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教学要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第二节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空想共产主义社会福利思想。教学时数：
4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莫尔的社会福利思想
1．社会问题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英国杰出的人道主义者、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为《乌托邦》和《查理三世史》。莫尔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时代，农奴制的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不断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动荡，使得民众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尤其是在英国，由于圈地运动的展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更快，社会问题也更加突出。在这种社会变革面前，人们期望能够出现一种美好的平等富裕的社会生活，于是，以莫尔的《乌托邦》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
托马斯·莫尔对英国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即贫困问题和流民问题进行剖析。他认为，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频繁的战争。他指出，英国连年的对内和对外战争尤其是对法国的争霸战争等，造成大量的战争伤残人员，他们因伤失去劳动能力，再也不可能重新从事以前的职业。同时，由于年纪已大，他们也不可能学习和更换新的职业，因此陷于贫困之中。
第二，大量不劳而获者的存在。莫尔指出：“有大批贵族，这些人象雄蜂一样，一事不做，靠别人的劳动养活自己，例如，靠在自己田庄上做活的佃农，尽力剥削这些佃农，以增加收入，而且带着大批从未学过任何糊口技艺的游手好闲的随从。”
第三，圈地运动使大批人口失去土地，从而失去生活来源。莫尔指出：“佃农从土地上被撵走，为的是一种确是为害本国的贪食无厌者，可以用一条栅栏把成千上万亩地圈上。有些佃农则是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非离开家园不可——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儿童的父母，以及生活资料少而人口众多的全家。……他们离开啦，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1][1]
莫尔认为，严重的贫困问题是英国当时存在大量流民和盗窃问题的根本原因。他指出：“他们在流浪中花完这半文一钱之后，除去从事盗窃以致受到绞刑外，或是除去沿途讨饭为生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何况即使讨饭为生，他们也是被当做到处流浪不务正业的游民抓进监狱，而其实他们非常想就业，却找不到雇主。他们是对种田素有专长的，可是找不到种田的活，由于已无耕种的田。……请问，这些被解雇的人，不去乞讨，或不去抢劫（有胆子的人更容易走的一条路），还有什么办法？”[2][2]
莫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指出，要解决英国严重存在的盗窃和流民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给以谋生之道，使任何人不至于冒始而盗窃继而被处死的危险。”其次，通过法律恢复被圈占的土地，使得失去土地的人口重新回到土地上从事耕作。他指出：“用法律规定，凡破坏农庄和乡村者需亲自加以恢复，或将其转交给愿意加以恢复并乐于从事建设的人。”第三，控制囤积居奇。“对富有者囤积居奇的权利以及利用这项权利垄断市场，需加以控制。”此外，还要少养活好吃懒做者，振兴农业，恢复纺织业，吸收劳动者。莫尔明确指出：“毫无疑问，除非你们医治这些弊病，光是夸口你们如何执法惩办盗窃犯，那是无用的。”[3][3]
2．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
在剖析和批判英国社会现实的同时，莫尔提出了未来美好社会的各种理想状态。其中与人类社会福利的发展和进步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私有制，主张建立公有制和平等的社会。莫尔指出：“我觉得，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达到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我怀疑当个人所有即是私人财产时，一切平均享有能否达到。”“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摔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4][4]因此，莫尔主张未来的理想社会“乌托邦”中应该实行公有制和按需分配。他指出，乌托邦中的每一户人家都可以到存放货物的仓库中，觅取自己及其家人所需要的货物，不付现金，也无任何补偿。无须担心有些人的所求超出自己所需。乌托邦中实行集体用餐制度，烹调工作由各户妇女轮流担任。
第二，主张人人劳动、没有剥削。莫尔指出，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每一个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要学会一门手艺，虽然男女都要劳动，但是男女分工存在不同，妇女身体较弱，因而做纺织一类的轻便工作，男人承担其余的繁重劳动。工作时间应给予明确的规定，一昼夜24小时中用于劳动的时间不超过6小时，其余用于促进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或其他精神活动。每一个城市及其附近地区中所有适龄劳动者都要参加劳动。乌托邦中，人们在完成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外，还提倡从事一些修桥铺路等公益劳动，但是，政府并不强迫公民从事多余无益的劳动。乌托邦宪法规定：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5][5]
第三，主张追求幸福快乐的生活，提倡人道主义。莫尔指出，并非每一种快乐都可以构成幸福，只有正当高尚的快乐才构成幸福的基础，德行引导我们的自然本性趋向正当高尚的快乐。人们追求什么生活受到理性的支配，理性首先在人们身上燃起对上帝的敬和爱，然后劝告我们尽量过一种充满快乐的生活，同时也提倡从爱我同胞出发帮助其他所有的人达到上述目标。乌托邦人在人道主义的原则下，认为照顾到别人的康乐和幸福是值得提倡和赞扬的，减轻别人的痛苦，使他们去掉悲哀恢复快乐尤其是合乎人道主义的。
莫尔指出，自然号召人们相互帮助以达到更愉快的生活，自然也教你留意不要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损害别人的利益。人们不仅应该遵守私人间的合同，更应该遵守关于物质分配上的公共法令，只有在这种公共法令不遭破坏的前提下照顾个人利益才是明智的。莫尔进一步指出，个人义务的标志是关心公众的福利，为了自己得到快乐而使他人失去快乐，这是不公平的，相反，将自己的部分所有转让给他人，是具有人道主义和仁慈意义的。[6][6]
第四，未来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人类社会福利得以充分发展和进步的社会。莫尔指出，在乌托邦社会中，家庭构成主要的社会单位，家庭福利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庭中，年纪最老的人当家，妻子伺候丈夫，儿女服侍父母，一般来说，年轻人赡养和照顾年老的人。在乌托邦社会中，儿童福利受到大家普遍重视，有专门供婴儿和保姆用餐的房间，设有摇篮和火炉，婴儿一般由母亲喂养，如果婴儿母亲去世，则为其找一个保姆，所有能够对此胜任的妇女无不自愿承担，这种慈善行为得到人人赞扬，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抚养的婴儿视保姆如生母一般。
在乌托邦社会中，身体健康被视为快乐的重要方面，几乎全部乌托邦人把健康看作最大的快乐，看成所有快乐的基础和根本。因此，医疗卫生福利在乌托邦中受到特别重视。每一个城市都建有四所宽敞的公共医院，一方面为了避免病人增多时带来的不舒适，另一方面也为了隔离的目的以防止一些疾病的传染，医院中设施良好，应有尽有，医生医术高明，护士护理体贴，各种治疗认真负责，供应的食品精美可口，市民染病无不愿意前往医院治疗。
二、康帕内拉的社会福利思想
1．公有制与共同劳动主张
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是意大利著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也是意大利著名的自由斗士，他曾经参加1598年在意大利南部爆发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被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服刑达25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写下大量著作，一方面继续进行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开始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目标进行描绘，他的《太阳城》、《西班牙君主国》、《论最好的国家》和《胜利的无神论》等著作都是在监狱中完成的，其中《太阳城》一书是最充分地反映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著作，在《太阳城》中，康帕内拉为人类设计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
康帕内拉主张实行公有制。他指出，太阳城的居民实行一切公有，一切产品和财富都由公职人员来分配，因为大家都能掌握知识、享有荣誉和过着幸福生活，所以，谁也不会将任何东西居为己有。大家都认为：“不论对于现在或将来的生活来说，财产公有制是一种最好的制度。”[7][7]康帕内拉指出，各种自私自利的社会弊害是由于私有制带来的，因为人们都想使自己的儿子得到很多的财富和光荣的地位，都想把大批的遗产留给自己的后代，每一个人为了成为富人或者显贵人物，总是不顾一切地掠夺国家财产，在他们还没有势力和财产时，因而也还没有成为显贵之前，都是吝啬鬼、叛徒和伪君子。
康帕内拉提倡平均主义的社会分配。他指出，太阳城中的人认为，极端贫困使人卑贱、狡猾、圆滑、盗窃、阴险、虚伪和作假，财富则使人傲慢、自负、无知和背信。太阳城中则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的公社制度使大家都成为富人，同时又都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因此，不是他们为一切东西服务，而是一切东西为他们服务。”[8][8]
康帕内拉指出，现实社会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灾难，是由于存在各种社会腐败现象。他说，太阳城中的居民清楚地认识到，“极端的腐败现象笼罩着全世界；人们并没有根据真正的最高的目标来行动；应受尊敬的人受着痛苦；得不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受恶人的统治；……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说，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人类已产生极端的混乱。”[9][9]
康帕内拉提倡一种共同劳动的社会。他指出，在太阳城中，大家都参加军事工作、农业工作和畜牧养殖业工作，太阳城中的每个人都愿意从事这些方面的劳动，他们认为这些劳动是最光荣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自己最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其中精通更多艺术和手工业者受到格外尊重，从事各种最繁重的工作者同样受到人们的尊重，谁也不会逃避这些工作，因为在进行劳动分工中已经考虑到个人禀赋，每个人所从事的劳动不但不会危害身体健康，反而有助于发展他们的体魄。[10][10]
康帕内拉指出，太阳城中的居民中没有仆人，不仅因为他们自己可以为自己服务，更因为他们认为使用仆人的结果会使人养成懒惰和腐败行为。太阳城中居民的劳动时间为每天不超过4小时，体力劳动之余的时间，可以从事其他精神活动，但决不允许从事赌博等不良活动。
2．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
康帕内拉提倡一种互帮互助、和谐自然、注重人类福利的社会。他为此专门在掌管太阳城的三位领导中赋予一位领导负责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事务，以便于太阳城中各种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的和谐与进步，这三个领导人分别为“蓬”即“威力”，负责掌管和平与战争事务；“信”即“智慧”，负责掌管自由艺术部门、手工业部门及科学部门；“摩尔”即“爱”，负责掌管生育、医疗、制药、播种、收获、农业、牧业、伙食等工作。太阳城中的居民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互助关系。康帕内拉指出，我们应该注意这样的事实：因为实行公有制和共同劳动，虽然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馈赠，但是，他们之间的互帮互助却表现在一切活动方面，在太阳城中，一切同岁的人称为兄弟，比自己年长22岁者称为父亲，比自己小22岁者称为儿子，在这个集体中谁也不能欺负别人。
太阳城中的居民认为首先应该注意整体的生活，然后才应该注意部分人的生活。居民不仅共同劳动，而且共同生活，实行集体食堂制度，集体作息制度，集体生育制度，实行统一服装，统一住房。尤其是居民饮食生活受到特别的关注，食物要根据医学要求来决定，每天用餐时间与次数都要由“物理学家”决定，饮酒受到明确限制，各种身体疾病不仅按照时令不同加以预防，而且提供符合自然规律的治疗，同时积极提倡锻炼身体。
太阳城中的居民对母婴福利和老年福利十分重视。妇女怀孕后在两周之内不必从事体力劳动，此后，可以做一些轻微劳动，以便胎儿通过母体汲取营养和健康成长，并促进母亲身体的健康发展。分娩以后，她们就可以在一所特制的公共大厦休养并照顾婴儿，婴儿哺乳期为两年，但是可以适当予以延长。一切青年人都要服侍40岁以上的人，在晚上快要睡觉以前及早晨，都有两位男女领导人带领一些青年人轮流到宿舍服务。年轻人都将此事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逃避这些责任，就会造成自讨没趣的后果。
康帕内拉指出，太阳城中的生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理想的社会发展目标，就可以带来非常合理、和谐的社会。他指出，在这种理想的社会中，由于贫富对立而产生的一切恶习如违约、盗窃、撒谎、劫掠、游手好闲等将会消灭，一切因自私自利而产生的恶习如吝啬、高利贷、憎恨与嫉妒等也会完全被消灭，一切因穷人过度劳动、富人游手好闲而产生的肉体和精神恶习也会同样消灭，作为愚蠢无知的后果的恶习也同样会消灭，法律将得以维护，一切都有节制，美德也得以弘扬，因此，“你就不能想象出一个更幸福的和对人民更宽大的国家。”[11][11]
三、马布利的社会福利思想
1．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1709-1785）是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也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一生写下大量论述政治、历史、社会的著作，主要的有《希腊史要》、《论历史研究》、《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道德原理》以及《哲学家经济学家对政治社会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秩序的疑问》等，其中最能够充分表达其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思想的是《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和《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尤其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马布利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新的特点。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方面，马布利尽管依然对现实社会弊端进行批判，但其重点是对各种弊端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在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方面，马布利更多强调政治自由与法制建设的作用，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基础方面，马布利更加强调自然界的作用和影响，强调人的理性的重要影响与意义，马布利所谓的“自然界”就是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然法”。
马布利对现实社会的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根据自然界中存在的秩序，人们本应该相互团结，“但由于我们的政治制度所建立的秩序，更正确地说，由于我们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混乱，而只产生了分离我们的作用。如果社会是由一些嫉妒、贪婪和嫉妒他人的公民构成的，他们因为一部分人只能依靠另一部分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无论如何都想损害他人，那么，立法者在这种社会中公布一纸只能刺激我们欲念的法律，就可以有希望建立联盟、和平和幸福吗？”[12][12]
马布利指出，现实社会存在两种贪婪。一种是保守性贪婪，只要私有财产制度存在，人们就会存在贪婪的欲望，立法者的任务是将这种欲望限制在最小的状态，也就是最保守的状态，人类就会趋向接近自然界的意图。另一种是征服性贪婪，也就是将他人财产居为己有的欲望，这种欲望越成功越会加剧这种贪婪，立法者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消灭这种贪婪，否则，不仅这种贪婪会越来越强，而且那些保守性贪婪也会逐渐转变为征服性贪婪。
马布利认为，正是由于现实政府没有制定良好的法律限制保守性贪婪，消灭征服性贪婪，才使贪婪已经到处蔓延，并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他指出：“现在，我们贪得无厌地要求豪华奢侈和游手好闲，而这种要求却在不断地折磨着不幸的、被迫为我们耕田种地的人们。……我们的贪婪使他们处于贫困状态；在他们用自己的血汗为我们培育的果实中，他们所得到的那一部分只是很少的一点食物；他们都贫困不堪，对未来感到恐惧。”[13][13]
马布利号召人们祛除自私和贪婪的恶习，发扬互助互爱的美德。他指出，造物主以自己惊人的本领给人间安排了各种各样的不同需要，并使人们服从于这种不同的需要，以便把我们变成彼此都感到相互需要的人。造物主同时还赋予我们的心灵以某种本能的社会品质，这种社会品质使我们珍视他人的幸福，并号召我们亲近、团结、互助、互爱和互相牺牲，发扬这些社会品德，否则，“这些社会品德也同样能够变成恶习”。马布利强调指出，利己主义的自私使人产生恐惧，它就象一头凶猛的怪物和一座壁垒，阻挡人们相互亲近和相互帮助，“尽可能抑制我们的自私吧！”[14][14]
2．平等社会的理想
马布利认为，私有制是财产和地位不平等的起因，从而也是我们的一切罪恶的基本原因。首先，不平等是现实社会弊端的主要原因。他指出：“请您观察一下我们的恶习的整个锁链，它的第一环就与财产的不平等连在一起。”其次，不平等导致社会产生分化，并改变着人心的自然趋向，“因为无益的需要使人产生对他的真正幸福没有用处的愿望，使他的脑袋充满最不公正和最不合理的偏见或谬见。”再次，不平等还使人们轻视各种社会美德，而去重视许多无益而有害的事物。马布利明确指出：“不平等将为人们带来一切不幸，降低人们的品格，在人们中间散布不和与憎恨。”[15][15]
因此，马布利坚决主张消灭私有制。他指出：“自然界非常明智地准备了一切条件来引导我们实行财产公有，制止我们坠入建立私有制的深渊。”他说，最合理的办法是“使每一个公民都同样参加劳动。只有一种消灭懒惰和惩治懒人的方法，即规定从今以后，土地产品归耕者所有，即只归那些所谓赋给土地以新的存在的人们所有。”[16][16]马布利还提出了实行公有制和按需分配的共和国的设想，在这个共和国里，“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这个共和国的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我们把我们的劳动果实都送到公共仓库去；这些果实都是国家的珍宝和每个公民的财产。家长们每年选出家政管理员，这些人员的职责是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分配必需品，按照公有制对每个人的要求分配工作。”[17][17]
马布利还认为应该建立平等的社会。他指出，平等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基本权利。我们来自于大自然时是平等的，自然界给所有的人以同样的器官、同样的需要和同样的理性，自然界赐予大地的一切财富属于每一个人，自然界没有创造不平等，没有给予任何人特殊领地，没有创造富人和穷人，没有给予任何人特殊权利，它既没有创造伟人，也没有创造小人，它并没有预先规定谁是谁的主人。[18][18]马布利因此得出结论：“人们来自大自然的怀抱时都是平等的，因此没有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的权利，而且都是完全自由的。显而易见，自然界没有创造国王、统治者、庶民和奴隶，它给我们制定了一条规律：为了成为幸福的人而工作。只要人们处于这种状态，他们就可以尽多少义务而享多少权利。”[19][19]
马布利认为，既然平等是自然赋予的权利，社会和政府行为就不能有悖于这种权利，而应该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维护公民的平等权利。他指出，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并用一切可能与合理的办法建立最能使社会幸福的政府，而建立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安居乐业，它无权剥夺公民享有平等和幸福的权利，却应该通过合理的途径特别是立法途径保护公民的平等与幸福权利。
第二节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 圣西门的社会福利思想
1．社会发展的思想
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ory
de Saint-Simon, 1760-1825）是19世纪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出身于贵族之家，后因经营不善，生活陷于贫困，转而专事学术研究，提出一套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其主要代表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人类科学概论》（1813）、《论实业体系》（1821）和《新基督教》（1825）等。
圣西门的社会观是一种发展的社会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成长一样，有一个从童年到成年的过程，新的社会体系不断代替旧的社会体系，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圣西门指出，每一种社会制度要想完美无缺，必须满足下列两个条件：首先，这种社会制度要有利于社会，即要给社会带来实际效益；其次，这种社会制度要同社会现状协调。虽然第二个条件不如第一个条件那样为人理解，但是它同样不可缺少，只有具备这一条件，一种社会制度才能被人接受，因为只有与当时社会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才能长期存在下去。[20][1]
圣西门提出了社会进步的四条标准。他指出：“优良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首先，它要尽可能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拥有最多的资料和可能来满足他们的最切身的需要；其次，在这个社会制度中，要使内心修养高尚的最有德行的人，拥有最多的机会来获得较高的地位，而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再次，这种社会制度要把人数最多的人团结在一个社会里，使他们拥有最多的手段来抵御外敌；最后，这种社会制度要鼓励劳动，因而促进重大发明，导致文明和科学的最大进步。”[21][2]圣西门就是按照上述标准判断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
圣西门提倡通过社会改革实现人类精神福利和物质福利的改善。他指出，社会现实局面是可以而且应当完全加以改变的，最重要的应当是改进我们的精神福利和物质福利。最能够直接促进和提高大多数居民的精神和物质福利的手段，就是使国家的重要开支只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1）使一切身体健康的人能够有工作以保证他们的生存所需的费用；（2）以尽快地在无产阶级中间普及现有的实证知识为目的的费用；（3）为帮助这个阶级的成员可以得到有助于他们智力的发展、享乐和消遣所需的费用。圣西门指出，如果实现上述改革措施，就可以把社会组织得最能够满足社会的一切阶级的通情达理人士的要求。那时，就不必再害怕人民造反了，也不需要用常备军镇压了，更不需要大笔的用于维持警察的开支了。[22][3]
2．为民造福的思想主张
圣西门认为，为民造福应是国家、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唯一的目的，他指出：“可以让人们吃得好、住得好和穿得好的国家……就是一个让人们在物质方面感到十分幸福的国家。”道德家们的任务主要应当探索组织社会的方法，以使社会倾注最大的热心让其成员获得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23][4]“政府的经常的和唯一的职责，就是为社会造福。”他指出，为社会造福的一般手段是科学、艺术和工艺，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手段，因为人们只有在满足自己的身心需要以后才能成为幸福的人，而满足这些需要正是科学、艺术和工艺的唯一宗旨和直接目的。一切对社会真正有益的工作，都与这三个部门有关。圣西门由此得出结论：“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24][5]
圣西门指出，为了实现为社会造福的目标，必须解决所有制问题，他说：“我们认为，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25][6]同时，还应该实行平等制度。他指出：“一切特权都将废除，而且也不能让他们恢复”。[26][7]圣西门还指出，为了实现造福社会的目标，必须尊重生产劳动者，“生产有益的物品，是政治社会能为自己规定的唯一合理和正确的目的，所以尊重生产和生产者的原则，要比尊重占有和占有者的原则有益得多。”[27][8]
3．“实业体系”的社会蓝图
圣西门对法国的社会现实给予尖尖锐批判。他指出，法国的政治机构已经病入膏肓，它已失去了自己的能力、和谐和作用，只不过是压在法国人民身上的一堆废物罢了。它已经使人无法忍受，因为他的整体和各个部分都同时受到了危害。法国的社会组织也存在严重弊端，因为它所依据的学说是错误的，这些学说已经不以改善社会的最下等和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命运为目的，整个社会都被极端的利己主义所支配。[28][9]
圣西门提出著名的“实业体系”计划作为改造社会的理想蓝图。他指出，一切思想和努力所应该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最合理地组织实业。广义的实业包括一切有益的工作，换句话说，最合理地组织实业就是建立这样的政府：（1）政权只具有必须使有益的工作不致紊乱的效能和作用；（2）要把一切工作安排得使劳动者能够自己学会组成真正的社会，能够彼此直接地和完全自由地交换各种劳动产品；（3）只有社会能够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有用，社会是评定工作优缺的唯一仲裁者。[29][10]
圣西门指出，在实业体系中，实业家阶级占有首要地位，是最重要的阶级，没有其他阶级，实业家阶级可能生存下去，而没有实业家阶级，其他阶级就难以生存。“一切都是实业所为，所以一切也都应当为实业而为。”圣西门指出，实业家就是从事生产或者向各种社会成员提供物质财富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人，播种谷物和养殖家禽家畜的农民是实业家，马车制造匠、制鞋匠和木匠是实业家；商人、车夫和海员同样是实业家。[30][11]
圣西门提出的实业体系计划具有空想性。他反对用暴力推翻现实社会制度，主张用社会改革的办法建立实业体系，从而使建立实业体系的计划沦为空谈。他明确指出：“我决不鼓励起义和造反；恰恰相反，我要提出唯一能够阻止暴力行动的方法。”因为“暴力行动可能威胁社会。”[31][12]圣西门认为，促成社会变革和实现实业体系计划的主要力量是道德感的力量和博爱思想，“而相信一切政治原则都必然导源于神赐给人的一般原则，则是这种力量的主要动因。”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是圣西门博爱思想的核心。博爱者用什么改造社会呢？圣西门指出：“博爱者可以运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圣西门甚至认为：“博爱者应当利用王权来改造社会。”[32][13]
二、傅立叶的社会福利思想
1．社会发展理论与工业社会的弊端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是19世纪法国又一重要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主要学术著作为《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经济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协作的行为方式》和《论经济中和科学中的无政府状态》。
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所提出的有关宇宙运动的观点。傅立叶认为，宇宙运动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种类，这就是社会运动、动物运动、有机运动和物质运动。没有任何一种运动的作用能够超出这四种运动的范围。这四种运动具有两个依存性，第一个依存性是，四种运动的规律都按照数学而配合起来，没有这种依存性，大自然就不会有协调，上帝也就谈不上公正；第二个依存性是，社会运动是其他三种运动的模型，这三种运动同社会运动互相配合，而社会运动处于第一位。如果能够认识社会运动的规律，就能够同时发现其他种运动的规律，因为其他各种运动只是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
傅立叶提出了有关社会运动的阶段理论。他指出，社会进步的历程大约有8万年，它可以分为4个阶段和32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童年或者分散的上升阶段，历时约5000年；第二个阶段是成长期或者协调的上升阶段，历时大约3.5万年；第三个阶段是衰退期或者协调的下降阶段，历时大约3.5万年；第四个阶段是没落期或者分散的下降阶段，历时大约3000年。傅立叶指出，两个分散性阶段或者社会失调阶段包括人类的不幸时期，两个协调阶段或者社会统一阶段代表人类的幸福时代，其时间长度超过不幸时期6倍。可见，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就象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其苦难时期在头尾两端。
傅立叶认为，自有史可考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不幸时期，总是从苦难走向苦难。但是，只要我们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人类社会一定会走向社会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即协调上升阶段，从而进入幸福时代。傅立叶指出：“人们即将懂得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即幸福时代的长度将超过不幸的时代。……社会运动的理论会向你们证明：你们的灵魂会在未来的世纪里，以某种方式分享那时活着的人的命运；在7万年期间，你们将分享地球上正在酝酿着的幸福。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你们应该关心社会运动在地球上将要遭遇的这种变革的图景。”[33][14]
傅立叶指出，19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处于社会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分散性上升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充满苦难和不幸，尤其是近代工业制度的确立更是带来诸多弊端。首先，工业制度导致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在工业制度中，生产毫无秩序，分配非常不合理，丝毫难以保证生产者即雇佣劳动者从增加的财富中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部分。因此，人们可以看到在工业占优势的区域，贫困问题同样严重。
其次，工业制度造成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傅立叶指出，在工业制度中，任何一个劳动者都由于个人利益而和群众利益处于对立状态。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都患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希望有一把大火将一个城市烧毁一部分，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一场冰雹打碎所有的窗玻璃，裁缝和鞋匠希望公众用坏料子做衣服、坏皮子做鞋子，以便多穿几件衣服和鞋子。在文明制度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人都这样处于蓄意与群体战斗的状态。
再次，工业制度加剧分配的不合理。在工业制度下，分配只朝着有利于富有阶级的一方增长，而作为另一方的贫困阶级的财富增长缓慢，他们获得的份额永远少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份额。他指出：“贫苦阶级，简直得不到财富增加后应得的份额，而只是越来越贫困。他们眼见各种各样的财富日益增多，而自己却无法享受。他们甚至连获得令人厌倦的工作也没有把握，虽然这种工作会折磨他们，除了使他们不致饿死外，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傅立叶指出：“文明制度的工业只能创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创造幸福。相反，事实将会证明，如果不能发现循着社会发展阶梯真正前进的办法，则工业的过分发展会给文明制度带来极大的不幸。”如果文明制度能够向前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这将是一种极为有利的转折，“因为我们便会接近下一个时期，社会保障时期，即同文明制度连接的最高阶段。保障乃是一切哲学家所幻想的幸福。可是，他们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到这种幸福。为了获得保障，必须越出文明时期，上升到下一个阶段。”[34][15]
2．劳动协作与“法朗吉”
为了消除工业文明制度带来的种种弊端，以便使全人类获得真正的幸福，傅立叶根据自己的社会运动理论，提出了建立劳动协作组织的基本主张，他把这种劳动协作组织称为“法郎吉”。傅立叶指出，劳动协作组织建立和发展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这就是“劳动引力，比例分配，人口平衡”。傅立叶解释说，文明制度的生产十分令人厌恶，根除游手好闲和其他各种恶劣弊害的办法是探求和发现劳动引力结构。这种劳动引力将使工作变成一种乐趣，同时保证人民能够持久努力从事劳动以偿还预付给他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劳动协作制度下的劳动必须成为诱人的劳动，偿还预付的最低限度的丰足生活的费用，是依靠劳动引力来保证的，或者说是依靠人们对于非常愉快和非常有利可图的工作的欲望来保障的。这种劳动欲望之所以能够保持，是因为在每个人中间实行公正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按照资本、劳动和才能确定，分配数额对每个人来说都足以够用。但是，公共福利无论怎样好，如果人口大量繁殖，他们就会很快陷于极端贫困之中。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办法来保证防止人口无限制的增长。
傅立叶认为，协作制度是一种全方位的协作，不仅使许多富裕程度不同家庭的经济能力和劳动能力协作起来，也使情欲、性格、嗜好和本能协作起来，个人情欲、性格和本能的发展不触犯群体欲望、性格与本能，把每个人都安排在符合他的本性的不同工作岗位上，经常变换工作和用劳动引力来维持工作。傅立叶指出，真正的协作“是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新世界。”[35][16]
傅立叶认为，人类社会要想摆脱贫困与灾难的状态，必须实现两个条件：第一，要创造大规模的生产与高度发展的科学和艺术，这些是建立与贫困和愚昧水火不容的协作制度所必须的，这个条件已经做到；第二，发明与分散经营相反的协作结构，即经济的新世界，这个条件还根本没有做到，这应该是人类现在努力争取的目标。
傅立叶指出，劳动法郎吉具有各方面的优点。在经济上，由于劳动协作制度将用集体的、团结的、诚实的、简单的和有保障的竞争代替个人的、不团结的、欺骗的、杂乱的和任意的竞争，这种协作制度占用的劳动力和资本，将几乎不到无政府状态的商业所占用的劳动力和资本的1/20，同时，可以比文明制度的人在强迫劳动制度下生产更多的产品，协作制度下所获得的产量将比我们现在的产量提高3倍多。在社会方面，公益事业的改进将更加巨大，儿童将得到最好的照顾，公共卫生与居民身体健康受到高度重视，婴儿死亡率将从现在的1/8降低到1/20，人们的实际收入和享受将明显改善；在政治方面，协作制度将使议会选举所需的时间由现在的5天减低到40秒，各种事务的管理将会井井有条，甚至从一开始建立协作制度就可以采用一种临时性的统一的语言，人们不必要学习任何外国语就可以与全人类交往。
为了实现这种被其称为经济和社会的新世界的理想社会，傅立叶写下《经济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协作的行为方式》，全面系统论述了劳动协作制度相关的各个方面，例如，建立实验性法郎吉所需的种种措施，包括物质方面和人员方面的预备措施，法郎吉的分类、管理和预算安排，农作物生产方式，房屋统一安排，工业生产部门的选择，各种人口的教育，如何保持劳动对民众的吸引力，如何实现自愿协调、公正合理的分配制度以及完整的保障制度等。
3．社会保障主张
傅立叶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保障的观念。他认为，完整的保障制度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阶段。在这里，他又将文明制度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即童年期，第二阶段即青少年期，第三阶段即壮年期，第四个阶段即衰老时期，第五个阶段即过渡期，傅立叶将第六个阶段表述为保障制度时期。
傅立叶提出一种综合性保障观点。他认为正规的保障制度就具有12种，保障要适用到12种情欲方面，或多或少地保证每一种情欲自由发挥作用。不过，他指出，通常可以把保障分为两种，即作为贫苦劳动阶级生存与福利的劳动保障，和对于中层阶级与富有阶级在社会关系上的真理保障；与此相应，实现保障的办法也就有两种，一种办法为穷人建立福利的保障，另一种办法为富人在经济利害关系上建立安全和诚实的保障。
傅立叶指出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政治保障是一种重要的保障，政治对保障给予深深的影响。他指出，我们的政治不把有益与愉快联系起来，还把自然体系分裂开来，为凶狠的共和人士的权利建立保障，而对不大凶狠的阶级则不建立保障制度。[36][17]
傅立叶还主张实行一些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项目，例如，建立卫生检疫隔离所，实行个人或者互助保险，推行预扣养老费的办法为老年人口提供保障，建立储蓄银行，建立官办农场和收容农场，接纳失业者和贫困者等。
傅立叶的社会福利思想只是其全部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全部思想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中既包括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和伦理思想，也包括经济思想、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他的思想体系中既具有科学合理的一面，如关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对工业社会各种弊端的批判以及关于劳动协作制度的思想，也有不合理的内容，例如，他提出的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就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他过分强调情欲的决定性影响，并把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归结为上帝的安排。
他对劳动协作制度的设计尽管非常详细，但是许多方面只是凭籍自己的主观想法，同时还存在矛盾的地方。例如，尽管他强调协作制度是消除社会弊端的唯一良策，但却认为法郎吉之中应为私有财产保留一席之地。这些都使得傅立叶的社会福利思想表现出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三、欧文的社会福利思想
1．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师。他不仅毕生致力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宣传鼓动，而且积极从事社会主义新制度新组织的实验。他发表大量有关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著作，主要的有：《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致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报告书》、《新道德世界》和《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从无理性到有理性的过渡》。
剖析现行社会制度，探讨社会问题加剧的原因是欧文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内容。欧文认为，英国现在的主要社会问题与工业化的发展直接相关。他指出，工业化不仅给英国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带来许多社会恶果，这些社会恶果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人们对前者是否超过后者产生怀疑。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使得民众产生一种新的性格，这种性格非常不利于个人或者一般的幸福，除非通过社会立法加以干涉以遏止其发展趋势，否则就会产生最可悲和最顽固的恶果，遗憾的是这些至今尚未引起政府当局的足够重视。
贫困问题是欧文首先关注的社会问题。他指出，英国贫困问题的加剧与工业化的发展不可分割，“目前贫困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人类劳动不值钱。而人类劳动不值钱，又是由于欧洲和美洲工业中普遍使用机械、主要是不列颠工业中使用机械的结果。”[37][18]英国现在存在大量的贫民的唯一原因是一部分人尽管愿意从事劳动，却没有为他们安排有用和生产性劳动。
欧文认为，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私有制度存在。他指出，私有财产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遇的无数祸害的根源，它往往把富人变成两脚兽，其最大乐趣就是消灭四脚兽和两脚禽，私有制对人的性格产生重要影响，使人们的思想彼此疏远，从而成为社会经常产生仇视、欺骗、讹诈甚至战争的原因。私有制度还是贫困的唯一根源，并且经常阻挠和妨碍实行对人人有利的社会措施。
欧文呼吁社会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问题。他指出，社会不仅应该关注农业和商业利益，英国成百万衣不避体、食不果腹、未受培养、未受教育、人数与时俱增的情况已经极为严重的贫民的福利问题，同样应该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他在1817年8月14日的演讲词中明确指出：英国有许多贫民和劳动者目前无法获得劳动以维持生活，他们的生活只能由各种社会救济机关来维持，而各个教区很难承担这笔开支，他们的贫困和灾难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应该做出其他安排，使得所有能够并愿意劳动者获得生产性工作，这对于解决贫民的生活具有现实意义，对社会幸福和福利也有根本影响。应该降低济贫税，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英国贫民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报告。[38][19]
欧文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针对贫困问题，欧文认为，国家应该采取措施通过对失业者提供工作的办法，帮助他们走出失业和贫困。他指出，为了防止由于劳动需求发生的变化而造成的罪恶和苦难，“真心诚意地关心国民生活的每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应该是不断地安排对国家有用的职业，使申请各种职业的人马上可以受雇。” [39][20]“必须为失业劳动阶级找到有益的职业，并使机器服从他们的劳动，而不要象现在这样用机器来代替他们的劳动。”[40][21]欧文还指出，为了使申请国家安排工作者只限于从私人方面得不到工作者，这种由国家安排的工作的工资应该略低于私人劳动应得工资的平均水平，但决不能低于劳动者节俭生活所需的费用。国家安排的工作首先应该是修建和养护道路，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安排修筑运河、港口、船坞等方面的工作。同时，欧文还要求政府通过立法，依法收集有关劳动力价值与需求的信息，包括该地区体力劳动的平均价格，该地区依靠自己劳动为生者的人数、依靠救济为生者人数以及失业并愿意劳动者的人数，该地区半失业人数和半失业范围等。
针对英国当时严重存在的童工问题、女工问题、劳动时间问题，欧文提出颁布工厂法加以解决的建议。他指出，工厂法应该作出以下规定：（1）机器厂房内的正规劳动时间每天限于12小时，其中包括1小时半的吃饭时间；（2）10岁以下儿童不得受雇于机器厂房内工作，10-12岁儿童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3）男女儿童在阅读和写作能力不能实际运用、女孩子还不能自己独立缝制衣服以前，不得受雇于任何工厂。[41][22]
欧文还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提出批评。他指出，制定济贫法制度的动机无疑是正确和善良的，但是，济贫法制度的直接作用和影响毫无疑问与其最初出现时的动机相悖，它几乎是在尽可能地伤害贫民并因此伤害国家。它表面上是在救济贫民，实际上在帮助贫民养成最坏的习惯，它使贫民的人数不断增加，也使贫民的苦难不断加重。每年用于济贫法制度的款项如此之大，但却在丝毫不考虑社会公平的原则或者节俭原则下白白浪费掉，结果是这笔开支越来越大，贫困和苦难也越来越大。
欧文提出了改革济贫法制度的具体建议。他指出，对贫民提供现金救济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只有害处，我们应当提供条件让贫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得一种可靠而舒适的生活，不但要指导他们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劳动，同时还要把他们安置在最有利于增进幸福和道德的环境中。欧文还指出，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来消除现行济贫法制度所造成的各种不良影响和后果。由于现行济贫法制度在英国民众中已经根深蒂固，立即取消这种制度并不是现实的办法，应该用一种性质与之完全相反的制度逐步削弱济贫法制度，并最终使其完全失去效果。欧文将取代济贫法制度的制度称为“预防犯罪和培养人类性格的制度”，并认为，“在稳定的、善良的政府之下，这种制度用来为公众谋取福利比任何现存法律都更有效。”[42][23]
2．社会改革计划与理想社会制度
全面系统地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改革计划是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福利思想的核心内容。欧文关于新的社会制度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初年已经形成，1820年以前，欧文不仅在新拉纳克自己的工厂中开始了有关新社会制度的实验，而且已经比较全面提出了一整套思想体系。1816年，欧文已经提出建立一种新的“公社”制度的思想。在这种公社中，人们将养成高尚的习惯，他们眼界开阔，判断正确；人们将在美好社会中生活，那里将有可靠的办法防止各种不良欲望和行为，老人将得到关怀和尊敬，任何有害的区分将被避免；人们的健康、活力和智慧不断增进，他们的劳动永远将用于有利的方面，也将获得一切合理的享受。欧文指出，“在一定的时候，将组成许多具有以上特点的公社。”[43][24]
1817年，欧文进一步提出了“新村”制度，并详细描述了这种新村的空间布局以及各种建筑设施的功能、各种人员的职责与生活条件、新村建设所需费用及其来源以及举办方式。欧文指出新村制度具有诸多优点，其中主要包括：（1）这是迄今为止一切救济贫民制度中最经济的一种制度；（2）它可以帮助克服贫民的愚昧和恶习；（3）它有利于促使人类团结，并为了共同利益去追求共同目标；（4）它将有助于使贫民得到更加实在和持久的享受；（5）它有助于防止人们陷于贫困或沦为贫民；（6）它有助于使工业和劳动贫民摆脱目前深重的灾难；（7）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将由于贫民生活的变化而获得实际好处。欧文得出结论：这一新村计划“对于保证社会福利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同时，成千成万的人现在正在贫困之中挣扎，而我们目前的资源却至少可以绰绰有余地使四倍于目前的人口获得良好的教育和职业，并维持安适的生活；为了清除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这一计划似乎也是绝对必要的。”[44][25]
在19世纪20-30年代一系列新社会制度计划实验基础上，欧文进一步对自己有关新社会制度的思想进行总结和系统化，并在4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理性社会制度的思想。他指出：在理性社会制度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联合的关系，“只有人与人联合起来，民族与民族联合起来，人类才会获得高度而持久的繁荣和幸福，或者成为有理性的人类；”
在理性的社会制度中，社会是一种有机统一体，其中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理性的社会制度，在原理和实践方法上，都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它的每个部分都是为整体而存在的。这个统一的、长久的和内部协调的制度，以培养一切人的性格和管理他们的事务为宗旨。”因此，对社会进行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旦完全实现，也就会使全人类获得世世代代的永久幸福，并使这种幸福一代代提高，永远不会倒退。
在理性的社会制度中，生活中的主要事情将是生产财富，享用财富，培养合乎理性的性格，人们也将只知道一种工作和快乐，那就是经常增进世界上的欢乐和美丽。
在理性的社会制度中，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将不复存在，每一个人都公平地取其所得，并且对一切人都公平行事。财富的分配将是一切生活问题中最简单的问题。
在理性的社会制度中，社会成员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社会成员划分的标准是按照其年龄和经验，维持社会成员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任何一个人不曾为别人服务，也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为他服务。”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人生下来就有平等的权利。”欧文认为，这种理性社会制度的出现是必然的，“推行理性的制度和以亲睦、和平、不断完善、普遍幸福的精神改造人的性格与管理世人的方法的时期即将到来；任何人力都抗拒不了这一变革。”[45][26]
欧文进一步指出，理性的社会制度需要一种有理性的政府，有理性的政府应该一心谋求它所管理的居民的幸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政府首先需要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什么能够让人们幸福？实现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这种政府要创造各种秩序和环境，以便使全体民众可以得到获得幸福所需的条件。这种政府的法律一定很少，但却为民众所理解并与人性发展规律相符合。它也会了解人的幸福所必需的条件，并采取措施帮助民众获得这种条件，这种条件包括：良好的身体；生产和分配生活资料的合理办法；发展自己的天赋、知识和能力；享受社会快乐；最大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但符合公共利益；生活在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中等等。
3．社会福利思想的空想性
欧文提出了有关新的社会制度的系统的思想主张和计划，并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实验和尝试，这使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学说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实践性，但这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他的学说的空想性质。欧文认为人类社会现存各种弊害与人类性格不健全有关，他甚至将自己的新社会观称为“论人类性格的形成”。他承认人类这种性格问题与社会制度密不可分，并且指出，就目前表现出罪恶的种种性格而言，错误显然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培育个人的社会制度有缺点，消除使人性产生罪恶的环境，罪恶就会随之消除。但是，欧文在这里并没有深入揭示如何消除产生人性罪恶的社会制度环境，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寻找如何通过教育途径改善人类性格，从而避免各种社会弊害的出现和发展，建立起一种符合理性的新的社会制度。
他指出：“具有最优良的教育制度的国家，便是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他提出国家教育主张，并且指出，直到目前为止，英国政府对于千百万没有受到教育的贫民没有建立任何国家教育制度，英国民众思想和习惯的培养是任其自流，交给最不胜任的人手中，结果自然到处充满愚昧和纠纷。他认为，这种愚蠢事情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应当立即为劳动阶级安排一种国家教育制度。只要计划得宜，这种制度可以给我们带来从未实现过的最有价值的改良。”[46][27]同时，在其有关新的社会制度的设想中，都将教育作为实现其理想社会制度的基本步骤。
与此同时，他还把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希望寄托于雇主的合作方面，并处处考虑如何使雇主的利益不受损害。他在提出实行工厂法的同时指出，这些改革纵使从可能最不利于工业利益的方面来看也都是有利的；在论述新拉纳克实验时他又指出，我们在采取每一种谋求人类生活舒适与幸福的措施时，必须考虑企业主的不同看法，必须想方设法使每种改良都能产生金钱利益，足以满足他们经商的兴致，并夸耀自己的实验以前所未能达到的程度兼顾了工厂雇工的实际享受和工厂所有主的金钱利益。同时，欧文提出的一些改革办法也具不现实性，例如，为了保证消费不落后于生产，从而避免劳动过剩带来的失业问题，欧文甚至提出“用锹而不是用犁耕地”，并且要求“实现用锹耕作所要求的变革，使得用锹耕作对个人有利而易行，同时又能造福国家。”
第三节空想共产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温斯坦莱的社会福利思想
1．公有制的主张
温斯坦莱（G. Winstanley，1609-1652）是17世纪英国空想共产主义者，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掘地派的著名领袖。他留下的大部分文献是以公告、宣言、书信或者呼吁书的形式出现的，主要作品是1652年发表的《以纲领形式叙述的自由法或恢复了的真正的管理制度》。
作为早期空想共产主义代表人物，温斯坦莱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有所不同。由于直接受到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温斯坦莱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不仅更多地强调土地所有制变革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和真正的自由制度的重要性。
温斯坦莱对英国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土地私有制度是一种应该受到诅咒的社会制度，因为，那些买卖土地和身为地主的人，不是依靠压迫就是依靠杀戮或者依靠偷窃的办法得到土地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解决土地私有制问题，从而满足英国民众的土地要求，反而使各种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化。温斯坦莱指出：“人们等待幸福，等待解放，但是幸福和解放都没有到来。当他们期待自由的时候，却遭到了更沉重的奴役。”[47][1]这些奴役包括沉重的负担、各种新的和旧的压迫、各种税收以及各种军队的骚扰和掠夺。温斯坦莱得出结论：“英国是一座监狱。”
温斯坦莱认为，土地私有制度违背了造物主最初的旨意，因此，必须铲除这种私有制度，重新建立土地公有制。他指出：“按照造物主的本意，土地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成为一切动物的共同财富，而现在却被买卖，被少数人所霸占，这是对伟大的造物主的一个极大侮辱，似乎伟大的造物主崇拜个别的人，似乎他很乐意让少数人过丰衣足食的生活，而对其余的人的饥寒交迫则表示庆幸。原先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土地将重新成为它本应该成为的共同财富，……人类将重新恢复自己心中已经想好的正义的法律，一切都将尽心竭力去做，那时，这种敌对状态将在一切国家绝迹，因为谁都不敢再强求统治别人，……也不敢再希求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土地。”[48][2]
温斯坦莱指出，不仅土地应该实行公有制，土地上的生产物如牛羊、五谷和果实也应该实行公有制。既然这些东西是大家公有的，这些东西就不能在人们之间相互买卖，而是可以储存起来作为我们自己和子女的食物，但可以通过大家的同意拿出一部分，去换取我们自己需要但却无以生产的东西。
温斯坦莱认为，实行公有制度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它不仅可以促进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而且可以避免战争和各种纠纷。他指出，如果土地不再属于某些人而是属于所有人的财产，那它就是自由的，是大家所共有的，是为了让大家一起工作和吃饭。无论哪里的人们，只要他们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那里就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里也就有幸福、和平与自由。与此相反，争夺财产和私利使得人民、国家与世界划分为若干集团，由于集团利益的冲突而不断引发战争和流血。[49][3]
2．平等社会的主张
温斯坦莱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社会作为未来社会的目标。他指出：“我们应该本着正义去工作，为把土地变成一切人（既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的共同财富奠定基础，使在本国出生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依靠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土地母亲而生活；根据支配创造物的理智，不把某一部分人交给另一部分人去支配，而是所有的人都象一个人一样，一起工作，一起吃饭，象一个父亲的儿子一样，象一个家庭的成员一样，没有哪一个人将统治另一个人，大家彼此都把对方看作上帝创造出来与自己平等的成员。”[50][4]
在这种平等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应该充满互助互爱的精神，每一个人的幸福都会受到人们的关心，每一个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社会弥漫一种和谐的气氛，人世间充满了幸福、满足与恬静。“我们心中感觉到对一切人——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都有一股热爱的源泉；我们希望没有一个人生活在贫穷、困苦或侮辱之中，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我们心中充满和平，以及从我们的劳动中产生的平静的幸福，充满甜蜜的满足心情。”[51][5]在这种平等社会中，每个家庭都象现在这样单独生活，一切事情都比现在完善得多；所有的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所有的土地将得以合理耕种，生产的所有粮食将由每一个家庭合力送进仓库，全国将再不会有寄生虫，也不会有乞丐。
但是，温斯坦莱所提倡的平等的公有制社会不同于莫尔和康帕内拉所提出的公有制社会。在温斯坦莱所提出的公有制社会中，每个人的住宅和其中的一切设备还是他的私有财产，他从仓库中领到的东西也只属于他个人所有。每个男人的妻子和每个女人的丈夫，都只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在长大成人以前也是受他们支配的。谁想强占他的住宅、设备、粮食、妻子和孩子，说这些东西都是公有的，从而破坏和平的法令，那么，这个人就是破坏分子，就将受到政府和法律的制裁和严惩。[52][6]此外，温斯坦莱也没有提出如统一劳动、统一居住、统一服装、统一进餐等主张。
3．社会革命的主张
温斯坦莱将英国民众的物质生活福利与政治生活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正义的权力要求我们力求别人也和我们一样得到生活资料的保障。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在我们死后有一些储蓄，以便耕种土地，获取生活资料，“如果改革必须根据上帝的意旨来完成，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毫无例外地根据自己的创造来享受福利和自由。”[53][7]当穷苦民众不能自由享用土地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时候，英国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共和国，因为，如果不给人们这种使用土地的自由，他们中的贫穷者就会处于较之以前更加糟糕的生活处境。因此，当普通民众没有得到一点土地，以便能够过上自由生活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共和国。
为了实现自由平等和公有制的社会，温斯坦莱认为必须实行社会革命。要立即打碎私有财产的枷锁，消灭压迫和剥削，禁止土地买卖，废除地主土地私有权和地租，停止圈地运动，把土地变成共有财产，以便使人们在土地上得到有保障的生活。温斯坦莱进一步指出：“如果一切法律都以平等和理智为基础，整个英国的土地一定会成为在这里出生的每一个人的共同宝库。但是，如果这些法律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为基础，给少数人以自由，而给其余的人以沉重的负担，这些法律就应该与国王的头一起被砍掉。”[54][8]
为了维护自由、平等、公有的社会制度，温斯坦莱提出实行共和管理制度的主张。他指出在共和管理制度下，土地没有买卖现象，它是早已丧失的一切自由的真正恢复者，因此，它将成为人们快乐和幸福的来源。共和管理制度的基础就是普遍自由的法律，这些法律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生活所需的资料，都能够丰衣足食，自由平等。共和管理制度的法律制定者具有普遍正义精神，这种精神要求每个人应该象他希望别人对待他自己那样对待别人。[55][9]
为此，温斯坦莱在《自由法》中占用大量的篇幅，为人类社会设计一套共和管理制度的体系。对公职人员的种类、人员构成、选举途径、分工职责作出明确划分，对议会、法院、教会、邮政、军队的分工和职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学校教育和工艺培训提出系统要求，对土地耕种、公共仓库建设和管理等提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特别是对各种专门法令如耕种法、仓库法、监督人法、买卖惩治法、金银法、航海法、公职人员选举法、背叛惩治法、自由法、婚姻法的原则、内容和作用等也都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二、布朗基的社会福利思想
1．社会革命的政治与福利目标
布朗基（Auguste Blanqui，1805-1881）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也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思想家。他一生信奉斗争哲学，始终坚持同资产阶级进行顽强的斗争，写下大量号召法国工人进行革命斗争以及揭露和批判法国资产阶级统治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结集出版，主要的有《社会批判》和《祖国在危机中》等，其中《社会批判》集中表述了布朗基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主张。
布朗基对法国统治阶级财富的来源进行了无情揭露。他指出，财富本来应该是智慧和劳动、人类的心灵和生命的产物，没有劳动就没有社会。但是，法国统治阶级的财富却来源于不正当的途径，“在我们历史的初期，财富是通过征服得来的；后来，是通过没收、抢劫、国王的恩赐得来的；中产阶级的财富是通过高利贷和背信弃义得来的；革命时期，是靠收买国家财产、买卖股票、供应军用物资得来的；帝国时期，是靠战争，靠帝王的赏赐得来的；1814年以来，是靠投机取巧、证券交易和破产骗局得来的。现在的爆发户中，第一代是高利贷者，第二代是荡子和赌徒。”[56][10]
这样的财富来源意味着法国广大民众不得不遭受残酷的剥削，整个法国剥削制度就象一台抽压机，“这台无情的机器一个一个地压碎二千五百万农民和五百万工人，吸出他们最纯洁的鲜血，把它输送到特权分子的血管里去。这台机器的齿轮是用一种奇妙的方法装配而成的，它每天每时每刻都压榨穷人，连他们最简朴的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都不放过，对他们的最微薄的收入和最可怜的享受，它都要吸取一半。”布朗基指出：“已经有这么多的钱从无产者的口袋里经过国库的无底洞流到富人的口袋里，但特权分子还嫌不够，还要通过管理工商业的法律直接从群众身上榨取更多的钱。”[57][11]
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法国工人难以喘息，贫困和饥饿已经使他们不再有力气对法国统治阶级表示愤慨，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眼泪都准备留下，为的是为自己以及他们的孩子哭泣。布朗基指出，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甚至不如美洲庄园中的黑奴，工人不象黑奴那样是要爱惜的资本，工人的惨死对资本家并不是一种损失，总会有人竞争着来代替他们。
布朗基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法国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够使民众摆脱贫困和被压迫的局面，布朗基在这方面表现出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截然不同的坚定性。他认为，“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天职。”[58][12]他指出，社会主义就是革命，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而革命者的责任就是唤起群众团结起来摧毁贫困与压迫的枷锁。当革命者的背后有着为了自己的福利和自由而奋斗的伟大人民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勇敢地跳进面前的战壕，用自己的身体来为人民的解放开辟一条道路。
布朗基指出，人民革命不是为了得到一些施舍，也不需要什么恩赐，他们要依靠自己的斗争来谋求自己的幸福。他们要求自己制定维护他们利益的法律，他们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取消各种有利于富人的捐税，通过实行新的税收将那些有钱人的财富分给赤贫者，打击各种投机行为，建立国家银行并对勤劳的人提供资金帮助。
布朗基认为，革命的政治目标与物质福利目标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一种革命不能够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那就不是革命，人民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革命的。他指出：“呼吁自由同样是利己主义的呼吁，因为自由是一种物质福利，而奴役是一种痛苦。为面包而斗争，换句话说，为孩子们的生活而斗争，是比为自由而斗争更加神圣的事情。何况，这两种利益是难分彼此的，实际上是一个利益。饥饿就是奴役。……自由就是福利。”[59][13]
2．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
布朗基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他指出，共产主义具有必然性，“仔细地研究一下地理和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开始孤立生活，绝对个人主义的，经过长期的一系列的改进之后，人类最终会达到共产社会。……对一系列事实的观察和从事实中得出的不可辩驳的推论，一步一步地证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不变的进程。”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是解决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必然选择。“人类的需求在历史上相继提出的全部问题都有一个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
共产主义社会当然应该实行公有制，首先应该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因为尽管财富来自于智慧与劳动，而智慧和劳动必须通过土地才能转变为财富。“在公有制度下，好事对一切人都有利，坏事对任何人都不利。丰收是幸福，歉收是灾难。损害他人的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有利于他人的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一切事物都按照规律公平合理地发展。”
布朗基对共产主义必然性的论述建立在观察和推论的基础上，他所采用的方法论是19世纪流行于欧洲的实验方法，而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剖析的基础上，因此，他提不出实现共产主义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布朗基提出的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协作实现共产主义。他指出，普遍协作是拯救当前社会弊病的唯一良药，只有协作才能解决产生贫困、混乱和内战的各种社会问题，平分土地不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反而会造成贫困和痛苦的更加普遍化，将公共财产全部分配也是一种不好的紧急办法，因为从长远来说，它同样会给劳苦大众带来巨大灾难。他说：“协作这个时代的宠儿，全世界的万应药，人们对它齐声歌唱，没有一声反对，如果这不是同时通向共产主义康庄大道和它的最后胜利，那又是什么？”
另一个途径是通过教育实现共产主义。他认为，“教育是共产社会的空气和工具，要求建立没有教育的共产社会，就如同要求我们在真空中进行轻松呼吸一样困难。教育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其中的一个缺少了另一个就既不能前进一步，也不能后退一步。……无知和共产社会是不相容的。没有共产社会的普遍教育和没有普遍教育的共产社会都是同样不可能的。”[60][14]
布朗基认为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并不是一个乌托邦，也与各种五花八门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指出，共产主义与革命紧密相连，“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革命，不应该做出乌托邦的姿态，共产主义永远不能和政治分开。以前共产主义在政治之外，而今天它却处在政治的最中心。政治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服务员。”他抨击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与政府采取妥协立场，甚至乞望政府能够作出一些让步，而不是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他指出：“共产主义者从来就是民主主义最勇敢的先锋队，而追求空想者却在所有反动政府面前竟相献媚，用侮辱共和国来乞求政府的恩赐，这一明显的事实就足够说明二者的区别了。”[61][15]
三、魏特林的社会福利思想
1．对德国社会病态的揭露
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1808-1871）是19世纪德国无产阶级著名政治家，空想共产主义著名思想家，德国早期无产阶级组织——正义者同盟的创建者。魏特林的主要著作有1838年出版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这是魏特林为正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1842年出版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这是全面集中表述其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改革计划的著作；1843年出版的《一个贫困罪人的福音》，这是魏特林利用《圣经》为资料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社会主张的著作。
他对德国社会各种弊病的批判、对社会改革目标的设计等，都是围绕着建立和谐这一核心。魏特林认为，现实人类的各种安排是十分不合理的，在这种安排下建立的社会制度当然就是非常不和谐的。他指出：“在凡有人类聚居的地方，你且用一种研究的眼光看一看你的周围，你走进穷人的茅舍，富人的豪华宅第，登上商人们的船舶，走下矿工的坑穴，你详细检视一下你自己的家庭生活，追溯一下其中每一个烦恼和不幸、欢畅和快乐的经历，直到它的细微末节，你就会在每一个这些不同的居住和工作场所，随处听到那同样的怨恨的声音，埋怨事物安排得不当，埋怨社会上这个或那个行业的恶劣的经营状况。”[62][16]
由于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各种社会病态就不可避免，这些社会病态包括私有制的出现，不断爆发的战争，奴隶制度的产生，各种商业活动的不合理，金钱的决定作用，各种爵位、官职制度带来的等级之分，军事专制统治以及宗教和各种社会风俗的败坏。在所有这些社会病态中，最主要的是私有制度，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魏特林指出，在一个存在病态的社会中，人类是不可能有幸福可言的。必须建立和实现一些社会原则，以便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魏特林提出这样一些原则：（1）自然法则与基督之爱的法则是应为社会制定的一切法律的基础；（2）把整个人类团结成一个巨大的家庭联盟，清除一切狭隘的民族和宗教派别；（3）对所有的人实行平等的劳动分配和平等的生活福利享受；（4）根据自然法则实行男女平等的教育以及平等的义务和权利；（5）废除一切继承权和个人财产；（6）通过普选产生领导机关，这种机关实行责任制并可以被罢免；（7）这些机关在平均分配生活资料时不得享有特权；（8）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言论和行动自由；（9）为每个人提供充分的发挥其天赋的自由和手段。魏特林指出：“没有这些原则和不实现这些原则，就别想有人类的真正幸福。”[63][17]
2．和谐社会的基本主张
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主张的核心是提倡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他认为，和谐发展的社会可以消除所有上述社会病态，而在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中，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个人利益应该融合于社会福利之中。他指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只有一个规律是永久不变的，那就是进步的规律，它是社会的自然法则，其余的一切刑罚都是和个人的自由以及社会的福利不相容的，并且，为了使这样一个秩序成为可能，必须把一切个人的利益溶化在一个公共的一般的利益中。”[64][18]
魏特林认为，和谐的社会还必须是一种全体人们的欲望与能力平衡协调的社会。一切社会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始要素，这就是人的欲望，每一次社会变更都会回到这一要素，而用于满足欲望的手段称为能力。他指出，虽然就整个社会来说存在着人类欲望与能力之间的最美妙的平衡，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则很难达到这种平衡，特别是在现代文明国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仅仅通过自己实现欲望与能力的平衡，或者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是必须把自己的能力与其他人的能力交换，以满足他在社会进步中所产生的各种欲望。由于每一个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必须与其他个体进行交换，那么，凡是与进步的自然规律抵触最少的不同个体能力的交换方式，就是最好的社会组织。如果不同个体之间能力交换的方式违背自然进步规律，就会影响个体能力交换的效果，导致各种不良社会病态的出现，这样的社会组织不是最好的社会组织，这样的社会也不是和谐的社会。
魏特林指出，一个社会组织的好坏，个人的幸福与不幸，在于人们如何去组织这些欲望的满足以及如何去组织一切人的能力的交换。在一个好的社会组织里，不容许一些人的欲望为了另一些人的利益而遭受压制，而必须使每一个人听任另一个人在事物发展的自然秩序中自由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只要这些欲望的满足并不损害别人的自由和全体的和谐。“从全体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自由与和谐中，产生出一切好的东西，反之，由于为了若干少数人的利益而压抑和克制这种欲望和能力，则产生一切坏的东西。”[65][19]因此，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一种和谐的社会。
3．“大家庭联盟”的目标
魏特林提出建立共享共有的、和谐自由的“大家庭联盟”的目标，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改革计划。魏特林指出，这种大家庭联盟中，管理的目的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引导个人的能力和欲望的交换，并且给予这种交换一种对于全体民众的福利与和谐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自然趋向，也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平等地分配劳动和享受，救治和消灭那些破坏这种自然趋向的人类缺点和病态。魏特林强调指出，为了全社会的福利，管理机关必须负起调度一切人的欲望和能力并使它们和谐的责任，
魏特林指出，在大家庭联盟中，为了实现自由和谐的社会发展目标，平均分配的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将产品分为必要产品和有益产品，并据此将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有益劳动，为了保持一切必要产品和有益产品，必须为每一个人规定一个必要劳动时间。一切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以上的劳动时间称为交易劳动时间。通过这种交易劳动时间，就有可能使每个人得以满足他的特别欲望，而不致于因此妨害全体的欲望与能力的和谐。这样，“劳动将不再是一种负担，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工种的变换将使劳动变成一件愉快的事情。……我们的劳动不再仅仅是为了得到必需品，而且是为了生活得丰富多彩。”[66][20]
此外，魏特林还在社会福利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主张。他指出，人们应该对老弱病残给予照顾，这是自然规律的要求，如果社会不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成员，大自然就使生命的刺激减退，并把社会推向解体。妇女儿童福利受到魏特林的特别注意，他指出，妇女不仅应该具有与男子一样的劳动权，而且应该享有优先选择最轻便劳动的权利，对于有幼儿的母亲任何行业都不能拒绝，并应该为他们提供最轻便的劳动，以便更好地照顾孩子，国家还应该负担贫困儿童的教育。
魏特林赞同应该对贫困民众提供救济，但是对于当时欧洲各国实行的救济制度却表示反对。他认为，现行救济制度不但没有有效地改善贫民的生活，而且加重了其他贫民的负担，因为富人总是将用于对贫民提供救济的费用转嫁到穷人身上。如果要真心对贫民实施救济，这不是现行救济院所能办到的，而应该通过社会革命，建立起各种劳动部门的联合组织，并剥夺富人剥削穷人的一切机会来实现。
[1][1]莫尔著：《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22页。
[2][2]莫尔著：《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23页。
[3][3]莫尔著：《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24页。
[4][4]莫尔著：《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44页。
[5][5] 莫尔著：《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5-60页。
[6][6] 莫尔著：《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3-75页。
[7][7]康帕内拉著：《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4页。
[8][8]康帕内拉著：《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
[9][9]康帕内拉著：《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53页。
[10][10]康帕内拉著：《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33页。
[11][11]康帕内拉著：《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6-67页。
[12][12] 马布利著：《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8页。
[13][13]马布利著：《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1-22页。
[14][14]马布利著：《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6-17页。
[15][15]马布利著：《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4-28页。
[16][16]马布利著：《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5-38页。
[17][17]马布利著：《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54页。
[18][18]马布利著：《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4-28页。
[19][19]马布利著：《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4页。
[20][1]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16-217页。
[21][2]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13-214页。
[22][3]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88-289页。
[23][4]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页。
[24][5]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0-243页。
[25][6]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8页。
[26][7]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6页。
[27][8]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7-168页。
[28][9]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90页。
[29][10]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6页。
[30][11]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1-52页。
[31][12]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3页。
[32][13] 圣西门著：《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00-304页。
[33][14] 傅立叶著：《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32页。
[34][15] 傅立叶著：《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6-125页。
[35][16] 傅立叶著：《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6-95页。
[36][17] 傅立叶著：《傅立叶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2-304页。
[37][18] 欧文著：《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8页。
[38][19] 欧文著：《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7-248页。
[39][20] 欧文著：《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1-95页。
[40][21] 欧文著：《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0页。
[41][22] 欧文著：《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9页。
[42][23] 欧文著：《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5-76页。
[43][24] 欧文著：《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5-126页。
[44][25] 欧文著：《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3-193页。
[45][26] 欧文著：《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49页。
[46][27] 欧文著：《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9-90页。
[47][1] 温斯坦莱著：《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页。
[48][2] 温斯坦莱著：《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8页。
[49][3] 温斯坦莱著：《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8-19页。
[50][4] 温斯坦莱著：《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13页。
[51][5] 温斯坦莱著：《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页。
[52][6] 温斯坦莱著：《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7-118页。
[53][7] 温斯坦莱著：《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3页。
[54][8] 温斯坦莱著：《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7页。
[55][9] 温斯坦莱著：《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5-127页。
[56][10] 布朗基著：《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7页。
[57][11] 布朗基著：《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页。
[58][12] 布朗基著：《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4页。
[59][13] 布朗基著：《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9页。
[60][14] 布朗基著：《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8-79页。
[61][15] 布朗基著：《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2-93页。
[62][16] 魏特林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5页。
[63][17]魏特林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19页。
[64][18] 魏特林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59页。
[65][19] 魏特林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60-166页。
[66][20] 魏特林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