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教学要点：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理论和政府积极干预的主张；凯恩斯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思想；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教学时数：
5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政策主张

一、凯恩斯主义的出现

1．经济危机及其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一个短暂繁荣以后，很快进入长期萧条之中，持续的经济危机不仅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更导致失业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加剧。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其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46.2%，德国下降40.6%,法国下降28.4%,英国下降16.5%,日本也下降了8.4%。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缩小2/3，其中，德国下降了76%，美国下降了70%，法国降低了2/3，英国也降低了2/5。危机期间，美国破产企业超过14万家，德国破产企业达到6万家，法国为5.7万家，英国为3.2万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最高达到3000万人，加上半失业人数共计4500万人左右，其中,美国失业人数从危机以前的150万人增加到1320万人，包括半失业人员共达1700万人，德国失业人数达到700万人，英国和法国各有300多万人。[1][1]

导致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一些人认为，最初的原因是工业经济方面资金的剧减，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美国，以后迅速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些人认为，整个经济领域乃至整个世界消费和投资的剧减，是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折衷一些的观点是认为，造成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一连串金融的和非金融的事件造成的。[2][2]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许多人认识到传统的强调自由竟争为主的经济政策，在应对这次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出无能为力，不断严重的失业问题尤其是日益增加的长期失业人数，成为西方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2.经济学的变化

显然，20世纪20-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现实，将对传统的强调市场竟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提出挑战，促使西方经济学说发生变化，以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需要。这样，20世纪30年代成为西方经济学说发生重要变化的时代，其中凯恩斯学派和瑞典学派的出现开辟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新时代。这一点正如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乔纳格所指出的那样，20-30年代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是遭受失业的严重困绕，“这唤起了人们在经济学内部进行一种新的思考方式的欲望，在30年代的这个十年中，至少有三个宏观经济学派的基础奠定起来，这就是凯恩斯学派——其当然的中心人物是凯恩斯；奥地利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哈耶克；还有瑞典学派或者叫做斯德哥尔摩学派。”[3][3]著名经济学家林德贝克也曾指出，经济危机使得西方社会经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就业的稳定开始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4][4]

3．凯恩斯学派与瑞典学派比较

作为20世纪30年代欧洲出现的三个重要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和瑞典学派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奥地利学派坚决维护市场竞争作用的主张，使得该学派在这一时期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批评，其基本经济主张也受到西方各国的冷遇。因此，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并没有象凯恩斯学派与瑞典学派那样迅速发展，并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凯恩斯学派与瑞典学派在主要观点方面存在共同的地方。两者都认为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传统经济政策，已经难以满足资本主义现实发展的需要，应该实行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有效干预，以便通过国家干预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两者都认为，增加有效需求是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就业增长，减少失业人口的主要经济手段；而实现增加有效需求的主要政策途径应该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大力兴办公共工程，推进社会改革，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

但是，瑞典学派与凯恩斯学派之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尽管两派都提出了有关失业的理论，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是，瑞典学派用一种动态的方法分析失业问题，它比较强调累积分析，强调事前预期与事后分析（ex ante and ex post）之间的区别，强调一种长时段的分析，并对个人家庭的希望与计划表示十分关注。相对于凯恩斯学派来说，瑞典学派更加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大量周期性的不稳定因素，政府能够也应该通过财政手段干预工商业活动。在瑞典学派看来，稳定物价尽管也很重要，但是，政府主要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实现较高的就业。[5][5]

瑞典学者汉森在评价凯恩斯学派与瑞典学派的关系时指出，20世纪30年代存在两种经济学革命：一种革命关心动态分析的方法，在这一领域瑞典学派发挥着主要作用；另一种革命是凯恩斯革命，它比较强调有效需求的原则。“在这种意义上，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贡献，与瑞典学派的贡献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6][6]

二、凯恩斯的经济社会主张

1．充分就业的概念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是20世纪前期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曾经在英国财政部任职，后长期任教于剑桥大学，并担任政府顾问。凯恩斯一生写下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主要的有《印度的通货与财政》（1913）、《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货币改革论》（1923）、《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货币论》（1930）以及《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凯恩斯关心的是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发展问题，在他的经济著作中对社会保障问题很少直接论述，所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大多为与宏观经济理论相关的社会问题。但是，这并不表明凯恩斯主义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没有影响，相反，凯恩斯及其学说的出现带来了整个西方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的重要变化。凯恩斯对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贡献，不是通过其对社会保障问题的直接关注与论述，而是通过其经济理论影响社会保障理论。

充分就业理论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著名福利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 1877-1959）就曾指出：“凯恩斯的整个著作，集中表现在充分就业这一思想”。[7][7]20世纪30年代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不把失业看作重要的经济问题。他们虽然承认存在失业，但是却认为主要是摩擦性失业或者自愿性失业，否认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并且认为，供给本身会自动创造需求，从而促进生产的扩大，推动充分就业的实现，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派著名的“萨伊定律”。

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这种观点被20世纪20-3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困境所动摇。经济危机对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不仅短期性失业加剧，长期性失业成为西方国家失业问题的主要特点。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面前无能为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写下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一重要著作，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新的就业理论。

凯恩斯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对萨伊定律的驳斥，表明新古典经济学派就业理论的过时与行将结束。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派把失业问题仅仅归因为摩擦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是不充分的，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摩擦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以外，更重要的是存在一种非自愿性失业。他指出，“经典学派之两种失业范畴，能够概括一切失业现象吗？事实上，总有一部分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而工作，但无工作可做。”凯恩斯把这种情况下的失业称为“不自愿性失业。”[8][8]

凯恩斯进一步论述了充分就业问题。他认为充分就业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不自愿失业之存在，此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充分就业。摩擦的与自愿的失业，都与充分就业不悖。”第二种情况是指社会就业量达到一种饱和状态，他指出：“所谓充分就业者，即当对劳动力产物之有效需求增加时，就业总量不再增加之谓也。”[9][9]

2．充分就业的实现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根本原因，不是新古典学派所指出的供给不足，而是社会需求与新投资量的不足。他指出：“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二者才决定就业量，……设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所产生之有效需求不足，则实际就业量将小于现行真实率之下，所可能有的劳动力供给量。”“因为只要有效需求可以不足，则就业量就可以——而且常常——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准以前，即行中止而不再增加。有效需求之不足，常常阻碍生产，——虽然劳力之边际产物，尚大于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10][10]

于是，如何扩大社会需求并增加新投资量，成为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基本内容。凯恩斯认为，要实现扩大社会需求与增加投资总量的目标，首先应该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措施提高消费倾向。他指出，我们生存在其中的经济社会存在许多缺点，其中主要缺点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在财富与所得分配方面的不公平。“故若现在采取步骤，重新分配所得，以提高消费倾向，则对于资本之生长大概是有利的。”凯恩斯进一步指出，主张社会上应当存在财富的极大不平等是没有理由的，“就我本人而论，我相信的确有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得之不均辩护，可是不均得象今日那样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11][11]

其次应该降低利率，刺激消费。他指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利息率问题。他说，“到现在为止，一般人之所以认为有维持相当高利率之必要者，乃是因为觉得非如此，储蓄之诱惑力将不够充分。但是……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降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12][12]

凯恩斯认为，更重要的是必须放弃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政策，依靠和实行政府干预。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自由放任主义已经到了结束的时代，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实施强有力干预时代已经来临。他说：“我要放弃自由放任主义，因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它的成功的条件已经不再存在”。[13][13]自由放任主义必然被国家干涉主义所代替，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内部进行一定的干预与限制，因为没有限制的资本主义内部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在民主社会中会影响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

凯恩斯指出，要实现社会需求的扩大和充分就业，“最聪明的办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资本量，让资本的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在目前消费倾向下，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操纵投资，恐怕充分就业还是很难维持，因此两策可以同时并用：增加投资，同时提高消费。”[14][14]凯恩斯还指出：“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还有，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之影响，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综揽。”[15][15]

凯恩斯进一步指出，国家干预是实现消费倾向增强与投资增加的唯一途径，也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毁灭的必要条件。“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相互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16][16]

3．国家干预的有限性

需要指出的是，凯恩斯对国家干预的主张也是有限度的。他指出：“似乎没有强烈理由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权限以内。要紧的倒不是生产工具国有；只要国家能够决定(a)资源之用于增加生产工具者，其总额应为若干；(b)持有此种资源者，其基本报酬应为若干，则国家已尽其职责。”[17][17]同时，凯恩斯认为国家干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更好发展，而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说：“我所寻求的是改善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器，而不是推翻它。”不仅如此，凯恩斯还认为，资本主义是“尊敬和提高个人包括个人选择、信仰、思想、言论、经营企业以及财产的自由的最理想的，或者至少是最可行的社会组织形式。”[18][18]因此，列宁把凯恩斯说成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坚决卫士，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19][19]

三、凯恩斯主义的影响

凯恩斯的上述经济社会主张常常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主张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凯恩斯主义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就业问题，这不仅是当时而且也是后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凯恩斯主义推翻了在失业问题上的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将实现充分就业确定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是依靠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政策。

凯恩斯主义在以往各种国家干预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具体地论述了国家宏观干预的范围、内容、途径与限度，从而为20世纪3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广泛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尤其是西欧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凯恩斯主义与国家干预政策的直接结果。

凯恩斯的经济社会主张受到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福利学界极高评价，他们认为：“凯恩斯的重要贡献是打破了自我调节性经济制度的观念，并为一种新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凯恩斯的分析及其有关国家干预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的观点，对一个民主国家为了普遍的利益而指导经济具有明显的影响”。凯恩斯提出的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必须实施国家干预，“是三十年代及其以后最重要的主张。”[20][20]

凯恩斯的基本经济社会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以“充分就业”和“需求管理”为基本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凯恩斯及其主张的追随者和发展者常常被称为“凯恩斯学派”。

第二节瑞典学派的社会福利思想

一、 早期瑞典学派的社会福利思想

1．威克塞尔的社会福利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化的进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瑞典社会经济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瑞典进入“向近代经济学转变的时代”，[21][1]产生了在西方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瑞典学派，亦称斯德哥尔摩学派，不过，这一时期还只是瑞典学派的奠基时期。

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是瑞典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其主要经济学著作为《利息与价格》、《政治经济演讲集》等,其主要社会改革思想反映在他1904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当代社会》一书中。

威克塞尔十分注意社会问题。早在19世纪80年代，威克塞尔就参与各种有关社会改革的活动，他是一名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写下大量有关瑞典婚姻、人口控制、社会主义、卖淫和酗酒等方面的文章，认为瑞典与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存在严重的人口问题，应该节制人口生育。

贫困问题在威克塞尔的社会思想中居于中心地位。威克塞尔认为出生控制是解决普通民众贫困问题的决定性措施。自然资源的有限要求人口数量不能膨胀，人口过多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贫困问题的最终原因。为了将最贫困者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基本生存水平，降低出生率是非常必要的。威克塞尔的上述思想对收入较高的瑞典中产阶级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对于收入较低的瑞典贫困阶层的影响并不明显。

威克塞尔还从经济学和公共财政方面提出了解决瑞典贫困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主张。他提出应当由社会规定适当的价格和最低工资，以提高穷人和富人的交换能力，从而增加社会总效用。他说：“如果我们假定富人进行其消费直到边际效用，即最后一单位的效用对他来说是小的或等于零为止，而另一方面，穷人必须在几乎一切商品对他来说还有高的边际效用时，终止这些商品的消费，那么不难想象……与一切都让自由竟争任意起作用时相比，一个富人同一个穷人之间的交换，如果按社会规定的适当价格进行，那就可能导致对双方都要大得多的效用——从而对整个社会有大得多的总效用。”

威克塞尔认为，社会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为了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就应该关注社会经济中的无产阶级的福利。他说：“我们一旦认真开始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整体，并为这个整体寻求增进福利的条件，就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考虑。”[22][2]

如何实现瑞典无产阶级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构成威克塞尔的公共财政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其社会保障思想的主要内容。在威克塞尔看来，主要的办法是通过税收改革，进行收入再分配。威克塞尔指出，通过税收改革和建立公平税收制度而增加的财政收入，不应该用于政府的现行支出，而应该以基金的形式积累起来，可以投资能够获得收益的公共计划和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基金不断积累将会产生极大的回报。他把这笔回报称为“社会红利”（social dividend），它将使年轻的夫妇建立他们的家庭，或者可以使他们中的一个或两者能够得到更多的职业或专业教育，或者可以使他们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事业。

威克塞尔认为：通常情况下，人们常常认为工人阶级必须仅仅依赖他们的工资为生，这是极为错误的。工人阶级在其工作的一生中，除了作为他们的收入的基本的边际生产工资分配外，还应该得到象所谓的福利国家下的养老金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等的第二种分配，以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并为退休提供经济保障。威克塞尔认为，一旦上述政治和税收改革开始实施，社会收入的最终分配将会建立在一种理想的统一的社会共识基础上。[23][3]

威克塞尔甚至指出，社会改革应当给所有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他说：“正如我们所希望和相信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认识到，不管社会阶级、种族、性别、语言或信仰如何不同，我们在世界上的目标是把最大可能的幸福扩展给每一个人——那么，我们将会愉快地发现，这个问题的经济学方面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惟一需要的只是把这种解决付诸实践。”[24][4]

2．卡塞尔的社会政策主张

卡塞尔（Gustaf Cassel，1866-1948)是早期瑞典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思想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瑞典社会产了生重大影响。19世纪末，卡塞尔曾游学于德国和英国，受到德国新历史学派和英国费边社思想的影响，使其成为瑞典渐进主义社会改革的代表人物。

卡塞尔的社会思想集中反映在他1902年出版的《社会政策》一书中。他强调与依赖国家相对应的个人责任，但是，他同时认为强制性在社会政策的实施中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社会政策毫不犹豫地使用强制，或者通过公共权利，或者通过志愿性个人协会，因为这种强制只能创造更大的真正的自由。”

在卡塞尔的社会政策思想中，合作社和工会这样的志愿性组织处于核心地位。他认为，无论是合作社或是工会都将使得竞争更加社会化和有效，消费合作社将组织需求方面，工会将使供应更加正规。但是，当这些组织不能带来进一步的发展时，就应该是国家干预的时候了。卡塞尔提出了至少十种当时还没有列入议程的国家干预行为，其中包括最低工资和经济周期进入低落期时的公共工作等。

卡塞尔认为，只要财富的再分配没有变成创造财富的一种障碍，社会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卡塞尔的这一基本观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在有关1913年的瑞典养老金法的争论发生后，卡塞尔的社会政策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认为，财富的创造力正处于紧迫的危机之中，尤其是国家养老金基金被其视为资本市场正常运作的一种障碍。在其前期著作中备受推崇的工会也变成了“工会垄断主义”，并受到其尖锐的批评。特别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卡塞尔成为国家福利和社会救济的坚决反对者，在其1930年出版的《济贫政策退化》一书中，他认为对贫困民众的公共救助是最为有害的政府行为。

尽管卡塞尔后期已经从社会政策的积极倡导者转变为社会政策思想和实践的批评者，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政策思想，对于当时正在出现的社会改革者们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他的《社会政策》一书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除了赫丁的社会保险法案外，对社会政策领域最有影响的早期瑞典作品。”[25][5]

二、瑞典学派形成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

1．瑞典学派的形成

瑞典学派的形成时期是在20-30年代。这一时期瑞典出现一大批年轻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从思想渊源上继承了威克塞尔和卡塞尔等早期瑞典学派人物的思想，并根据时代的变化发展了这些人物的经济社会思想，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主张。从学习和工作场所方面，他们主要集中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因此，瑞典学派常常又被称为斯德哥尔摩学派。30年代瑞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奥林（Bertil Gotthard Ohlin，1899-1979）、米尔达尔(Gunnar Carl Myrdal，1898-1987）、林达尔(Erik Robert Lindal，1891-1960）和伦德伯格(Erik Filip Lundberg，1907-1987）等。

瑞典学派这一名称出现在1937年。这一年，奥林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正式提到“斯德哥尔摩学派”这一名称，从此，斯德哥尔摩学派作为30年代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派正式诞生。瑞典学派的经济社会思想十分丰富而又复杂，这里仅对其有关社会问题与社会福利的思想理论做概括性阐述。

2．扩张性财政政策主张

瑞典学派经济学家从一种经济周期角度将其注意力集中于经济萧条的本质上，集中在将经济带出萧条，并因此而减少失业率方面。他们认为，提升经济萧条的极低限与降低经济繁荣的极高限都是可能的，例如，能动地平抑或者阻止经济波动。为此，瑞典学派经济学家强调财政政策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政府预算在经济萧条时期不会保持平衡，相反，公共工程的扩张与低税率将会给经济带来一种刺激，这种刺激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那要根据多种影响因素的实际情况而定。可见，瑞典学派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合适的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周期实施有效的调节，以避免经济萧条的周期性出现。

瑞典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应对经济萧条，防止失业率提高的重要途径是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他们指出，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减低，而需求减低与消费欲望和能力直接相关。在经济萧条时期，因生产过剩而导致的企业停产，裁减工人，降低工资等不但无助于经济尽快从萧条中走出，反而事实上加剧了经济萧条，使得经济萧条持续时间更长。他们认为，在经济萧条期间，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对经济加以干预，最主要的政策措施应该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支出，实施公共工程计划，改善社会保障制度。这不仅可以吸收失业者就业，而且可以增加人们的购买力，刺激消费需求，带动市场有效需求的增加，影响生产的增长，推动经济走向正常化。

在1933年提供的一份有关瑞典政府财政预算的备忘录中，米尔达尔就指出：如果政府支出在短时期内增加，多种影响因素就会缓解经济萧条，因此，政府就没有必要每年平衡预算，政策将会把目标定为平衡整个经济周期的预算。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其净资本，政府所应采取的具有反经济周期的主要措施包括公共工程以及对各种基础设施，如运输、动力、通讯、教育等的投资。[26][6]

3．社会政策主张

在社会政策方面，瑞典学派经济学家对社会政策提出许多建议和主张。在这方面，米尔达尔是其典型代表。米尔达尔认为，瑞典需要的是“预防性”的社会政策。他指出，国家的职责不应该是对遭受因社会制度的缺陷而造成的后果的人们进行关怀，而应该是改变这种社会制度本身，以便使得人们不用再遭遇这样的问题，新的社会制度的富有理智的建筑师应该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经济学家。

20世纪30年代，瑞典社会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1934年，米尔达尔出版了《论人口危机》一书，不仅论述了瑞典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而且论述了瑞典的社会问题，并且指出，瑞典需要更多更积极的社会计划，也需要更多更有效的社会政策措施，以便促进瑞典人口的增长。他指出，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与教育条件，提高家庭住房标准与社会保障水平，公共部门应该为民众提供尽可能的免费社会服务，如免费午餐、免费医疗保健等。

米尔达尔认为，创造良好的住房条件不仅应该是瑞典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解决瑞典人口危机的直接有效办法。他指出：“住房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一套公寓除了一个厨房和一个父母的房间外，还应该有儿子的房间和女儿的房间，这意味着一套家庭公寓应该至少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厨房。”[27][7]

瑞典学派的经济社会思想，对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瑞典学派与凯恩斯学派所提出的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主张，为瑞典政府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制定合理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等提供了理论依据；瑞典学派所提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张，有利于各项社会政策的制订定和实施，推动了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瑞典学派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社会政策具体主张，为这一时期瑞典社会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8][1] Bo Sanderlin, The History of Swedish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1991, P4.

[29][2] 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页。

[30][3] Bo Sanderlin, The History of Swedish Economic Thought,London, 1991, PP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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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卡美伦著：《世界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3] Bo Sanderlin, The History of Swedish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1991,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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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o Sanderlin, The History of Swedish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1991, P8.

[1][6] Bo Sanderlin, The History of Swedish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1991, PP211-212.

[7][7] 丁冰著：《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8][8] 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9][9] 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7-26页。

[10][10] 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30页。

[11][11] 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1-322页。

[12][12] 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3页。

[13][13] Vic George, Modern Thinkers on welfare, London, 1995. P75.

[14][14] 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1页。

[15][15] 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5-326页。

[16][16] 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8页。

[17][17] 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6页。

[18][18] Vic George, Modern Thinkers on welfare, London, 1995, PP75-76.

[19][19] 列宁著：《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5页。

[19][20] Anthony Forder, Theories of Welfare, London, 1984, PP57-58.

[22][2] E.P.Hennock, British Social Reform and German precedents, the Case of Social Insurance, 1880-1914, Oxford, 1987, P135-136.

[23][3] J.R. Ha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1880-1975, Arnold, 1978，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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