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福利经济学及其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教学要点：福利经济学的概念和基本内涵；福利经济学发展轨迹及其主要内容；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福利思想的影响。教学时数：
6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旧福利经济学的出现
一、 福利经济学及其出现
1.福利经济学的特点
福利经济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西方经济学分支，与以前我们所已经阐述的各种思想流派尤其是经济学派别相比较，福利经济学应该说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派别，大部分被称为福利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主要因为他们的经济思想中涉及到有关社会福利的相关主张，而这些主张并不是像其他经济学派别的思想家的思想那样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事实上，被称为福利经济学家们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往往存在很大的区别，即使是对同一个问题或者概念，在福利经济学家的思想家之中也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差异。
福利经济学思想包含在各种经济学派别的对社会福利问题的不同理解与主张之中，正如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斯坦利L·布鲁所指出的那样：“福利经济学是经济分析的一个分支，它主要关注与发现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原理。它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统一的思想体系。经济学本身经常被定义为研究社会如何选择使用其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化满意程度。因此，几乎经济学家的每一个方面都包括福利经济学的内容。但是，有几位对经济学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比其他经济学家更加关注于以下两个方面或其中之一：（1）定义福利最大化并且分析如何达到最大化福利；（2）确定阻碍实现最大化福利的因素并且建议去除阻碍因素的方式。因此，我们将这些个人称为福利经济学家。”[1][1]
2.福利经济学出现的背景
在经济学领域中，有关社会福利的思想其实早已有之，但是，作为被学界所公认的“福利经济学”则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利经济学之所以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与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的。
首先，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展开，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也明显增加，于是，有关社会财富如何分配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使民众能够合理地分享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成为备受思想界关注的问题。
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社会问题开始逐渐严重并日益具有社会化。这些社会问题出现和加剧的原因以及社会问题的性质，与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相比有了根本的不同。如果说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问题出现和加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造成的，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问题的出现与加剧则是社会高度发展过程中的伴生物，这些社会问题的原因都存在很大程度的客观性，它们与社会发展相伴而起，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社会调控的结果，这就需要思想界在关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
再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社会思潮开始纷纷出现，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尽量预防或弱化社会问题。德国的新历史学派提出应该实行有效的政府干预，建立社会政策体制，实行政府强制型社会保障，实现社会问题的有效控制与解决；英国的激进自由主义同样强调政府应该实行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以便合理解决社会问题；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也提出强化国家干预，实行有效的社会政策的主张。而新古典学派则坚持主张市场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主张社会财富应该通过比较合理的分配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
正是在上述经济、社会与思想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经济生活中的社会福利问题，其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为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于是，福利经济学便应运而生。
3．福利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福利经济学具有悠久的思想渊源，可以说，从近代西方经济学开始出现，福利经济学的一些主张也就包含其中。一般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开端，因此，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福利经济学一些原始思想，在亚当·斯密、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著作中，不仅到处都包含着关于财富的来源与财富的增长途径的论述，还包含着如何分配财富以实现财富增长的持续性与工资劳动者福利的不断改善的论述，特别是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更加突出地论述了公共幸福高于个人幸福的思想，他指出：“天性也教导我们，由于两个人的幸福比一个人的更可取，所以许多人的或者一切人的幸福必然是无限重要的。我们自己只是一个人，所以，无论什么地方我们自己的幸福与整体的或者整体中某一重大部分的幸福不相一致时，应当——甚至由我们自己来做出选择的话也是这样——使个人的幸福服从于如此广泛地为人所看中的整体的幸福。”[2][2]显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思想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思想渊源之一。
19世纪中期的功利主义对福利经济学的出现具有重要影响。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总是趋利避害的，这就是功利，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功利，必须遵守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显然，功利主义思想家的主张与福利经济学家所一直关心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具有密切的联系。边沁指出：“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当一个事物倾向于增大一个人的快乐总和时，或同义地说倾向于减小其痛苦的总和时，它就被说成促进了这个人的利益，或为了这个人的利益。（就整个共同体而言），当一项行动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它减少这一幸福的倾向时，它就可以说是符合功利原理的，或简言之，符合功利。”[3][3]可见，功利主义思想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又一思想渊源。
二、 福利经济学的先驱
1.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理论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是19世纪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福利经济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主要经济学思想包含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之中。
杰文斯首先论述了效用问题，他认为，不是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而是效用决定商品的价值，从而提出了关于效用的理论。杰文斯对自己的这种观点非常重视，以致于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的正文第一页就明确提出了上述观点，他指出：“反复的思考与研究，使我得到一种颇有几分新奇的意见。即：价值完全定于效用。流行的意见，认价值的起源是劳动，不是效用；甚至有人断然说劳动是价值的原因。反之，我却要说明，我们只须细心探索出效用变化——定于我们所有的商品量——的自然法则，关于交换，即可希望得到满意的理论。普遍的供求律是这个理论的一个必然的结果罢了。这个理论是和事实调和的；即令表面上有相信劳动是价值原因的理由，这种理由亦不是不能解释。劳动常决定价值，但只间接地决定价值；那便是增加或限制供给，以变化商品的效用程度。”[4][4] 杰文斯接着讨论了效用的定义，他指出，所谓效用就是一种物品作为一种商品能够为人们提供的服务，即“效用是物品依某种方法服务于人类的能力。”他还指出，凡是能够引起快乐或者避免痛苦的东西都可以有效用。[5][5]
杰文斯对效用的计量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他指出，效用是由一个人的幸福的增加来计量的。或者说，效用即是一个人的幸福的增加。当所引起的感情有正面的余额时，效用就是指这种余额的总和即所产生的快乐与所防止的痛苦的总和。杰文斯指出，除了在最后加量已被消费或次一加量将被消费时，我们通常是不要考虑效用程度的。所以，我们通常用最后效用程度一词以表示现有商品量中那极小的或无限小的最后加量或次一可能加量的效用程度。杰文斯还指出，效用程度是经济问题上最重要的点，“我们可定义办法则曰：效用程度随商品量而变化，其量增加，其效用程度结局会减少。”[6][6]
杰文斯还对效用进行了更深的论述，这就是有关反效用与等效用的思想。他指出：“效用是快乐的生产，或在快乐与痛苦的权衡中有正面的余额；同样，反效用则是痛苦的生产，或在快乐与痛苦的权衡中有反面的余额。”杰文斯认为，商品并不总是仅有效用，还有反效用，因此，不仅应该研究效用，还应该探究反效用，杰文斯同时指出：“负效用和无效用是有别的。”杰文斯还指出，当一种商品具有多种用途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商品的用途的分配方法来衡量其效用，并提出了相等效用思想，他举例指出，假设S是某种商品的全部存量，这种商品有两种用途，该商品用于两种不同用途上的数量分别用x1与y1来代表，则S=x1+y1。假设某人继续以小量消费这种商品，人们总是会选择在当时具有最大利益分配方法，而在现有的分配方法他依然觉得满意时，可以推知，分配方法的改变不能给他提供更多的快乐，也就是说，“商品的一个加量在这二种用途上会提供恰好相等的效用。”[7][7]这就是杰文斯的效用相等理论。
尽管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赞同杰文斯有关边际效用的基本概念，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理论还是为福利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关于边际效用的讨论提供了论题。
2.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思想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写下大量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其中主要的有：《经济学原理》（1890）、《工业经济学》（1892）、《工业与贸易》（1919）、《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等，其中《经济学原理》是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马歇尔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之中。
马歇尔首先论述了效用递减的规律。与杰文斯不同的是时，马歇尔使用人对某种商品的购买欲望来解释所谓的边际效用。他写道：“一物对任何人的全部效用（即此物给他的全部愉快或其他利益），每随着他对此物所有量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及所有量的增加那样快。”马歇尔对此进一步作出解释，他说，在某人要买进一件东西时，他刚刚被吸引购买的那一部分可以被称为此人的边际购买量，因为是否值得花钱购买它，他还处于犹豫不决的边缘。他的边际购买量的效用，可以称为此物对他的边际效用。马歇尔指出，如果上述概念成立的话，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物对任何人的边际效用，是随着他已有此物数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递减。”[8][8]这就是马歇尔提出的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律。
马歇尔认为，边际效用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他指出：“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比较物质满足感，我们不能直接进行比较，而只能间接地通过他们的行为动机来进行比较。如果获得两种快乐中的任意一种的渴望使得人们在两个类似的环境下都仅做了1小时的额外工作，或者使得人们在两种相同的生活水平下、使用两种相同的方法都支付了1先令，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两种快乐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样的。因为，在类似的环境下，人们为获得它们而行动的强烈动机是一样的。”[9][9]马歇尔进一步指出，如果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边际效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经济学所涉及的事情的较大数量对所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影响比例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如果来自两件事情的幸福用货币来衡量是相等的就是合理的，也是合乎习惯的。并且无偏见地从西方世界的任意两个部分中抽取任意两大组人群，由于货币投入会以相同的比例趋向于更高的生活效用，所以它们物质资源的同等的增加将会带来同等的生活的富足程度的增加以及人类的进步，看起来就是可能的。[10][10]
马歇尔提出了福利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这就是“消费者剩余”的概念，他对消费者剩余做出这样的定义：“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决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到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以称为消费者剩余。”[11][11]实际上，消费者剩余就是某种商品的总效用与边际效用差额。消费者剩余思想是马歇尔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马歇尔还论述了消费者剩余与市场的关系，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人们考虑大多数人的平均数时，个人性格上的差别可以不加过问；如果这大多数人包括相同比重的富人和穷人在内，则价格就变成对效用的一种正确的衡量。”[12][12]马歇尔提出的消费者剩余思想成为后来的庇古创立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三、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1.庇古关于福利的定义
庇古（Arthur Cecill Pigou,1877-1959）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其主要著作有《产业和平的原理与方法》（1905）、《财富与福利》（1912）、《福利经济学》1920）、《工业波动》（1927）、《公共财政研究》（1928）、《失业论》（1933）、《停滞状态经济学》（1935）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1937）等。其中《福利经济学》一书为之赢得了“福利经济学之父”的美誉。
庇古首先讨论了“福利”的定义，他认为福利所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并提出了与福利的定义相关的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性质是一种意识状态，或许是意识状态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在或大或小的范畴内产生。”[13][13]显然，根据第一个命题，福利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自于满足和不满足的个人体验，根据第二个命题，庇古又将福利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另一是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广义的福利既包括对财物的占有而带来的满足，也包括其他因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带来的满足。
庇古认为，对可能影响福利的所有原因进行广泛的探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实际上很难实行。于是，庇古将其研究的范围限制在“能够直接或间接与货币这一测量尺度有关的那部分社会福利。这部分福利可以被称为经济福利。”并且指出，“经济福利是经济学科的主要内容。本书的目的即是研究在实际现代社会中，对经济福利发生影响的某些重要原因。”[14][14]
2.“经济福利”的衡量
既然经济福利是其研究的重点，有关经济福利的衡量也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庇古对于经济福利的衡量是基于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他以效用来表示满足，并认为效用可以用商品的价格来计量。他认为，在货币边际效用不变的情况下，不仅同一个人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可以比较，而且不同的个人或集团对于商品的满足程度也是可以比较的。
庇古同样对经济福利的衡量提出两个基本观点，他指出：“经济福利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1）国民所得的数量和（2）国民所得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方式的影响。”[15][15]庇古认为：“经济福利和国民所得这两个概念是对等的，因此，对他们之中任何一个概念的内容的叙述，也就是对另一个概念的内容的相应的叙述。”[16][16]那么国民收入的大小自然也就意味着经济福利的大小。庇古指出，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可以通过简单加总个人的经济福利得出，并用一国国民收入来表示全社会的经济福利。
庇古的第二种基本观点建立在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基础上，他认为，一个人的收入愈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愈小；反之，收入愈少，则其边际效用就愈大。庇古指出在特定条件下更大的收入公平能够提高经济福利，他说：“我们不要忘记，任何人在任何时期享有的经济福利都取决于他消耗的收入，而不是取决于他得到的收入；一个人愈富有，他消耗的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显而易见，收入从较富有的人向性格与其相同的较贫穷的人转移，因为这可以使较强烈的需要在损害不那么强烈的需要的情况下得到满足，所以必然会增加满足总量。因此根据古老的‘效用递减规律’，无疑可以得到以下命题：任何使穷人手中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增加的因素，只要从任何角度看不导致国民所得缩减，一般来说就增加经济福利。”[17][17]
正因为合理的收入再分配可以提高经济福利，如何实现收入的合理分配也就具有重要意义，庇古对此提出了政策建议。他认为，从富人那里转移收入，可分为自愿转移和强制转移。自愿转移是富人自愿拿出一部分收入为穷人举办一些例如娱乐、教育、保健等福利等业，或科学和文化机构。而强制转移主要指政府通过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对于向穷人转移收入，庇古认为也可通过两条途径：一种是直接转移，例如举办一些社会保险或社会服务设施；另一种是间接的转移，例如对于穷人生活必需品提供补贴，为失业工人提供培训，向穷人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等。
3.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庇古对如何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进行了论述。为此，庇古首先区分了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他指出，私人边际成本是生产额外一单位产品或服务生产者承担的成本；社会边际成本是这一单位额外产品或服务使得社会承担的成本。私人边际收益是额外一单位产品或服务给买者带来的满足程度的增加；社会边际收益是这一单位额外的产品或服务给社会带来满足程度的增加。
庇古还提出了私人（社会）净边际产品和私人（社会）净边际产品的价值的概念。私人净边际产品是“任何用途或地方的资源边际增量带来的有形物品或客观服务的净产品总和中的这样一部分，该部分首先——即在出售以前——由资源的投资人所获得。”社会净边际产品则是“任何用途或地方的资源边际增量带来的有形物品或客观服务的净产品总和，而不管这种产品的每一部分被谁获得。”私人净边际产品的价值“就是私人净边际产品在市场上所值的货币总额。”社会净边际产品的价值则是“社会净边际产品在市场上所值的货币总额。”[18][18]
由于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可能发生背离，即“在某些情况下，私人净边际产品可能大于、等于或者小于社会净边际产品，”所以，个体、单位最大化的决策行为并不一定能使得社会总福利最大。庇古认为，当私人净边际产值和社会净边际产值发生背离时，应该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实现私人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的趋同，具体的措施是通过使用税收、补贴或法律管制的方法。
显然，庇古在继承和发展以往经济学家关于社会福利的相关思想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福利的类型以及经济福利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解释了经济福利的衡量尺度以及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的关系，提出了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的途径以及政府在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中的作用。庇古以其对上述问题的系统论述而获得福利经济学之父的美誉。由于庇古及其以前的经济学家有关社会福利的思想基本上是建立在基数效用理论基础上，这一时期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
第二节 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一、帕累托的新福利经济学思想
1.序数效应论与新福利经济学的出现
维尔弗里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是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其主要学术著作为《政治经济学讲义》（1896-1897）、《社会主义体系》（1901-1902）、《政治经济学教程》（1906）和《社会学通论》（1916）等，其中《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是最能反映其福利经济学思想的主要著作。在这部书中，帕累托第一次提出了序数效用论，并采用了无差异曲线分析法提出并论证了“帕累托最优状态”理论。此后，一大批经济学家进一步开拓和发展了新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使得新福利经济学在20世纪前期产生了较大影响。
旧福利经济学是以基数效用论和不同个人之间的效用存在可比性为前提的，基数效用论采用边际效用分析法，认为效用如同长度，重量等一样，可以具体衡量并加总求和，具体的效用量之间是可以比较的，例如，看一本枯燥的经济学教科书给某人带来10个单位的效用，而看一本惊险的侦探小说给某人带来15个单位的效用，看一部侦探小说所带来的效用比看一部经济学教科书所带来的效用多5个单位。基数效用是采取1，2，3，……来衡量消费者效用的大小。旧福利经济学所赖以建立的基数效用理论遭到了后来学者的众多质疑，帕累托就是其中之一，他否定基数效用理论，提出了序数效用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本质上是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心理感觉，而不同的消费者对同一种商品的心理感觉以及同一个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心理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效用之间根本不存在某种客观的测量标准，效用也无法进行加总。效用的大小是无法具体衡量的，却可以根据消费者满足程度的高低与心理满足的偏好顺序进行排序。如上例，从满足程度上说，看一本侦探小说比看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带来的满足程度更大，可以说看一部侦探小说对读者的效用排第一，看一部经济学教科书对读者的效用排第二，而两者本身各自带来的满足程度具体多大，以及前者比后者大多少，则是无法衡量的。从消费者心理满足的偏好方面讲，如果某人认为他更喜欢看经济学教科书，那就可以说看经济学教科书带来的效用为第一，而看侦探小说给他带来的效用为第二。显然，序数效用是采用第一，第二，……的方式来排列消费者的效用次序的。叙述效用理论是一种与基数效用理论完全不同的理论，帕累托序数效用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一种与旧福利经济学不同的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出现，这种福利经济学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
2.无差异曲线
无差异曲线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西斯Y·埃奇沃斯（1845-1926）在《数学心理学》中提出的一种理论，他说： “无差异曲线表示对一个人能够产生相同的效用水平的各种各样两种产品的组合。” [19][1]埃奇沃斯的无差异曲线理论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产生强烈的反向，帕累托正是受到所埃奇沃斯所提出的无差异曲线的影响，才提出了自己的无差异曲线理论。帕累托指出，无差异曲线是指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偏好的次序进行排列，消费者在已经知道其收入状况和两种商品价格的情况下如仅购买两种商品，就可以在收入水平的约束下对两种商品的购买进行若干组合，以便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这些组合连成一条单一的曲线，在这条曲线的各点上所代表的商品组合，都能使消费者得到同样的满足，即对消费者来说是无差异的，从而使得消费者在一定预算约束下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组合。
帕累托还将无差异曲线理论引入到对生产领域的利润最大化的分析之中。他指出，所有厂商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都会受到同样价格的资本和劳动的约束，因此，他们为了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可以对资本与劳动进行若干组合，所有厂商都会在成本等同曲线的约束下，优化组合劳动与资本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可见，帕累托所提出的无差异曲线理论旨在解释消费者为达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可能做出的选择。
3.帕累托最优
在如何实现福利最大化方面，帕累托选择了与庇古等就福利经济学家不同的途径，他没有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角度来阐述实现福利最大化的途径，而是从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来探讨实现福利最大化的道路。帕累托认为，“当不存在能够使某人的处境变好同时不使任何人处境变坏的任意变化时，就会出现最大化福利。”[20][2]这便是判断资源配置状态是否最优的帕累托标准。这种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是基于如下几个假定之上的：（1）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正相关；（2）个人福利依赖于他所消费的商品和劳务；（3）个人是自己福利最好的判断者，并依据自己的偏好做出决策。
帕累托对此作出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当某种分配标准为既定时，我们可以遵照这种标准，研究何种状态会使集体中各个人达到最大可能的福利。让我们考虑任何一个特定的状态，并且假定在适合所包括的关系方面作一很小变动，如果这样做以后，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显然新的状态对每一个人人都更有利；相反，如果所有人的福利都减少了，则新的状态对于每一个人就没有利。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小变动是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就不能认为这种改变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规定最大偏好状态是：在那种状态，任何微小的改变，除了某些人的偏好依然不变外，不可能是所有人的偏好全增加，或者全减少。”[21][3]
帕累托认为，只要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社会福利也就达到最大化，而资源是否达到最优化配置则取决于：（1）产品在消费者之间的最优分配；（2）资源的最优技术配置；（3）生产数量的最优化。产品在消费者间的最优分配是指“能够最大化消费者福利的分配”，即每一个消费者在两种产品之间拥有完全相同的边际替代率；资源的最优技术配置是指生产两种产品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存在能够帮助某人而又不伤害其他人的进一步的资源配置；最优产出数量则是指“一种产品对另一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不存在增加一个人或者更多人的福利而不减少其他人福利的进一步的机会。[22][4]这就是帕累托最优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帕累托最优不仅适用用两个消费者、两个生产者、两种要素及两种商品的简单最优状态，也适用于多个消费者、多个生产者、多种要素及多种商品的一般情况。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个生产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即在既定的价格条件下，消费者追求满足最大，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对消费者而言，在收入的约束条件下，他一定会使其消费的任何一组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这一组商品价格的比例，因此，任何一组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对于所有的消费者而言必定相等。对生产者而言，在成本的约束条件下，他一定会使其投入的任何一组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这一组要素价格的比例，因此，任何一组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对于所有的生产者而言必定相等。与此同时，生产者还必然使得其所生产的产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
帕累托所提出的序数效用理论奠定了新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他所提出的无差异曲线及在此基础上所提出“帕累托最优”理论，确立了新福利经济学关于实现福利最大化的基础理论，序数效用理论与帕累托最优理论确立了帕累托在新福利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中的开拓者地位。
二、卡尔多等的新福利经济学思想
1．卡尔多-希克斯的补偿原则
帕累托最优理论是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但是实现最优状态的条件也是极为严苛的，并往往与经济现实不相符合，现实的经济政策或者活动往往使一些人状况变好，同时使另一些人状况变坏，显然，无法用帕累托的标准去判断福利的变化。于是一些福利经济学家提出了补偿原则理论，以期能够解决上述经济现实中的困难，使得某种经济政策实施前后的福利状况可以相互比较。
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较早提出补偿原则理论的福利经济学家。他在1939年发表的《经济学的福利命题与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一文中，提出了“假想补偿原则”作为检验社会福利的标准。他认为，经济政策的改变意味着价格体系的改变，而任何价格体系的改变都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一些人得益的同时另一些人受损，如果通过税收政策或价格政策，使得益者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那么，从全社会角度来看，总得益超过总损失，这表明社会福利增加了，因此，这项经济政策也就是适当的。卡尔多所提出的补偿是一种假想型的补偿，他认为，实际上是否对受损方进行补偿是由受益人决定的，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分析所能控制的。
另一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 Hicks，1904-1989）所提出的补偿原则与卡尔多的观点大致相同，人们通常将其合称为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理论将收入分配排除在外，于是，即使一项经济政策使得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只要符合他们所提出的原则，在他们看来仍是一项好的政策并将改善全社会的福利。
2．西托夫斯基的补偿原则
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1910-2002）是另一位对补偿原则理论作出贡献的福利经济学家，其学术研究涉及经济学的许多论题，但贯穿其全部著述中的核心研究领域与主要思想是他对福利经济学的关注。西托夫斯基在1941年发表的《论经济学中的福利命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双重检验标准。他认为，卡尔多和希克斯的补偿原则是一种顺向检验，它是按照原来收入分配的标准，通过假想补偿的检验，判断变化是否增进福利，但是却没有考虑政策改变后的收入分配状况，因为如果以后来的收入分配为标准，通过假想补偿的检验，则可能出现不同结果，这也就是所谓的逆向检验。西托夫斯基主张对福利的检验必须是双重的，既要满足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补偿检验的要求，也要满足反转过来的补偿检验的要求。
3．李特尔的补偿原则
李特尔（Ian M. David Little,1918-）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其主要著作为《福利经济学述评》（1950），该书对福利经济学家把完全竞争称为“最优”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效率”问题在实际条件下不能脱离“公平”问题。他一方面接受了卡尔多—希克斯以及西托夫斯基的补偿检验论，另一方面又反对他们回避收入分配问题的做法。李特尔认为，只有在假想补偿检验之上再加上实际补偿即收入再分配，才能使福利的标准成为充足的标准。由此，李特尔提出了他的三重的福利标准是：（1）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满足了吗？（2）西托夫斯基满足了吗？（3）第三，收入分配是适当的吗？
李特尔认为，“不论卡尔多——希克斯或西托夫斯基标准，单独的或共同的，都不能认为是福利标准。随便哪一种标准，连同认为所涉及的再分配是适当的那种判断，都可以认为是经济福利增加的充分（但非必要的）标准。”[23][5]也就是说，只有同时满足三重检验标准，才是经济福利增加的充要条件。
三、伯格森和阿罗的新福利经济学思想
1．柏格森的社会福利函数
20世纪30年代，柏格森（A·Bergson1914-）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伯格森是一位著名的新福利经济学家，他在1938年发表了《福利经济学若干方面的重新阐述》一文，首先提出并阐述了“社会福利函数”的理论，他指出，“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把获致极大福利的条件所需的价值判断，用确切的形式表达出来。”[24][6]柏格森既不同于避开收入分配问题的卡尔多—希克斯的补偿原则，也不同于主张均等分配的庇古等旧福利经济学家的主张。他认为，不同的收入分配会对消费和生产发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福利经济学不应排除收入分配问题，而应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或道德标准去决定。帕累托最优状态只解决了经济效率问题，没有解决收入的合理分配问题。经济效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充分条件，只有同时解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才能达到社会福利最优状态。
柏格森认为，“福利函数的数值，取决于所有影响福利的变量：所有每一家庭所消费的所有每一种货物数量和所从事的所有每一种劳动数量，所有每一种资本投入的数量。”亦即社会福利函数是社会所有个人的效用水平的函数。[25][7]社会福利函数的基本表述形式如下：
W=W(U1,U2,……Un)
式中W表示社会福利，U1表示第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指标，U2表示第二个人的效用水平指标，……Un表示第n个人的效用水平指标。假定社会只有A和B两人，则社会福利函数可简化为：
W=W(UA,UB)
柏格森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下的福利最大化的条件是一般条件，不能用来确定特定的福利函数。因为，组成社会福利的个人福利取决社会上各个人的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不同，个人消费的商品数量、提供的劳务以及社会资源配置于各种商品生产的情况就不同，因此，要想确定某一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先确定如何分配收入才是最佳分配，而对各种收入分配的评价受到个人判断的影响而产生较大差别，因此，必须根据社会成员对全社会福利的评价以及个人的偏好次序，才能推导出全社会所有人的一致的偏好次序，并确定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能否从各个人对全社会福利的偏好次序推导出全社会所有的人一致的偏好次序问题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解决的。
2．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
阿罗（Kenneth J.Arrow,1921-）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主要著作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存货与生产的数学理论研究》、《公共投资、报酬率与最适财政政策》、《组织极限》等，他在1951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探讨了即是否存在某种规则能将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结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并论证了阿罗不可能定理。
阿罗指出，根据功利主义原理，社会选择需要以个人偏好为尺度，而个人偏好千差万别，所以,个人偏好不能作为社会选择的一种充分依据，如果社会选择必须以个人偏好次序为基础，个人偏好与社会选择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全部可供选择的社会条件能够有一种排列的顺序；第二，社会选择过程不会导致尚有任何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偏好次序而宁肯采取另一种选择；第三，不会有任何人无视其他人的偏好而将自己的偏好作为社会偏好；第四，如果已经存在若干可供选择的对象，社会选择只能在这些可供选择的对象中进行而不能在可供选择的对象以外进行。
阿罗认为，上述四个条件虽然合理而且必要，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矛盾，他举例指出：假定甲、乙、丙三人面对A，B，C三种社会政策，每个人对于各种社会政策的偏好是严格的，如果甲对三种社会政策的偏好次序为A，B，C，乙的次序为B，C，A，而丙的次序为C，A，B，亦即甲和丙都喜欢A胜于B，甲和乙都喜欢B胜于C，乙和丙都喜欢C胜于A，这样，社会选择就出现了矛盾。[26][8]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实现从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那就只能采用强制的办法或者独裁的办法，但是，强制的办法与独裁的办法又与上述第三个条件出现矛盾。于是，阿罗得出结论：按照“大多数规则”，无法由个人偏好次序得出合理的社会偏好次序，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存在社会福利函数。即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第三节 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主要思想
一、杜生贝等的相对福利学说
1.杜生贝的相对福利思想
福利经济学发展到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这些新的观点和理论与以往的福利经济学相比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把20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福利经济学称为现代福利经济学。
杜生贝（J. S. Duesenberry）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所提出的相对福利理论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杜生贝在其1949年出版的《收入、储蓄与消费者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相对收入假定。他指出，一个人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己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到周围的人的消费行为及其收入和消费相互关系的影响，这就是杜生贝的相对收入思想，这种思想对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相对福利学说就是在相对收入思想基础上建立的。
杜生贝的相对福利学说认为，一个人的支出同全国平均每个人的消费支出的比率是一个出发点，一个人由消费支出所得到的效用就依此为依据，他的消费支出越是高于这个平均数，他的福利就越大；反之，他的消费支出越是低于这个平均数，他的福利就越小。”[27][1]依据相对收入假定，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关系集团”。所谓“关系集团”，是指个人在心理上把自己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人，这些人有着相近的偏好、习惯和生活方式，而个人的消费行为将受到这个集团的评价标准的影响，或者说，个人意愿和行为总是力求与其所属的“关系集团”的成员相似。相对收入假定对于重新理解福利的涵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人对自身福利程度的看法，并不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并且与“关系集团”成员的收入尤为相关。
2.坎屈里尔的相对福利思想
许多福利经济学家在讨论福利涵义时，都将福利等同于快乐，而快乐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体验，相对福利论者认为快乐是相对的，是通过比较得出的。坎屈里尔（H.Cantril）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心理满足的角度阐述了相对福利思想，他在1965年出版的《人类关心的形式》中对快乐的主观性和相对性进行具有代表性的阐释。他认为，如果说有人因有钱而快乐，但同时却有一些人虽然钱较少而快乐并不稍减，甚至存在一些无忧无虑的穷人。根据他的调查，一个印度农业工人最希望的是有一个儿子，有一块耕地，有一头母牛，在乡下盖一座房子，如果满足了这些要求，他就感到快乐了。一个印度工人最希望的是能买一辆自行车或一个收音机，子女能受教育，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病，如果满足了这些要求，他就感到快乐了。然而，一个美国工人的想法则是能买一辆新汽车，有一座好房子和较好的家具，有更多的假日，能去打猎和游玩，这样才感到快乐。[28][2]坎屈里尔认为，快乐因人而异，没有统一的标准，更不能用收入的绝对水平的高低来衡量。
3.其他经济学家的相对福利思想
除了坎屈里尔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阐述了相对福利思想。爱考斯（R.S.Eckaus）指出,福利与快乐是一回事，经济制度的首要任务是“致力于人类的快乐”；米商（E.J.Mishan）认为，在福利经济学中，福利与快乐是同义词。一个人对自己的福利的评价不仅仅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也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他写道“一个人宁肯自己收入减少5%，而别人减少10%，却不愿大家的收入都提高25%，”[29][3]米商的意思是福利是相对的，福利与个人收入增长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从而否定了传统理论中关于福利与收入正向关系的命题。
伊斯特林（R.A.Easterlin）在《经济增长改善人类的命运了吗？》一文中则认为，每个社会都有一定的消费标准或平均支出水平，一个人越是低于社会的消费标准，或者越是低于全国平均支出水平，他就越是不快乐；一个人越是高于社会消费标准或全国平均支出水平，他就越快乐。根据这种观点，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了，但别人的收入没有增加的那么多，那么他的快乐就增大。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了，但如果每个人的收入都同样程度地增加了，那么他的快乐不变。
伊斯特林还指出，由于福利与快乐是一回事，而快乐是人们的心理感受，心理感受是没有办法测量的，因此，每个人对福利的评价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福利大小的比较就失去意义。福利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不仅如此，国家之间的福利大小的比较以及某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福利大小的比较实际上也是毫无意义。伊斯特林因此得出结论：“用不同国家的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数字来判断各国居民的福利程度，是一种不正确的国家比较方法；用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平均国民收入数字的变化来判断该国居民福利状况的变化，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30][4]
二、利普斯与兰卡斯特的次优理论
1.次优理论的出现
帕累托最优是以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说为前提的，所谓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是指，在这样的市场上，所有消费品的均衡价格与价格的比例相等，每对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相等，每对商品之间的边际转换率相等，它们的价格比例也就相等；而边际转换率等于边际替代率。这样，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从而达到全部均衡。帕累托最优从理论角度来看是一种理想状态，但从现实角度来看，由于受到外部性、垄断、公共物品和税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完全竞争市场实际上并不存在。既然上述因素的存在使得资源配置偏离了帕累托最优状态，福利经济学家们开始考虑对帕累托最优条件进行修正，以寻求更符合现实经济生活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于是，次优理论开始出现。
早在1947年，萨缪尔逊已经认识到次优理论所包含的原理，并在其《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进行了阐释。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进一步探索这一问题，并从现实经济生活的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怀纳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指出，减少某些进口商品关税会减少世界生产效率，而差别贸易政策会影响世界生产成本。1955年，米德在其《贸易与福利》一书中指出，关税同盟在鼓励成员国之间通商时会增加福利，而在阻拦成员国与其他地方通商时会减少福利。怀德与米德的研究认为，关税同盟究竟能否促进福利取决于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力量的对比，不能轻易地做出某种变化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帕累托最优的结论。
米德等人从贸易的角度探讨了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情况，李特尔则从税收与生产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李特尔在1951年发表的《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较》一文中指出，所得税会影响工作效率。他认为，在帕累托最优条件下，每个工人都根据他自己的生产力以及对工作与闲暇的选择来决定自己究竟工作多少，如果对工资征收所得税，工人因实际收入减少而不愿多工作，如果征收间接税，却会影响某种商品与其它商品之间的替代率，而这不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要求。同年，麦克肯齐发表的《理想产量与厂商们的相互依赖》一文也指出，如果不能达到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最优条件，那么，将离开帕累托最优条件，而且不可能使生产增加到最大量。[31][5]
2. 利普斯和兰凯斯特的次优理论
1956-1957年，利普斯和兰凯斯特发表《一般次优理论》一文，提出了一般次优理论的说法。他们认为，如果所有的价格都不等于边际成本，生产者要到达利润最大化，就不能以帕累托最优条件作为标准。利普斯和兰凯斯特将次优理论描述如下：一般次优理论认为，如果一般均衡体系在某种限制条件约束下无法满足某一个帕累托最优条件，那么，即使这时能符合其他的帕累托条件，总的说来，这种状态仍是不合意的。换句话说，如果不符合其中一个帕累托最优条件，那么要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状态，就必须背离其他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利普斯和兰卡斯特的一般次优理论的提出，对福利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福利经济学家不仅关注如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且更加关注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下怎样实现次优状态。利普斯和兰卡斯特还对此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实现次优状态的两大条件：（1）假定帕累托最优化受到了某种限制因素（如一般课税，一种收费，一种补贴，一个垄断者等）的影响。（2）仍然保留着关于完全竞争均衡状态下的资源配置的假设。[32][6]
3.米商等对次优理论的发展
利普斯和兰卡斯特提出的一般次优理论被后来的福利经济学家加以发展。1958-1959年，麦克马纳斯发表了《评次优论》一文，对一般次优理论进行了发挥，他指出，在不可能符合全部帕累托最优条件的情况下，如果局部的采用一个帕累托最优条件，那将不是增加福利而是减少福利。麦克马纳斯的这一研究结论被认为是对利普斯和兰卡斯特的一般次优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1968年，米商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对一般次优理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他指出，只要在生产中有一个限制因素，就不能再采用帕累托最优化的原则。他认为，应该对帕累托最优加以修改，即把生产最优条件修改为：在从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品形式时，单位产品价格应当等于它的社会边际成本，并且可以用所雇佣的劳工的生产数量来衡量产品的单位值。假设一种产品的价格高出它的社会边际成本，就可以寻求其次优解决途径使商品价格与边际成本的比率相同。
此后，肖恩在1975年出版的《微观经济学》一书中也提出了对一般次优理论的发展思想。他指出，次优理论的消极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到处都会存在变化，所以，许多经济现象总是只能具有次优状态，而不可能始终处于最有状态。[33][7]
三、奥肯的“平等”和“效率”协调思想
1.“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始终在围绕着一对概念展开，这就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资源配置一般来说主要和“效率”问题紧密相联，其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增加国民财富，从而为社会福利提供必要的基础；收入分配一般来说主要和“平等”问题紧密相关，其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合理地实现国民收入的分配，从而尽可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关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效率”和“平等”的看法与主张，应该说是旧福利经济学与新福利经学划分的重要依据，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对于“平等”和“效率”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将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均等化的收入分配视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重要主题；而新福利经济学对于资源有效配置作为促进社会福利的手段没有异议，却不赞同收入分配均等化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一般认为，“平等”和“效率”是两个相互抵触的政策目标，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如果追求“平等”，那么就可能减少了对辛勤工作的奖励，从而牺牲了“效率”；反过来，如果追求“效率”，又会忽视收入分配，使得贫富差距扩大。显然，在设计政策目标时，政府面临着权衡取舍，而这其中所遵循的标准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因此，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提出不同的观点，新自由主义认为效率应通过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而不是政治组织的措施去实现，对于收入发配的人为干预只会给社会带来损失。制度主义则认为听任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而不采取人为干预措施，不仅不能实现“平等”，连“效率”也不能保证，因此，他们主张“平等”优先。
2.奥肯的平等和效率协调主张
除了上述关于平等和效率的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要兼顾“平等”和“效率”，既维护市场机制，又能以必要的干预消除收入差距。阿瑟·奥肯便是其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奥肯（Arthur M.Okun,1928-1980）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其1975年出版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对于福利经济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奥肯认为平等与效率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妥协的关系，他指出：“如果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条件，（或者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面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许经济极不平等的社会政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 [34][8]奥肯以一个著名的“漏桶实验”来说明公平与效率应该协调，该实验旨在说明，收入从富人向穷人转移好比通过一个漏桶，穷人并未得到富人给予的全部收入，有一部分已经在转移的过程中漏掉了。奥肯指出，“由于漏出，桶中有所损失，然而只要用合理的方式灌注，它仍能在漏出的部分达到被剥夺者手中时保持盈满。”[35][9]
3．平等与效率协调关系的实现
为了实现平等与效率的协调，既保证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来实现较高的效率，又存在国家对收入再分配的宏观调控以促进较大的平等，奥肯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如他主张国家应当实行所谓的“混合经济结构，”既保存私人财产和个人自由，又存在国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他认为必须改变以往的对低收入阶层的补助办法，实行专门的税收政策，例如所谓的“负所得税”，即政府规定收入保障的数额，然后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给以适当的补助金。为了不把低收入者的收入一律拉平，补助金将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的多少按比例发放，或者实行所谓的“有限工资津贴”，即政府规定每小时的工资津贴额，然后根据每个获得最低工资的工人的实际工时发放，使多干活的人多得到补助；他还提出让工人有权参与企业重大事务的决定的建议，办法是将企业部分股票分配给工人所有，这种不仅可以扩大平等，而且可以增加效率；他还认为应该增加国家对教育的支出，这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劳动力质量和促进社会的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使低收入者的收入有所增加，有助于缩小社会上的收入差距以促进社会的平等。
奥肯认为，只要合理的协调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就可以使现行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顺利运行并促进社会福利的发展，他认为，美国现行的经济社会制度因为能够有效地协调平等与效率而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他指出：“事实上，关于美国经济制度我所能做出的最有信心的预测就是：如果它的基本结构被保存下来，并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那么它就会有所进展和改善。这种逐步改善的能力就是我们现行混合制度的最伟大的优越性。改造它和促进它的发展是可行的目标，而且对我来说，这远比削弱它更有吸引力。”[36][10]
显然，奥肯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特点，他既体现出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功能的认同及对效率观念的关注，也体现出作为福利经济学家对干预的重视及对平等观念的强调，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的结论中总结指出：“通过全书，我阐述了两个反复提到的主题：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而且市场需要受到约束。”[37][11]这一总结性的观点集中体现了他的平等与效率协调的主张。奥肯关于平等与效率的主张，对20世纪后期对西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1][1] 斯坦利L·布鲁著：《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2][2] 亚当·斯密著：《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60-361页。
[3][3] 边 沁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8-59页。
[4][4] 斯坦利·杰文斯著：《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页。
[5][5] 斯坦利·杰文斯著：《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1页。
[6][6] 斯坦利·杰文斯著：《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61页。
[7][7] 斯坦利·杰文斯著：《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3-66页。
[8][8] 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2983年版，第112-113页。
[9][9] 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2983年版，第15-16页。
[10][10] 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2983年版，第20页。
[11][11] 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2983年版，第142页。
[12][12] 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2983年版，第146页。
[13][13] 庇 古著：《福利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页。
[14][14] 庇 古著：《福利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17页。
[15][15] 庇 古著：《福利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5页。
[16][16] 庇 古著：《福利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8页。
[17][17] 庇 古著：《福利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1页。
[18][18] 庇 古著：《福利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6-147页。
[19][1] 斯坦利L·布鲁著：《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
[20][2] 斯坦利L·布鲁著：《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21][3] 厉以宁等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5页。
[22][4] 斯坦利L·布鲁著：《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293页。
[23][5] 李特尔著：《福利经济学评述》，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4-119页。
[24][6] 厉以宁等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2页。
[25][7] 厉以宁等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3页。
[26][8] 厉以宁等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3页。
[27][1] 厉以宁等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5页。
[28][2] 厉以宁等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6页。
[29][3] 厉以宁等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7页。
[30][4] 厉以宁等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8页。
[31][5] 厉以宁等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0-232页。
[32][6] 厉以宁等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3-236页。
[33][7] 厉以宁等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6-237页。
[34][8] 奥 肯著：《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7页。
[35][9] 奥 肯著：《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36][10] 奥 肯著：《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37][11] 奥 肯著：《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