阿塔兰塔的金苹果的角色，日本才得长期幸免沦入狼狈之境。”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也同样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 .确切地说，作为日本的盾牌以防范欧洲列强对于商业和殖民的贪婪，除去偶然的国际势力均衡而外，就是中国那个倦卧的老大帝国，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都是微不足道的。”第二，早在培里率美国舰队叩关前10 余年 中国就在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1857 年，英法两国又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这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唤醒了一些先进人士的民族意识。他们把中国作为前车之鉴，决心要摆脱日本“开国”后面临的民族危机。例如，1862 年高杉晋作来到上海后就深有感触地说：“上海地方虽属于中国，但实际上也可以说英法属地。”“我国人民必须留神，决不能出现中国那样的情况。”第三，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外三元里的广大群众曾奋起抗击英国的侵略军。1851 年，在中国又爆发了威震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这虽然主要是一次反封建的农民战争，但也直接威胁到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因此，它们便同清政府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美国流氓华尔招募外国亡命之徒组成“洋枪队”，英法也出动了侵略军。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英勇地担负起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任务，不仅直接给了西方殖民势力以沉重打击，也在客观上牵制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和干涉。日本倒幕派的领袖久坂玄端曾说道：“英法之所以未能随心所欲地对皇国大动干戈，就是因为中国的太平军声威雷震所致。万一的万一，太平军屈服于英法，英法必将入寇我国。”这说明他已认识到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牵制英法等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日本人民是个很大的支援。第四，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英国驻日公使阿尔克科在给本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就曾说过，“我们对日本的纲领是必须慎重行事。这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已经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中吃过苦头，这一切必须铭刻在心。”因此，英法等西方列强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的实现。

   就日中两国社会变革的进程而言，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是一次由多种形式的斗争所推动的社会变革过程。在被迫开国后，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化，以“改革世道”为目的的农民运动，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外国侵略者的攘夷运动，以雄藩大名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以及为推翻幕府的专制统治而展开的倒幕运动，此伏彼起，终于结束了德川幕府长达200 余年的封建统治。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建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一方面对封建的旧体制实行全面改革，另一方面又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大力地推进了日本近代化事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中的部分爱国者和开明之士，为了挽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几乎也做了与倒幕维新运动的诸因素大体上方向相同、方式和内容也很相似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势头，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日本所达到的水平。从三元里的反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反侵略的斗争，其规模和声势远远超过了幕末日本的攘夷运动。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就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地区之广以及斗争纲领的内容和政权的建立等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幕末日本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在中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虽然发展缓慢，但毕竟也在不停地向前推进。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移植近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同日本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戊戌变法，在维新派的主观上是完全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楷模的。辛亥革命虽然比日本的倒幕运动大约晚了40 余年，但在推翻旧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这个根本点上，两者是一致的。而且，在消灭帝制和建立共和方面中国辛亥革命比起日本明治维新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但是，日中两国社会变革进程的重大差异是：日本构成倒幕维新运动的多种形式的斗争，在幕末被迫开国后利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尚未全面渗入日本的有利时机，几乎同时兴起，形成一种“合力”，引起强大的“共振”，终于一举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分散的努力却导致了同样的失败。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声势浩大，斗争的水平也很高，但他们孤军奋战，面对的又是十分顽固的反动势力。中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没有同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此外，社会变革活动的“错位”，也是导致日中两国一成一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日本，各项资产阶级改革措施，其中也包括建立近代工业的殖产兴业政策，都是在推翻旧政权后由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政权推行的，即先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都是在没有经过革命的情况下，依托旧政权进行的。因此，这两次改革运动均属于改良主义的变革，获得成功的可能自然是很小的。1911 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这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严峻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决定了它已无法像日本那样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四节 资本主义入侵下的亚非拉诸国

 

一、中国被打开大门

 1、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独立的封建国家。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开拓市场、扩大贸易时，这种经济对大工业品不仅无所需求，而且有着本能的顽强的抵抗力。英国运到广州的毛织品、印花布、棉纱销路不畅，连遭亏本，而中国的茶、丝、棉、麻、瓷器、药材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却为国际市场所需要。加上清王朝的“闭关政策”的实施，在中外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在19 世纪前30 年中，中国每年的出超额在200—300 万两以上。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英国迫切要求扩大其统治范围、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状况，把古老的中国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清王朝为防范外国入侵，对外采取了“闭关政策”、并重申“公行制度”和管理外国人的章程。为改变这种状况，英国便以鸦片这种特殊商品，作为侵略中国的主要手段。鸦片涌入，严重毒害中国人民，并引起白银大量外流，清廷财政拮据，统治危机日益严重，被迫实行禁烟。1839 年6 月25 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将缴获的鸦片237 万余斤，在广州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向全世界庄严表明中国坚决的禁烟意志和反抗侵略的决心。而英国却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1840 年6 月，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挑起战端。英军进犯广东、福建均未得逞，北犯浙江，攻陷定海，继而又北上天津大沽口外炫耀武力，并向清政府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割地、赔款等项无理要求。清政府大为惊慌，道光皇帝从抵抗转向妥协，表示林则徐禁烟“措置失当”，命琦善赴天津大沽口与英方谈判。旋任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继续议和。1841 年1 月，琦善派人与英方在穿鼻洋谈判，对英方的无理要求未予应允。1 月26 日，英军强占香港。琦善的软弱无能，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谴责。道光皇帝又倾向主战，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接替琦善指挥战事。英军先发制人，攻陷虎门，提督关天培及将士数百人壮烈战死。奕山到达广州后，对内镇压，对外妥协，于5 月27 日与英方订立《广州和约》，规定清军撤出广州城，缴赎城费600 万银元。8 月27 日，英国攻陷厦门，进犯定海、镇海和宁波，扩大侵略战争。清政府改派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应战。1842 年3 月10 日，奕经指挥1.3 万名清军反攻英军失败。从此，清政府不再言战，派耆英、伊里布向英国求和。8月29 日，清政府完全按照英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鸦片战争遂告结束。《南京条约》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它的主要内容为：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 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及上海为通商口岸。1843 年英国又强迫中国与它签订《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于是英国又取得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西方其他列强也趁火打劫。美国胁迫清政府与它订立《望厦条约》，法国与清政府签订《黄埔条约》。这些也都是不平等条约。这样，中国被打开了大门，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等国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商品市场，取得比《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更多更大的特权，便以“修约”为借口，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父事件”为导火索，对中国发动了战争。因其性质与鸦片战争基本相同，是它的继续和扩大，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 年10 月8 日，中国广东水师登上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商船亚罗号，搜捕海盗，逮捕嫌疑犯。英国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其实已过期），并诬称英国国旗被广东水师侮辱，要求广东当局释放人犯，公开赔礼道歉。广东当局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于是，英军悍然进攻广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 年10 月，英法联军正式组成。12 月，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总督叶名琛被俘，巡抚柏贵投降。英法联军在广州设立“联军委员会”，控制广东地方傀儡政权。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又北上进犯。1858 年5 月20 日，联军进攻大沽口，直抵天津城外，并且扬言要攻占北京。清政府在英法联军武力威胁面前屈膝求和，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会谈，并相继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迫使中国缴纳赔款，开放新的口岸，让列强享受更多的特权。但是，英、法侵略者并未善罢干休。1859 年6 月，英、法、美三国公使率兵舰北上，以武装互换条约来扩大事端，企图勒索更多的侵略特权。他们拒绝从北塘登陆，坚持由设防的大沽溯白河进京。于是，清朝守军与英法联军进行了一昼夜的激战，侵略者遭到惨败而撤走。清政府准备乘胜求和，而英、法侵略军则扬言进行报复。1860 年8 月1日，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没有遇到清军抵抗，转而进攻大沽。清朝守军奋力抵抗，大沽终于失守。清政府急忙表示与英法联军议和，但遭到联军拒绝。英法联军相继进攻通州、八里桥直逼北京。9 月22 日，咸丰皇帝逃往承德，清军继续溃败。10 月13 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此后，圆明园遭到侵略者抢劫并焚毁。北京沦陷后，清政府更是急于求和。奕䜣在1860 年10 月下旬分别与英、法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新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沙俄利用这场战争，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1858 年）、《中俄北京条约》。同月，侵略军撤离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这场战争使中国的独立主权又一次受到严重损害：英占九龙司地方一区；赔偿英法巨额军费；沙俄割去40 万平方公里土地；增开口岸、内地游历通商等，使外国侵略势力扩展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内地；公使驻京，加强了侵略者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在外敌打拉结合的侵略政策下，中国封建统治者进而与侵略者勾结，导致中外“合作”新格局的出现。外国资本的入侵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自《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局面就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经济在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当中，一步步地败下阵来。

   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还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就在对华倾销商品的同时，外资在华投资设厂也已经开始了。据估计，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总额已达2—3 亿美元。这些投资主要有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业和航运业投资。外商为在华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需要一整套庞大的商业机构和航运机构。这些机构，垄断了中国的远洋航运，并逐渐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

   第二，工矿企业和铁路投资。甲午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开矿设厂合法化。从1895 年至1900 年，列强在华投资在1 亿两以上，利用资本输出直接压榨和剥削中国劳动人民，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占据中国的商品市场。列强还纷纷在中国投资修筑铁路，如英国的京奉、津浦、沪宁铁路，法国的滇越铁路，比利时的京汉铁路，德国的胶济铁路，美国的粤汉铁路，都先后动工兴建。

   第三，设立银行和向清政府提供政治性贷款。列强在华设立的金融机构主要有：英国的汇丰银行、惠通银行、中华汇理银行等；法国的法兰西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等。其中英国的汇丰银行势力最大。列强还以附加各种政治性要求为条件，向清政府提供贷款，其中只是在1895—1898 年间，清政府就与俄法订立一次借款合同，借白银1 亿两；与英、德订立两次借款合同，分别借白银1 亿两，总额为3 亿两，本息高达7 亿两。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沿海逐渐深入内地，中国农业和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有悠久历史的手工业，特别是手纺业无法同大量输入的物美价廉的西方棉织品竞争。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的敬穆报告说：“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厦门），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上海开港后，洋布倾销，土布消灭，商贾不行，生计路绌。广东顺德县，原来“女布遍于县市”，因洋布“舶至贱售”，因而“女工几停其半”。手工业的破产，影响到社会生活的稳定和经济领域的变化。对农业经济的冲击，表现在农副产品开始纳入世界市场，农业中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丝变成了侵略者掠夺的主要对象。鸦片战争前，丝每年出口最多不过12000 包，而1847 年增至22000 多包，1853 年再增至62000多包。茶叶不但出口骤增，而且产品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也发生了变化。如湖南安化原产黑茶，主要运销陕西和甘肃。鸦片战争后，转而为国外生产所需要的红茶。道光末年，湖南平江红茶生产大增，“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外国商人控制着丝茶出口的数量和价格，把这些农副产品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原料市场。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意味着传统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这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把农民同市场联系起来，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地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成为他的附庸。农民除了受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削外，还要受西方资本主义和本国商业资本的剥削。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或重新附着在土地上忍受封建剥削，或破产而沦落为通商口岸“猪仔馆”买卖人口的对象。侵略者在上海、厦门、香港等地大量掠夺人口，仅1852 年上半年，厦门就有1.5 万人被贩运到海外。

   清王朝的屈膝投降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清王朝采取了抵抗政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落后及军事上的废弛，清王朝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的争、中法战争及甲午战争中打了败仗。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妥协退让，以至于走上屈膝投降的道路。1861 年8 月，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病死，其子6 岁的载淳继位。慈禧太后与取得英国人支持的恭亲王奕䜣暗中结盟，于是年11 月发动宫廷政变，废除了顾命王大臣们的职务，把实权攫取到自己手中。她还任命奕䜣为议政王大臣，改元为“同治”。这时，清王朝已经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外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等人为总理衙门大臣，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管理中国海关总署，不久又任命英人赫德继任此职。各国相继在北京设立使团，以便就近驾驭清王朝。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起来，携手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斗争。与此同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主权大量丧失。尤其是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使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司法行政权遭到破坏，中国任何一项权益的丧失，都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国家丧失的，而是向整个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了大门。5 个通商口岸开放后，外国在华建立租界地，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为适应外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在通商口岸又造成了一批买办商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伸展到北方沿海地区，从中国的沿海地区又伸入到内江内河和内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国进一步落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标志着外国侵略的加深。

 3、农村的凋敝

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农业生产服从外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封建经济关系和农业生产的变化，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鸦片战争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封建统治阶级把战争的恶果转嫁到农民身上。他们巧立名目，除继续搜刮农民难以承受的旧税之外，又加上了更为沉重的新税。地租仍有实物、货币和劳役三种形态，而且地租额都很高。除地租外，还有“小租”、“预租”、“押租”等额外剥削。同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榨取也极为残酷。当时流行着这样的民谣：“农民背上三把刀，徭役苦，租米重，利钱高。”土地兼并比鸦片战争以前更为严重。太平天国革命发源地的两广地区，更是典型。如桂平县金田村有地750 亩，地主即占去662 亩。在其他地区，清政府对农民勒逼强夺，“沿乡苛索，官役分肥，每逢听讼，未看讼纸，先查粮册，有钱曲可为直，无钱是反为非”。曾国藩也承认，“县官竭力以催科”，“力役四出，昼夜追逼，鞭扑满堂，血肉狼藉”，“真有日不聊生之势”。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奉天讨胡檄》中揭露了清王朝的残酷统治，“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广大乡村贫苦农民，不堪忍受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处于饥饿与死亡线上。加上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和连年战乱的纷扰、纷纷离乡背井的农民变为流民，或流落南洋、北美做苦工，还有一些农民丧失土地，沦为佃农、雇农。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输入量不断增加，1850 年达到5万余箱。白银外流现象日益严重起来，1847—1848 年，每年外流约1000 万银元。银价因此而继续上涨，战前库平纹银1 两折合制钱1600 文，而1850年竟至2200 文以上。农民和手工业者缴纳赋税时，需要以钱折银。因而殖民者的鸦片贸易，通过清政府而转嫁给农民的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曾国藩在奏疏中也谈到这种情况：“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农村的凋敝，引起了农民的反抗，正像天地会领袖陈开在《自述》中指出的：“睇到番鬼入广⋯ .小民穷苦，纷纷四散，无路可走，因而说其入伙，同打江山。”

   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和各种反抗斗争，约有110 次之多。如：1842 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起义；1843 年湖南武岗曾如炷起义；1844 年台湾嘉义县洪协等抗粮斗争；1846 年云南永昌回民起义和陕西同州“刀客”起事；1847 年湖南雷再浩起义。当时人民起义以两广、特别是以广西最为激烈。在1848 年，广西大多数府县都发生了农民反抗斗争。洪秀全、冯云山利用了广西的条件，以广西为基地，把分散的反清力量组成巨大洪流，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太平天国运动。

 4、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奴役，封建主义势力对农民群众的剥削与压迫，以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和中国的社会危机。各地各族人民相继发动起义，预示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种形势下，洪秀全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继承了历代农民战争的传统，吸收西方基督教教义中的“一神教”思想和“平等”观念，以及儒学大同理想和中国古代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设计太平盛世蓝图，自称受上帝天命，下凡救世。他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推翻清朝的黑暗统治，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与此同时，洪秀全等人外出传教，创立了紫荆山根据地，并逐渐形成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

   1851 年1 月11 日，规模空前、震撼中外的农民起义正式爆发。参加太平军的主要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及矿山工人，也有农村知识分子和家庭富裕的各阶层人士。太平军攻克永安后，封王建制，太平天国政权初具规模。永安突围以后，太平军长驱北上，沿长江顺流而下，于1853 年3 月19 日一举攻克江苏南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太平军奠都南京，改称天京，并且派师北伐、西征，屡次大败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了鼎盛时期。太平天国在政治上要推翻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建立农民政权，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平均分配土地。在文化上反对传统的儒家学说和多神教，提倡拜上帝教和新的文化规范。《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献，按照“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全部土地分为上中下好坏三级九等，按人口和劳力平均分配给农民，设想建设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人间天国。《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守土乡官制。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具有彻底的反封建制度的重大意义，体现了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对于发动和鼓舞群众斗争，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平均主义的方案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在客观上无法付诸实现，并且造成不良效果。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发展和外部压力相对减轻，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分裂。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的矛盾，已经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1856 年9 月初至11 月初的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许多骨干罹难，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太平天国从此走向衰落。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有所起色，陈玉成、李秀成成为太平天国的军事支柱。1859 年，洪仁玕来到天京，将他在香港、上海等处学到的西方文化，结合所了解的情况，写成《资政新篇》呈送天王洪秀全，得到批准刊刻颁行。这是中国近代学习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它要求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即发展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等；主张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如建议设立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新闻官”“新闻篇”（报纸）、“暗柜”（检举箱），使民心公议，上下情通；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提倡改革文风等社会、文化方面的改革；在外交上主张与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往来，但不准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洪仁玕是中国近代农民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他对“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的探求，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愿望，表现为企图用模糊的建立资本主义的理想来代替农民的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因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资政新篇》缺乏实现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它没提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也没提如何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因而未得到广大农民和太平军将士的拥护。加上严酷的战争环境也使它无法实施，因此它对农民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对挽救后期太平天国的危局也没有发挥实际作用。然而，在中国思想史上，《资政新篇》却闪耀着新的思想异彩，其启蒙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1861 年，安庆失守，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转入防御阶段。太平军在东西战场接连失利，形势日益恶化。1864 年6 月1 日，天王洪秀全逝世，7 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终于灭亡。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对太平天国进行了联合绞杀。主观原因在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力量的代表者，因而不可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同时存在严重的宗派思想，加上政权的封建化和腐化，以及在军事上的错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历时14 载，席卷18 个省，攻克600 多座城市，建立了农民政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军所到之处，破坏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打击了清朝统治，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外国侵略者迅速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图谋，对于亚洲和欧洲的革命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揭开中国旧式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达到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

二、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

 1、法国的侵略

法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在17 世纪初已进入越南。1787 年，越南的法国传教士头目阿德兰区主教代表越南同路易十六签订了军事援助条约，以恢复阮福映王位。虽然由于法国革命前的危险局势使这个条约告吹，但阮福映还是得到法国在印度本地治理商人的军事援助，1802 年占领东京，建立了阮朝。阮福映于1808 年称帝，同年被中国清朝册封为越南王，规定二年一贡，四年一朝。阮福映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在行政管理上建立了国家的中央机构和划分了地方行政区：南圻、北圻和中圻，并定都顺化。为了整顿税收，阮朝进行了普遍人口登记，建立了土地清册。但是，阮朝建立不久，就发生了危机。官吏豪强兼并土地、沉重的赋税杂捐、繁重的劳役、水利的失修，使人民穷困不堪。1820 年有20 万人死于饥馑。1850 年又饿死近60 万人。在1820—1840 年期间，农民起义多达200 余次。阮朝还穷兵黩武，1834 年把柬埔寨变为“保护国”。柬埔寨人民多次反抗越南侵略，1840 年打败了越南占领军。在阮朝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殖民化过程。

   早在1847 年，法国炮舰“维克多利”号以保护传教士为名，轰击越南军舰。1858 年8 月，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侵占土伦，1859 年2 月，侵占西贡。这种野蛮的炮舰侵略行径，遭到越南军队的坚决抵抗。1860 年3 月，侵略联军从土伦和西贡撤走。1861 年，法军侵占嘉定、边和、定祥三省。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侵略军毁灭了几十个村庄，杀害了村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1862 年，阮朝同法国和西班牙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根据条约，越南把边和、嘉定、定祥及昆仑岛割让给法国，而且规定以后割地给他国须经法国同意；10 年内越南向法国和西班牙赔款400 万皮阿斯特；开放土伦、巴叻、广安三港及湄公河及其支流；保证法国人贸易自由。第一次西贡条约标志着法国侵占越南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法国历史学家布哀耶是这样描述法国军事侵略和金融界的“默契”的：“银行家们紧跟着士兵的脚步前进。1862 年刚刚占领了边和、西贡和美荻三省，法国国家银行使立即在印度支那设立分行。”法国决心夺取越南统治者的一切权力。1862年，阮朝被迫向法国交出了对柬埔寨的保护权。1867 年，法军侵占了整个越南南部。1873 年10 月，法国侵略军向越南北部发动了突然袭击，侵占了古都顺化；接着又于11 月侵占了河内和红河三角洲一部分地区。1874 年3 月，法国强迫阮朝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条约规定：越南南部全部割让给法国；开放河内、海防、归仁和红河；法国监督越南外交；法国侨民在越南享有治外法权。1883 年法军再次侵犯顺化，迫使阮朝于是年8 月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和外交监督权。法国在顺化设立总督，成为阮朝的太上皇。1884 年6 月，法国又拟定《巴德诺条约》，迫使阮氏王朝签字，最后确立了它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2、法国的殖民政策

法国侵占越南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把越南变成侵略中国的基地。在吞并越南的过程中，法国挑起了1883—1885 年的中法战争。早在70 年代初，越南政府联合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协同抗击法军。1873 年12月，收复河内，击毙法军司令安邺。1883 年，中越军民在红河三角洲并肩抗击法军的新进攻，1885 年，冯子材所部清军，在镇南关—谅山战役中大获全胜，刘永福黑旗军也在临洮大败法军，法国的茹费里内阁因此倒台。但怯懦昏庸的清朝政府旨在“乘胜即收”，却向战败的法国侵略者屈辱求和，于当年4 月和6 月先后签订了《中法停战协定》和《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1887 年，法国建立了由驻西贡总督统治的、由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组成的“印度支那联邦”。法国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仍然达到了侵略的目的。法国殖民统治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分而治之”。它承袭了阮朝的南圻、中圻和北圻的行政区划，并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殖民统治形式。在南圻，采取直接统治形式，由总督直辖。在中圻，采取“保护领地”形式，保留阮朝统治机构，派总监进行监督。在北圻，实行间接的“半保护领地”形式，由阮朝傀儡政权统治。法国对印度支那三国的统治方式，也是以破坏它们之间的团结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法国人利用这一国军队去镇压另一国的反抗，利用这一民族去反对另一民族。常用的手段是利用越南的力量，牵制其他两国，即所谓“以越治柬”、“以越治老”。法国殖民政策的第一个特点，是以垦荒、登记土地、强购或没收等方式掠夺土地。在最初，法国利用了越南旧土地法，不久就颁布了新的土地法，规定只留一小部分土地给皇室，其他土地归殖民行政机构管辖。这样，便开始了大量掠夺土地的过程。1890 年掠夺土地10900 公顷，1900 年增至301000公顷，1913 年再增至470000 公顷。仅在法国统治北越的最初15 年内，殖民行政机构就把200 个土地承租权无偿地交给天主教会、殖民官吏和商人。这些新土地占有者或经营大米、橡胶、咖啡、茶叶、种植园，或出租给农民，

以获取高额收入。法国殖民政策的第二个特点是征收重税苛捐。法国议员拉涅桑曾在议会指责过“安南人缴纳着惊人的税捐”。但就在他以后任印度支那总督期间（1890—1894 年），捐税仍有增无减。比如，在东京便从376 万皮阿斯特增加至660万皮阿斯特。而在他的后任保罗•杜美统治时代，不仅土地税、人头税大大增加，各种间接税以及鸦片、酒、食盐等税收，都有增无已。如1900 年的间接税收入为1350 万元，盐、酒、鸦片3 种税收占1100 万元。1897 年每担盐税为0.25 元，1906 年增至2.35 元。殖民当局用这些重税苛捐来弥补其庞大的军政费用和偿付资本家的高利贷债款。

   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剥削方式也表现了它高利贷帝国主义的特点。20 世纪初以前，越南的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法国在这里的资本基本上是货币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只是从20 世纪初开始，法国才把资本投资于花费最少的采矿业。大量的资本都用于购买殖民政府的公债，对越南进行高利贷剥削。1886—1913 年，法国资本家向殖民政府贷款4 亿多法郎。1873 年成立的东方汇理银行，1885 年获利息39.3 万法郎，1905 年达266.6 万法郎。法国的殖民剥削制度，使越南社会发展缓慢，生产力遭到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三、朝鲜危机与外国资本入侵

1、闭关锁国

1392 年，李成桂自立为王，把前代国号“高丽”改为朝鲜，把国都由开城迁到汉城，开创了朝鲜历史上延续了400 多年的李朝。李朝按照中国明代的模式，改组了国家制度，正如朝鲜《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刑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从14 世纪起，日本海盗（倭寇）开始对朝鲜沿海地区进行经常性的侵扰，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16 世纪后期，日本海盗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遭到失败以后，转而大规模北侵朝鲜。1586 年，日本丰臣秀吉取得政权后，积极推行海外扩张政策，于1592 年和1597 年两次侵略朝鲜。明朝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进行了抗倭援朝战争。经过朝鲜人民的长期英勇斗争，终于把侵略者赶出国土。但此后倭寇仍侵扰不已。从17 世纪中期开始，李朝下令实行海禁，严禁朝鲜人同外国人接触，甚至不许同海上遇到的渔民接触，违者处以死刑。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严禁任何人居住在沿海地带，使大片土地变成荒地。政府派军驻扎沿海地区。严禁制造远航船只。闭关政策只是针对沿海地区。李朝同清朝恢复正常关系后，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据统计，1637—1850 年，李朝向清朝派使节团共615 次，清朝向李朝派使节团160 次。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流域的中江、会宁、庆源等地的边境互市贸易，相当繁荣。18 世纪以后，许多著名朝鲜学者随使节团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对传播中国和西方文化起了积极作用。

 2、李朝的改革

17—18 世纪，李朝封建制度发生了日趋严重的危机。1644年庆尚道农民起义；1684 年“杀尽贵族”的教派起义；1751—1753 年农民市民起义。这些都反映了下层动荡的危机。在封建上层，“南人”、“北人”和“西人”各派之间争权夺利，此伏彼起。“西人”派后来又分为“老论”与“少论”两派，在17—18 世纪进行了长期的明争暗斗。朝鲜上层和下层的危机是封建社会经济和国家制度的危机。朝鲜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国王对全国土地的所有制和全国地主对国家土地的占有制。农民的自然经济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农民公社是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从1785 年颁布的《大典通编》中可以看出，朝鲜第一类土地占有制是国王本人及其宗室的宫房田；第二类包括中央和各道机关的公廨田、官吏俸禄衙禄田、备边司的军资田、国家开支的公须田；第三类是寺院田和书院田；第四类为王赐的私人占有土地（功荫田、别赐田）。17—19 世纪朝鲜土地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地主私田日渐增多，而农民份地则不断减少，随之而来的是佃农的增加，到18 世纪末已占农民的绝大多数。自耕农不但负担着什一税、土地税等十几种正常税，而且还要缴纳几十倍于正常税的附加税。苛重的租税和高利贷盘剥制度同国家官僚机构的普遍贪污腐败结合起来，给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都带来灾难性的损失，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动摇了朝鲜的封建统治。

   为了挽救危机，李朝政府实行了稳定人心的改革。“老论”统治集团在显宗时期（1660—1674 年）推行废除儿童人头税、盐税、渔场税的措施，重新分配被贵族代理人和地主强占的林地，举办恤养所以安排乞丐和无家可归者。此外，为了解决税收下降问题，进行了新的土地丈量和人口调查。“老论”派在英宗统治时期（1725—1776 年），继续实行减少或废止某些捐税的政策，修筑水利灌溉工程，废止酷刑，允许奴隶子孙成为自由民等。这些改革同封建制度的危机问题密切相关，也受到实学派思潮的推动和促进。实学派思潮 强调实用科学（农艺学、数学、天文学），主张学习中国并利用从中国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在朝鲜实行改革的思潮称为实学派思潮。

   柳馨远（1622—1673 年）是实学派的创始人。他属“南人”派，在“西人”派当政时期，退隐田园，从事文学与军事研究。他在26 卷的《磻溪随录》中，提出了“消除弊端、整顿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改革方案。他主张用一切土地归公和禁止土地买卖的办法来实行土地改革。它的要点是：全部私人占有的大块土地交公；禁止土地买卖；分给耕者以小块份地；农民只缴一种土地税（约为收成的1/15）；规定固定不变的土地单位；草原、森林交农民支配；国家严格规定国王、贵族和官吏的俸禄，取消以土地为俸禄的办法；规定对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统一适量捐税；废除对养蚕业、果木业、渔场、盐场的捐税。柳馨远的改革方案具有进步意义，他的这部著作在朝鲜启蒙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17 世纪末和18 世纪上半期，实学派思潮有了进一步发展，涌现了一批史学家、文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改革思想家。李瀷、朴趾源、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他们中的著名代表。

   李瀷（1681—1763 年）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理学、科举制度、门阀制度、党派斗争、贵族和官吏的腐败及土地制度的不公正等，提出了平等和富国强兵的改革设想。他经常研究农民生活，认为“王通政治，若不以田地分配为主，则其他一切亦将困难。家产之贫富不均，权利之强弱不同，将何以治国乎？”他提出了反对和消灭“六蠹”（奴婢、科举、门阀、浪费、僧尼、游惰），发展农业生产，以建立理想的农民社会。

   朴趾源（1737—1805 年）于1780 年随李朝祝贺清乾隆皇帝70 寿辰使节团在中国观光4 个月，行程近万里。回国后又用13 年时间，整理编著了他的传世之作《热河日记》。这部包括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哲学、历史、科技、宗教、美术、音乐、戏剧、语言、医学和书志学各方面知识的多卷本著作，贯穿着继承发扬本国文化和学习吸收外国文化，以图祖国繁荣昌盛的热烈愿望。它汇总了中国的农业、畜牧业、商业、建筑业、修路、筑城、造车船等方面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改革方案。全书的主题是：必须立即实行改革，反对士大夫的游手好闲，同情穷苦人民，谴责虚伪的伦理制度。

   洪大容（1731—1783 年）有丰富的天文、地理、历书、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他独立研究，得出了地球自转和公转的结论。1765—1766 年他随李朝使节团到清朝北京，结交中国学者，回国后积极主张学习中国先进技术、文化，成为实学派的“北学论”（学习中国）的先驱者。集中反映“北学论”诸家的社会经济思想的是永平郡守朴齐家（1750—1805 年）。1778 年以后，他作为李朝使节团随员3 次到中国，对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进行了研究，写成了《北学议》。他关心农民生活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主张建立模范农田、发展交通、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对中国、日本、越南及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

   朝鲜金石学和考古学者、实学派的金正喜（1786—1858 年），1809 年随父来京，进行学术交流，后获得李朝“阮堂大师”称号。实学派丁若镛在《牧民心书》中批判了现存制度，因而被流放18 年之久。

 3、法国和美国的侵略 

实学派是朝鲜新的社会思潮的先行者。后来这一派的许多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思想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1794 年，中国的周文谟作为第一个外国传教士进入朝鲜。1801 年，他同“南人”派基督教徒一起被处死。此后，李朝把镇压基督教与反对改革派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进行。1847 年法国就以保护传教士为借口，派舰要求开放口岸，因触礁而返回。1863 年摄政的大院君，于1866 年1 月在汉城及其他地方逮捕和处死上万名天主教徒，其中包括9 名法国神父。法国印度支那舰队司令罗兹，又以此为借口，占领江华岛，强迫朝鲜对其通商。朝鲜军民奋勇抗击，打死打伤侵略者百余人，法舰队夺路而逃。1866 年7 月，在天津活动的美国商人普雷斯顿率领由24 人组成的海盗集团，乘坐装有2 门大炮的“舍门将军号”商船，侵入平壤地区。他拒绝当地政府警告，侦察地形，准备盗墓，并抢劫财物和屠杀居民。朝鲜军民用火攻战术全歼入侵者。尽管朝鲜政府说明了事件真相，但美国资本家还是加紧策划武装侵扰事件。曾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翻译的詹金斯，于1868 年4月乘船到德山郡偷掘大院君之父南延君陵墓。他的目的是盗取珍宝、盗走骨骸作为通商和其他要求（如为“舍门将军号”事件赔礼、赔款和通商等）的交换条件。但由于陵墓宏大而坚固，而且被发觉，只好仓皇逃走。

1871 年4 月初，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美国亚洲舰队司令罗杰斯率远征朝鲜舰队入侵江华岛，要求赔偿“舍门将军号”损失和开放口岸。侵略者在天主教为基督教的一派。江华岛登陆后，遇到了朝鲜军民的英勇抵抗，不得不在5 月间撤退。镂斐迪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承认：“朝鲜人决心殊死战斗，他们的勇敢是世所罕见的”。大院君政府在采取抗战政策的同时，却把胜利归功于闭关锁国政策。它把资本主义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又拒绝革新要求，而一味用闭关锁国、加强压迫剥削来维护封建制度。1873 年冬，大院君下台，高宗的妻子闵妃以“国王亲政”为名，建立了外戚闵氏政权。

四、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

1、 英国的侵略和榨取

欧洲势力东渐印度起自15 世纪末。1498 年达伽马的商船沿迪亚斯发现好望角的航线到达印度马拉巴海岸的卡里库特。1510年，阿尔布奎克全部占领果阿，建立了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随后荷兰在柯钦等地也建立了据点。英国官商合营的东印度公司于1600 年成立后，击败了葡萄牙和荷兰的海上军事优势，在苏拉特、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地站住脚跟。1757 年，大盗克莱武利用孟加拉的内讧，在普拉西战役中取胜，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奠定了基础。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完成的。1746—1749 年、1751—1752 年、1756—1761 年，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印度进行了3 次大规模的战争，结果法国势力被排挤出印度。在印度，英国进行了4 次侵略迈索尔的战争（1767—1769 年、1780—1784 年、1790—1792 年、 1799 年）、3 次侵略马拉特的战争（1775—1782 年、1803 年、 1817—1819 年），占领了南部和中部印度。1849 年吞并旁遮普，完成了对印度的全部占领。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和掠夺印度的工具和殖民剥削的执行机构。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它一开始就采取以暴力为基础的赤裸裸的直接搜刮和抢劫手段，仅侵吞孟加拉国库一项，就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3700 多万英镑的收入，其中2100 万英镑被高级官吏们中饱私囊，而克莱武自己就拿走了23 万多英镑。除直接掠夺之外，还用苛捐杂税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仅1760—1780 年间，用这项收入向英国输进价值1200 多万英镑的商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连一文本钱都没花。鸦片贸易（占公司收入1/7）和向当地商人出卖豁免国内关税的执照，也是公司一笔发大财的买卖。公司的所有官员都疯狂地搜刮财富。两次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的克莱武，一度曾企图节制部下的贪欲，为此提高官员工资并禁止他们经商和接受“礼品”。但所有措施都无法制止发财心切的人，连克莱武也在设法赚钱。他组织了盐和烟草垄断公司，参加的高官们共分经营收入，他自己一年就可赚1.7 万英镑。东印度公司对土地税的掠夺也占有很大比重。在1765—1766 年，征收孟加拉的地税为147 万英镑，1771—1772 年增加到234.1 万英镑， 1775—1776年增加到281.8 万英镑。1769—1770 年，该公司囤购大量米谷，用贵得吓人的价格出卖，在印度造成了大饥荒，使孟加拉1/2 （1000 万人）的居民丧失了生命。

   英国在18 世纪后半期对印度的侵略和榨取，给印度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一个英国议员说：“我深信，地球上任何时候的任何一个文明政府，也没有比1765—1784 年的东印度政府更为腐败、更为背信弃义、更为凶恶了。”大量财富（1757—1815 年共榨取10 亿英镑）流入英国，转化为资本，促进了各种科技发明的增多和许多贵重设备的普遍采用，加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侵略和掠夺印度的过程中，逐渐由官商公司向英印政府过渡。1773 年，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管理制度”，规定英国政府任命印领地的总督，结束了孟加拉统治者管民事、公司掌田赋的“双重管理制度”。1784 年，英国国会通过“改善东印度公司和不列颠印度管理印度法案”，规定由内阁任命督察委员会处理印度一切重大事务，使英国政府获得了统治印度的最高权力。1813 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开始了英国工业资本剥削印度的新阶段。

   经过工业革命，到19 世纪初，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英国资本主义在印度破坏了印度自然经济社会，并且建设了西方式社会基础。英国凭借政治统治权力、工业技术优势和低关税等条件，破坏了印度手工纺织业。他们首先把印度的棉织品排挤出欧洲市场，接着把印度的棉花运到英国各纺织工业城市进行加工，然后再把制成品输入印度。1814—1835 年，即印国对英国实行“自由贸易”的21 年间，印度输入英国的棉布从125 万匹跌到30 多万匹；而同一时期中，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由不足100 万码增加到5100 万码以上。印度手工纺织业的被破坏，意味着千百万手工业者的破产。往日工业发达和人口稠密的城市，如达卡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人口从1827 年的15 万人锐减到3 万人。失业的手工业者找不到工作而挣扎于死亡线上。印度总督本丁克承认：“悲惨的情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英国资产阶级在破坏了维系印度公社的家庭工业的同时，也破坏了与手织业、手纺业相特殊结合的农业。1793 年，印度总督康华礼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等省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废除了农村公社成员对土地的共有权，把包税人（柴明达尔）变为私有地主。柴明达尔以1790 年的征税额为不变的“固定”数额，但须将土地税收的九成上缴公司。哈斯丁在总督任内（1813—1823 年），实行了两种土地税收制度：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省是“莱特瓦尔制”，承认公社农民（“莱特”）对所耕土地的所有权，但须向公司缴纳相当于全年收成的1/2 以上的土地税；在中印度实行了“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把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的税额规定为每25—30 年重定一次。这些土地制度是对印度农民群众的残酷压榨。榨取的土地税占殖民当局总收入的3/5，从而使印度农民陷入赤贫。

   英国资产阶级和以前征服过印度的征服者不同，他们破坏了印度的公社，破坏了印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被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不择手段，在殖民地毫不掩饰地表现了野蛮的本性。但是在历史上，资产阶级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①]破坏了印度公社，也就破坏印度社会的经济基础，“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②]因此，“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②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资产阶级除了破坏旧的社会经济之外，并没有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失去了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个社会现实导致了印度的社会政治动荡。

2、民族大起义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是一次由封建王公领导的、以印籍士兵为突击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起义。英国殖民统治者不但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遭受深重灾难，也损害了部分印度封建王公的利益。1848 年戴贺胥任印度总督后，为了扩大其统治地盘，开辟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原料产地，炮制了“丧失权利论”。根据这个理论，王公死后如无直系后嗣，他们的领地和年金均收归东印度公司。萨塔拉、那格浦尔、詹西等10 多个土邦因此被公司兼并。1856 年，戴贺胥又以治理不善为名，吞并了奥德王公的土地。随后又以种种借口，剥夺了马拉特王公那那•萨希布领取年金的继承权，剥夺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寺院的大量土地。这些曾经在乡村拥有一望无际的大片土地的所有者，一旦沦为居住泥棚、仅有几只瓦锅的佃户，其对英国殖民者的恐惧、不满和仇恨再也无法控制，因而一些爱国封建王公成了大起义的领导者。大起义前，英印军队共24 万人，印籍雇佣兵就占20 万人。他们是迫于生活而受雇于公司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而公司则依靠他们征服了印度。过去，英国殖民者曾用高薪、低税等手段来掩盖英印军中存在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占领整个印度后，原来的优待被取消了，触犯种姓、强迫改宗基督教等事件屡有发生。破坏雇佣合同，强迫印籍士兵渡海作战，也激起反感。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与家乡有密切联系。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因而许多印籍士兵就可能由侵略工具变为起义的发难者，成为起义队伍中有组织和训练的突击武装力量。1856 年开始，在印籍士兵中的秘密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传递着联络信号红莲花，利用节日在各团队之间建立联系。烤薄饼则是北印度农村中广为传递的神秘信号。一些秘密组织也奔走于恒河盆地的许多城市和乡村。号召起义的宣传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军队团队之间常有信件来往，如巴拉克普尔印籍士兵团队致其他团队的信中号召“暴动”；马拉特王公那那•萨希布等，则派使者联络游说，密谋发难；一些爱国伊斯兰僧侣，如阿哈默德•沙在勒克瑙、阿格拉特等地宣讲印度近百年亡国史以激发穆斯林群众的忧患意识；许多民间艺人在说书、卖唱、木偶戏等演唱内容中，加进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鼓动宣传；在德里和马德拉斯等大城市中，也出现了揭露英国殖民者罪行和号召起义的传单。

   1857 年初的“涂油子弹事件”是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索。这种新发的子弹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纸包装，使用时必须用牙咬开。印度教徒敬牛，而伊斯兰教徒禁忌猪肉，所以使用这种新子弹伤害了印度士兵的宗教感情，激起了普遍的愤慨而拒绝使用。英国军事当局对士兵的反抗采取了镇压，这加速了起义的爆发。5 月10 日，米鲁特的第三骑兵团首先发难，5 月11 日进入德里，5 月16 日全部占领德里。随后，起义者把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推上印度皇帝宝座。事实上，皇帝巴哈杜尔•沙不过是一个政治象征，真正实施权力的是以巴赫特•汗为首的10 人行政会议。这个以下级军官和士兵组成的起义领导机构发布了废除柴明达尔制的命令，逮捕通敌分子，对地主、高利贷者和富商征收特别税，而对贫民则豁免捐税。行政会议以巴哈杜尔•沙的名义发表文告，号召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团结起来，对英国人进行圣战。起义者在传统政治中心的德里首战获胜，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印度各地的起义。大约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起义的烈火燃遍了整个印度，特别是北印度和中印度的广大地区。起义的中心是勒克瑙、康波尔和詹西。英国殖民当局在短暂的慌乱之后，即把主力用于镇压德里起义。印度总督康宁到处调兵遣将，扩大兵力。1857 年6 月8 日，起义者开始了3 个月之久的艰苦的德里保卫战。近4 万起义军英勇奋战，屡挫英军攻势。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指挥，在关键时刻发生分裂；由于部分贵族、商人制造混乱，囤积粮食，进行间谍活动，使德里保卫战越来越困难。9 月14 日开始，起义者进行了最后6 天的战斗，撤出了德里城。德里陷落后，勒克瑙起义者面对强敌，进行了近6 个月的保卫战，多次重创英军。1857 年3 月21 日，勒克瑙陷落。3 月末，英军进攻詹西，美丽而英勇的女王拉克什米•巴依领导军民同英军激战8 天。4 月3 日，女王突围，与唐提亚•托比的起义军汇合。6 月18 日，起义军在瓜廖尔附近与英军会战，拉克什米•巴依身先士卒，壮烈牺牲。此后，起义转入游击战争阶段。15 万起义军由城市转入农村，由大部队化为小部队，转战于巴雷利、卡尔皮、奥德、比哈尔和印度西部山区。唐提亚•托比、宫瓦尔•辛格、毛列维•阿穆德•沙等著名领袖虽能运用灵活战术，但未坚持积极主动战略。1859 年4 月7 日，唐提亚•托比被叛徒出卖而就义。同年年底，起义结束。1857—1859 年起义的主要群众是农民和手工业者，领导者是爱国的封建主。它是早期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典型之一，其意义与固有缺陷，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并为以后的反抗准备了条件。

五、伊朗的衰落

 1、沙法维国家

16 世纪初，伊斯马尔自立为伊朗王（1502—1524 年），建都大不里士，以什叶派为国教，建立了沙法维国家。在全盛时期，这个国家占领了中亚细亚的呼罗珊和赫拉特，征服了坎大哈的阿富汗部落和东南方的俾路支，版图扩大到阿尔明尼亚和整个阿塞拜疆。阿拔斯一世（1587—1629 年）进行了军事改革。他建立了有2.2 万人的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正规军，并配有大炮。骑兵编制和奥斯曼帝国的新军类似：从格鲁吉亚与高加索其他民族的儿童中选取，儿童们从小离开父母，信仰伊斯兰教，在伊朗进行军事训练。他把首都迁到伊朗中心伊斯法罕，并以此为基地开辟了波斯湾的蚕丝陆路商线。在国内贸易上，他防匪治盗，严惩贪污，修建道路，从里海南岸通往马赞德朗的270 公里的宽阔驿道，至今尚存。

   苏莱曼时期（1666—1694 年），沙法维国家开始衰落。由于各代国王昏庸无能、王室腐化、宫廷内部倾轧，削弱了统治力量。早在15 世纪末，从欧洲到印度绕行非洲航线的开通，使通过伊朗的陆路商线失去意义，伊朗的重要地位随之下降。统治者对农民和市民进行残酷剥削，特别是最后一代国王侯赛因（1694—1722 年），他把赋税增加了一倍到两倍。1722 年10 月12日，侯赛因在伊斯法罕向包围他的阿富汗人米尔•马穆德投降，把伊朗的“王中之王”的王冠献出。沙法维国家宣布灭亡。纳迪尔的统治 阿富汗军队入侵伊朗后，烧杀抢掠，肆无忌惮地凌辱当地人民的信仰与习俗。俄国的彼得一世也乘机侵入伊朗，同奥斯曼帝国竞相角逐。在这个混乱时期，出身于土耳其族系的纳迪尔应运而出。他1688 年生于呼罗珊，1725 年已经是率领2 万名军队驰骋疆场的名将。1726 年，重创阿富汗军。1729 年进入伊斯法罕，被拥为王。1730 年，他把入主伊朗7 年的阿富汗侵略者赶出伊朗。以后，他又战胜了土耳其人，并用外交手段使俄国撤军。政治上的成功，提高了他的威信。1736 年1 月，纳迪尔在穆冈草原上召开了2 万人参加的封建贵族会议。纳迪尔玩弄了专制者常用的政治手腕：先是假意声明他已很疲倦，不愿再理政事，孩子又小，请另选新主云云；但大毛拉讲了维护沙法维王朝的言论后，即被早有准备的纳迪尔杀死。在纳迪尔军队包围会议的情况下，全体与会者表示愿意选他为王。于是他又向大会提出三个条件：不得拥护沙法维王朝，忠于纳迪尔及其儿子，排斥什叶派而尊逊尼派。在逊尼派四派之外，另组第五派，并以该派教长为教主。贵族代表们一致接受了他的条件。3 月8 日举行了加冕礼。纳迪尔登基不久，即用强制手段削减了什叶派的供奉田，并为伊朗改奉逊尼派采取了其他措施。这项宗教政策旨在拆除沙法维王朝的经济支柱和政治思想支柱，并为征服奥斯曼帝国、阿富汗、中亚细亚和印度西北部那些逊尼派国家服务。1737—1738 年，完成了对阿富汗的征服。1939 年侵入印度，2 月在德里附近的卡纳尔，打败莫卧儿帝国的军队。3 月进入德里，有1 万余人被杀。在掠夺了7 亿卢比以上的战利品之后，伊朗军队于5 月回国。此后，纳迪尔在1739—1741 年间，又三次远征信德、布哈拉和花拉子模，把这些地方并入伊朗版图。他为了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帝国，在国内复兴手工业与商业，发展对外贸易，并企图建立海军。但是，他依靠的土库曼、乌兹别克及阿富汗各部落的上层集团与伊朗封建集团之间的矛盾；繁重的赋税

政策；对外战争的耗费，都不断引起国内动乱。1746 年在赛义斯坦、基尔曼、呼罗珊、阿塞拜疆等地发生了起义。1747 年6 月他被他的近卫军杀死。卡扎尔王朝 纳迪尔死后，阿富汗在阿赫默德统治下宣告独立，其他地区陷入混战之中。伊朗北部的卡扎尔部落的阿加•穆罕默德，不断扩大版图。1785 年占领库姆、伊斯法罕和德黑兰，并以德黑兰为首都。1791 年占领阿塞拜疆。1794 年末，占领伊朗主要省分，建立了卡扎尔王朝（1794—1925 年）。卡扎尔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是一个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国王、世俗和教会封建主对土地的封建私有制。国王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他把土地作为采邑或俸禄分封给诸汗。18—19 世纪初，存在着国有的、诸汗的、伊斯兰寺院的土地所有制。军事采邑制还继续存在，采邑所有者在战时要为国家提供兵士。伊斯兰寺院则有免税特权。国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宰相和财政、对外、军事大臣在国务活动中起主要作用。全国分30 个省和州，省设总督，州设州长，通常都是由王亲国戚来担任。伊斯兰教什叶派在国家生活中起巨大作用。可兰经、教典和语录是法律、制度及整个社会政治的基础。国王为了使决策具有宗教力量，也得求助于高级僧侣。高级僧侣管理寺院经济，有些人还通过中间人或直接经营商业和放债。他们还操纵着国民教育与民事诉讼的权力。农民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收成的4/5 交给地主，向封建主交羊毛、食油等贡赋，供给过境官吏和军队的费用。牧民必须上缴5％以上的牲畜、畜产品，要为封建主牧放牲畜，还要捐献礼品。城市手工业者均归属于中世纪式的行会组织，他们用货币或产品形式向州长的管事人或包税者交税。国内贸易掌握在中小商人之手。18 世纪末以后，对外贸易缩减。由于英、俄、法诸列强的干涉，在卡扎尔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日趋衰落。巴布教徒的起义 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从根本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积弱不振和社会的落后状态为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俄国利用地理接近的条件，两次（1804、1828 年）侵略伊朗，强迫订立不平等条约，索取200 万卢布赔款，吞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北阿塞拜疆，获取了许多特权。英国以发达的工业为后盾，在19 世纪40 年代，强加给伊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它的商品输入伊朗税率为“值百抽五”，并豁免各种国内关税，还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列强的入侵给伊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外国商品充斥伊朗市场，破坏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扼杀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业工场，导致商人和手工业者破产。19 世纪40 年代末，许多地方的人民起而抗争。1847年，赞兼发生了手工业者、小商人与市民联合反对州长的起义，起义者把州长驱逐出城。同年，伊斯法罕城市贫民发生骚动。1848 年，在大不里士、伊斯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市民暴动。这些起义的领导者是伊朗的巴布教派。巴布教的创始人是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1820—1850 年），他生于设拉子一个棉布商人家庭。他经商5 年之后，到卡伯拉和纳哲夫朝圣，成为什叶派分支的谢伊克教派的信徒。1843 年该派领导者赛义德•卡西姆去世后，没有指定继承人。1844 年5 月23 日，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回到设拉子的这一天，恰好是1000 年前第12 代伊马木隐遁的日子，他便自称“巴布”。“巴布”是“门”的意思，他认为自己受天命要充当人类与神意执行者伊马木之间必经的门户。他的教派因此被称为巴布教。

    1847 年，赛义德•阿里自称为先知马赫迪，写了巴布教的经典《默示录》。巴布的教义要点是：人类社会是新时代代替旧时代、新制度和法律代替旧制度和法律、新的先知代替旧的先知的过程；当前人类不公平与倾轧的原因在于当权的官员与僧侣以可兰经与教典维护旧制度，而巴布教的任务就是建立保障人身自由权、私有权和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正义王国”；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目标，现在以伊朗5 省为圣地，凡不信教者，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要赶出圣地并没收其财产。充满着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巴布教义，受到了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阿訇的欢迎，到1849年2 月，教徒已达10 多万人。第一次巴布教徒的起义是1848—1849 年在马赞德兰省发生的。2000 多名起义者同1 万多名王军在塞克•塔别尔西陵墓进行了浴血战斗，并且打败了王军。5 月，王军采取欺骗手段，许诺特赦，诱杀了200 多名起义者。1850年5 月，巴布教徒1.5 万人在赞兼起义，建立了一个拥有公平制度的“正义王国”。他们几乎坚守了一整年，抵挡住了占优势的政府军队。后来，王军故技重演，起义者再次上当被害。巴布已在1845 年8 月被捕，相继被监禁在法尔斯省和阿塞拜疆。 1850 年7 月，为了防止起义蔓延，国王下令把他处死于大不里士。但是，他的殉道，更加激起教徒们的反抗，随之而来的是血腥镇压。巴布教徒起义失败之后，巴哈•阿拉继续传教，后来演变为人道主义教派，1893 年传至美洲。

2、伊朗的改革运动

19 世纪末，伊朗进一步半殖民地化。1889 年，英国路透男爵在德黑兰获得开办波斯帝国银行的租让权。该行拥有发行货币、规定外汇牌价和开办厂矿企业的特权，并有分行遍布各大城市。俄国在1881 和1890 年取得在伊朗北部敷设电报线的特权，在德黑兰开设波斯信贷银行，办理国家借款、兼营地产业务。 70 年代以来，常驻首都的、由俄国控制的哥萨克旅，负有保护国王和俄国利益的双重任务。在纳西尔•丁的统治时期（1848—1896 年），伊朗曾经有20 年左右的稳定局面。纳西尔•丁本人曾于1873、1887、1889 年3 次访问欧洲。最后一次访问时，他把泛伊斯兰主义者贾马尔•丁•阿富汗尼带回伊朗。虽然他不久又把阿富汗尼驱逐出境，但将新的改革思想留在了伊朗穆斯林中间。仿照西方国家机构，伊朗政府设立了法制、邮电、交通部。欧洲式的学校在首都也建立起来了。国王为了模仿西方，曾下令伊朗男人刮去胡子和命令宫廷妇女改着西方衣服。在欧洲受教育回国的青年们，是新思潮的传播者。半殖民地和封建伊朗的文化和改革运动是同资产阶级的形成相联系的。伊朗年轻一代作家们的写作主题更接近人民生活。米扎尔•法塔利•亚洪多夫的抨击封建秩序、讽刺诸汗专制和伊斯兰上层伪善的作品，在伊朗享有声望。1875 年在伊斯坦布尔出版的《星辰》周刊，是伊朗国外的主要启蒙刊物。1890 年，马尔考姆汗和贾马尔•丁在伦敦创办《法言》杂志，激烈抨击伊朗政府，首次提出普选、立宪和人权。马尔考姆汗作为改革、立宪的思想家和组织家，在伊朗享有盛誉。国王任命他为驻伦敦公使，本意削弱他的影响，不料他到伦敦后，积极组织欧洲的伊朗侨民。国王召他回国，他拒绝从命，因此被革职。他用波斯文创办的《法言》杂志变成伊朗立宪派的喉舌。这个杂志和其他伊朗侨民的报刊被秘密运进伊朗，在官吏、学生、商人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地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未来伊朗革命的前奏。1890—1891 年，在伊朗发生了反对政府赋予英国塔尔博特公司烟草专卖权的抗议运动。以大不里士为中心，波及伊斯法罕、设拉子等地的人民群众，开展了罢市和禁止吸烟运动。伊朗政府被迫取消此项特许令。1896 年5 月，纳西尔•丁准备庆祝自己的登基50 周年大典，他按惯例接受臣民诉状时，被贾马尔•丁的一个门徒刺杀。穆扎费尔•丁继位，面临着革命风暴的到来。

六、埃及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1、抗法战争

埃及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8 世纪80 年代，法国与英国争夺印度失败后，迫切要求将埃及变为与英国在东方进行竞争的基地。90 年代，法国资产阶级加速了向东方扩张的步伐。1797 年夏，带领法军驻扎在意大利的拿破仑•波拿巴向法国督政府提出了侵略埃及的方案。波拿巴被授命为东方军司令，统率陆、海军占领埃及，要把英国的势力从它所能到达的所有东方国家中统统清除出去。1798 年7 月，波拿巴带领精兵3.5 万人入侵埃及。

当时的埃及仍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马穆鲁克贝伊①掌握着埃及政权，导致政治腐败、经济衰退。18 世纪末、尼罗河三角洲有1/3 的土地荒废了。埃及生产的农产品仅仅只有古代产量的1/4。传统工商业一落千丈，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只是8000 人口的城镇。埃及人口因长期饥饿和瘟疫而大大减少，① 马穆鲁克意即奴隶，早先是从希腊、高加索等地招募来的，埃及统治者利用他们统治人民。贝伊是奥斯曼帝国封给地方官吏和军官的称号，次于“帕夏”。19 世纪初的人口还不到10 世纪时的一半。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内战频繁，从18 世纪初起，平均每10 年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内战，统治力量大大削弱。埃及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法军在亚历山大港口登陆后，土耳其军队和马穆鲁克军团节节败退。亚历山大城、开罗相继失陷。不屈服于外来侵略的埃及人民积极开展反法斗争。初期，亚历山大城的市民自发起来以房屋、墙垣作掩护，用刀枪、棍棒和石块袭击敌人。开罗城郊的9000 农民军和城内平民组成志愿军，协同马穆鲁克军队作战。这些斗争打击了敌人，推迟了他们的侵略进程。波拿巴统治埃及期间，规定：凡反抗者“予以灭绝”，其所在村庄“将被夷为平地”。法军在埃及竭力搜刮掠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敛取钱财竟达400 多万法郎。1798 年10 月21 日，开罗爆发了有1.5 万人参加的反法武装起义。起义迅速蔓延到周围广大地区，农民以及来自利比亚的牧民积极投入斗争。这次起义虽被法国殖民军血腥镇压下去，但它揭开了埃及近代反帝反殖斗争的新篇章。1800 年3 月初，开罗人民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整个城市一度被起义群众所占领，法军疯狂反扑，伤亡惨重。埃及不少地区相继爆发反法游击战争，迫使法军龟缩在少数城镇内。此时，英国根据它和土耳其政府的协定，向埃及派遣军队。1.7 万多名英军在埃及地中海沿岸的阿布基尔登陆，挫败前来阻击的法国守备军。土耳其军队从陆路经叙利亚攻入埃及境内。由于埃及人民的英勇斗争和英、土两国的出兵等原因，迫使法军于1801 年10 月中旬撤离埃及，历时3 年的法国殖民统治结束了。

 2、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

 法军撤退后，埃及还存在着马穆鲁克、土军和英军三股势力，它们激烈争夺，都想独占埃及。驻埃土军力图恢复土耳其素丹在埃及的实际统治。英军驻扎在开罗、亚历山大城等重要城市，他们极力拉拢马穆鲁克，给他们种种许诺，以便赖在埃及达到自己的目的。埃及人民面临的形势是只有赶走一切外来侵略势力，结束马穆鲁克的腐朽统治，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权利。穆罕默德•阿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登上埃及政治舞台的。穆罕默德•阿里原是阿尔巴尼亚人。1769 年生于希腊马其顿的卡瓦拉城。他参加土耳其军队，后前往埃及。1801 年5 月，阿里站在埃及人民一边，在同法军的战斗中崭露头角， 1805 年5 月被推举为埃及总督，土耳其皇帝被迫封他“帕夏”称号。1806 年底，欧洲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战争再次爆发，法军屡战屡捷。土耳其也屈服于拿破仑的压力，法国取得了在埃及“任意行动”的权利。早在1803 年被迫从埃及撤军的英国抢先向埃及用兵。1807 年3 月，英军5000 人攻占亚历山大城后，进犯通往埃及内地门户的罗塞塔城。该城军民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屡败来犯的侵略者。阿里动员人民积极支援前线，组织起战斗力很强的志愿军，到处打击英军。历时半年之久，英国在埃及战场上一筹莫展，最后只得同意和平谈判，英军撤出埃及。1811 年3 月，阿里在开罗诱杀了460多名马穆鲁克上层人物，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捕杀马穆鲁克，彻底清除了数百年来在埃及充当外来奴役者内应的马穆鲁克势力。阿里在埃及的统治得以稳定。

   为了进一步抵御外来侵略者，增强国力，阿里在国内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改革和各项建设工作。埃及农村长期以来实行腐朽的包税制度，大部分土地被马穆鲁克包税人所霸占，他们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在消灭马穆鲁克势力后，随之没收了他们的土地。1814 年，政府宣布废除租税承包制度，将包税人所管辖的土地收归国有。同时，又没收了伊斯兰教会掌握的全部土地。阿里下令把没收来的土地一部分分成小块土地租让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每户农民可分得3—5 费丹[③]土地，规定只向农民征收定额的土地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阿里又将一部分土地赐给他的亲属和军官，他们成为新的土地贵族，扩大了阿里政权的社会基础。阿里重视发展农业所需要的水利灌溉事业。他大规模地动用人力、物力去修筑堤坝、开挖水渠，先后挖通20 多条新河渠，建筑了近30 座水坝，大力推广用风力或畜力带动的水车。这些水利设施不仅控制了河水，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保证了水的常年供应，使同一块土地由过去的每年一熟变为三熟，产量激增。耕地面积1821 年为200 万费丹，1840 年增至385.6 费丹。广泛种植经济作物，著名的埃及长纤维棉花开始得到种植，此外还有甘蔗、靛青、玉米、稻米和豆类作物。棉花的出口量从1821 年的944 堪他尔[④]猛增到1849 年的25.7万多堪他尔。阿里创办了一批近代工厂，如纺织、制糖、榨油、造纸、制革和染料厂等等。到1829 年时，光纺织厂就有30 家，拥有纺织机约1500 台，织布机1200 多台。各种类型的工厂工人总数达3.1 万多人。许多工厂利用机器进行生产，用公牛作为动力。阿里特别重视发展同军事有关的工业，仿效西方建立军火工厂和造船厂，如亚历山大港造船厂规模庞大，设有15 个车间，全厂职工达5500 多人，制造了一批战舰。所有这些工厂都由政府控制，聘请英国人、法国人当技师，有的工厂由政府出租给私人经营。商业方面实行国家垄断制度。政府的商业机构专门收购农民的产品，农产品不得自由买卖。对手工业产品也实施专卖政策，出口物资的95％，进口物资的1/3 都控制在政府手里。由于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的繁荣。1836 年进出口贸易总值比1800 年增长了8 倍。出口多于进口，年年有盈余，国家建设不举外债。为保证经济发展，阿里推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央设立了内阁，下设军事、司法、财政、商业、交通、教育、卫生等7 个部，规定各部长官均由阿里亲自任免。地方行政实行三级制，将全国集中分为7 个省，省长由中央任免，下设县、村两级，县长受制于省长，村长听令于县长。全国实行统一的政令。严密的统治体系，使埃及很快实现了全国大一统的局面。

    军事改革是整个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阿里废弃传统的雇佣兵役制，实行征兵制。建设一支新的陆军，装备了新式大炮和火器，建立步兵学校、骑兵学校和炮兵学校，从法国、西班牙等国聘请教官。到1839 年时，埃及已拥有陆军23 万余人。大力发展海军，创建了地中海舰队和红海舰队，逐步自造战舰武装自己，极盛时海军有战舰32 艘，1.5 万名官兵。经济建设的发展带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阿里重视发展一些非宗教性的世俗学校和专科学校，例如创办了工业、农业、建筑、医学、语言等专门学校，邀请外国专家进行讲授，培养本国的技术人员、医务工作者和翻译人才。同时，又派遣学生去英国、法国留学，培养高级人才。

    上述这些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埃及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只是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封建王朝，史称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代替了腐朽反动的马穆鲁克王朝。农民对统治集团的依附更为加深，即使在新建的工厂里，也实行终身强迫劳动制。他们的地位如同农奴。然而，阿里的改革和建设毕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埃及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全国人口增加到450 万人，亚历山大城则拥有15 万人口。埃及军队成为中近东地区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超过了它的宗主国——土耳其。这时埃及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实际上却是一个独立的、强大的主权国家。埃及的强盛非但推迟了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进程，还向外实行扩张。阿里首先夺取阿拉伯地区，1811 年发动了屠杀阿拉伯半岛瓦哈比派起义者的战争。控制了红海要道，建立了进攻叙利亚的基地。 1820 年攻掠南方近邻苏丹，苏丹实际上沦为埃及的殖民地。1824 年，阿里以土耳其让出叙利亚和克里特岛为条件，参与了镇压希腊革命的战争。1831 年阿里为使土耳其履行其诺言，挑起了第一次土埃战争，进军叙利亚，直抵安纳托利亚，迫使土耳其投降。一系列的对外掠夺战争耗尽了埃及的人力和财力，国库空虚，广大人民被繁重的徭役、强制的兵役和苛重的赋税逼迫得走投无路，不断举行武装反抗。尤其在阿里统治的后期，起义更加频繁。这些斗争从内部动摇了阿里统治的基础。

    列强的入侵和埃及的半殖民地化  英国绝对不愿在它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出现一个强大的埃及。英国挑动土耳其发动了第二次土埃战争。紧接着，它拉拢俄、奥、普召开伦敦会议，用武力威胁埃及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阿里严词拒绝。1840 年英奥联军攻入黎巴嫩和叙利亚。埃及军队被击败。1841 年英国海军在亚历山大港大举登陆。阿里的军队已无力抵抗英国侵略者。阿里被迫屈服，于1841 年1 月底签订了和约。阿里失去全部属地，只保留埃及和苏丹的总督世袭权。埃及交出全部海军舰只，只保留陆军的1/10。埃及接受1838年签订的英土商约。此时，阿里实际上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由长子伊卜拉欣掌握埃及的统治权。1849 年8 月，阿里去世。

    伊卜拉欣执政时，外国殖民势力加紧入侵。英国利用埃及对产品专卖权的取消，倾销廉价工业品，打击了埃及的近代工业。买办商人深入内地，压价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埃及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军需订货减少，工厂生产一蹶不振，工厂纷纷倒闭，工人人数大减。农民生活更趋恶化。

阿巴斯一世（1849—1854 年）、赛义德（1854—1863 年）相继上台后，埃及每况愈下。英国在埃及取得了修筑铁路、架设电报线，建立商船队自由通航的特权。它通过修建贯通尼罗河三角洲的铁路，逐步控制了埃及的经济。法国也加紧在埃及扩张势力。1856 年同埃及签订条约，开凿苏伊士运河，规定埃及提供土地和无偿提供劳动力，运河通航后出租99 年，每年可收取运河收益的15％。运河于1859 年4 月动工，1869 年11 月竣工。运河的通航大大缩短了欧亚航程。埃及为修建运河牺牲了12 万人的生命，承担费用1600万英镑，而欧洲国家只花费了400万英镑。埃及为了支付这笔费用只得依靠借外债。1862 年一次即达329.3万英镑。从60 年代初起，埃及日益沦为英法等国的原料供应地，棉花、甘蔗等农产品被迫压价出售。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不断向西方国家借欠债务，1863 年埃及的国债已达1600多万英镑，被迫以国家的主权作为抵押。埃及逐渐沦为英法的半殖民地。

七、资本主义入侵下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1、奴隶贸易

从15 世纪中叶到19 世纪后半期的奴隶贸易是西方殖民者掠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主要手段。奴隶贸易最早是由葡萄牙人开创的。1441年，葡萄牙人贡萨尔维斯和特里斯唐在摩洛哥南部沿海劫掠了10 名非洲人，被运回里斯本，充当了家内奴隶。1444 年葡萄牙的捕奴远征队在西非北端大西洋沿岸捕捉了200 多名黑人，运往欧洲市场上出售。从此，残酷的奴隶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但在近半个世纪内，贩运到欧洲去的黑人数量极为有限。

15 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①。随着西方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地经营的种植园和采矿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便从非洲输入奴隶。 1501 年第一艘满载非洲奴隶的船只到达了圣多明各岛。西班牙和葡萄牙向西方奴隶贩子们发放执照，允许向他们统治下的美洲殖民地输入黑人奴隶。从这时起，奴隶贸易日益变得重要，贩卖黑奴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非洲到欧洲以及美洲的奴隶贸易早期为葡、西两国垄断。以后，荷兰、法国、英国，甚至瑞典、丹麦和勃兰登堡，再加后起的美国也都加入了贩卖

黑奴的行列。奴隶贸易大多是由私人出面经营，得到国家支持进行的。

到17 世纪中叶，奴隶贸易的范围集中在大西洋东西两岸，一般称为大西洋奴隶贸易。来自欧洲的贩奴船，先从欧洲装载枪支、布匹、甜酒和糖等廉价物品，航行到非洲，换取奴隶，然后把非洲黑奴运往美洲，以高价卖给那里的白人种植园主或矿山主，换取当地的烟草、甘蔗和棉花等原料，最后运回欧洲，形成三角形的路线，史称“三角贸易”。在非洲西海岸，从摩洛哥海岸最南端直到刚果河口全长3500 公里的沿海地带是奴隶贸易最活跃的地区。在今加纳、多哥和贝宁的沿海地带以及尼日利亚西部海岸，因输出大量奴隶而被称为“奴隶海岸”。西方各国的奴隶贩子在贩奴过程中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纷纷在非洲海岸建立据点以霸占地盘，像荷兰在17 世纪前半期破坏了葡萄牙的奴隶贸易垄断权后，在西非沿海拥有40 多处据点。其他国家也建有不少据点。加纳的埃尔米纳、海岸角，贝宁的维达，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是当年最著名的奴隶贸易据点。

从17 世纪中叶至18 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发展到最猖獗的程度。这同该时期美洲种植园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很大关系，甘蔗、烟草、棉花、咖啡、香料等作物的大量种植，迫切需要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此时，英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越来越多的工业原料。奴隶贩子在非洲低价收购黑奴，在美洲高价出售，牟取100％到1000％的暴利，黄金、白银滚滚而来。而向美洲提供日益增多的黑人劳动力，欧洲市场自然会获得越来越廉价的工业原料。17 世纪中叶以后的150 年间，奴隶贸易已经成为非洲与欧洲、美洲之间唯一的贸易活动。在贩奴活动的方式方面，除了存在“三角贸易”外，英法等国相继成立贸易公司，垄断对非洲的奴隶贸易，其中最著名的有：1660 年英国成立的“皇家开发非洲公司”， 1672 年创立的英国“皇家非洲贸易公司”，还有法国在1664 年建立的“西印度公司”等。奴隶贸易得到西方国家政府的大力资助，还派正规军进行保护，形成十分严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在西非沿海建立贩奴据点和要塞，而且向非洲内地和东非海岸扩展贩奴活动。每年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奴达数万人， 18 世纪80 年代，每年平均从非洲(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1971 年版，第520 页。)输出的奴隶达10 万人之多！ 18 世纪时，奴隶贸易成为世界最大的商业贸易之一。这时候，英国的世界殖民霸权最终确立了，黑奴贸易主要控制在英国手中。英国成了奴隶贸易的头号罪犯，它所运走的黑人比所有国家运走的总和还多4倍。17 世纪末，当时美国还没有独立，但那里的奴隶贩子已开始自主经营奴隶贸易。他们在黑人贸易中走的也是“三角”航程，把北美、西印度群岛和非洲三个地区联结了起来。后起的美国奴隶贩子在贩卖黑奴中特别凶狠和残暴。

18 世纪时，美国的贩奴船比英国的小得多，后者一般有100吨，前者只是40—50 吨的单桅帆船。可是，前者装的黑人并不少，把黑人塞满船舱，航运中死亡率特别高。从18 世纪下半叶到19 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逐渐趋向衰落。其主要原因是，在贩奴过程中，非洲黑人和美洲黑人奴隶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18 世纪时，在英国贩奴船上发生的奴隶暴动有文字记载的就有18 次。1700—1845年间，在英、美贩奴船上发生过55 次奴隶起义。到达美洲后的奴隶也不断举行起义，仅在美国，从1619 年后的40 多年中，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至少有250次。这些斗争大大地打击了奴隶贸易。再由于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奴隶主的失败，奴隶制度被废除，种植园经济遭到沉重打击，这一切都使奴隶贸易的规模大大缩小。特别重要的是因为从18 世纪后期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要求把包括非洲在内的海外殖民地变成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甚至是资本输出的场所。把非洲人留在非洲进行奴役，既无风险，又可得到远远超过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这些因素使西方资本家对奴隶贸易渐渐失去了强烈的兴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奴隶贸易大体上在19

世纪70 年代就停止了。

罪恶的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非洲大陆损失了大量人口。由于奴隶贸易延续时间长，地区分布广，又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在奴隶贸易过程中（包括掠奴战争、非洲内地到沿海路上、海上航行），非洲究竟损失了多少人，学者们估计不一。有的认为是1 亿人，还有的认为是2.1亿人，总之是骇人听闻的。运往美洲的奴隶都是身强力壮的，其中2/3 是男子，年龄多数在12 到35 岁之间，使非洲损失了大量的精壮劳动力。奴隶贸易破坏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稳定。掠奴战争的恐怖造成了社会的极端混乱，许多古老王国纷纷瓦解，非洲原有的物质文化趋于消灭。奴隶贸易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陷于崩溃的境地。传统商品黄金、象牙等货物的出口逐步让位于奴隶出口，火器成为主要的进口货。非洲经济变得畸形发展。如同参与奴隶掠夺战争的部落酋长成为殖民势力的特殊代理人一样，也出现了一大批依靠贩奴起家的非洲本地商人，他们都成为后来西方国家在非洲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随着黑奴贩卖的兴盛，歧视黑色人种的种族主义思潮也开始泛滥起来。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繁荣也正是依靠掠夺和贩卖非洲黑奴取得的。马克思指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的标志之一①。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奴隶贸易取得的巨额利润转变为发展工业的资本。现代欧美国家许多有名的城市不少是在奴隶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英国的利物浦、伦敦和普利茅斯，法国的马赛、南特和波尔多，美国的纽约、查尔斯顿，葡萄牙的里斯本等等。后来，西方(① 《资本论》，第 1 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819 页。)国家禁止奴隶贸易后，英国则在禁止贩运奴隶的借口下，以追捕为名在非洲扩大侵略活动，入侵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埃及和苏丹等国。

在西非，英法两国都迫使当地国王和酋长签订禁止奴隶贸易的条约，随后借口破坏条约

干涉其内政，甚至使用武力来达到侵略目的。反对入侵者的斗争 南非地处非洲大陆的最南端，那里气候良好，土地肥沃，地理位置重要。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通往亚洲后，它控制着欧亚航线的通道。南非的殖民化过程同非洲其他地方不同，它是白人移民在这块大陆上建立的第一块居留地。

165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今开普敦地方建立了通往远东航线的中途供应站，以后发展成为开普殖民地。初来的移民大多是公司退职的雇员，还有退伍军人和罪犯，后来有来自荷兰、德国和法国的农民。移民中绝大多数是荷兰人，别的国家移民在语言、风俗等方面逐渐被荷兰人同化，日常用语为荷兰语。到1795 年，在开普殖民地的欧洲移民达2 万人，其中30％的人住在开普敦地区。白人移民起初主要从事农业，不同于居住在这里的公司职员，他们的后裔被叫作“布尔人”。殖民地受东印度公司管辖，总督由公司任命，听命于驻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公司总部。欧洲移民到达南非后，利用他们掌握的优良武器、车辆与马匹，随意迁徙，肆意侵夺当地科伊人的土地，掠走他们的牲畜。公司明文规定移民未经同意不得占领非洲人的土地，并划定了殖民地边界，但这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17 世纪末曾任殖民地总督的范•德•斯坦尔本人就霸占了400 摩尔根的土地，成为当时最大的农场主。18 世纪初，布尔人开始经营牧业生产，殖民当局鼓励布尔人进入内地占地养牛羊，任意霸占科伊人土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拥有土地6000—10000 英亩的大牧场主。白人农牧场的生产都依靠非洲人劳动力，除了奴役科伊人外，还从非洲内地引进黑人奴隶和马来人奴隶进行劳动。他们建立的是落后奴隶制经济，生产的产品不再是早期供给往来船只需要的新鲜食品，而是出口棉花、甘蔗、烟草和牲畜等。历经一个半世纪，布尔人占领了今开普省的整个西南部，面积达数10万平方公里。科伊人和内地的桑人从荷兰人登上南非进行侵略活动时起，就不断举行反抗斗争。科伊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反荷战争发生在1659 年，迫使荷兰人签订协定，答应不再劫掠科伊人土地和骚扰生产。因布尔人违反协议，1670 年再次爆发反荷斗争，科伊人在冈纳玛酋长领导下进行顽强抵抗，迫使殖民者不敢明目张胆地掠夺土地。18 世纪初，科伊人患流行性天花病，造成大量死亡。科伊人的部落瓦解了，一部分人北迁居住在今纳米比亚的南部地区。一部分人流落在开普殖民地境内，遭受布尔人的奴役。桑人也被逐步挤入北部的沙漠干旱地区。布尔人继续向东扩张，在大鱼河西部又遭到班图人的一个分支科萨人的猛烈反抗。科萨人不同于科伊人和桑人，他们有着强固的部落组织和较强的战斗力。他们的反侵略斗争延续了百年之久，史称“卡弗尔战争” （“卡弗尔”来自阿拉伯语，意为异教徒）（1779—1877 年），其间有9 次战争。前两次（1779 年、1789 年）是反抗布尔人的侵袭，均以布尔人的失败告终。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承认科萨人居住的地区。由于科萨人的抵抗，有力地阻止了布尔人向东的扩张。1795 年，英国利用法军侵入荷兰，乘机出兵占领了开普殖民地。随后，英国西侵，发生了第三次卡弗尔战争，科萨人挫败英国的入侵，捍卫了大鱼河以西的领土。1803年英军撤离开普殖民地。1805 年英国再度实行占领。根据1815 年的和约，开普殖民地由荷兰让予英国，由英国殖民部实行直接管辖。英国人继续不断东向扩张，到1879 年为止，同科萨人发生了6 次战争。科萨人的斗争最终遭到了失败，但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南非人民反殖民压迫斗争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其中第8 次战争（1850 年）最为激烈，战争扩展到大凯河与大鱼河间的广大地域，他们联合了班图人其他各族，甚至长期遭受白人殖民奴役的科伊人也投入了斗争。起义坚持了3 年之久。直到1877 年英国才最终占领了科萨人的全部领土。

英国夺取开普殖民地后，从1819 年起大力资助移民迁往南非，次年移民5000 人，其中英国人最多。以后，英国的移民人数越来越多。英国统治当局不仅支持他们占领最肥沃的土地，而且不断向布尔人增税，规定英国货币为正式货币，英语为官方语言，甚至不准布尔农场主使用奴隶劳动等等。布尔人不满英国的统治，从1836 年起纷纷离开开普殖民地，向北部今奥兰治、德兰士瓦以及东北部祖鲁人居住区大迁徙。布尔人的大迁徙实际上是几个世纪以来白人移民掠夺非洲人土地的继续和扩大。他们在广大被占领土上建立了纳塔尔、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在此过程中，班图人各族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其中祖鲁人的斗争最为英勇、悲壮。

祖鲁人是班图人的一支，很早就居住在今纳塔尔境内。19 世纪初，祖鲁人日益强大起来。历经国王丁吉斯瓦约（1809—1818 年在位）、恰卡（1818—1828 年在位）两代，建立了强盛的祖鲁王国。恰卡根据他10 多年来同英国人、布尔人打交道的经验，深知殖民者迟早要企图吞并纳塔尔这块濒临印度洋的宝地。他积极采取措施加强防御力量。首先，改革军事制度，将各部落的成年人按年龄组织“同龄兵团”，规定35 岁前为服兵役年龄，儿童12岁起参加准军事训练，18 岁起接受正式军事训练。其次，加强战士的武器装备，每个战士配备一个盾牌和一支短杆刺矛，增强了作战能力。1828 年丁刚继位后，进一步增强军队实力，配备马匹和火器，加强机动应变能力。他还利用英国人和布尔人的矛盾，从前者手中购买枪支弹药。布尔人从1837 年初起，派遣民团潜入纳塔尔，建立堡垒和农场作为前哨，蚕食祖鲁人土地。丁刚于1838 年2 月诱杀了布尔人头目雷提夫，击溃了驻守在纳塔尔境内的布尔军主力，清除了他们的堡垒和农场。该年11 月下旬，布尔人将军比勒陀利乌斯被任命为总司令，重整远征军，配备有500 名精干骑兵以及包括小炮在内的大批装备，大举反攻。他们利用优势兵力，采用环形牛车阵战术，即以牛车为掩护，发挥枪炮的密集火力进行杀伤，然后用骑兵追击。当年12 月15 日，布尔军前锋与祖鲁军相遇于恩康姆河的河套地区。16

日清晨，上万名手执刺矛、盾牌的祖鲁战士在丁刚的指挥下排成密集队形呼喊着向敌阵冲去。祖鲁军是以中央为主攻部队，进攻时，左右两翼先行插入敌阵，合力消灭被围中的敌人。战斗持续两个小时，祖鲁战士遭到敌人猛烈火力的阻击，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时又遭到敌骑兵的袭击。祖鲁军遭到重创，死伤3000 人，鲜血染红了恩康姆河。后来这条河被称为血河。此战即是南非史上著名的“血河之战”。布尔军占据了祖鲁人的大部分领土，并利用祖鲁人内部酋长的反叛，最终瓦解了祖鲁人的反抗。丁刚也于1840 年死在向北逃亡的途中。接着，英国和布尔人为争夺纳塔尔发生激烈的冲突，前者于1843年出兵最终吞并了纳塔尔。祖鲁人的反抗斗争始终没有停息， 19 世纪70年代斗争再次进入高潮。

八、资本主义入侵下的拉丁美洲诸国

1、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拉丁美洲在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殖民统治，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迟缓，资产阶级还十分软弱，政权都落到了土生白人（即克列奥人）地主手中，殖民时期的封建结构被保存下来，大土地所有制得到继续发展。在整个19 世纪，拉丁美洲各国大土地所有者兼并的土地等于以前3 个世纪的总和。阿根廷2000 户地主拥有全国1/5 的耕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富商安乔雷纳家族于1818 年开始对牧场投资， 40 年后它成为本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共有160万英亩富饶的土地。委内瑞拉有80％的土地属于大土地所有者，每户地主占地都在4000英亩以上。在巴西，有些地产面积和英国一样大；2000 户大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土地面积，比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丹麦四国面积的总和还大。墨西哥北部的桑切斯•纳瓦罗家族在1840—1848 年间占有的土地竟达1600 万英亩，包括有17 个庄园。其它拉丁美洲国家都有类似的大地产。天主教会拥有大量土地，也属于大土地所有者的行列。    1856 年，墨西哥天主教会拥有全国大地产的一半。

拉丁美洲各国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大土地所有者利用掌握的政权扩充自己的地产；第二，在独立战争期间，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半岛人）拥有的大量土地转入土生白人地主手里；第三，独立后各国政府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印第安公社土地以及国有土地投放市场，这些土地很快地落到大土地所有者手中；第四，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垄断水源、丈量土地、强迫迁移等卑劣手段，夺占农民的土地。此外，世界市场对拉丁美洲农产品的需要增加，也推动大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土地所有制造成农民无地或少地的恶果。小农地产只占整个拉丁美洲耕地的10%。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忍受大土地所有者封建的、甚至奴隶制的剥削。佃农除缴纳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外，每年还不得不拿出1/3到1/2 的时间为地主服各种劳役。债务奴隶制在一些国家仍然盛行，无力偿债的农民世世代代丧失自由，和奴隶一样为地主服劳役，地主有权追捕逃跑的债务奴隶并加以毒打。农民还受许多额外剥削，他们必须到地主商店以高价购买日用品，产品只能按低价卖给地主，以高额的租金使用地主的农具等。大土地所有者竭力保持极端落后的大庄园制。庄园主统治着他的家族、仆役、债务奴隶、佃农和奴隶（在奴隶制没有废除的国家），享有绝对权威。

庄园占地辽阔，远离政府所在地；政府和教士站在地主一边，这些都加强了庄园主的权力。庄园主的住宅如同一座城堡，成为大地产上的活动中心。庄园主从这里发号施令并过着非常豪华奢侈的生活。大庄园一般是自给自足的，有木匠、铁匠、裁缝、面包师等手工匠，几乎可以满足当地所有的一般需要，没有什么必要与庄园以外的地区进行联系。奴隶或债务奴隶在这里出生，过着单调的生活并死在这里。庄园主及其家庭成员则不时地去最近的市镇和首都购买贵重物品，欣赏城市生活和参加娱乐活动。大庄园主在城市都有住房，他们经常住在城市，有的还在当地政府中供职。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引起了拉丁美洲各国愈来愈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大土地所有制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约占人口5％的地主及其家庭成员过着极其富裕的生活，而大部分人因丧失土地和工作处于十分悲惨的贫困境地。大土地所有者占有大片土地，其中很多土地被弃置荒芜。委内瑞拉有6900万公顷可耕土地，只有73万公顷被耕种，约占可耕土地的1％。巴西实际耕种的土地仅占可耕土地的1.6％，庄园制主要采用奴隶或债务奴隶劳动，保持原始的耕种方法，生产效率很低，种植单一的出口作物，造成经济畸形发展，粮食短缺。它的自给自足经济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不利于市场的扩大。总之，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展，摧残了农业，阻碍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成为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考迪罗的统治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各国（除巴西外）形式上都建立了共和政府，如颁布宪法，成立议会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广大人民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黑人和印第安人更遭到种族压迫和歧视。各国普遍出现了军事独裁统治，即考迪罗的统治。

考迪罗统治是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政治统治形式。考迪罗原意首领或领袖，引伸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独裁者。在取得独立后初期，考迪罗不少是独立战争时期的领袖。后来的考迪罗，多半出身于军官或某一地区地主集团的首领。他们取得政权既非来自世袭，也不是通过选举，主要是通过武装政变。考迪罗统治的实质是独立后各国地主阶级借以维护其统治的一种工具。考迪罗主要的依靠是教会和军队。教会本身是大土地所有者，它是保守势力的一个重要阵地，始终与提倡改革的自由派相对立。教会的领导人支持

任何维护教会利益和财产的考迪罗。军队在独立后拉丁美洲各国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统治者维持自己统治的工具。

利用军队发动政变是野心家惯用的手段。考迪罗或总统都巴结军人。结果是军官们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享有高薪和迅速提升的机会。军队不仅通过政治干预阻碍了民主的发展，而且由于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850 年以前，在不少国家，军队支出在国家预算中平均占50％以上。墨西哥从1812 年到1845年，军队开支有14 次超过政府的总收入。考迪罗拥有无限制的权力。他们任意修改宪法或终止宪法的实施，宣布军事管制；随意没收人民的财产，任意监禁、流放，甚至处死任何人。他们还搜括民财，抢劫国库，贪污受贿。各个地主集团夺取政权的惯用手法便是发动军事政变。墨西哥在1824—1848 年间，曾发生约250 次军事叛乱，更换了31 个总统，其中仅在1841—1848 年7 年内就更换了21 个总统。玻利维亚在独立后的70 年中发生了60 次暴动和政变，其中有6 个总统被杀死。委内瑞拉在1830 年以后的70 年间发生了50 次暴动，其中有12 次推翻了原有的

政权。秘鲁在1829—1845 年的16 年间就更换了12 个总统。通过政变上台的考迪罗总是说自己发动政变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苦难，促进国家的繁荣。但每次政变不仅没有减轻暴政的程度，反而使之强化了。考迪罗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经常以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来换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借款，这就为外国资本的渗入和政治干涉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考迪罗们的表现除了他们的共性外，也还存有差别。有些考迪罗为了显示自己的“开明”和“为人民谋取幸福”，采取了一些有益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措施，如修筑港口、公路、铁路，建造学校和政府大厦等。有些考迪罗的强有力的统治，客观上阻止了一些国家的分裂。阿根廷考迪罗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在他统治期间（1829—1852 年），制止了国内无政府混乱状态，确立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还有一些考迪罗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民众和印第安人的利益，被人称为平民的考迪罗。巴拉圭自治革命期间的考迪罗弗朗西亚， 1848—1855 年统治玻利维亚的考迪罗曼努埃尔•贝尔苏等就是其中的几个。到19 世纪70 年代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但是，好的考迪罗终究是少数，而且有很大的偶然性。总之，考迪罗制只能使国家和人民经常陷于苦难和不安之中。英、美资本的渗入 独立后的拉丁美洲诸国的经济落后，政治动荡以及国家软弱等等，都为英、美等国殖民势力的入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英国早在19 世纪以前就在加勒比海占领了牙买加、巴巴多斯、圭亚那等殖民地。独立战争期间，它以“同情”、“支持”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为幌子，对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国进行经济扩张。1824 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曾说：“西属美洲是空地一块，如果我们不是把事情办得太糟的话，西属美洲将是英国的”。独立战争后，新兴的独立国家中亲英势力比较强大，他们希望借助于英国来抗衡原先的宗主国，这样英国很快地取代了西

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而且在整个19 世纪一直保持这一优势。英国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渗透，主要采取贷款、投资、控制对外贸易和获得特权等方式来实现。1822—1826 年，在拉丁美洲解放战争期间，英国对拉丁美洲各国举行了10 次贷款，共2100 万英镑。在这些贷款中，拉丁美洲国家实得现款仅700 万英镑，其它1400 万英镑则作为利息预先被扣除了。1826—1850 年，英国对拉丁美洲各国贷款和投资总额达1 亿美元。 1824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的英国商人已达3000 人。约有100 家英国商行在西属拉丁美洲开业，经办了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对外贸易。英国还迫使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签订有利于英国商人的条约。如为了换取英国对巴西独立的承认，佩德罗一世与英国签订了有利于英国的商约。这一商约对英国进口货物税降低到15％，并且不准巴西对其他国家降低关税，从而保证了英国在巴西市场的统治地位。

英国还在拉丁美洲水域保留了军舰，以保护英国的贸易，维护英国商人的权利。1850 年以后，英国在拉丁美洲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例如建筑港口、铁路、开辟轮船航线、低价收购土地和利用廉价劳动力开发矿产等。英国资本先后控制了巴西的棉花、阿根廷的谷物和肉类贸易，墨西哥的银矿生产以及大多数国家的交通、铁路和港口等企业。1870 年英国在拉丁美洲各国的投资金额达到8500万英镑，成为拉丁美洲的主要投资国和债权国。

美国一直觊觎拉丁美洲。1823 年发表的门罗宣言，目的固然是为了抵制神圣同盟对拉丁美洲的干涉，要维护拉丁美洲独立国家免受欧洲列强的侵略，但是美国政府同时也企图把拉丁美洲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门罗宣言公布后的最初几十年间，美国还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忙于开发本国资源，没有力量对拉丁美洲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掠夺，甚至对欧洲国家入侵拉丁美洲的行动也置若罔闻。 1828 年，美国对拉丁美洲地区的贸易额不到1400 万美元。到1830 年，美国还没有过剩资本可供输出。但是美国却不放松对邻近的墨西哥进行侵略。在1836—1845 年间，美国通过不光彩的手段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得克萨斯。在1846—1848 年间，又通过侵略战争从墨西哥手中抢去大片土地，相当于墨西哥全部领土的一半。

与此同时，欧洲列强也曾多次对拉丁美洲进行侵略和殖民占领。1833 年英国侵占南大西洋福克兰群岛（即阿根廷拥有主权的马尔维纳斯群岛）。1838—1840 年间，法国军舰侵入拉普拉塔河地区，封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1840年前后，英国扩大了洪都拉斯的殖民地。1845—1849 年，英法又联合入侵拉普拉塔河地区。在19 世纪60 年代，西班牙再次威胁其前殖民地，向秘鲁开战，占领了生产鸟粪的岛屿中的一个，并炮轰了智利港口瓦尔帕莱索。1860— 1865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一度重新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62 年，法国军队开进墨西哥，并把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推上了王位，直到1866 年法国军队因被击败才撤走。

随着英、美等国殖民势力的入侵，拉丁美洲经济日益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并且逐渐成为欧洲列强及美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拉丁美洲向国外运出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迅速增加。1815—1820 年，智利与英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每年只使用二三艘船，但在1847 年，将智利出口的商品运到英国需要300 多艘船。从1825—1850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口原料的价值翻了近3 番。1830—1831 财政年度，委内瑞拉出口6 万袋咖啡、3.8 万袋可可、1500 头牛、4.5 万张皮革，而在1847—1848 财政年度，则增加为20万袋咖啡、6.7 万袋可可、1.6 万头牛、36.6 万张皮革。同时，大量的外国货物进口，特别是英国工业品充斥拉丁美洲市场，打击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导致工厂和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2、墨西哥的改革

墨西哥独立后，国内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十分尖锐。绝大多数大地主、官僚政客、军阀和教权集团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保守派。一些开明地主反对保守派独占政权，主张实行温和的改良，被称为温和派。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冲破封建束缚，反对外国势力入侵，因而具有革命性，他们的政治代表是自由派。其核心力量是一批受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主张按照资产阶级国家模式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把墨西哥改造成一个“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国家。独立后，英、美等国殖民势力相继入侵。它们通过贷款、投资、输入商品以及签订不平等条约，逐步控制了墨西哥的政治和经济。特别是强邻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行为，使墨西哥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保守派的反动独裁政权却屈膝媚外，丧权辱国，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使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从19 世纪50 年代中期起，出现了由自由派领袖胡亚雷斯领导下的墨西哥革新运动。

胡亚雷斯出生于印第安农民家庭，在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当了律师。在他担任瓦哈卡州议员和州长期间，致力于保护印第安人的利益，曾提议将西班牙殖民征服者科泰斯家族世袭的土地财产收归州政府所有。1854—1855年，他参加了由阿尔瓦雷斯将军领导的起义，推翻了保守派圣塔安那独裁政权，并在自由派组成的新政府担任司法、教会事务和国民教育部长。在他主持下，政府颁布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法院组织和司法管理的法令，即著名

的“胡亚雷斯法”。它规定废除天主教会和军队特设的法庭，取消军人和教士不受普通法院审判的特权，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革新运动打击封建势力和教会特权的第一个革命措施，是在墨西哥确立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步骤。

1857 年，墨西哥制宪议会通过了在当时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新宪法。新宪法规定政教分离，重申共和、联邦、代议制民主以及公民自由权利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原则。根据新宪法举行大选，胡亚雷斯担任最高法院院长，即法定的副总统。第二年，保守派为反对新宪法策动政变，推翻自由派政府，建立了保守派反动政权。自由派在克雷塔罗组织了以胡亚雷斯为首的政府，同保守派政权进行内战，并把改革斗争推向高潮。为了动员人民与保守派展开斗争，胡亚雷斯政府果断地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1859 年7 月12 日公布了《墨西哥社会改革宣言》，宣布保守派和教权集团是内战的罪魁祸首；无偿没收教会的全部土地财产，把收归国有的教会地产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在5 至9 年内分期付清价款；实行政教分离和

信仰自由，取消什一税和教会其他捐税等。7 月23 日颁布实行婚姻和户籍登记移交国家机构办理的法令。8 月11 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出版自由，改革国民教育制度，封闭修道院，取消教会管理墓地和主持公众节日的权利等。同时，承认印第安公社土地公有制合法化，改善了政府和印第安农民的关系。通过这些改革，有力地打击了保守派和教权集团势力，保证了自由派在内战中的胜利。1861 年保守派反动政权垮台，自由派政府胜利迁回墨西哥城。同年胡亚雷斯当选为总统。

由于连年内战，国家财政赤字达500 多万比索，外债利息的支付即占国家预算的1/4。1861 年7 月，胡亚雷斯政府宣布暂停偿付外债2 年。支持墨西哥保守派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以此为借口，共同出兵干涉墨西哥。不久，英国和西班牙同胡亚雷斯政府谈判后，撤回了它们的军队。但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坚持侵略政策，悍然对墨西哥宣战。1863 年法军先后出动3 万人入侵墨西哥，并占领了墨西哥1/3 国土，拿破仑三世还把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送到墨西哥充当傀儡皇帝。胡亚雷斯政府撤出首都，向北转移，迁至今华

雷斯城，领导抗法斗争。

胡亚雷斯政府继续采取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如颁布《国有荒地分配法》、《没收叛国犯财产法》等。同时，依靠人民和军队的力量同法国侵略军展开游击战，从而使战局向有利于墨西哥的方向发展，终于在1867 年击败法军，光复了全部国土并处死了马克西米连，胜利地结束这场神圣的卫国战争。胡亚雷斯领导的革新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和教会特权，抵制了外来的民族压迫，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处境。它实质上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成为19 世纪中期拉丁美洲国家捍卫国家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的一个范例。

但是，这次革新运动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内没有根本改变大土地所有制和大庄园制，对外国的经济势力也没有触动。1872 年胡亚雷斯病逝后，原自由派将领波菲列奥•迪亚士在发动政变后上台，实行了长达30 多年的独裁统治。欧洲列强和美国乘机扩张势力，墨西哥迅速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第五章 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世界连结成为整体

 

19 世纪末期（1871—1900 年）是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完成于20 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的高速发展，而工业的高速发展又促进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从而引起了垄断组织的产生。为了适应垄断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的新形势，资产阶级不得不在政治上和社会经济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以便缓和由于垄断组织的出现而加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结果，这个时期呈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和平”状态。这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根源。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需要，资产阶级思潮也发生变化，自由主义思想逐步让位给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以及其他反映垄断资本的要求的思想潮流。垄断组织的产生推动资本主义列强去加强殖民扩张，因之出现了瓜分世界的狂潮。这一方面加剧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把更多的亚、非及拉美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世界就联结成一个在经济上、思想文化上密切联系的整体。

 

第一节 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特点和影响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在19世纪进入空前活跃并取得重大突破的高峰期。在物理学方面，英国物理学家焦耳在19 世纪40 年代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英国科学家法拉第于1831年成功地发现电磁感应现象，提出发电机的理论基础，使电力工业得以建立。在生物学方面，19 世纪30 年代末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德国动物学家施旺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建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胞学说；1859 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正式出版《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学说，对人类思想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化学方面，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于1869 年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奠定了无机化学的基础；有机化学的绝大多数重要原理也在1828 年到1870 年的约40 年间基本确立，物理化学也在19 世纪形成并发展起来，从而推动了化学工业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新突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要求的新技术革命准备了条件。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广泛地运用于工业生产，从而引起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它从19 世纪的60—70 年代开始，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基本完成。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其显著特点的，它使世界跨进了电气时代。从19 世纪60—70 年代起，出现了一系列电气发明。1866 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制成发电机；1870 年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了电动机，电力开始被用来带动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新能源。随后，电灯、电话、电焊、电钻、电车、电报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电动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具的出现，产生了对电的大量需求。1882 年，法国学者马•德普勒发现了远距离送电的方法，同年，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火力发电站，把输电线联接成网络。

电力作为一种新能源的广泛应用，不仅为工业提供了方便而价廉的新动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的诞生。以发电、输电、配电为主要内容的电力工业和制造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电线电缆等的电气设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内燃机的发明是这一时期应用技术上的又一重大成就。1876 年德国人奥托制造出一台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成为颇受欢迎的小型动力机。1883 年，德国工程师戴姆又制成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具有马力大、重量轻、体积小、效率高的特点，可充作交通工具的发动机。1892 年，又一名德国工程师狄塞尔发明了一种结构更简单、燃料更便宜的内燃机——柴油机，它虽比使用汽油的内燃机笨重，但却非常适用于重型运输工具。由于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动机问题，在这一领域中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19 世纪80 年代，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汽车诞生了。从90 年代起，许多国家都建立起汽车工业。随后，以内燃机为发动机的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拖拉机和军用装甲车等也陆续出现了，并带动了相应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

内燃机的发明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加速了石油化学工业的产生。美国在内战前夕的1859 年，已在宾夕法尼亚州发现石油，钻出第一口油井，但石油最初只用于照明。随着内燃机的广泛应用，开始大量开采石油。1870 年，全世界生产的石油只有80 万吨，到1900 年就猛增至2000万吨。

化学工业的建立也是19 世纪晚期应用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在无机化学工业方面，60—70 年代发明了以氨为媒介生产纯碱和利用氧化氮为催化剂生产硫酸的新方法，使这两种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产量有了很大的增长。有机化学工业也随着煤焦油的综合利用得到迅速发展。从80 年代起，人们开始从煤焦油中提炼氨、苯、人造染料等化学产品。人造染料成本低，性能好，很快就代替了天然染料。化学工业不仅采用化学方法进行原料加工，而且采用化学方法合成物质。1884 年法国人圣•夏尔东发明人造纤维，后来人们开始用粘胶丝来生产人造丝。1869 年，美国人黑特发明赛璐珞，10 年后德、英、法等国也出现了赛璐珞工业。

化学工业的另一个重要的新部门，是与炸药有关的工业。1867 年诺贝尔发明火药，80 年代又改进了制造无烟火药的技术，并在军事上广泛应用。

新的技术革命也推动了一些老工业部门的发展。最突出的是钢铁工业。1856 年英国人贝西默发明的“吹气精炼”操作法很快得到推广，从60 年代起许多国家都修建了贝氏转炉。1864 年法国人马丁和德国人西门子兄弟同时宣布发明了平炉炼钢法。平炉不仅可以熔化生铁和熟铁，还可以熔化废钢，使之变成优质钢。到19 世纪末，平炉炼钢法比贝氏炼钢法得到更广泛的采用。但这两种炼钢法都不能使用含磷的矿石。1875 年英国冶金技师托马斯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发明的碱性转炉，使用含磷矿石也可炼出优质钢。冶炼技术的不断改进使钢的质量明显提高，产量持续增长。从1868 至1900年，英、美、法、德4 国的钢产量由24 万吨增加到2355 万吨。钢逐渐取代铁，成为基本的工业原料和重要的建筑材料。

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较，第二次工业革命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科学和技术尚未真正结合，许多技术上的发明都是一些不具备科学理论知识的工匠依据实践的经验而取得的成果。例如，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哈格里夫斯原是织工，后来做了木匠；骡机的发明者克伦普顿是个纺纱工兼织工；生产熟铁的搅拌法是工厂主科特和他的工头彼得•奥尼恩斯发明的。只有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初步地将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几乎没有什么工业部门未曾受到科学新发现的影响。在19 世纪，自然科学特别是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等方面的新发展，开始与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技术上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并带动了相应的许多新兴工业部门的兴起。总之，科学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与技术的结合使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了更大的成果。

其次，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于英国，重要的新机器和新生产方法都是在英国发明的。就世界范围来看，则是以英国为中心，通过新技术的逐步传播来带动后进国家，其发展进程缓慢而不平衡。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虽然也有一些重要的发明，如合成染、贝氏炼钢法、托马斯碱性炼钢法和蒸汽涡轮等，但内燃机、柴油机、汽车、发电机和电动机等的发明和改进，却大部分是德国人干的；而环锭纺纱机、缝纫机、打字机、白热丝灯和电话，则是美国人发明的。因此，新的技术和工业革命一开始就超出一国的范围，而具有更广泛的规模，发展的进程也是比较迅速的。

最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于19 世纪60—70 年代开始时，除英国和美国北部已完成、法国接近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外，其他国家有的正处于它的高潮期，如美国的南部、德国和俄国，有的则刚刚起步，如远东的日本和中国。因此，对一些后进的国家来说，两次工业革命是交叉进行的。以德国为例，它一方面积极地吸收、消化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另一方面又直接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因而发展的速度异常迅速。起步更晚的日本，则同时吸收两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在短期内就取得跳跃式的发展。正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具有如上的一些特点，它的影响也远比第一次工业革命要广泛和深远。它在工业生产的领域内部引起一系列的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向较为成熟的阶段——垄断阶段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产生了以纺织工业、机器制造业、铁路运输业和煤炭工业等为主的工业群。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方面带动了一个新工业群的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汽车工业等；另一方面也使旧的工业部门由于生产技术的改造而得到飞跃发展，钢铁工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不仅是一个量的增长，而且是质的突变。因为重工业的发展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它们开始由轻工业为主导转化为重工业为主导，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并为其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工厂制度代替了过去的工场手工业，但企业的规模不大，基本上还是中小型企业。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或者由于生产技术和产品结构复杂，如汽车工业，或者由于需要大型的生产设备，只有大批量生产才能赢利，如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因此企业的规模日益扩大，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股份公司适应扩大企业规模的要求，在19 世纪最后30 年得到广泛的发展，作为超大规模企业的垄

断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适应这一要求而出现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还为生产过程的合理安排和在生产中实行进一步分工创造了可能。由于利用电能作为动能和采用电动机，从而得以从合理地生产产品的观点出发安装工作机和机器体系。过去以蒸汽机作为工作机的主要推动力，蒸汽机和传动装置构成的相当固定的体系，把工作机排列的变动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这种推动体系的限制使生产组织难以确定生产产品的有效进程。可见生产场所的具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推动体系决定的。而新发明

的电动机是同活动的单个工作机连接在一起的，它没有对推动体系的一定结构的依赖性，因此可以按照产品制造进程的各个阶段去组织生产过程；从而也就为机器生产中的进一步分工，为把复杂的控制和监督职能分为一个一个的简单操作创造了前提，这自然会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在生产的管理方面引起了深刻的变革，科学化的管理开始兴起。19 世纪末，美国的工厂系统组织的咨询工程师和专家泰罗开始提倡“劳动科学组织”，发明了“泰罗制”的科学化管理方法，使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列宁评价说：“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指提高劳动生产率——引者注）的最新发明——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

二、1871—1900 年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

19 世纪最后30 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就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充满了“青年时代”所具有的活力，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1850—1870 年的20 年，世界工业生产只增加了1倍多，而1870—1900 年的30 年却增加了将近2 倍，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但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一方面有发展非常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也有较为缓慢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但后一类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并非完全陷入停滞的状态。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必然要引起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急剧变化。1870 年，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居第1 位，约占总产值的1/3。19 世纪80 年代美国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第1 位，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1900—1910 年间，德国又超过英国居世界第2 位。法国和英国一样，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俄国和日本的地位虽有显著提高，但它们所占的比重仍然是很小的。

美国是这一时期工业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从1859 至1899 年，美国的工业产值由18.8 亿美元增至114.07 亿美元，增加近5倍。1860 年以前轻工业在工业中占统治地位，此后是重工业迅速发展的年代。生铁的产量，在1860年时只有84 万吨，1900 年达到1401 万吨。钢产量在1860 年只有1.2 万吨，1900 年则猛增至1035 万吨，开始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煤的开采量，1860 至1900 年间由1820 万吨增加到2.4 亿吨。机器制造业，特别是农业机器制造业有很大的发展，20 世纪初其产值已相当于欧洲各国产值总和的一半。19 世纪最后30 年，新兴工业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石油开采量从1860 年的50 万桶增加到1900 年的6362 万桶。90 年代，由于电动机在工业中的普遍应用，电力工业也得到飞跃的发展。从1880 年第一家发电站建成起，全国各地陆续兴建了许多发电厂，到1902 年全国的发电量已达60 亿度。汽车工业在19 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1900 年产量不过4000 辆，1914 年猛增至56 万辆以上。化学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轻工业的产量虽然有很大增长，但其速度远不如重工业快。轻重工业的比重，1860 年为2.4∶1，1900 年已改变为1.2∶1，重工业的产值已开始接近轻工业的产值、工农业的比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889 年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业约2倍。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化已基本完成，美国开始由农业国转变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农业国家。

在19 世纪最后30 年，德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仅次于美国，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从1870 至1900 年，工业生产总指数由17.5 上升至64.7（以1913 年为100），增加了约2.7 倍。1870 至1900 年德国的重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煤的开采量从3400 万吨增至1.49 亿吨，钢产量从17 万吨增至665万吨，铁产量从139 万吨增至852 万吨。从19 世纪90 年代起，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特别迅速，其中电机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发展尤为突出。新兴的化学工业发展也特别迅速。德国的化学工业在19 世纪60 年代几乎还是空白，但在1870—1900 年，酸和碱等基本化学原料的产量增加了7倍，染料的产量增加了3倍，均已跃居世界首位。1900 年世界所用染料的4/5 是由德国制造的。电气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这一时期德国取得的又一巨大的经济成就。德国电气工业的总产值，在1891—1913 年间增加了28倍。尽管这一时期轻工业绝对产量的增长还是相当快的，但它的发展显然已落后于重工业。从19 世纪60 年代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生产资料生产增加了8倍，消费品生产仅增加了3倍。重工业在德国的整个工业中占居了优势地位。

在这一时期，俄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也获得迅速的发展。俄国在1861 年改革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迅速，只用了数十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完成的转变。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特别迅速地发展，甚至比俄国还要快10倍。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发展相对要缓慢一些。1850—1870 年，英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12％，而在1870—1900 年下降到了1.6％。当时，英国的工业力量主要建立在纺织、煤炭和冶铁等几个旧工业部门上。这些部门的技术装备到19 世纪70 年代后都已陈旧落后，因此生产的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1870—1900 年间，棉花消费量从10.75 亿磅增至17.37 亿磅，生铁产量从597 万吨增至910 万吨，煤炭产量从1.12 亿吨增至2.28 亿吨。但钢铁业和造船业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钢产量从1870 年的22 万吨增至1900 年的498万吨，造船数量从34 万登记净吨增为93 万吨。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也开始建立起来。1895 年制造了第一辆汽车，到1913 年汽车产量已达3.4 万辆。在动力方面，80 年代出现了利用硬煤生产煤气的瓦斯工业和电力工业，1912年全国电站安装容量达90万千瓦。1900 年英国开始试制人造纤维，到1913年生产了700 万磅人造丝。但英国新兴工业部门的规模很小，其产值在1903年只占工业总产值的6.5％。因此，新兴工业部门的增长抵偿不了旧工业部门发展的滞缓，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在下降。

19 世纪最后30 年，法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它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在1870—1890 年为2.1％，1891—1900 年为2.6％。但重工业的发展比较快，特别是钢铁产量增长得最为明显。1870—1900 年生铁产量由118 万吨增加到424 万吨，钢产量由8 万吨增加到157 万吨，煤产量由1318万吨增加到3340 万吨。作为法国主要工业部门的纺织工业，由于普遍采用蒸汽动力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取得显著的发展。1863 年棉花消费量只有5.9万吨，1900 年增为15.9 万吨。电力、汽车、制铅、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也开始建立起来，并取得很大成就。但这一时期，法国工业中的中小企业仍占很大比重，轻工业也还居于重要地位，法国工业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

19 世纪最后30 年和20 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交通运输业也取得显著的发展。1870 年全部船舶的总吨位为1680 万吨，但其中将近84％是帆船，共1410万吨，汽船仅占16％，共270 万吨。进入90 年代以后，一方面船舶总吨位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帆船的吨数开始减少，比重逐渐减少，汽船的吨数猛增，比重明显上升。到1900 年时，全部船舶的总吨位增长到2620 万吨，比1870年增加了55％，其中汽船已约占62％，共1620 万吨，帆船仅占38％，共1000万吨。航运业不仅取得巨大发展，而且基本上实现了海上运输工具的现代化。在这一时期，铁路运输业的发展更为迅速。1870 年世界铁路总长度为21万公里，其中10.5万公里在欧洲，9.3万公里在美洲大陆。欧洲的铁路主要分布在英（2.45万公里）、法（1.66万公里）、德（1.89万公里）3 国，美洲大陆的铁路差不多有90％在美国（8.52 公里）。到1900 年，全世界的铁路已长达76万公里，比1870 年增加了2.6 倍。美洲大陆的铁路已远远超过欧洲，亚、非、澳3 洲的铁路也有很大的发展，初步形成了环绕世界的铁路网。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在飞机还没有发明和普遍使用之前，船舶是唯一可以把被海洋隔绝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联系起来的交通工具。但木帆船的装货舱位小，航速慢，风险大，运费也高，不能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需要。以蒸汽涡轮机、柴油机为动力的铁壳或钢壳轮船，改变了这一状况，它速度快得多，也更加安全可靠，载重量一般相当于木帆船的4倍，有的则多十几倍。由于轮船在航运业中逐渐取得优势地位，从1870 到1913 年航运费用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就极大地便利了国际间的经济交往。但是，轮船只能抵达沿海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口岸，在铁路建设以前，国际贸易仍很难接触到各大洲广袤的内地。对于大多数国家，只有铁路才是使它进入世界市场的工具。因此，环绕世界的铁路网的初步形成，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扩大，使这一时期的世界贸易获得巨大的发展。下面的数据反映了这一情况。下表统计数字表明，1870—1900 年世界贸易总额增加了约1.6倍。不仅数量上明显增长了，而且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继英国之后，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迅猛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扩大了本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对外贸易已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引起了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

在19 世纪50—60 年代，卷入世界市场的大多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们共同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原料，同时供给它们必需的工业品。到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由于一批新工业国家的兴起，英国的贸易垄断地位被打破，世界贸易形成了多中心的新格局。1900 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为：英国19％，美国12％，德国13％，法国9％。此外，这一时期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世界贸易额呈现出均衡发展的趋势。从1870 至1913 年，这两类商品的贸易额都增加了2 倍多。这就说明工业发达国家与初级产品生产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以及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都加强了。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在经济上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19 世纪最后30 年，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工业产品的增长幅度暂时超过了世界市场需求的增长幅度，结果使价格和利润普遍下降。总的说来，19 世纪90 年代初的价格一般比1873年低40％。其中钢和钢轨的价格下跌最为严重。欧洲的钢轨价格在1872 年至1881 年间降低了60％，美国钢轨在1898 年的销售价格仅为1875 年的1/10 稍多一点。直到1896 年，工业品的价格才开始出现回升的趋势，但比70 年代还要低得多。因产品的增长超过了市场的需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更加频繁了。进入70 年代以后，在1873、1882、1890、1900 年共发生4 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的间隔时间明显地缩短了。同70 年代以前相比，危机的破坏性也大大加强了。由于出现了价格和利润的普遍下降以及经济危机更加频繁与深刻的现象，因而有些人把19 世纪最后30 年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大萧条”时代。但是从上述情况全面地考察，应该说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还是相当快的，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也是繁荣的。

三、垄断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19 世纪最后30 年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兴起，使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的规模越大，要求的资本也就越多，于是股份公司这种早已出现的集资经营方式开始得到广泛的发展。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与生产迅速地集中了。此外，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也加速了大资本吞噬小资本的进程。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美国，产值在100 万美元以

上的大企业，1904 年约1900个，占企业总数的0.9％，而它们拥有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5.6％，它们的产值占总产值的38％。在德国，雇佣50个工人以上的大企业，在1907 年占企业总数的0.9％，而它们拥有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39.4％，占有的蒸汽马力和电力分别高达75.3％和77.2％。英国和法国因进入70 年代以后生产增长的速度相对缓慢，技术装备陈旧，新工业部门比较薄弱，生产集中的速度与程度要落后于美国和德国。特别是法国，工业中小生产者仍占很大的比重。但是，这两个国家工业生产集中的趋势，也在明显地加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俄国，由于在工业革命中引进了外国技术和企业的组织形式，加之外国资本的支持，因此生产的集中程度特别高。到19 世纪末，雇佣500 人以上的大企业，已拥有工人总数的45.2％。在纺织工业部门，生产的集中尤为突出，约3/4 的工人集中在雇佣工人1000人以上的大棉纺织工厂中。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一开始就是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进行的，很快就出现了与国家政权密切勾结的少数特权资本，因而生产集中的程度也很高。

生产的集中引起了垄断组织的产生。早在19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初，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就已开始出现个别的垄断组织。1873 年的经济危机使许多中小企业破产，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集中，于是垄断组织较多地发展起来。不过这时的垄断组织一般还不稳固，在国民经济中也不占统治地位。一直到19 世纪末的经济高涨至1900—1903 年的危机期间，垄断组织才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展起来，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所谓垄断组织，一般是指资本主义大企业间为了独占生产和市场、以攫取高额利润而联合组成的垄断经济同盟。垄断组织有多种形式，如卡特尔是生产同类商品的大企业通过签订关于产品价格、销售市场、生产规模等协定建立的垄断组织；辛迪加是同一生产部门的少数大企业通过签订统一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料的协定建立的垄断组织；托拉斯是由若干生产同类商品的大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大企业合并组成的垄断组织；康采恩是共同依赖某一大金融资本集团的不同经济部门的大企业，大公司和银行联合组成的垄断组织。但不论垄断组织采取何种形式，它们都是以生产集中、个别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的前提而形成的。卡特尔和辛迪加的参加者虽然在生产上还是独立的，但它们都是一些大型企业；托拉斯和康采恩则已是大型企业合并组成的规模极大的企业和企业群。因此，垄断组织既是一种旨在攫取高额利润的独占生产与市场的经济联合，又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超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资本主义正式进入垄断阶段。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不同，垄断组织发展的程度和形式也有很大差异。

美国的垄断组织主要采取托拉斯的形式，这同美国工业生产的集中程度很高有密切联

系。美国的许多企业是在采用当时最新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创业之初规模就很大。它们在竞争中拥有优势，很快挤垮了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把生产集中到自己手中。这样，同一部门的少数大企业为了垄断销售市场和加强竞争能力，又进一步采取合并的形式组成“托拉斯”，确立了它们的垄断地位。美国出现的第一个托拉斯是1879 年成立的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它在建立之初就掌握了全国石油产量的90％，是美国最大的垄断组织之一。进入80年代后，在榨油、造酒、制糖、制绳、炼铅、火柴、烟草、屠宰和采煤等部门也都出现了托拉斯组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垄断组织在美国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04 年，美国共有318个工业托拉斯，其中236个是在1898年以后建立的。这318 工业托拉斯吞并了5300 个工业企业，拥有全部加工工业资本额的40％。美国的各重要工业部门一般都已被一两个或少数几个大托拉斯所垄断。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孚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杜邦火药公司和福特、通用、克莱斯勒3 家汽车公司等德国垄断组织发展的程度仅次于美国。

由于德国农村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国内市场狭小，它作为较晚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扩大国外市场方面又面临激烈的竞争，因而解决销售市场问题十分紧迫。德国虽然也在生产集中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大企业，但还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条件，使得在产品销售上进行垄断联合的“卡特尔”成为德国垄断组织最普遍的形式。1857 年德国出现了第一个卡特尔，到1870 年增加到6 。1873 年危机爆发后，卡特尔迅速增加，1879 年已有14个，1890 年猛增到210个。在19 世纪末期的高涨和1900—1903 年的危机期间，垄断组织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05 年卡特尔已达385 个，垄断组织遍及采煤、冶金、电气、化学、纺织、皮革、玻璃、砖瓦、陶器和食品等工业部门。在20 世纪初，卡特尔开始向高级形式——拥有统一销售组织的辛迪加发展。在1905 年的385 个工业卡特尔中，约有200 个具有了辛迪加性质。与此同时，在一些主要生产部门还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巨大托拉斯和康采恩。因此，20 世纪初垄断组织也已成为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特别是在重工业和运输业中，许多部门往往被一两个垄断组织所支配。莱茵—威斯特法利亚煤业辛迪加在1893 年成立时就集中了该区煤产量的86.7％，1910 年更高达到95.4％，超过全国煤产量的一半以上。德国钢业联盟（1904 年成立）和铁业联盟（1910 年成立）垄断了全国钢铁产量的98％。电气工业基本上被电气总公司和西门子公司两个集团控制，航运业则集中于汉堡—美利坚公司和北德意志航运公司手中。

在英国，由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经济的发展速度缓慢，占优势的纺织业等旧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程度较低，以及拥有庞大的殖民地为资产阶级带来高额利润等因素的影响，垄断化的进程比较缓慢，垄断组织的发展程度也比美、德两国要低。就垄断组织的形式而言，由于英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在销售方面较少实行联合的辛迪加和卡特尔。它的垄断组织一般都是经过激烈的竞争，由若干家大企业合并改组为大股份公司，并进行一系列兼并活动后形成的生产上的联合。垄断组织在各工业部门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新兴工业中发展较快，垄断程度也较高，并开始出现跨部门的垄断联合企业；在轻工业方面，特别是在棉纺和棉织这两个部门中甚至尚未形成垄断组织，例如，在军火工业和造船工业中于1897 年出现了著名的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和维克斯—马克西姆公司。它们不仅生产军火，建造军舰，并且拥有自己的钢铁冶炼工厂以及其他有关的金属加工、机器制造等工厂。在冶金工业中，则出现了鲍尔考•汪干公司、约翰•布朗公司、贝尔兄弟公司等著名的大冶金联合企业。它们几乎都拥有从煤矿、铁矿、石灰石矿、炼焦、冶铁、炼钢、各种钢材轧制、金属加工、直到造船等一系列的工厂。

在新兴的化学工业中，早在80 年代就出现了垄断英国炸药生产的诺贝尔炸药公司，控制91％食盐生产的盐业联合公司，垄断全部漂白粉生产的碱业联合公司，控制大部分苏打生产的鲁诺•蒙得公司以及控制英国近2/3肥皂生产的利毕兄弟公司等垄断组织。在轻工业部门，生产比较集中的棉线和染整业中也出现了垄断组织；为了抵制美国烟草公司的倾销，英国的制烟大企业也于1900 年合并成帝国烟草公司。法国向垄断阶段过渡时，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是比较缓慢的。法国中小企业比重很大，工业生产集中程度较低，因而在垄断组织的发展速度和程度上比不上美国和德国。同时，它也没有形成某种比较突出的垄断组织形式，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在法国都有所发展。

法国的垄断组织首先发生在重工业部门，特别是冶金工业以及与冶金工业密切有关的部门。例如，冶金工业中的郎格维“康多阿”（辛迪加）于1876 年即已成立，它后来包括14 家最大的铸铁企业。又如西克利达辛迪加，在1887 年即掌握了全世界钢的30％销售量。20 世纪初，法国重工业中最著名的垄断组织有：旺代尔、施奈德、马林、奥姆古尔、德恩•昂赞等公司。化学工业中则以久尔曼和圣戈班托拉斯实力最为雄厚。在轻工业部门也出现了一些垄断组织，如著名的亚麻辛迪加控制了全国约90％的麻织品生产；1883 年成立的制糖卡特尔也在该部门中取得垄断地位。

俄国资本主义起步虽晚，但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也开始进入垄断阶段。在俄国，辛迪加成为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这是因为重要工业企业一般都分别掌握在不同国别的外国资本家手中，它们在生产上难以联合组成托拉斯；而政府的大批订货和保护关税政策，又使资本家争夺订货和国内市场的斗争异常激烈。于是它们便组成辛迪加以调节彼此间的矛盾。早在19 世纪80 年代，俄国就出现了一批垄断联合组织，如铁轨工厂联合，铁板、铁丝和铁钉工厂联合，桥梁工厂联合等。但垄断组织的广泛发展是在1900 至1903 年危机以后。

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比欧美先进国家落后得多，但它的近代工业一开始就操纵在得到政府特殊保护与扶持的少数特权资本手中。这类特权资本原来就广泛从事商业、金融、运输、工业生产等各部门的活动，以后它们又在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掠夺中膨胀起来，很快便转化为垄断资本。它们大多采取康采恩的形式，其主要代表是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从事“多角经营”的财阀。例如，三井财阀在1909 年成立了拥有资本5000 万日元的三井合名 公司，统辖分立的商业、矿山、银行、仓库等直辖企业，还拥有北煤、王子造纸、钟纺、芝浦电气等旁系大企业。三菱财阀则在三菱合资公司下，统辖矿山、造船、运输、银行、地产等直辖企业，以及邮船、明治制糖、日本氮气、富士纺等旁系企业。此外，在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垄断组织，财阀系统的企业在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轻工业部门，早在1882 年就成立了纺纱业卡特尔——大日本纺纱联合会，1905 年又成立了缫丝业卡特尔——蚕丝同业公司等等。在重工业部门，也产生了一系列垄断组织。在钢铁工业中，八幡制铁所一直居于垄断地位。在煤炭工业中，5 大公司和海军直营煤矿，在20 世纪初垄断了整个生产的54％。

在工业生产集中并形成垄断的同时，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也达到很高的程度。20 世纪初，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银行集团统治着美国的整个银行业；柏林的德意志银行等9 家大银行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的资本约占德国银行资本总额的83％；法国的法兰西银行是法国金融中心。另外3 大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民贴现银行和信贷总公司共拥有分行总数达1229 家，遍布全国各地；英国的银行“五巨头”——密德兰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劳埃德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地方银行共掌握了全国银行存款的39.7％。随着银行资本的集中与垄断，它们控制了全社会工商业的经营，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与工业资本相融合，形成所谓“金融资本”。它们之间的融合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如银行和工业企业相互购买对方的股票；双方的代表互兼董事会的董事；银行为工业企业发行股票、公司债券，发放长期贷款；银行建立自己的工业企业或工业企业建立自己的银行或金融公司等。在比较年轻的资本

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金融资本形成的过程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些国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一些资本家缺乏创办这类企业的资金，于是银行的贷款成为它们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这就促使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美国的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银行集团，就是拥有成百家工业企业的巨头；柏林的6 家最大的银行则参加了751 个各种类型的企业。法国的银行垄断资本对工业的控制也比较严密。从事“多角经营”的日

本财阀同样具有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混合生长的金融资本的特征。在英国也逐渐形成了金融资本，但因英国银行大部分是商业银行（或称存款银行），具有不参与对国内工业进行长期投资的历史传统，因此与工业资本的融合不如美、德两国显著。为攫取高额利润，垄断资本家还把大量“过剩资本”输出到国外，主要是输往落后国家或者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资本输出的现象，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就已出现（例如19 世纪中叶在英国），到19 世纪末有了大规模的发展，资本输出同商品输出一样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19 世纪末，英国和法国是两个主要资本输出国。英国资本输出在1862 年为36 亿法

郎。1902 年增加到620 亿法郎。法国的资本输出仅次于英国，在1902 年达到270—370 亿法郎。英、法两国资本输出的地区与方式有所不同。英国资本绝大部分输往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美国，并且很大一部分采取生产资本即直接投资的形式。而法国资本绝大部分投放在欧洲，主要是俄国，并且主要采取借贷资本即间接投资的形式。德国开始对外投资比较晚，1902 年输出的资本约125 亿法郎。所输出的资本半数投放在欧洲，其余分布在拉美、亚洲、

非洲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仍是资本输入大于输出的国家。至于俄国和日本，20 世纪开始后也有少量资本输出（主要是对中国的投资），但基本上还是资本输入国。

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和垄断组织国外联系的扩大，各国大垄断组织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加剧了。为了减少由竞争带来的损失，它们签订国际协定，成立国际卡特尔以瓜分世界市场。早在19 世纪80 年代，就出现了国际铁轨卡特尔，垄断了铁轨的生产和销售。20 世纪初，国际垄断同盟纷纷成立。美国和德国的电气工业当时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德国电气总公司一直为瓜分世界电气市场进行激烈争夺。1907 年，这两家公司达成暂时妥协，订立了瓜分世界市场的协定：通用电气公司获得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电气总公司分得德国、奥地利、俄国、荷兰、丹麦、瑞士、土耳其和巴尔干各国市场。在航运方面，1903 年汉堡—美利坚公司、北德航运公司和摩根英美航运托拉斯之间，也签订了划分航运范围的协定。

四、垄断组织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垄断组织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尽管垄断组织作为独占生产与市场的经济联合体，必然会带来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但作为高度社会化的超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它的出现却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其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就客观的条件和影响而言，垄断组织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产生后又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大型企业是垄断组织形成的基础。它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的生产力高度发展所要求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以及因采用新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的传统工业部门，如炼钢工业等，都要求大量的生产资料，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巨额投资，因而其企业的规模都是很大的。垄断组织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发展的程度较高，决非偶然的现象。垄断是在竞争中形成的。由于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因此在竞争中获得胜利的必然是设备精良、经营管理有方的大企业。它们在发展成为垄断组织后，使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自然会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它也使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社会化了。资金雄厚的垄断组织所能提供的条件，使科学技术的研究能够更大规模和更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从而取得新的成果，运用于生产之中。这一切都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从主观的动机来看，建立垄断组织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独占生产和市场，以攫取高额利润。但这也是为了“调节生产”，以适应市场的变化。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工业产品的增长幅度暂时超过了市场需求的增长幅度，结果导致价格、利润的普遍下降以及经济危机的更加频繁、深刻和持久。恩格斯指出：为了摆脱困境，“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他们中间加以分配，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 .”，可见，在恩格斯看来，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都是为了“调节生产”而建立的一种经济联盟。这实质上是“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最后，托拉斯和康采恩等高级形式的垄断组织，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组织得很好，从而能够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但在企业的外部和企业之间，就缺乏这种组织性了。建立高级形式的垄断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把原有的企业之间的外部关系转化为企业内部关系，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好生产，从而达到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因为通过企业的合并而极大地扩大了它的规模之后，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可以产生如下一些优越性：企业合并后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这就有可能使用那些位置最有利的工厂和最有效率的机器设备来进行生产；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实行更有效的分工，在不同的工厂里实行生产的专业化，同时它也能使副产品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当一个托拉斯拥有生产同一产品的许多工厂时，就可以通过对各家工厂进行仔细的比较，发现既节约又效率高的生产方法；通过许多企业的合并，可以取消重复的高薪职位，以减少行政费用，并获得最有才干的技术专家和经营管理人员。如果托拉斯进一步实行纵向联合，不仅控制生产，而且控制原料资源和加工（向后联合）以及产品的销售（向前联合），就可以进一步改善企业的经营，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存在上述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因素，因此尽管垄断组织引起了某种停滞和腐朽的趋向，但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发展的速度并没有放慢。更何况垄断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竞争仍然是生产发展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因此，进入垄断阶段之后，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以前还要快得多。

20 世纪初，垄断组织的发展程度很高的美、德两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最快，其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8％和4.2％；而垄断组织的发展程度比较低的英、法两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来说都是缓慢的，其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和3.3％。这也说明了垄断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没有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放慢，反而使它加快了。由此可见，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开始成熟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垄断组织虽然有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一面，但是它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它既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剥削性和侵略性的加强。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垄断组织之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势必降低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垄断组织的形成，意味着加强对于劳动人民的掠夺。

第二，垄断资本的形成，就是大生产吞噬小生产的结果，其间充满了暴力、欺诈的行为及种种卑鄙丑恶的手法。这在美国最为突出。

第三，垄断的形成，必然伴随着食利者阶层的出现，他们靠海外投资及向外国放贷（如法国对俄国放贷），坐享超额利润及高利息的收入，因而成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阶层。

第四，垄断组织的形成推动了殖民扩张。垄断资本的胃口更大，它不但继续要求扩大商

品销售市场及原料供应地，而且也要求扩大资本输出地，因此出现了瓜分世界的狂潮，有更多的国家、地区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五，垄断资本是战争的根源。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必然导致它们之间的争霸。争霸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第二节 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向

 

一、政治发展的趋向

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上出现了新的趋向：行政权力膨胀或加强；国家机器的强化；政府结构之更加完善；政治民主的扩大；两党政治的正式形成；资产阶级代议制度从欧美向亚洲的扩散。行政权力的膨胀 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870 年以前都已经通过革命战争或和平改革制定了宪法，设立了议会，确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度。尽管有的国家采取了君主立宪制，有的国家采取了民主共和制，各国议会都享有很大的权力，除立法、财政大权外，还行使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在个别国家（如英国），议会的权力甚至强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于有人说“议会除了不能使一个女人变成男人和使一个男人变成女人之外，能够做一切的事情”。然而，到19 世纪晚期，议会的权力和作用开始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不断膨胀，这种政治发展趋势在议会制度的发源地英国和美国表现得最明显。

英国的内阁原是秉承议会旨意管理国家的“执行委员会”，但是，到70年代以后，它的权力逐步凌驾于议会之上。议会的立法权竟为内阁所控制，因为内阁几乎垄断了全部立法提案权，“下院的真正工作无非是充当内阁登记机关”。根据1882 年制定的关于议会议事程序的“普通规程”，议会开会的大部分时间要有政府参加。据统计，从1887 年到1897 年，政府参加议会会议的时间平均达到会议全部时间的84.5％，因此议员个人很少有提出议案

的机会。此外，19 世纪前期形成的“委托立法”制度到19 世纪后期也有了新的发展，“委托立法”的范围日益广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议会只规定一般原则，而授权内阁或某一行政部门去制定具体的施行细则，这种制度使议会的相当一部分立法权直接转入内阁手中。所以，当时许多英国人称内阁为立法机关的“第三院”。内阁有时甚至篡夺了议会的财政权，英国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事件是一个突出的例证。1875 年，内阁首相狄斯累里未经议会

预先许可，擅自借款400 万英镑，购买了苏伊士运河近一半的股票，这本是一种侵犯议会传统权力的“违宪”行为，但事后议员们非但未加追究，反而齐声喝彩。过去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曾经被认为是议会监督和控制内阁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在政党组织日趋完善的情况下，首相和内阁作为议会多数党的“党魁”和领导核心，对下院议会党团的控制大为加强，因而除非多数党自身发生分裂，议会是不可能对内阁投不信任票的，即使通过了不信任票，

内阁还可以“诉诸选民公断”，提请英王解散下院。在新议会选举中，内阁因处于执政党的有利地位，获胜也不成问题。总之，英国议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一种“内阁专横”的政治格局正在出现。

美国也出现了国会权力削弱、总统权力增强的趋势。美国的政治体制的特点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权力机关相互独立与相互制衡。在内战之后的“南方重建”过程中，国会一度取得了压倒总统的优势地位。当时，国会曾不顾约翰逊总统的否决，强制通过关于南方重建的法案，可以说南方重建工作是在国会的监督指导下进行的。在南方重建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国会通过各种常设委员会控制着诸多行政部门，其权威达到顶峰，形成所谓的“国会政府”。但是，这种格局只是昙花一现，不久，权力重心便开始向总统方面转移，国会把越来越广泛的自由裁定权授与总统，使总统在许多重大事务中享有独立的决策权和执行权。立法否决权作为总统牵制国会立法活动的强有力武器越来越经常地使用，克利夫兰在第一次任总统期间（1885—1889年）就否决国会法案314 项，而在1789—1885 年的近100 年间，总统一共才行使否决权131 次。总统还通过提交国情咨文等多种渠道影响国会立法，例如在1893 年，第二次任总统的克利夫兰运用了一切可用的办法施加影响，使本来犹豫不决的国会终于通过了废除白银收购法。1870 年的一项国会法案，授权总统使用军队以保证宪法第15 条修正案的实施，这就扩大了总统的军事权。进入20 世纪后，权力向总统手中集中的趋势愈益加强，最后，在威尔逊时代终于出现“强有力的总统统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德、法两国情况不同。德国早在实现国家统一时，就已经为君主及行政机关保留了广泛的、强大的权力。

法国则自从18 世纪末爆发大革命后，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变幻莫测，只有到19 世纪70 年代末才稳定下来，最后确立了议会权力较大的议会制共和国，所以在19 世纪最后20 年内，法国还来不及强化行政权力。国家机器的加强 到1870 年为止，英国仍实行地方自治，州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仍在地方贵族僧侣的掌握之中，中央权力尚未伸到地方去。各州的行政司法权力由治安法官掌握，他们都是地方贵族。县评议会则由国家僧侣所控制。因此，作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工具的官僚机构尚未形成。

但是在19 世纪最后30 年内，情况发生变化。1872 年设立内政部，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和监督。为了加强对于地方事务的管理，又一步一步地充实了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在内阁增设了劳工、卫生、教育等机构。到1914 年，内阁已增至16 个部，阁员增到20 多人。1888 年，英国对州政府进行了改革，成立了由富人选举产生的州务会议，掌管地方行政警察事务，原来的治安法官只保留受理诉讼的职权。1894 年，又对州以下的县政府进行了改革，由地方纳税人选出的县务会议代替了县评议会。在此期间，还对城市管理作了调整，以伦敦为首的80 多个大城市确定为州级市，直属内政部管辖，其余中小城市分属所在州的州务会议领导。这样，一方面把地方贵族势力从地方政权机构中清洗出去，另一方面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因而实现了中央集权。与此同时，军事警察组织也不断完善。

1870 年以前，英国的军队数量很少，而且绝大部分驻守在海外殖民地。那时的英国海军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几乎全部被用于海外扩张和保卫海运航线，因此，国内兵力微乎其微。然而，在1870 年以后，情况大变。1872 年，英国从殖民地调回一部分军队，增加了国内驻军力量，同时，把全国分为若干军区，每个军区招募两营常备军，其中一个营留驻国内，另一个营派往殖民地。海军规模也一再扩大。1889年，英国提出“双强标准”，即英国的海军力量不能低于其他两个强国的海军力量之和。军费拨款逐年增加，1875 年，海陆军费为2530 万英镑，1907年增加到5980 万英镑。此外，英国还建立了一支职业警察队伍，代替了原来各地的非专业性的义务保安队。实现中央集权，军队警察力量大大充实，这意味着英国国家机器加强了。

美国在19 世纪70 年代以前还没有强有力的军事镇压机构，那时，各州实行民兵制度。1877 年在镇压铁路工人罢工时，暴露出国家暴力机器软弱无力的“弊端”，不久，国会便通过决议，规定各州州长可以从联邦政府领取武器，改善民兵装备，同时、参谋本部重新配置了国内武装力量，定期举行军事演习，加强了训练。1894 年，对陆军进行了改组，增加了各州民兵数额，还在各大工业中心建立了军火库。海军编制也进一步扩大。另外，从70 年代起，美国设立了司法部，整顿了警察机构，增加了警察人数。1908 年，又成立联邦调查局，这一机构成为美国统治者监视国内革命人民和进行国外间谍活动的主要工具。

德国在统一之后全盘继承了普鲁士的官僚制度和军国主义传统。从法国取得的50 亿法郎赔款大部分被用于扩军和改善武器装备。1874 年，俾斯麦迫使帝国议会同意将和平时期的军队从35 万人增加到40.2 万人，另外还成立了全国非常后备军，同时通过了“七年法”，一次批准了7 年的军事预算，后来，再次延长7 年。到1899 年，德国陆军人数达到62 万人。此外，德国多次通过海军法案，加速发展海上力量。整个德意志几乎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军事机构控制着一切，军人充斥各个领域。马克思曾把当时的德国描写为“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这样，在这个时期，英、美、德几个资本主义大国都加强了官僚、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强化了国家的镇压职能。

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者们经常使用国家暴力机器镇压劳动人民。例如在美国，当1877 年爆发铁路工人大罢工时，政府在巴尔的摩、匹兹堡等罢工中心城市都出动了军队，进行镇压，结果300 多人惨遭杀害，1000 多人受伤，数千人被捕；1886 年，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罢工也遭到政府的血腥镇压，死伤工人200 多人；1894 年，普尔曼车厢工人罢工同样被政府镇压在血泊之中。国家镇压职能的加强在德国表现得最明显。1878 年10 月，俾斯麦政府借口这年5 月发生的谋刺皇帝事件，操纵议会通过《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非常法”。该法令规定：凡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组织、团体及其报刊和其他印刷品，一概加以禁止。在实施“非常法”的12年间（1878—1890 年），全国共有1300 多种出版物被查封，330 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900 多人被放逐，1500 多人被投入监狱。

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不仅仅限于对劳动人民的镇压，而是扩大到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行干预。它通过社会立法调整社会关系，如实行劳动保险、工厂法等等，干预经济生活，兴办教育，保护自然资源，负责全民卫生保健工作，营办社会福利事业等等。有时政府还以调停劳资纠纷的姿态出现。1902 年5 月，美国爆发无烟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罢工持续时间甚长，这主要是因为煤矿主蛮不讲理，顽固地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于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实行干预，这一年10 月，他把煤矿主和工会领导人召集到白宫，与他们进行磋商。当时煤矿主无理地要求政府动用军队迫使工人停止罢工，这激怒了罗斯福，他告诉煤矿主说他准备动用军队去剥夺煤矿主的所有权，然后由军队来生产无烟煤。结果，煤矿主屈服了，不得不提高工资10％，工作时间减到9 小时，在有些情况下实行8 小时工作制。当然，总统也向煤矿主作了一些让步，准许他们将煤价提高10％。政府结构趋于完善 在19 世纪后期，英美两国都实现了文官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为了整治腐败的吏治和提高行政管理的效在英国，官吏任免大权最早属于国王和枢密院，到18 世纪这个大权转到内阁首相和大臣手中。他们滥用这个权力，任人唯亲，把本党的党徒安插在各级政府，这就造成官吏的腐和无能。

吏治的腐败，在美国表现为“分赃制”，这个“制度”形成于19 世纪30 年代，其特点是：甲党上台后，立即斥退大批政府官员，而让在竞选中有功的本党党徒填补这些空位。乙党上台后，亦如法泡制。这些官员们在任职期间，贪脏枉法，营私舞弊，无所不为。结果造成官员素质下降，不能胜任政府工作。而且这种“分赃制”也影响了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及稳定性。为了纠正这些弊端，也为了适应大工业时代政府工作专业化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需要，英国先后在1855 年和1870 年颁布了两道枢密院命令，美国于1883 年颁布了文官制度条例，即“彭德尔顿法”，分别对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两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即：第一，对文官的录用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办法，择优录取；第二，定期考核，按能力和政绩大小予以升降奖惩；第三，文官常任，不与执政党共进退。这些改革，把竞争的机制引进文官制度中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中的腐败现象，改进了文官的素质，激发了公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能，促进了文官的专业化及政府管理上的科学化。英、美文官制度的健全化，使得政治上层建筑适应了工业化社会的需要，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起了保证的作用。政府结构的完善化也表现在专家的科学化管理上面。这在美国最为突出。20 世纪初，美国城市管理日趋科学化。

19 世纪，美国城市管理一般地实行市长—市政会议体制，这个体制很不健全，职权不清，软弱无力。利用这些弱点，职业政客乘虚而入，他们依靠党派势力，操纵选举，篡夺市政大权。他们被称为“城市老板”（City-boss），营私舞弊，声名狼藉。因此，19世纪70—80 年代城市改革的呼声甚高。到90 年代，随着进步运动的兴起，城市改革的要求发展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运动的发起者，主要是新兴工业部门的企业家、商人、银行家及其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城市老板”的腐败统治不利于工商业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城市正常生活。

改革运动产生了结果：市长—市政会议体制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由超党派的行政人员组成的市政委员会。这个改革是得克萨斯州的加尔沃斯顿市首倡的。1900 年9 月8 日，该市在飓风及海啸的袭击下遭到严重的破坏。当时腐败无能的市政会议在城市重建的任务面前束手无策。在改革派的联合敦促下，州议会任命5 名有能力的企业家组成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立法与行政合为一体。这个机构行政效率颇高，终于完成了这个城市的重建工作。翌年，这个委员会作为一种城市管理制度固定下来，并且规定此后历届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在选举中不由政党提名候选人，而由市民直接选举。

1907 年衣阿华州的得梅因市实行了加尔沃斯顿首创的委员会制，并且发展了它，为它增添了更为民主化的内容：实行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衣阿华州议会赞许这个制度，决定推广它：允许2.5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以得梅因市为榜样，成立富有民主色彩的委员会制。到1910 年，已有100 多个城市采用市政委员会制，到1914 年，采用这个制度的已有400 个城市。市政委员会制的推广，标志着美国城市的进一步民主化，并且根绝了“城市老板”的

统治。

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市政委员会制也有弱点：第一，城市问题极其复杂，需要管理上的专门业务知识，而市民选举产生的委员们往往不具备这些知识。第二，委员们地位相等，不利于集中管理。第三，立法与行政合一，容易造成委员会大权独揽，不利于发扬民主。因此，改革派对这个体制也不满意，他们探索更佳的方案。不久，弗吉尼亚州的斯通顿市为体制改革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斯通顿市是一个后起的工业城市，发展很快。1908 年市议会任命一位“总经理”管理市政，并授予较大的行政权。试行的结果令人满意，这引起改革者的重视。著名的改革理论家理查德•蔡尔兹便把斯通顿的经理制与委员会制结合起来，综合成一个完整的市政管理体制——委员会—经理制。1913 年，俄亥俄州的戴顿市采纳、实行了这个体制。委员会—经理制是这样一种市政管理体制：先由市民根据普选制原则选举一个超党派的委员会（5 人或7 人或9 人），由它负责制定政策及法令，批准年度预算。再由该委员会聘请一位受过专门训练并且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与才干的专家担任市经理，全权负责城市行政管理事务。他对委员会负责，任期不限，由委员会视其政绩而定。这个体制既保存了市政委员会制的民主成分——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以民主方式制定法律及政策——又增加了目的在于发挥专家特长的经理管理的成分，换句话说，这个体制把企业管理原则引进了民主的市政管理中来。在这个体制下，既能照顾到市民各个集团的利益，又能发挥工作效率。市经理

把市民所纳的税视同托拉斯的股金，为市民精心筹划使用。这个体制把民主管理与专家治市结合为一体。它的优点很快就显示出来。斯通顿市试行这个体制仅3 年，“面貌为之一新”，财政状况趋于好转，供水系统得到改善，现代化照明设施逐步完善。因此，这个体制很快地代替了市政委员会制。

到20 世纪初已有数百个城市实行了委员会—经理制。当然，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管理的科学化在这个时期只是一个开端。上述欧美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加强行政权力，强化国家机器，完善政府结构，实际上就是实行政治上的调整，而实行这些调整，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众所周知，1870 年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渡，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斗争格局都发生了剧烈变化。面对这个新的局面，旧有的资产阶级政治结构中的某些环节已经不能适应了。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也为了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能够顺利地运行下去，上述几个重大的政治调整势在必行。具体说来，进行这些政治上的调整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1870 年以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有组织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各国工人阶级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甚至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议会。工人还到处成立工会，并且在工会领导下举行罢工。这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的严重挑战。面对这个挑战，资产阶级不能不加强国家机器。

第二，由于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列强加强了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加强了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斗争，为此，垄断资产阶级必须增强军事力量，提高行政权力，讲求行政效率。

第三，19 世纪末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社会经济生活日趋错综复杂，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靠社团或私人力量无法解决，只有国家干预才能解决，这就要求扩大国家的职能。第四，在这个工业化时代，政府工作的专业性质更强了，这就要求改革文官制度，要求科学化管理。

政治民主的扩大 1872 年，在自由党人格莱斯顿的推动下，英国议会通过了“投票法案”。过去英国选举采取口头表决的方式，所以有钱有势的人很容易操纵选举，选民也无法自由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投票法案”把口头表决改为秘密投票的方式，从而保护了选民的投票自由。经过1832 及1867 年两次改革后，英国选举权已经扩大到城市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人，但是为数200 万的农业工人仍被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因此，农业工人深表不满。1884 年，格莱斯顿向议会提出“人民代表法案”，并且获得通过，该项法律把选举权扩大到农业工人。这样，距离成人男子普选制已经不远了，1913 年在1000 万成年男子中，有800 万人享有选举权。但是，到这时为止，英国的选举制度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家庭仆人和妇女仍未获得选举权；大约有50 万人享有两个以上的投票权，他们都是在两个以上选区内拥有住所的大商人，有的人甚至拥有9 个投票权。1885 年又通过了“重新分配席位法案”。过去，英国的代表席位的分配很不公平：一个城市或一个州，不论其人口多寡，在议会下院中的代表均为两名。1832 和1867 年改革法案虽然对部分选区的议席分配作了适当调整，但仍是不公平的。1885 年的法案取消了人口不满1.5 万人的城市在下院中的席位，而把这样的城市分别并入所属各州；人口在1.5 万到5 万的城市只保留一个席位。空出来的席位分配给英格兰（64 个）、威尔士（4 个）和部分新兴城市（74 个）。除22 个城市外，其他各城市和各州一律实行单一代表选区制，大体上每5.4 万人选出一个代表，从而接近于平等代表制原则。

英国还实行了旨在清除选举舞弊行为的改革。在英国，用金钱贿赂选民的腐败现象一直十分严重。在1880 的议会选举中，麦克尔斯菲和桑贵克两城市的选民大约有半数有接受贿赂等不法行为。

为纠正这种弊端，国会于1883年通过“取缔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法”，它规定了选举费用的最高限额及其正当使用范围，要求由一名合法的选举工作人员负责选举费用的使用，他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全部帐目。该法还明确了哪些行为属于违法之列，规定了对违法者进行罚款、监禁、剥夺政治权利7 年等惩罚办法。1883 年法律虽然不可能根除选举中的腐败现象，但以后的舞弊行为确实明显减少了。1911 年又进行了两项改革。第一，每一届议会的期限从过去的7 年缩短为5 年，这就缩小了议员与选民之间的距离。第二，实行下院议员薪金制，每年400 英镑。过去，下院议员不领薪金，这对于工人出身的议员很不利，他们的生活只能靠工会补助。议员有了薪金，工人议员就无后顾之忧了。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下院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化。但是上院仍是一个保守力量的堡垒，它一共有600 名议员，其中大多数是世袭贵族，还有26名高级僧侣，只有少数选举产生的爱尔兰、苏格兰贵族。他们大多数顽固地维护贵族和僧侣的特权及利益，反对任何民主措施，成为英国政治进步的主

要障碍。1909 年，上院竟敢于否决下院所通过的劳埃德•乔治提出的预算案，这就违反了长期以来实行的惯例：上院必须同意下院所制定的财政法案。上院的这种作法，立即激起了自由党的愤慨。自由党内阁首相阿斯魁斯在下院自由党多数议员的支持下，宣布上院的行动是“破坏了宪法”，并且草拟了一项旨在限制上院否决权的法案。在自由党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上院屈服了。1911 年8 月18 日，阿斯魁斯提案获得两院通过后成为正式法律。它的

主要内容是：第一，下院通过的财政法案在提交上院后，经过一个月就自动成为法律（不管上院通过与否）。第二，其他法案，如果连续由下院通过三次，不管上院通过与否，也可以成为正式法律，但条件是：在第一次讨论该法案后到它最后获得法律效力，必须有两年的间隔时间。这样，在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英国政治民主一步一步地扩大了，其最显著的后果便是工人阶级可以参与政治生活，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议会，可以推动政府实行劳工立法。

英国自由党之所以倡导上述一系列民主改革，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第一，如果不让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有发言权、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这就会威胁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二，自由党倡导民主改革，就会赢得人民的支持，从而使自由党在与保守党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在美国也出现政治民主愈益扩大的趋势，不过，在时间上较欧洲稍晚，是在20 世纪初。美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在殖民地时代就开始了。到1870 年为止，美国已实现了成年男子（包括黑人在内）的普选制和平等代表制（各选区选进国会下院及州议会的代表与人口成正比例）。20 世纪初美国在政治上的民主改革，是在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①（1890—1916 年）的影响下展开的，主要是在各州和各城市进行的。1902 年在密西西比州实行直接预选制，即由人民直接提名候选人，而过去是由党的代表大会提名候选人。到1916 年大多数州实行了这个制度。1898年，南达科他州开始实现创制权，即由选民直接提出法案，由选民表决通过即成为正式法律，而无须经过立法机关。犹他州在1900 年，俄勒冈州在1902年，采行了人民的创制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20 多个州实现了这个民主权利。1908 年俄勒冈州实行了罢免权，人民可以罢免官员。在6 年内有10个州实行了俄勒冈州的办法。最初罢免权只适用于行政官，后来在亚利桑那州又扩大到法官身上。在投票方式上也有改进：各州普遍实行了秘密投票制。

群众也喊出了要求直接选举联邦参议员的呼声。在群众的要求下，1899 年内华达州采行了由人民直接选举联邦参议员的办法，而避开了宪法上关于联邦参议员由州立法会议选出的规定。到1912 年为止，有30 多个州采用了由选民直接选举联邦参议员的办法。1913 年批准的第17 条宪法修正案承认了这个既成的事实。

19 世纪后期，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也实现了进一步的民主化，这主要表现在实现普选制上面。19 世纪后期，比利时实现了普选权，但是，这是工人阶级自己争取到的。工人阶级的政党采取群众集会、游行示威以及罢工等斗争方式，在1893 年基本上争得了选举权。为此，工人阶级付出了代价，不少工人遭到解雇和政治迫害。奥地利也走了与比利时相同的道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1889 年的海因斐尔德纲领中把争取普选权列为“鼓动和组织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并且在1893 年的五一节示威中提出争取普选权的口号。经过长期斗争，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在1906 年组织了以争取普选权为目的的罢工，才迫使国会在1907年通过普选权法案。

意大利在统一后沿用撒丁王国的宪法，这部宪法对选举权规定了极高的纳税额和文化程度等限制，因而全国只有60 万人享有选举权。但是，1882年的意大利宪法大大降低了选举权条件，使选民人数猛增到200 万人以上。到1912 年，终于取消了选举权限制，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实现普选权，希腊是在1864 年，瑞士是在1874 年，法国是在1875 年，

保加利亚是在1879 年，西班牙是在1890 年，荷兰是在1896 年，挪威是在① 关于进步运动，将在以后作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不赘。

1898 年总的说来，19 世纪后期和20 世纪初欧美各国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一方面是劳动人民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当政资产阶级深谋远虑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同意扩大民主权利，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政治民主可以发挥“安全阀”的作用；而且，民主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也是一付有效的麻醉剂，可以使他们满足于现状；归根结底实现民主可以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在实际上，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目的达到了：19 世纪后期及20 世纪初期，在这些实现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社会安定的局面，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民骚动，更没有发生人民的革命。可见，扩大民主与加强镇压，对于维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安定而言，可谓异曲同工。两党制的正式形成及其他形式的政党政治 在近代英国最早出现的政党是托利党和辉格党，它们最初在组织上都很松散，两党的界限也很模糊，而且只限于在议会内活动，在议会外还没有建立常设的组织机构，只是在议会选举时各地自发地成立一些临时俱乐部，选举一结束，即告解散。如前所述，1832 年议会改革后，托利党改称为保守党，辉格党改称为自由党。两党后来在组织上也都加强了，在议会内成立严密的议会党团组织及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核心的任务是提名候选人，制定竞选计划及组织竞选。在地方上建立选区委员会，设置登记员，其任务是登记支持本党的选民、开展宣传和争取选票。

1868 年，保守党率先把各选区委员会联合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因而赢得了1874 年大选的胜利。1877 年，自由党也建立了全国性的党的组织系统。于是，英国两党的组织才臻于完善。1870 年以后，随着垄断组织的出现，两党都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阶级基础渐趋一致，都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因此，两党在许多方面意见是相同的：在对待工人的问题上，都主张用微小的改革及施以小恩小惠来缓和工人的斗争；在对外政策上都主张加强殖民地扩张。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两大党分别代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利益，在具体的纲领主张上也有不同之处。在经济政策上，保守党主张保护关税，反对自由贸易；自由党则恰恰相反，坚持主张自由贸易。在对外问题上，保守党主张明目张胆地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扩张，而自由党则比较小心谨慎，力图精巧地掩饰英国殖民扩张的掠夺性。正是由于阶级利益基本一致、具体问题上有意见分歧的自由、保守两大党在1870 年以后轮流执政，所以，这个时期两党制在英国正式形成。

但是，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自由党失势，工党起而代之。经过是这样的：到19 世纪末，由于英国工业霸权地位的丧失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自由党一向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越来越脱离英国的现实，因而内部发生分裂，大批上层资产阶级分子转入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保守党，自由党势力衰落。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同盟、费边社、独立工党等各种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团体相继成立，这些组织和团体的基本群众虽是工人，但领导权都掌握在“工人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利用工人群众希望在议会中有自己的独立党团以维护工人民主权利的愿望，于1900 年将上述三大组织和50 年代出现的工人联合会合并一起，组成工党。工党成立后发展迅速，很快取代自由党的地位，成为与保守党相抗衡的英国两大政党之一。不过，英国两党制的总格局依然如旧。

美国在建国初期就产生了两个对立的政党。在华盛顿第一任总统期间，在国务卿杰弗逊与财政部长汉米尔顿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斗争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和以汉米尔顿为首的联邦党。联邦党到1820 年前后销声匿迹。

到19 世纪20—30 年代，民主共和党分裂为民主党和辉格党。从这时起，党的组织逐渐加强。在总统选举中，两党都设立了专职选举委员会，利用各地的竞选俱乐部展开竞选活动。最初，总统候选人通常由秘密的国会党核心会议提名。后来两党都改由更加公开和广泛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名。40—50 年代，党的代表大会逐步被职业政客和党棍所操纵，开始出现常设的党全国委员会组织，还设立了主席职务。同时，还建立了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因之政党组织趋于系统化、规范化。1850 年后，辉格党逐渐解体。1854 年，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北方工业资产阶级联合广大工人、农民，组成共和党。该党反对奴隶制向西部地区扩展，与主要代表南方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相对抗。内战结束后，特别是在70 年代后，随着南方奴隶制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两大政党的阶级基础都发生变化，共和党成为与工农大众相对立的代表金融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党，民主党成为资产阶级化了的南部大种植场主、富农及南方资产阶级的政党。两党的基本差别消失了，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利益集团罢了。这样一来，两党在重大问题上，如镇压工农运动、对外侵略等问题上步调日趋一致，只是在某些次要问题上，

如关税问题（共和党主张保护关税，民主党强调自由贸易）、争夺肥缺等问题上尚存有分歧。

从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共和、民主两党基本上是交互执政的。其间只有共和党执政时间最长，有20 年之久（1865—1885），这是因为内战中领导北方战争并且取得最后胜利的是共和党人。这样，在19 世纪末期，在美国也正式形成了两党制。在本质上，两党制下面的政党都是垄断资本的御用工具，垄断资本通过两党操纵全国政治。两大党都有大财团作为政治背景，在竞选中主要是依靠各个大财团提供竞选经费，而且两党制也离不开贿赂。在美国，垄断资本惯用的手法便是用金钱收买立法机关中占多数的政党，促使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就曾花费60 万美元贿赂当政的政党，以图保护自己的特权。因此，两党制与贪污贿赂及金钱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容否认，两党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起到某些积极作用。第一，可收互相监督之效，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当权的政党滥用权力。第二，人民群众有可能利用两党的斗争实现自己的某些要求。在竞选中，两党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都不得不把人民的某些要求吸收到竞选纲领中去，并且在上台后予以某种程度的兑现。在英美近代史上，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立法都是两党斗争的结果。

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两党制度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一，通过两大政党的相互竞争，资产阶级能够不断地发现和选择出自己最满意的优秀政治人才，并通过和平的方式让其上台执政，为自己服务。第二，两大政党之轮流执政，都遵循了民主的程序，都是靠选民的支持上台的，尽管其间免不了大量舞弊行为及竞选丑闻。这种作法助长了人民群众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麻痹了人民的革命斗志。第三，在野党之批评、指责甚至攻击执政党的作法，起了一种迷惑人的作用，使人民群众把希望寄托在在野党身上从而放弃革命理想。

但是两党制度主要存在于英美两国。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中两党制度是常态的话，那么还有以下三个变态：第一，多党政治；第二，无党政治；第三，虽有政党，但只是装饰品。与英、美的两党制度不同，法国以其“多党政治”而著称于世。19 世纪末，在法国议会中始终存在着众多党派，而且各党派都缺乏结构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员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变幻莫测，时而彼此勾结联合，时而分道扬镳，相互攻讦，因而很难形成议会中的稳定多数。这种状况导致内阁更迭频繁，1873—1890 年的17 年间就更换了34 届内阁，平均每届内阁执政时间只有6 个月。这种“多党政治”是法国存在大量小企业、小农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反映。法国的“多党政治”经常引起政府危机和政局的不稳。

意大利由于经济落后，中产阶级力量薄弱，文盲甚多，以及国民文化政治素质太差等原因，在这个时期尚未形成正常的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在议会内，只有一些基于个人和地区关系而结成的排他性极强的小集团。历届政府全是由少数政界要人的追随者组成，不代表任何明确的政治倾向。所以，这时期的意大利被人们称之为“典型的无政党的国家”。

德国在统一过程中已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党和进步党。1869 年，又诞生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由于德国实现了普选制，不但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工人的政党都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帝国议会，而且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的选举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就，到1890 年，该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已达35 个。但是，在德国，一个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再多，即使超过半数，也不能对国家行政元首的人选、去留以及国家的施政方针发生多大影

响。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帝国宪法确立了“议行分立”的政治结构，世袭的皇帝高高在上，享有行政、军事大权，可以任免首相，首相对皇帝负责，而不向帝国议会负责。第二，帝国议会享有的立法权也很有限，既受联邦议会的抑制，又受皇帝的限制。上述政党政治的三个变态反映了法、意、德等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性。

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扩散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趋向，那就是资产阶级代议制度开始从西欧和美国扩散到亚洲的日本，这也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例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同当时的俄国一样，既无宪法，也无议会，天皇的专制权力由于地方割据势力被摧毁而进一步加强，出身于西南诸藩的武士占据了政府的要津，形成藩阀专权的局面。为数众多的一般士族和豪农豪商完全被排斥在仕途大门之外，因而极为不满。

其中，一部分士族知识分子在滚滚而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下，醉心于自由民主思想，有强烈的参政要求。他们于70—80 年代领导了旨在革除藩阀官僚专制、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度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 年，在“征韩”问题上被排挤下野的参议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联名上书天皇，建议设立民选议院，从而拉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帷幕。不久，自由民权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声势大振。天皇政府一方面加强对民权派政治宣传活动的限制，另一方面试图作些微小让步，以图缓和事态。1879 年，明治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了初步改革，设立了由选举产生的府县会议。府县会议享有地方立法权以及决定地方税收和财政预算的权力，不过，

它们通过的法案，包括财政预算案，必须经府县知事同意才能生效。另外，府县知事在奏请内务大臣批准后，有权命令府县会议休会、闭会或解散。这些地方政府改革虽带有极大的保守性，但毕竟建立了地方代议机构，奠定了地方自治的基础，为将来在中央建立代议制作了准备。

初步的民主成果鼓舞了民权派和人民群众，自由民权运动出现进一步的发展。1881—1882 年，民权派建立了“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在政党组织的领导下，运动迅速达到高潮。天皇政府为了瓦解自由民权运动，不惜采用卑鄙的阴谋手段，收买党魁，挑拨离间，致使民权派陷入分裂。到80年代中期，自由民权运动以失败告终。自由民权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终于把天皇政府推上了立宪道路。经过近10 年的准备。明治天皇于1889 年2 月颁布了“御赐”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这部宪法是以德国宪法为蓝本制定的，它规定，天皇作为国家元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召开和解散议会、批准法令、任免官吏、对外宣战与媾和、统帅陆海军等。国家立法权属于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帝国议会。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和“敕选议员”组成，众议院由选举产生。根据宪法，只有缴纳直接国税（地税和所得税）15 日元以上、年满25 岁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在1890 年第一次选举时，选民仅占全国人口的1.24％。议会的立法必须经天皇批准方能生效。财政预算案由内阁提出，如果被议会否决，政府可按上一年预算行事。由国务大臣组成的内阁对天皇负责，对议会只负有“道德上”的责任。其中，陆海军大臣有权直接上奏天皇。天皇身边还设有一个枢密院，它由天皇敕选的“元老”、“重臣”组成，名义上它是天皇的咨询机构，实际上是最高决策机关。宪法还规定了“臣民”在“法律范围内”的一些基本人权，包括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信教、迁徙等自由，以及担任公职和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处罚等权利。显而易见，明治宪法带有浓重的保守色彩。但是，它毕竟是近代亚洲的第一部宪法。它规定了人民的某些基本权利，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确立了日本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宪法缺乏西方那种比较健全的民主宪政精神，

因而在实施后，极力重心仍握在官僚寡头手中。众议院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党和改进党虽占多数，但他们争取建立政党内阁的斗争屡次失败，众议院多次被蛮横地解散。1898 年，由上述两党合并而成的宪政党占了议会绝大多数，天皇命其组阁，但未出数月，这届内阁就因内讧而瓦解了。这一政党政治的“闪光”消失后，议会各政党的领袖们便投入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的怀抱，把争取实行政党责任内阁制的斗争搁置一边，几达20 年之久。但是，不管怎样，到19 世纪末期，日本总算迈进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门槛。

这时，唯有偏处欧洲东北一隅的沙皇专制俄国与资产阶级民主潮流背道而驰。诚然，在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沙皇政府在国际潮流的冲击下，不得不摆出改革的姿态。1864 年，俄国实行了地方政治改革，在各省、县分别成立自治局，负责管理地方经济、卫生、教育等事务，自治局由每年召开一次的地方代表会议任命，除贵族外，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有权参加代表会议的选举。同一年，对司法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旧的等级法院，建立了从高等司法厅、区法院（省）到县治安裁判所等一套自上而下的司法机构；实行统一的法律和审判程序，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审判制、陪审制和律师制；允许成立律师事务所；允许诉讼当事人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法官任职终身，禁止行政当局随意任免司法人员。对原有刑法典也作了部分修改，废除了鞭刑、脸上刺字等最残酷的肉刑。1870 年通过市政改革，在各城市召开了市杜马，由市杜马推选一名市长和数名职员组成市执行局，负责市政管理。

在市杜马选举中，取消了封建贵族特权，实行统一的财产资格标准，即缴纳城市地方税的人都有选举权。1874 年又进行了军事改革，废除了募兵制，打破了贵族对军队领导权的垄断；实行全民兵役制，即凡年满20 岁的男性居民，不分等级，皆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俄国政治体制的要害，沙皇专制制度的本质未变。在以后的30 年内，沙皇政府不但没有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而且残酷地镇压民粹派运动和日益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对自由主义者（主要是平民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宪政改革要求，即使是十分温和的要求也顽固地加以拒绝。

到19 世纪90 年代，沙皇政府甚至掀起一股“反改革”逆流，妄图取消或削弱60—70 年代的改革成果，致使国内各种矛盾一步一步地激化，终于在1905 年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说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欧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呈现相对稳定的局势应归因于这些国家实行民主和社会立法（后面要详细叙述）的话，那么俄国在1905 年爆发革命则是由于始终把政治民主拒之于大门之外，顽固地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的结果。

二、社会立法

在19 世纪最后30 年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作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调整的同时，在社会领域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这也是时代的需要。

首先，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猛烈发展及“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破绽，社会不公更加严重。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了，但是分配极不公平。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大大恶化，他们的不满与日俱增，这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说来是一个“隐患”。为了防患于未然，只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调整和弥缝，才能使资本主义继续生存下去。同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也迫使统治集团不得不从事这种调整。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觉悟更加提高，他们组织起来为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各国几乎都成立了工人的政党和工会，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压力。

其次，工业化及与其同步的城市化，使得社会生活愈益复杂化，因而产生了过去意想不到的各式各样的新问题，这些都需要积极地加以解决。另外，这时实行这种调整也有了可能。第一，当时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一支强大的科学家队伍成长起来了，他们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为政府出谋划策，协助政府在社会许多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需要。第二，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为实行社会调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期间在社会领域内实行的各种调整，主要采取了社会立法的形式，这意味着国家从过去的自由放任政策过渡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与此相联系，国家的职能扩大了，也多样化了。德国 在欧洲大陆，德国在社会调整方面走在最前面。德国工人阶级的地位远比英国工人阶级低下，在统一后仍挣扎在贫困之中。资本家为了加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尽量压低工资以便降低生产成本。1874—1879 年工人的工资下降了17.5％。这一时期工人的劳动时间虽然缩短，但劳动强度很大，因而职业病急剧增加，意外工伤事故频频发生。而且工人一到老年就陷于贫病交加的境地。

但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很高，他们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德国工人政党最初形成两派，一派是1863 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另一个是1869 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埃森纳赫派）。这两派在1875 年合并，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成长很快，在工人中间威信很高，影响很大，因之成为俾斯麦的眼中钉，务必除之而后快。1878 年他向帝国议会提交一项旨在取缔“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并且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法迫使帝国议会通过了它。接着便开始了雷厉风行的镇压：大批党员被捕或被放逐，党的刊物也遭到查禁。但是，俾斯麦很狡猾，他认识到光靠镇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需要采取一些福利措施诱使工人群众背弃社会民主党而向帝国政府靠拢。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消灭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他决定实行工人福利措施还有军事上的考虑。当时一个调查报告颇使德国统治集团不安：服兵役的工人多半心怀不满，这种情况对于德国对外扩张不利，俾斯麦感到实行福利政策，可以推动服兵役的工人为帝国的战争政策效力。

1881 年俾斯麦在一项帝国文告中公开表明了他要对工人实行福利措施的意图。1883 年，德国政府颁布了“疾病保险法”，该法为德国300 万工人及其家属提供了医疗上的保障，费用由工人和雇主双方负担。1884 年颁布的“意外工伤保险法案”规定因工伤亡的工人可以得到医疗及丧葬费，费用完全由资本家负担。1886 年这个工伤及疾病保险法扩大到700 万名农业工人。1889 年的“老年及残疾保险法”规定：工人到70 岁时可以领取养老金，残疾工人也可以领取津贴。这笔钱由工人、雇主和政府三方共同负担。这些工人福利措施遭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他们把它们看作是施舍给工人的富人餐桌上的残羹剩饭，并且清楚地看出这种措施有利于德国的专制统治，会使工人离开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反对俾斯麦用小恩小惠来哄骗工人，要求政府认真改善工人的状况。他们提出如下具体要求：制定劳工保护法，建立劳资纠纷仲裁法庭，在劳动时间、女工童工问题上切实保护工人群众的利益。在这一场俾斯麦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俾斯麦并未达到预想的目的。工人阶级并未放弃社会民主党，他们在帝国议会的选举中照旧踊跃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因而使俾斯麦大失所望。

工人之所以没有被俾斯麦争取过去，是因为：第一，俾斯麦在实行工人福利措施时，照旧利用警察到处追逐迫害社会民主党领袖，这就使工人怀疑政府实行福利措施的诚意。第

二，俾斯麦反对进一步改善工人状况，他反对通过立法去限制劳动时间，限制女工、童工及实行星期天休息制度等。他公然表示雇主是自己的工厂的主人，国家不能干涉工厂内部的事务。但是，1890 年以后情况大变。这一年帝国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继续延长“非常法”的法案。这是因为他们看出这个“非常法”收效甚微，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实施期间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在1890 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得票100 余万张，在帝国议会中得到35 席。“非常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俾斯麦，这是他辞官归里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1888 年即位）热心于社会事业，他在俾斯麦去职之前（1890 年2 月）曾发布一个文告，答应要实行新的福利措施，并且表示要召集一个国际会议来讨论社会问题。继任首相卡普里维执政期间（1890—1894 年）在皇帝威廉二世的支持下，颁布了“青工保护法”。该法禁止工厂雇用未满13 岁的童工，13 岁以上的少年工人每天劳动不能超过10 小时，女工不得超过11 小时，还建立劳资仲裁法庭来处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纠纷。

俾斯麦之下台，“非常法”的废除，以及1890 年以后实行新的工人福利措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缓和了德国工人及其政党对于帝国政府的敌对态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社会民主党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转变。到1900年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倾向于支持德国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了。

英国在此时期，英国在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调整。到170 年为止，英国社会问题成堆。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正。工厂、矿山、铁路及商店都为私人资本家所有，他们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而工人阶级备受压迫剥削，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去休息娱乐，也没有充足的收入来养家糊口，居住条件十分恶劣。他们的一生是不断地与饥饿、疾病作斗争的一生。地主之垄断土地是社会不公正的另一个源泉。为数不过数千人的大地主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他们游手好闲，每个大地主平均每年享有上百万美元的地租收入，而在农场上劳动的农业工人却过着悲惨的生活。针对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人们提出各式各样的社会改革方案。凯尔•哈第等社会主义者认为：土地、工厂、矿山和铁路等关系到国计民生，极其重要，不应该由私人资本家垄断；只要这些公用事业继续为个人所有和控制，普通劳动人民的苦难就无法消除。所以他们主张把这些公用事业划归社会集体所有。自由党人，甚至某些工党人士则反对公用事业公有化。他们主张渐进的改革，并且提出以下改革纲领：（1）保护穷人，使其免除疾病、过分劳累、贫困及意外工伤的折磨。（2）发展教育及工会，作为工人自助的手段。（3）向“膨胀的”、不劳而获的财产征收重税，以便缓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

这些自由党人及工党人士看得较远，认识到工人受苦受难，生活得不到保障，是社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对于维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利；减少工人的苦难，保障他们在食、衣、住方面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使其掌握一定文化知识，从长远看还是值得的，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提高工人工资固然不利于资本家，但是后者却可以从前者提高效率、认真工作中得到补偿。而且是更大的补偿，他们还懂得：减少社会财富的巨大不平等，还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19 世纪后期和20 世纪初，先后上台的自由党和工党分子按照自己的纲领推行了一系列社会立法。1874 年英国政府颁布法律，禁止10 岁以下的儿童在纺织厂中工作。1878 年的整顿法案确立了工厂卫生的检查制度。1901年禁止12 岁以下的童工在工厂中从事劳动，并且对劳动条件作出了细致的规定，定期进行检查，以保证工人的健康。1872 年政府又为矿山制定了法规：禁止让妇女、12 岁以下的少女及儿童到井下工作，要求矿山主为工人的安全采取合理的防备设施。工党上台后，把改革重点放在提高工人工资上面。1909年颁布的一项法案授权成立工资管理处（由劳资双方选出数目相等的代表组成），由它负责确定在“流汗的行业”中的工人的最低工资。所谓“流汗行业”指的是裁缝工作、硬纸板箱的制造，用机器制造及修整花边的工作及女衬衫的缝制等。

1912年，100 万煤矿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自由党政府害怕了，赶紧劝议会制定一项工资法案，它规定：由每个地区的有关机构分别确定最低工资。这说明自由党人政府并不关心使每个人都得到恰如其分的工资，他们关心的是使工人得到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及生活的工资。但是，当时英国社会上还有不少因工伤、生病、年老而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和众多的失业者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自由党政府制定了一连串的法律。首先是工伤的工人。每个月有400 名工人因意外死亡，有7000 人受工伤。造成工人死伤的原因有时是工人自己不慎，但主要是由于资本家未能建立安全设施，特别是在矿井中。1897 年的法律规定，少数工种可以实行工伤赔偿原则；1900 年这个原则又扩大到农业工人；1906 年自由党议会把赔偿原则扩大到所有的企业。1906 年的法案规定：如果工人因意外事件而残废，可以从雇主那里领取每周不超过5 美元的赔偿费，如果工人受到致命的工伤，他的家人总共可以领取750—1500 美元的钱。在1884—1907年间，另外有20 个国家为了赔偿因工致残的工人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自由党政府也试图保护儿童及老人。据学校教师反映：许多穷人孩子食不果腹就来上学了。1906 年的教育法案为这样的孩子提供免费伙食。后来又通过法案，为孩子们提供游戏场地及免费检查身体，并且也企图为婴儿提供正当的医药照顾。1908 年的儿童法案为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方便，从防止婴儿烧伤、矫正幼年犯罪直到禁止儿童吸烟。老年人及病弱者的问题也基本获得解决。过去，年老体弱、生活不能维持者，通常按1834 年的贫穷法处置，即被从家中带走，送到可怕的劳动营中去，这是穷人的最后归宿。劳动营与其说是慈善机构，毋宁说是监狱，1906年，议会中的工党议员要求国家为收入太少不能养活自己的一切老人提供津贴。内阁赞许这个建议，于是在1908 年提出一个法案，对于每年收入不超过105 元的70 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每周1.25 美元的津贴。到1913 年，大约有100 万老人领取了这种津贴。

接着议会又处理失业问题。当时失业大军充斥着伦敦及其他城市，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1909 年的一项法案授权成立一个失业管理局，其任务是为失业者提供就业的信息，而且必要时，向失业者提供寻找职业所需要的车费。1911 年，自由党人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提出国家保险法案，内容有二：其一是工人每周应支付2.5 便士，国家和雇主也出一部分钱，作为失业保险金，到失业时，失业者可以领取每周6—7 先令。但是，这个办法只适用于土，木工程及建筑行业，而失业工人当时达到230 万人。该法案的另一个内容是对于失去健康的人和生病者提供了保险。这直接涉及大约1500 万工人，间接涉及另外几百万人。该法案要求工资劳动者每周支付1—4 便士，雇主支付3便士，国家支付2 便士。在这个保险法下，工人可以得到免费医疗，免费住院，而且在生病期间每周领取补助金。

自由党政府也向不劳而获的财产进攻。当时英国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现象：10 个大地主拥有伦敦市1/4 的土地；在乡村，往往地主拥有全村的土地；地主可以任意拆毁茅屋，或者剥夺佃农的财产，或者把农田变为狩猎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农村人口减少600 万人，而在过去60 年内猎场看守人从9000 人增加到2.3 万人，农村工人中有60％每周领取的工资还不足18 先令，而地租却不断上涨；大地主一般也兼房主，他们向贫穷的房客索取高额房租，而房客所住的房屋却十分肮脏、狭小，卫生条件极差。劳埃德•乔治决定改革这种不合理现象。1884 年他成立一个委员会，责成它去调查研究这个问题。在给议会的报告中，该委员会证明：在城市及乡村普遍存在酗酒、生病、犯罪及死亡率高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贫民都拥挤在极不卫生的、阴暗潮湿的小屋里。根据这个报告，议会在1890 年通过一项关于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法律。1909 年又通过一个更为重要的法律：“住房与城市规划法”。这两项法律责成地方政府（州议会）关闭潮湿的地下室，拆毁不透气的房屋，并且从地主手中购买土地，在其上为穷人建造光线充足的、干净和通风良好的住房。结果，到1914 年为止，有56318 所房子被宣布不适于人居住；州和城市议会购买20 万英亩的土地；在伦敦有10 万个租户住在由公家建造的清洁卫生的住室里。有几十个市镇制定了规划：美化城市，建造公园及游乐场。

英国的社会立法也涉及工会的权利。英国工会早在1825 年就已合法化，但是它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1871 年，自由党人格莱斯顿为了争取工人的支持，取消对工会的限制。可是，在企业主的要求下，又禁止工人在罢工时设置纠察队。很明显，这一规定对罢工斗争十分不利，因此工人为取消这项规定而继续斗争。1874 年保守党在工会支持下竞选获胜，狄斯累利上台。1875年，保守党政府取消设置纠察队的禁令，但只允许和平纠察，对违反规定采

取恫吓手段者处以罚款。此后，英国工会大为活跃，他们一再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工会的活跃吓坏了统治集团，上院在1901 年作出一个决议：雇主可以向工会索取赔偿，以弥补他们在工人罢工中所蒙受的损失。结果，罢工次数锐减。愤怒的工会便大力支持工党。为了绥靖工会，自由党政府在1906 年通过“工会争议法”，取消了工会因工人罢工而向雇主赔偿损失的规定，并且容许工会“纠察队”使用“和平的说服”办法劝说同辈工人和他们一道参加罢工。

法国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法国实行了如下社会立法：（1）1892 年的法律对于工厂使用女工进行了管理，禁止工厂雇用13 岁以下的儿童；为所有工人确定了最大限度的工作时间——10 小时；禁止在星期日从事体力劳动；对于在矿井中工作的工人的劳动作了细致的规定。（2）1893 年又颁布法律（1903 年又作了修改）为工厂中的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卫生作了充分的规定。（3）同一年的另一项法律保障了工人及其家属的免费医疗。（4）1900年的法律要求工厂主为一切女工及童工提供座位，并且把许多工厂法扩大到零售商店。（5）1905 年的法律为矿工规定了9 小时的最大限度的工作时间；1907 年的法律又把它缩短至8 小时。（6）1884 年的法律承认工会为合法的组织，保护工会的活动。（7）1892 年的法律为劳资纠纷建立一个仲裁机构。（8）1898 年的法律要求雇主对于工伤的工人进行赔偿。（9）1911 年实行工人老年津贴制，包括家庭仆役和农场工人，费用由个人、雇主及国家三方面负担。法国当政的共和党人实行这些劳工立法，其动机是复杂的：第一，在共和党心中，一种正义感与功利主义交织在一起，他们认为实行有利于工人的立法，可以保障工人身体健康及心情愉快，这对于国家前途大有好处。第二，害怕社会主义，认为向工人阶级作出某些让步，可以防止工人倾向社会主义。第三，在与保王党人及天主教势力作斗争中，实行劳工立法可以得到工人的支持。

但是必须看到：欧洲诸国实行的劳工立法，局限性很大，劳动时间仍很长，工资仍很低，而且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突飞猛进，国民财富急剧增长的情况下，社会上仍有许多人过着赤贫的生活。除了劳工立法外，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国家还在社会其他一系列领域进

行了干预。

英国政府在1860—1875 年间颁布和执行一连串关于食品饮料标准、环境卫生、健康和居住条件的法令。在此期间，整个西欧及澳大利亚也都跟在英国后面颁行了类似的法令。在城市，这些社会立法的效果是惊人的。早在1880年，为消灭瘟疫、斑疹伤寒、伤寒、天花、霍乱、猩红热而开展的活动就获得胜利，城市的卫生环境大大改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在1870 年为2‰，到19 世纪90 年代下降为18.1‰，到20 世纪最初10 年更下降到15.2

‰。在同一时期，平均寿命增长10 年以上。作为对比，在落后的俄国，1890年的死亡率为35‰。但是，欧洲诸国的这些社会立法只是零星地、断断续续地进行的。与此不同，在美国却形成一个改革运动——“进步运动”。美国 到19 世纪末，美国已经取得惊人的进步。西部开发已经接近完成，往日野兽出没，荆棘遍地的西部荒野，现在已经阡陌纵横、烟囱林立了。人口在过去75 年已由500 万增加到7600 万；在1850 到1900 年的半个世纪内，国民财富从70 亿增加到880 亿美元。然而国家的兴旺发达掩盖不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阴暗面：垄断资本在吞噬中小企业时采取了血腥的手段，大资本家为了发财不惜作出各种伤天害理的事，垄断资本贿买政府官员，盗窃国家资源。国家的开发也伴随着自然资源的浪费：森林遭到肆意砍伐，水利资源遭到任意破坏。美国虽然成为工业大国，但是仍然容许剥削妇女儿童的现象存在，仍然忽视老弱病残者的困难处境。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一半以上；占全国人口12％的人占有全国财富的九成。城市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问题：犯罪增加了，出现了贫民窟，环境卫生处理困难。奴隶制度虽然废除了，但黑人的低下地位成为美国文明的耻辱。贪污已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它毒化了整个社会政治肌体。针对这一大堆问题以及大量的丑恶现象，19 世纪末和20 世纪之交，在

美国兴起一个声势浩大、有声有色的“丑恶揭发运动”。这个运动的先驱者是亨利•乔治，他在1879 年出版了《进步与贫困》一书。他在书中呼吁人们注意当代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在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情况下，贫穷却继续存在。他肯定资本主义的竞争原则，但是他反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贫困。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但是他又认为没有必要没收土地。他提出如下的消灭贫困的措施：对土地价值课税，以代替其他一切形式的税收。在他看来，征收这种单一税，就可以将劳动和技术所造成的土地价值的增长部分转交给国库，使政府成为“仅仅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而管理公共财产的机构”。

继亨利•乔治之后，莱斯特•华德在1885 年出版《动态社会学》一书。他将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区别开来，认为人类理智应该控制社会，不应该屈从于社会上各种不合理的力量。但是，“丑恶揭发运动”正式展开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参加运动的主要是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报刊杂志，从社会上的各种阴暗角落里揭露出许多臭不可闻的丑恶现象，特别是垄断资本集团的各种犯罪行为。这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对垄断组织的罪恶行为的不满。

与“丑恶揭发运动”几乎并行的是进步运动，这个运动包括三个内容：第一，城市的改革运动。这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对垄断弊端的不满和改革的愿望。通过城市改革运动，实现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动的社会立法。到1916年以前，已经有30 个州实行了关于工人工伤的赔偿的法律。1900 年有4 个州通过法律，禁止雇用妇女作夜工。1907 年俄勒冈州实行女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 小时的法律。1916 年威尔逊总统批准了一项关于童工的法案，该法案把雇用14 岁以下的儿童作工的任何工厂的产品（或14—16 岁的儿童每日工作8 小时以上的工厂的产品）统统排除在州际商务流通之外。还禁止矿山雇用16 岁以下的儿童做工。马萨诸塞在1912 年制定最低工资法，该法授权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女工、童工的工资率。第二，拉福莱特在任威斯康星州州长时发动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反映了富裕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对垄断的不满。1905 年威斯康星州议会在拉福莱特的授意下，通过了铁路委员会法案，控制铁路垄断的发展，强制铁路公司缴纳税款。1908 年拉福莱特在州内征收累进所得税和累进继承税。他还在州内禁用童工，限制用女工。由于他税意改革，威斯康星成为全美的模范州。第三，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推行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中的自由派的改革愿望。罗斯福和威尔逊都不反对托拉斯本身，只反对托拉斯的不法行为及犯罪活动。他们把托拉斯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种，主张限制托拉斯的“坏

的”方面，而保存其“好的”方面。

罗斯福在其总统任期内做出的政绩，主要有三：一是反对托拉斯的不法行为。1901 年，摩根、洛克菲勒、希尔和哈里曼等垄断巨头联合成立北方证券公司，其目的是垄断铁路事业，抬高运费，制造社会混乱。1902 年2 月19日，司法部长根据罗斯福的指示，以北方证券公司违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理由，对北方证券公司进行起诉。1903 年4 月9 日，明尼苏达地方法院判决解散北方证券公司。垄断巨头们不服这个判决，他们上诉最高法院。1904年3 月，最高法院以5∶4 票维护地方法院的裁决。这大大提高了罗斯福的威信，赢得了“托拉斯大克星”的称号。在他任内起诉的反托拉斯案件共有43起，但只是惩罚了少数行为恶劣的托拉斯。

1903 年2 月，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成立商业劳工部，还附带地成立公司管理局，其任务是调查各公司的财务状况，并且有责任公布和提供有关公司的情报。该管理局调查了石油、包装、烟草、钢铁等企业，为反托拉斯的起诉提供了材料。这表明罗斯福和联邦政府有干预企业的业务的决心。同年2 月国会通过“埃尔金斯法案”，禁止铁路擅自规定价格对大托拉斯给予优惠待遇。国会还拨款50 万美元作为推行反托拉斯

立法的经费。

1904 年12 月以后，罗斯福在数次发言中一再强调加强政府监督所有企业，特别是铁路的必要性。1906 年在罗斯福的授意下，国会通过了“赫伯恩法案”，授权州际商务委员会确定铁路最高运费。这个措施效果显著，到1911年，铁路运费减少一半。然而该法案未能抓住要害，因为它未授权委员会去估价铁路的财产及服务成本，而这正是确定合理的运费的依据。只有到1913年才开始估价，而且只有10 年后才以估价为依据确定运费的数目。然而该法案的作用之大是不可否认的。无怪乎有人认为“赫伯恩法案是联邦控制私人工业进程中的里程碑。”罗斯福反托拉斯的斗争，其目的并不是消灭托拉斯本身，而是使托拉斯更加完善。因此他之反对托拉斯的斗争，对于整个托拉斯是有利的，而且对“谢尔曼反托拉法”是国会在1890 年通过的，它规定：每一个采取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组织，而且目的在于控制州际贸易或对外贸易者，均是非法的；任何人，如果他独占或企图独占⋯ .州际或对外贸易的任何部分，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于中小资产阶级也起了安抚的作用，从而归根结底有助于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罗斯福的第二个政绩是保护自然资源。早在1873 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就吁请国人注意森林资源的耗竭问题，但是只有到1891 年国会才授权总统拨出森林保护地。然而收效不大，砍伐的速度比植树的速度更快。所以罗斯福上台时，他仍面临严重的森林保护问题。他本人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对于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颇有认识。所以他决心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保护森林而奋斗。他首先从国有森林中拨出1.5 亿英亩的未出卖的森林，作为国家森林保留地，并且采纳参议员拉福莱特的建议，在阿拉斯加及西北地区拨出8500万英亩的森林作为森林保留地。由于发现几个庞大的盗窃集团即铁路、木材公司及牧场主掠劫国家森林保留地的林木，总统在国会的授权下，把国家森林移交给农业部，在该部下面成立森林局，按科学方法进行管理。

罗斯福认识到上述措施只不过是治标的办法，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提高广大公众的认识和觉悟，使保护森林的重要性家喻户晓。1908 年5 月，罗斯福主持召开政界、学界知名人士会议，讨论资源保护问题。会议还发表一个宣言，宣称：“保护我国的自然资源是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问题。”宣言还建议对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自然资源综合利用和保护。会后成立了一个全国保护自然资源委员会，参加者中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各占1/3。罗斯福还制订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灌溉规划，目的是向西部干旱不毛地区注入新的生命。1902 年国会通过“新地开垦法案”，它规定从出卖国有土地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兴办灌溉工程，并且为此而成立一个开垦局。罗斯福也采取措施制止私人购买水力资源地，并且创设5 个国家公园，4 个野生动物保留地，50 个以上的野鸟保护地。

罗斯福的第三个政绩是在维护全国人民的卫生方面：加强管理食品和药物卫生。农业部的化学总工程师哈维•威利博士揭露：在罐头及加工的食品里面普遍使用防腐剂及搀杂物。《妇女家庭杂志》又揭露有毒的成药。1905年罗斯福要求国会采取行动，翌年国会通过“纯洁食品及医药法案”，禁止食品公司及医药公司危害人民健康的行为。国会还在1906 年制定检查肉类法案，规定由联邦政府负责该项工作。

威尔逊和罗斯福一样，也举起了反托拉斯的旗帜。1914 年1 月20 日，威尔逊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以监督托拉斯的活动。 10 月15 日他签署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它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补充，它禁止商业活动中的垄断行为，禁止大公司互兼董事，禁止在资产超过500万美元以上的银行中兼职等等。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共收到申诉案件2000件以上，但是只处理了379 件。政府解散了国际联合收割公司和玉蜀黍产品的精制公司，并且限制了斯威夫特、阿尔摩等5 家大肉类包装公司的经营范围。这说明威尔逊并没有认真反对托拉斯，他只是反对少数有劣迹的大托拉斯而已。因之，他的反托拉斯的行为并未能阻止托拉斯的发展。

教育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社会调整也涉及教育。这是因为教育现状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要求。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特别重视教育，大力发展教育，而这正是这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在英国，早期办教育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行政管理人才，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他们一般都在私立学校或教会学校就读。穷人子弟只能进慈善机构兴办的学校，而这类学校为数极少。因此，文盲充斥着英国社会。1870年入学儿童只为全部学龄儿童的一半。

到19 世纪后期，英国开始丧失工业垄断地位，在国际市场上遇到美国、德国的挑战。这就迫使英国提高工业技术及工业管理水平，为此，就不能不发展教育以培养有文化有知识的工人、技术人才及工业管理人才。1870 年英国政府颁布“初等教育法”。它要求各地积极创办公立小学校，其经费来源有三：双亲的捐助，地方税收及政府补助金。在1870 年以后，学校数目与经费逐年增加，到1913 年地方税收及政府补助金之用于教育者，超过3000 万英镑。1876 年，英国政府又对1870 年法令作补充，规定：送子女入初等学校是家长的义务，如家长未履行这项义务，必须受到处罚。生活贫困的家庭，可以从贫民保卫机关领取补助金交纳学费。1880 年，议会颁布法令正式规定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1893 年又规定，凡11 岁以下的儿童必须入学等等。至此，英国义务教育制度形成。为弥补国家教育经费的不足，政府还鼓励教会和私人团体继续办学。英国政府发展初级教育的政策到20 世纪初大见成效。1913 年英国入学儿童已达到650 万人。与初等教育相比，英国的技术教育发展缓慢。1864 年，议会组织一个“中学调查委员会”对中等学校进行调查。1868 年，该委员会向议会提交调查报告，指出中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建议广泛建立中等学校。这项报告在议会中未被通过，但推动了中等技术教育的改革。1872 年以后，政府对凡能开设3年自然科学课程的中等学校给予特别补助，以鼓励培养科技人才。这项措施促进了中等技术教育的发展。1889 年议会制定技术教育法，向郡议会提供基金，用于科学和技术教育。到19 世纪末，英国的国民教育通过改革，基本上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法国，教育发展几起几落。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公社的教育改革措施随之被废除。1879 年以后，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为缓和国内矛盾，开始进行社会改革。1882 年的教育法规定，初等教育为免费的义务教育。同时宣布由国家监督上层社会的家庭教育和中学预备教育。这项法令为法国以后百余年的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自独立以来政府就特别关心教育。教育领导权属于各州，由州教育委员会依照本州法律制定教育政策。联邦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成为美国国民教育摆脱教会控制，朝着普及、世俗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根据。当然，美国早期的教育也带有贵族化倾向。可是，从19世纪50 年代起，在德国教育制度的影响下，也走上了实行义务教育的道路。1852 年，马萨诸塞州第一个制定义务教育法，内战后，义务教育发展尤为迅速。到20 世纪初，各州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为了培养高级科技人才，1862 年林肯政府制定“莫里尔土地法”，帮助各州发展高等教育。这项法令规定，联邦政府赠与各州大量国有土地，以便用出卖土地所得的收入发展农业学院和工业学院。到19 世纪末，联邦政府用于发展教育的土地累计高达1.5 亿英亩。莫里尔法公布前，州立大学很少，法令公布后迅速增加，对推动美国工农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从1890年到1900 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又对教育增加补助。美国的教育改革，成绩斐然。据统计，1870 年至1900 年，小学生人数由690 万增加到1500 万。1900 年，美国每1 万人口中平均有大学生31.4 人，把欧洲主要国家远远甩到后面。按照同一比例，德国有8.3 人，法国有7.6人，英国只有6 人。美国的教育不仅为经济建设及时准备了具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而且也及时提供了大批科技人才，促使经济获得高速度的发展。

日本在发展教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明治维新的元老重臣都重视教育，把教育看作是立国之本。他们特别看重普及教育。1872 年文部省颁布了一个小学义务教育计划，规定儿童6 岁入学，居民每600 人就设立一所小学。当时日本经济落后、财政困难，但是当政者能克服一切困难去发展普及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年限最初只有16 个月，到1880 年增至3 年，1886 年又增到4 年。1896 年全国受小学教育的儿童占学龄儿童的61％，10 年后上升到95％。普及教育及技术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对于工业化、现代化起了非常积极的、有益的作用。

综上所述，到19 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地都通过国家干预（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进行了社会调整，调整的范围甚为广泛，涉及劳工福利、社会全面福利，经济问题以及教育等领域。不容否认，这些社会调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第一，劳工状况有了某些改善，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相比，在生活上得到了某些保障。第二，全社会各阶层的居民在生活、环境、健康、教育等方面都得到一定的保障。但是必须看到，这些社会调整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的，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基础。这便是它的最大的局限性。而且，这些调整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享受小恩小惠的工人阶级满足于现状，失去了革命的远大理想，工人政党愈益倾向于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妥协。这种社会调整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造成社会不公正及财产分配上的巨大不平等，而社会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是对低收入者的一种经济上的补偿，他们在得到补偿后，购买力提高了，社会需求增大了，这就刺激了生产，导致经济繁荣。市场经济所强调的是钱，而社会立法所强调的是人，实行社会立法就是对于市场机制的调节和补偿，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大有裨益。而且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社会立法有助于保障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减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归根结底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换言之，资产阶级国家通过社会立法对社会作了调整，为资本主义注入了某些活力，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

此外，还需提及的是，在美国，大资本家、大富翁兴办的私人社会慈善事业，也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起了与社会立法，社会改革相似的作用。垄断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但是，他们中有一些人在发了大财之后，拿出一小部分资金兴办医院、大学、图书馆、公园以及各种文化学术基金会。这类例子很多。比如美国钢铁大王安得鲁•卡耐基在退休后捐献巨额财产用于慈善事业，数额高达2.5 亿美元，其中包括卡耐基音乐厅和遍布全美的2800 个图书馆。还有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1901 年他捐款5 亿美元，兴建“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1913 年创建“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奖励科学文化事业。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关“福特基金会”，该基金会到1974 年拥有20 亿美元的资金。这种私人慈善事业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资本主义统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

在19 世纪最后30 年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科学领域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政治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原来支配资产阶级思想界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流派虽然还具有一定的势力，但它们的影响正日渐衰微，逐渐让位给一些新的思想流派。在这些新的思想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及以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根据时代的变迁，提出一系列新的国家学说、价值观念及道德准则。虽然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学说的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他们的思想都反映了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

19 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放慢，在国际竞争中遇到美国和德国的有力挑战，因而从世界工业垄断地位上跌落下来。随着英国的这一变化，英国政治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反映自由资产阶级要求的自由主义学说这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以格林为代表的新唯心主义发展起来。新唯心主义大力强调扩大国家职能的重要性，反对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主张。格林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社会，居于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之上，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新唯心主义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加强国家的职能，加强对外扩张和掠夺的愿望。

新唯心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其影响日益扩大。与新唯心主义不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向垄断过渡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的要求。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 年）出身于一个中学教师家庭，由于幼年体弱多病，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掌握了渊博的知识。1850 年，他发表《社会静力学》一书，引起英国学术界的瞩目。他积30 余年的精力，完成了多卷本的《综合哲学》。这部著作不仅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而且也使他一举成为英国当时最负盛名的大思想家。

斯宾塞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及行为准则，从而创立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从生物学的角度，把人类社会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而不是像社会契约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许多单个个人的联合体。这个有机体凭借内在的生命，不断沿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向前发展，最终目标是一种理想的静止状态。一旦达到这种状态，社会进化停止了，人便会自动地做他应该做的事，而政府就会变成多余的东西而自行消失，人将得到最大的幸福。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这种理想境界只有通过自然选择才能实现，即社会发展的规律同生物进化的规律一样，也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他解释说，人们的素质不同，强者富有竞争力，善于适应环境，因而能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和有产者。弱者由于无能及懒惰而丧失竞争力，不能适应环境，只能变成贫穷的劳动者。强者荣华富贵、弱者贫贱枯槁都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这是“自然的严厉惩罚”。他所阐明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道德原则。他说：“最大的善就是让社会进步不受阻碍地自由发展下去。”所以他主张，国家的社会政策必须承认和采纳生物学的“普遍真理”，决不能“人为地把那些最不会生活的人保留下来。”他也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反对英国政府制定“济贫法”。斯宾塞的道德观，正像英国的一位批判者戴•里奇所指出的：“照自然选择来讲，道德无非就是‘一事成则万事成’”。斯宾塞又认为，人类社会是个有组织的社会。为了确保人类自然选择的顺利进行，政府应保障人们的政治自由。因为在他看来，政治自由能使人们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以适应周围的环境。他提出，“每一个成熟的人自由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如果他不侵犯别人同等的自由。”这也就是斯宾塞鼓吹的“平等的自由法则”。在他看来，只有当人们在这一法则下充分享有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环境的最适应者。他认为这不仅是维持社会进化的手段，也是社会进化的最终目的。斯宾塞从维护个人自由的命题出发，又进一步论证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必需品，其职能就是对外保障其社会成员不受侵略，对内防止其社会成员互相侵犯，执行平等的自由法则。对自然选择的严酷性国家无需干预，否则就是违反正义。他由此认为包揽一切的国家职能是低级社会的特征，而自由放任、保障个人自由是向高级社会进化的标志。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比新唯心主义更适合于资产阶级的需要。因为斯宾塞鼓吹的以自然选择为外衣的自由主义，只能有利于强者，即有利于向垄断阶段过渡的资产阶级。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他们可以自由地垄断生产和市场，自由地控制价格，自由地发展垄断组织而不受国家的干预。按照斯宾塞的学说，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他们吞并中小企业及掠夺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一点也不违反社会的道德准则。所以，斯宾塞的社会政治思想在英美等国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从斯宾塞的社会政治思想中，为自己的垄断行为找到了理论根据。无怪乎美国钢铁业巨头卡内基写道：当他读过斯宾塞的著作后，就好像见到了“无限光明”，“不仅摆脱了神学与超自然的力量，而且还找到了进化的真理。”斯宾塞由此而名噪一时。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缺陷是很明显的。第一，他把自然科学的进化论不加变通地应用于人类社会，未免荒诞无稽了。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迥然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连资产阶级学者也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社会学家莱斯特•华德曾批评说：不能简单地把生物学的真理搬到社会科学中来，自然界的规律并不就是人类的规律。第二，他把人类社会的未来说成是一种静止状态，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臆测。以这种毫无根据的假说为前提来论证社会进化，是难以站住脚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及文化知识的不断扩大，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非科学性就更加明显了，到20 世纪初就逐渐衰落下去。

如果说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还能领略到一丝一毫的自由主义说教的话，那么在尼采的唯意志论中则只能看到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和侵略哲学了。尼采的唯意志论 弗里德里希•威•尼采（1844—1900 年）是德国思想家，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他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传教士家庭。1864 年进波恩大学学习神学，不久，改攻古典语言学。1869 年还差一年毕业就被瑞士巴塞尔大学聘为教授讲授古典语言学。1879 年因患精神分裂症辞职，专门从事于写作。他一生出版大量著作，其作品多以文学形式寄寓他的思想。最能反映他哲学和政治思想的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等以及死后由其妹伊丽莎白整理出版的《强力意志》。尼采在青年时代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思想影响。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 年）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了生命意志说。他认为，“意志就是宇宙人生的本质”。叔本华所说的意志，不是心理学中人为了达到预定目的而自觉努力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盲目的求生存的生命冲动。因为在他看来，意志的基本特点是求生，即维持生存，延续生命，所以他把意志称为“生命意志”。他认为，世界处于一种由意志缘起的互相争斗的悲苦状态。人类意志的本性造成人生的痛苦和

灾难。因为在叔本华看来，人是性恶的动物，是残酷而怯懦的利己主义者。人的盲目的意志具体表现为欲望。欲望得到满足前是痛苦，得到满足后又陷入空虚和烦恼，这也是痛苦。欲望无穷无尽，痛苦也无止无终，人的一生就是在痛苦中挣扎。他认为，人若要摆脱痛苦，根本的途径是否定意志，因此他主张“忘我”。叔本华的人生痛苦论，是受佛教的影响，也反映了遭受封建势力打击的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颓废情绪。尼采虽然十分崇拜叔本华，但不满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主义倾向。因为在他看来，生命意志不是盲目的欲求，而是生生不息的创造。所以，他抛弃“生命意志”说，创立了“强力意志”说。但是，他与叔本华一样，也是从生物学角度阐述强力意志是世界本质思想的。他认为，强力意志是生命本能的冲动。在生物界表现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人类则“分化为追求食物的意志，追求财产的意志，追求工具的意志，追求奴仆（听命者）和主子的意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意志到意志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因果关系。”

他把意志看作世界上决定一切的力量。他提出“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对一切传统观念都提出挑战，并展开猛烈的批判，而其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基督教道德。他集中火力抨击怜悯和“原罪”说。他认为怜悯压抑活力，阻碍人们奋发。他说：“当我们感到可怜的时候，我们的力量便被剥夺了。”而“原罪”说宣扬人人有罪，使教徒们处于郁闷的负罪感中，变成谦卑、顺从的羊群，从而使生命本能衰落。所以，他称基督教道德为奴隶道德。为了彻底摧毁奴隶道德，他公开宣称：“上帝死了！”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奴隶道德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传统价值赖以存在的基础。只有推翻上帝，基督教奴隶道德价值才会崩溃，新的道德价值观才会产生。他从否定基督教道德出发，进而否定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他反对民主自由，攻击社会主义思想。他机械地、绝对地否定一切，其性质比被否定的东西更加落后。尼采否定上帝与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否定上帝不同。他是站在利己主义立场上，根据他的生命意志论的要求去否定上帝的。尼采否定旧道德的同时，积极鼓吹新道德，即所谓自主道德。在他看来，自主道德与奴隶道德贬抑人性相反，而是肯定人生，激励人朝着更高的方向

发展。但是，尼采又认为旧道德崩溃后不会自然地产生新道德，只有等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超人出现后，才能实现。他认为，一般人都是凡夫俗子，生命本能普遍衰落，仅是“系于动物和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只有超人才能体现强力意志，创造一切。那么什么样的人是超人呢？尼采说：“人有高低之分，一个个人可以使千年历史生辉——这就是说，一位充实、丰富、伟大而完全的人，要胜过无数残缺不全的、鸡毛蒜皮的芸芸众生。”尼采又指出，超人不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是当人具备超越的潜能，完全掌握自我，创造自身价值时出现的。古今都有，像古罗马的凯撒、法国的拿破仑。尼采的所谓超人，实际上就是那种操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残暴的统治者。他主张，超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强力意志，可以使用强暴、说谎、诽谤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尼采还提出超人应具备的品格：不畏强暴，不受道德原则的约束，独来独往，傲视一切。超人学说是尼采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与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相比，尼采的超人学说的确具有独创性，但它仍没有越出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

尼采的唯意志论赢得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热烈喝彩。这是因为：第一，德意志统一的成功，推动着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到19 世纪末，民族主义狂热与容克资产阶级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渴求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浓烈的扩张侵略欲望。尼采的思想正好表达和激励了容克资产阶级的这种欲望。第二，尼采的著作充满着格言警句，议论放逸迈俗，大部分作品又是在患精神分裂症之后完成的，态度狂傲，言辞激烈，因而吸引了众多读者。1890 年尼采精神完全失常后，声誉大振。其学说广为传播，成为欧洲当时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20 世纪20、30 年代，纳粹主义在德国崛起后，又把尼采的唯意志论奉为德国的官方理论，作为煽动民族复仇情绪，鼓吹对外侵略的思想武器。其结果为人类带来浩劫，可见尼采思想的流毒之大。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新流派 德国的历史学派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发生的变化更为深刻。许多新流派相继出现，它们标新立异，提出一系列新理论和新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和奥国的奥地利学派。

到19 世纪中叶，在经济学界居支配地位的仍旧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和斯密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他认为，经济自由是普遍存在的自然规律，因此主张让资产阶级完全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他强烈反对国家干预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斯密的这一学说经过李嘉图的阐释及发展，在英法等国广为流行。

德国的经济学家曾试图把古典学派的理论应用于德国，以促进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德国经济落后的面貌。但是，这一努力失败了。这是因为德国是后起的国家，它所面对的是经济先进的英法国家，如果采纳古典学说，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在自由竞争中，德国的经济必然要被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扼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 世纪40 年代，德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创造了自己的经济理论。

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是德国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1817—1894 年）。1843年，罗雪尔出版《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大纲》一书，这部著作被德国经济学界称为历史学派的纲领。1854—1894 年，他出版了5 卷《国民经济体系》。这部巨著是罗雪尔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19 世纪后半期和20 世纪初期在德国经济学领域里影响最大的一部书。罗雪尔就在该书的第一卷中建立了历史学派的基本理论体系。罗雪尔否认古典学派关于经济发展存在着普遍规律的观点，也反对他们的方法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是“一门论述一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诸规律的科学，或它的国民经济生活的科学。”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只有密切地结合政治史、法学史、经济学史及文明史，才能说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发展的特点。他说：“只有从历史的类比中获知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线索。”换言之，他根本否认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而把政治经济学仅仅归结为对经济发展过程作经验主义的观察和描述。所以，他称政治经济学为“国民经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把自己的研究方

法称为“历史的方法”。

除罗雪尔之外，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还有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 年）和卡尔•克尼斯（1821—1898 年）。历史学派的经济理论是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一目标服务的。他们从德国政治、经济落后的状况出发，竭力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认为国家应当干预经济生活。在经济政策上，他们积极主张德国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反对自由贸易。积极鼓吹用国家的力量促进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于历史学派着重于经济现象，所以他们的经济著作都是大量历史资料和历史文献的堆砌。他们力图通过记述历史现象，追踪经济发展的轨迹，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不容否认，这些著作搜集的丰富资料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由于他们未能科学地分析这些资料，因此不可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罗雪尔就曾经荒谬地认为，在亚当时代就存在资本，原始森林中就有无产者。

19 世纪70 年代德国实现统一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阶级关系也出现新的变动。德国新一代的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继承和阐发历史学派的理论观点及研究方法，他们更注重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这样，旧历史学派发展为新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有古斯塔夫•施莫勒（1838—1917 年）、路德维希•布伦坦诺（1844—1931 年）和阿多夫•瓦格纳（1835—1919 年）。他们针对当时德国严重的劳资关系问题，特别强调了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伦理道德因素。生产、分配、分工及交换不仅是经济范畴，也是道德范畴；经济组织和制度只不过是伦理道德规律所制约的一种秩序。他们甚至认为，工资也属于道德范畴，因此在他们看来，经济问题只有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说明和解决。这样，他们认为，社会经济问题不是基于社会经济关系，而是基于道德关系。所以他们提出，劳资关系问题可以根据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标准，通过改良加以解决。

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特别强调了国家的决定性作用。施莫勒说：“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用，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瓦格纳也认为：国家是集体经济的最高形式。凡是依靠个人达不到的目标，理应由国家承担。但是，他们强调的国家不是具体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是抽象的超阶级的国家。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一种在人们之间比经济关系更为基本的道义的结合。由于国家拥有这种超越的地位，应该发挥它干涉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主张由国家制定各种社会政策，促进德国经济的发展并缓和紧张的阶级关系。他们的社会政策包括：制定工厂立法，颁布劳动保险、工厂监督、孤寡救济等法令；实行河流、森林、矿产、铁路及银行等资源和企业的国有化；限制城市土地私有制；改革财政赋税制度等。为了实现他们的社会经济主张，新历史学派于1873 年发起成立“社会政治学会”，通过这个学会，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由于他们大多是教授，经常利用大学讲坛宣传他们的社会经济主张，并给他们的主张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因此他们的学说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因为新历史学派的主张中含有要求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赞成工人成立工会的具体内容，又贴着社会主义的标签，最初曾引起德国统治阶级的怀疑和反对。但是，德国统治阶级很快认识到新历史学派的学说对巩固容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于是转而接受了他们的理论主张，并从80 年代起付诸实施。俾斯麦就曾亲自对施莫勒说过，他自己实际上是个社会主义者，只是没有时间从事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而已。

由于新历史学派积极地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并获得容克资产阶级的支持，所以他们的理论在德国经济学界占居支配地位达数十年之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的失败，新历史学派才由盛而衰。但是，他们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它在美国演变为制度学派；在德国，则成为纳粹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奥地利学派 70 年代初，正当历史学派的学说从德国向外扩散之际，以卡尔•门格尔（1840—1921 年）为首的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起来捍卫古典学派的学说。他们指责历史学派轻蔑地抛弃了古典学派的基本原理，降低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他们自诩为古典学派的继承者，反对历史学派用经济史、统计资料及经济政策取代理论经济学，主张建立纯粹的经济学。他们在与历史学派的论战中，形成了独立的奥地利学派，又因为他们先后都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

奥地利学派反对历史学派的学说是必然的。因为奥地利的情况不同于德国，奥地利是个统一的帝国，国内不存在关税壁垒和市场分散等问题，横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以半封建大地产为主要形式的封建残余。因此，奥地利经济学界易于接受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的思想，排斥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主张。

但是，19 世纪7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古典学派的理论已不能全面地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因为他们侧重于生产，仅强调了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而奥地利学派则根据新的经济形势，把重点放在市场方面，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理论是门格尔在其《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而在庞巴维克的《资本与资本利息》和维塞尔的《自然价值》等著作中进一步完善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英国、瑞士的经济学派几乎与奥地利学派同时提出了这一理论。但是，他们的阐述不及奥地利学派完整，其影响也比奥地利学派小得多。

奥地利学派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普遍的规律，主张用抽象的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概括。但是，他们的方法论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个人的心理动机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起点，认为社会经济生活就是人对物的欲望以及满足这一欲望的活动。他抓住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分析物品的价值以及价值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转化的全过程。他们认为，物品的价值起源于效用。但是，他们所指的效用不是物品本身的客观属性，而是指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人对物品最后亦最小的欲望为边际欲望，物品满足边际欲望的能力就是它的边际效用。他们认为物品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该物品边际效用的大小。他们还把稀少与效用结合起来，认为边际效用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随着物品数量的减少而上升。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限量提供的水没有什么价值，稀少的钻石则具有很高的价值。稀少和效用成为决定物品价值的前提条件。

奥地利学派之用边际效用价值论来说明生产、分配及消费领域里的经济现象，并且藉以论证经济生活中价值转移的规律，都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所说的欲望和效用都是心理因素，是无法衡量的。他们的谬误在于把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当作判定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割断了价值与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价值由经济范畴变成心理范畴，也抹煞了价值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尽管奥地利学派一再声称自己是古典学派的继承者，但二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原则区别。古典学派的学说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并进而揭示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因此它具有科学的性质。奥地利学派则只强调纯理论研究，企图用人与物的关系掩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这就充分暴露了它的庸俗性。由于奥地利学派不仅公开表明它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而且还以比较通俗的方式阐述其理论，所以他们的学说在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 世纪末前后40 年中，他们的学说一直支配着奥地利的经济学界，同时也为英美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接受，构成他们的理论体系的基础。

四、欧美工人运动•第二国际

1、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

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工业的飞速发展也伴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人数猛增。美国产业工人在19 世纪60 年代末只有150 万，19 世纪末已达到750 万；德国1882年有工人730 万，到1895 年达到1020 万；19 世纪末英国有工人1430 万，法国为380 万，俄国近200 万。在日本， 1888 年只有产业工人 13.6 万人，1899 年增至142.6 万人。这一时期，工人大批集中在大企业里，在现代化管理下进行生产劳动，所以组织性更强了。第二，罢工运动的次数增加了，规模扩大了。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一度处于低潮，但是各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克服了暂时的困难，从70 年代起，各国的工人运动又重新恢复起来，80 年代后期达到了高潮。工会运动普遍兴起，1889 年，欧美有13 个国家建立了全国性或地区性的行业工会，仅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会联合会就拥有近24 万人，英国全国矿工联合会、美国劳联也是影响很大的工会组织。工会组织的建立有效地领导了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德国在70 年代发生了840 次工人罢工，80 年代达1862 次；美国在1882—1887年间发生了5237 次罢工，罢工人数为80.1 万人。俄国在1881—1886 年发生了348 次罢工。德国在“非常法”时期有15 万工人参加罢工。规模最大的是1886 年美国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罢工，发展为全国总罢工，共有35 万工人参加。这次罢工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第二国际领导下，世界各国工人每年都组织纪念“五一”的示威，“五一”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节日。许多地方的罢工工人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而且有的罢工运动获得丰硕成果。如美国1886 年大罢工中，一部分工人争取到8 小时工作日。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及各国工人党的普遍建立。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继续为在工人队伍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为《共产党宣言》的各种文本写了序言，努力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还根据当时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状况从理论上予以指，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及制定纲领和斗争策略，德法等国工人党的建立是与他们的活动分不开的。

德国在统一运动中出现的两个工人政党——拉萨尔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到1875 年合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它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尽管有拉萨尔派的倾向。合并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年之内党员数目就从2.5 万人增至3.8万人。党积极参加竞选，获得大量选票。1884 年得票54.9 万张，在帝国议会中取得24 个席位。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吓坏了德国统治集团。1878 年颁布的“非常法”，旨在取缔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此后，工人的一切自由权利都被剥夺，大批党员遭到逮捕或放逐。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惊慌失措，他们甚至宣布解散党。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逐步纠正了错误，采取了把地下活动与合法斗争结合在一起的策略，并且一方面照旧参加议会选举，另一方面积极领导罢工。结果，党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大。由于感到“非常法”无何效果，议会在1890 年否决了俾斯麦提出的延长“非常法”的法案。但是在“非常法”废除、党取得合法地位后，党内改良主义倾向增长了。1891 年夏，在爱尔福特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一个新的纲领，即“爱尔福特纲领”。该纲领虽然也以社会主义作为斗争目标，但是在方法上主张走和平道路。

在70、80 年代，在欧美其他国家也纷纷成立了工人政党。法国工人党是1879 年成立的，党纲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制定的。但是在建党后不久，党内出现了两派：以盖德和拉法格为首的正统派和以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前者坚持原来的纲领路线，后者幻想和平过渡。1882 年二者分道扬镳，正统派维持原来的工人党名称，可能派另组“社会革命党”。工人党声势越来越大，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1893 年在众议院中得到12 个席位。胜利冲昏了盖德等人的头脑，工人党不久就蜕化为改良主义政党。

英国在1884 年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名曰“费边社”，这是一群知名学者和作家创建起来的，其中有著名剧作家肖伯纳、工会活动家韦伯夫妇。这个团体主张缓慢地进入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浸润自由主义”的办法。参加费边社的也有工人。1893 年英国工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独立工党”，其纲领把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作为斗争的最终目标，并且把争取8 小时工作制作为最近的斗争任务。但是在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改良主义政党。

美国也产生了工人组织和工人政党。“劳动骑士团”创建于1869 年，它是由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的，它强调工人队伍的团结一致，并且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斗争的最终目标。但是它也倾向于采用和平手段达到这个目标。因此，到80 年代后，它的威信愈益低落。70 年代罢工斗争的发展，也促成了工人政党的成立。1876 年第一国际解散后，一些国际会员在费城集会，决定成立美国工党，后来又更名为“社会主义工党”。最初，它在左派左尔格和魏德迈等人的领导下，把第一国际的原则写进纲领中去。但是一方面拉萨尔主义者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党内终于占了优势，另一方面党只在德国移民的小圈子内活动，远离了工人运动。因此，在80 年代后期，“美国劳工联合会”成为美国工人运动中的主要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1881 年，是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它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在其存在初期曾对美国工人的团结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后来在龚伯斯的领导下失去战斗性，主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在19 世纪后期，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工人政党和工人社会主义团体。荷兰在1870 年、丹麦在1871 年、捷克在1878 年、波兰和意大利在1882年、比利时在1885 年、挪威在1887 年、奥地利、瑞士和瑞典在1889 年，都建立了工人政党。俄国在1883 年成立“劳动解放社”，领导人是普列汉诺夫。“劳动解放社”在俄国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

正当各国纷纷建立工人政党、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马克思积劳成疾，于1883 年3 月14 日溘然长逝。马克思的逝世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巨大损失，噩耗传出后，各国工人无不以悲痛的心情哀悼这位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其未竟事业。他为了从理论上指导工人运动的开展，做了大量工作：1885 年和1894 年，他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三卷。1884 年，他写出了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6 年写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光辉著作。除了进行理论工作外，恩格斯还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889 年他组织建立了著名的第二国际，使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上所述，19 世纪后期，欧美工人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各国党中间，只有德国工人运动最为发展，德国党最为活跃。因为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革命的中心已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最为发展，主要是因为：第一，德国在统一后，无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工人人数占总人口的1/4，但是他们深受普鲁士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因此革命觉悟很高。第二，德国工人党不断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帮助。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走在最后面的是美国工人运动。这是美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美国内战后，工业资本主义有了蓬勃的发展，这就为工人就业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而且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工人的工资也比欧洲更高，因此满足于现状，缺乏远大的革命理想。这就决定了美国工人政治和组织均缺乏战斗精神。同样重要的是美国西部开发吸引了东部的不满的工人，从而削弱了工人运动。而且，即使在工人运动最为发展的德国，工人运动也没有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迷信普选制，迷信议会斗争，妄想在容克统治下的德国实现社会主义。因此，19 世纪后期欧美工人运动整个说来处在低潮。这主要与时代特点有关系。在这个时期最发达的欧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社会立法，它们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起了“安全阀”的作用。

第二国际的成立 进入80 年代，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各国工人及其政党都有加强国际工人团结的愿望。1887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圣加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要在近期内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法国工人党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但是恩格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他特别反对在这一问题上操之过急。他认为新的国际必须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必须经过努力和斗争，使马克思主义者能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划清界限，以便使新的国际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仍集中精力帮助各国党批判机会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使新国际的建立刻不容缓了。1888 年，法国的可能派和英国工联主义者迫不及待地想成立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希望藉此来夺取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他们在伦敦开会，决定翌年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新国际。为了使他们的这一做法落空，使国际工人运动沿着正确路线发展，恩格斯不得不敦促法国的盖德派发起召开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恩格斯满腔热诚地投入到大会的筹备工作。

1889 年7 月14 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法国大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日，在巴黎同时召开了两个对立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出席可能派召开的大会人数达550 人，但其中法国代表就占了477 人。相比之下，出席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大会代表393 人，来自22 个国家，其中包括许多国际著名的工人领袖和活动家，如：德国党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伯恩施坦、蔡特金；法国的瓦扬、盖德、拉法格；奥地利的阿德勒；英国的艾威林、凯尔•哈弟；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德；荷兰的纽文胡斯和匈牙利的弗兰克尔等。李卜克内西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代表中有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大会进行得十分隆重，气氛热烈，讨论了许多问题，并且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国家的代表主张同可能派召开的大会“不惜任何代价地”合并。但因种种原因，两个大会的合并未能实现，这不能不使国际工人运动蒙受巨大损失。因为可能派和英国工联各自拥有人数众多的工人，合并的失败影响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分散了工人队伍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巴黎大会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靠劳工的经济组织（工联和工会）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决不与其他政党妥协的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只有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共同努力，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之后，劳动和人类才能获得解放”。无产阶级在有选举权的国家里，应当“利用自己的投票权竭力在现存制度下夺取政权”。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在1890 年5 月1 日组织游行。

第二国际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活动形式上都可以说是第一国际的继续和发展。第二国际的中坚力量都是第一国际的骨干，活动形式也是以召开代表大会为主。但是在组织形式上，两者有显著的区别。第一国际实行了较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第二国际则是一个没有中央领导机构的松散的联合组织，一切国家的任何工会、工人党及社会主义团体都可以参加代表大会。第二国际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正式章程、机关报，也没有统一的纪律。1900 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局也只是各国党的通讯和统计中心，对各国党没有组织上的约束力。第二国际的这种组织特点是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造成的。

这时期各国工人阶级均先后成立了自己的政党或组织。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各国党需要根据本国情况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路线和策略。马克思主义此时也已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许多党的领导人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完全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党的战略策略。这些情况就使得第二国际在组织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自愿联合、共同讨论、自由协商、独立自主。

2、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二国际在成立大会后到1900 年共召开了4 次代表大会，即：1891 年的布鲁塞尔大会、1893 年的苏黎世大会、1896年的伦敦大会及1900 年的巴黎大会。这些大会讨论了与欧洲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劳工立法问题、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问题、军国主义问题、斗争的目标和策略问题、民族殖民地问题以及土地问题等等。这几次大会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并且为实现劳工立法而斗争等等。

但是，几次大会的基调是通过议会斗争以实现工人的统治及社会主义，而忽略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倾向的明显表现。在1891 年布鲁塞尔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用经济总罢工代替政治斗争。这种错误主张在大会上竟无人从原则上予以反驳。在1893 年苏黎世大会上，机会主义倾向也很严重。在讨论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时，德国代表李卜克内西等人竟拒绝在士兵中进行工作，他们还反对军事罢工。在讨论关于“五

一节”问题的决议时，倍倍尔还建议把决议中的“社会革命”改为“社会改革”。大会虽然在决议中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是没有把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

第二国际创立后，恩格斯继续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以便指明工人运动的方向。1891 年他在发表了马克思的遗著《哥达纲领批判》之后，又写了《法德农民问题》、《〈法兰西内战〉导言》和《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等三篇重要文章，对于工人运动中的一切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进一步阐述了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恩格斯出席了苏黎世大会，当时他已是72 岁高龄，但是他仍精神饱满地在大会上致辞。他警告：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不能对议会主义及政治改革做过高的估价。恩格斯在这些年里坚持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反复强调这个观点：工人阶级如果没有独立的政党，如果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就在为工人事业而作不妥协的斗争中，恩格斯不幸在1895 年8 月5 日与世长辞。

恩格斯逝世后，机会主义者在第二国际中更加肆无忌惮了。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宣扬他的观点。从1896 年起，伯恩施坦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他又把这些文章合成一书，在1899 年夏出版。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一整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他认为：在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有了蓬勃的发展，与他的生前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当代的重大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予以“修正”。

他的观点有以下几个内容：第一，美化资本主义。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社会不是愈益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而是出现了新的中间阶层，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复杂化了，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本身包含了缓和阶级对立的因素，因而不可能出现革命形势。由于托拉斯、卡特尔垄断组织的出现，由于信用制度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适应性”，“更长的寿命和弹性”。第二，反对暴力革命。他说：“100 年以前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胁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他认为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只有用暴力才能打破，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在政治上实行民主，“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特权将逐步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的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少。”“各种自由制度，正是在它们具有伸缩能力和进化能力这一点上同封建时代的制度绝对不同，因此这些制度不应加以破坏，而应使之继续进化。”他还说：“实行普选制就意味着议会制度的民主，”社会民主党只要“以普选权和民主为基础”，争取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还说什么在当代军事技术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武装起义已不可能取得成功。他反对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即恢复封建专制制度）。第三，幻想从资本主义中生长出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伦理上的”理想，只是人们无法实现的幻想。他提出一个口号：“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其实他的真实思想是：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中一点一滴地生长出来。他认为：只要坚持渐进的、和平改革的策略，就可以促使资本主义自然地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修正”。他说纯粹的唯物主义和纯粹的唯心主义都是“宿命论”。他主张回到康德的哲学以代替唯物主义。他提出社会发展的“二元论”：社会发展不仅取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且也取决于“人本身的性质”、“人的精神素质”等“非经济因素。”他也反对辩证法，说它是认识真理的道路上的“陷阱”，是“马克思学说的最致命之点”。他企图证明“社会只有缓慢的进化”，而没有“飞跃”。右倾机会主义的泛滥 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日益占统治地位，许多国家的工人党注重于合法斗争，尤其是迷恋议会斗争，忽视了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有少数人（主要是党和工会的官僚）更热衷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当官或当议员。

机会主义的泛滥固然与恩格斯的逝世有关，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应该到19 世纪后期的社会生活中去找。主要原因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及社会立法，对于工人阶级有较大的诱惑力。各国党在长期的合法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党内许多人认为通过和平改良途径和议会斗争，无产阶级也能夺取政权。其次是无产阶级队伍本身发生了变化，许多小生产者在这期间大批破产，加入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传统习惯和思想等影响了工人群众，思想呈现了“多元化”，而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占统治地位，因此导致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队伍中泛滥。

修正主义思想的出现引起了工人队伍中间思想和理论的混乱，引起国际内部的激烈斗争。德国党内围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右派有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德国右倾机会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及英国工党分子等等。他们已经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中派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考茨基和英国的麦克唐纳等人。左派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首，他们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时，左派依靠群众运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并积极为之准备，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左派在理论上还不成熟，不能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从理论上阐明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纲领和路线，斗争策略也不灵活，因此在工人群众中影响不大。

1899 年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这一事件，引起国际工人运动处于混乱和分裂的边缘。法国党分裂成以盖德和瓦扬为首的“反入阁派”和以饶勒斯为首的“入阁派”。在1900 年巴黎大会上，第二国际内部展开激烈的争论，由于国际领导人考茨基起草了“橡皮决议案”，即国际代表大会不对此发表意见，才暂时防止国际分裂。但裂痕已深深存在于各党内部，分裂和解体只是迟早的事了。

3、第二国际的成就

尽管存在上述严重问题，但总的来说，第二国际这个时期的活动成绩仍是主要的，是其短短历史上的“黄金时期”。第一，促进了更多的国家建立工人政党。在国际影响下，匈牙利（1890年）、俄国（1898 年）以及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均先后建立了政党。仅1896 年就有30 个国家建立了工人党，拥有党员30 万人。英国工党也是在第二国际的强大影响下建立起来的。

第二，推动了议会斗争。在第二国际的号召下，各国党大多数能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揭露资产阶级，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各国党利用普选权展开竞选斗争，使众多的工人代表被选入议会。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 年得票142.7 万张，在议会获得35 席。1893 年达到179 万票，44 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法国， 1893 年社会主义各派力量得票50 至65 万张，其中工人党得票25 万张，当选议员50 人。在1896年市政选举中，社会主义各派在150 个市获胜，在75 个市初次当选。比利时工人党1894 年得票35.5 万张及28 个议席。意大利社会党1897 年有20 人当选为议员，1900 年增至33 人。其他欧洲国家均有工人代表选入议会。仅1894年，欧洲各党就获选票282.7 万，仅7 个主要欧洲国家就有134 人当选为议员。由于各国党在选举中表现出的强大力量，迫使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作出让步，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如：德国议会1891 年颁布实行劳动保护的“工商业法规补充条例”；1899 年废除“苦役监禁法”，并废除限制罢工的法令。德国党最大的成就是1890 年迫使议会废除了“非常法”及1895 年否决了“反颠覆法”。其他国家也通过了许多改善人民经济状况的立法。除此之外，各国社会党还利用议会进行反对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宣传，投票反对延长兵役期、扩大军事预算及其他扩军备战的措施。

总之，第二国际各党在议会的活动对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以及促进这些国家政治制度进一步民主化起了很大作用，并为20 世纪初工人运动取得更大成就铺平了道路。

第三，推动了各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各国工会有了新的发展。德国工会会员人数从 1890 年的 28 万人增至 1900 年的68 万人；1893年意大利工会已拥有30 万成员；英国工会会员到1900 年达到197.2 万人；美国为80 万人。苏黎世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工会组织的决议，于是国际性工会组织陆续建立，到1896 年为止，共成立了134 个行业性国际工会。在此基础上，1901 年8 月21 日在哥本哈根召开了国际工会代表大会，1902 年正式宣告成立国际工会。其次，合作社有了发展。除工会外，各国还建立了许多合作社。1895 年，比利时建立了500 多个合作社，向工人提供福利服务。在比利时的带动下，法国各地也纷纷建立工人合作社。1895 年成立的“社会主义消费合作社交易所”，就拥有942 个合作社和30 万个会员。合作社用部分利润为工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和低价药品，还为社会主义宜传提供资金。英国合作社到1900 年已发展到2000 个，会员170 万人。在90 年代中期，合作社运动开始向国际联合方向发展，1895 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拥有10 个国家作为成员。再就是工人罢工规模更大，水平提高。在第二国际的号召下，各国无产阶级每年都在5 月1 日举行游行和罢工。1890 年5 月1 日，欧洲北美（甚至还包括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的工人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一天，恩格斯兴奋地写道：“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1891 年五一大游行声势更加浩大，仅伦敦就有50 万人上街游行。以后每年五一，都有大规模工人游行发生，遂成为惯例。五一游行是世界无产阶级第一次统一的联合行动，千百万工人卷入游行示威，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五一节从此成为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战斗的共同节日。

各国工人90 年代的罢工规模也很大。德国1890 年发生了128 次罢工，2.1 万人参加；1900 年有852 次罢工，11.6 万人参加。法国1890—1895 年有9.2 万工人罢工，1900 年达到22 万人，1898 年仅巴黎便有10 万人罢工。比利时仅1893 年有25 万人罢工，几乎席卷了主要矿区和城市。英国1890—1896 年共发生罢工5801 次，参加者246 万人，仅1893 年煤矿大罢工就有20万人参加。美国1890—1896 年发生了10142 次罢工，参加者257.6 万人。

第四，社会主义运动冲出了欧美。在第二国际的影响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宽广方向发展，已冲出了欧美地区，广泛渗入到拉丁美洲、大洋洲和亚洲。在这些地区，工人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拉丁美洲诸国，19 世纪80 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大工业纷纷建立，无产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到19 世纪末，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扩大，工人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组织。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者出席了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890 年阿根廷工人响应国际号召，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拉美历史上第一次五一示威游行。1896 年阿根廷社会党成立并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智利1897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协会，1897 年底建立了智利社会党（1900 年改名为民主党）。巴西在1895 年也举行了五一游行。乌拉圭、巴西还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古巴则在民族独立斗争中成立了社会主义小组。在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开始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尤其是1890 年剪羊毛工人与海员的大罢工之后，社会主义影响开始扩大，一些工会组织参加了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联盟。1892 年各地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在悉尼成立了澳大利亚社会党，参加了第二国际。

在亚洲，日本在90 年代的工人罢工中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工会联合会和社会主义小组，并同第二国际建立了联系，酒井雄三郎还代表日本社会主义者参加了布鲁塞尔大会。1898 年片山潜在日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巨大努力。后来他参加了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第二国际与中国也发生了联系和交往。1889—1890 年中国上海的《万国公报》及1896 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均报道过第二国际的活动情况及欧美工人运动的新闻，还翻译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梁启超和孙中山还曾赴美英等国访问，考察了解当地的工运情况，开阔了眼界。孙中山还同英、法、俄、日等国的工人党领导人有过交往，这些交往对孙中山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从第二国际文献及活动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用社会主义理论充实、完善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为中国革命争取到了第二国际的宝贵支持。在另一方面，第二国际对中国革命十分关注，国际局及各国党多次发表宣言或决议，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如：德国党领导人在议会及各种集会上都猛烈抨击德国侵占胶州湾及参加八国联军的侵略行径，声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李卜克内西还曾富有远见地指出：亚洲将会迅速觉醒，中国革命将意味着“世界的转折”。总之，在此期间，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的志士仁人和命家在第二国际的影响下，开始从一个新的高度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

五、1871—1900 年的国际关系

1、三皇同盟

普法战争后，欧洲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一方面法国的惨败使它失去了在西欧和中欧大陆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德意志帝国崛起，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从而打破了原先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建立起来的欧洲均势，使大国之间的不信任和猜疑加深。俾斯麦对当时欧洲国际关系作过一个比喻，说欧洲大国像挤乘在同一辆马车里的陌生旅客，面面相觑又满怀狐疑地互相戒备着，如有人将手摸向口袋里的手枪，其邻座则已做好了先扣动枪机的准备。尽管这个时期没有出现大国间的战争，可是欧洲却处在一种受压抑的恐惧感之中。

欧洲一些国家对德国的优势地位和潜在力量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法国一直要报战败之仇，但是单靠它自身力量，是绝对不能战胜德国的，只有在找到其他大国做同盟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德国打败了法国，但无法将其消灭，再说它还需要巩固自身的统一，也不愿意发动一场新的战争。俾斯麦曾担心，如果再次发生欧洲战争，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可能被分割成几块，所以在他担任首相期间，对外一直奉行“和平”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只能以孤立法国，防止欧洲大国与法国结盟作为它的外交方针。

为了孤立法国，俾斯麦力图以一个联合起来的王朝欧洲，来包围一个不稳定的法兰西共和国，使其成为“孤岛”。他极力反对驻法大使阿尼姆主张用干涉手段恢复法国帝制，而坚持法国保持共和制。1872 年他在一次对皇帝的奏章中说：“对一个联合的王朝欧洲来说，巴黎的火山（指不稳定的法国共和政权）一点也不危险，它将自燃自灭。”要实现这一目标，在当时英国格莱斯顿内阁对欧洲大陆抱孤立主义的情况下，关键问题是处理好德国对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关系。

面对欧洲局势的大变动，日益削弱的奥匈帝国一直担心德国会侵占它境内日耳曼人居住的省份；担心俄国泛斯拉夫主义势力在巴尔干半岛的活动，会引起它统治下的斯拉夫人的反抗斗争，并且害怕德俄两国可能在近东和巴尔干半岛方面形成对它的联合压力。奥匈帝国已不能再忍受一次像在意大利和中欧方面遭到过的沉重打击。正如它的外交大臣安德拉西所说，奥匈帝国已是一个不能从事领土扩张的“防御性国家”，这个国家已经“超重”，“不能再载上点什么，不管泥土还是黄金，都将倾覆。”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对德国的强大心存畏惧，大势所趋，不容他不向德国讨好，因而在外交上转向采取与德国和好的政策。这正符合俾斯麦孤立法国的要求。1871 年8月至9 月间，奥德两国君主在伊舍尔、萨尔茨堡等地举行会见，大大消除1866年“兄弟阋墙”战争以来的两国对立情绪。奥匈帝国对德国和好政策的背后，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心情：既想通过与德国联合来抑制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又害怕德国会侵占其领土和德俄结成联盟来对付它，因而准备在可能情况下与俄国达成某种妥协，以改善自己的境遇。俄国和德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王朝友谊。如果没有俄国1870 年的“善意中立”，普法战争很难保证只在两个交战国范围内进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德国的斡旋和支持，俄国未必能如此顺利地在1871 年伦敦会议上，取消1856 年巴黎条约关于黑海中立化的条款。可是，强大的德国出现在俄国的西边，无疑是对俄国的一种威胁，使它不得不调动一部分军队守卫西部边界。

俄国不甘心德国充当欧洲的新主人。然而俄德友谊仍有实际价值，除了在波兰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外，当时俄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是在中亚和近东与英国的争夺。俄国需要与德国保持友好以保护其西部边疆的安全。而在近东，俄国可能面对英国和奥匈两个对手，这样德国态度的向背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俄国既在中亚、近东需要德国的支持，却又在欧洲需要遏制德国的优势，这使它在对德国政策上左右为难，这制约着俄国的外交变化。德奥日益

接近，引起俄国不安。如果德奥关系导致结盟，势必加强俾斯麦对欧洲事务的控制力，使它在与俄国打交道时占有更多的主动权，并使奥匈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加强，俄国将处于被孤立的困境。俄国感到如果继续与奥匈在巴尔干半岛处于对抗状态，那只会促使它加快投靠德国的步伐，不如转而谋求某种妥协以牵制德奥关系的发展。

普法战争后德奥俄三国的复杂外交关系，构成了它们走向“同盟”的背景。1872 年9 月，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去柏林访问威廉一世，这标志着德奥关系转趋接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知道这个消息后感到不安，要求参加会见。9 月6 日至12 日三皇会于柏林，这是德奥俄亲善的第一步。三国外交大臣俾斯麦、安德拉西和哥尔查科夫交换了意见，但他们只是两两单独地会谈，没有在一起开会，没有订立任何协定。然而，奥俄两国外交大臣利用这个场合，达成了若干口头谅解，其中包括双方同意致力维持巴尔干现状，这些谅解是奥俄第二年订立兴勃隆协定的前奏。

1873 年初，俄国为了巩固与德国的友谊，以便对付英国，便向德国建议订立军事同盟。德国考虑到法国提前偿清战争赔款，即将从法国撤回占领军队，这时同俄国签订军事协定将显示德国有不可抗拒的威力，因而在同年5月6 日威廉一世访问圣彼得堡期间，德国参谋总长毛奇和俄国元帅贝尔格签订了一项简单的军事协定。规定“如果两帝国之一遭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攻击，另一帝国应立即以精锐军队20 万人予以援助。”不言而喻，它是针对

英国和法国的，双方表示坚持严守秘密，以免泄露给英国和法国。

1873 年6 月，亚历山大二世到维也纳参观博览会时，要求奥匈加入刚刚成立的德俄军事协定。奥国无意引起与英国的矛盾，又担心自己卷入可能发生的对英战争中去，便以宪法程序为辞，推说不便参加。但是奥俄两国都不愿失去签订一个保障自身安全协定的机会，于是它们撇开德俄军事协定，6月6 日两国皇帝在维也纳郊区兴勃隆宫签订了一项政治协定，即兴勃隆协定。双方同意“遇有第三国的侵略危及欧洲的和平时，两国皇帝陛下互相约定不寻求或缔结新的同盟，他们之间应立即进行商谈，以便议定他们所应遵循的共同行动的方针”；“如果由于本项协议而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两国皇帝陛下应缔结特殊协定予以规定。”从内容上看，这是一个意义含混的协定，反映了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处于对立的地位，对可能发生的事很难预料。

两国都希望通过这个协定彼此约束，以保证不致使缔约国的对方与德国结成联合阵线。

对于兴勃隆协定的签订，德国表示欢迎并要求加入，因为这样的联合符合俾斯麦关于加强欧洲王朝团结，孤立法国的设想，同时也是为了控制俄奥关系的发展方向。俄奥关系变得过分亲密或者发生冲突，都将贻害德国在欧洲的地位，特别是它不愿使法国从中得到一个盟国。1873 年10 月威廉一世来到维也纳，于23 日加入兴勃隆协定，从而结成了“三皇同盟”。三皇同盟是一个旧式王朝外交的产物，兴勃隆协定是由皇帝们签字的，它所维护的是君主之间的协作原则。通过同盟，德国实现了孤立和削弱法国的目标。俄国加强了在中亚地区对付英国的力量和西部边疆安全的保证，使俄奥当时在巴尔干的矛盾有所缓和。俄国有意维系俄奥关系，以防德奥合作损害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但俄奥两国都没有放弃它们在巴尔干方面的敌对意图。奥匈则想依靠德国的支持，来压制奥匈境内斯拉夫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三皇同盟是一个松散同盟，内部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反映了普法战争以后欧洲大国的复杂关系。这一情况在同盟以后的活动中，特别是在1875 年4 月至5 月的德法危机中充分地暴露出来。

2、德法危机

普法战争结束后的和约规定，法国应把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必须缴付50 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没有偿清前法国必须担负德国占领军的费用。然而俾斯麦未能控制法国未来的发展，法兰克福条约既没有限制它的军事力量，也没有约束它的外交政策，法国仍然是一个大国，如果它想要复仇的话，道路是畅通无阻的。战后的二三年间，法国国内经济得到复兴，仿照德国的模式推行普遍兵役制，并改组了军队，复仇意识在文化教育各个方面表现非常强烈。1873 年法国提前偿清赔款，德国占领军于同年9 月撤离法国。1873 年5 月梯也尔下台，主张复仇战争的保皇党执政，各地天主教教会由于袒护受迫害的德国天主教徒而发表反普鲁士的言论。8 月，地处德法边境的南锡市主教，号召教徒为阿尔萨斯—洛林回归法国而祈祷，接着巴黎大主教也发表了类似的号召。俾斯麦以此为借口，企图先发制人，以战争恫吓政策震慑住法国，使其抛弃任何复仇打算。从军事方面看，德国占绝对优势，三皇同盟已使法国在欧洲陷于孤立。可是这并不能保证俄奥两国支持德国又一次向法国开战，无论俄国、奥匈和英国怎样对德表示友好，没有一个大国愿意看到德国继续扩张。

1875 年初，法国拟在德国购买1 万匹马。3 月，法国议会通过扩军法案，把团一级编制由3 个营扩充到4 个营。俾斯麦抓住这些事大做文章，立即公布德国禁运马匹出口的命令，并授意报刊对法国的扩军法案予以抨击。4 月8日，柏林《邮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战争在望》的社论，指责法国在国际天主教阴谋活动的支持下，准备复仇战争。俾斯麦还宣称要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参谋总长毛奇也表示：“如果法国不限制自己军备，那末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德国进行了战争动员。俾斯麦的目的在于恫吓法国，使之屈从德国的意志，并非想立即发动战争，可是在欧洲却造成了“战争迫在眉睫”的紧张局势。

法国外长德卡兹利用了当时其他大国担心德国扩张的心理状态，大胆地与俾斯麦展开斗争。他利用一切可以证明德国要侵略法国的消息，装作法国大难临头，将又一次受到德国欺侮，向其他大国寻求保护。德卡兹通过英国记者布洛兹在《泰晤士报》披露德国的战备消息，以争取英国舆论支持。4月12 日，刚返回彼得堡的法国大使勒夫洛在求见俄国外交大臣时，哥尔查科夫当即向他保证：“俄国将竭尽全力来抑制柏林的急躁情绪，并使和平与温和的想法得以在那里占到上风。”4 月15 日，亚力山大二世在接见勒夫洛时也重申：如果德国发动战争，那么“它就得负起全部责任来。”4 月21 日，刚从俄国返回柏林的俾斯麦特使拉多维兹在英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上，无意中谈到一些德国政党领袖的看法：“从政治哲学、甚至基督教方面来说，一次预防性的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法国将复仇作为其政策的固定目标，德国与其坐待侵略，不如将选择进攻的机会留给自己。”这给德卡兹提供了新的口实。他把法国驻德大使冈多- 别朗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制成复本，分寄法国驻英俄等国的大使，要他们提请所在国政府注意德国的这种战略思想，极力把法德两国争端说成具有欧洲国际争端的性质，以便说服这些国家对德国的侵略行动加以遏制。一些大国果然起来响应。英国力求维持欧洲均势，很快地照会欧洲各国，要求采取一致立场，用外交手段来平息德法危机。5 月9 日，英国驻德大使拉塞尔奉外交大臣之命，劝告德国消除对法国的所谓准备复仇战争的误解。作为三皇同盟成员的奥国态度暖昧，不敢得罪德国，害怕引火烧身，没有公开响应英国的建议，可是又秘密地向俄国表示，奥匈有“与俄国同样维持和平的愿望。”它既想保护自己，又不愿德国制服法国的企图得逞。三皇同盟另一个成员俄国态度就强硬得多，决心要阻止德国的侵略行为。5 月10 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偕同首相来到柏林。哥尔查科夫几乎是以整个欧洲代表的资格向德方发出诘难，表示不能容忍德国将要发动的新战争。俾斯麦假装惊讶，矢口否认有进攻法国的意图，并把这种消息归咎于法国交易所经纪人，特别是与交易所有关系的德卡兹的阴谋诡计。危机终于过去。可是俄国皇帝在离开柏林时，哥尔查科夫向俄国所有驻外使节发的电文内容给人的印象是：德国是有进攻法国的意图，只有在沙皇来到柏林以后，欧洲的和平才得到保障，并把自己宜扬成一个和平使者。俾斯麦对此深表不满他挖苦哥尔查科夫是想博得“法国救星”的美名，哥尔查科夫这种做法是在他背后踢了一脚。

1875 年德法争端引起的战争危机过去了，法国外交取得一定的胜利。英俄等国起来保护法国，使俾斯麦蒙受一次屈辱。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把这时期俾斯麦的表现说成是：“恰如欧洲曾不得不联合起来将其按倒的拿破仑一世”，她这话反映了这些大国不愿意欧洲均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德国的方向转化的普遍心理状态。不过，英俄等国维护的欧洲和平只是在法兰克福条约基础上的和平，它们都不打算扭转色当战役造成的局面，而是保证这种局面不致重演。它们反对德国进攻法国，同样也不支持法国向德国复仇，而是要维护当时业已形成的新的均势。

3、近东危机

普法战争后，在近东地区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这主要表现在：（1）法国暂时从东方政治舞台上退出，德国立刻填补了它的空位。尽管德国在这个地区还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它利用列强间的冲突来提高它在土耳其的地位，并企图把俄奥两国的注意力引到近东去，不让它们过问中欧的事情。（2）俄国由于在1871 年伦敦会议上取消1856 年巴黎条约黑海条款对其海军活动的限制，恢复了黑海舰队，从而增强要求控制黑海海峡和对巴尔干扩张的野心，这样就与一直觊觎巴尔干霸权的奥匈帝国之间的矛盾加剧。（3）英国自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竭力想在欧洲经过奥斯曼帝国境内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占据优势。英国首相狄斯累利于1875 年11 月从埃及方面购买运河公司大部分股票，充分地表明了英国的这一目的。因此，英国力图控制黑海海峡，来阻止它的主要劲敌俄国势力南下，以排除它通往印度航路上的潜在威胁。（4）奥斯曼帝国进一步衰落，加剧了列强对其领土瓜分的争夺。（5）德意志民族和意大利民族的统一，都增强了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识，再加上在俄国支持下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展开，要求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兴起。上述诸因素使近东地区的政治更加不稳定，终于导致危机的爆发。

19 世纪70 年代初，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其中斯拉夫人居多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东鲁米利亚、马其顿及阿尔巴尼亚受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罗已获得自治地位，但名义上仍属奥斯曼帝国统治。1875 年夏，在奥斯曼帝国最西北部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两省，先后爆发了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民反抗土耳其素丹统治的起义，于是开始了持续3 年之久的近东危机。这次起义深得在其毗邻的斯拉夫人国家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两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斯拉夫民族情绪再度高涨。这两个具有自治地位的国家希望联合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摆脱土耳其素丹的统治，建立南斯拉夫国家。土耳其政府则把大批军队集结在这两国边界，局势十分危险，很快地引起了列强的干涉和外交活动。南方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奥斯曼帝国，但是它也威胁着奥匈帝国，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有几百万南方斯拉夫人。南方斯拉夫民族解放事业势必动摇奥匈帝国的统治，因此奥匈帝国政府对于奥斯曼帝国内的斯拉夫人起义持反对态度，而且特别担心俄国以基督教徒保护者的身份出兵干涉，因此采取了维护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立场。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态度一样，为了防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为了防止俄国势力通过巴尔干进入地中海，也主张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狄斯累利鼓励土耳其素丹采用一切手段镇压波、黑两省的起义，避免国际武装干涉的行动。俄国则积极支持波、黑两省起义，但是其真实目的在于干涉巴尔干事务，打击奥斯曼帝国，取得对黑海海峡的控制。但是俄国在支持斯拉夫人起义时，并不希望同奥匈帝国发生严重冲突。所以在波、黑两省起义后，俄国就和奥匈帝国保持接触，出现了两国共同出面保护斯拉夫人的“合作”。这种合作，表面上看是遵循三皇同盟的原则，实质上每一方都不让对方单独行动。

1875 年8 月哥尔查科夫在维也纳提出，给予波、黑两省以类似罗马尼亚所享有的那种广泛自治权，奥匈帝国没有同意。随后，安德拉西提出一项解决办法，由签署1865 年巴黎和约的各国要求土耳其政府对波、黑两省实行改革：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取消包税制度，利用省区税收改进农业等，这就是所谓“安德拉西照会”。各有关国家同意这项办法，并于1876 年1 月分别以照会方式通知土耳其政府。土耳其政府也表示接受，但为波、黑两省起义领导人所拒绝，他们认为土耳其政府早已失去信用，空言改革无济于事，安德拉西照会受阻。5 月，在哥尔查科夫的建议下，三皇同盟国家的外交大臣在柏林开会协商，通过了《柏林备忘录》，要求对波、黑两省“改善居民命运而不破坏政治现状”，实际上是安德拉西照会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备忘录有下述内容：三国政府“认为有必要达成关于采取具体措施的协议⋯ .以防止战祸进一步发展。”可是当德国政府征求英国意见时，遭到英国拒绝。英国之所以拒绝，不仅是因为没有被邀请参加近东问题的讨论，更主要的原因是英国不愿见到俄国势力伸入巴尔干半岛。

当三皇同盟“推销”柏林备忘录时，保加利亚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素丹的起义。土耳其非正规骑兵——契尔克斯人和巴希祖克人残酷地镇压起义人民，杀害了大约1.5 万人，破坏的村镇有79 个，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保加利亚惨案”。可是英国政府却为土耳其的暴行辩护，支持土耳其拒绝接受柏林备忘录，并为防止俄国在海峡立足，借口保护侨民安全，派遣军舰到达达尼尔海峡附近。

1876 年6 月30 日，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为了支持保加利亚起义，向土耳其宣战，事态进一步扩大。俄国支持塞尔维亚，但担心由此与奥匈发生冲突，为了寻求解决办法，沙皇与奥皇于7 月8 日在捷克的赖希斯塔特会谈，结果两国达成如下协议：如果土耳其获胜，将坚决要求土耳其根据安德拉西照会和柏林备忘录内容作出安排；如果塞尔维亚获胜，对成立大斯拉夫国家一事将不予以协助，君士坦丁堡成为自由市。显然俄国作出了让步。但会谈后没有签署公约或议定书，达成的协议是由双方根据自己的记录单独加以说明，因而在不少要点上出现了相互矛盾。9 月，土耳其击败塞尔维亚，俄国准备派兵援助。但是为了避免重蹈克里木战争的覆辙，为了避免因同土耳其交战而引起列强出兵反对俄国，俄国不得不事先探询一下德、英和奥匈三国的意见。结果不但未得到德国和奥匈的支持，而且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俄国与英国的多次协商，决定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由巴黎和约签署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来迫使土耳其实行改革。12 月11 日，各国代表在预备性谈判中，达成了协议：必须给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以奥斯曼帝国自治省的地位；由列强委任的欧洲委员会来监督三地实行自治体制。可是在12 月23 日国际会议正式开幕的那天，土耳其公布了宪法，声称一切改革由议会来决定，实际上拒绝接受国际会议作出的决定。俄国主张用武力迫使土耳其接受国际会议的决议。但没有得到其他大国的积极支持，而英国则坚决反对对土耳其施加任何压力。于是俄国决定单独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为了使奥匈帝国在未来的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1877 年1 月15 日，俄奥签订《布达佩斯条约》，规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为奥国占有；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等地作为俄奥两国军队的缓冲区域；不许在巴尔干建立大斯拉夫国家；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独立；君士坦丁堡成为自由市等。尽管当时奥匈帝国并无足够的军事力量同俄国对抗，但俄国急于趁机向巴尔干扩张，不得不尽量满足奥匈的要求。

1877 年4 月24 日，俄国向土耳其宣战。奥匈根据条约坚守中立，德国对俄国表示友好，法国正在争取俄国的友谊，因之这三个大国都没有对俄军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只有英国与俄国处于对立地位。可是英国如果在大陆上没有一个同盟国家，要想战胜俄国也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表示强烈反对。6 月23 日俄军渡过多瑙河，7 月19 日占领巴尔干山脉的息普卡隘口。随后，俄军在普利佛那要塞受阻，遇到帕夏（统帅）所率土耳其军队的顽强抵抗，几次进攻均遭失败，不得不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直到12 月21 日才占领该要塞。1878 年1 月，俄军攻占亚德里亚诺堡。俄军向君士坦丁堡方向的推进引起英国的惊慌，国内反俄舆论蜂起，沙文主义者高唱：“我们不愿作战⋯ .如果我们要打，我们有船，我们有人，我们还有钱⋯ .俄国人不会得到君士坦丁堡。”英国女王不断对内阁施加压力，要求采取有力措施。英国舰队奉命进入黑海海峡，以保护英国侨民安全为名，驻泊于离君士坦丁堡南面的穆达尼亚湾。海峡地区风云骤起，英俄两国剑拔弩张。这时，尽管土耳其军队已溃不成军，但俄军也无力给予最后一击，直到谣传英国舰队开来而且真的开到君士坦丁堡时，战争才告结束。在土耳其的要求下，俄土双方在亚德里亚诺堡签署了停战协定。

1878 年3 月3 日，土耳其被迫接受俄国提出的议和条件，双方在离君士坦丁堡只有12 公里的俄军驻地圣斯蒂法诺签订和约。和约规定：土耳其承认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完全独立，并且向前两个国家让出大量领土；俄国获得比萨拉比亚西南部分；土耳其保证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改革；保加利亚成为隶属土耳其素丹的公国，由俄军占领两年，并且在俄国监督下“创设和实施新制度”，其疆域包括保加利亚，东鲁米利亚全部及马其顿大部分，东起黑海，西至塞尔维亚边界，北至多瑙河，南至爱琴海。因而保加利亚不仅成了俄国控制两个海峡购桥头堡，而且俄国还可以通过保加利亚直达爱琴海，亦即地中海。俄国应获得14.1 亿卢布的赔款，其中大部分以土耳其割让卡尔斯、巴统、阿尔达汉、巴亚济特为抵偿。这样，圣斯蒂法诺和约使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大大膨胀起来了。但是，俄国并不能安稳地享受这些“赃物”，因为英、奥两国极力反对。圣斯蒂法诺和约签订后3 天，安德拉西就正式提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讨论这个和约。英国为了逼迫俄国让步，仍把舰队继续停泊在君士坦丁堡，而且从印度调遣军队进驻马耳他。实际上，俄国财政与军事方面的情况已不允许它再经受一次大国间的战争。虽然取得了俄土战争的胜利，但它的财政却回到了克里木战争失败后的状况。新任俄军前线总司令图托尔本将军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指出：俄军不可能阻挡英舰对黑海的威胁，土耳其又重新调集8 万军队守卫君士坦丁堡。财政与军事形势的窘迫，再加上国内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俄国无法使圣斯蒂法诺条约生效。这时德国又公开放弃对俄国的支持，俾斯麦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并劝告俄国为了和平接受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俄国处于孤立无援地位，不得不同意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在国际会议召开前夕，英俄奥三国分别举行双边谈判，来保障自己在近东事务最后安排中的地位。根据1878 年5 月20 日签订的《英俄密约》，俄国同意取消大保加利亚计划，把原拟该公国的南方边界从君士坦丁堡退缩到巴尔干山脉防线以外。6 月4 日缔结的《英土同盟条约》，迫使土耳其将塞浦路斯让给英国。在6 月6 日签订的《英奥协定》中，双方赞同分割大保加利亚的计划，英国支持奥国对波斯尼亚的要求。这些条约和协定为柏林会议铺平了道路。

柏林会议于1878 年6 月13 日开幕，与会者有德国、英国和俄国的首相，欧洲各大国的外长和土耳其的代表。东道主俾斯麦担任会议主席。会上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保加利亚问题。狄斯累利不遵循国际会议使用法语的惯例，而用英语发言，表现了不妥协的姿态，并以离会返国要挟俄国让步。由于俾斯麦的调解，英俄间才停息争论，参加国终于在7 月13 日签署了《柏林条约》。根据该条约，保加利亚公国的领土大大缩小，俄军占领期间也缩短至9 个月。东鲁米利亚和马其顿仍归土耳其统治；波、黑两省划归奥国管辖，并由奥军占领，尽管这两省在名义上仍属土耳其。俄国则获得比萨拉比亚、巴统、阿达汉和卡尔斯等地。从柏林会议的结果不难看出，它所提供的解决近东危机的最后方案，实质上是在修改圣斯蒂法诺和约基础上的势力范围的再分配，英奥俄三个大国在土耳其瓜分到各自的势力范围，造成一种新的均势。大国战争冲突的危险暂时得以避免，近东危机暂时得到解决。可是，在东方问题上大国的对峙局面仍然存在，一次危机的结束只是新一轮矛盾与斗争的开始。到20 世纪初，巴尔干问题终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俄国在柏林会议上受到挫折，柏林会议使它在欧洲面前扮演了失败者的角色，这使得沙皇异常不满。因此，柏林会议后，俄德、俄奥的关系恶化了。

1878 年“三皇同盟”条约到期，但没有续订，这意味着它的瓦解。三国同盟的形成 柏林会议后德俄关系十分紧张。俄国把它在柏林会议上的外交失败归罪于俾斯麦，亚历山大二世把柏林会议说成是“俾斯麦领导下的反俄大联合”。俾斯麦尽力为自己辩护，说他在柏林会议上曾多次帮助俄国讲话，德国也掀起宣传运动进行反击。两国报刊相互诋毁了好几个月。1879 年1 月，俾斯麦以俄国出现鼠疫，需要实行检疫为借口，禁止俄国牲畜的输入，紧接着又实行粮食进口税，给俄国的经济以沉重打击，导致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俾斯麦深恐俄国组织反德集团和俄法结盟，决定加强德奥关系。他考虑到素来亲德的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即将为亲俄派人物所代替，决定抢先行动。1879 年8 月27 日，俾斯麦与安德拉西在加施泰因会谈，谋求缔结反俄同盟，双方一致认为德奥同盟是法俄同盟的“平衡器”，尽管法俄同盟还未出现。德奥缔结反俄同盟，遭到威廉一世的反对。9 月3 日至4 日，威廉一世与他外甥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边境城市亚历山大罗夫会谈颇为融洽，使他感到没有联奥反俄的必要。俾斯麦以德国面临战争来威吓皇帝，并且通过皇帝的亲信去向他进言。最后俾斯麦以内阁总辞职要挟皇帝，威廉一世才让步。10 月7 日，《德奥同盟条约》在维也纳签订。其主要内容是：如两帝国之一遭到俄国进攻，两缔约国应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实行互助；如缔约国一方遭到另一国家进攻，缔约国另一方应对其盟国采取善意的中立，但是如果进攻的国家得到俄国的支持，缔约国双方应共同作战直到共同议和为止。这个条约具有鲜明的反俄性质。在俾斯麦的外交方针中，孤立法国是主要目的之一，他过去拉拢俄国，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建立以反俄为目的的德奥联盟，意味着孤立法国政策的失败，并且也推动了法俄同盟的建立。俄德关系的恶化，对俄国来说，由于失去德国的支持，它与英奥在海峡、巴尔干的斗争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为了在巴尔干的斗争中谋求德国的援助，也为了避免因两国不和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防止德英联合，沙俄迫切希望改善与德国的关系。1880 年1 月，俄国向德国提出恢复三皇同盟。俾斯麦为防止俄法接近，避免因对俄战争发生而使德国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表示同意。当时奥匈也想与英国结盟，以便在英国支持下夺取土耳其的欧洲领土，而以土耳其亚洲属地让给英国作为交换条件。同年4 月英国自由党上台，转而采取与俄国合作的政策，这才使奥匈转变态度。1881 年6 月18 日，又一次的《三皇同盟条约》签订于柏林。三皇同盟被恢复，但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松散的政治结构，而是受条约义务的束缚。三皇互相承诺保守中立，并宣称对黑海海峡的控制具有“欧洲的和相互约束的性质”，这就保证德奥两国不能帮助英国进攻俄国；俄国也不能在法德交战中站在法国一边。英国不至于不顾所有欧洲国家的反对在黑海海峡采取单独行动，因此俄国在这一地

区的安全得到了保障。1881 年法国侵占突尼斯。俾斯麦鼓励法国去“摘取突尼斯这一成熟果实”，同时又怂恿意大利在北非与法国竞争。意大利在同法国争夺突尼斯的斗争中遭到失败，迫使它去投靠与法国对立的德国。与此同时，“罗马问题”即梵蒂冈的地位问题十分尖锐，而德国当局和国内天主教政党停止斗争，达成妥协，意大利担心德国帮助教皇来干涉意大利内政，也感到有加强同德国联系的必要。于是，意大利向德国表述了与德结盟的愿望。俾斯麦也想拉拢意大利对抗法国，壮大自己一方的力量，但他以意大利和奥匈就双方利益取得谅解为条件，并且说：“从罗马到柏林的道路是要通过维也纳的。”意大利与奥匈有矛盾，奥匈帝国仍保有意大利领土（的里亚斯特和特兰提诺），但为了求助德国，不得不与奥匈接近。1881 年7 月意大利国王访问维也纳，提议当意大利受到法国威胁时，奥匈给以它安全保证。奥匈没有响应。次年2 月，俾斯麦看到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流行和俄法接近的迹象，担心俄国不信守三皇同盟，因而劝告奥匈同意大利进行谈判。奥匈考虑到和意大利接近，可使它一旦发生对俄战争时免除后顾之忧，终于同意和意大利结盟。1882 年5 月20 日，《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在维也纳签订。条约规定：如意大利未有直接挑衅行为而遭到法国进攻，德、奥必须以它们的全部军队援助意大利；如德国未有直接挑衅行为而遭到法国侵略，意大利也担负同样的义务；缔约国之一在同其他任何一个大国（法国除外）发生战争时，缔约国另外两方必须对它们的盟国采取善意中立，这意味着如果俄奥发生战争，意大利恪守中立。三国还各自发表声明，这项条约不是针对英国的。德奥意结成的同盟，史称“三国同盟”。它与同时存在的三皇同盟、德奥同盟，构成了以德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法俄同盟 80 年代初，德俄关系一度出现缓和，三皇同盟在1884 年又续订过一次。但在德奥俄三角关系中，德国支持奥匈对付俄国，而俄奥在巴尔干的争夺是无法调和的，因此随着俄奥间的矛盾加深，势必引起德俄关系的疏远。

1885 年9 月，东鲁米利亚首府发生革命，赶走了土耳其委派的总督，宣布东鲁米利亚合并于保加利亚公国。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经过一番犹豫，接受了这一要求。他是由沙皇扶持而登上大公宝座的。这时，俄国因亚历山大不愿听从它的摆布，以违反柏林条约为由，坚决反对保加利亚统一，并欲废黜这位大公。塞尔维亚和希腊因保加利亚统一破坏了巴尔干均势，也对保加利亚表示不满。塞保两国曾一度交战。英国企图利用俄、保关系恶化，赞同保加利亚统一，来阻挠俄国势力伸向地中海。德国则出于孤立法国，拉拢俄国的需要，支持俄国对保加利亚的政策。土耳其也将出兵东鲁米利亚，进行镇压。7 年前，即柏林会议在讨论保加利亚统一时，俄国竭力赞同，而英国坚决反对，现在情况完全改变，却站到它们原先相反的立场上去了。保加利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由此可见。1886 年2 月，土、保根据由英国提出的方案签订协定，规定东鲁米利亚名义上仍是土耳其的一个省，由素丹任命保加利亚大公为这一省的总督，这样保全了各方的体面，以妥协方式承认了保加利亚的统一。可是问题仍未解决，8 月，亚历山大大公被亲俄的保加利亚军官绑架，过后虽经释放，但因不能取得沙皇谅解弃位出走，保加利亚议会推举亲德奥的斐迪南为大公。俄国极为不满，扬言要出兵占领保加利亚。奥英则声明，不允许俄国单独干涉保加利亚事务。俄国与奥英关系更加恶化。这期间，德法关系又趋紧张。以鼓吹复仇主义闻名的布朗热出任法国陆军部长，采取措施加强军事力量。俄国一些报刊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发表亲法言论。俾斯麦为了稳住俄国，使它在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除了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积极支持俄国外，还加强了和俄国的联系。同时，俄国在海峡和保加利亚问题上需要得到德国帮助，也十分看重与德国的关系。1887 年1 月，俄国使者彼得•舒瓦洛夫前往柏林，商谈关于阻止原亚历山大大公复辟问题，曾提出为保持两国密切关系签订德俄双边条约，在他拟定的条约草案中保证俄国在德法战争中严守中立。俾斯麦因得到俄国这一保证，立即以布朗热复仇运动为借口，对法进行战争恫吓。他说：“一旦布朗热当上内阁总理或共和国总统，就会发生战争”，并把军队向法国边境集结，于是出现了1887年的德法危机。当法国面临德国战争威胁，要求俄国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时，沙皇给了肯定的答复。这样俾斯麦便不敢轻易开衅，危机也就平息下去。俄国的这个态度，引起了德国的愤怒，它拒绝了舒瓦洛夫的条约草案。但是俾斯麦仍旧没有放弃与俄国达成协议的希望，多次向俄国提议，用德俄双边条约代替已经过期的三皇同盟条约。这一年4 月，俄国同意重开谈判。6 月18日德俄签订条约，双方互相保证“如果缔约国一方与第三个大国作战，缔约国另一方应对缔约国这一方保持善意中立”，但“此项规定不适于对奥或对法战争，如果这一战争是缔约国一方对以上两国之一实行进攻的结果。”德国还将在保加利亚和海峡问题上给俄国以外交上的支持。对德国来说，由于德奥同盟条约中已保证奥匈在发生德法战争时中立，而这个条约又再次保证了俄国的中立，因而被称为《再保险条约》。可是再保险条约仍未能完全保证俄国在德法战争中严守中立，因为如果俄国认为德国是进攻者，它就没有遵守中立的义务。为了把俄国引导到德国所需要的外交轨道上来，俾斯麦只得不断地对俄国施加压力。他拒绝帮助俄国阻止保加利亚议会选举斐迪南为大公，鼓励英奥意3 国在1887 年12 月订立以反俄为主的地中海协定，下令禁止帝国银行接受俄国有价证券作为借款抵押等，但是这一切压力都没有使俄国俯首就范，反而逼迫它去同法国接近。

1890 年，俾斯麦被迫辞职。威廉二世和新任首相卡普里维抛弃俾斯麦坚持的拉拢俄国的外交方针，转而全力支持奥匈，对俄国采取较强硬的态度，拒绝了俄国关于续订再保险条约的提议。为了追求英国的友谊，德国与英国在东非问题上达成妥协。1890 年7 月两国签订了《赫耳果兰条约》，德国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的保护权，并把乌干达等地区让给英国；英国承认德国占有坦噶尼喀沿海地带，把位于北海的赫耳果兰岛让给德国。德英的接近，使德俄更加疏远，加速了法俄结盟。

处境孤立的法国一直把俄国作为自己结盟的主要对象，而俄国对俄法联合不甚积极，这是因为：在俄国的心目中，法国是一个战败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不大；而且俄法联合本身也存在不少障碍：不但法国共和政体与俄国君主政体难以相容，而且两国在对外利害关系上也很不一致。俄国并不同情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的愿望，法国对俄国在近东的扩张有反感，它主张保持土耳其的独立地位。法国主张把英国赶出埃及，俄国则希望英国留在埃及，使英法纠纷继续下去。俄国对德国没有严重的恶感，它心目中的主要敌人是英国，然而法国希望最终与英国和解，以加强自己反德国的地位。但是，到80 年代后期，德俄矛盾加深，为法俄接近提供了条件。1887年12 月，俄国在德国拒绝借款的情况下，与法国签订了第一次借款协定，借款5 亿法郎。1888—1889 年，俄国又在法国发行总数达19 亿法郎的公债。1888 年俄国还向法国定购50 万支步枪。随后几年法国资本源源不断地向俄国输出，使资金匮乏的俄国在经济上加深了对法国的依赖。在这期间，欧洲国际政治形势对俄法两国异常不利。1887 年英意奥三国两次订立以反法反俄为主的地中海协定，1891 年三国同盟续订，德英两国的密切交往，说明德奥意英互相支持，形势逼人。法俄要打破各自的孤立状态，不得不加强合作。俄国加快了与法国结盟的步伐。1891 年7 月，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和法国前任大使拉布拉伊的谈话中提出了两国“应该在走向协商的道路上迈进一步”后，法国迅速作出反应。同月，法国舰队访问喀琅斯塔得要塞，沙皇亲自来到旗舰上，在俄国一向严禁演奏的《马赛曲》的乐曲声中脱帽致敬，这无异于宣布俄法两国携起手来了。8 月，俄法就订立了《政治协定》。这个协定是通过俄国驻法大使莫伦海姆与法国外交部长利鲍之间来往信件达成的。这些信件阐述了两国一致的目标：“如果和平真正遭到威胁，特别是两国之一方有被侵略的危险，双方约定应就两国因发生此种情况而必须立即同时采取的措施的问题获致谅解。”尽管协定的内容并不十分明确，它实际上已经奠定了法俄同盟的基础。

1892 年8 月初，法国总参谋长布亚德斐尔以观察俄军秋季演习的名义前往彼得堡，开始和俄国军方秘密谈判。8 月17 日，他和俄军总参谋长奥勃鲁契夫签订了法俄军事协定。军事协定规定：“如果德国或意大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法国，俄国应用它的所有军队进攻德国；如果德国或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俄国，法国应用它的所有军队与德国作战。”“法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130 万人；俄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70 万至80 万人。这些军队应尽速全部参加战斗，迫使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同时还规定双方不得单独媾和，应严守协定秘密，有效期和三国同盟条约相同。1893 年12月15 日和1894 年1 月4 日，法俄两国政府的来往信函正式通知对方：军事协定已获批准，法俄正式结成同盟。法俄同盟的建立意味着另一个军事集团的出现。从此，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初步形成了两大营垒的对峙：一方是法国和俄国，另一方是德国、奥匈和意大利。大国中只有英国还暂时置身于两大营垒之外，保持着行动自由。因此，它的动向，对欧洲均势的改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六、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1、物质生活

资本主义时代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在其短短的几百年的历史中创造了超过人类历史几千年所创造的财富，这就为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前提。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是极其不合理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日益恶化，特别是在资本原始积累开始加速的17世纪以后。以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最早的英国为例。1688 年时，占英国家庭总数1.2％的贵族和士绅家庭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14.4％，1803 年时，上层社会家庭占家庭总数的1.4％，收入占15.7％。与此同时，社会下层的所谓劳动阶层（不包括熟练工人和工匠）的家庭，1688 年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收入仅占20.7％；1803 年时，这样的家庭占总数的1/3 以上，而收入只占16.5％，据估计，这样的家庭中平均每人年收入只有3.35 英镑，而平均花费是3.76 英镑，这和上层社会人均年收入成千上万英镑相比实在是天悬地隔。就整个欧洲而言，情况也大致如此。17 世纪，欧洲的大多数行业工资在下降。1700 年，妇女的工资比300 年前下降了60％。1770 年，在巴黎，一个壮男工一天可以挣50 个苏，而一磅面包要卖到13 个苏，女工只能挣到男工的一半或更少。从1750 年起，抢食品的风潮经常发生，所以面包房都要由士兵守卫。就是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到19 世纪上半叶，工人的生活状况也没有多大的改善。工人家庭的收入从表面上看可能是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是以工人每天工作16 个小时甚至更多、妇女和儿童都参加工作为代价的。只有在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完成以后到20 世纪初这段时间，随着社会财富的大幅度增长，西欧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工资才有了稳步的增长，工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几乎增长了两倍。但具体到各类工人，又有比较大的差别。1900年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中工人贵族（熟练工人）占大约15％。在英国，熟练工人的工资每周是10 英镑（一年500 英镑），这虽然只相当于低层中产阶级收入的2/3，却是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两倍。而且，就整个社会来说，贫富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当时占英国人口5％的最富有人的收入占了全民总收入的1/3，占人口20％的富有的人的收入占了全民总收入的50—60％，而占人口30％的最贫穷的人的收入只占全民总收入的10％，而且当时富人几乎没有所得税。穷人家庭参加工作的人比较多，而富人家庭参加工作的人少，所以就个人的工作收入而言，收入差别更大，至少不小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差距。总的说来，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但却没有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不过以上只是相对而言，就工人阶级本身来说，19 世纪最后30 年他们的物质生活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改善。

财富和社会地位变化比较大的一个阶层是资产阶级中所谓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上层除了在财产方面的差别外，主要是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商务和工作上，而上层富豪则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所谓的文化（闲暇）生活上。中产阶级一般都参加工作，大多数是从事经营管理、脑力劳动和技术工作；而上层阶级不劳动就可以过着舒适的生活。中产阶级都积聚了一定的财产，有的已经相当富有。随着科学技术对生产的影响和管理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日益增强，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也在不断上升，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仆人的多少是中产阶级财富的标志，一般说，中产阶级家庭至少有一个全日帮助清洗和做饭的女仆人，这是区别中产阶级和工人家庭的标志。而真正的拥有财富的第一个标志是有一个男仆，如果有二三个男仆则是很富有的了。1900 年时，一个年收入超过1 万英镑的家庭要花掉大约1/4 的收入来雇用10个仆人，因此，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支庞大的仆人大军。1911 年时，英国的雇佣工人中每7 个人就有一个是仆人，而15—20 岁的女孩中每3 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女仆。在英国，男管家（地位最高的男仆）要求身材很高，他们的收入也很高。中产阶级的底层是白领工人，他们的工资可能仅相当于熟练工人，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巴尔干地区，白领职员们都留着很长的指甲，以便使自己区别于干体力劳动的工人。领带、西装和细嫩的手大概比工资更能区别社会地位。

2、社会观念

随着社会物质财富分配的变化，人们的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是由法律来维系的。资本主义制度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实现了“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但是社会地位的实际上的不平等不但存在，而且仍然是社会的基石。英国全盛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等级观念更进一步加强：家庭祈祷时，都是按等级地位安排位置的，家庭成员之后依次是管家、厨师、女仆、脚力和帮厨等，仆人们都是面对墙壁跪着祈祷；在农村，农场主的妻子见了牧师的妻子要行屈膝礼。宗教仪式上都是按地位的尊卑安排顺序的：首先是乡绅，然后依次是农场主、商人、店主、工匠，最后是农业工人。欧美各国情况大致如此，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但与封建社会不同的是，由于社会等级不再是建立在法律上面，而是建立在不断变动的财富上面，社会已经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成员的地位在各阶级阶层之间不断变动。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心理基础。然而，和封建社会一样，不同的社会地位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起居饮食、服饰举止以及娱乐、体育等方面都反映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封建阶级的世界观认为财富只有靠土地和身份而不是靠亲自劳作和操心来获得才是光荣的，一个人身份的高低就在于有多少这样的财富供其挥霍；而新生的资产阶级崇尚的德行是：褒扬生产性工作、勤勉、增加资本；与封建阶级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聚积财富而不是挥霍，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尤其是这样。这样的社会观念也反映在日常的服饰、娱乐和举止等方面。不过一般说来，社会观念的变化远远落后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也落后于其他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化。不劳而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被当作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例如英国16、17 世纪时，医生的地位还很低，尽管主要的宫廷医生有很高的经济收入，但医生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业，直到17 世纪中叶，一位绅士还拒绝同一位有钱的医生的女儿结婚。律师职业虽然不被视为低等，但也不受人尊重。原因是因为他们要靠自己的工作取得收入。只有在北美殖民地及独立后的美国，由于封建社会观念的残余比较少，依靠自己劳动获得财产的人才容易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3、服饰 

服饰不仅能遮体御寒，也是表明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标志。在封建社会，法律一般都对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服饰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下层人民越级穿着上层等级的服装，甚至连马的装饰也有贵贱之分。在工业革命以前，服装的装饰和象征作用远远超过其御寒遮体的功能作用。固然，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审美观对服饰也有很大的影响，一般说来，上流社会的华贵的服饰深受欧洲各宫廷的影响：扑粉的假发，男子的发辫（19 世纪初开始不再流行），以及用料考究、做工精美和缀有华而不实的装饰的服装代表了一个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到了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服装的装饰作用越来越同其功能作用相结合，因为中产阶级都要亲自参加工作，过分装饰的服装显然不利于他们的工作，所以从19 世纪中叶开始，中产阶级领导了服装变革的潮流，男子的服装变得十分简洁，典型的男装是西装外套、马甲、黑色、灰色或深兰色的裤子，穿浅色的衬衣，系深色领带或领结。而工人或农民则多穿着结实而又不妨碍工作的服装。然而妇女的服装则没有根本的变化，特别是上层社会。这是因为20 世纪以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附属地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的地位更进一步下降。妇女的服装主要是为了显示其丈夫、家庭的地位，而不是考虑妇女本身的舒适和适用。妇女的服装仍然是各式的拖地或不裸露腿部的长裙，还有各种各样的衣帽装饰，里面还要穿束胸束腰等限制身体自然发育的装置，穿着十分繁琐和沉重，上下车以及上下楼都需要男人协助，不但使妇女的行动不便，而且也对她们的身体健康不利。从19 世纪中叶开始，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就提出了改革妇女服装的倡议，并身体力行，设计并试穿了短裙和女式长裤，却受到了舆论的责难。尽管由于妇女参加工作者越来越多，工作妇女的服装有所简化，但仍然没有摆脱长裙和束胸。19 世纪末，由于体育运动的普及，妇女在健身和运动时穿着裤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是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妇女加入到劳动大军之后，妇女的裤装和短裙才开始流行。

4、饮食

 19 世纪以前，欧洲人普遍的主食是谷物和肉类，由于缺乏现代营养学的知识，人们对于饮食有不正确的看法。例如，人们普遍认为蔬菜能导致发热，不宜多吃；奶只适宜于老人和儿童；水是致病的主要根源，能不喝就不喝，身体中的水分主要靠喝酒、特别是淡啤酒来补充（后来上层社会流行喝咖啡和茶）。19 世纪以后，这些不正确的认识才得到逐步纠正。当然，由于各阶级和各阶层收入相差很大，饮食习惯也有很大不同。一直到18 世纪末，上层阶级的饮食都是以肉为主，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似乎是以吃肉多少来衡量的。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的宴会是由一道道的丰盛肉食组成：鸡排、羊腿、烤牛排，然后是各种鱼以及甜食等。蔬菜和水果是很少上富人的宴席的，因为根据当时流行的盖伦的医学理论，蔬菜能够导致发烧，而水果也只能少量地吃，否则是危险的。大量地饮酒也是富人的嗜好。奶喝得很少，主要用于制成奶酪和黄油食用。上层社会的这种饮食习惯导致痛风、便秘和坏血病。特别是由于在冬季只食腌制的肉，更容易生这些病。只有到了19 世纪初，随着医学的进步，上层社会的饮食习惯才稍有改善。

中产阶级注重饮食。英国人典型的早餐是腊肉、鸡蛋、黄油面包、水果、鱼等。欧洲中产阶级吃肉很多，生活好的家庭收入的10％用来买肉。他们喜欢开宴会，作为一种社交活动。好一点的家庭每周一次（一般8—12 人），差一点的每月一次。在整个欧洲，中产阶级的这种宴会都是以法国方式进行的：8—9 道菜，开始有开胃菜，最后是咖啡和烈性酒。到了夏天则是野餐，也是相当丰盛的。家庭的日常饭菜一般有4 道：汤、鱼、肉和甜食。19 世纪90 年代，一个富有的英国家庭，比如一个年收入1 万美元的家庭，要在吃喝上花掉1/4。

一般下层人民的饮食则以谷物为主。18 世纪法国的布威地区农民每天大约吃两磅黑面包，喝淡酒和啤酒佐餐，幸运的时候可能喝上一点奶。而穷人则只能用谷物熬粥充饥。在山区地带，如苏格兰，则主要以燕麦为食，而且常常做得半熟，以便使其在胃里膨胀充饥。后来马铃薯从美洲传入，成了许多地方的主食，特别是在人口增长比较快而地主对农民剥削又比较重的地区，如爱尔兰、中欧等。1 英亩地种植马铃薯可以养活一个6 口之家，而种谷物则至少需要2—4 英亩土地。在德国第一次种植马铃薯是1621 年，此后产量在不断增长。在普鲁士，从1815 到1860 年马铃薯的年产量从100 万吨增加到1100 万吨，与此同时面包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成了奢侈品。以吃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因19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初马铃薯歉收，至少饿死了150万人，还有200 万人移居国外。1840 年拥有800 万人口的爱尔兰到1911 年只有440 万人了。由此可见下层人民对马铃薯的依赖程度。当时，蔬菜被认为是“穷人的食物”，特别是各种豆类（鲜吃），以及卷心菜、胡萝卜和各种野菜。肉蛋是一般老百姓日常所不敢问津的食品。18 世纪欧洲最富的国家是英国，一般老百姓也只能在节日吃上肉。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给首先进入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各国带来了丰富的新食物，18 世纪时已有大量的热带水果和蔬菜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的果菜园艺开始发展起来。17 世纪上半叶，茶叶和咖啡等饮料进入欧美，饮茶和喝咖啡成了上层社会的时尚，到40—50 年代，欧洲各城市的咖啡馆成了富有人士重要的社交场所。这些新的饮食改善了欧洲人的食物结构和营养成分，加之科学和医学的进步，到了19 世纪，比较富裕的家庭的饮食结构逐步趋向合理，但是广大的下层人民所关心的主要还是能否吃饱的问题。卫生与健康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人们对卫生与健康的关系还很不了解，特别是在城市中，卫生很差，人们对遍地垃圾污水毫不在乎，普通人把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家庭卫生也很差，实际上直到1660 年用水冲刷的厕所才由巴黎传入英国上层人士的家庭，而一般家庭则在此后的几百年里一直使用公用厕所，其卫生状况可想而知。19 世纪初一位英国矿工告诉调查人员说：“我认为（矿区的）姑娘很少洗澡”，至于男子，“他们的身子和脚就像你（指调查人员）的帽子一样黑。”当穷人被召入工厂干活时，他们经常抵制洗澡；有个人这样抗议说：洗澡如同“剥去他穿了许多年的一件大衣一样。”上层社会的人士也不例外。虽然清洁卫生同文明举止早已建立了联系，但这仅限于洗手洗脸及服饰的整洁，全身的清洁卫生还没有成为人们的习惯。17 世纪中叶，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建了100 个浴室，到了18 世纪反而拆除了30 个。1798 年，一位富有的商人在费城自己家的后院装了一套淋浴设施，一年以后，他的65 岁的妻子伊丽莎白第一次进去洗了澡。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比预想的要好。过去28 年来我没有全身洗过一次澡。”而这位伊丽莎白女士被认为是“举止文雅、受人爱戴”的人。上层社会个人卫生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在这之前，男人们都到自然水域去洗澡，而这些地方是不准许妇女去的。18 世纪末，英国上层开始注意个人卫生，并逐渐传至欧洲和北美。1790 年代，人们到公共浴室去洗澡，公共浴室偶尔也对妇女开放。1792 年纽约才有了一个比较卫生的公共浴室。在英国，直到1844 年才在利物浦开设了第一家公共浴室，普通人民才有了经常洗澡的机会。至于家庭洗澡间要到20 世纪初才在欧美国家的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中普及。公共卫生，特别是城市中的公共卫生状况更加糟糕，道路泥泞，污水垃圾遍地，厕所很原始，数量也不足，例如在曼彻斯特的一些地方，200 多人才有一个厕所。英国人查德威克通过调查，认为疾病同不卫生有密切的联系，并在1842年发表了一个经过3 年调查写成的报告，提出建立干净的自来水系统，保证个人和公共用水卫生，建立地下排污系统，清扫街道等建议。他的这个报告成为英国第一个公共卫生法（1848 年）的基础。1855 年伦敦开始了下水道现代化工程，到1875 年全部完工。在40 年代，公共卫生运动在美、法、德等国获得支持，到了60 年代，自来水和地下排污系统已经在欧洲各城市初步形成。1868 年，巴斯德的细菌理论获得证实，更大大促进了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随着社会总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学的进步，人们的健康状况开始得到改善。1890 年以后，城市中婴儿死亡率下降，到1910 年，城市人口的死亡率接近乡村中的水平。西方国家1815 年人们所期望的寿命是25—30 岁，而到了1914 年则已达到50 岁。

5、城市生活 

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城市化，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在英国，生活在2 万人以上城市中的人口（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801 年是150 万，占人口总数的17％；1851 年是630 万，占人口总数的35％；1891 年是1560 万，占人口总数的54％。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城市人口的剧增给城市住房、交通等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早期城市住房拥挤，道路狭窄。18 世纪时许多城市的富人居住区和商业区是用油灯照明，到19 世纪初才有了煤气灯作公共照明（1786 年最早在德国和英国试用煤气点灯，但是直到1807 年伦敦才开始用煤气灯照明，1822 年美国波士顿使用煤气灯照明）。下层人民在住房和交通方面遇到的困难就更大。1842年，一位住在苏格兰的医生说：“一个房间住6—8 个人甚至10 个人的事是极普通的。”交通也是早期城市的一个大问题。富有的人靠自己的马车，再差一点的靠出租马车，至于比较贫穷的人只能靠步行。直到19 世纪初，大众化交通工具才开始出现。1825 年伦敦出现了马拉的公共客车。但是由于当时城市街道狭窄，特别是在贫民区，大众交通工具不能普及，虽然当时曾有人提出过城市的规划改造，但是没有付诸实施。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工作是19世纪50 年代在巴黎开始的。1850 年的巴黎道路狭窄、阴暗，建筑非常拥挤，到处都是贫民窟，公共卫生条件也很差，人口的死亡率很高。整个市区只有两个公园，公共交通设施很少。巴黎的改建工程推倒了许多旧的建筑，特别是铲除了许多贫民窟，拓宽展直了街道，街道两旁种植了树木，以凯旋门和巴黎歌剧院为中心，形成了横贯市区和郊区的林荫大道，大大改善了城市的交通条件和居住条件。城市中到处建立了小的公园和公共广场，城市两边各建了一个很大的公园，能够容纳各式各样的大型节日庆祝活动。城市的供水系统也进行了改建，巴黎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1870 年开始，欧洲各城市纷纷效仿巴黎进行了改建。随着城市改建工作的完成，大众交通工具开始普及。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在美国出现了马拉的轨道公共客车，70 年代欧洲各城市都建立了这种公共交通系统。到90 年代，美国又出现了城市有轨电车，并很快在欧美各城市普及。1886 年，马拉轨道客车在奥匈帝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共载运了大约9 亿人次，而到1910 年，有轨电车在这4 国共运送了67 亿人次。城市交通的改善同时促进了住房的改善，有了便宜的交通工具便可以在比较远的地方找到更便宜更好的住房。欧洲的一些城市在市郊建立了工人住宅区，下层人民的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到1901 年，按英格兰的官方标准，两个人以上住在一个房间里属“过度拥挤”，而这样的人在城市中占人口的9％，这说明住房条件已经有所改善。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已经开始在郊区和风景胜地购买房地产，建造别墅。人口 欧洲17 世纪人口增长比较慢，每年大约增长0.5％—1％之间。在土地比较辽阔的地方，如北美的新英格兰和俄国，人口增长率要超过1％，但人口已经比较密集的地方，如在法国，则低于0.5％。有的年份，死亡率超过出生率，造成了人口大幅度下降，比如遇有战争、瘟疫和饥荒的年代。

三十年战争曾使人口大减，在德国许多地区人口减少2/3，大部分地区至少减少1/3，德国总人口减少了40％以上。1750 年以后，人口开始稳定地增长，特别像英、法、北美、爱尔兰、意大利、俄国等国。促使欧洲人口稳定增长的因素有很多，诸如生活的改善、医学的进步，甚至还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1600 年以后，鼠疫在欧洲开始得到控制，主要原因是在欧洲出现了一种灰色的亚洲鼠取代了传播鼠疫最厉害的黑鼠，使鼠疫的发病率大大降低。欧洲人口在1750 年时有1.4 亿，到1800 年时达1.88 亿，1850 年达到2.66亿，几乎每半个世纪增加约40％。从19 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民开始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从1840 年到1910 年，法国的出生率从28‰下降到20‰；瑞典从31‰下降到25.5‰；德国从36.5‰下降到29‰；英国从32‰下降到25.5‰。19 世纪60 年代结婚的妇女平均有6 个孩子，而到了90 年代则平均只有4 个孩子。在英法等国，已经普遍采用了民间避孕方法来减少生育。控制生育原因主要有：物质生活的改善和医学的进步减少了婴儿死亡率，人们不再需要靠多生育来保证传宗接代；妇女更多地走出了家庭，特别是下层妇女，为了工作糊口，不得不少生育；资本主义社会使个人的才干得到了较大的发挥，许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人士，不愿意子女过多而影响事业；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中下层人民，希望通过少生育而使子女得到更好的养育和更高的教育，改善家庭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正如一位年轻的德国技工回答他为什么少要孩子时所说：“我们要取得更好的社会地位，我们的女儿应当比我妻子和姐妹生活的更好。”但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特别是还没有工业化的地区，如爱尔兰、俄国中部、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在19 世纪中叶以后，人口仍然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结果是更加贫困化和大量地向外移民，特别是向北美移民。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人口流动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因素。

6、家庭 

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核心家庭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形式。例如，英国的宗族和家族从1500 年开始衰落，到17 世纪中叶，家庭成员的平均数目降到了5 人左右，核心家庭已占统治地位。法律和传统的习惯使子女一结婚就离开父母自立家庭，虽然仍有很多人同父母住在一起，但都是父母投靠子女而非子女婚后留在父母家中。对子女的自立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婚姻的模式。一般说来，在核心家庭中，男女为了经济上的自立不得不晚婚，特别是当土地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时，儿子要等到父亲死后才能继承土地来支持自己的家庭；同样，女方的家庭要为女儿积聚一笔嫁妆以帮助女儿建立家庭。17 世纪以及18 世纪初，在欧洲，15—40 岁的育龄妇女中，2/5—3/5 的人没有结婚。根据对英国当时的一个村庄的研究发现，男女结婚年龄平均在27 岁或以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妇女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是30岁。18 世纪早期，法国男女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接近30 岁，还有相当多的一些人从来没有结过婚。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也造成了结婚年龄的推迟。例如在奥地利和德国，一直到19 世纪，法律对穷人结婚还有限制，穷人结婚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批准；这些官员认为穷人结婚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贫儿和弃儿需要政府照顾，要花费更多的救济金。例外的情况是在北美殖民地，由于土地比较容易获得，年轻人结婚比较早，特别是在南方各殖民地。从18 世纪后半期开始，由于工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开始，晚婚的模式被打破了。工业的发展使收入的来源不再局限于土地，使更多的人离开土地也能够在经济上自立，不再需要等待继承土地。当时一位瑞士人说：“工场手工业与农业结合，使结婚的速度加快，数量猛增，⋯ .造成了房舍和村庄膨胀。”1750 年以后，特别是在手工工场工人中间，婚姻更加自由，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加强了。许多穷人在“仅有两架纺车，甚至还没有一张床的情况下”就结了婚。一直到1850 年止，欧洲的平均结婚年龄在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非婚生子女也在增加，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城市中。在18世纪初，法兰克福的非婚生子女占2％左右，到60 年代上升到5％；1800 年达10％，1850 年达到高峰，为25%左右。法国的波尔多1840 年的非婚生子女达33％。小城镇比例稍低，1750 年平均在1—3％，1850 年达10—20％。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青年人进入工场和工厂，更少受到家庭和村社的限制；对带有阶级歧视性规定（如不准穷人结婚）的反抗；对宗教的反抗（法国大革命后私生子的数量激增）等等。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一时期工人生活困苦，经济上没有能力建立家庭，结果把子女抛向了社会。到19 世纪下半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人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家庭比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稳定，婚姻和家庭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850 年，在工人中间，恋爱婚姻已经取代工业化前的那种长期求婚过程和买卖婚姻。当时一位法国人说：“现在的年轻人经常让有很多嫁妆的姑娘求婚不成，因为他们结婚一般是因为相爱而不是为了财产”。婚姻双方更多地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城市，年龄也更加接近，富有的老头和少女结婚的情况少了，说明爱情的位置更加重要。不过，婚前的性行为并没有减少。1900 年时欧洲的许多城市中大约有1/3 的妇女结婚时已经怀孕，但私生子减少了，这说明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使他们最终能与自己相爱的人建立家庭。在工人阶级中，婚后的亲戚关系比较密切，他们虽然不同父母住在一起，但都比较近，一个大的家族通常都住在一个社区之内，因为他们更需要亲戚在疾病、失业、生死事故和衰老时加以关照。亲密的关系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星期天的聚餐和家访，调剂衣物，互通有用的消息等。对中产阶级来说，经济考虑在婚姻中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女儿按父母安排结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法国，索取嫁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通常作法。对许多家庭来说，婚姻是一生中最大的一笔买卖。当时一位作者告诉年轻的法国人：“结婚一般说来是增加一个人的地位和财富的手段，是保证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途径”。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中产阶级的男子结婚比较晚，而且挑选比较年轻的伴侣。这种年龄上的差别成为中产阶级家庭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很低，妻子被认为是从属于丈夫的，除美国外，欧洲各国直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妻子还没有独立的地位，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卢梭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认为妇女天生低劣。妻子的义务是为丈夫生养孩子和“提高丈夫的心境”，成为丈夫的装饰品。特别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中情况更是如此。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双重的家庭道德观念。男子可以在外寻花问柳，而女子则必须严守贞操。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女子受到母亲的严格的监管。母亲为女儿挑选配偶，像保卫家庭财产一样保卫她的贞操。对男孩的管教比较松，中产阶级的男子在青少年时期调戏女佣和在外面宿娼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欧洲各城市中都有妓院，从1871 年到1903 年，仅巴黎一地就有注册的妓女15.5 万人，还有75 万人被怀疑是妓女。妓院的主要顾客是上层阶级的人士。

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儿童在家庭中受到严格的管教，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比较淡漠，打骂儿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像斯威夫特这样的作家都赞成“节省了棍子则惯坏了孩子”的说法。1660 年以前英国出身高贵的人是不受体罚的，但儿童和少年则被视为例外。卫斯理教派的创始人卫斯理的母亲说，父母对子女的首要任务是“征服他们的意志，使他们顺从。”1756 年一位法国人观察到，“一想到要爱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就会感到脸红。”据说同时代的英国绅士“对自己的马的疾病要比对自己的孩子更关心。”弃婴和溺婴现象也很普遍。18 世纪70 年代，巴黎所有婴儿中有1/3 被遗弃，而其中又有1/3 是被已婚父母遗弃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如贫困、传统观念等，而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很高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医学还很落后，很多名医都认为儿童生了病没法治疗，父母并不期望每一个子女都能长大成人，上层社会也不能幸免。安娜女王生的19 个孩子没有一个成活；历史学家吉本的父亲为5 个孩子都取了与自己同样的名字，希望能有一个活下来把他的名字传下去，结果只有吉本一人活了下来，可见父亲的顾虑不是多余的。此外，当时在中上层社会还流行雇奶妈喂养婴儿的习俗，她们认为亲自哺乳婴儿是一件粗野的事情，有失她们的身份，甚至连工匠家庭的妇女如果可能也雇奶妈哺乳婴儿。这也使母亲与子女间的感情淡薄。到18 世纪末，社会对儿童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这与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卢梭）的倡导以及育儿科学知识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包裹婴儿限制其手脚活动的习俗开始消失，越来越多的母亲亲自为孩子哺乳，婴儿死亡率下降，生育的数目开始减少，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更加集中，特别在劳动人民的家庭。19 世纪社会对子女关系的普遍看法是：母亲和子女的关系要融洽，而父亲对子女则应严肃甚至严厉，爱只给予取得成功的子女，中上层社会的看法也是如此。

7、教育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大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上层社会把有文化看成本阶级的一种标志，上层的佛罗伦萨人在孩子5—6 岁时就送去上学。资产阶级也以读书为荣，业余时间阅读文学作品被当作一种美德，为了阅读文学作品，识字成了一个人必需的能力。人文主义者强调通过阅读古典作品而形成好的道德品质（而经院派则主张通过阅读来积累知识），其教育的目标是雄辩和品行，而不是经院派主张的推理能力的培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对妇女教育的态度，上层社会要求本阶级的女性能知书达礼，学习音乐绘画，尽管其目的是为了装饰上层阶级的家庭，但客观上促进了妇女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文艺复兴的中心城市，工匠中能读书认字的也很普及。如果说文艺复兴对教育的贡献仅限于中上层社会的话，那么新教的兴起则在广大群众中起了一种普及教育的作用。新教要求教徒能阅读圣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得救，所以识字教育也就成了新教各派的目标，新教国家的教育也比较普及。从17 世纪中叶开始，长老会派控制的苏格兰建立了教区学校网，为各阶级的儿童提供学会读写和取得宗教知识的基本场所。1682 年法国建立了基督教学校，教儿童教义问答和基本读写知识。英国圣公会以及其他新教各派也都建立起了“慈善学校”教育贫苦儿童。1717 年，普鲁士法律规定强制儿童入小学学习。1600—1800 年间西方的文盲率大大下降，特别是1700 年以后。在17 世纪以前，学校还是各种年龄的人合在一起学习的地方。17 世纪以后出现了专为儿童开设的学校，识字教育已经成为西欧各国的普遍现象。1600 年，在法国和苏格兰，每6 个成年人中仅有一个略微识字，在英国每4 个人有一个。到了1800 年，苏格兰90％以上成年人识字，法国有2/3 的成年人识字（在诺曼底则达90％），英国有一半多的人识字。妇女的识字率要低一些。1840 年（这一年开始有了统计），新婚男子中有2/3 的人识字，而新婚女子只有1/2。到1850 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60％以上的成年人能够读书写字（如果不把妇女包括在内，百分比还要高）。

8、高层文化

 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人文主义兴起的时代，文学取代了逻辑成为首要的学问，文法、修辞、伦理和历史在学术领域占了统治地位。人文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向往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挖掘它们的文化遗产。学者们游历意大利各地去欣尝古建筑和古迹，搜集古代手稿，连王宫贵族也附庸风雅。威尼斯人找到了一段他们认为是历史学家李维的臂骨，送给了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他把它同基督圣徒的遗骨放在一起。有人甚至卖了一个农场去买一部李维的手稿。社会对古希腊罗马发生兴趣，就是重新肯定了古希腊罗马的价值观和美学观，最后形成了统治欧洲上层文化几个世纪之久的古典主义思潮。早期文艺复兴的巨匠借助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追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了像但丁、达•芬奇、米开兰基罗、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伟大的艺术家。后来，古希腊罗马的美学原则逐渐变成了僵死的教条，特别是在欧洲各国宫廷纷纷赞助艺术，艺术和宫廷的文化需要相结合之后形成了所谓的学院派。古典主义者认为古希腊罗马人发现了永恒的美学规律，当代艺术家的任务就是仿照他们。古典主义注重艺术的外在形式，表现题材多为古代神话、宗教故事、重大历史事件和伟大人物，表现手法细腻、注意细节。当然，古典主义时期艺术家中也不乏伟人和创新者，像康乃依、博马舍，画家戈雅、大卫，音乐家巴赫等。古典主义在17、18 世纪的欧洲占有统治地位，对这一时期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如在建筑方面，讲究的是对称和仿古，内部装饰华丽。凡尔赛宫就是古典主义影响的产物：它讲究外观的对称、黄金分割律①和仿效古希腊罗马风格。在服饰上，以戴假发、涂粉为上层社会的风尚，而拉丁语和希腊语成了知识界、法律界和上流社会必学的语言。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古典主义时期的结束。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激进运动相对应的是文化领域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于18 世纪50 年代，到19 世纪初达到高峰，对欧洲的文学艺术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浪漫主义的思想先驱是卢梭，他在启蒙思想家中首先对理性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认为感情比理性更可靠，主张自由创造和效法自然。他的学说影响很大。18 世纪90 年代，浪漫主义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层文化的主流，首先是在英国和德国，后来在法国得到发展。浪漫主义艺术家以感情指导艺术和生活。狂热、自杀、决斗是这一时期艺术家中常见的现象。他们一般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留着长发，不修边幅，而不像古典派那样戴着涂粉的假发。他们厌弃物质生活而追求精神崇高，把人性的充分发展和发挥作为生活的最高目标。他们一般对工业化持反对态度，向往自然，把自然看成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东西。他们重视历史，认为历史不是为了解释哲学理论的，它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的美和激动人心的特点。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中，文学家有德国的哥德和狂飙突起运动的其他人物，英国的渥兹华斯、科勒律芝、斯科特、拜伦、雪莱和济兹，俄国的普希金，法国的拉马丁、雨果、大仲马、乔治桑；历史学家有英国的卡莱尔，法国的密芝勒；艺术家中最伟大的代表是法国的德勒克洛瓦；音乐家有肖邦、舒曼、李斯特和贝多芬。浪漫主义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反映了革命时代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也影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们的装束、语言、闲暇文化生活等等。

工业革命完成以后，现实主义开始取代浪漫主义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潮，从19 世纪40—90 年代一直统治着西方文化界。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用客观的眼光来观察和重现世界的本来面目，反对浪漫主义的对不寻常的事件、光辉的业绩和崇高的追求，而注意表现下层普通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大胆地描写过去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的暴力、罢工、酗酒、性欲等内容。其代表作家有法国的左拉、巴尔扎克、福楼拜，英国的乔治•艾略特、哈代，俄国的托尔斯泰，美国的德莱塞等。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代表有俄国的列宾，英国的密莱司，法国的杜米埃、库尔贝、米勒以及后来的印象派画家，他们的特点是放弃浪漫主义时代伟大事件和英雄人物的主题，而以普通人特别是下层人民的生活为主题，在画法上不像前人那样精雕细琢和追求形式上的完美。现实主义思潮使社会注意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它对19 世纪下半叶欧美各国的社会改良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9、低层文化娱乐和体育等

 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不同的社会阶级有不同的娱乐方式，许多娱乐是体现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各种娱乐方式都有一种民主化的倾向，即为各阶级人民普遍接受。这种倾向反映了社会总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和总的社会闲暇时间的增多，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有经济能力和时间来从事以前不可能参加的娱乐活动。但就某一具体时期来说，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娱乐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在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下层人民的闲暇时间很少，他们主要的娱乐是去小酒店喝酒。18 世纪以前，大量饮用的是淡啤酒，18 世纪初，劣质的烈性酒开始出现。社会各阶层都酗酒。另外看斗鸡、斗牛也很盛行，甚至行刑也总要引来一大批围观者。吸烟于18 世纪初已经流行于各个阶层，都是用长烟斗吸，有些地方（如英国西南部）男女甚至儿童都在晚上吸烟斗，吸鼻烟也越来越普遍。上层人士的消遣有打猎，体育运动（高尔夫球、板球等），赛马，社交舞会，戏剧等；他们也时常去玩一些下层人民的娱乐活动，如斗鸡、斗牛等活动。赌博是各阶层都普遍参加的活动。1702 年英国女王安娜首次同意以赛马开赌，赛马和赌博就成了同义词，很快传到欧美各地。从19 世纪中叶开始，各种体育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垒球、足球、羽毛球、网球、溜冰、田径运动纷纷诞生，特别是足球和田径比赛不但吸引了许多参加者，而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成了各阶层人士所喜爱的消遣，对体育比赛下赌注也是很普遍的作法。斗鸡、斗牛等活动到这时已经不很流行了。除了体育以外，19 世纪下半叶欧洲还流行音乐间和大篷剧场，这都是下层人民常去的地方。音乐间类似酒吧，人们可以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唱，一般都是一些比较粗俗的情歌和流行歌曲，并且也是传播社会新闻的主要场所。 1900 年，仅伦敦就有50 多个这样的音乐间。大篷剧场可以容纳很多观众，价格便宜，是进不起剧院的下层人民看戏的地方。

总之，随着资本主义工农业的高度发展，在近代西方世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很大的进步。当然，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存在着重大差别，但是人们（包括下层人民）生活的不同程度的提高则是事实。

第三节 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亚非拉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一、亚洲诸国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大量向中国倾销，这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封建经济，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作物商品化程度加深了，一批商业城市出现了。自然经济的破坏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商品市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

19 世纪60 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一场低层次的近代化运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也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它是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性质的工业。民用企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的产品进入市场，追逐利润，雇佣工人，有劳资关系，对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70 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出现。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商人投资于近代机器工业；一些旧式手工工场、手工作坊采用了外国机器进行生产，使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厂企业。从1872 年至1894 年，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企业有54 家，总资本约480 万元。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缫丝业、轧花业、纺织业、面粉业、印刷业和火柴业等轻工业部门，在重工业方面显得比较薄弱。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一般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大部分企业集中在通商口岸地区。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处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对立又依赖、既矛盾又联系的复杂关系之中。外国侵略者为了保持在华的权益，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采用各种手段破坏中国的民族工业。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各种特权，在价格、市场、原料等方面千方百计挤垮或吞并中国民间资本企业。中国封建势力又极力阻挠和破坏民间资本企业的发展，他们利用政权的力量，在捐税、厘金等方面对民间企业敲诈勒索。顽固派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禁止开办民间工业。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排挤和限制私人工矿企业。因此，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发展道路上遇到了重重困难，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甲午战争以后，清王朝已经无力继续垄断近代新式企业，准许私人投资设厂。据统计，1895—1898 年，民间创办的较大厂矿有62 家，资本额在1240万元以上。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快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这是因为：第一，一部分爱国士大夫和民族工商业者抵制洋商洋厂，纷纷要求“设厂自救”；第二，在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高额利润刺激下，许多华商“眼红”洋商在中国牟取的暴利，纷纷投资创办新式企业。但是，在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包围下，民间资本企业仍是一些孤立的岛屿。由于外国资本的排挤和封建势力的束缚，民族工业的发展十分艰难。但是，民族资本所面临的更大威胁，来自资本主义列强。

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如前所述（见第五章第四节、二），1883—1885 年的中法战争，产生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结局，即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法国侵略势力不仅在越南建立殖民统治，而且渐渐伸入我国西南地区。

19 世纪晚期，中国除了西方列强的威胁外，还面临一个新的威胁——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势力。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就产生了侵略中国的野心，到70 年代就把它确定为一个国策。日本统治阶级决定以邻邦中国为牺牲品来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1894 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甲午战争”。双方先后在黄海海面、辽东半岛、威海卫进行海陆作战。李鸿章全力经营的北洋舰队，终于败于日本海军，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1895 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结束了“甲午战争”，它的主要内容是：（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 亿两。此外，日本还取得在中国的其他特权。但是后来在俄、法、德三国的干涉下，日本被迫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但中国需向日本交纳3000 万两白银作为代价。《马关条约》扩大并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压迫，从此，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1896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廷应俄国邀请，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祝贺。沙俄借机对李鸿章威逼利诱，于6 月3 日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其中规定，俄国军舰可驶入中国任何口岸；允许俄国修建通过中国黑、吉两省到达海参崴的铁路等等。1898 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将整个东北地区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此后，列强接踵而来。德国以“迫日还辽”有功，并以曹州教案为借口，于1898 年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借条约》，将山东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法国、英国因受到俄、德的刺激，也提出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要求。法国在俄国支持下，早在1895 年就强占了云南边境一些地区，进而迫使清政府增开了口岸，取得在云南、两广优先开矿的权益。1898 年4 月，法国又逼清政府不得将广东、广西、云南三省让予他国，并取得中国邮政管理，修筑滇越铁路等特权。1899 年11 月，清政府和法国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规定广州湾（今湛江）及附近海面租借给法国，租期99 年。从此，云南、两广大部地区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以法国租借广州湾，威胁香港安全为借口，要求扩展香港界址。1898年6 月，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了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线街以北及其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新界”，租期99 年。同时，英国又为了防止俄国南下，于1898 年7 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强租了威海卫。1898 年2 月，英国还要求清政府保证，不得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借给他国。从此，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看到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不满足从《马关条约》攫取的特权，1898 年4 月，日本向中国提出，福建省内之地，不得割让或租借给他国。清政府很快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本将福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当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与西班牙进行战争，并且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及附近地区，无暇顾及中国。美西战争结束后，1899 年9 月，美国立即提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不仅避免了美国在华利益从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内被排挤出去的危险，而且使美国的触角伸入到别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并享受与各国同等的侵华特权。“门户开放”政策实质上是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妥协方案，反映了列强在政治上共管中国的野心。

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增设银行，影响并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列强还向清政府提供政治性贷款，在华开办各类工矿企业、争夺在中国的铁路投资权。总之，“甲午战争”以后，英、法、俄、德、日、美等帝国主义列强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成一块块势力范围，标志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也是向瓜分中国迈出的第一步。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豆剖迫在眉睫，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震惊了一批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社会各阶层人士也都从各自的社会地位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救亡图存的方案。此后不久的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就是在这种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严重的民族危机是中国的变法理论与革命思想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

“西学东渐”的第二个浪潮 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局面，一度中断的“西学东渐”浪潮再次兴起。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相比，这次来势更为迅猛，“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它包括了西方工业社会的整个文明，既包括科学技艺的物质器用文明，也包括思想意识、政治经济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体制制度和科学、民主等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文明。19 世纪40、50 年代，魏源、林则徐等人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物质器用方面的反应。从哪里失足，就从哪里起步。面对被西方坚船利炮战败的现实，先进的中国人就致力于获得发展民族的物质力量，以抵御外来的侵略。后来洋务派大官僚们沿此思路，集中发展实业，从军事工业、养兵练兵之道到一般工业的发展，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拉开了帷幕。

在这次“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下，洋务派大官僚们一反过去所恪守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冲破了“夷夏之防”和“闭关自守”的观念，接受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盲目优越感而未触及文化思想的深层，但毕竟为“西学”在中国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它使中国人切实地看到了另一个陌生世界的文化，并在19世纪60—90 年代进行探索中西文化可能结合的形式。“西学东渐”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某些新鲜东西：在引进技术过程中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造成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它导致一些社会机构发生变化，如旧式书院逐渐向新式学堂过渡；在汲取声光电化科技中产生了一批科技人员。这些封建文化的“异军”，用以新卫旧的“中体西用”的形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大转折。此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的特点，在于它使中国逐渐有了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文化。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的严复，代表着先进的知识分子向中国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议会民主政治。1898 年，他的《天演论》译本用进化论敲响了中国救亡图存的警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他用卢梭等启蒙学者的“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大胆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否定至高无上的天子的价值，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他提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原则，用天赋人权的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应当强调的是，他突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模式，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新命题，认为“体”与“用”二者浑为一体，不可分割。“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他指出，民主并非西方之体，而是用，自由才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质所在。这一命题把先进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并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准备。严复还介绍了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并在《救亡决论》中比较了中西文化在世界观、认识论、逻辑方法论和道德等方面的对立。由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使世界开始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康梁的变法理论 随着民间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形成。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改变现状，独立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以挽救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正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康有为（1858—1927 年），广东南海人；梁启超（1873—1929 年），广东新会人。他们从小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后来，又从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译著中，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在1885—1898 年间，康有为先后著成《人类公理》（后改名为《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广泛吸收并揉和了儒家“大同”、“小康”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基督教的平等、博爱学说以及佛学等各种思想学说，熔铸成他的大同思想。他向人们描绘的是一个在他看来是“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大同社会”。这个社会实行高度的民主、公有制、计划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具有高度的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物质十分丰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虽然他在描述“大同”社会时使用一些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语言，但他所憧憬的理想其实是个资产阶级王国。因为他所谓的“无有阶级”，其实是指废除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他所谓的“人人平等”，仅仅是“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意义上的平等，这属于资产阶级的平等概念。他理想中的“大同”之世，是有国家和政府的，即经他美化了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写道：“凡扫尽阶级而人类平等者，人必智而乐，国必盛而治，如美国是也”。原来美国成了他的“大同社会”的标本。《新学伪经考》在卫护孔子的名义下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有力地打击了守旧派“恪守祖训”的思想，给维新变法在思想上开拓了道路。《孔子改制考》几乎把孔子打扮成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平等观念的倡导者，尊孔子为“托古改制”的教主。并附会公羊学派的“张三世”说，即社会历史是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由低级向高级阶段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打击了泥古不化、万世不变的观点，为维新变法制造了理论根据。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助手，他以犀利流畅的文笔宣传了变法的思想理论。他的变法理论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为依据，以救亡图存为急务，以“育人才、开民智、变官制”为核心。梁启超变法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学说。他主张以君主立宪政体代替君主专制政体，促进社会的进化。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是封建社会急剧崩溃和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现实的反映，表现出与封建阶级还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初兴的资产阶级面对这种现实而急欲寻求出路。

在从1888 年到1898 年的10 年中，康有为7 次向清朝皇帝上书，要求变法维新。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力陈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指出变则强，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的道理，从而逐步坚定了光绪皇帝推行新政的决心。在这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创刊了一些报纸，成立了学会，宣传变法理论，争取官僚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君主专制政体进行猛烈攻击，要求仿照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他们倡议民权，争取政治上获得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实行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他们学习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以此为武器，同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康、梁的变法理论和实践，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远征中，突破了近代半个世纪以来思想界只学西方皮毛，不学其根本的局限，提出了改造国民深层文化土壤的启蒙主张，达到了体制变革的高度，使民主主义思想在知识界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为以后的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更加深重。1901 年9 月，11 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列强向中国勒索4.5 亿两白银，几乎控制了中国的重要税收；派兵驻扎在中国境内的战略要地，控制了京，津地区；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操纵中国的对外机构。通过《辛丑条约》，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在华权益，在严重破坏中国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以及干涉中国内政的前提下，维持了清朝的统治。因此，《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完全确立。

20 世纪初，在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推动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1900 年以后，民主革命派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孙中山顺应了时代潮流，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伟大旗帜。

孙中山（1866—1925 年），广东香山人。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暴行，使孙中山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甲午战争以后，孙中山看到腐败的清王朝已无可挽救，便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894 年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 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孙中山发起在日本东京创立了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纲领。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它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核心。民族主义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抗满洲贵族的压迫，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但不是种族复仇；第二，国内各民族平等平权，实现“五族共和”；第三，改变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状况，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孙中山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危机是“异种残之，外邦逼之”，解决民族压迫问题，就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推翻了清朝，对外既可以打击帝国主义列强，对内又可以实现各族一律平等。因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广泛的号召力。它在动员人民群众与清朝政府作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它的基本内容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权利。孙中山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只有“民主立宪”才是“最为相宜的”政治制度。因此，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刻不容缓。他论证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说，民族主义是要扫尽“现在的恶劣政治”；民权主义是要彻底挖掘“那恶劣政治的根本”，这两个主义是一个完整体系的两个内容；这两种革命是一次行动的两个方面。孙中山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学说，结合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第一次提出了在中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宪法方案。“五权分立”还包括人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其基本精神是直接民权，其中选举权和创制权体现了人民的主权，罢免权和复决权是人民保留期间的收回权。五权分立和直接民权思想反映出孙中山对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精神，闪耀着革命民主主义的光辉，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不过，究竟怎样才能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孙中山没能作出完满的答复。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它的主要内容，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辛亥革命时期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孙中山看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土地为少数人垄断、贫富悬殊的状况，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第二次革命，他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列宁对孙中山这种主张作过评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列宁又指出，孙中山的主张“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列宁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空想。但列宁同时也指出孙中山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内核”，①因为这是反封建的、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的纲领。由资产阶级实行土地国有，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恰恰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总之，民生主义的实质是涂上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

三民主义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如民族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希望帝国主义能够赞助中国革命；民权主义没有提出发动人民群众的具体措施，对封建势力有很大的妥协性；民生主义反对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等等。但是，三民主义是当时亚洲最完整的具有民主思想体系的革命理论，它的本质是进步的、革命的，它成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在侵略朝鲜的列强中，日本走在最前面。日本明治维新后，新的统治集团处心积虑地想征服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为了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朝鲜，用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在明治维新后还不到10 年，日本就向朝鲜进犯了。1875 年5—6 月，日本出动云扬号等三艘军舰，在釜山港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9 月，云扬号逼近江华岛，企图占领草芝镇炮台，被朝鲜海岸炮兵击退。此后，日本便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不断侵扰釜山，并于1876 年1月派舰队侵入江华岛一带，提出侵犯朝鲜主权的要求。2 月，闵氏外戚派在江华府同日本缔结了《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江华条约共20 条，其要点是：开放釜山等通商口岸；在指定港口内设领事馆，赋予日本领事裁判权；日本有权自由测量朝鲜沿海岛屿和绘制海图。条约没有规定朝鲜人民在日本应享受的权利，也没有日本对朝鲜承担的义务。这是朝鲜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7 月，日本又强迫朝鲜缔结《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进而取得了日货免纳关税等特权。1880 年和1882 年，元山和仁川先后向日本开放，闭关自守局面结束。

通商口岸开放后，封建官僚和地主在源源流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刺激下，卖官行贿、侈靡风盛，腐败不堪。1882 年7 月，爆发了反对封建虐政和反对日本侵略的“壬午兵变”。闵氏外戚派在镇压兵变后，于8 月同日本又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规续约》，增加了日本在朝鲜驻军等特权。

继日本之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奥匈帝国，都同朝鲜缔结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封建统治阶级使朝鲜与世隔绝的政策破产了。马克思在1853 年论及中国问题时指出：“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在朝鲜壬午兵变前后，也和中国一样，由封闭走向开放，被卷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封建朝鲜的解体和半殖民地化进程加快了。面对开港后的危机，吴庆锡、刘鸿基等受到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

《瀛环志略》的影响，主张开化改革；并培养了开化派骨干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开化派深受实学派启蒙，并为资本主义所吸引，但由于对日本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便企图借助日本势力，改革朝政。1882 年2 月至1883 年4月期间，金玉均三次去日本考察借款。1884 年10 月，日驻朝公使竹添进一返任。11 月4 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会见日使馆秘书岛村，请求日本军队帮助政变。日本为扩大对朝侵略，便给以肯定答复。1884 年（甲申）12 月4 日，在日本军队支持下，开化派夺取政权，建立了新政府。5 日，以国王谕旨形式颁布新政纲。政纲的要点是：闭止门阀，以制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事；革改通国地租之法；革罢冗官；革罢庇护官商的惠商局；统一财政管理；削弱王权，改革行政机构。6日下午，闵妃外戚派依靠清朝军队，打败日军，并于晚上攻下日本使馆。金玉均等人随日本公使逃到仁川，后亡命日本和美国。甲申政变以失败而告终。日本政府在政变失败后，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赔款的《汉城条约》，又同清朝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两国军队撤出朝鲜。

1884 年5 月朝俄通商条约签订，朝俄两国在汉城举行关于俄国租借松田湾和派俄军事教官的谈判，使英俄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激化。1885 年3 月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由于俄国抗议，1887 年2 月撤离。美国利用英俄矛盾，插手朝鲜，美国人迈立尔、德尼和李仙德控制了海关和外交。日本在朝鲜政治上依然处于劣势，闵氏派掌握着实权。但日本在经济上却处于绝对优势。日本对朝鲜的输出，1892 年比1885 年增加将近2 倍。日本垄断了朝鲜的海运，它的船只约占朝鲜口岸外国船只总吨位的80％。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屈服于外国压力，勾结外国势力，对人民加紧盘剥，激起了农民日益频繁的反抗。

东学教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旗帜。它的第一代教主崔济愚于1860 年创教，宣传东学天道的思想，1864 年被李朝镇压。1892、1893 年，第二代教主崔月海举行了3 次为教主伸冤的群众运动。“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口号，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1894 年全琫准（1854—1895 年）领导古阜农民起义，提出“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5 月31 日攻下全州，声威大振。到6 月初，农民起义扩大到朝鲜大半部。6 月11 日，全琫准同全罗道观察使谈判，缔结了全州协议12 条，规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自治机构。全州协议后，全罗道各郡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执纲所”。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清朝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派军于6 月9 日到达全州。日本政府以保护使馆、帮助改革为借口，出兵朝鲜、占领王宫，强迫朝鲜政府宣布同清朝废约。25 日，日本海军袭击中国舰艇，中日战争爆发。8 月末，清军败退朝鲜。全琫准于9 月底在全罗道参礼讨论了“起众击日之事”，号召北上惩倭，得到了全州、清州等地农民、官吏、军队的响应。10 月15 日，农民军在忠清南部论山，打败官军。16 日，全琫准在致宣抚使信中，明确宣布起义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惩处朝奸。23 日，5 万多农民军聚集公州地区，同日军和官军激战。11 月8 日，农民军经敬川分两路进攻。日军从背后炮轰，农民军败退论山。11 月25 日，全琫准率农民军到达金沟泰仁地区，占领城煌山、问加山，遭到日军和官军两面夹击，农民军从此溃散。全琫准被叛徒告密，于12 月20 日被捕，次年3 月17 日在汉城英勇就义。

这次朝鲜农民战争，史称“甲午农民战争”，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论，它是朝鲜旧式农民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这次农民战争进一步动摇了朝鲜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提高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觉悟，在朝鲜人民的解放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印度的革命运动 在镇压1857—1859 年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为了巩固在印度的统治，一方面加强了同印度封建主阶级的联盟，改组了英印军队；另一方面扩大市场，掠夺原料，加紧对印度的资本输出，加速铁路建设。1860年印度铁路线为1300 公里，1870 年为7700 公里，到1900 年增至43100 公里。20 世纪初，英国在印度的投资总额达4.5 亿英镑。从19 世纪50 年代起，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在轻纺工业中发展起来。到70年代，全国有61 家印度人经营的棉纺织厂，80 年代增至156 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无产阶级也发展起来，1894 年产业工人已达35 万人。英国的教育造就了一批熟悉西方文化也热心于复兴印度文化的民族主义者。

兰姆•摩罕•罗易（1772—1833 年）是最早的民族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博学多才，通晓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英文。1828年，他在加尔各答创建了以改革印度教及其社会习惯为宗旨的梵社。梵社派为孟加拉失望的知识界提供了精神食粮，但罗易急于建立的普遍性的宗教，并未成功。他的非宗教性启蒙贡献在于热心于印度的现代化教育事业，反对压迫农民的土地法和抗议对出版事业的限制。他还反对寡妇殉葬，曾著书论证维护妇女的平等地位，成为印度第一个女权运动者。维帷卡南达（1861—1902 年）是孟加拉民族主义启蒙运动另一个著名代表人物。他曾在美国和欧洲旅行，加深了对印度社会价值的认识。他的名言：“我不相信一个不能拭去寡妇眼泪或带给孤儿食物的宗教”。就是他对西方文明的反应。他回国后毫不犹豫地宣称：“我认为忽视人民群众，是最大的民族罪恶，这是我们堕落的原因之一。”

19 世纪后半期，在孟买出现了印度民族主义启蒙运动的另一派别，即印度国民经济学派。这个学派对英国殖民当局只征收捐税、维持秩序和保护边疆而未增加国民财富、提高人民物质和道德生活水平而从理论上提出了抗议。

“印度复兴之父”马哈捷瓦•戈文达•伦那德（1842—1901 年）是这个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熟悉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著作，也注意印度的经济问题。他在浦那德干学院的《论印度政治经济学》的讲演，被称为印度经济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他不但是系统经济理论家，而且在1872—1873 年领导了第一次倡导国货的“自产”运动，1896 年积极赞助在加尔各答第一次举办的“自产”展览会。他还编辑《印度之光》和创办《浦那人民协

会季刊》，鼓吹印度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的改革与复兴。达达拜•纳奥罗吉（1825—1917 年）是印度早期启蒙活动家中第一个深入剖析英国对印度剥削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在《印度的贫困和非英国式统治》一书中，指出印度由于英国的变相商业和经济剥削而贫穷了，财富由于英国人垄断而外流是人民困苦的根源。由此出发，他要求降低税收、减少贡赋和行政、军事支出，在政治上加强印度人地位，让更多的印度人参加管理，扩大印度人在立法会议中的名额。他和伦那德一样，也参加了许多实践活动，早在50 年代，就建立政治组织。他一生建立了几十个有关社会改革的团体和文化团体。

80 年代，一大批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从事律师工作的苏•班纳吉、斐鲁兹沙•梅达等人，从事教师工作的苏任德兰纳特、高卡尔，行政家拉加•马德哈夫•拉奥、杜德，以及新闻记者苏布拉曼尼雅•艾耶尔•高斯等人，都是这批人物中的佼佼者。下面的数字可以证实80 年代初印度启蒙运动所达到的水平：当时有487 种民族主义报刊，大部分是用印度各种文字出版的；其中《甘露市场报》、《印度教徒报》、《论坛报》和《印度镜刊》最为著名。

资产阶级争取改革的启蒙运动的开展，为成立印度民族统一组织奠定了

基础。苏•班纳吉在《一个民族在形成中》一书中，提到他办的“印度协会”可以作为建立“全印运动的中心”的基础，反映了建立全国民族主义组织的趋势。英国激进自由主义者代表休谟，觉察到这种趋势，从维护英国利益出发，得到殖民当局同意，发起了组织印度全国性政治团体的活动。

1885 年12 月28 日，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在孟买举行成立大会。来自印度的72 个代表中，半数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半数是买办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在休谟的建议下，班纳吉被选举为主席。要求民族主权和自治是大会的主要议题。大会对英国政府表示忠诚，同时要求改革行政、增加参政院中的民选议员和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国大党成立初期的活动，只限于宣传鼓动、向英国议会呈递请愿书和每年12 月召开例行年会。第二届年会在加尔各答举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占了上风。在第三届年会上，阿拉哈巴大学毕业生潘迪特•马当•莫罕•马拉维亚崭露头角。早期的国大党领袖在精神上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自觉的印度传统思想的代表者。但是到了第二代，印度民族主义转入了复兴印度文化运动而不再属于自由主义。孟加位，特别是马哈拉什特是这个印度教传统的中心。不曾屈服的马拉特精神，在学者和思想家马哈迪夫•高文特•拉纳德的有力鼓舞下，重新恢复起来。不久，这种精神在富有战斗精神的新派领袖包尔•甘加达尔•提拉克（1856—1920 年）身上充分体现出来。提拉克是一位坚强的正统印度教徒，精通梵文，是著名的学者、政治战略家和组织家。1880 年他创办《狮报》，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罪行，宣传民主主义，反对稳健派元老们的妥协媚英行为，主张同英国殖民当局做一切形式的斗争，包括武装的暴力斗争在内，以实现印度自主。提拉克试图以印度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来组织群众性的政治斗争。

300 年前马拉特人抗击莫卧儿统治的领袖西瓦吉，是提拉克向人民宣传的民族英雄。他虽不乏民主主义思想，但注重复活慈祥的智慧神，把民族复兴的基础放在印度教精神的基础上，并且在《薄伽梵歌的秘密》一书中，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提拉克和拉吉巴特•雷易、莫铁拉尔•高斯等人成为国大党“极端派”的著名领袖。国大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尤其是以提拉克为代表的“极端派”的活动，把印度的启蒙运动推向了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阶段。提拉克作为国大党新一代领袖的特征是强调群众性的革命政治行动，而国大党正是以这个特征迎接20 世纪初的“亚洲觉醒”时代。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 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以后，越南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主要抗争的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和爱国“文绅”的勤王运动。

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心在越南北部。越南的农民游击队和中国的黑旗军并肩作战。他们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常常使法军震惊。他们运用游击战术，突然袭击法国占领军，然后又迅速撤回山中。他们熟悉地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致使法国殖民统治深感不安。在1897 年以前，法国占领军利用9 月到次年5 月的有利季节，对游击队进行定期扫荡。数千名法国士兵在扫荡中死于游击队的枪下和热带疾病。在农民游击战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领导者。贫农出身的梁文楠，是1884—1892 年安世农民起义领袖，他在1892 年被叛徒害死。黄花探是1892—1913年安世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他给地主放过牛，当过佃户。法国侵入北圻以后，他加入了游击队。他久经战斗，富于军事指挥和组织才能，而且创造了游击战争的战术。首先，他统一了安世地区的各支游击队，联合了骁勇善战的山区部族。其次，他建立了游击队的根据地。最重要的，是他在1889年以后的反扫荡战斗中，采取了“避锐击惰，以逸待劳，临变从容，刻机神速”的游击战术，推广了群众创造的“竹尖陷阱”等方法，取得一连串胜利。1892 年3 月，他领导的游击队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粉碎了敌人的军事扫荡。1894 年，游击队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河内和谅山，使敌人的交通运输陷于混乱。同年5 月，游击队在友芮战役中，重创法军之后，安然转回根据地。同年9 月，游击队截击火车，活捉法国大地主《北圻未来报》主编色斯耐，震动法国。1894 年10 月，法国殖民当局被迫同游击队签订停战协定，承认鸦南、牧山、安礼、友当归黄花探管辖，法军撤出安世地区，并付款赎回色斯耐等人。黄花探知道法国的缓兵之计，因此在法军再次进攻时，运用“彼归则出，彼出则归”的战术，化整为零，进行了两年多的战斗，粉碎了围剿。1897 年12 月，法国再次同黄花探签订了停战协定。此后，殖民当局施展各种软硬兼施手段，动用优势兵力，逐渐使游击队处于不利地位。1909 年10月的郎山战役中，游击队遭到惨重损失。1913 年3 月10 日，黄花探在安世森林中被殖民当局派遣的内奸杀害。

在游击队的活动之外，在越南和柬埔寨都发生过反法起义。但是，规模最大的是越南的勤王运动。法国占领越南后，以咸宜帝为代表的一部分爱国封建主不甘作亡国奴，依靠人民群众同占领者进行了斗争。阮朝大臣尊室说组织了爱国武装力量，1885 年7 月5 日夜，突然向顺化的法国占领军发动进攻，包围了军营。法国从海防等地调来援军。起义军同法军进行了两天战斗，终因组织软弱、计划不周、缺乏坚强领导和装备极差而失败。咸宜帝出走顺化，向全国发出了反法勤王檄文。顺化起义失败后，封建上层发生了新分裂。一部分人投降了法国。但是，咸宜帝的号召得到了各地爱国文绅和官吏们的热烈响应，人民群众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从1885—1896 年间，在北圻的兴安、清化，在中圻的广治、平定，勤王起义具有全民抗法民族战争的性质。咸宜帝已成为民族独立的象征。在勤王队伍中，潘廷逢领导的起义军多由农民群众组成，许多将领也都来自下层人民，因而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这支起义军战斗在河静、义安、广平、清化4 省的广大地区，坚持时间最久。勤王起义军和农民反法军一样，凭借山林险要地势，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同法国占领军战斗了11 年之久。

北部人民的长期抗战，鼓舞了南圻人民的抗争。西贡市的手工业者、小商贩和郊区农民也发动了反法起义。起义者曾试图占领城市，但在法军的镇压下遭到失败。此外，在柬埔寨也发生了反法起义。

法国为了破坏勤王起义，殖民当局利用传教士和信仰基督教的越南人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争取民族独立的勤王阵营因此而削弱了。1888 年11 月，法国殖民当局在密探的帮助下，探明了咸宜帝的兵营，并拘捕了他，最后逐到阿尔及利亚。在殖民当局的军事围剿和政治诱降下，各地勤王起义先后失败。尊室说逃亡中国。

菲律宾的民族解放运动 1565 年，菲律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9 世纪初，随着西班牙势力的衰落，菲律宾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潮流中去。

菲律宾是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东方国家。许多菲律宾知识分子同西班牙文化界有直接联系。何塞•黎萨尔（1861—1896 年）这位在19 岁时写出著名诗篇《献给菲律宾青年》的爱国者，就是1882 年以优异成绩同时获取马德里大学医学和哲学学位的。马塞洛•赫•德尔彼拉尔和洛佩斯•哈恩纳也都同西班牙自由主义者关系密切。这些人在西班牙开展了宣传改革、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1888 年，在西班牙成立了以前大臣、马德里大学历史学教授唐•米圭里•摩利塔为领导的“西班牙菲律宾协会”。许多西班牙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议员、著名学者和政治家都参加了协会，支持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协会设政治、文学和体育三个部，德尔彼拉尔任政治部部长。协会的宗旨是：菲律宾人与西班牙人一律平等；出版、结社和言论自由；西班牙议会中须有菲律宾代表；教会菲律宾化；发展菲律宾国内市场。哈恩纳在巴塞罗纳创办《团结报》，秘密运回国内，以唤起菲律宾的民族意识。1892 年6 月26 日，黎萨尔从香港回到马尼拉。7 月3 日，建立了联合菲律宾人民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民族组织——“菲律宾联盟”。黎萨尔在他的小说《不许犯我》（1887 年）和《起义者》（1891 年）中，发出了“爱国者的声音”和“复仇和反抗”的呼唤，在菲律宾享有巨大的声望。他规定“联盟”的任务是统一菲律宾群岛、反对一切暴力和不公正行为、发展教育和工农商业、互助和改革。殖民当局惧怕黎萨尔的影响，在7 月6 日即逮捕了他，不久流放到棉兰老岛。

但是参加“联盟”的另一位爱国者安得列斯•波尼法秀（1863—1897 年）在几天之后，便建立了“卡蒂普南”（“人民儿女高尚和尊贵的联合会”）。这个秘密组织有严格的纪律，它的宗旨是人人一律平等和热爱祖国。直到1895 年，该组织仍是“联盟”的一部分。1895 年底，它制订了武装起义计划。1896 年拥有会员3 万人。同年8 月24 月，波尼法秀发出起义号召，人民群众热烈响应，起义迅速席卷全国。12 月30 日，正当独立战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殖民当局以“煽动人民造反”和“组织非法团体”的罪名，处死了黎萨尔。他的诀别诗“方见天际晓，我即与世辞，朦胧夜色尽，光明白日至”，成为鼓舞人民战斗的号角。从吕宋到棉兰老和苏禄群岛，“卡蒂普南”在许多地方夺取了政权。

在独立战争蓬勃发展的时刻，“卡蒂普南”的另一领导者艾米利奥•阿奎那多挑起了分裂。阿奎那多在1886 年底“卡蒂普南”总部迁到甲米地以后，纠集地方势力，篡夺了独立战争的领导权。1887 年5 月10 日，他捏造罪名，杀害了波尼法秀。11 月1 日，他在比阿克纳巴多召开起义队伍代表会议，通过临时宪法，成立新政府，自任总统。12 月14 日，同殖民当局签订投降条约后，他即逃亡香港。不久，他在香港成立“爱国委员会”。1898 年4 月，美国和西班牙战争爆发。5 月，阿奎那多在同美国政府多次密谈之后，乘美舰回国。6 月12 日，他在甲米地发表独立宣言，成立革命政府。8 月底，革命军占领吕宋岛大部分，并包围马尼拉。9 月，菲律宾议会在马洛洛开幕，次年1 月，颁布菲律宾共和国宪法。新成立的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为阿奎那多，马比尼为内阁主席。新政府把教团的大地产和其他不动产没收并转归国有，消除了教团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农民的压迫。新政府在外交上抗议美国和西班牙和约中把菲律宾“转让”给美国的条款，要求美国承认菲律宾独立。

1899 年2 月4 日，美国总统麦金莱拒绝了菲律宾政府的要求以后，出兵对马尼拉发动突然袭击。3 月31 日，侵占首都马洛洛。共和国迁都圣费尔南多。菲律宾居民在困难的条件下，英勇顽强地抗击美12.5 万名侵略军。正在决定共和国命运的紧要关头，政府内发生了分裂。安托尼奥•鲁纳（1868—1899 年）和马比尼为首的激进派主张坚持抗战，而彼德罗•巴特诺和布恩卡米为首的投降派则主张妥协。阿奎那多在5 月7 日任命后二人分别担任内阁主席和外交部长，把抗战派马比尼排斥在政府之外，并于6 月5 日杀害了鲁纳将军。抗战派力量的削弱，加上美军不断地增援，使抗美斗争连连受挫，共和国首都五次迁移，巴特诺、阿奎那多等人相继被俘。1902 年4 月，抗美战争失败，美国最后占领菲律宾。

1902 年美国政府同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在“菲律宾法案”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菲律宾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权集中在美国人把持的“菲律宾委员会”手中。虽然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但美国国会有权改变、补充和取消立法会议所通过的任何法律。美国总统委任的菲律宾总督对立法会议的决议拥有否决权。此外，美国最高法院拥有审查、修正、补充、取消菲律宾各级法院的一切判决的全权。美国在菲律宾建立起殖民统治以后，通过掠夺土地、勒索苛捐杂税、强迫种植单一作物、侵占森林资源和垄断贸易等途径，把菲律宾变为自己的销售市场、原料产地、投资范围和各种超经济收入的重要源泉。

菲律宾共和国虽然被颠覆了，菲律宾独立战争尽管失败了，但它毕竟结束了西班牙300 多年的殖民统治，显示出亚洲各国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共同趋向，揭开了20 世纪初被列宁誉为“亚洲觉醒”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序幕。土耳其的改革运动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改革和立宪日益成为“西亚病夫”土耳其发展的新趋势。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特别是1789 年法国革命对这个伊斯兰帝国在文化思想上影响的结果。法国革命的自由原则，被理解为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列强压迫的理论，平等原则被理解为世界各国平等。在伊斯兰教集体基础之上改铸西方的政治等级与组织，构成了土耳其多次改革与立宪运动的基本特征。当过帝国驻法大使、外交大臣的雷希德，企图用立宪宣言使帝国跻身于自由国家行列，从而不受专制俄国的侵犯和博得英法两国的同情。素丹阿卜杜勒•麦吉特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839 年11 月颁布了“花厅御诏”，允许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的安全。根据御诏，第二年颁布了反映法国法律影响的刑法和允许成立欧洲式银行的敕令。1845 年1 月，素丹颁布了要办好教育的诏书，为建立新式学校开辟了道路。

二、非洲

1、北非

埃及在1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其经济、政治地位更加重要，西方国家迫不及待地要把它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19 世纪70 年代，埃及名义上仍属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有着很大自治权。伊斯迈尔总督（1863—1879 年）执政时，为了修筑运河、铁路和港口，以及满足统治阶级的大量挥霍，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同时又向英法等国大量借款。英、法银行乘机用高利率贷款，并实行提前交息的办法实行盘剥。到1876 年时，埃及外债达6849

万英磅。英国利用埃及的财政困难，用低价收购了埃及政府的苏伊士运河股票。1876 年埃及政府宣布财政破产，停止偿还债务。英法联合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组成整理埃及债务的委员会直接干预埃及内政。该委员会宣布埃及的债务为9100 万英磅，进而又对埃及财政实行双重控制，国家的收入受英国人管辖，支出由法国人管理。1878 年，英、法派人参加埃及内阁，前者任财政部长，后者任公共工程部长，握有实权。伊斯迈尔组织的内阁因此被称作“欧

洲人内阁”。“欧洲人内阁”在城市和农村实行不断增税的政策。农民生活赤贫化，地主也因提高地税而不满。随着经济的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得到些发展，但遭到英法殖民势力的阻碍，新兴的资产阶级强烈反对外国的控制。“欧洲人内阁”由于解除埃及2500 名军官的职位，诱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斗争，要求罢免外国人部长，权力归埃及人所有。1879 年出现了以爱国军官、知识分子为骨干力量的埃及第一个政党——祖国党。该党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口号，致力于“把祖国从屈辱、贫困、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通过机关报《埃及报》和《商业报》宣传捍卫民族独立，加强防卫力量，实施宪法改革等主张。艾哈迈德•阿拉比任该党主席。阿拉比1841 年生于下埃及的一个地主家庭。13 岁弃学从军。6 年间成为埃及第一个获得中校军衔的土著埃及人。他忠勇廉洁，富有爱国心，深得士兵和广大群众的拥戴。

此时，英国以“震慑叛逆不力”为罪名，通过土耳其废黜伊斯迈尔的总督职务，由其子杜菲克继任（1879—1892 年）。杜菲克极力维护英法在埃及的利益，继续裁减军队，压制人民的活动。阿拉比深知军队作为埃及当时唯一有组织力量的重要性。1881 年9 月，当杜菲克企图将具有爱国精神的军队调离开罗时，阿拉比立即率领开罗卫戍部队起义，包围阿比丁宫，迫使杜菲克同意改组内阁，任命谢里夫组阁，巴鲁底接着出任陆军大臣。埃及于同年12 月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祖国党人在国会中占多数。1882年2 月，再次进行内阁改组，由巴鲁底组阁，阿拉比接任陆军大臣。1882 年5 月后的1 个多月时间里，英法采取武力威胁和欺骗分化的两手策略，妄图消除埃及人民的反抗，迫使阿拉比屈服。但是事与愿违，于是英国决定发动征服埃及的战争。

1882 年7 月10 日，英国向埃及提出最后通牒，限24 小时内交出亚历山大港炮台。11 日清晨，英国舰队开始炮轰亚历山大城，历时10 多个小时的连续轰炸，造成惨重损失。阿拉比在战前也采取了一些应战措施，战争爆发后爱国军民浴血奋战，但终究抵挡不住英军的猛烈炮火。全城军民有组织地迅速撤离。7 月13 日，英军占领了空城亚历山大。杜菲克赶往亚历山大城，乞求英军保护。

在阿拉比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合力保卫祖国，抗击英国侵略者。掀起了参军高潮，成千上万的农牧民、城市居民志愿报名，群众协助士兵挖掘战壕，修筑工事。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聚集开罗，召开国民大会，决定授予阿拉比“埃及保卫者”的光荣称号。他成了全民族的领袖。但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阿拉比在战略上指挥失误。亚历山大城失陷后，他将防御力量集中在北部，防备英军南下开罗，却轻信东线是运河中立区，英军不敢闯入，从而使运河地区完全处于无防守的状态。8 月19 日，英军佯攻西线的阿布基尔港。阿拉比信以为真，急忙调主力军前往迎战。不料当晚英军主力部队闯入运河区，连下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三城，威胁开罗。阿拉比急忙从西线调军援助东线，在离开罗只有数十公里的泰勒凯比尔建立新防线，与英军决战。但埃及的兵力多半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和纪律松弛的游牧民。9 月13 日，英军攻占泰勒凯比尔。第二天，开罗失陷，阿拉比和战友们被迫投降。英国将他放逐到锡兰。英军占领下的埃及，由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巴林统治埃及达25 年（1883—1907 年），他在埃及以其专横、诡诈、残暴著称，历史上称其为“东方暴君”。英军占领下的埃及，名义上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事实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苏丹是英国以占领后的埃及为基地向非洲内陆实行武力扩张的第一个目标。早在19 世纪前半期，苏丹处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时候，英国殖民势力就积极进行渗透活动。50 年代后，英国依仗着英土商约，对苏丹加紧经济侵略。英国殖民者以埃及政府驻苏丹官员的名义，在苏丹实行政治控制。苏丹人民不屈不挠地进行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史称马赫迪起义。英国用了20 年时间（1881—1900 年）才把马赫迪起义镇压下去。接着，英国和

埃及签订协定，苏丹为英埃共管。埃及不仅负担了征服苏丹战争费用的2/3，而且长期负担管理苏丹的绝大部分行政费用。苏丹成为英国的棉花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英国统治苏丹危害着苏丹的民族利益，也加重了埃及人民的沉重负担。

北非马格里布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三国很早就遭受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1830 年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从法国入侵起，阿尔及利亚人民奋起反抗，在东部有以君士坦丁为中心阿赫默德领导的抵抗运动，在西部是阿卜杜勒•卡德尔领导的反抗斗争。前者失败后，卡德尔领导的起义继续坚持长达17 年之久。1847 年后，小规模的起义持续不断。法国殖民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全面的军事控制，总督和各省长官均由现役军人担任，各省设立阿拉伯局管理当地土著。1871 年后，在名义上虽然废止了军事统治，但是总督仍由现役军人担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同化政策”，规定只有法国人才能享有公民权利，土著则是法国的臣民，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

法国从30 年代起，开始向阿尔及利亚移民，建立了欧洲人在非洲大陆上的第二个居留地。1833 年欧洲人为7812 人。以后不断增加。1876 年达到34.4万人，1891 年增加到53 万人。法国移民在殖民当局的帮助下，从阿尔及利亚人手里夺取了大量的肥沃土地，他们组织公司，也经营农场。法国殖民者夺取土地的速度是惊人的。1850 年为15 万公顷，1870 年高达76.5 万公顷，已超过阿尔及利亚耕地面积的1/10，而且这些土地都是交通方便、水源最好的沃土。法国公司和大地主大量利用已经丧失土地的阿尔及利亚农民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封建式的剥削。被奴役的农民沦为农奴。牧民们原来经营的牧场，被殖民当局宣布为“空旷无主地”，没收给欧洲人土地公司经营。他们对牧民也实行封建式的盘剥。

法国的殖民统治引起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激烈反抗，其中以1871 年的起义规模最大。起义是3 月初在君士坦丁省爆发的，由封建主莫克拉尼领导，后同哈达德领导的拉马尼亚教派实行联合，提出了驱逐法国殖民者的要求。有20 多万农牧民参加了起义，起义扩及到阿尔及利亚全境，战士们不断袭击敌人，先后发生300 多次战斗，狠狠地打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法国资产阶级在血腥镇压巴黎公社后，便集中兵力来对付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起义。到1872 年初，法军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又没收阿尔及利亚人最好的土地44.6 万公顷，索取赔款3600 万法郎。70 年代后，法国的高利贷垄断资本在阿尔及利亚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其活动方式一是搞土地投机，兼并法国移民和阿尔及利亚人的土地，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当地农民，农民用农产品交付地租。二是通过运输和销售来控制农产品，攫取超额利润。在政治上为了加强对阿尔及利亚的“同化”，一度缩小总督的权力，把阿尔及利亚的行政事务分属于巴黎各部管辖，后来又归属于法国内政部统一管理。

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震惊了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封建统治阶级。30 年代，突尼斯也遭到法国的直接威胁。突尼斯贝伊为挽救民族危亡，从1840 年起推行一系列改革以求富国强兵，废除奴隶制度，颁布宪法，进行军事改革和经济建设。但改革和建设却又依靠英、法、意大利诸国，结果外债日增，1863 年借款达3500 万法郎。法国成为突尼斯最大债主。“国际财政调查团”控制了突尼斯的财政。意、法在争夺突尼斯问题上发生尖锐的矛

盾。法国在1878 年的柏林会议上，以支持英国对塞浦路斯的侵略，换取英国对法国在突尼斯利益的谅解。德国为了转移法国在欧洲的注意力也支持后者在突尼斯的行动。意大利受到了孤立。

1881 年4 月24 日，法国借口突尼斯援助阿尔及利亚的“反叛”，大举入侵突尼斯。法军3 万人从阿尔及利亚分兵两路进袭，海军陆战队8000 人在比塞大登陆。5 月12 日，突尼斯贝伊被迫在接受法国保护的条约上签字。1883年6 月8 日，法国又同突尼斯签订新约，突尼斯正式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保留了一个完全受法国当局控制的突尼斯人政权。这样既可节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又免得许多麻烦。事实上，当时法国驻突尼斯的使节卢斯坦掌握着内政外交大权，军事大权也控制在法国人手中。法国高利贷资本通过贝伊政府颁布土地法令，实行土地登记，用宣布“空旷无主地”的名义，吞并突尼斯人的土地，分配给来自欧洲的移民，奴役当地农民。在多数情况下，用封建分成制形式，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使他们沦为农奴；在少数情况下，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法国资本在突尼斯的工业和商业方面也加紧进行投资，谋取最大的利润。尤其在磷酸盐、铅、锌等采矿业方面的投资最集

中，因之突尼斯成为法国在海外的主要原料供应地。

摩洛哥在19 世纪中叶后，中央集权统治日趋衰落。素丹穆莱•哈桑执政时期（1873—1894 年），积极推行改革措施，以维护国家独立。他着重于建设一支新式海陆军，发展军火工业，修造工厂，还派遣学生出国留学，聘请外国专家办教育等。但其改革因受国内封建势力的激烈反对而失败。哈桑在1880 年5 月终于促成了欧洲列强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国际会议，西、英等14个国家签订的条约“保证”了摩洛哥的独立和主权，推迟了西方国家侵略摩洛哥的进程。但在20 世纪初，列强最后瓜分非洲时，摩洛哥终于落到帝国主义的宰割之下。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19 世纪70 年代中叶起，西方列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加快了侵略的步伐。1876 年以前，它们占领的领土面积是十分有限的，多半是沿海地区。英国占领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尼日利亚的沿海地区和南非殖民领地。法国占有塞内加尔、几内亚、象牙海岸和达荷美（今贝宁）的沿海地区。葡萄牙据有安哥拉、莫桑比克。西班牙拥有以后称为西属撒哈拉的地方。1876 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国际

地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比利时、英、法、德、俄和奥匈帝国6 个国家。会上成立了“国际非洲协会”，要在各国成立分会，其宗旨是要打开非洲这块“地球上唯一文明尚未进入的地区”。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掠夺非洲的土地。

在西非，英国加紧在黄金海岸（今加纳）和尼日利亚的领土扩张。在黄金海岸内地早已存在着强大的阿散蒂国家。70 年代以前，英国为征服阿散蒂先后发动过6 次战争，均被击败。此时，英国派遣重兵发动第7 次征服战争。英军攻占其都城库马西，大肆劫掠，企图迫使当地人民屈服。在尼日利亚，英国以拉各斯为基地积极向腹地扩展，取得了大块领土。法国以塞内加尔为根据地由西向东扩张，打算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印度洋，横跨西、东苏丹的强大殖民帝国。它在塞内加尔，达荷美取得进展。德国在西非也开始建立殖民据点，派遣“地理考察队”、“探险家”深入多哥、喀麦隆内地，同当地酋长订约。1884 年7 月，德国正式宣布这两地为德国保护国。

在东非，英国早已在桑给巴尔同素丹签订条约，享有特权，并把东非海岸视作英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也在东非积极进行活动，1885 年建立德国东非公司，在内陆地区从当地酋长那里骗取许多“条约”，获得了从鲁伍马河到温巴河之间的大片土地。

在中非和南部非洲，列强激烈争夺领土，矛盾尖锐化起来。1884 年4 月，德国宣布从奥兰治河出海口到葡属安哥拉边界的地区为其保护地。然后向内地推进，侵占酋长们的土地，迫使他们接受保护，建立了德属非洲殖民地。英国为了阻止德国势力的东进，防止它同布尔人接近，1885 年宣布贝专纳（今博茨瓦纳）为自己的保护国。中非的刚果河流域是列强夺取领土的主要目标。利奥波德二世利用“国际非洲协会”比利时分会（后称“国际刚果协会”）

的名义，派遣“探险家”斯坦利继续在刚果河流域进行殖民扩张活动。他在1879 年以后的5 年时间里，诱使刚果河南岸的酋长们签订了450 多个“条约”，代表利奥波德二世建立起22 个“商站”。法国很早据有加蓬，从1875年起派遣布拉柴经加蓬向内地“考察”，历5 年之久，占有了刚果河西北部的大块土地（后被称为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法国的势力抵达刚果河北岸。斯坦利向刚果河北岸的扩张计划遭到了抵制。葡萄牙从自己在安哥拉的殖民

利益出发，在英国的支持下激烈反对斯坦利在刚果河流域的活动。

1884 年11 月15 日起，历时90 多天的柏林会议，有英、法、德、比、葡、意、俄、西、美等15 个国家参加。会议承认了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的统治权，也规定任何国家今后在非洲取得领土必须通知其他国家，必须实行“有效占领”。

柏林会议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非洲国家的进程大大加快了。它们在非洲殖民地建立起严密的殖民统治。在西非，英国在黄金海岸于1897 年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迫使阿散蒂国家变为英国的保护国。90 年代，英军攻进尼日尔河河口地区，炮轰和劫掠了贝宁城，摧毁了著名的贝宁王国。至此，尼日利亚沿海地区已经沦为英国的占领地。法国在达荷美又经过6 年的征服战争，于1894 年使其成为殖民地。在西非内地，1898 年法军击败阿赫马督领导的抗法战争。1898 年在击溃萨摩利•杜尔领导的反法斗争后，法国占据了西非广大的土地，发展为法属非洲殖民地，其面积约为法国本土的10 倍。19 世纪末，西非的领土已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

东非领土的瓜分是在90 年代完成的。柏林会议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解决列强在瓜分非洲领土的矛盾。英、德、法在东非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经过1886年、1890 年、1894 年3 次取得协议，才最后将各自霸占殖民地的疆界确定下来。德国取得坦噶尼喀（后称德属东非），英国获得肯尼亚（当时称英属东非）和乌干达，法国则得到在马达加斯加的“权益”。1896 年法国宣布吞并马达加斯加岛。

在南部非洲，英国利用它所占领的南非为根据地，向北扩张，企图将其占领的南北非洲殖民地联结在一起，实现它的“开普敦—开罗计划”。英国通过新成立的南非公司进行活动。1889 年，该公司同尼亚萨兰当地酋长签订“保护”条约，两年后，英国正式宣布这一地区为“保护国”。同年，南非公司还同贝专纳以北、统治马达别列人和马尚人土地的国王洛本古拉签订欺骗性的“友好条约”，获得了莫桑比克以西大片土地的行政、立法、分配土地、驻军等无限制的权利。1894 年后，这里被称之为“罗得西亚”殖民地。

到1900 年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或地区基本上已被西方列强分割完毕。1900 年前，帝国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也建立了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制度。英国同法、葡、比等帝国主义国家采用不同的殖民统治方法。英国在殖民地一般采用“间接统治”的办法，即保存殖民地原有的制度和习惯，对忠于英国的上层统治者委以重任，代表英国实施统治，由殖民当局向他们提供薪金。法、葡、比诸国大致都采取“直接统治”，摧毁原有的部落组织，剥夺酋长的权力，由殖民当局委派总督和行政官吏管理，还有的直接进行军事统治。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国家根据非洲国家和地区原先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掠夺办法。有的利用当地本来比较发展的小农经济，发展单一作物制，如在西非，大力发展可可、花生、棉花、棕榈产品等，由殖民者组织的公司低价收购。有的实行租让制，如在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和比属殖民地，殖民政府把从非洲人手里夺取来的土地，租给白人公司经营。这

些公司在辖区内有行政机构和军队，强迫农民生产，交纳税收。葡属殖民地因经济比较落后，殖民当局靠向英属殖民地出口非洲人劳工来榨取高额利润。有的实行保留地经济，在英属殖民地最为突出，即把非洲农民从肥沃的土地上赶到地处边远、土地贫瘠的地方劳动和居住，这里被称作非洲人的“保留地”。生产仅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由于土地不足，人口拥挤，无以为生的非洲人被迫离开保留地到白人的矿山和农场充当廉价劳动力。但当黑人劳工被压榨得失去劳动力时又可回到保留地。

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特点 从19 世纪70 年代初开始的30 年时间里，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瓜分非洲领土。据统计，1876 年时，西方殖民列强只占领非洲土地的10.8％，到1900 年时，已经占领了90.4％。它们主要是依靠发动野蛮的殖民战争来抢占殖民地，促使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这时期的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具有显著的新特点。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是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主要形式，其范围和水平已经不再是孤立的、自发的部落起义或地区斗争，而是发展成有组织的、规模很大的、持久的武装反抗，甚至有的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卫国战争。这是一大特点。这时期的主要斗争，北非有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法武装起义（1871—1872年）、阿拉比领导的埃及人民反英斗争（1881—1882 年）、苏丹马赫迪起义（1881—1890 年）；东非有埃塞俄比亚抗意卫国战争（1894—1896 年）；西

非有阿散蒂人反对英国侵略的第七次战争（1873—1874 年）、几内亚萨摩里•杜尔领导的抗法战争（1882—1900 年）、阿赫马督领导的图库列尔人反法武装斗争（1887—1898 年）、达荷美贝汉津领导的抗法战争（1890—1894年）；南部非洲有南非祖鲁人的武装起义（1879 年）、洛本古拉领导的马塔贝莱人武装斗争（1893 年）等。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几乎都是由封建统治阶级或传统社会的统治者领导的。外来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反对侵略和殖民奴役这一点上，广大人民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统治阶级愈能认清这种形势，就愈有可能团结人民进行长期的抗战，甚至有的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的胜利是最好的说明。1894 年7 月，正当意大利发动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时，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发表告人民书，号召人民奋起抗击意大利的入侵，保卫国家的独立。

经过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艰苦奋战，终于迫使意大利签订了“亚的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是独立国家，并交付大量赔款。帝国主义瓜分非洲领土时，往往利用非洲人的善良愿望和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不清，采取欺诈的手段，诱骗他们上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一旦他们觉醒，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抗争时，也能给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如英国在南部非洲德兰士瓦以北、莫桑比克以西的广大地区霸占领土时，曾劝说当地马塔贝莱人国王洛本古拉，允许少数白人到他的辖区内采掘金矿，声称只是挖一个“洞”而已。当洛本古拉在英国人准备好的“友好条约”上画押后，英国政府就立即宣布该地区已经接受英国的“保护”，成为其“保护地”。洛本古拉发觉受骗后，就号召辖区内的群众行动起来，组织志愿队伍狠狠打击敌人，对英军先后发动了两次战役，有力地挫败了敌人的进攻。最后虽因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而失败了，但以后马塔贝莱人地区还是不断地爆发反英武装起义。

19 世纪70 年代后，不少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还是前一时期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不过在斗争的规模和水平上比过去有所扩大和提高。例如，南非祖鲁人的反英斗争在70 年代以前的基础上迅猛发展。其首领开芝瓦约继承了恰卡和丁刚的治国方略，但又坚持革新，建立了一支4 万人的强大队伍，从莫桑比克的葡萄牙商人那里购买大批武器弹药，全部更换了祖鲁士兵的传统武器——刺矛和盾牌，提高了作战能力。在作战方法上也一改过去的固定一套，运用灵活机动的方法杀伤敌人。当时英国首相狄斯累利也不得不承认“祖鲁人确实是了不起的人民，他们打败了我们的将军。”由于祖鲁人的英勇斗争，直到1887 年英国才正式吞并祖鲁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广大农村发展起来的自发宗教运动，既是19 世纪下半叶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伊斯兰教起了很大的号召作用。从19 世纪起，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播很快，整个部落、有时整个地区皈依伊斯兰教。非洲人统治阶级最早是想利用伊斯兰教来巩固其统治，但在客观上伊斯兰教却起了团结非洲人，推动他们进行反帝斗争的作用。如苏丹的马赫迪起义，其首领名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1844—1885 年），自称马赫迪，宣称：“废除不堪负担的苛捐杂税，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号召苏丹人民对异教徒（英国统治者）进行“圣战”，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国土。在马赫迪起义过程中始终以“圣战”为号召，坚持了20 年之久。英国对苏丹的侵占也被推迟了20 年。再如，西非的萨摩里•杜尔和阿赫马督，中非的拉巴赫领导的斗争也是如此。

殖民主义者本来是想利用基督教来麻痹非洲人，使他们驯服地忍受奴役，但是遭受压迫和剥削的许多非洲人，在接受基督教后，自然会从基督教教义中寻求他们要求摆脱殖民奴役的根据。他们憧憬着“平等”的未来，迫切要求解放，首先在教会中摆脱白人神职人员的控制，建立独立的黑人教会。于是“土著教会”应运而生。19 世纪80 年代，在南非产生了“埃塞俄比亚运动”。1884 年成立了第一个非洲人基督教会“滕博人民族教会”，后又成立了纳塔尔非洲基督教联盟。19 世纪末，在南非普遍产生“土著教会”，有的称为“埃塞俄比亚教会”。后来，建立土著教会的运动扩展到罗得西亚、尼亚萨兰等殖民地。在西非和东非也发生了类似的运动。土著教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它具有明显的反殖民主义色彩，逐渐领导人民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这不是单纯的宗教运动，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城市反帝运动的兴起，是19 世纪末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另一个特点。城市反帝运动的产生，是由于在西方资本入侵的刺激下，非洲民族经济多少得到了一些发展，正在诞生中的新的阶级和阶层又不堪忍受殖民压迫的结果。

非洲城市的斗争，以工人、市民的斗争和知识分子的反帝运动为主要内容。工人和市民的斗争在北非、西非、南部非洲最为重要。1899 年，埃及开罗几家卷烟厂工人联合举行罢工斗争，参加人数约900 人，斗争坚持了两个月，迫使英国资本家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这是埃及工人的第一次罢工。同年，阿斯旺水库工人、亚历山大港煤炭装卸工和电车工人都举行过罢工。西非塞内加尔的铁路工人、南非的黑人矿工在19 世纪末也都进行过罢工斗争。城市居民的斗争，在西非尤为突出。1895 年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发生了抗征房捐和地产税的群众示威运动，参加者达5000 人。1898 年，塞拉利昂城市的非洲人为反对殖民当局施行的征收房捐法令，掀起了持续3 个月的暴力斗争。

非洲民族知识分子的出现，使非洲人的反殖民统治斗争开始走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道路。西非黄金海岸的知识分子联合酋长和商人反对英国当局剥夺非洲人土地的《土地法案》，成立了“保护土著协会”。协会有章程和纲领，后来在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成立分会。西非的民族知识分子为揭露殖民压迫，呼吁进行反帝斗争创办了第一批报纸，如《拉各斯日报》、《阿克拉先驱报》、《塞拉利昂时报》等。埃及的爱国知识分子在英国的高压政策下坚持斗争，早在19 世纪80 年代就成立了“团结会”，创办《团结报》，强烈谴责殖民压迫，号召进行不懈的斗争。北非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知识分子也开展了类似的斗争。

三、拉丁美洲

1、美国势力在拉丁美洲的加强

19 世纪70 年代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扩张。美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对外更加积极地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而拉丁美洲在地理上首当其冲。但是，英国在拉丁美洲已居优势，使美国遇到了阻碍。因此，

美国既要在拉丁美洲扩张自己势力，又要排挤英国，这就是19 世纪后期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指导方针。

为了孤立和打击英国，扩大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势力，美国除了仍打着“门罗主义”旗号外，又提出了“泛美主义”口号。1889 年10 月，由美国发起在华盛顿召开的18 个国家出席的美洲国家会议上，美国提出“美洲人民利益一致”的欺骗性口号，鼓吹建立泛美组织，以“巩固南北美洲各国经济文化联系”。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命名为“美洲共和国国家联盟”（1901 年改称泛美联盟）的组织，并以设在华盛顿的、由美国国务卿领导的“美洲各国商务局”作为常设机构。美国通过这一组织，笼络、勾结拉丁美洲各国反动统治者，为其霸占西半球创造条件。

在对拉丁美洲经济侵略方面，美国比英国落后一步。但在19 世纪70 年代后，美国急起直追，并日益威胁和排挤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利益。1822年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贸易总额只有2600 万英镑，这比英国为少。可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已超过英国，跃居首位。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投资到1889 年已超过3 亿美元。美国投入古巴的资金达5000 多万美元，垄断了古巴的制糖工业。

1895 年，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发生边界纠纷，英国军舰封锁了委内瑞拉港口，美国趁机插手，出面干涉。美国国务卿奥尔尼趾高气扬地声称：“今天，美国在这块大陆上实际拥有最高权力，凡是它管辖范围内的人民，都应当把它的意旨当作法律。”美国照会英国政府，要求英国接受第三者，也就是美国的仲裁，英国被迫让步。1897 年美国与委内瑞拉签订协定，双方同意成立有美国人参加的仲裁法庭，确定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双方的国界。在这一事件中，英国蒙受了很大的屈辱。以后，美国逐步取代英国在拉丁美洲的优势地位。

2、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19 世纪70 年代后，由于拉丁美洲各国政治生活从原先的动荡趋向相对的稳定，对外联系的扩大以及外国投资的增加，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尽管经济发展在各国表现不平衡，但它改变着整个拉丁美洲的面貌。

阿根廷的经济增长最为显著。它在19 世纪初是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中最不发达、人口最少的地区之一。但到19 世纪最后的30 年中，它在人口增长速度，移民数量，修建铁路的里程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方面都超过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在这期间有220 万移民进入阿根廷。1870 年投入使用的铁路只有458 英里，但在1880 年增加到1500 英里，1900 年达到1 万英里。1880 年到1900 年，仅英国的投资就从2000 万英镑上升到2 亿英镑以上。1900 年，阿根廷的工业企业总数已经有2700 家。农业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从1870年的150 万英亩增加到1901 年的1700 万英亩以上。阿根廷在30 年内从一个进口谷物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出口1 亿蒲式耳小麦和玉米的国家。1877 年第一艘冷藏船载着冰冻牛羊肉开到欧洲。到1900 年，英国与阿根廷之间已有278 艘冷藏船往返不断地行驶。出口值从1870 年的3000 万金比索增加到1900年的1.5 亿金比索，增长了4 倍。这一惊人的经济繁荣，使阿根廷成为拉丁美洲最先进的国家。

智利在硝石工业方面有着非凡的进展。1870 年前还不生产硝石，但到1880 年生产了25 万吨，1900 年增加到140 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3/4。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推动了公用事业、铁路建设和工业的成长。墨西哥独立后，矿业生产不断下降，到19 世纪80 年代开始振兴。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低质矿石能够开采和提炼，虽然采银仍占重要地位，但过去不受重视的煤、铜和其他金属也大规模地生产了。1890 年起，石油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到1900 年外贸总值比1870 年增加了3 倍。

巴西在铁路建设方面不比阿根廷落后多少，1889 年已达6000 多英里，到1904 年达到1 万英里。咖啡出口在1870—1875 年期间平均每年4 亿磅，到19 世纪最后的5 年里平均每年达到11.3 亿磅。此外，纺织业也得到发展，1905 年扩大到有100 多家工厂，雇佣约4 万工人，生产了将近25 万米棉布。古巴糖的年产量，19 世纪60 年代还只有50 万吨，到19 世纪末已超过100万吨。

乌拉圭虽是个小国，到1900 年只有约100 万民居，然而人口却是在稳步增长，因为在1870 年才有约60 万居民。这个国家牛羊数目的增加非常快，羊从19 世纪中期不足100 万只增加到1900 年的1800 万只；牛在同时期从不到200 万头增加到近700 万头。到1900 年，投入使用的铁路有1000 多英里。对外贸易额从1870—1900 年间翻了一番。

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不足的方面主要是，各国都依靠一种或两种供出口的作物或矿物，而这些物资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并不稳定，这就使得各国的经济发展难以取得稳步的进展；这种单一作物的、畸形的经济，加深了各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扩大了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例如，墨西哥采矿业虽得到发展，而农业没有进展，以致19 世纪末农民的生活处境比1870 年还有所下降；有些国家从经济发展

中得来的好处，却被政府的浪费和使用不当，或被战争所抵消，没有取得使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效果。此外，在发展经济中外国资本起了重要作用，不少利益也就被外国资本家占去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相对稳定，拉丁美洲各国的外来移民也开始大量增加。1870 年到1900 年的30 年中，有400 万人移居拉丁美洲，其中以来到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智利等国居多数。移民中绝大部分是意大利人，其次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此外还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欧洲移民定居的地方，他们的人数往往压倒了当地的克列奥人（土生白人）。在巴西圣保罗以南地区、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及其周围和阿根廷的很多地区，欧洲移民占据绝对优势。外来移民对拉丁美洲各国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但使拉丁美洲各国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和技术人员，而且还带来了一定的资金。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成长，并引起了拉丁美洲各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最显著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由于各国民族资本力量较为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软弱。但是它受到外国资本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制，所以在人民运动的推动下，也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主要来自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移民，受到外国资本、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重重剥削，他们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恶劣处境。

19 世纪70 年代，在拉丁美洲出现了第一批工人组织，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1872 年，阿根廷成立了第一国际支部，并派代表出席了海牙代表大会。90 年代，相继成立阿根廷社会党、智利社会党以及乌拉圭和巴西的社会主义小组。这些组织都曾创办刊物、翻译和出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曾领导工人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3、巴西的废奴运动•共和国的建立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胜利后，各国相继宣布废除奴隶制，只有巴西仍原封不动地把奴隶制保留下来。巴西种植园主不仅丝毫不想触动奴隶制度，反而因咖啡种植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奴隶制。独立后差不多每年都有2—3 万黑奴贩入巴西。1846 年后每年上升到5 万人。据统计，1820—1850 年运到巴西的黑奴达100 万人。但是，巴西的奴隶制度不久就出现了危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自由雇佣劳动的要求，与种植园奴隶制度发生了冲突。因此，废奴思想开始在白人的民主阶层中逐渐传播开来。同时，黑奴的反抗斗争不断增加。从1826

年开始，巴伊亚省每年都爆发黑奴起义。1830 年萨尔瓦多市发生黑人与警察的武装冲突。为了保障英属西印度殖民地种植园主的利润，英国反对巴西奴隶贸易。1845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亚伯丁法案”，授权英国海军扣留任何巴西贩奴船只，这对巴西奴隶贸易造成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西政府曾于1850 年9 月14 日宣布禁止奴隶贸易。

但是，巴西政府为了保护奴隶主的特权，采取一切手段来延缓奴隶制的崩溃，为此不惜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1864—1870 年巴西参加“巴拉圭战争”。在战争期间，因兵源不足，不得不把数千奴隶变为自由民充当士兵。这些奴隶出身的士兵和穷苦的自由民士兵到已经废除奴隶制的巴拉圭作战，对接受和传播废奴思想起了重要作用。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奴隶制被废除，也大大加强了巴西人民和黑人奴隶为废除奴隶制而奋斗的决心。

19 世纪60 年代末，巴西各地先后出现废奴协会，广泛展开援救黑奴的活动。1883 年，各地的废奴协会联合成立了巴西废奴主义同盟。一些废奴主义者著书立说，大造舆论，把废奴思想变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同时，废奴运动带动了共和运动的兴起，并使两者逐渐合流。许多废奴主义者同时又是共和运动的参加者。他们认识到，要废除奴隶制，必须摧毁君主制；要建立共和制，必须铲除奴隶制。废奴思想也在军队中传播开来。1887 年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俱乐部发表声明，军队不参加任何镇压逃亡奴隶的行动。军队拒绝为保护奴隶制效劳，这是废奴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1887 年，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赴欧洲就医，使废奴运动趋向高潮。1888年初，废奴主义者在各大城市组织了群众性示威游行。在人民运动的压力下，5 月3 日议会通过了立即无条件废除奴隶制的法令。5 月13 日，摄政伊莎贝拉公主（佩德罗二世的女儿）签署了这项法令。公主在签字时使用的是废奴主义者送给她的一支金笔，故这项法令在巴西历史上称为“金法律”。当时巴西的72 万奴隶全部获得解放。如果不把个别地区尚存的宗法式奴隶制算在内的话，巴西对奴隶制的废除宣告了世界性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彻底灭亡。废奴运动的胜利为共和政体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随后资产阶级联合自由派地主同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势力展开斗争。1889 年7 月，首都和其他的一些城市组织了要求推翻帝制的示威游行，并同警察发生冲突。11 月初，一些地方的军队宣布不再听命于政府，并且向首都进发。11 月15 日陆军首脑曼努埃尔•德奥多罗•丰塞卡元帅倒向共和派一边，率领军队逮捕了政府所有内阁成员。当天宣布巴西共和国诞生。两天后佩德罗二世被放逐到欧洲。

废奴运动的胜利和共和国的建立，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完成了独立运动没有完成的任务，摧毁了奴隶制度和君主政体，消除了巴西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巴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4、古巴独立战争

古巴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以盛产蔗糖驰名于世。1511年古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王室在古巴设置都督府，委派都督和检审法院进行直接统治，属于新西班牙总督区管辖。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对古巴原有的居民印第安人进行大规模屠杀，几乎把他们消灭殆尽。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一面以种种优惠条件鼓励向古巴移民；一面从非洲输入大批黑奴，强迫他们从事畜牧、烟草和蔗糖生产。

在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古巴人民掀起了连续不断的斗争。1792—1793 年，在哈瓦那和太子港等地的种植园发生了黑奴暴动。1795 年在巴亚莫发生了黑人和贫苦白人联合的起义。1812 年在奥连特省和卡马圭省等地爆发了当时规模最大的起义。1823 年，古巴的一些爱国人士曾与玻利瓦尔联系，准备发动争取古巴独立的起义。但是古巴是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的主要军事基地和供应地，比其他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防守更

严，控制更紧。再加上古巴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奴隶制度占优势，土生白人地主极端反动，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奴隶解放的革命运动。因此，这些起义在残酷的镇压下都失败了。古巴继续处在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

1868 年9 月，西班牙发生革命，推翻伊萨贝拉二世的统治，建立共和国。宗主国的政局剧变，给古巴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时机。10 月10 日，以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为首的爱国人士在奥连特省发动武装起义。一月后，起义的烽火蔓延到临近卡马圭省。1869 年2 月，拉斯维利亚省也爆发了起义。起义席卷了整个东部地区，大批农民和奴隶投入革命斗争。同年，起义者召开代表大会，制订了古巴第一部宪法，宣布解放奴隶，成立古巴共和国。选举塞斯佩德斯为总统。

西班牙政府先后调集20 万军队前来镇压，并严密封锁了整个古巴岛屿。只有2 万多人的古巴起义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沉重地打击了西班牙殖民军。但毕竟双方力量对比悬殊，1873 年塞斯佩德斯被俘就义。此后，由于起义军内部分歧和部分领导人的动摇，起义军遭到失败。1878 年2 月，起义者的代表与西班牙殖民者在卡马圭省西南的桑洪举行谈判，双方签订了《桑洪条约》。起义者放下武器，停止斗争。西班牙答应改革古巴行政制度，实行大赦，并给参加起义斗争的黑人奴隶以自由。桑洪条约的签订曾受到马塞奥等起义将领的反对。

这次争取独立的战争迫使西班牙政府在古巴作了一些“改革”。西班牙政府同意古巴有权派代表进入西班牙议会。实际上这些代表均由西班牙政府指派，在议会中并不能解决古巴的任何问题。1881 年4 月西班牙政府在古巴公布《西班牙1876 年宪法》，允许古巴人民享有公民权利，但古巴人民能否享有公民权都由古巴都督决定。桑洪条约规定废除奴隶制，可是西班牙政府又规定在8 年内逐步解放奴隶，并由每个奴隶向主人缴纳30 至50 美元作为

补偿，这样就使大批奴隶拖欠永远偿还不清的债务，变成地主的隶农。桑洪条约签订后，古巴人民的境况没有得到改善，反抗斗争的烽火延绵不断。独立战争的将领马塞奥和戈麦斯一直为古巴独立而奔走呼号，并于1879 至1880 年在奥连特省等地发动起义，不久遭到镇压。1895 年，马塞奥和戈麦斯与古巴人民杰出爱国领袖马蒂一起，发动了第二次独立战争。

何塞•马蒂（1853—1895 年）出生于哈瓦那一个贫苦家庭，15 岁参加革命，曾创办《自由祖国》杂志，号召古巴人民为祖国独立而斗争。独立战争中他被殖民当局逮捕，获释后继续从事爱国宣传活动。他坚决反对桑洪条约，指出“权利只能争取而不能恳求，只能夺得不能乞求。”1880 年他流亡美国。1892 年4 月，马蒂在纽约主持召开古巴侨民各爱国团体代表大会，成立“古巴革命党”。党纲的宗旨是“团结所有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的力量，实现古巴的完全独立。”大会选举马蒂为党代表，负责协调和指导工作。古巴革命党成立后，马蒂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并代表革命党任命戈麦斯为古巴解放军总司令。1895 年1 月28 日，马蒂向国内党组织下达总起义的命令。4 月，马蒂和戈麦斯率领在国外组织的远征军在古巴登陆，与马塞奥等率领的起义军会合。马蒂身先士卒，亲临战场指挥战斗。5 月19 日在多斯里约斯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戈麦斯和马塞奥领导古巴人民继续战斗，革命烈火燃遍全国。1895 年9月，起义军和人民召开代表会议，制定临时宪法，宣布古巴独立，选举萨尔瓦多•西斯内罗斯•贝当古为古巴共和国总统，戈麦斯和马塞奥担任革命军正副总司令。在共和国政府领导下，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到1898 年，革命军解放了全国近2/3 的土地，控制了广大农村和交通要道，并包围了哈瓦那。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已经日暮途穷，濒临绝境。

正当古巴独立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美国进行了武装干涉。1898 年4 月，美国借口“缅因号”军舰突然爆炸事件，向西班牙宣战。美西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军队在古巴革命军全力支持下，很快打败西班牙军队，占领了圣地亚哥。12 月，美西签订《巴黎和约》，其中规定：西班牙放弃在古巴的一切权利，古巴由美军占领。为了牢固控制古巴，美国当局宣布解散古巴革命军，并笼络古巴地主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让他们进入傀儡政府。

美国的侵略行径曾激起古巴人民的极端不满，酝酿着一场反美斗争的风暴。美国为缓和古巴人民的反美情绪，宣布美国将撤出军队，给古巴独立。1901 年2 月，古巴召开了制宪议会，以美国宪法为蓝本，制订了宪法。3 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普拉特提出了关于古巴宪法问题的修正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古巴进行干涉”；古巴应给美国煤站和海军基地所需要的土地；未经美国同意，古巴不得与任何外国签订条约，不得把领土转让给其他任何国家等。在美国压力下，古巴制宪议会被迫接受这一修正案作为古巴宪法的附件。1902 年5 月，美军撤出古巴，古巴取得“独立”，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古巴人民仍需继续完成争取民族解放的艰巨任务。

 

 

 

 

 

 

 

 

 

 

 

 

 

 

 

结语

 

到1900 年，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下面一系列活生生的事实上。到1914 年以前铺成的海底电缆长达51.6 万公里，因而加强了大陆与大陆之间的电报联系，加速了信息的交流。这个时期有3万艘商船，总吨数为5000 万吨，往来运货于世界各地。通航的运河缩短了世界航程。1869 年通航的苏伊士运河缩短了西欧与印度之间的航程达4000 英里；1914 年完成的巴拿马运河缩短了纽约与旧金山之间的航程达8000 英里。各大洲也建成横贯大陆的铁路：美国建成于1869 年，加拿大建成于1885 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于1905 年。

由于世界各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便出现了人类过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产品可以行销于全球，一个地区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很快波及或影响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可以迅速传遍全球各地。一个国家举行的博览会，可以有世界“万国”参加。欧洲市场的萧条，可以引起大西洋彼岸的工人失业。亚洲人可以在家里享用一个美国人的发明成果。中国读者可以读到英国哲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或代议制可以对东方国家的变法运动或改革发生影响。

这样，在1500 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打破世界各地区的封闭状态后，随着海上商路的开拓，各地区各国之间的联系一步一步地加强，到1900 年左右，世界终于形成一个牵一发则动全身的有机的整体。世界史到此时才真正具有世界性。

世界之成为一个整体，使得世界经济的增长及生产力的上升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1860—1913 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不止6 倍，1851—1913 年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12 倍。

为什么在16 世纪以来的400 年间会产生这样的奇迹？简言之，是由于资本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文明世界的经济都是以农为本。以农为本的经济，从根本上说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其本身带有封闭性，因而成为横向联系的障碍。商业是打破封闭性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因素，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的、以农为本的奴隶制、封建制时代，商业总是处于农业经济的附庸地位，它不能从根本上突破封闭性，突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隔阂。只有资本主义，才打破了这种封闭性，而把世界各地区连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有这样大的威力？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是无法发展起来的。它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各地的廉价原料。这一切必然导致世界地区联系的加强。向垄断过渡后，它的胃口更大了，不但要求进一步扩大商品市场及原料供应地，而且也要求把过剩资本输向海外，因而推动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到19 世纪末终于把世界瓜分完毕，亚、非、拉美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变成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当然，资本主义在一步一步加强世界地区间的联系并且最后把世界连成整体时，也借助于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铁路、轮船、电报等。然而这些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和新技术也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

但是，世界之形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它的真实内容是什么呢？它的真实内容便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世界其余地区、国家的统治。世界地区联系的加强，不外是西方列强对于世界上其余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控制。资本主义势力伸向全世界，可以说是“无远弗届”。首先，世界广大领土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仅亚洲有不少于944.3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变成列强的殖民地。其中有649.6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处在俄国的殖民统治下，199.8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58.7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处在荷兰的殖民统治下，24.8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处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11.4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处在美国的殖民统治下。

此外，欧洲列强还控制了许多半殖民地国家，其中有中国、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及尼泊尔等。这些国家只是形式上的独立，实际上它们在经济、文化上，甚至在政治上处于列强的控制之下。一般说来，只是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才使这些国家避免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断言：世界各地区之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固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也是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世界上其余国家、地区的宰割、奴役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显然是一种很不公正、很不正常的现象，也是一个矛盾。因此，1900 年以后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解决这个矛盾，消灭这种不公正的现象，逐步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